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为何、何时、如何“反帝反封建”？－袁伟时 -- 左轮

为何、何时、如何“反帝反封建”？

——答《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

袁伟时

《冰点》3月1日复刊，发表《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2006年3月1日《冰点》，以下简称《反》文），批判拙作《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2006年1月11日《冰点》），拜读以后，留下四个突出印象：一是力求摆脱拙作惹事以来席卷朝野的打棍子、戴帽子的文革遗风，回归学术讨论的常规；其中夹杂一些引起不少读者不满的非学术用语，可以理解为环境和习惯使然，不必苛责。二是史实错误很多。三是论断未能深思熟虑，逻辑混乱。四是集中了半个多世纪为义和团辩护的各种论据。

当前的辩论，实质是坚持还是摒弃左毒之争。作为研究19、20世纪中国史的学人，有责任针对这些观点，提供史实，为拨乱反正略尽绵薄，让广大读者在比较中作出自己的判断。

对“反帝反封建”的两种扭曲

家国之恋和喜爱自由，这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感情。同其他国家的国民一样，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是爱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的自由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帝反封建”对多数中国人说来，本来是人之常情，愿意投靠外国反动势力出卖国家利益，或甘心做奴隶、奴才的是极少数。但是，有两个现象极为值得重视：一是有些枭雄、权奸以“爱国”名义欺世盗名，以国家、民族的化身自居——“朕即国家”，掩盖其专制独裁统治和其他倒行逆施。二是20世纪下半叶以降，有些人动辄斥责别人不爱国甚至卖国，为帝国主义或其他反动势力服务。他们以为，只要挥起“爱国”这条大棒，自己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可以压得别人服服帖帖。一大批有志报国的知识分子因此饱受冤屈，甚至家破人亡。

《反》文再次提起“反帝反封建”这个话题，仿佛拙作离开“主题”，否定了“反帝反封建”。因此，我们的讨论必须从什么是反帝反封建这个常识性问题开始（秦统一后是不是封建制度，学术界有不同意见，本文采用中国大陆的习惯说法），以免中国人特别是知识阶层再次沦为棒下冤魂。

首先应该指出，19、20世纪中国的主题，是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建设一个自由、民主、法治、文明、富裕、独立的现代化国家；反帝、反封建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还有其他手段）。这一时期的许多悲剧，都与漠视这一主题息息相关；也只有在这个主题统领下，才能正确理解反帝、反封建的内涵。 “反帝”的内涵是反对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反封建”的本义是让国民从前现代的压迫、束缚中解放出来，得到现代公民应有的各种自由，并相应建立民主、法治的制度予于切实的保障。两者应该密切结合，以免“爱国主义”为别有用心之人所利用。这些本来不易产生歧义，但实际生活中常常出现种种不应有的扭曲，《反》文是体现这些扭曲的新例。

第一种是对内涵的扭曲。

例如：《反》文对1840年以来的中国史有个概括：“前109年是争取国家独立的历史，后56年，是争取国家现代化和富强的历史。”而对前109年（1840－1949）的诠释是“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这样的诠释简单明了，但有两点令人生疑：

一是按照中国大陆的习惯，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政府的执政者，都不是“人民群众”，于是，立即出现一个问题：收回山东权益、治外法权、租界、关税自主权是不是“反帝”——维护国家独立的具体内容？以二百位将军和百万大军的鲜血为代价抗击日本侵略者，算不算“反帝”？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些却是记录在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政府名下的历史，《反》文的概括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

二是“前109年”是不是对“争取国家现代化和富强”无所作为呢？“在1912——1920年间，中国工业的平均年增长率为13.8％”， 1912至1936年间则为9.2％；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每年平均增长率达到8－9％”。用日本著名中国经济史学家的话来说是：“中国已经踏上以工业化为轴心的‘中进资本主义’之路，则是不争的事实。” 这是20世纪上半叶世界经济危机频频发生的环境下取得的；有历史和经济学常识的人应该知道，这是不俗的成绩。

多年来，有些历史书的可信度一再受到质疑，根源就在除“人民群众”的革命造反行动外，统统视而不见！《反》文对反帝反封建的诠释，不是自己发明的；尽管如此，传播左毒的责任是推不掉的。

至于对民主、法治内涵的扭曲，更是俯拾皆是。有的把民主说成是领导者的“作风”。有的只提民主决策的程序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抹煞现代民主的前提和目的是公民的自由。法治及其运作的基础——司法独立则长期被视作资产阶级的谬说。《反》文对这些都是讳莫如深的。

第二种扭曲来自概念和逻辑混乱不清。

要不要反对侵略、维护国家主权（为何）；什么环境下反侵略、维护国家主权（何时）；用什么方法反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如何）；这是三个虽有密切联系，但又有严格区别的问题。以这次引起轩然大波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义和团事件来说，冷静地问一问：为何，何时，如何，本来可以是非立判。现在搅得沸沸扬扬，其中的思想混乱，叹为观止！在网上随意发泄情绪的帖子弄不清三者的区分，他们中有些人也许会随着年龄和知识增长自己反思，不必计较。但对学术文章说来，这是绝对混淆不得的问题。不幸，《反》文却犯了不该犯的概念和逻辑错误。

纠正后一种扭曲需要冷静分析和排除民族主义情绪的干扰。作为长期被侵略的国家，中国民众中有一种弱者心态，在批判侵略者的同时，不愿冷静反思，究竟我们自己有没有做错什幺？如果本国学者敢于揭示本国的错误，那怕是一二百年前的陈年旧事，也会被一些民族主义者痛诋为“汉奸”、“买办”、“卖国贼”。一些外国学者说了这一类话，则是“帝国主义立场未变”！流风所至，甚至有些外国史学家也受这种情绪沾染，努力为中国辩护，而没有认真分析中国的失误。

伟大的国家、勇敢的民族不需要廉价的同情和自我辩解。为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不再受阻，中国人应该坦然面对过去。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都是文明与野蛮并陈。成长为伟大的现代国家和伟大民族的前提，是以坦荡的胸怀，保障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任由人们说古道今，从而扬清涤垢，为长治久安开辟康庄大道。

为避免不必要的纠缠，笔者必须申明：我一贯认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火烧圆明园是侵略者犯下的罪恶。八国联军入侵也是一场侵略战争，而战争过程中他们又犯下抢掠、强奸和屠杀罪行。由于这些是没有争议的事实，本文的篇幅已经超过报刊文章通常的限度，所以不再赘言。

秉着上述精神，以下针对《反》文的责难，清理多年来习非成是的扭曲；由于这类扭曲太多，本文只能就一些主要问题略陈管见。

义和团事件与“反帝反封建”

《反》文指责拙作“否定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主题，最鲜明的是对待义和团反抗八国联军的侵略上”。对义和团事件是肯定还是否定，不过是对一个具体历史事件的认识，扯到“否定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主题”上，这是多年来流行的所谓“上纲上线”的左毒再现。广州有句俗语说得好：“大话怕计数”。一落到实处，大话就原形毕露了。就让我们看看义和团事件和“反帝反封建”的具体关系吧。

请先从“反封建”说起。

（1）义和团是最腐朽的封建统治者的工具。

义和团所以能成为祸国殃民的大灾难，关键是得到慈禧和一批最顽固、腐朽的满汉权贵如庄亲王、端郡王、刚毅、徐桐、毓贤等人的支持和利用。任何政府都有责任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在义和团暴行威胁下，国民和外侨的生命财产朝不保夕，正是这个政权腐朽性的体现。而在这个政权和义和团正式结盟以前，顽固的王公贵族和大臣的支持，是义和团在京津迅速发展的条件之一。

（2）义和团事件展现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

在专制制度下，执掌绝对权力的统治者，或迟或早总要作出危害国计民生的荒谬决定。没有绝对专制的制度，慈禧不可能作出对11国宣战的罪恶决定；敢于提出反对意见的总理衙门大臣袁昶、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等满汉大臣也不可能先后被杀。

