主题：【文摘】抗日战争正面战场若干战役略评 -- 司马水镜

（一）

　国军在中日战争中的表现，应分两个层面来看：就整体而言，国军坚持正面战场的抗敌，给日军以大量的杀伤，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即使是在后期，国军因抗战意志衰退而导致丧师失地，但仍然是在反法西斯抗战的阵营中。对这一点，应该给予充分的 估计。但是，从另一层面来说，在抗日战争历次战 役战斗中，国军无论从战略指导、战役部署、战术 水平乃至抗敌意志，都不无可以检讨的地方。单以国军丧师失地而抹杀其坚持抗战的功绩，或单以国 军坚持正面抗战而否定其在抗战思想及军事上存在 的种种错误，都未必妥当。事实上，大陆方面近年来无论在学术研究还是文学艺术作品中对正面战场的国军抗战大都持肯定态度。认为大陆的网友只知道共产党抗战的情况而对国民党抗战一无所知，那 是一种误解。

共产党方面对国民党在抗战中表现的批评，大部分还是有道理的。比如蒋介石对日本军阀的妥协退让，连台湾的战史学家也是承认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了。张秉均在《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抗日战役述评》中说：“我总统蒋公，高 瞻远瞩，洞悉世局，认识共*乃最危险之敌人，亦自由世界之公敌。对于日本军阀之狂妄暴行，则曲 予容忍，即在战后犹惠然以德报怨。虽属基督精神 ，抑亦国家战略上卓越之决策。至于共*及其同路人横加诬蔑，又何足怪？”这里“先总统蒋公”对 日本军阀的“暴行”，先出以“曲予容忍”，后更是“惠然以德报怨”，又怎能怪他人“横加诬蔑” 呢？。在某些台湾史学论文中也不得不承认：“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可以说打得太早，半个世纪 前的民心则认为打得太迟了！这一口气是百年的屈 辱逼出来的，中共的宣传没有这么大的威力，张学 良的"兵谏"也没有这么大的效果。”（《抗战胜利 的代价――抗战胜利四十周年学术论文》，许倬云 、丘宏达主编，联合报社出版。“代序”--许倬云）。

　　对国军武汉战役后（有的台湾论者认为应是‘冬季 战役’之后）抗战意志的衰退，也为较客观的历史 研究者所认同，如有人认为，“总而言之，一九三九年‘冬季攻势’在抗战过程中实可视为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政府领袖对抗战前途持乐观态度， 对国军作战力亦趋向高估，认为日本蕞尔小国终必 无法应付长期作战所需的兵源及财源。因此，只要 我国积极迎战及求战，必可使日本放弃侵华的野心。唯在‘冬季攻势’失败后，政府对战局渐趋悲观 ，不独承认敌人的潜力充足，同时也看出本身在军 事上的重大弱点，遂认为中国除非能获得巨额美援 ，否则将无法取得战场上的胜利。此种心理转变对 抗战后半期我国的政策及战略均产生了相当影响。 ”，“故在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间，日军虽先后在华北及苏北发动了规模颇大的“治安”、“清乡”等战争（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华 北治安战”，东京，1971年），然对国府所控各省 则仅采取骚扰战术，……，唯不再大举进犯。”， “时日一久，我军逐渐养成苟安心理，以为只要敌军不来犯，便已达成抗日任务，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在战略上的一大损失”（《抗战胜利的代价――抗战胜利四十周年学术论文》，许倬云、丘宏达主编 ，联合报社出版。“抗战中的军事”――齐锡生） 。结合大陆方面的材料，“国民党军在1939--1940年两年里，共毙俘日军26.32万人，同时付出101.99万人的伤亡，与1937年至1938两年的伤亡人数大体 相等。……从1941年起，国民党军队伤亡人数逐年减少，1941年至1943三年伤亡总数（60余万人）不 及1940年一年67万余人多”（“抗日战争时期的国 民党正面战场”，《历史教学》1986年第七期--刘庭华），也可以看出国民党方面抗战意志的衰退

