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结束与共产主义的兴起 2月13日更新 14章 -- 马前卒
十四 工业革命的影响
从物理意义上说，工业革命大大增加了人类可利用的负熵流。人类从此可以以更大的范围和幅度按自己的意愿改变世界。由于工业革命前人类生产力低下，绝大多数人类活动都属于直接的生产活动，为整个社会谋吃谋穿；其余的人类活动也都围绕着经济主轴运转。所以，工业革命最先也最直接的在经济领域展示它的影响，为人类开启了一扇财富之门。
财富的含义并不是金银，工业革命确实增加了贵金属生产，但这只是它实际作用的一个副产品。工业革命真正增加的的是实实在在的消费品生产，如衣服、粮食、房屋等传统消费品，以及汽车、化纤、电脑游戏等前所未有的的新消费品。所以，工业革命与海外金银矿的开发不同，真正促进了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能力。
这些财富不是在一夜间降临的，工业革命后发生突变的是财富增长速度而不是财富本身。工业革命前的人类不仅习惯于温饱线上的生活水平，还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习惯了停滞的经济或低于1%的年增长速度。如果考虑到人口与财富的同步增长，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并没有给平民的生活带来多大改变。工业革命爆发后，所有能享用到工业利益的地区都出现了持续的增长。其增长速度在今天看来并不出奇，在工业革命早期，主要工业国的经济增长率都在2-4%上下。不过，真正起决定性意义的倒不是增长速度，而是持续增长的时间。3%左右的人均财富增长率看似不惊人，但只要持续1个世纪，足以让人均财富增长到16倍。1780年以前西欧的农业-手工业经济虽然繁荣，但在人均寿命、人均粮食消费量、人均房屋面积等关键指标上只是略微领先于旧大陆平均水平。到了1个世纪后的1880年，尚未完全工业化的西欧人均财富已经是超出世界平均水平2倍的，到1913年则达到3倍以上。在工业革命爆发2个世纪以后的今天，这一比例已经达到了1：8甚至更高。
工业革命带来的许多重要物质进步经常会被忽视。比如，我们经常看到有人在各种媒体上赞美“美丽的田园生活”，诅咒把世界弄的乱七八糟的机器。但如果让这些文章的作者回到一个儿童夭折率高达40%的社会，一个没有塑料，一个瓷碗价值壮年男子数天工资的社会，一个人均寿命只有36岁（1800年旧大陆平均）的社会，一个95%的人没受过教育的社会，一个气候稍有变化就有10%的农民死亡或沦为奴隶的社会，一个95%的人活不到癌症发作期，以至于没有癌症的社会，想必他宁愿去当囚犯。2个世纪以来，工业化给我们带来的利益实在太多，许多工业化带来的改变已经完全融入了平民的生活方式。象高成功率的外科手术、稳定的粮食供应这种工业化带来的的基本福利已经被一些人看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他们在幻想中想象农业社会，向往一种既有工业化以后的福利，又不必被伴随工业化而来的秩序所约束的生活。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正好从反面说明了工业革命对人类生活影响之深刻，说明读者司空见惯的事物中其实包含了大量农业社会所不具备的物质财富。
除了经济绝对水平和发展速度的提高，工业革命还改变了人类社会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和依赖关系。
在成熟的农业社会中，除了农业剩余限制着其他经济部门的规模，还有一些为上层社会生产奢侈品的经济部门居于可有可无的附属地位，其余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的地位是差不多的。缺了任何一个职业（如铁匠、农民、小商贩）或经济部门，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经济就会无法运行或至少受到重大不利影响。没有哪个经济部门可以脱离其他经济部门独立增长，也没有哪个经济部门可以通过一两项技术进步推进整个经济的同步发展。当然，农业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但即便农业产量出现了突破性进展，其他产业依然无法直接从中受益，粮食以外的产品，如食盐、铁器、房屋的人均生产率还会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要想提高产量，只有投入更多的人力。
读者在阅读前面几章后应该清楚：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社会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可达到的上限都大大提高。其原因在于新生的重工业部门提高了流入经济的负熵流和人类利用负熵流的效率。类似的，在工业革命以前人类社会绝大多数负熵流来自农业，因此农业占有最基础的地位。但农业在很久以前就达到了自己的发展上限，除非出现偶然的物种交流（如美洲玉米的引入），只能在其他产业部门的辅助下维系自己的生产水平，并不能象重工业部门那样，通过扩大负熵流的方式提供增长空间。所以今天的广义重工业部门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甚至要高于稳定农业社会中的农业。或许农业革命早期，尚未达到自然生产上限的农业可以与工业革命以来的重工业相比。
在传统经济学家的理解范围内，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或是在既定的科技背景下各个企业或经济部门独立进行的技术改进。在这个理论体系下，技术被看作一个连续可变的参数，长期技术进步被解释为各行业微小进步的简单加法积累，经济本身则是一个基本平衡，不断趋向稳定的系统。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经济的理想状态意味着让经济通过私有企业自由地伸展到现有物质条件所允许的最高水平，同时让各个经济部门自由、随机的向各个方向进行技术探索。
尽管这个理论体系在几百年的历史中发展的异常精妙自恰，但作者必须指出：这一描述与工业革命后主要经济地区的宏观经济史完全相反：工业革命爆发后，一小部分关键技术的不断进步和重工业规模的持续扩大不断提高着经济发展的上限，人类开采、利用负熵流的方式——具体消费品生产的技术背景始终在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人类还没有在现有工业水平所允许的经济空间内充分发展，关键工业技术的进步就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象蒸汽汽车、机械计算机、洲际飞艇等一度看似合理的发明尚未量产就被内燃机、电子计算机、喷气式飞机所取代了。在这种技术背景下，关键新技术对现有经济模式的破坏在经济发展中起主要促进作用；在既定背景下对现有经济发展空间的充分发掘反而退到了第二位。进一步的考察可以发现，导致经济发展模式发生变化的关键技术集中于少数行业，如电动机、蒸汽轮机、海上采油技术、石油分馏等，其共同的物理特征是能促进负熵流的开采或能提高负熵的利用效率。从1800年到今天，世界经济的增长模式和经济中心的转移完全超出了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的预测，为什么会有这种冲突？