（3）义和团的作为与反封建的要求背道而驰。

反封建的核心是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财产自由、人身自由等公民权利。义和团恰恰是践踏这些自由的暴徒。

由此可见，义和团和义和团事件是封建专制的典型，把它与“反封建”联系起来，是对“反封建”的亵渎。

那幺，它的反帝记录又如何？

义和团事件在中国的对外关系史上留下的是：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东北、华北。首都沦陷。6月20日，慈禧下诏宣战，同日开始俄军乘机制造海兰泡血案，接着侵占黑龙江左岸仅存的一块土地——江东六十四屯，共计八千左右的中国人的鲜血染红了黑龙江水！俄国侵略军还赖着不走，埋下后来在东北兴风作浪的祸根。大沽和京津沿线炮台被拆，外国在京津沿线留兵驻守，使馆区也长留外国军队，由他们保卫和管理。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六年半的全国财政收入；连年利 4％在内，则要支付9亿8223万8150两白银。对本来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这无疑是一笔沉重的负担；而羊毛出在羊身上，遭灾的还是老百姓。

一笔令人痛心的丧权辱国的记录！

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辩解：义和团暴行是被迫的

一个流行甚广、颇有迷惑力的说法是：清政府和义和团的行动不管造成什幺恶果，都是帝国主义逼出来的。反抗就是有理！这个前提是经不起反驳的。中外历史都证明，蛮干只能遭灾，改革本国的落后制度为民富国强奠立牢固的制度基础，才是收回丧失了的主权和维护国家独立的可靠保证。

日本1853年被迫打开国门。稍后同列强所订条约中，也有损害日本主权的许多不平等的规定：领事裁判权，类似租界的“居留地”，失去关税自主权，对马岛被沙俄占领……如此等等。但是，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在改革固有的制度和殖产兴业的基础上，国家面貌改变了，通过外交谈判，终于在1899年收回了治外法权，1911年实现了关税自主。

再看看中国的记录。19世纪5次重要的对外战争，每次都以丧权辱国告终。20世纪上半叶经过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后初步的制度变革，1921年11 月至22年2月的华盛顿会议，大体上收回了引发五四爱国运动的山东权益。1925年10月开始的关税特别会议，拟好了关税自主方案；1929年2月1日实现了关税自主。1926年，孙传芳治下的上海，在凇沪商埠总办丁文江努力下，收回了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堂，设立了中国政府管理的上海临时法院……。以上情况表明，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和国家主权的收回，在八年抗战前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签订新约，美英两国政府分别声明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其他国家也先后采取了类似行动，除香港、澳门问题尚待解决外，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国家主权的百年梦想终于实现。

中日两国的历史确凿证明，笼统说反抗有理，不看具体环境和选择正确道路，有时不但不能救国，反而会误国。义和团事件从结果看，误国殃民已洞若观火。但是，有些人却挖空心思为它辩解，这些辩护词可靠吗？

这些辩解都有意无意掩盖了一个基本事实：除了与义和团无关的山东高密人民与德国侵略者因修路引发的斗争外，是义和团主动烧教堂、抢掠、杀害传教士和教民（中国信徒）惹来大祸。总的说来，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的压迫者，但在义和团事件这一具体事件中，帝国主义大体上没有惹我们，而是义和团“杀人放火” 导致外敌入侵。中国人应该有勇气谴责这些暴行，把它视为国耻，掩盖甚至为这些暴行辩护对中国和中国人告别前现代、实现现代化无所助益。

为替义和团开脱罪责，《反》文在两个日期上大做文章。一个是5月31晚各国卫队从天津到达北京。另一个是6月12日所谓“猎取拳民行动”。

《反》文说：“1900年5月31日晚，英、俄、美、法、日、意六国士兵共356名自天津抵达北京。……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在各国公使决定调兵的集会上说过‘这些行动就是瓜分中国的开始’。洋兵入京，不仅在克林德看来是瓜分中国的开始，在拳民看来也是瓜分中国的开始。义和团在北京和各地杀传教士、焚毁教堂、破坏铁路和电线杆以及部分人的抢劫行为，都是在这批外国士兵进京以后发生的。攻打西什库教堂和使馆区也在这以后。”

这些说法经不起考查，有四点不符合或不了解历史实际的错误：

（1）不知道早就弄清了的一个史实：“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在各国公使决定调兵的集会上说过‘这些行动就是瓜分中国的开始’”是误传，克林德根本没有说过那句话。

据英国公使5月27日向本国首相报告：昨天“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宣称：‘他认为中国政府正在土崩瓦解；他不相信以设想他们的稳定为根据的任何行动能够有效。’” 同时，与《反》文说的相反，这次会议恰恰是反对调兵的。的确有些国家的公使把克林德的言论误解为考虑瓜分中国，但德国外交部根据传闻立即严厉批评克林德，克林德回电中明确说明：“他没有发表其他外交官所说的那种言论”。 德国政府当时反对瓜分中国的态度非常明确。

（2）不知道这些卫队入京是经过中国政府批准，并且是沿用多次的惯例。

当时在中国海关任职的马士，在其被学术界视为权威著作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写道：从1860年列强在中国设使馆开始，“每一个使馆都设有卫队……但是日久以后，这个卫队减到仅足以作为仪仗队的数目。后来，在危机来临的时候，就从几个舰队中派遣海军陆战队去担任冬季保护的特殊任务，因为这时北京由于天津港口结冰而与外界隔绝；在1894年和1898年年底都这样做了，每次派遣的卫队都在三月间撤回。” 1900年5月28日，鉴于局势危急，各国使馆提出增调卫队，中国政府先是拒绝，不久就批准了。31日，英国公使向首相报告：“如果像上次（1898年戊戌政变后）那样，每个使馆的卫队人数不超过30名，总理衙门已表示同意卫队前来北京。”

因此，尽管这些卫队人数超过清政府的规定，但自卫的性质没有改变。这是旧特权的应用，不是新的侵略行为。看看当时的实际情况，事情就更清楚了。

首先，清政府当时已经无法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也不能保障外国使馆的安全和正常工作。

5月21日，“使节们普遍反对调遣卫队前来北京”。直到28日，外侨和中国教徒的生命、财产所受威胁越来越严重，他们才改变态度。事后有关人士和中外史家对调派卫队进京是否明智有所怀疑。但是，全面研究史料，可以肯定在义和团事件开始之初，列强事先并无武装入侵的打算，他们是被动应付的。同时，当时不但气氛很恐怖，攻击外国人和中国教徒的行动已经开始，而且清政府已经陷入不能保护外侨和本国公民生命、财产的状态。教案几乎年年有，1900年惹来弥天大祸，是义和团犯罪而清政府不能妥善处理引起的。

其次，对当时社会的自卫行动要有全面的了解。

清帝国的政权设置只到县一级，县以下试行建立民主自治组织和维持社会秩序的警察制度，除了戊戌变法时湖南曾经试行很快就被扼杀外，都是义和团事件后清政府实行新政改革的业绩。因此，民间自卫是当时常见现象（现在仍然不难见到不少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民居有“炮楼”、“碉楼”）；教堂、教民自卫也被清政府默许。

1900年1月，在山东巡抚任上的袁世凯向朝廷报告：“秋冬来，济东各属，焚劫大小教堂十处，抢掠教民三百二十八家。掳害教民二十三名……诸官吏不能辞其责也。适有不逞之徒，乘间滋事……辙诳诱乡愚，勾引报复，焚毁教堂，劫掠教民。继因各处著名教堂……皆设备固守，屡攻弗克，转遭杀伤。益复四出抢掳，波及良善……该匪等虽托名仇教，而观其举动，实只在于纠众劫财。”“当以西人护身枪支，每人不过一二杆……韩庄、白云峪教堂均有快枪多杆，上月迭经匪徒纠众四五百人扑攻，均被击伤多名，溃败纷逃……查洋人在内地，私储军火多件，向为约章所不许。当此匪徒滋扰之时，暂未便认真查禁”。

