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斩帅”及东江崩溃之三：归降之由（一） -- 碧血汗青
“斩帅”及东江崩溃
——袁崇焕斩毛文龙公案辨析
文/碧血汗青
三，归降之由
那么，身为一品大员的毛文龙为什么会有勾连后金之心呢？如果只仅仅是与袁崇焕个人有矛盾，显然还并不足以让他有叛明之心。因此，必须深入探究毛文龙归降后金的的动机和利益何在，才能理清楚这桩公案，而不是只注目于他骄纵难制等等表面现象。
事实上，毛文龙是有着强烈的个人原因和动机促使其归降后金的。
其一，不愿移镇。
关于辽东地方对后金的战事，崇祯和相当部分大臣很早就达成了一项统一的认识，那就是如果想全局部署辽东战局，就必须要把骄纵难制的毛文龙，自皮岛移镇出来，将他置于辽东战区最高指挥部的直接领导下，不再让他做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土皇帝。而袁崇焕自孙阁老高阳先生经略辽东时起，就在辽东战守，对辽东各地的地理、将领、军力、民情都相当熟悉，此刻督师辽东，对移镇方案的支持自然更无须说。
其实北京朝廷想将皮岛移镇至宁锦的意向，最早在天启年间就有了，不过被毛文龙以各种手段阻止或拖延，又勾结魏忠贤，最后终于不行。当时为了达到不移镇的目的，毛文龙曾对朝鲜“先发领兵上京之言，以为恐喝之计，次发拦阻赵佑之言，以示倔强之形，然后始传移镇之报，”之后又再威胁朝鲜为他张本，要朝鲜国王“上本请留”（1），才终于把这事给拖了下来。
到了崇祯元年，毛文龙又挟军重演故伎，但这次却是声称索饷。他拥兵压至山东登州境内纵兵劫掠，而后在上奏时声称自己取山东登州、南京易如反掌，以此证明虽然其所部兵乱山东，但并无叛心只为要饷。不过此事名为要饷，实则乃为威胁北京朝廷之举，盖因只是要饷要粮，只需少量官吏和运队前去交涉，断无大军渡海发至登州之理。这也是袁崇焕日后斩他时罪状之一的来由：“尔奏有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语，大逆不道，三当斩。”
毛文龙的此等行径，亦是崇祯甫一登基就和朝中部分大臣达成共识，决定要毛文龙移镇的原因之一。自其开镇皮岛以来，到此时确实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故而崇祯不得不出此方针，以避免日后酿成大祸。
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崇祯皇帝登基后，朝鲜使臣奏闻使权怗，在给朝鲜国王关于崇祯钦定逆案及施政方略等事宜的报告中，也提到了崇祯已打算要毛文龙移镇：“丰城侯李承祚上疏褒毛将，极言其功钜赏微，显有欲遏移镇之议。皇上以浮谈市德为教，兵科又参其狂噪。皇上之明见万里，于此亦可见也。”（2）
针对丰城侯李承祚的奏章，崇祯这“浮谈市德”的四字评判，基本显露了他对皮岛移镇的态度。而移镇之议如果真的成为定局，毛文龙是无法接受的，因为皮岛的问题实在太多，一旦被归于辽东督师的直接指挥下，几乎可以肯定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只是毛文龙虽然不接受移镇，但皮岛的诸多将领，却对移镇不都是不支持的，而且即使有相当部分将领不明确表示支持，可也不等于是反对的。譬如毛文龙的副手陈继盛，就对毛文龙恣意妄为就不甚满意，而对毛文龙抢掠朝鲜地方等不利明朝和皮岛之行为，更是相当反对，但其一直以来为毛文龙所压制，所以也是无可奈何。他对移镇之议，态度就很暧昧，其言辞之间尤其值得玩味。
崇祯元年，毛文龙曾劫得朝鲜国的数十船米，陈继盛当时曾阻止道：“久住丽地，既有相资之道，又有同舟之势，岂可行此无名之举，以失丽民之心乎？”毛文龙找借口道：“既与多官议定，似难更改。”此事一直闹到朝鲜国王出面求情，而毛文龙又惧怕此事被北京知道，双方方才议定留下四船米与皮岛，其余的则放还朝鲜。当时毛文龙又威胁朝鲜大臣金起宗道：“贵国移咨请罪将官，甚可骇也。……似闻国王将以俺之所失，欲奏天朝云，而语甚孟浪，吾不信也。”金起宗慌忙以“此言从何出乎”等语辩白，方才了事。随后金起宗和朝鲜管饷使二人前去拜访陈继盛，当说到米船之事时，陈继盛道：“岛中议论，朝更夕变，俺虽极力周旋，言不见施，反见惭恧。四月间当有结局。”金起宗问道：“所谓结局者，指何事耶？”陈继盛道：“催本屡下，不可不移镇，而科参继发，虽欲久留，何可得乎？”（3）