现代西方经济学思想产生于农业时代，16世纪后西欧农业文明的繁盛给了它充分发展的空间，在亚当-斯密（1723-1790）这个只看到工业革命曙光的学者手中得到第一次总结。因此西方经济学在形成基本框架后很久才被迫正视工业革命，力图在不改变自身理论基础的前提下把工业革命纳入自身体系。所以大部分主流经济学家都贬低了工业革命的作用，将西欧文明在工业革命以前的繁盛与工业革命之后的霸权混为一谈，认为工业革命是经济自由的产物而不是一个特殊历史事件。不过，顺便说一下，现代经济学的开山祖师亚当-斯密逝于1790年，死前烧掉了所有手稿。我们不知道当时已经开始展示威力的工业革命与亚当-斯密焚稿事件是否有联系，但时间上的巧合很值得我们玩味。
西方经济学是一个没有把工业革命纳入理论基础的学说，自然无法在工业时代很好的解释经济史或预测经济前景。好在社会学需要考虑的参数太多，到现在为止依然无法以精确的计算来作出预测，象作者这样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也承认社会学研究暂时只能止步于定性分析。所以经济学家们总是能以事后诸葛亮式的天才，从成功案例中找到有利于其理论体系的论据。比如，他们先是说新教伦理有利于经济自由，然后在日本崛起后急忙改口说儒家伦理也一样（无视日本在儒家文明圈中的边缘地位）。刚刚有几个天才学者从儒家伦理和新教伦理中找到共同点，日本经济就出现了“衰退”，于是他们又修正理论说儒家管理方式有天生的非自由倾向.........又如某些经济学家坚持自由贸易可以让全世界得利，但一旦那些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遇到了困难，他们立刻转而指责这些国家中为数不多的尚未放开的经济领域，认为经济自由化不彻底导致了问题，而故意忽视那些自由贸易领域更少的国家没有遇到同样危机的事实。经济学家们就是这样在因社会学尚不严密而产生的学术空隙中钻来钻去，不断的制造理由来回避因无视工业革命而产生的矛盾。
经济学家们如何掩饰他们的无能只是个具体的手段问题，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西方经济学长期占据准主流地位的原因必须以唯物主义历史观来解释：
首先，西方经济学在解决局部问题上确实有一定用处。尽管工业革命不断更新整个社会的技术背景，但在局部的经济领域中，由于固定资产的更新成本很高，在一定时间内保持技术背景基本稳定并非不可能。因此，西方经济学还可以在局部问题上作出相对精确的描述与预测。其次，最关键的原因在于工业化的进程不平衡，少数发达地区获得了远远超出平均水平的生产能力，主张自由贸易和经济自由化显然有利于这些地区从过剩的生产能力中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考虑到历史上思想的传播往往是由大炮而不是学术讨论来完成的，少数发达地区所主张的、对它们有利的思想体系成为全球主流并不奇怪，但对于试图以科学的眼光来打量世界的作者和读者来说，随大流并不符合科学精神。前面几章作者已经详细论述了工业革命的细节，论述了工业革命属于特殊历史事件，直接改变了经济的基础。那么工业革命对经济的冲击就绝不仅仅体现于财富的增长，还体现于财富增长模式发生了变化：一个以经济发动机面貌出现的重工业部门（广义）取得了超出所有经济部门的地位，从而彻底破坏了成熟农业－手工业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
前面指出了工业革命的直接影响：生产力的高速、持续增长与一个驱动经济的重工业部门的出现。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经济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动，人类社会中自然也会产生相应的变革。
从绝对意义上说，工业革命扩大了人类世界。铁路、青霉素、机关枪使工业社会能够深入原来难以通行的落后地区；定期远洋轮船、越野车、直升飞机则使人类能够在缺乏农业基础的荒岛、极地、沙漠中生存；飞机、潜水艇、矿井乃至航天器甚至使人类达到原来只能在想象中到达的空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世界是扩大了，尤其是对于从一个被穆斯林军队围攻的半岛出发征服的欧洲人而言。当然，这个扩大的“世界”只对那些从全球化交流中存活下来的人类有意义。
新机械扩大了人类“文明世界”的范围，也以更大的幅度提高了“文明世界”内部交通的速度。十六世纪以前各个文明地区之间的旅行，时间经常要以年来衡量，而且旅行者要做好一去不回的准备，大航海时代用事故率极高的风帆商船联系了大部分文明的沿海地区，但也不过是把时间单位压缩到月。由于手工业和畜力限制了船只的规模和速度，直到工业革命前夕，人类的交通速率并没有比蒙古帝国时期的草原商队或是环航非洲的腓尼基探险者高出多少。铁路和蒸汽船在几十年内就把洲际交通的时间单位改为“天”，随后的喷气式飞机和高速公路又把这一单位改为小时甚至分钟。从交通的意义上说，世界大大缩小了。
世界在变“大”的同时“缩小”，这意味着除了少数几个既偏僻又无经济价值的角落外，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被工业化结合成一个整体。与11世纪大草原周边地区的短暂交流和大航海时代沿海（沿通航外流河）地区的“全球化”相比，这次全球化是彻底的、可能也是永久性的。正如斯塔夫理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指出：各个时代创新（不论是技术还是文化）频率与传播速度之间的比例决定了世界各地的面貌是否一致。游猎部落时代创新的频率与传播速度都非常缓慢，但创新频率更低，所以各个地区差别很小。到了农业时代，传播速度赶不上创新频率（以今天的标准，两者的数值依然都很低），所以世界各地的社会分化成不同的文明。到了工业时代，创新发生频率和传播速度都大幅度增加，但传播速度增加更快，传播时间几乎降到了可以忽略的地步，所以整个世界又被同一种工业文明所占据。前面曾谈到不可能出现2次独立的工业革命，其原因就在这里。
工业时代的全球统一暂时还不等于全球均匀发展，统一的世界经济体内有发达的核心地区，也有混乱穷困的外围和边缘。全球化的真正含义是：无论核心地区还是外围地区都不得不承认，本地区的任何发展和变革都无法不考虑其他地区的影响以及可能在其他地区引起的后果。英国和德国的海上争霸从北极打到南极洲附近的福克兰群岛，美国为了把日本军队驱出太平洋岛屿要雇佣雨林里的土著部落，远洋航线的建立会导致亚洲腹地的沙漠商队向导丢掉饭碗，经济波动甚至不会放过最偏远的山村，今天的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与世隔绝的桃花源了。
另外，这种由技术到文化的统一也第一次允许并要求人类真正从全世界、全人类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并为答案的评定给出了一个正在形成的标准。从人类命运的角度来说，这可能是工业革命最重要的结果，后面将对这个问题有详细论述。
重工业带来的负熵流使人类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改造世界。我们必须注意到，部分人类行事不一定是以全人类的利益为标准，改造世界也未必就是建设。重工业部门从创立的那一天起就和以破坏为目的的军事部门紧密结合，军事和经济的相关性在工业革命后比农业时代又有了很的提高。