1900年4月，义和团进攻保定附近的姜家庄，“该拳匪共有二千余人……庄中教民逆知该匪等必来滋扰，早预备军械以待，该匪于晨刻即往攻打，彼此争持直至下午三点钟，方停止。”

历史论断必须考虑社会环境，有些论着对使馆召集卫队作过度的解读，定性为侵略军，甚至发挥想象力，说他们可能进攻紫禁城，“对皇宫构成威胁”，而没有提供可靠佐证，未免失之轻率。

至于6月10日出发的西摩尔联军，作为增强救护力量的措施，最后也是得到清政府同意的。当时奉命与驻天津法国总领事商谈的直隶总督裕禄向清政府报告：“该总领事以各国各使催兵甚急……其二次进京之兵（指西摩尔联军），虽仍以保护使馆为言，中露保护眷属出京之意。如果中国官兵能任认真保护之责，朝廷有切实谕旨，则续进京之兵可从缓议……查洋人在京，照约本应保护。现在谣言四起，其惊恐亦系实情。所请降旨保护，在彼固非意外之求，在我亦舍此别无办法。” 这表明清政府承认西摩尔联军目的是保护外交使馆。其次，清政府确实一再劝阻公使们不要增派军队，但最终还是表示：“中国政府将放弃它对援军前来使馆的反对意见。” 运送他们进京的火车，也是中国政府拨给的。

正如清政府所认定的，各国军队6月17日强占大沽炮台才是侵略战争的开始。

（3）不知道或故意掩盖义和团杀人、放火、抢掠和威吓不是从5月31日卫队进京后开始的。

《反》文说：“义和团在北京和各地杀传教士、焚毁教堂、破坏铁路和电线杆以及部分人的抢劫行为，都是在这批外国士兵进京以后发生的。”这与历史事实相差太远。

从1896年义和团运动（包括其前身）兴起之初，杀人、放火、抢掠的记录便不绝如缕。

英国传教士卜克斯是1899年12月30日在山东被杀的。此后，对各地教堂、教民和传教士的攻击、杀戮、抢夺、恐吓连绵不断。

1900年3月，天津已到处有匿名揭帖，威胁于4月2日攻打租界和将“各教堂房屋，悉行拆毁，纵火焚烧”。4月中，“义和团匪潜来京师，凡遇教堂，则遍粘招贴，谓三月杪当与教堂为难云云。” 这些威吓已属犯罪行为，而义和团在“各地”杀人、放火、抢掠的消息也纷至沓来。例如，5月12日，在直隶涞水高洛村，“验明被烧华式小教堂七间，及教民房屋共七十五间，暨业经起出尸身五具”。“此次衅端，系属开自拳民。” 5月13日，烧掉直隶定兴县仓巨教民房子80多间，因县令事先通知，教民连夜逃走，没有死伤。 5月18日，“烧毁固安县之公村教堂，杀害传道者二人。”25日“又焚烧霸州之善来营村，杀毙教民男女十三人。”

5月26日大规模拆毁铁路和焚烧、抢掠已经开始。一个外国记者在日记中写道：“铁路已被摧毁，车站（丰台）被包围，工程师都被围困在他们的房子里……来自涿州的消息非常糟。暴民们用恐怖手段和大屠杀来迫使基督徒放弃信仰，强迫他们烧香拜佛，还把他们家中较漂亮的女孩卖了当妓女。”他亲眼看到“机车的库房正在燃烧……四周蜂拥而来的村民正在抢劫。”

《反》文为了证明义和团烧杀的正当性，说了这么一段话：“据施达格研究，1900年5月29～6月4日，发生在雄县附近义和团与京保铁路洋工程师倭松（Ossent）的冲突，是义和团与武装的欧洲人的第一次冲突，洋人先开枪，义和团从数百人聚集到万人，对洋人加以追击，‘将洋人追击上岸，未知存亡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义和团杀教士、焚毁教堂、铁路等的具体原因。”实际情况如何呢？

5月29日，比利时、意大利等国的铁路工程师及其家属共41人从保定逃往天津，其中有七个妇女和一个小孩。到达天津时，有九人失踪，二十三人受伤。芦汉铁路是中国政府自主建设的重要项目，这些工程师及其家属是受聘参加经济建设的。他们“接到即将发生严重危险的警告后”紧急乘船逃亡，并不是殖民主义的征讨队。要这样的逃亡者主动攻击别人是不可能的。实际情况是：“官方派一队士兵护送他们，但是在五月三十日下午五点钟，军官们用一个小的事故作借口而离开了。在第二天早晨，他们被一群用大刀和长矛……的暴徒攻击，而护送的士兵也参加了攻击；这次攻击被打退了。”于是，他们弃舟登岸，边打边逃，前后历时四天，最后在天津欧洲人的救援下，才到达天津。

类似史料很多，也是涉猎过这段历史的人熟知的。而且正是这些暴行，使公使团从反对召集卫队，变为急忙调他们入京。

（4）不懂得解救和保卫教民是正义行动。

历来的辩护者，都在所谓6月12日开始的“猎取团民行动”大做文章。

6月12日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11、12两日，大批义和团涌入北京，12日起北京全城一片混乱，到处烧教堂、商店、杀教徒、教士和抢掠他们的财产。“自十五（6月11日）以后匪徒以杀教士为名，任意焚劫民庶。” 激于义愤，一些外国人组织抢救队去抢救生命垂危的教徒和传教士（绝大部分是中国人）。“众见礼拜堂被烧，皆怒……有人呼曰‘志愿兵向前’诸人争上，无退缩者……彼拳匪经机关炮之扫击遂退至路边成一排，渐渐逃散……此次无号令，但如平常行路之状，步履甚缓，凡见路旁黑影即开枪击之……忽有一法人失足而跌…… 跳起惊呼，盖其足下卧一中国之妇女，缚以绳索，身已半焦……微微呻吟。彼拳匪真残忍已极，捆此妇人以火烧之，抛至路旁为照路之用”！“有自烧毁处逃避而来者，皆面如白纸，手足战栗，无复人形。有一看门人所遭尤惨，其家人、什物均已无存，其父母、妻子及其亲戚共十三人均被烧死，皆拳匪执刀逼之以投于火。”北京天主教三个主要教堂，除北堂（西什库教堂）外，东堂、西堂都被毁，“有数胡同尸骸遍布，当此六月暑天，臭味难闻……男女老幼之尸堆置一处，有裂成数块者，有身首异处者，有已死者，亦有半死者，尚微微伸动”。从这一天开始，“京师城内两翼地面，城外五里地面，所有教堂及教民住户房产等，焚烧殆尽。教民之被戕者无日无之，弃尸于御河中……常见奉教妇女途行时，遇义和团即跪下，率被拉去斩之。而平民之误杀者亦多”。

历来都有人片面摘引“凡见路旁黑影即开枪击之”，掐头去尾，作为洋鬼子残暴的证据。请良知未泯的中国人静静想一想，我们究竟应该谴责还是赞扬这些抢救队？义和团的这些丧失人性的罪恶行径应不应该曲为辩护？事关判别正义和罪恶，含糊不得！

行文至此，可以顺便弄清西什库教堂是不是侵略据点了。被困在这座教堂中的中外人士共三千多人，有2名军官和41名士兵帮助防守。西方宗教传入中国后的作用颇为复杂，不能笼统说他们是“文化侵略”。明末清初天主教再次传入，带给中国的是文化盛宴。19世纪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既引起文化冲突和对非教徒的欺压，又是当时朝野兴办的各类学校、翻译机构和报刊等新兴事业的主要骨干，是推动中国文化、教育向现代转型的重要力量。43名水兵官兵协助固守西什库教堂，拯救了三千多位中外教徒的生命。此外，在使馆区还有3150位中国人和473名外国人（409个士兵不计在内）避免被杀戮。即使从人道观点看，增调的451名使馆卫队功不可没！他们减少了中国政府和暴民的罪责，善莫大焉！