　　从蒋介石民国三十三年二月十日在第四次南岳军事 会议上的开会训词，也隐约可见其中端倪：“综合 起来，敌人在我国境内不过六个军，而我们用以抗战的有一百廿十个军，以二十个军来对付敌人一个 军，还打不过敌人，还要常常受敌人的打击。这样 一比，我们中国人的精神、能力、人格、地位，真 不知低落到何等地步？……即如现在第六第九两战 区当面的敌人究竟有几个师？大家都知道。我们自己的兵力，何啻敌人的十倍之众？前年长沙之役， 去年夏初鄂西战役，以及最近的常德战役，盟邦人 士表面上赞许我们，说我们军队勇敢善战；其实人 家愈赞许，我们愈觉惭愧！因为敌人只用了三个师 来攻击我们，而我们要三十个师来抵抗；如此，敌 人是以少击众，虽然失败，不为耻辱，我们是以众御寡，就是得了胜利，反觉惭愧。”

　日军占领武汉后，兵少地广，不得不将重点转向已 占领地区的“治安”；而蒋介石对共产党在抗战中 实力的增加也顾忌加深，转采用“限共”、“溶共 ”政策，遂至酿成“皖南事变”之惨局，企图以突然袭击的军事手段解决中共问题。张秉均在《中国 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抗日战役述评（三）》“抗战时期共匪叛乱之研究”一节中的评论：“匪 军叛变时，对我方交通通信，未加破坏，致遭我不意袭击，蒙受重大损失”，对突然袭击这一点也不能否认。而国军为歼灭新四军，竟不惜调动一线兵 力，“我五十二师，此次调动迅速，竟能不受对敌 （日军）守备任务之牵制，彻底集中兵力，出敌意 表，制敌机先，袭击匪军，使敌仓皇应战，遭受各 个击破，达成歼灭战果”。中共为避免两面作战，只好转采取“熬时间”的策略。1941年11月7日所发布《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 》中指出：“在这一新阶段中，战争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战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 方式（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的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武装实力与民众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早 些时候，在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彭德怀的电报 中（41年5月18日电），告诫“目前方针是必须打日 本，但又不能打得太凶，不打则国民党不能谅解，中间派亦会说话，但打得太凶，则有相反危险，日本将转向我们报复，国民党坐收渔利，并将进攻边 区。”抗日实力因互相不能信任而抵消，是至可痛 惜的事。

　我想由“纸上谈兵”的观点来看看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表现，抛砖引玉，或能使感兴趣的网友对此进行更深入些的讨论。

　1.凇沪会战

凇沪会战的意义并不单纯是军事上抗击日军数月之久，以打破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而是在 战略上获得非常成功。当时国民政府考虑华北平原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及大兵团运动，并距日方东北补给基地较近，附近又有冀东等伪组织活动，所以 形势于我不利。如果日军依靠东北为后方，占据华北、西北，然后南下，则情况殊难预料。如我方能借全面开战，引诱日军投入重兵在凇沪间我既设国 防工事前与我争夺，不但能牵制日军在华北行动， 同时还可能使日军触犯列强在华利益引起国际干.. 。这一战略相当高明，并获得完全的成功。日军因 出于意外，战略决策失误，并不得不逐次投入兵力 ，战事迁延至三月之久。占领上海南京后，势成骑 虎，只能夹兵溯长江而上攻击武汉，导致其整个战 略的失败。陈诚在《八年抗战经过概要》中总结认 为：“......（我）以主力毅然使用于凇沪方面，因上海乃我经济重心，中外观瞻所系，故我不惜任何牺牲，予以强韧作战，双方作战重心，乃由华北 移至华中；相持三月以上，使我长江下游工厂物资 ，得以内运，国际观感，为之一新，所获政略上之 成功尤伟。此役强韧之作战，大出敌作战指导预想之外，以战略观点言，敌拥有便利上海洋交通，易 于发挥陆海空联合之威力，我则后方交通未辟，集中迟缓，本难发挥优势，而欲与敌在上海阵地战， 似非得计；然就全国地形言，如当时在黄河流域与 敌作战，殊不若在长江流域，利用湖沼山地，较为 有利也。由此战役演成之结果，使敌被我诱引，不得不逐次被动增援，而形成上海敌我主力三个月之激战，使在华之敌军，不能任意行动，造成华北有利之形势，尤其使山西之我军，有准备之余裕，结 果在山西之敌军，始终不能越黄河一步，此实为我 战略上最大之成功”、“凇沪会战后，敌乘势迫南京，并以一部迂回芜湖，我为改变不利态势，乃以 离心退却，诱敌北上，至三月间，演成徐州会战， 敌以南北夹击之姿态，被我由合肥方面之威胁，阻 止南路敌之暴进，乃对北路之敌造成台儿庄大捷。 其后，敌图遮断陇海路，经力图挽回，掩护大军撤退，旋敌被阻于河讯，乃改变其作战轴线，转由长江两岸溯攻武汉，复鏖战五月之久，使我争取有利 时间，而转入第二期作战。”