游牧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并没有明确的传承关系，所以工业化在军事上的第一个后果就是文明的主体——农业文明得以彻底压倒游牧民族的军队。在工业革命以前，经济发达的农业文明的军事优势体现为可以动员更高比例的过剩人力投入战争，但粮食剩余终究是少数，游牧民族的全民动员优势可以轻易抵消发达农业文明的人力，而手工业的发展上限使农业文明并不能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在军队质量上占上风（少数消极防御战除外）。由于游牧民族占有机动力高、组织严密、民风剽悍、生活环境与战斗环境相似等优势，还可以很容易的仿造或夺取农业文明的技术兵器，所以游牧民族一直占有战略主动权。蒙古帝国对旧大陆的征服就是典型的蛮族骑兵压倒在技术、经济上占有绝对优势的文明地区的例子。即便到了火药时代的早期，装备的伊斯兰骑兵或北美大草原上的印第安骑马步枪手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力量。
工业革命到来以后，即便游牧骑兵占领了最先进的兵工厂，缺乏地区性中心城市的游牧生活方式也无法让牧民们同时享用到机动性和先进的武器。而即便在工业化的边缘地区，罐头食品和铁路增加了文明地区军队的机动力，标准化的步枪、子弹和火炮使军队可以通过技术兵器成十倍的提升火力。游牧军队在数量、质量、和机动上都丧失了优势，失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内燃机的出现甚至使游牧地区丧失了提供军事运输畜力的特殊地位。或许不是所有的农业文明都能在工业时代登上历史舞台，但我们在讨论随后的历史时，忽略牧民的作用不会对讨论结果造成什么影响。
重工业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后勤体系。在拥有铁路和轮船构成的后勤网络以后，远征军的规模不再随作战半径的增加而迅速减少到0，因此工业强国可以发动跨文明区域甚至是全球性的军事行动。19世纪，在包括两次鸦片战争和克里米亚战争在内的的多次战争中，西欧工业强国与本土作战的传统农业文明对抗，不仅在火力上占上风，还总能在具体战役中取得人数优势，靠的就是工业化的军事体系。
能促进消费品生产的重工业水平与军事能力在工业时代几乎划上了等号，“富国”和“强兵”往往被这个时代的统治集团看做一个目标的两种叙述方式。由于工业化强国的军队可以跨地区发动征服，遥远的距离和高山大海再也无法保护社会制度的随机变异，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工业时代达到了极致。凡是有利于工业经济发展的制度就能存活并扩张，不利工业经济发展的制度要么灭亡，要么被改造为强国经济体系的边缘部分。再加上各个文明内部各种次级上层建筑的竞争、变异，工业革命带来了一个动荡的时代，游牧民族退出历史舞台不过是其中一个小插曲而已。这个插曲之所以尚值得一提，只是因为此前游牧民族用几千年时间积累的军事威名。
前面说过，工业力量使人类得以在此前因缺乏农业基础而荒无人烟的地区立足。如果这些地区恰好具有重要的工业资源，那么，这些原本处于边缘地位的地区立刻就会成为繁荣的工业城市，取得前所未有的地位，甚至发展出新的文明。中东的石油帝国虽然缺乏根基，但如果考虑到游牧民族的军事地位已经丧失，应该承认这是工业资源创造新文明的一个例子。即便一些地区连矿产资源都没有，交通地位也可能成为一种资源。最早来到南非的欧洲人就是为了在远东和西欧之间建立航海补给站而开辟殖民地的。贫瘠的直布罗佗、马耳他、巴拿马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冷战期间，飞行技术的发展甚至将北极圈内的冰岛变成了对峙前线与交通枢纽。我们在考虑工业时代的历史时，必须注意到工业经济对经济地理的修正。
在农业时代的战争中，人类也会互相残杀，但农业文明的地域性和人类自身的力量的弱小限制了战争的危害。工业革命爆发后，人类破坏能力的增长很快就让地球都显得狭小起来。早在20世纪初期，战列舰主炮在射击时就不得不考虑地球自身的曲率，到了20世纪中期，核武器的出现一下子让人类拥有了毁灭自身甚至整个生物圈的能力。（某些读者可能会认为核武器是一个特殊现象，但即便忽略核武器，以20世纪常规武器以及化学、生物武器、油气炸弹等准战略武器的发展来看，人类拥有毁灭自身的能力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在现代战争的残酷面前，农业时代的军事冲突宛如儿戏一般。罗马人灭迦太基，亚述人占领叙利亚，最残酷的报复不过是将敌人平民卖为奴隶，在首都周围的农业地区撒盐以防止重新开发。到了20世纪，利用生物和化学技术对整个民族进行大屠杀的记录屡见不鲜，纳粹不过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例。核武器轰炸下的土地不止是存草不生，还有流毒千年的辐射。美国在越南战争中为了保证轰炸精度不惜用落叶剂毁灭对方的植被........当然，只要有机会，对手也绝对不会因为同情心而放弃报复，只有在势均力敌的双方都意识到无限制使用暴力的后果以后，才可能出现“恐怖的平衡”。
工业革命使武器的破坏力开始威胁到全人类，甚至不会放过使用者，这种可怕的后果是工业革命的另外一个副产品。不过，全球性危机倒不一定来自战争，80年代以来充斥媒体的环保言论已经向读者展示了无数种人类灭亡的可能性。小到生物实验室的病毒泄露，大到温室气体的排放，短期的有高能物理实验室的实验差错，长期的有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这里不再一一枚举人类因科技进步而给自身带来的威胁了。总而言之一句话，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可以带来更多的物质利益，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前面曾经指出全球化允许并要求从全世界的角度考虑问题，这些因为人类过于强大而产生的危机则从相反的方向强迫人类建立一种全球性的行事规则。
读者应该还记得前面的描述，农业社会的人均财富非常低，除了很小的一个上层社会外，大部分人只能满足于温饱，剩余产品基本被上层社会和公共开支所消耗。在这种情况下，平民的生活没有什么自由度，只能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来谋生。极少数的文化活动也与经济活动密切相关。只有在土地相对过剩的繁荣时期，平民才有可能暂时的拥有一些闲暇和自由，但根据我们的讨论，以指数增长的人口很快就会消灭这种生活。至于上层社会，他们拥有足够的闲暇时间与远远超出生存需要的财富，有可能按自己的意愿而不是生存规律生活。不过，上层社会这个小圈子位于社会决策的中心，一举一动都可能影响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同时统治集团内部往往存在激烈的竞争，那些不努力扮演自己应有角色的统治者们稍有不慎就会被淘汰出局，因此上层社会也并不自由。熟悉中国历史的读者应当知道，即便是万乘之尊的皇帝，在儒家统治秩序比较正常的年代，如果不安于代表官僚集团管理国家的责任，试图利用自己的财富和闲暇来展示一下运动或艺术才能，也一定会受到整个官僚集团的指责、纠弹，极端的情况下甚至被废黜。