强词夺理的辩解：义和团不敌视现代文明

《反》文拾人牙慧，宣扬一个奇特的观点：“义和团开始广泛宣传拆毁铁路、电杆，正是在列强以战争胁迫清政府镇压义和团的时候，而采取大规模实际行动，则正是在清政府镇压期间和八国联军战争期间。”以此为根据，断言义和团不敌视现代文明。

有些文章确实引用了一些说破坏铁路、电线是为了作战的史料。但是，没有注意到这些都是记录者的判断或推测，不是当事人自己认定的行为动机。现在争议的是义和团对现代文明的态度，即义和团的思想状态，弄清楚他们自己的认识就非常重要了。

看看义和团的揭帖吧！1900年以前已经广泛流传，被研究者判定为“义和团主要文献”的《神助拳》号召：“烧铁路，拔电杆，海上去翻火轮船。” 1900年4月29日北京西城区的揭帖又声明：“彼等（‘洋鬼子’）在各地传邪教、立电杆、造铁路，不信圣人之教，亵渎天神，其罪恶擢发难数。” 有些为义和团辩护的文章心虚，特地加了一个按语：“口号主要用于震慑洋人，评价时应主要看实际行动。”可是，“立电杆、造铁路”明明是与“传邪教”等并列的五大罪恶中的两个，显然是斗争的目标，而不是战争的手段。当要弄清行动动机的时候，却说口号不作数，这样的辩解太好笑了。

同时，《反》文忽视了，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不但表现在拆铁路、拔电杆，还有其他行为历历可数。

他们冀图消灭一切外来的物质文明：“团中云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盂，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见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洋钱而已。” “凡卖洋货者皆逃闭，否则，团民进入，将货物打碎，然后将房焚毁。住户亦是如此。各街巷抛弃煤油如泼脏水一般，各种煤油灯砸掷无数，家家户户尤恐弃之不及，至贻祸患。” 这些人贪财爱货，当贪欲大发作时，则洋货也会囊括而归。逃难百姓“所有行囊包裹，无论巨细，逐件搜查。稍有金珠银钱洋货之物，尽数扣留。”房屋“凡存有洋货等物，搜抢一空，饱载而归，谓之净宅。” 6月16日，当他们抢占了天津军械所时，“军械所内所存军械，任拳匪随便抢取，洋枪药弹，搬运一空。拳匪本痛恨洋字，至是见洋枪枪刺，明洁悦目，亦遂各持一杆，以为御敌之具，然不谙用法，都成废物”。以有些义和团偶尔用洋枪、坐火车为例，否定他们敌视现代文明，从史学方法说是以偏概全，从史识看则未能看透这些暴徒的愚昧和贪婪的本性。

外来文化更视若寇仇。1900年5月26日京城到处有义和团揭帖：“二十九日（5月27日），将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 尽管馆舍没有烧成，但在他们的威胁下，“馆中学徒遂星散一空”。他们敌视现代教育、文化的心态亦已表露无遗。此外，“凡读洋书之学生，及着瘦小衣服者，皆不敢在街上行走，若令拳匪见之，则指为奸细，挥刀乱刺。” “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罗稷臣星使之弟熙禄，自河南赴津省视家属，有洋书两箱，不忍割爱，途次被匪系于树下，过者辄斫，匪刀极钝，宛转不死，仰天大号，顾以为乐。一仆自言相从多年，主人并非二毛，亦为所杀。”

还应指出：义和团事件是继火烧圆明园后北京文物又一大劫难。“宣武们内城根之大教堂，系前明敕建者。”被义和团暴徒烧毁了。前门“城楼巨大之桷，为缅甸麻栗树所建，六百年前蒙古可汗运至北京者，其干燥如火绒，下面着火，予等尚未及见，而其焰已上透于顶”。一个澳大利亚记者“很伤心地看到翰林院被大火烧毁。”为了“把洋人烧出来”，“这是一场可怕的大火，是骇人听闻的亵渎神圣的罪行……珍贵手稿被扔得遍地都是，有的被烧毁，有的被偷盗；数吨珍本被扔进了池塘里。”

现代文明的核心是对生命的尊重。义和团及其支持者蔑视生命，令人发指。究竟死在他们手上的有多少人，很难算清。据当时的记载：仅北京一地，“城中日焚劫……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

其实，这些史料是研究过义和团事件的学者都知道的。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反》文掩盖史实，强词夺理。

从四件史实看第二次鸦片战争与“反帝反封建”

一场第二次鸦片战争打下来，割地、赔款，丧失了内河航行权。从后果看，是加深列强对中国奴役的蠢行。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时至21世纪，《反》文仍认为这场战争打得有理，并提出四个论点，哓哓辩护。为澄清是非，就让我们一一考察吧。

（1）英国为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必然要寻找借口开战吗？

《反》文说：“西方列强虽然从中国取得了许多特权，但还要取得更多的特权。它们还要求在中国实现鸦片贸易合法化，要求在中国全境通商，要求在北京设立使馆。”这个论断大约没有人会反对。但是，它从而得出结论：“谋求在华的全面经济与政治利益，这是它们的根本利益所在。这个根本利益拿不到手，新的一场侵略战争迟早是要爆发的，问题只在发动战争的时机和借口而已。”这就值得商榷了。

道理非常简单，列强要谋求自己在华利益，可以用和平手段，也可用战争手段。历史拒绝宿命论，只要应对得当，战争未必爆发。政治家的作用，就是在一定条件下，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外国如此，中国也不例外。有些情况下，是官员无能或愚昧带来国家灾难。不好好反省，从中找出经验教训，为后人提供鉴戒，却归结为历史必然，这是不负责任的搪塞，为高明的历史学家所不取。

是不是谋求鸦片贸易合法化，“新的一场战争迟早是要爆发的呢？”历史进程有很多偶然性，从而为人们的选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侈言必然并不明智。以这时的鸦片贸易来说，我们应该注意到三个情况：

第一．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并不严重。

鸦片战争以后，鸦片贸易没有受到太大的阻碍。进入五十年代中，与太平天国的战争耗费很大，急需搜括军费，各地迫不及待对鸦片收取厘金。1857年春天，福建甚至为此公开遍贴布告。就在这一年十一月，咸丰皇帝发出“上谕”：收取鸦片税“即或因防剿需费，姑为一时权宜之计，亦不宜张贴告示，骇人听闻”。论者认为：“此谕一出，实际上批准了鸦片税，也标志着清王朝对鸦片的正式解禁。” 在1858年10月13日举行的《海关税则》谈判中，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提出后，中国代表甚至“没有表示反对”。

第二．把鸦片税纳入中英1858年《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1860年批准），从而使鸦片贸易正式合法化后，鸦片进口总的趋势是增加不大。“1840－1894年鸦片进口，包括走私在内，约计388万担”。平均每年约七万担，而六十、七十年代都没有达到平均数，八十年代增加3％，达到年均七万二千担，九十年代又降至五万八千多担。

第三．在英国的政治制度下，要进行一场战争，并不容易。亚罗号事件发生后，英政府冀图扩大战争，就在议会中引发一场风波，导致重新大选，才如愿以偿。

1854年10月英国向清政府提出十八项要求，其中确有修改《通商税则》并准许鸦片进口一项，其余项目大都是保持两国正常交往、贸易正常进行的有关事项。外交是双方利益的博弈。这些要求可以谈判。但是，作为负责外交事务的最高行政官员，叶名琛的惯用办法是拒绝与西方使节见面，对各种要求一律拒绝。就是这种极端愚昧和不负责任的态度激化了双方的矛盾。

其实，第二次鸦片战争有两个关节点，只要其中一个处理好了，战争就不会爆发，或爆发了也不会酿成这幺大的灾难。第一是广州反入城；第二是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还是让我们考察一下有关情况吧。