这位陈继盛的身份，相当特殊。他不但是毛文龙的副手，还是其岳父，因此所言自当不虚，再结合当时在北京的朝鲜使者所发之奏报文书来看，可知崇祯确实自登基时起就有了移镇之意。
袁崇焕在督师辽东后，开始加紧实施移镇计划，以图全局部署辽东战事。这应该说是上秉帝意，下顺时局，也十分符合袁崇焕自己的意图的举措，而于此亦能略可说明崇祯一见袁崇焕而亲信之，绝非仅因其胆壮而已，必然还有对时局见解也英雄所见略同的意气相通成分在内。
但这对毛文龙来说，却是最不愿意看见的局面。如袁崇焕所说，毛文龙是不会愿意有人插足皮岛事务的，其“禁绝外人，以张继善横绝旅顺，不许一人入其军”等等作为不一而足。按例，大将在外，当以道臣监军，然而毛文龙不但拒绝接受，甚至侵凌抚臣，以杜绝明中央政府和辽东指挥部对他皮岛这个独立王国的影响，而明廷因考虑到“联属朝鲜者，毛镇也；驾驭毛镇者，登抚也。今抚臣与镇臣不和，以至镇臣与属国不和，大不利”，最后被迫不得不以饷臣监军而向其妥协：“其不以道臣而以饷司者，令其将若兵有所利而无所疑。”
这一切，最后甚至逼得督师袁崇焕把脑筋动到了改变朝鲜进贡航道的这条路上，想借此打破毛文龙对明中央政府和辽东最高指挥部的封锁。袁崇焕启奏崇祯帝，要求把朝鲜贡船的终点自山东改到宁远，此举得到了一直要求毛文龙移镇的崇祯帝之大力支持，当即下令改变朝鲜贡船的终点站，袁崇焕因此极为感激崇祯，他在上奏谢恩时道：“赖皇上天纵神武，一一许臣。”（4）
而崇祯帝对毛文龙此等屡屡抗命、拒不移镇的举动，自然也是十分恼怒的。在后来发给兵部的上谕中，他就斥责毛文龙“屡奉移镇明旨，肆慢罔闻”（5），即是明确了毛文龙此前屡次抗旨不遵试图独大皮岛的行为，这也与陈继盛所说“催本屡下，不可不移镇，而科参继发，虽欲久留，何可得乎？”之情况符合若契。
除为了防止尾大不掉的情况外，崇祯要毛文龙移镇的部分原因，或者说毛文龙不愿意移镇的部分原因，也由陈继盛在之后说了出来。
当金起宗继续追问他“老爷有何失，致有科参乎”时，他这样答道：
当初军兵闻奏之数，验其实额，则未满十分之一，而浪费钱粮，终归虚套。冒姓毛人，则厚其廪料，其余将官，则待之太薄。客商买卖之际，掊克入己，彼此商贾，并皆称冤。（6）
身为皮岛毛帅的副手兼岳父，陈继盛自然是最清楚皮岛到底有多少兵员，到底有些什么违法犯罪之举的人之一。
毛文龙一直以来动辄自称有兵“数十万”、“二十余万”，并以此数上报朝廷，大肆索要粮饷（7），这在天启年间就已屡屡遭到大臣们的参奏。
明廷首次核定皮岛人员，是在天启六年。当时兵科给事中王梦尹与翰林院编修姜曰广出使朝鲜，同时奉别旨查核毛文龙所部状况。二人在朝鲜得知毛文龙以武力威胁朝鲜，要朝鲜为其张本外，又曾以帮朝鲜国王讨得明朝封典为名，勒索朝鲜方面银两四十万及粮草若干等项劣迹，遂决定于归途经过皮岛时点阅检视其兵员以及粮饷情况。
当时毛文龙座下的都司杨祖宁在得知道此消息后，不屑地道：“阅不成。”问其何以阅不成，答曰：“阅不阅在我。不惟阅不阅在我，并他去不去亦不由他也。”（8）一个帐下都司就敢于如此赤裸裸的威胁，皮岛将兵之骄横，于此可稍见一斑。
然而，姜、王两人并不为毛文龙所胁，坚持照实检点，最终的结果是“文龙兵册十五万，能用者只二三万”（9）。
毛文龙所说之“数十万”、“二十余万”兵马，果然如陈继盛所说的那样，“终归虚套”。要说皮岛有多少人，似当如黄中色所核定，理该不多于六万，因皮岛不过东西十五里，南北十里而已。但如果加上沿路到旅顺、宁远觉华岛这一系列岛屿的话，那十几万也许是有的，因为当时有相当部分辽民和蒙古、朝鲜人为避战火而住在这一系列岛屿上。但要注意的是战斗人员绝不等同于居民，因此姜、王两位大臣才有“兵册十五万，能用者只二三万”一说，这二人在这一点上，既没有徇私，也没有恶意缩水和毛帅过不去，可说极是公正。
其中，姜曰广此人又素有“忠诚正直”之名，虽毛帅及部下不逊，在回到北京后，他在奏章中说的依然极为公允，甚至可说是在大力褒扬毛文龙的：
文龙以二百人入镇江，据铁山招降夷，抚归义之民至十余万，不可不谓之豪杰，不可不谓之偏锋。若堂堂正正，与虏决胜负于郊原，不独臣不敢信，文龙亦不敢自信。若养成一队精锐之兵，设伏用间，乘敝出奇，文龙自信其能，臣亦信文龙之能也。（10）