无论是贵族、官僚还是平民，从宏观来看，农业社会的人类都只能按照被经济背景所决定的社会规则去生存。即便他们向往另外一种生活，以经济为中心和竞争标准的社会也很难容纳这种异类，生存竞争很快就会将其淘汰。还有一些专职从事文化艺术行业的人类，要么放弃了正常的经济位置、承担极大的生存风险，要么专门取悦统治者，依附于上层社会，从而暂时取得了一定的自由，为后代创造了大部分文化遗产。但这种人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都很低，从未取得主流地位。从生命史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脱胎于物竞天择的生物界。在人均财富停留于温饱线上下、文化传播依赖于人口繁衍、迁移的农业时代，在人类社会中起主导作用的社会规律自然还是生存竞争规律。我们之所以在农业社会总结出“经济基础和客观条件决定上层建筑”的结论，就是基于这种客观现实。
当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后，逐渐增加的财富一开始还是在这种基本规律下起作用。慢慢的，由于复杂的工业体系包括工业经济所必须的社会管理机构）需要雇佣大批的专业技术人员来保证生产力的不断增长，人类社会中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这个集团以工业经济所必需的专业技术换得了超出基本生存需求的财富，其绝对数量庞大，内部竞争不强，又不必为整个社会的运转负责，因而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生存自由。在这以前的历史中，从未出现过如此庞大的，有条件且有意愿去追求自由生活的社会阶层。无论是古希腊黄金时期的富裕城邦公民还是宋帝国黄金时期的城市有闲阶级、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商人贵族，其绝对人数、占人口比例和收入超出生存需要的程度都无法与19世纪工业革命后出现的庞大中产阶级集团相提并论。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从此，主要社会集团不一定要准确的按照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轨迹运行。因为生存竞争规律有效的前提是生物占有的资源接近于生存的底线。具体到人类社会中就是生产力只能供大多数人以温饱，然后残酷的生存淘汰赛会消灭那些不竭力为自己和子孙谋生存的人类。工业革命在数代人的时间内改善了相当大一个社会阶层的人均财富状况，人均财富的增长从量变到质变，许多人不再严格的按某种不因个人意志而改变的模式生活，而且不会在肉体上被淘汰。生存竞争规律在一定程度内变成了历史。
另外，农业时代人类交流困难，文化、思想甚至宗教的传播只有在人口和物质文明扩散的情况下才能有效进行，象军事征服、人口迁徙、家族繁衍等事件都是主要的文化传播途径。因此象文化和思想等上层建筑的“软件”，其发展规律也因生存竞争的存在服从经济基础所确定的发展轨迹。工业革命通过现代媒体和教育、科研机构改变了文化、思想传播的方式，文化和思想的传播不需要与特定人类群体的扩张、迁移相结合，自然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生存竞争规律的影响。
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尽管人类经历了2次世界大战，尽管发达工业国家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鸿沟越来越大，还对移民关上了大门，但工业经济确实在生产越来越多的财富，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教育，在工业经济内从事技术性工作。发达国家无产阶级已经准中产化，第三世也界出现了以工业经济为基础的中产阶级，收入获得超出基本生存需求的人口数量还在继续增加。文化和思想也因为电视机和互联网的的出现进一步降低了传播成本。在这种条件下，“经济基础和客观条件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自然就不再准确了。当然，人类不可能脱离经济而生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还是有很大的影响。此外，由于社会的运行存在惯性，以及很大一部分人类依然在温饱线上挣扎，甚至还有数亿人在捱饥荒，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塑造可能还要在21世纪持续下去。
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但人类依然从1780年以前的农业时代甚至游猎时代继承许多物质、文化遗产。在前几章详细分析了工业革命的内容和农业革命的遗产后。本章的讨论把工业革命的后果总结为人均财富的增长、全球化、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限制减弱、自身力量的增强带来了全球性危机这四项主要影响，以及游牧民族退出历史舞台等次要影响。在这一分析中，唯物主义原则没有变，作为分析基础的科学精神也没有变，之所以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本身的变化要花上这么多的笔墨，原因在于工业革命的可行性是一个超出人类社会内部规律的变数。
前面作者曾将历史进程比喻成河流，把社会内部的规律（如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影响）比喻成水力学知识，那么工业革命的出现就好比历史之河进入了一段特殊的河道，这段河道的宽度（历史发展的自由度）、坡度（历史进程的快慢）、礁石数量（特殊事件的数量）都远大于农业社会，因此水流的具体流动方式很难预测，浪花、旋涡层出不穷。考察这样一段河流，我们需要知道水的物理特征，更需要了解既定河道的几何形状（地球资源所能支持的工业体系的具体特征）。即便如此，在如此之宽的河道内，对具体的水流作出任何具体预测都必须慎而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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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工业自由资本主义的兴盛
前面详细讨论了工业革命的内容，还对本文内的“资本主义”概念进行了定义。读者应该能理解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是2个概念。比较符合逻辑的描述是：工业革命是一个能引起人类力量爆发式提升的事件，因此它很容易和那些适应了扩张的上层建筑结合，资本主义、军事帝国或一神论宗教都是可能的候选者。前面作者设想了另外两种符合逻辑的工业革命可能性，正好分别与军事帝国和一神论宗教相对应。不过，在真实的历史中，西欧在工业革命前夕恰好处于一个因占据海外空白地区而产生的工（手工）商业繁荣时期，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充分，所以促进并利用工业革命的上层建筑主要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机构。残余军事贵族的扩张掠夺欲望或基督教惟我独尊的传教活动和工业革命有一定的互相促进，但相对灵活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言，还是处于绝对的附属地位。