（2）广州反入城有理吗？

第二次鸦片战争虽说有四个原因（反入城、马赖神父被杀、修约、亚罗号事件），从1842年《南京条约》订立后开始，延续十多年的广州反入城，无疑是一再激化矛盾，直接点燃战火的原因。《反》文说：“其实中国官方在英国的压力下，已经同意英国人可以入城。但是广州城厢内外社团、士绅坚决不同意英国人入城，甚至不惜开战，官方只得以‘民情未协’为由，推迟入城的时间。鸦片战争期间英军的暴行和鸦片战争后多起英人恃强作恶的中外纠纷事件，是造成广州民众仇外情绪的一个基本原因。从历史的角度看，广州民众的仇外情绪当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广州民众反入城斗争当时有其发生的条件。”

其实，广州反入城完全是宗法专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产物。为什么五口通商其他四口都比较顺利，而广州却枝节横生？是不是其他四口人民都不爱国，广州人爱国情怀却超越群侪吗？实际情况并不如此。这一斗争的主要领导人梁廷楠写道：其他口岸夷人“出入城门，士民无敢以为言者……不知职贡诸国，非验贡不得入……惟广东民习见暹罗、越南，必随贡物，乃入筵宴，易冠服而出，英夷无之，以为中外大防，正系于此。” 也就是说，英夷不是来朝贡的，不够格进入广州城！他们是在维护封建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和国家尊严毫无关系。

不但如此，反入城完全是在封建统治者操纵下进行的。以1849年反入城为例，他们明知“夷人之申请入城也，事则违例（违反朝贡的传统），而成约是循（符合条约）”，仍然与两广总督徐广缙和广东巡抚叶名琛唱双簧，徐、叶大打民意牌，将军、都统等武将则会同士绅组织民众。出面组织的九人中，六人是监院（校长）等现任学官，其余是候补官员。而从皇帝到地方督抚无不坚决支持，事后徐广缙、叶名琛均封爵升官，其余参与的官员和士绅约四百人，一一得到朝廷的封赏。

这些“民意”并非不可解决的。1866年郭嵩焘在广东巡抚任内，因为潮州开埠八年洋人仍然无法依约入城，传令潮州士绅十多人到省城，给他们讲清道理，施加压力，问题便迎刃而解。 广州反入城闹到不可收拾，关键在皇帝和官员的观念太落后了。

官民合作，维护朝贡的威严，直接后果是1858年1月，广州被英法联军攻陷，被占三年，广东巡抚柏贵同占领军合作，出现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傀儡政权。更严重的是，他们挥师北上，攻占大沽，迫使清政府签下割地赔款的《天津条约》。

要反封建，就应把这些封建统治者及其意识形态的固陋祸国如实告诉读者。

（3）大沽事件的责任完全在侵略者一方吗？

《反》文强调：1859年6月25日下午，英法联军“向大沽炮台突然发动进攻。大沽守军进行了坚决回击，激战一昼夜，击沈击毁英法兵船十多只，毙伤英国士兵464人，法军14人，英国舰队司令也受了重伤，不得不狼狈撤走。英法军舰首先向大沽炮台开炮，大沽守军回击，完全是正义的。不容置疑，大沽事件的责任完全在侵略者一方。”

英法联军1858年攻打大沽炮台就再一次坐在侵略者的位置上了；清政府被迫签订的《天津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这些都是应当谴责的；是谁先开炮，有两种说法，很难辨清，也不是特别重要。可是《反》文完全回避的咸丰皇帝和僧格林沁亲王不顾国家安危，早已设下圈套这个重要情节，以及他们这类行动的目的。

为什么1859年交换批准书会节外生枝，闯下京师被占、圆明园被烧，签订更加屈辱的《北京条约》？史学研究已经揭示，不是什幺“反帝”或事关国家利益的那幺严重的问题，而是令人哭笑不得的反对外国公使驻在北京！《天津条约》谈判过程中，“咸丰皇帝指示桂良一争再争，最后不惜于决裂开战，就是为了废置公使驻京等项。”条约订立后“英、法、美等国之所以坚持要在北京互换，是因为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后，在两广总督衙门发现了……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批准文本，对这些重要的文件……由一名地方官保管感到十分惊奇……清朝之所以不愿意在北京互换条约，是因为听说公使们到了北京后要按照西方的惯例、用西方的礼节觐见皇帝、亲递国书！”

从干隆皇帝到咸丰皇帝他们坚持可笑的天朝礼仪、天朝体制是愚昧，《反》文把这些祸国蠢行说成是“反帝”，从客观效果看，是在愚弄读者！

（4）马赖事件没有违反程序正义吗？

《反》文振振有词说：“以马赖案子为例，马赖违法传教在先，而且在传教地区作恶多端，地方官员未能把违法的马赖解送领事而加以处死，违法在后。按照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原则，为什幺不是马赖或者法国首先理亏呢？”

稍为了解一点法学常识的人都知道，马赖是不是该死是实质正义问题，而要不要依照条约将马赖“解送近口法兰西领事官”才是程序正义问题。

再看看当时的有关案例吧。1854年“4月，法国教士孟振生在直隶安肃县被捕，11月，孟被押往江苏。” 这样按照条约的规定办理，没有惹来任何麻烦，也没有损害国家利益。其他话就不用多说了。

铭记两条惨痛的教训

笔者的一篇文章，引起一场风波，无非是今日中国学术文化状况的一个侧影。谁是谁非，同一切学术问题一样，只能由时间和读者作出自己判断。作为当事人之一，还有两句话不能不说：

(1)为了中国的长治久安，必须清算暴民专制的传统。

19、20世纪中国有在冠冕堂皇的口号下肆意进行暴力活动的传统。从义和团到文化革命，打着“扶清灭洋”、“反帝反修”的旗号，干的是残害民众、破坏社会秩序和正常国际关系的的勾当。不清算这些残暴行动及其思想影响，让其继续毒害青少年，法治就无法生根。光是否定文化革命，不彻底批判其渊源——义和团，在适当气候下，那些暴行就会死灰复燃。

(2)为了中国的未来，应该努力维护学术自由。

阶级斗争极端化的奇谈怪论是制造学术灾难的开路先锋。学术、政治、历史、现实本来有严格的边界，把这些边界搞浑，是镇压知识分子的反右派和其他类似灾难的理论根据。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得到保障，这些界线尚且需要划分；在现代化仍是奋斗目标的国家，划分这些界线，为学术留下一线生机，是头脑稍为清醒的党政官员都努力维护的。

此次风波中有一个奇谈怪论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把“奴化影射史学”的帽子往别人头上戴。

什么“奴化”、“一仆三主”之类的谰言，体现了最恶劣的文革遗风，也是这些人品德和学养的体现。而所谓“影射史学”是文化专制主义打人的大棍。姚文元、戚本禹等人已经有过十分拙劣而又残酷的表演。严肃的历史论着的基础是史实，合格的批评首先应该考察它是真是假。所谓“影射”都是带有主观色彩的解读，与历史论着本身根本无关。今日重新挥舞这根大棒，这些人意欲何为？

2006年3月23日星期四

（注释略）

《冰点》复刊，刊登了一篇洋洋万言的文章：《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以下简称《反》文）。拜读以后，有几点感想：

　　第一， 迈向正常轨道的第一步

　　总的看来，《反》文是力求在史学范围内讨论问题的。与一个多月以来的状况不同，《反》文没有乱扣帽子、大打棍子，开始回到讲事实、摆道理的常态。这是值得欢迎的进步。其中还有一些很不恰当的非学术的词句，引起一些读者的反感，我想还是应该用宽容的态度看待这些一时难于自拔的旧的思维习惯。

　　时至今日，中国思想、学说、文化领域里面已经出现了多元并立的局面。对历史和现实事件，各种人会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不同的解读。应该拿出足够的智慧和宽容的心态直面这种多元并存的局面。各方（不单是一方）都要对当前文化发展、学术发展的大局有个清醒的认识:不可能有思想的统一、观点的统一，不可能出现大一统了；面对这个局面，需要回到平等的自由的讨论。