褒扬归褒扬，他的话还是说明了皮岛的真实情况的。皮岛之兵，“若堂堂正正，与虏决胜负于郊原，不独臣不敢信，文龙亦不敢自信”——所以只能做偏锋，用来搞诸如“设伏用间，乘敝出奇”之类的行动。以此而言，“能用者只二三万”确实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这也与后来山东登莱道王廷试所阅称的二万八千人（11），以及毛文龙死后皮岛部队被整编为四协共二万八千人的数据（12），都基本一致没有大的出入，且和陈继盛所说岛上实额“未满十分之一”之言亦大致对应。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姜曰广虽然肯定了毛文龙部队可以“设伏用间，乘敝出奇”，但他在皮岛阅视部队后还曾经说过：“其言牵制，非也。鞭长不及马腹也”（13）。这说明他认为毛文龙对后金的牵制作用并不是很大，这位刚正不阿又亲临皮岛检察的当时人所说的判语，不但明确了当时皮岛的兵力状况，还为我们判断毛文龙在当时明清辽东战局中所起的作用，提供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依据。
皮岛长期以来有着如此之大的粮饷出入，而崇祯帝新登帝位便着意于精兵减饷，一再要求兵部和各地都严查冒饷之事，又十分注意辽东战事，马上起用了被魏忠贤闲置的袁崇焕复镇辽东，在此局面下，如果东江真的移镇成功，而袁崇焕或其余朝中大臣又一旦参奏东江的话，则毛文龙冒饷之举必然事发。此刻毛文龙已置于宁锦之地，不再当初拥兵海外投鼠忌器的局面，处置起来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毛文龙畏惧之心，自当油然而生，绝不愿移镇。
“斩帅”及东江崩溃之二：斩帅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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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两手硬。
对毛的思想教育工作没有做到位！呵呵！！
缺乏制约！！
为什么不放在一个帖子里呢？找起来方便呀！
最近好象都这样，是有什么规定吗？
俺一时间找不到地图，那地在西朝鲜湾内，现在属于平壤府。
在图上的那个湾里，大概看看八。
俺有个想法，如果当年的袁督师是像曹操那样的一个权臣的话，于国人而言情况是否能变得更好些呢？当然两者所处的环境没有完全的可比性，明末时的中央权威犹在，不像东汉末期那样名存实亡（给了各路枭雄更大的操作空间），但曹操发家初期也没有袁手上那样的本钱。
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因为受了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影响，王朝末世的僵化体制中，上至皇帝、士大夫，下至平民百姓无论怎么做都已无力回天，而无关乎个体的人品和能力了，事实上明末时期袁那样的有能力的忠君爱国之士也从来不缺乏，但仍然于事无补。即，当年的大明本身已无力应付频仍的内乱和日益崛起的外敌，以致于空有地广人多的资源却不能转化为相应的实力，注定了最后的崩溃。
还有，汗青兄在《甲申三百六十年祭——谁主沉浮》中对吴三桂心态的分析俺也认为很到位，加上前段时间的一个贴子中有人提到，吴三桂等汉族军阀引清兵入关后曾一度势力膨胀，填补了清军本身势力不及的广大真空（清入关后限于本身军力的不足，无力控制诺大的中原地区，不得不多多仰仗于那些个汉人军阀），可惜他们缺少足够的智商谋略，以致于汉人重掌军权整整推迟了两百年（当然另一方面也衬托出清初的几位统治者的智商谋略相当的高。）。
所以俺在想，俺们传统的对历史人物道德品质的推崇是否就一定是好事？如果当年的袁督师是曹操那样的权臣，在原有的体制内估计是无所作为的，那么曹操很可能会趁关内大乱之际借清兵入关逐鹿中原，在摧毁原有体制、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的同时，抑制后金势力的膨胀，以曹操的能力而言要做到这一点应该还是很有可能的，要知道唐太宗当年也曾割让权益向突厥借兵来逐鹿中原（当然突厥大汗的智商跟后来的后金的皇太极、多尔衮等人也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所以说枭雄和汉奸有时也仅一线之隔，关键还要看引入外力后是为其所控还是控其为自用，如果当年吴三桂若能做得好一点，比如对南明用兵时操作好“养寇自重”这么一个策略，那么其引清兵入关于后世而言估计也就算不得什么糗事了，相信历史上对他的评价也要好得多，所以要怪只能怪他自己不够聪明，被人骂汉奸（而且是一个笨蛋汉奸）也是活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