只要有扩张空间，资本主义就能从中找到牟利的机会。工业革命最终创造了压倒一切手工业的生产能力，又以低廉的交通成本把全世界都连通成一个大市场，这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好时机。对于西欧和北美东部的资本主义制度（最初限于英国和比利时）而言，它们暂时垄断了工业革命的成果，因此可以独享农业世界的庞大购买力，所以资本主义在这两个地区特别繁盛，其他地区的资本主义制度基本沦为这两个中心地区牟利的附属品。
中心地区暂时占有着近乎无限的利润空间，一切内部矛盾都可以用向外扩张（军事或商业）的方式来化解。很显然，由于利润和购买力来自似乎没有尽头的世界市场，上层社会与其为了瓜分利益而内斗，还不如直接用商品和大炮去征服更多的地区。资本家们不希望别人来分享自己的利益，也基本不干涉同行的牟利活动，所以西欧北美盛行的是崇尚绝对自由和私有产权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因此，在本章标题中，作者将这一时期的经济史概括为“工业自由资本主义的兴盛”。
19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体系要获得利润并扩张，一般要经历如下的典型过程。首先生产消费品的资本家用资本从殖民地或本土取得（购买或夺取）资源，利用已有的重工业体系生产机器。然后用类似的方式取得原料，在本土雇佣人力，用机器制造商品，商品一部分在本土大部分运到国外销售。商品换来了大于原始资本的现金或直接换取一部分原料，这些现金和原料成了新的资本。资本家再利用这些新资本雇佣更多的人力，向重工业体系订购更多的机器，扩大自己的生产能力，资本和生产能力同步扩张。同时，重工业部门的资本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机器订货，从而获得了不断增长的利润，这些利润也成为重工业的资本，被用来雇佣人力、开发矿山，制造更多的机器和重工业部门自己所需要的工业母机，或者用来开发下一代重工业装备。在这种循环中，重工业部门的生产能力和水平也得到了提高，反过来促进了一般消费品生产部门的效率。
以上描述的只是这种牟利循环中最基本的部分，在19世纪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年代，为了让这种循环进行的更快、更有效，西欧和北美的资本家（包括被他们控制的政府）还有许多其他花样。比如，商品可能不直接去换取现金，而是先拿到非洲，向因被有意挑动而互相攻击的部落购买黑人，然后把这些黑人贩卖到美洲种植园做奴隶。种植园支付的奴隶款可以带回国内，也可以就地购买棉花等原料。卖出商品，输入原料和现金的循环中插入一个奴隶贸易只是为了更高的利润率。为了保证殖民地或充当市场的传统文明接受这种贸易，装备了蒸汽船和机关枪的远征军时刻准备着去镇压反抗、强迫别国开放市场，有的时候还要驱赶一下竞争者。由政府或公司派出的商业间谍深入大陆腹地搜集市场和原材料的情报。传教士在军队的保护下，在世界各地建立教堂，既传教，也间接的推广西方的商品，还为各国政府或大公司做公关。至于精炼毒品，以外交手段间接控制土地等手段，这里就不一一枚举了。总之，为了贩卖商品和获得原材料，工业资本家是不择手段的。
分析这种典型资本循环，我们可以注意到，这种循环的规模取决于四个条件：重工业规模、工业资源（包括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购买力、人力。具体而言：重工业的规模决定了机器产量和商品产量；工业资源不够的话，轻重工业都无法充分开工；购买力的多少限定了销量；人力多少则决定最多有多少台机器可以有人操作，对包括轻工业在内的整个工业体系大小做出了限制。这四个条件分布在整个循环链上，必须同时存在才能让循环得以进行，对于欧美列强而言，整个国家的工业资本主义利润总额就取决于四个条件中最弱的一个。作者接下来就以这个结论为基础，剖析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各强国的兴衰。另外，同以往的时代一样，战争依然是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偶然性的重要来源，也将被纳入作者的讨论。
对于中等以上的国家，人力并不是大问题。因为在2次世界大战到来以前，没有哪个中等国家的工业经济已经完全吃掉了农业社会的人力。由于西欧可以用工业品从海外换粮食，随后重工业又提高了粮食生产效率与亩产，所以，只要总人口足以应付工业规模的扩大，人力并不是大问题。真正被人力所限制的工业化国家只有比利时这个小国。比利时工业化较早，从相对比例上看甚至略微领先英国，但本土面积和人口都实在不足以支持与其他强国（哪怕是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强国）的竞争，所以被排斥在历史舞台的主角以外，并最终失去了它在工业化初期的地位。
资源限制在19世纪也并不严重，早期的现代工业体系只需要煤铁两种主要矿石资源，其余的原材料由包括农业在内的传统产业部门供给。由于煤矿和铁矿都是分布广泛的主要矿产，所以主要的工业化国家当时并不缺制造机器的原料，至少可以通过贸易或殖民战争弄到足够的煤铁。而相对弱小的重工业部门，传统产业部门所能提供的原材料近乎无限，稀缺的是机器而不是资源。当然，矿产资源的质量问题也有一些次要影响：英国威尔士无烟煤优秀的燃烧特性对英国工业和海军发展都很有利，出产优质煤炭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在普法战争中易手也影响了德国和法国的经济发展。
到1900年前后，西欧强国的重工业规模已经扩大到了本土的煤铁资源无法满足的程度。重工业水平的提高也增加了必需资源的种类，如石油、稀有金属、钨、锡、橡胶、金刚石等。特别是石油的出现，不光可以充当能源，给工业带来了更方便利用的负熵流，还可以经化学加工为塑料、尼龙、化纤等材料，成了重要性仅次于金属的工业原料，被称为“工业血液”。不过，大部分新资源在全球的分布很不均衡，没有哪个国家能同时占有工业所需的全部矿产，因此资源开始成为限制某些国家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因素，对德国、日本、意大利等缺乏殖民地的后发工业强国尤其如此。而英国法国占有广阔的殖民地，俄国、美国国土广大，资源供应不仅可以基本满足本国需要，还可以出口关键资源给德、日等国换取垄断利润。这种鲜明的对比是两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诱因，也是决定两次世界大战结果的重要原因。但在黄金时代，资源问题不是决定历史走向的主要因素。
重工业规模取决于工业化的开始时间与社会结构所容许的增长速度。英国先于所有同级竞争对手约2代人开始建设现代工业，因此在19世纪中后期成为世界工厂，更坚实地握有世界霸权。这一事实充分反映了重工业的威力，因为按照农业社会的发展规律，英国本来已经在19世纪进入相对衰落周期，但现代工业的出现帮助英国把霸权维系到20世纪初。
从1790年到1800年，由于肥沃的土地、造船的木材可以近乎无限供应，人口繁衍和移民迁入都异常迅速，手工业技术也很方便的达到了农业社会的上限（这个上限本来就很低，从0开始追赶也不需要多长时间），因此美国在农业-手工业所确定的经济实力上迅速赶上了传统强国。同时，俄罗斯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在19世纪中期，美国商船吨位已经与英国并驾齐驱，；俄罗斯则吞并了整个游牧地带，屡屡南下挑衅中国、波斯等传统农业地区。俄美两国以边区的资源为后盾，即将把英国这个这个农业-手工业时代的海岛强国推下世界霸主的位置。就在这时，工业革命作为一个超出农业社会规律的事件改变了这个趋势：重工业体系为英国商人生产出了划时代的蒸汽轮船，为英国工厂主生产了压倒一切手工业的机器厂，为军队生产了新式的铁甲战舰和标准化的大炮，还训练了大量习惯于工业化秩序的人员。到了19世纪中叶，在19世纪早期因规模小而未能起决定性作用的重工业部门终于强大起来，造出了足够的军舰、大炮和产品，其数量足以扭转世界格局。英国因此继续保持全球海权和更低廉的生产成本，能够维持其霸权。直到1916年，英国还能够在日德兰大海战中，以压倒性的优势取得最后一次战略胜利。在分析这一段历史时，读者特别要注意区分1850-1860年，也就是工业革命充分展开前后，英国全球霸权的不同基础。