　　否则不管主管愿望如何，很容易回到文革状态。“文革”一开始，在批判彭真的《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时候就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没有什么平等可言的，要实行无产阶级“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4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北京版）。结果是斯文扫地，冤狱遍域中，在不少国家和地区飞速发展的关键时刻，中国大陆却全面大倒退。所以，不愿意回到平等的、自由的讨论就或迟或早会回到文革状态。我想，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之后，愿意回到这个局面的人很少了。

　　今天，知识或者人力资本已经成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前进的首要因素。摧残学术文化，就是戕害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全球化的大潮又一次把各国推到十字路口：能不能营造一个让人的创造力自由发展的制度环境，是决定国家盛衰的关键。让权力成为学术文化是非的判官，必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唯一出路是让学术文化回归自由探索、自由讨论的天地。对多灾多难的中国说来，重要的一条是各方君子均要多考虑国家发展和人民的福祉，扫除各种稀奇古怪的障碍。

　　其中之一是摆脱阶级斗争为纲的陈腐思维。

　　拙作《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讨论19世纪的问题，希望改进历史教学，本来是十分平常的学术讨论，批评的是咸丰皇帝、慈禧太后等颟顸的统治者误国殃民的罪行，怎么扯到攻击社会主义、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上去了？

　　就在前几天，几位自称“左派民族主义者”的人士，大骂《冰点》原主编李大同先生“背后有洋人和民间资本利益集团的主子”；袁伟时则是宣扬“洋奴影射史学”！说话要有根据。你们不懂历史却要大放厥词，往自己脸上擦黑、出丑倒也罢了，人身攻击是极为下流并要承担责任的。请问这些先生：哪一位是李大同先生的本国和外国的主子？你们知道不知道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多少学者、知识分子在“影射史学”的大棒下身亡？所谓“洋奴”、“买办”的罪名又炕害了多少无辜？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反》文值得欢迎之处是开始摆脱混淆学术和政治的糊涂、愚昧的习惯，讲出一番道理，列出一批史料。是对，是错，可以慢慢讨论。如果《冰点》周刊的新任主编有足够的远见和权力，发表批驳《反》文的文章，那就为中国的学术文化发展回归正常的轨道迈开了重要的一步。我为我的祖国馨香祷祝，企盼不要有人为学术文化的发展设置不应有的障碍！

　　第二．怎样反帝反封建？

　　说反帝、反封建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问题，本身没有错。但是应该将涉及的内容具体化。

　　所谓“反帝”就是维护国家的独立。所谓“打倒帝国主义”无非是各个国家取得自己的独立，结束殖民体系。

　　什么是“反封建”？核心一点就是在自己国家里面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制度。“文革”结束后，中国很多老革命和知识分子突然发现，中国的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完成。这就是一心一意夺取政权而没有把制度建设摆到应有高度的恶果。

　　1895年，严复就看到这一条了。他说：“国贵独立，身贵自由”这是“反帝反封建”最好的诠释。

　　我的文章讨论的不但是“反帝反封建”，而且是怎样去“反帝反封建”。《反》文却停留在要不要反帝反封建这样比较低的层次上讨论问题。

　　第三．史料和观点失误举隅

　　历史学家发言的根据是史料和高远的观点。愚意以为《反》文有好些史料和观点也经不起推敲。详细讨论只能待诸异日。随便举几个例子吧。

　　义和团的事件不单是对洋人的抵抗，更大规模的是屠杀本国人民。为什么通篇没有提到屠杀本国人民？这是义和团反文明、反人类的重要罪行。1898年开始义和团（包括其前身）一直屠杀本国人民。屠杀本国人民比杀掉的外国人民多100倍以上。杀掉的外国人有321人。杀掉多少本国人，这个数字一直没有算清，但是最少最少不是100倍而是几百倍的问题。但是这样重要的问题《反》文回避了。

　　又如外国人入广州城问题。《反》文强调是对条约有不同理解。即使按照《反》文说法，条约规定“外国官员可以进入广州城”，但是事实上这一点也做不到。文章虽然口口声声讲反封建，却没有谴责当时广州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和咸丰皇帝怎么“误国”。他们以为“民气可用”，操纵士绅组织民众阻止外国人入城拜会官员、游览、做生意，结果惹下大祸。

　　又如《反》文说：“中国今天向全面小康社会的高速发展，中华民族今天能够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是靠学习西方列强得来的。”

　　改革开放以前为什么国民经济走到崩溃边缘？改革开放以后为什么中国会发展得这么快？是学习东方还是西方的？市场经济是从哪里来的？邓小平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不要纠缠于姓社还是姓资，而是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来考虑国家的发展，《反》文说这样的大话，是不是有违背邓小平思想呢？

第一个，什么叫大国？

　　光是从土地和人民来看，中国老早就是大国了。那个俄罗斯土地也很大。美国原来土地不大，十三个州，三百六十万人。英国原来也不大，是个岛国，人口也不算多。究竟标准在哪里？在我看来，所谓大国，不是以领土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少为标准的，它应该是这么几方面，一个是它的制度，有没有一个自我更新能力很强的制度，这个是最根本的。第二个是当时经济发展水平是不是居于世界的前列。第三个是生活水平，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是不是也是富裕的。第四个，即使是世界上很富裕的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上没有影响，那也很难称为大国。这是今晚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究竟这个大国兴衰的关键在哪里？

　　我认为最好的概括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亚马蒂亚.森，说过的一句话：“扩展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它的主要手段”。这句话十分精辟，将一个国家的兴衰的秘密都说清楚了。

　　刚才我说过，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严复打破了十多年的沉默，写了五篇文章，震动了中国的知识阶层。里面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学习西方那么久，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学，学了三十年，到1894年甲午战争的时候，被中国人素来看不起的小国日本打得落花流水？原因在哪里？他就说了十三个字，“身贵自由，国贵自主”；一个国家的兴衰关键在“自由不自由”。一百年后，亚马蒂亚.森讲的是同样的观点，这就值得我们认真地思考了。

　　我们用世界历史的经验看一看。远的不讲，看一看十七世纪以来三个大国的情况吧。1640年英国革命，这个是一个国家。就在那个时候，1644年满族入主中原，建立了大清帝国。它的版图是一千二百万平方公里，是中国历史上除掉元代以外的最大的。还有一个是俄罗斯，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彼得大帝开始执政，励精图治，一直到十八世纪初，结果将一个国际上影响不大，版图也不是特别大的一个国家，建成一个俄罗斯帝国。这三个国家的兴衰，蕴藏着历史的秘密。

　　先讲没有真正成为大国的两个国家的历史经验。

　　首先讲俄罗斯。彼得大帝励精图治，为什么后来没有成为真正的世界一流国家呢？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彼得大帝建立的是开明专制，他要把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上。俄罗斯十世纪的时候引进东正教，本来教会可以成为一种牵制专制的力量，但是彼得大帝将东正教的权力剥夺了。他把任命牧首??东正教的头的权力拿到自己手上，把东正教变成皇权的侍从，为维护皇权服务的一个机构。于是，在俄罗斯，没有什么力量牵制朝廷，沙皇可以为所欲为。在这样的状况下，国家没有民主，人民没有自由，它兴盛不起来。虽然它的某一些方面很发达，十八世纪就创建了俄罗斯科学院，创建了莫斯科大学，给世界贡献了元素周期表等重大的学术成果，但是没有真正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因为它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无法充分发挥。

