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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也来说说“彭帅.庐山.为民请命”。 -- 十八亩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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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彭总当是为民请命

兄弟以为,彭总当然应该是为民请命.那些话,是他回湖南老家,老乡跟他说的,也是他亲眼所见.把这些话拿到中央全会上去说,不是为民请命是什么?

问题似乎不在于彭总是否为民请命.而在于为何要打倒"为民请命"的?

(插一句,在庐山会议上为民请命的不只彭老总一人,如果不算那几大“秀才”,还有一位张闻天。而且,张闻天还是在彭德怀“出事”之后,将自己的万言书在小组会上发布的,更为可贵。但是,此举恐怕也更促成了毛的决心。)

难道毛泽东不代表人民了,不想人民过好日子了?

还是领导者犯了糊涂?

要不就是----上太忍?

再不就是体制问题?

好像都不是.

据毛泽东的卫士说,在全会上发表那篇著名的讲话前的晚上,他一夜都没睡,在院子里抽烟,第二天早晨,满地都是烟头.

兄弟以为,他那是在做一个权衡和判断.

忘记谁说过的:做决策的时候是最痛苦的时候.

兄弟还要补一句:也是最孤独的时候.

兄弟可以很肯定地说,那天晚上毛泽东所思考的问题,是绝对不能跟别人商量的.因此,当时他是如何考虑的,后人肯定也只能猜测了.

所以,兄弟也只好猜测一下,一人之言,不足为据.

他当时想的应该是:我肯定是错了(指大跃进、人民公社等);这种错误属于路线错误;属于路线错误就应该下台;如果我下台中国谁来领导?刘少奇?他能管住彭吗?我下台,中国可能出大问题;我不下台,最多经济上出点问题。

“两害相权取其轻”,结果就不言而喻了。

到后来,彭和张冷静下来,又都主动向中央做检讨。兄弟相信,他们也都是伟人,早晚也会想到这一点的。

兄弟瞎参谋出身,那时候,老参谋经常这样教导我们:虽然是个小参谋,永远要用首长的眼光看问题!

家园 你这里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

彭并不是将毛的错误昭告天下,而是单独给毛上了一封万言书,他的做法是无可指责的,是毛把这信拿到了会议上公开讨论。对事实要有个基本的判定。既是历史,坦荡点才能说服人。

家园 这让我想起日本人质疑是否有南京大屠杀了,

过来之人都知道这是事实,但是确切的数字因为历史模糊的记录无由确知,总有人每过一段时间来质疑这事实的存在。

家园 呵呵,如果没有被老毛整死的彭贺等人,老毛的下场又如何?

如果彭贺等人不舍身闹革命的话,倒也应该是老蒋的座上宾的。

家园 文章可能搞错了一些关键概念

58-59年这两年信阳地区的实际粮产量和上报产量是多少?后者和上交公粮的数量直接相关。

既然说到信阳地区某专员的回忆,我不妨引几段在这里。

http://peacehall.com/forum/lishi/396.shtml

就是这样一个美丽富饶的地区,在50年代末的“大跃进”期间,由于浮夸风,、“共产风”的肆虐,竟然造成了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成为举国震惊的“信阳事件”。

  事件发生时,我任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经历了事件的全过程。虽然时间过去了三十多年,但这一和平时期的血的教训,无时不在我的脑海中翻腾激荡。

。。。

在 1958年夏收中,当时在嵖岈山人民公社坐阵的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将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浮夸成3200多斤。随之,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亩产小麦 7320斤的更大浮夸典型。他们是把多亩产量集中起来谎报的,当时我就不相信。地委书记路宪文跟我说出现如此的高产典型时,我说那是胡说八道,根本不可能。我想一亩晒场能晒多少,怎么会一亩产几午斤小麦呢。于是地委就派副秘书长王秉林到西平县实地调查,回来说是真的。然后我亲自到现场察看,证明并不真实。就在这时,继《河南日报》之后,《人民日报》也大登特登亩产几千斤的消息,还发了号外,从此以后,谁要说是假的就挨批斗,全区为此挨批斗的人大约有 12000多人次。于是浮夸风越刮越大,信阳县有名的鸡公山公社浮夸到亩产万斤水稻,有个别的地方浮夸说亩产几万斤,还出现亩产几十万斤的大典型。不过, 1958年毕竟是大丰收,虽然由于大办钢铁等误了农时,没能及时收割,损失了10%左右的粮食,但群众生活没有出大问题,这年全区完成征购任务16亿斤。。。

到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一百天不下雨,秋粮眼看着大面积歉收或无收。当时地委几个书记分工,我主管农业、政法、财贸三条线。为了让全区各县市领导认识问题的严重性,我在8月初召开了一个各县市有关负责人的会议,让大家实事求是地估计秋收形势,认识灾情,及早采取措施如多种蔬菜等,将灾荒消灭在春节之前。但这个会议事先未经地委讨论,有些人就有了看法。不久,省委要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彭德怀)的会议,地委让各县报秋收预产。地委办公室汇总后,召开常委会讨论。当时地委9个常委中,8个人认为1959年农业生产比1958年丰收,是特大丰收年,因为根据各县市预报的粮食产量是72亿斤,而1958年不过56亿斤。我在会上谈了和大家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今秋是个大歉收年,全区总产大概就 30多亿斤,最多超不过40亿斤(后来证实只有20多亿斤,我说的也多了)。 。。。

扩大会议后,我回到地区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省委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我们地区又完成了16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群众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很多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煮红薯叶、野菜充饥。干部发现后把他们的锅给砸了,群众就外出逃荒。地委认为这是破坏“大跃进”,就让各县市在各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当时地委不仅没有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认为是有人将粮食瞒藏起来了,于是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 。。

总共才收了20多亿斤粮食,交掉16亿斤,你还指望老百姓不挨饿?