不过，英国的工业革命是在无意中被触发的。在英国霸权衰落以前，连英国人自己也不是很清楚自己的真正优势与别国的威胁所在。控制着全球海运物流的英国不仅可以向经济殖民地倾销工业品获利，还可以通过垄断物资转运、特产专卖、限制殖民地工业甚至贩卖毒品等方式获得高额利润，对重工业的发展并没有特别的热心。由于殖民地多且零散，早期的机器工业尚不能灵活调整组合，批量生产的工业品相对成熟手工业品优势不大，所以英国的重工业发展赶不上市场扩张，这种问题长期积累下来，最后成了英国衰落的关键原因。同时期的德国日本作为后发国家，资本家对现代工业的力量认识较深刻，在暂时没有足够的国外购买力的情况下依然倾向于发展重工业，用于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和军事工业，所以取得了较高的重工业增长速度。作者应该记得前面曾指出重工业和军事力量之间有很大的相关性，德国和日本因此在较低的工业利润下建设了强大的军队，并用军队来争夺殖民地和利润。
法国一直是欧洲传统强国，长期拥有欧洲最繁盛的农业-手工业，同时是欧洲文化中心。即便是英国、西班牙这样的一等强国，其驻外大使一般也要以法语为工作语言，让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穿巴黎时装。法国的这种优势使它在文化产品和奢侈品生产两方面处于准垄断地位，短期内生产文化产品或奢侈品往往比发展冷冰冰的工业对法国资本家更有利。法国大革命中，贵族受到沉重打击，地产被卖给农民，精英阶层无法象他们的英国同行那样，把小农户从土地上赶进工厂，这提高了工业的成本。另外，发达的手工业同样阻碍了法国重工业的扩大与升级。例如，在1900年前后，法国资本家依然以法国技师心灵手巧，可以用手工造出世界上最好的汽车为荣。只是在不久以后的1914年，手工技巧不如法国的美国人福特就建立了汽车生产线，用钢铁的精确来抵消法国人的手工技术，还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
工业革命爆发在英国，法国在大国中第二个投入工业化，但英、法重工业发展相对缓慢，这是前面指出的多方面原因所致。作者在这里必须再次指出，这与国民优秀与否或领导人是否明智无关。即便在工业革命爆发以后，也没有人可以预测到工业进步能一直持续下去，压倒一切农业社会的遗产，没有人会预计到重工业部门最终成了利润的重要条件和现代军队的基础。到本章叙述的时代为止，历史惯性和客观的物质条件（或者再包含一些运气）决定了各国重工业的发展速度。
德国和日本比较类似，都是在英国的重工业部门充分显露威力后才开始在外围地区进行工业化的。这两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充分认识到了重工业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威力，明确制订了有限发展重工业的目标。因为德、日相对落后，所以被英国放心的拉为盟友，协助英国保持地区秩序。两国的共同特征是在工业化的关键时期与头号工业强国结盟，得到了技术和工业母机的支持。另外，虽然没有广阔的海外市场，但两国国内都有过剩而强大的军事贵族势力，军国主义势力以军事订货支持了重工业以超出消费品工业的速度发展。在1890年前后，德国的重工业已经相当成熟，在不拥有海权和广阔殖民地的前提下还是争夺到了一些市场空间，在某些项目上甚至领先英国。
美国的前身是一个非主流移民建立的殖民地，文化积累少，地广人稀，手工业水平相对低，人力成本相对高。一旦英国的经验证明了发展重工业可以大大节约人力，没有什么内部因素会阻止重工业以接近理想状态的速度扩张。当然，后面要提到的购买力不足偶尔是个问题。至于其他殖民地，此时要么在大国的严密控制下不得发展工商业，要么被西欧溢出的军事贵族所控制，为了上层社会的利益而积极发展农牧业和矿业。由于资源相对人口暂时过剩，这些殖民地过的也不一定很差。阿根廷就曾经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富国，“象阿根廷一样富”，这句口号从19世纪到喊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独立重工业的澳大利亚到今天还很富裕
旧大陆还有一些暂时未被工业国家征服的古老农业文明。那些力量太弱小，离西欧较近的地区即便想发展独立的重工业，也立刻会被西欧的远征军制止。英国对埃及工业化的干涉就是个例子。象中国、朝鲜、土耳其本土、波斯这些地区或因距离遥远，或因农业文明实力强大而很难被干涉，中国和土耳其还能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击败西欧工业国家的军队，暂时还拥有一定的独立性。不过，正如前面几章解答为什么西欧以外的地区未能爆发工业革命一样，两国发展成熟的农业社会制度在原有的轨迹下运转良好，既然还没有受到工业文明根本性的挑战，自然也没有进行工业革命的动力。再考虑到成熟农业地区稠密人口对节约人力的机器的抵制（美洲作物带来的人口上升空间已基本耗尽），这些形式上独立的传统文明没有建立任何独立重工业。
在决定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发展速度的四个条件中，最重要的限制条件是购买力。从前面的讨论读者可以看到，人力和资源的限制在早期并不显著；在某些国家，重工业本身也很容易实现指数化的增长，因此扩大生产力并不难。但产品只有在被卖掉的情况下才能产生利润，让资本在循环中扩大，所以能否为工业经济的产品找到销路成为了关键所在。
本文前面几章对资本主义的运行过程进行了探讨，一个重要结论就是资本主义无法从体系内部找到足够的购买力，否则扩张的主导要素（资本）就不能获得利润。具体到本章所讨论的早期工业资本主义，操作机器的劳动力来自传统的农业社会，相对早期弱小的工业经济而言可以近无限供应。而符合现代工业要求的机器、能源和技术（具体而言就是工程师与高级技工）主要来自工业自身，只能从0开始逐步积累，所以属于稀缺品，可以充当资本。在这种客观条件下，绝大多数由工业革命带来的利益被少数有能力投资的富人所占有，劳动者只能得到比农业时代差不多的收入。（考虑到工业化早期城市基础设施的简陋和城市文化的贫乏，普通工人的生存状态可能还比不上原来的自耕农）显然，由于工业资本主义内部的财富分配如此两极化，穷人即便花光他们的工资（事实上他们确实花光了）也无法买下多少商品，富人占有大量财富却只需要用其中的一小部分就足以过上奢侈的生活。工业资本主义自身只能消费一小部分工业产品，必须向这个体系以外寻求购买力。
工业经济以外的购买力只有3种来源：未能工业化的殖民地、直接能进入流通的贵金属矿山或其替代品，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传统农业文明社会。殖民地土地资源充足，可以用农牧产品或地产、矿产交换工业品，占有贵金属矿山的独立地区可以直接用硬通货购买，传统农业文明则可以同时提供农产品和贵金属。另外，某些地区出产皮毛和钻石等奢侈品，这些奢侈品价格昂贵，容易携带和保存，因此也能产生与黄金类似的效果。南非的钻石、西伯利亚的貂皮也可以用来交换西欧的过剩产品。19世纪各个工业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速度就取决于是否能占有或垄断这些市场。