　　再回过头来看大清帝国。17、18世纪中国有一个机会，吸收全人类的思想文化。利玛窦1882年到澳门，然后进入内地。1601年到达北京，在北京工作十年，1610年逝世。他在这个阶段带领西方的传教士，在中国传播了很多先进经验，先进的学术文化，包括《几何原本》都翻译了相当大的一个部分。将中国的天文、历算、日历都改革了。但是明末清初的时候，西方学术、文化的传播一再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决抵制，掀起一次又一次风浪。说这些外国人来到中国不怀好心，是想颠覆我们中国的，制造了几次大事件。到了康熙皇帝执政年代，他做出一个决定，所有来到中国的外国人，除掉留下少数所谓技艺人，即有技术的人可以留下来为我皇帝服务以外，其他人统统送出去。而且留在中国的那些人，可以信教，但是不准传教，也不准回国。这样就将中国和世界文化联系的渠道截断了。那个时候，西方的传教士有过一个计划，将六千本西方的著作翻译过来。那些书已经运到北京，但是这个计划中断了。以后康熙的后人信守祖宗立下来的规矩，一直不肯打开国门，就把国家的生机给掐断了。

　　他们以为这样就能保持中国优良传统。其实那个传统就是皇权的专制。

　　中国传统文化应该分作两个部分：一个是非制度性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里面有很多瑰宝。另一部分是制度方面的，基本架构是以三纲为骨干的。整个中华法系就是建立在这个架构基础上。在这样的制度下，个人的自由是受到压制的。压制到怎么个程度呢？一个家庭里面，只要父母、祖父母在，是不准分家的，分家是犯法的，要坐牢的。十九世纪输入中国最大宗的商品，除了鸦片就是纺织品。那些民间的资本要发展，看准这是赚钱的好机会，就要办纺织厂，但是不行。八十年代李鸿章提出来要办纺织厂，就在上海筹办。他就申请朝廷批准，他说我办这个厂要求专利。所谓专利，不是他发明了什么东西，而是说我办了以后，谁也不准再办，卡死了。官僚垄断，经济当然发展不起来。中国为什么穷，为什么经济不发达，不能成为大国，首先由于没有经济自由。

　　那英国呢，它从1215年颁布《大宪章》开始，一直下来就探索实行议会制度，实行法治制度那样一个道路。最初很不完善，但是经过几百年的探索，它慢慢慢慢完善了。同时它有封建制度，那些封建主对国王的权力是牵制的，再加上教会的牵制，所以有什么事，它不能不开会讨论，民主制度就从贵族民主慢慢发展下来，经过几百年的努力，终于到二十世纪变成大众民主。法治制度也是不断地探索，不断完善，后来慢慢上升为一个世界一流国家。

　　不同文化传统带来不同的结果。所以这一条是不能含糊的：大国兴衰关键就在自由不自由。

　　再来看苏联的历史经验。苏联七十一年，表面上很发达，但是最后垮下来了，真相大白于天下，不过是纸老虎！原因很简单，就是它剥夺了老百姓的自由。自由的基础是财产权，在苏联这个财产权是剥夺了的；同时公民的各种自由是需要有政权保证的，需要有法治的保证。苏联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制度。

大清帝国同样没有这样的制度。大清帝国承认私有制，但是他没有从法治方面去保证你这个财产是可以充分利用的，你这个自由可以充分发挥的，不行！不准你办企业，那你这个自由就等于剥夺了一半。其他自由更不用说了，法律也不保障这些自由，就变为官僚说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清代的贪污是非常突出的。这是第二个问题。

　　我想讲的最后一个问题，究竟妨碍中国上升成为一流的大国，世界最发达的一个大国，障碍在哪里？我想有三个障碍：

　　一个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清代为什么会一再出错呢？它不好好去学习西方，学点皮毛。它那个指导思想就是所谓中体西用。就是中国的道德文化是世界最好的，这个不能动。那我们只要学西方的科学技术，整个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什么都不用变。结果呢，完了，不能兴盛。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的“洋务运动”，都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步的。但是日本，它在制度方面学西方，迈出了比较大的步伐。学了西方的教育制度，从小学开始到大学全套搬过来，请外国教师，建立西方式的教育，一下子培养一大批人。中国不行，中国一直拖延到1905年才废除科举，捧着那几本《四书》《五经》在那里拼命念。我不知道现在这些人，要提倡读经有没有认真总结历史经验，那个《四书》《五经》将中国害惨了。那种鼓动民族主义情绪，动不动就说要跟外国对抗，不要学习外国的人，其实是对国家不负责任的。要么就是无知、是愚蠢，要么就是别有用心。这是第一个危险。

　　第二个危险是什么呢？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是什么东西？抽象地讲劳苦大众或平民的利益，空想的利益，常常是利用平民的偏见。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俄鼓吹无产阶级应该掌握一切，工农兵应该掌握政权，一切应该公有。这些思想影响到中国，包括蔡元培在内都高呼劳工神圣。

　　应该关心工农，但是很多所谓关心工农，其实是民粹主义的想法。一些人提出来，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平均的社会，很多人都愿意接受。这个从道德的制高点上说得头头是道，但是按照经济发展来看，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道路。我们要敢于面对现实，一方面要维护低层劳动者的基本福利；另外一方面，要扎扎实实按照市场的法则来发展经济，将农业也变为产业，也变为商品，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够根本摆脱贫困。北京大学一位著名经济学教授周其仁先生，他有一个观点，我认为很值得注意。他说，不要再在资本家和劳动者剥削与被剥削对立关系上去考虑问题，其实人人都有资本，有掌握资金的资本家，也有人力资本家。每个成年人都是人力资本家。你这个人力，究竟值多少钱，要通过市场来检验。提出这个概念，我认为是很值得注意。它鼓励中国人应该提高自己的素质，敢于在自由的市场经济里面表现自己的才能。只有人人都能够表现自己才能，整个经济才有活力，国家才能够发展起来。

　　第三个危险是极端思潮。要反对极端。现在我们所有历史书一讲起辛亥革命前的历史，就有一场革命与改良的大辩论。里面所说的内容，都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是正确的，批判了以梁启超他们为代表的改良派的错误观点。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正确的是那些改良派。比如革命派提出来应该实行土地国有，行吗？有人试过，苏联试过，土地国有，搞集体化，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八百万苏联农民饿死。中国比苏联更彻底，搞人民公社。好了，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下来，多少人饿死呢？各种估计从2000多万到4000、5000万，这个就很极端了。你说是谁正确？新文化运动讲得很清楚，中国应该保障公民的自由，实行民主、宪政，提倡理性。但是国民党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就不赞成这一套。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是它的两个口号。但军阀打倒了，中国还是没有自由。得到的是什么呢？蒋介石国民党的独裁专制；教育方面是党化教育，搞得一塌糊涂。

　　那么一些极端的东西，我们不应该再重复了。光靠革命暴力的手段不解决问题，正确的道路是将目光紧紧盯住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制度。将制度的建设，制度的改造放在首位；而且这个目标是逐步实现的。不能指望一下子就能够达到这些目标，但是，一步一步走过来，就能实现这个目标。年轻人要学会理性地看问题，不要走极端，这个是我的忠告。谢谢大家。

2005年07月05日　世界商业评论

刨去张文的“民族大义”和袁文的“政治正确”不说，就材料运用上，哲学教授的这篇东西有“诗”云：

忽见天上一火链，好像玉皇要抽烟。

如果玉皇不抽烟，为何又是一火链。

他李大同当权时给别人发表反对意见的机会了？更不用说在中国的媒体发表整体上以污蔑、攻击中国为能事的胡说八道了，有本事，上以色列发表关于德国犹太富商在一战时、后大发战争与国难财与德国人仇犹的联系的文章，看看有哪家媒体会登？！

成天就会拿“文革”当挡箭牌，好象他的意见和文革时的观点不一样，别人批评他，就是支持文革了，这种其实才是文革正宗的“扣帽子”、“打棍子”的嫡传作风。

史实就不说，袁伟时还真当自己是历史学教授了，他那点剪刀浆糊的，为洋人千方百计开脱，无视整个历史大背景的东东，如今还能骗得了几个人。

我前几天看到的消息是,袁先生将此文投给青年报,作为对批驳的答复.但报纸说这件事到此为止,他们不会再进行任何讨论.这是宣传部门的鸵鸟政策的必然结果

作者:废话一筐

最近，义和团这段历史公案又成为了媒体热点。事件起因于中山大学74岁的老教授袁伟时先生，发表在1月11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上的一篇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据说，这篇文章导致了《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停刊整顿。显然，这应该是由于文章令有权控制媒体的人不满所致。那么，中国大陆谁有权控制媒体呢？我不在行内，无法回答。