　　但此役在战役指挥和战术水平方面，缺点也很多。 有些缺点因初次与日军交手故，为不可避免，而有 些缺点却是主事者不知兵所至。所谓不可避免者，如“张治中等于凇沪之战备及作战指导，偏重街市 攻击及防御工事之构筑。未以敌舰船为主目标，预 行准备。违反两栖作战之原则”（张秉均编著，《 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抗日战役述评》，（台）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对于街市阵地之攻击，既未实施攻击准备炮击，又无足够的随伴 炮兵及战车支援，竟以步兵强袭敌坚固房屋工事。 欲速不达，殊堪惋惜”（同上），以及由于平时训 练差，同样的武器命中率远不及日军（见《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而所谓因主事者不知兵所至者，如蒋介石部署张治中之第九集团军三师与夏楚中之九十八师与日军在失去争夺，沿江仅部署刘和鼎杂牌军和地方保安队，致未日军所乘，在狮子林、川沙和吴淞登陆 ，国军遂不得不由攻势转入防御。台湾战史将责任往张发奎身上一推，谓：“吴淞乃本战场之锁钥重 地。张总司令仅以保安一团附重炮一个连担任守备，实属疏忽。”另如，当敌金山嘴登陆，占领松江一带，国军撤至大场时，“我军已成强弩之末，急待后撤。然委员长意气用事，严申命令，有敢擅自撤退的，军法从事”（《李宗仁回忆录》）。结果 一败涂地，连吴福、锡澄间既设国防工事都来不及 应用，南京也迅速失守。

　　南京在长江湾曲部内，地形上背水，从水上可由江 面用海军封锁和炮击南京，从陆上也可由芜湖截断 我后方交通线，然后以海陆空协同攻击，则南京将处于被立体攻击包围的形势。而当时国军新败之余 . ，根本无力与日军争夺南京。蒋介石幻想调停，坚 持要守南京，“固不知彼，连自己也茫然得很”（《李宗仁回忆录》），结果徒招损失，并未能争取多少时间。白崇禧借替唐生智说公道话而婉转批评：“南京失守后，曾有人纷纷指责唐氏，平心而论 . ，以残缺疲敝之师是不能与优势战胜之敌相抗的。 唐之错误在于事前未能知己知彼，谨慎考虑，详细 计划，贸然承担守城重任，虽勇气可嘉，终不免受全国舆论之指责，则殊为不值矣。”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若干战役略评（二）

　　2.忻口会战

阎锡山部署重兵于娘子关沿太行山经雁门关至偏关一线，是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这和蒋介石手下陈诚等的意见不一致。陈诚于7月 23日曾将战地参谋长毛侃的意见转给军政部 ，不同意阎锡山的部署，主张在察绥方面配 置强大机动兵力，在开战前恢复察北，占领南口、独石口、张北之线。8月20日，大本营颁发作战指导方针，规定第二战区：“应以 南口为旋回之轴，以万全、张北、康保等地 方为外翼，......则平津方面之敌，决不敢 轻易南下”。不过，张家口、南口均很快失陷，山西战事遂演成以保卫太原为核心的防御战。

国民党方面的战史著作，至今不承认八路军 在太原会战中所起的作用。不仅根本否认林 彪部在平型关所取得的胜利，而且指责“刘 伯承部第三八四旅陈赓擅自闪开正面，南避太行山区。致第三军司令部及第二十三集团 军之先头旅遭敌袭击，后续部队未及集中， 被敌逐次击破，影响战局甚大”（《中国现 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抗日战役述评》，张秉均编著，（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 印）。八路军是否承担正面作战任务，以及 115、129、120师战绩如何，我不想一一重复 ，大陆战史书上都有。只看当时国民党方面 的评价就可以了：