英国占有最广大的殖民地，其中有地广人稀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有富产黄金、钻石、象牙的南非、西非殖民地，还有人口众多的印度。英国一度基本垄断了这些地区的工业品供应。英国还有世界第一的舰队、商船队、全球军事基地网，可以随意的进入中国、拉丁美洲等地的市场，必要时还可以阻止竞争对手向海外进行经济扩张。因此，英国在早期工业国中市场压力最小，工业资本主义可以相对自由的扩张。通过限制殖民地产业发展，向新殖民地倾销，转卖商品等方式，英国即便在工业不再领先的时候还可以获得高额利润。这些利润支持了英国资本主义的霸权，从拿破仑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流强国”几乎成了特指英国的一个专有名词。
美国的情况比较特殊。美国的独立其实是法国和英国两个欧洲国家争霸的副产品。在法国的正规军、军饷和舰队将英国派往北美的军队耗的精疲力尽以后，英国决定把这片缺乏特产的土地留给那些小农场主的民兵，以便抽出力量投入收益更大的其他地区。于是美国得以成为第一个独立的主要殖民地。虽然英国官吏和亲英的大地产主被赶走了，但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地广人稀的美国以农业立国，出口粮食、棉花和资源，进口制成品仍然是有着最佳的短期效益，因而也是美国最容易走上的道路。事实上，1789年美国制订的进口关税只在5-15%之间，平均为9%，远不够在旧大陆的繁荣手工业和英国正在工业化的经济面前保护本土产业。美国的未来似乎与其他先后在政治上独立，在经济上保持依附地位的殖民地没什么两样。
不过，作为英国异端分子的接纳地和英帝国第一个独立的殖民地，美国在刚建国的大半个世纪中一直和英国关系紧张，和战不定。拥有海权的英国常常会干涉美国与其他地区的贸易往来，客观上阻止了美国出口农产品换取工业品。一旦海上大宗贸易被切断，9%的关税立刻变为无限大，美国本土的工业从无到有的开始发展。由于这一时期的工业门槛还比较低，而且新移民中不乏在工业革命前夕从英国本土移居美国的技术工人，美国工商业很快在这块人力成本高昂的土地上模仿英国建立了重工业体系，1807年美国人率先造出蒸汽轮船，1817年已有多家工厂以机器生产蒸汽机，1840年前后，蒸汽机和机床已经是商品生产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工商业利润丰厚，所以原来以地产为根基的美国上层社会也纷纷把资产投入工业。由于美国上层社会从保护性关税中尝到了甜头，在后来局势缓和的时候，被工商业税收所左右的美国政府反而提高了关税，继续阻止外国（主要指英国）工业品入侵。1816年关税率提高到7.5-30%，1824年的平均关税率已经达到40%，1818年再提高到45%。在这种条件下，美国工业资本主义体系得以基本垄断本土的购买力，只有南方因为残余大地产和奴隶制庄园较多，才保留了一些依附于外国的农业地区。在1861年爆发的南北战争中，北方主流社会以重工业和人力彻底压倒南军的军事素养，荡平了与外国工业体系结合的大地产，把全国都变成本土工业资本主义的市场。
在美国最初的13州殖民地与太平洋之间，有着700万平方公里富饶的土地。这些土地上人口稀少，一部分由鞭长莫及的西欧强国在名义上领有，一部分是落后的印第安人的家园。通过威胁、欺诈、战争、屠杀、强行购买等方式，美国很轻松的占有了这些土地。与其他殖民地不同，这些土地在被开发之初不属于任何贵族或奴隶主。为了开发中西部，美国政府允许开发者以很低的代价占有自己开垦的土地，许多大企业和空头公司利用这一政策发了财，但确实有大批无产者因此拥有了自己的耕地。迅速繁衍的人口与大量外来移民、重工业提供的农业机械、无限供应的可开垦土地，这三者结合造就了一个庞大的、由农民自己占有大量过剩农产品的社会。在其他宗主国上层社会未被破坏的殖民地，同样数量庞大的过剩农产品基本由少数地产主占有，因此只能形成少数购买力。在美国，这样一个财富分配相对平均、不断扩张的农业社会可以在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买下本国的所有工业品。
除了富裕农民的购买力，西部其他资源的开发也提供了一些购买力，最重要的就是贵金属。富饶的美国西部存在大量金银矿藏，西进的移民狂热的开采这些无主财富，很大一部分的贵金属被分散到普通采矿者手中。由于美国上层社会没有能力在当时的西部建立秩序，所以即便某些富矿被先到的公司或幸运的个人所占据，狂热的淘金者依然会藐视一切产权去采矿。与农业剩余相类似，这种分散的硬通货形成的购买力百倍于它们集中于少数人的状态。
虽然早期的美国无法象英国那样把商品倾销到全世界，但美国的特殊社会结构和地理条件给它带来了超出任何国家的本土购买力。因此，仅仅靠本土市场的支持，美国的工业资本主义及其重工业核心就能够以物理定律所允许的极限发展近一个世纪。在19世纪，美国资本集团由于拥有足够的国内购买力，所以并不急于用暴力夺取海外市场，这反映在外交政策上就是著名的“门户开放”政策——不愿意在海外独立付出代价的美国资本集团满足于和其他先行扩张的殖民者分享市场，而不是以武力排斥其他强国，将市场变成自己垄断的殖民地。一般认为，1898年美西战争是美国工业资本主义被迫寻求海外剩余购买力的标志，但在这以前，美国工业产已超过了英国、德国之和，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当然物质和硬通货储备还远不如已称霸百年的英国）。
法国的海外殖民地位居第二，但其绝对数量远不能和英国相比。（定居人口之比为2.2亿/不到1千万）在法国大革命将本土大地产分给小农以后，法国本土的农业也能提供一定的购买力，只是人均购买力远不如土地资源丰富的美国。至于在传统农业文明中的商业扩张，法国起步也较早，但海权一直被英国压制，所以也没有起到太大影响。不过，前面曾经提到法国第二个开始工业革命，但重工业发展不快，奢侈品出口和文化产业繁盛，所以生产过剩的压力并不大。另外，法国传统上是欧洲第一强国，积累的资本虽然无法被本国工业经济完全吸纳，但至少可以进入别国获得利息，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工业滞后的损失。在上述因素及后面要提到的战争因素综合影响下，法国一方面保持了工业强国的地位，另一方面相对地位在整个19世纪呈下滑趋势。
德国和日本都是后发工业化国家，这决定了它们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拥有与英国霸权并存的垄断殖民地。如前所述，两国勉力建成的重工业体系必须在政府和军队订货的支持下才得以存活、发展。不过，在无法从国外输入资源的情况下，政府和军队订货所支付的货款要么是凭空发行的纸币，要么是征收自平民的实物赋税（劳动力或农产品），这两种方式都意味着在工业化的同时降低平民的生活水平。两国修筑了铁路，建立了现代化军队，但德国工人的工资只有英、美、法工人的1/5到4/5，日本农民的生活水平甚至不如 中国农民，这带来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和革命的土壤。为了释放矛盾避免革命，为了挑战英国霸权，为了获得购买力，两国原本就过剩的残余军事贵族积极筹备战争，把有限的资源集中于军事建设。这就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