　　３月１日，《XX周刊》复刊，立即登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海鹏的长文，《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以批驳袁老先生的观点，更有团中央信息办的陈立红，在《环球视野》杂志发表文章，《欢迎强盗来家杀人放火？──评袁伟时的历史观与研究方法》，与张海鹏的文章遥相呼应，并呼吁全民痛批袁伟时！

　　事件暂时到此为止，我们还没有看见袁老教授的回应，估计也看不到了。因为在张、陈联手口诛笔伐下，袁教授应该已经被打翻在地，还被踏上了一只脚，永世不能翻身了。张、陈会不会有进一步地行动，比如：动用老虎凳、喷气式等代表“文革”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特殊手段，我也不得而知。如果有，也只好寄希望于袁教授，还没有忘记文革时，红卫兵给他的血雨腥风式的考验，而更希望这些历史的考验，确实提升了袁教授的抗击打能力。

　　老实讲，义和团的事情我不怎么关心，都过去１００多年的事情，有什么好关心的呢？我天天关心自己眼前的柴米油盐酱醋，都搞不赢。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关心那段沉痛的历史。因此，袁教授的大作也好，张、陈二位的檄文也好，我都没有看。

　　没有看的原因还在于：一来是文章太长，考古钩沉，引经据典、咬文嚼字，看起来头痛、不耐烦；二来，我觉得义和团这样的问题，已经完全没有争论的价值。换句话讲，就是说义和团事件，在我自己的心中已经有明确的结论了。有明确结论的事就不需要争论，再争论就是废话一筐了。

　　我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义和团是失败的暴民运动，完全没有什么先进性而言。他是受专制思想奴役的暴民，不自觉地抵制外来先进文化的产物，是一次悲惨的历史事件。

　　我这样的观点，不知道是符合袁教授的观点呢，还是符合张、陈二位的观点呢？或者，与他们的都不符合？但我这样的观点却是有逻辑依据的，我这么坚信我的观点一贯正确的理由是：无论站在什么角度看，这都是一次失败的暴民运动。即，无论是站在左的、右的，还是站在历史的、现实的角度看，结论都依然成立。鉴于已经有很多人从右的方面给出了证明，我今天就主要从左的方面阐述这是一次失败的暴民运动了。

　　首先，义和团是得到过慈禧老佛爷支持的，慈禧是什么人？清朝封建专制社会的总头子，她为什么支持义和团呢？说明她认为义和团对她的专制统治有利。这大家应该没有意见吧？因此，义和团的所谓反封建是假话。

　　有人说，后来义和团也反慈禧啊。这当然不错，但是这是由于慈禧在洋人的压迫下，首先反义和团所致。就是说，义和团的反慈禧是被动的、无奈之举。这也说明义和团本身是盲目的运动。

　　再讲，就算义和团是反帝、反封建的，也不代表他就先进或者进步啊。例如，我反对资本主义，要求实现共产主义；而你也反对资本主义，却要求实现专制封建主义。那么，虽然我们都反对资本主义，但我却是进步的，你却肯定是落后的。你不但比我落后，而且比维护资本主义的那些人还落后。这个逻辑难道不是对的？难道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难道不符合唯物辩证法？

　　显然，义和团就是我前面例子中所说“反对资本主义，却要求实现专制封建主义。”的这类情况，甚至可能更槽。或者说：只可能更槽，不可能更好。

　　本来，证明倒此，就可以用“显而易见”直接导出结论了。但吃狼奶长大的左派，脑子总是少根弦，有左派或者还会不服气。那我就只好再耐心细致地苦口婆心一番了，进一步证明义和团不可能具有任何相对的先进性。当然，是响应张，陈二位的号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证明。

　　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运动的原理，人类社会是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顺序发展，这应该还写在我们今天的教科书里吧？有意见的左派请赶快提啊！那么，义和团反对的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左派应该不会忘记吧？）这样，如果义和团要有先进性，他只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或者是共产主义的目标，才能比资本主义有相对的先进性，或者至少提出资本主义的奋斗目标，才有比封建主义相对的先进性。假设真如此，我们还勉强可以承认义和团有相对的先进性。但遗憾的是，义和团没有提出，也不可能提出。

　　首先，他反封建、反帝国，说明他们不赞成封建主义或者资本主义。那么，为什么义和团运动就不可能提出更先进的社会主义、甚至是共产主义的目标呢？本来这也需要复杂证明，但我今天却正好可以省略了这段复杂的证明。因为在我们现代的教科书中，已经给出了足够的证明和明确的结论。如果翻一翻你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史》，如果左派们还有的话。你不难找到这样的结论：就是近代中国历史中，历次革命运动不成功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所以，始终无法找到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因此，我们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想，对这个结论，左派也应该没有意见吧。

　　那么，义和团显然不是共产党，也显然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指导。那么，他们绝不可能找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而他们又坚决地反帝、反封建，这样他们只有选择回到原始社会或者是奴隶社会，因此，义和团运动必然是相对落后的。哪个左派对此有不同意见？

　　到此，我已经给出了义和团运动必然是、且只能是落后运动的左派证明。这比那些右派证明简单多了，完全不需要去查某神甫何时被杀、某教民又何时被打。也不用管谁先砍的第一刀，谁先开的第一枪，直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就简单地给出了明确结论。到此，我都情不自禁地要欢呼：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万岁！！万万岁！！！

跟你说经历

80年代回老家玩，铁路沿线看到一些在建的乡村教堂。到乡下后也看到了一座，不过是旧的，49前建造的（具体年份不详，那是年少，没仔细探究），问及老人，不管穷苦的出身还是地富（俺祖上）对教民就简单一个词：坏人。然后补充一句：仗着没人敢得罪他们，欺负乡邻。

那是在南方，还是个以左出名的地界。

袁文一直在起源问题上东兜西绕，义和团存在的问题谁也没有否认，不明白的是他为什么要从根子上去彻底否认。三番四次这样很难不让人怀疑他的动机。

附：在复刊前他已经在香港报纸发表过回复了。

中青这次的作为说实话和那位反物权法的老先生有一比，虽然姿态滑稽过线，但确实把问题捅了出来。

现在为了“改革”又在争论，就像左派被右派定义一样，右派指认为是反对改革，是这样吗？对“怎样改革”的争议能换位到对“改革”本身的臧否吗？

言论封嘴的理由吗？

再说了，每家媒体或多或少都有倾向性（即便美国也一样），无非是中立些的读者群广而偏激些的读者群寡，言论自由不等于要求某一家媒体也必须要做到左中右言论的面面俱到。而俺们的媒体可以说都是D产，所有媒体整体上的倾向是相当的一致的哈～

他那篇文章老早就在别的地方发表过，也没见什么打压。

断臂残刀疲败兵兄的帖子里有袁文最初发表的刊物和时间

http://sonicbbs.eastday.com/topicdisplay.asp?BoardID=-2&Page=1&UserName=断臂残刀疲败兵&TopicID=598541

说到底袁文是一篇学术上根本站不住脚的烂文章，以往在学术领域遭到了理性地对待以后。被李大同拿去诈尸。

后面的批判之类的消毒动作，全都是因为这次诈尸引起的。视野里面，对诈尸和消毒的前因后果网友们都有详尽的分析了。你翻一翻就能找到了。

之后的这些袁文，不过是煽情、炒作、混淆是非、转移视线加扣帽子罢了。

“教育捐款”被一个贪污犯也拿去自我辩解了，我们是不是也要反对“教育捐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