　　10月17日，何柱国致电蒋介石，报告八路军 战绩：“窃以晋北方面中路突入之敌已受挫 折，我林师在广灵、灵邱、平型关、沙河镇 等处将敌背后截断，宁武、朔县岱县及其以 北地区有贺师之宋支队及职军屡次迂回截击 ，敌人已感恐慌。”何应钦在1938年3月对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中也承认：“第八路军在敌后方游击，亦迭与敌以重创”。白崇禧在其口述回忆中，一方面对八路军、新 四军的敌后抗战持否定态度，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自毁立场地承认：“再者，又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作法，殊不知于敌后 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 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砺 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

　　3.徐州会战

日军占领南京之后，并未以全力对向浙皖境 内撤退的国军实施追击，而是调头进攻津浦 线，其目的在清除南北两路侧翼之威胁，保障下一步作战行动的自由及占领区的安全。 从军事理论角度来看，这一选择完全正确。

但在实施过程中，日军南北两路配合极差，先是以南路主攻，北路助攻，结果南路受阻于淮河，又改成北路主攻，结果造成华北方 面军孤军南下的态势，受挫于台儿庄。毛泽 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日军）津浦 南段打小蚌埠时，北段不动；北段打台儿庄时，南段不动”。日军华北、华中双方指挥系统不统一的毛病暴露无疑。

日军在同一路的两支部队之间也缺乏相应的 配合。第五师团受挫于临沂，始终无法与第十师团会合，而第十师团不顾一切孤军深入（先是韩复渠不听命令，擅自撤退，但却给第十师团以错觉，以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 但韩被杀后，第三集团军抵抗转为激烈，第 十师团却视而不见），完全是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的架势。无论从行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犯了兵家大忌。

　　汤恩伯兵团逡巡犹豫，不敢果断侧击及迂回包围濑谷支队，几乎丧失了战机。李宗仁在对此极为不满（见《李宗仁回忆录》）。最后在蒋介石4月5日“该军团居敌侧背，态势尤为有利，攻击竟不奏效，其将何以自解？ ”的催促下，汤兵团方加入战斗。

台儿庄大捷后，蒋介石主张抓紧时机，追击 日军，并造成有利的决战态势（蒋的顾问法肯豪森也力主追击），故调动大军，麋集徐 州。日军“由各战场抽集十师以上兵力，以 争取徐州会战之优势”（《中国现代历次重 要战役之研究--抗日战役述评》，张秉均编 著，（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如非国军在李宗仁等指挥下，未冒险与敌决战. ，而跳出日军的包围，后果不堪设想。台湾 战史也认为“（日军）南北对进，指向黄口 ，妄图一举围歼我军于徐州。顾其南面之兵力不足，而且进路迂远，我军遂由其背后安全突围。显见其滥用间接路线，违反简单、迅速之原则。假如由津浦路及以东，南北对 进，则距离较短，地形更平，迅速形成包围 ，我军将无退避之余裕。”（同上）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若干战役略评（三）

　　4. 武汉会战

日军一零六师团在南浔线及瑞武公路一带遭遇薛岳部顽强抵抗，损失惨重，苦战月余，前进缓慢，最后靠施放毒气才占领隘口。从日军的 角度看，战术上颇有可取之处：以一部袭取麒 麟峰，牵制国军，集中主力沿瑞武公路突破覆 盆山，进出隘路，逐次击退国军抵抗，符合隘 路战战术。但国军若非在战役指挥上存在一些 失误，本来可予日军更沉重的打击。张秉均在《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抗日战役述 评》中认为，“覆盆山之战，道岩隘、梅山、 覆盆山乃至桃花尖之线阵地，各山北坡急峻， 断崖颇多，而且敌人登山后及进出隘路时，步炮兵协同困难，乃我军最有利之战场。当时我 军配备于瑞武公路两侧之兵力不足，致覆盆山 要点一再失陷，纵敌进出隘路，战局逆转，殊 堪惋惜。第九十一、第一四二师远向小坳、火 炎坳进攻，对于顽强之日军，不易奏功，实不如用于覆盆山南侧，乘敌进出隘路而歼灭之为有利”。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