日本和德国的环境也不完全一致。德国（统一后的德国）农业较发达，可开垦荒地较多，又和弱小的东欧诸国接壤，因此尚能释放部分社会矛盾，提供少许购买力。德国开始工业化时先被英国当做牵制法国的工具在海外市场上得到了一些回报；然后恰逢英国以强大的实力为后盾，在世界范围内实行部分自由贸易的年代，获得了一些市场空间。因此德国发展相对顺利，大部分重工业潜在生产能力可以转化为消费品生产获得利润。到19世纪末，德国已经成为第二大工业国，在化工产品、机械生产等领域占有优势。不过德国既不拥有海权也没有海外殖民地，维系生产所必需的市场和资源都仰赖于别国，因此德国工业实力的增长让德国和它潜在的敌人都忧虑不已。
日本本土资源贫乏，工业化起步最晚，错过了竞争相对缓和的年代,早期的工业化资本只能来自对本国各个阶层的剥夺，如减少武士俸禄、增加田赋等。这引发了武士阶层的叛乱与平民的频繁暴动。日本资本集团不得不以提前发动军事冒险，以争夺市场与资源。不过，与德国相比，日本最幸运的一点是近邻中没有其他工业化强国。俄罗斯的远东领土在当时还不足以支持大规模的军队，唯一具有全球大规模远征能力的英国则因日本可以帮助它控制远东而与之结盟。有利的周边环境和使日本成为了第一个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后发工业国。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并击败了经济规模是自己10倍的大清国，1904年日本又赶在西伯利亚大铁路全线通车前发动日俄战争，将俄国势力赶回黑龙江流域。通过两次以微弱优势取胜的的军事冒险，日本获得了辽河流域、朝鲜、台湾作为殖民地，以及中国内地的部分市场，这使日本始终在危机边缘的工业资本主义得以维系发展。不过，对于日本飞速发展的重工业而言，这些市场还远远不够。
意大利、俄罗斯、奥地利也是后发工业化国家。不过这几个国家并不是单一民族国家，内部矛盾重重、又缺乏足够的殖民地（以有购买力的人口计），因此相对衰弱。只有俄罗斯因其广阔的国土尚能保持一流大国的地位。（不过，依然在局部战场被日本痛打）这里不再详细论述其发展历程。
在全球化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战争对历史走向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农业时代，这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不过，即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平静年代，战争的影响也不可忽视。这些局部战争基本可分成三种：工业强国之间的直接冲突，如普法战争，工业强国为争夺殖民地而爆发的海外战争，如日俄战争，工业强国征服非工业国为殖民地的战争，如甲午战争。还有一些战争兼有几种性质，如布尔战争中英国打败了德国暗中支持的布尔人，日俄战争中英国美国提供贷款军费支持日本人等。
鉴于现代工业与军事力量的紧密联系，那些重工业发展超出消费品生产和利润增长的国家虽然存在经常性的经济危机，却往往能在短期冲突中取得与其经济水平不相称的战果，从而抵偿一些经济危机的压力。普法战争、日俄战争的结果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反过来，在布尔战争中，重工业发展不及下游产业的英国虽然最终通过长期战争获得全胜，但也元气大伤，暴露了其弱点和实力极限。英国从此从不可侵犯的世界霸主，变成了后发工业国觊觎的目标，这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重工业的重要性。其实，重工业作为军民通用的负熵流来源，在简单劳动力可以无限供应的年代是潜在财富和潜在力量的来源，但资本主义这种利润至上的制度却不断限制重工业发展，只有在一切规则都被破坏的战争年代才能正视它的意义和真正的增长潜力。这种矛盾反映了这一时期工业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致命问题，后面将对此进行详细讨论。
本章从重工业、资源、购买力、人力和军事冲突五个方面分析了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强国的发展历程。之所以作者忽视了其他地区的发展，是因为工业革命带来了压倒一切农业社会的力量。在这个时代里不能掌握现代工业力量的地区已基本沦为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政治方面有名义上的独立地位），附属于主要地区的历史；尚未被控制的地区则在原有的轨道上运行，等待着工业世界来接收。西欧、美国和日本，这三个地区在工业革命爆发时恰好具有适于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所以率先进入了工业社会。在这个强国俱乐部里，虽然内部冲突不断，但由于庞大的传统农业世界和新大陆富裕的农民可以提供足够的购买力，而且加入工业竞争的国家有限，所以世界性战争一直没有爆发，世界经济一直在高速增长。不过，这个经济增长只对少数国家内的少数人口有意义，其余的人口基本保持原来的生活水平。由于社会动荡，原有的社会结构被打破，文化体系被推翻，在大部分人的实际感受中，生活水平可能还不如传统农业社会。
现代工业的力量实在强大，只要几个工业强权之间不爆发全面战争，骚动的下层人民（世界范围内）可以被控制了工业力量的上层社会轻松控制。即便中国、印度这两个人口最多的农业地区出现规模大如太平天国、义和团、土兵成建制起义的反抗，为数不多的工业化军队也可以迅速予以镇压。所以，在那些能够分享工业化收益的资产阶级、买办、传统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看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黄金时代。
现代自由资本主义的源头不在工业社会。西欧在工业革命以前数百年的扩张虽然没有脱出农业社会的经济水平，却使中心区可以向边缘、空白地区释放矛盾。于是自由资本主义在少数发达西欧国家成了暂时的主流政治形式。工业革命作为一个特别的历史事件让西欧继续保持它的经济中心地位，从非工业化地区获得利润，于是西欧自由资本主义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得以继续发展，同时向其他地区扩展或被其他地区所仿效。这一制度有许多致命矛盾和问题，但只要工业生产力还能够在无限的市场中自由扩展，只要还有源源不断的利润流入中心地区，已经获得先发优势的工业自由资本主义就能继续它的黄金时代——直到这个体系碰到市场的边界，在真实历史中就是1914年。
矛盾的总爆发还有待时日，但战争和死神已经在黄金时代的辉煌外表下达成了协议，等待着利润不再增长的那一天。日后两次空前残酷的世界大战、美苏冷战、第三世界的独立等重大事件都可以在这个“黄金时代”找到某种程度上的必然性。当时的世界并不是没有人认识到这一切，英国一个叫马克思的穷学者已经用他锐利的目光解剖了这个社会，指出了矛盾所在，对未来做出了预言。尽管在今天看来，马克思的理论因其时代局限性而有许多关键问题，但黄金时代的资产阶级很快就会悲哀的发现：他的“可怕”预言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下面一章作者就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分析这个工业自由主义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