家园 这究竟是毛还是彭的问题呢

彭后来自己说的:

我7 月14 日给主席写信的目的,就是为了尽早地纠正当时存在的那些问题,也正是为了维护总路线、大跃进和巩固人民公社,并没有什么‘阴谋篡党’、‘反对毛泽东同志’的目的。那封信,只概括地提出了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并没有论述那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同时我也论述不出许多的原因。我想,横直是写给主席自己作参考的信,他会斟酌的.

一个政治局委员给主席写了一封私信,就

将事情推到老毛不能容忍的程度
,就被加上种种罪名打倒,这到底该指责谁呢?

家园 呵呵,有人说这么怪彭不懂得变通。

在我看来,这种事情没有固定的标准可言。

周总理懂得变通,委屈求全,为人民为国家谋得更大的利益。

彭老总不懂变通,不懂委屈求全,但他用身家作代价为老百姓说点实话。有这样的人物,何尝不是国家和人民的幸福。

如果不懂上意也能作为罪状的话,那还不如把岳庙铲平了。

家园 您这回贴和原贴有什么关系?

跟错了吗?

家园 该杀的就是那些为了自己升官而不顾下面死活的官员

该杀的就是那些为了自己升官而不顾下面死活的官员

因为老毛也没有那么多精力每个地区都详详细细地了解情况.

当然老毛要负领导责任.但是直接的责任应该是那些人来负的.一个地方的县长,市长,省长,只要有良心的话,应该有可以保住当地的人的.他有很大的权力.不少那种枉顾人命的官在文革的时候被迫害致死,对他们来说,也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家园 没跟错帖

我不过说个大概的 计算model, 具体计算的时候还会把其他因素加到 [meow] 于:2006-05-08 09:11:21

这个model里面去,不同的model, 出来的数据也会有高低, 所以才有不同的说法, 有说死3000万的, 也有说死5000万的。

“也有说死5000万的。”??

看不出问题?台湾同胞在搞统战。

家园 这其中的微妙、辛酸及其造成的恶果实在可以用罄竹难书来形容,不管

写多长的篇幅都不为过,是某人“完全错误”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园 看不出来

那几年到底死了多少人,这个在学术上好像也还是个争论,我更愿意相信meow网友说的是学术上的问题,而不是什么台湾统战手段。

家园 赞同萨兄意见,孔兄好像

陷入了汪东兴、权延赤的怪圈,为尊者讳也不能罔顾史实啊!

家园 看不出来,我告诉你也不晚

[meow]这个是蓝营的人,被别的网友从别的网站追过来的。如果你没有看以前的帖,不知道,没关系。我们看这个帖本身。

“这个model里面去,不同的model, 出来的数据也会有高低, 所以才有不同的说法,”到这里还可以说是学术问题。

接下来“有说死3000万的, 也有说死5000万的。”这就是台湾同胞在诱导了。

有没有数量概念?“3000万”一般就是控诉人祸能想象到的最大数量了。这是在不考虑饥荒使得出生率下降这一因素而能得出的最大数量。

如果有人能说出“5000万”你还能认为它是学术问题,。。。。

家园 学术争论里面3000万也不是最低值

中外学者关于59—61年中国大饥荒死亡人口计算及结论

据中科院的报告:“三年困难时期,因粮食大幅度减产,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足而死亡约1500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生存与发展》第39页,科学出版社,1989。)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说:“1958年—1960年间的大跃进,这场国家的灾难,是直接由毛主席造成的。最后大约2000万到3000万人由于缺乏营养的灾荒而丧生”(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353页)美国人口学家科尔在1984年出版的《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估计我国在1958到1963年超线性死亡(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700万(2680)。原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现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教授在1986年的计算是1700万(1697万)。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对以上两位的数字进行比较研究,他发现科尔多算了约500万,蒋正华少算了约500万。他认为应该是2200万。国防大学学者丛进在《曲折的岁月》一书中的结论是:“据测算,中国的人口1959年是6.72亿人,1960年为6.62亿人,即减少了1000万人,1961年比1959年减少了1300万人。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0‰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丛进:《曲折的岁月》第272页)。学者金辉在1993年在《社会》杂志第四、五期合期上发表的《“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一文,根据国际公认的方法对三年的人口死亡数字进行计算,他的结论是:“1959年至1961年三年灾难中,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低限值也在4000万之巨”。另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廖盖隆在《炎黄春秋》杂志第2000年第3期著文,在“大跃进”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达4000万人之巨。 作家丁抒的《从“大跃进”到大饥荒》一文记载,大跃进导致至少三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饿死的。这个数字超过了中国两千年来非正常死亡人数的总和。

顺便说点我的想法,在我看来,大跃进究竟是饿死1000万人还是3000万人,这个问题可以留给学者争论。但是,对一个国家来讲,不要说饿死1000万人,就是饿死10万人,那也是造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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