　　日军一零六师团以轻敌姿态深入万家岭西北， 企图包围我左翼守军，结果国军集中兵力，尤其是将叶肇之六十六军加入战斗后，终于获得 外线作战之优势，造成“万家岭大捷”，重挫 日军。此役破灭了日军突破南浔线的企图，达 成了战役上的目的。不过，以数倍于敌并将敌 严密包围的情况下，结果“我集中围攻未将该敌悉数歼灭，至为痛惜”（薛岳1938年10月12日致蒋介石电），可以看出国军在训练及战术 上的不足。

江北日军兵分四路包抄武汉，李宗仁的意图是 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先在太湖、宿松、黄山、. 广济间狭隘地带将溯江西进之敌，聚而歼之，然后转移兵力，各个击破。但实际操作中五战 区仍然是分兵堵击，节节抵抗，陷入逐次使用 兵力的困境。李病假后，白崇禧在广济间狭隘 地带设伏诱歼了日军（包括辎重部队）3000余. 人，是为五战区歼敌最多的一次战斗。由于兵 力没有厚集，不能予第六师团以致命打击，所 以无法改变整个局面，而最后田家镇要塞不保 ，武汉也不得不弃守。张秉均在《中国现代历 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抗日战役述评》中认为，“田家镇要塞战直前应以力保要塞为主眼，第四兵团应变更部署，集中主力与第二军协力围 攻敌第六师，以达战略持久之目的；乃竟以主 力反攻据点，被敌牵制反消耗，尤以调第二十 六军北攻松阳桥，陷要塞于孤立；第二军初战 又使第九师与第五十七师重叠配备，未能发挥统合战力，遂被敌各个击破，殊堪惋惜”。

　　此役中央军的表现极差。负责信阳至罗山一线 守卫的蒋系十七军团长兼第一军军长胡宗南不 仅“没有很好地利用北依淮河、南靠大别山的有利地形作战，各军师实行专守防御，没有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作战非常被动”，而且“只 保全自己的部队（第一军），把友军作为牺牲 品”，“没有指挥道德”（《抗战中的武汉》 ）。李宗仁命胡宗南部坚守桐柏山平静关，掩护鄂东大军西撤，而胡宗南却退守南阳，致使. 信阳失守。李宗仁上报军事委员会，要求严办 胡，结果不了了之（见《李宗仁回忆录》。胡 宗南以第一师起家，中原大战时打得冯手下悍 将孙良诚闻第一师而色变，内战时河口镇一战 也曾重创红军第十、十二师，战斗力是不弱的。抗战开始时也比较积极，徐州会战时一战区围歼进攻兰考的土肥原部，胡部打得算不错的 . ，只是黄杰没有能及时切断敌归路）。五战区 命令汤恩伯之第三十一集团军埋伏桐柏山南麓 ，为总攻击部队，汤也拒不奉命，而全军退往舞阳。同样，九战区若非薛岳以“如果沙河镇部队撤不下来，你要负全部责任，你如果再向 后退，我就杀了你，我杀了你，委员长杀我” 严厉斥责俞济时，则七十四军也不会为掩护其 它部队出力（七十四军由王耀武接任后，在赣 北、长沙会战都打得很好，可见也不是战斗力 的问题）。

　　5. 南昌会战

会战前，敌我力量对比，前线兵力，敌方为3个师团，我方为39个师；后方屯积兵力，敌方为1个师团，我方为15个师。再就敌我态势而言， 敌军战线两翼突出，中央凹陷，我方两翼收缩 . ，中央凸起；敌在两翼保持攻势，我在中央处 于有利态势。还有地利一条：这一地区的地理形势恰似一架房盖，九岭、幕阜两山状如脊檩. ，为我方占据，鄱阳、洞庭两湖畔形同房檐， 乃敌前进通路；我处房顶，敌处廊檐。总之从 以上三个方面看，力量对比，我优敌劣，态势 、地利两个条件亦都利于我不利于敌。敌从两翼任一方面进攻，我方都可以居高临下的姿势侧击敌后。在这样的情势下，只要国民党的统 帅机关决心作战，敌军以现有兵力进攻南昌， 绝难得逞。结果却是南昌很快失守，日军达成其战役目的。

鄱阳、洞庭两湖之间地区，是通往我国是中南 、东南的军事要冲，是国民党战场上最敏感的地区，敌人把这一地区视为国民党的政治神经 ，敌我双方都对该地倾注着极大地关注。日军 精锐之师第11军配备在这一地区，国民党的精锐部队亦大部集中在这里。本来国民党第9战区 在这一地带配有3个战役集群和一支战役预备队 . ：以九岭、幕阜山为依托的中央地带4个军8个 师（下称甲集群）；洞庭湖畔6个军15个师（下 称乙集群）；鄱阳湖畔4个军10个师（下称丙集群）；预备部队3个军6个师；共计17个军39个 师，战前态势亦不失有利地位。只要这3个集群建立强固支点，一个攻势防御的战役体系就构 成了。即甲集群设立武宁、修水支点（下称甲支点）；乙集群设立通城、平江支点（下称乙支点）、丙集群设立高安、奉新支点（下称丙支点）。这３个支点构成了两把铁钳，敌军从任一方面进攻都将遭到钳形夹击：如敌从粤汉路进攻，乙支点拦头，甲支点击敌侧背；倘敌 从南浔路来攻，丙支点拦头，甲支点袭敌后路 。这种情形下的南昌战役，就全盘皆活了：敌军在突破我修河阵地后，将在丙支点面前碰壁 ，迫敌于高山（九岭山）、大河（修河）之间 ；这时，甲集群插入德安、九江之间地区：这 样敌之进攻南昌，便演成了我之攻击九江。这种情势一经出现，敌第11军除非急调江北部队别无他途。而江北敌军的调出，我第5军战区则可乘机发动攻势。如此，敌军从外线进攻逆变 为内线防御，我则由内线防御转为外线进攻。 敌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是担心出现这种局面 的。他在1月31日发出的《第11军会战指导策略 》其要领就在于破坏国民党军甲、丙两个集群的战役联系（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第二分册，第114页，第115-117页）。敌军所以得手，完全是国 民党军自己造成的，它的甲、丙两个集群，压 根就未造成这样的支点，并且连战役组织也未形成。

　　南昌战役方向的甲、丙两个集群，没有联系， 没有呼应，没有协同，没有一致行动；各集群 自身也未能组成战线。既没有统一的指挥，也没有一致目标。位于内线作战的丙集群，没有纵深配置，没有战役支点，没有机动部队；只 在修河沿岸设有三道重叠配备的阵地；整个防 线像一只孵化的蛋壳，碰一下就垮。这里的4个 军10个师未能坚持12小时；位于外线地位的甲 集群，处于互不联系状态，没有形成集团战斗力，且没有确定的战役方向，这里的4个军8个 师，置于无用。而位于钳制方向的乙集群7个军 15个师，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还有，鄱阳湖 东岸第3战区的11个师，则隔岸观火，不作配合 。总观全局，国民党在南昌战役中，配合方向 的部队不配合；钳制方向的部队不牵制；主要方向的外线部队不出击，内线部队又仓皇撤退 （以上据《中日血战三部曲》）。

张秉均在《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抗日战役述评（续）》中认为：“第十九集团军 .之敌情判断错误，竟将其主力（第七十九军两 师，第三十二军三师）配置于缭河东方铁路线 附近，距敌之主渡河点-永修方面-过远，不能 适时参加主力战。而且作战指导要领不明确， 究在河畔或后方某一预备阵地与敌决战，无坚定之决心与充分之准备，遂陷于追随敌人，仓皇应战之窘境。而且第七十九军与第四十九军 之作战地境与修水防线斜交，遂演成背赣江作 战之不利态势。尤以该两军各以一师为第一线 ，各占领十五公里以上之正面，两军主力均远 在后方一日行程以上，违反当时以军为战略单 位，军长应直接指挥战斗之精神（当时编制军 之实力远不及敌一师，师之实力不及操典上之 一团），致未能发挥综合战力形成有组织之战斗”。这也部分反映了国军在南昌战役中决心不定，指挥混乱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