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结束与共产主义的兴起 2月13日更新 14章 -- 马前卒
十四 工业革命的影响
从物理意义上说，工业革命大大增加了人类可利用的负熵流。人类从此可以以更大的范围和幅度按自己的意愿改变世界。由于工业革命前人类生产力低下，绝大多数人类活动都属于直接的生产活动，为整个社会谋吃谋穿；其余的人类活动也都围绕着经济主轴运转。所以，工业革命最先也最直接的在经济领域展示它的影响，为人类开启了一扇财富之门。
财富的含义并不是金银，工业革命确实增加了贵金属生产，但这只是它实际作用的一个副产品。工业革命真正增加的的是实实在在的消费品生产，如衣服、粮食、房屋等传统消费品，以及汽车、化纤、电脑游戏等前所未有的的新消费品。所以，工业革命与海外金银矿的开发不同，真正促进了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能力。
这些财富不是在一夜间降临的，工业革命后发生突变的是财富增长速度而不是财富本身。工业革命前的人类不仅习惯于温饱线上的生活水平，还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习惯了停滞的经济或低于1%的年增长速度。如果考虑到人口与财富的同步增长，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并没有给平民的生活带来多大改变。工业革命爆发后，所有能享用到工业利益的地区都出现了持续的增长。其增长速度在今天看来并不出奇，在工业革命早期，主要工业国的经济增长率都在2-4%上下。不过，真正起决定性意义的倒不是增长速度，而是持续增长的时间。3%左右的人均财富增长率看似不惊人，但只要持续1个世纪，足以让人均财富增长到16倍。1780年以前西欧的农业-手工业经济虽然繁荣，但在人均寿命、人均粮食消费量、人均房屋面积等关键指标上只是略微领先于旧大陆平均水平。到了1个世纪后的1880年，尚未完全工业化的西欧人均财富已经是超出世界平均水平2倍的，到1913年则达到3倍以上。在工业革命爆发2个世纪以后的今天，这一比例已经达到了1：8甚至更高。
工业革命带来的许多重要物质进步经常会被忽视。比如，我们经常看到有人在各种媒体上赞美“美丽的田园生活”，诅咒把世界弄的乱七八糟的机器。但如果让这些文章的作者回到一个儿童夭折率高达40%的社会，一个没有塑料，一个瓷碗价值壮年男子数天工资的社会，一个人均寿命只有36岁（1800年旧大陆平均）的社会，一个95%的人没受过教育的社会，一个气候稍有变化就有10%的农民死亡或沦为奴隶的社会，一个95%的人活不到癌症发作期，以至于没有癌症的社会，想必他宁愿去当囚犯。2个世纪以来，工业化给我们带来的利益实在太多，许多工业化带来的改变已经完全融入了平民的生活方式。象高成功率的外科手术、稳定的粮食供应这种工业化带来的的基本福利已经被一些人看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他们在幻想中想象农业社会，向往一种既有工业化以后的福利，又不必被伴随工业化而来的秩序所约束的生活。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正好从反面说明了工业革命对人类生活影响之深刻，说明读者司空见惯的事物中其实包含了大量农业社会所不具备的物质财富。
除了经济绝对水平和发展速度的提高，工业革命还改变了人类社会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和依赖关系。
在成熟的农业社会中，除了农业剩余限制着其他经济部门的规模，还有一些为上层社会生产奢侈品的经济部门居于可有可无的附属地位，其余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的地位是差不多的。缺了任何一个职业（如铁匠、农民、小商贩）或经济部门，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经济就会无法运行或至少受到重大不利影响。没有哪个经济部门可以脱离其他经济部门独立增长，也没有哪个经济部门可以通过一两项技术进步推进整个经济的同步发展。当然，农业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但即便农业产量出现了突破性进展，其他产业依然无法直接从中受益，粮食以外的产品，如食盐、铁器、房屋的人均生产率还会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要想提高产量，只有投入更多的人力。
读者在阅读前面几章后应该清楚：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社会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可达到的上限都大大提高。其原因在于新生的重工业部门提高了流入经济的负熵流和人类利用负熵流的效率。类似的，在工业革命以前人类社会绝大多数负熵流来自农业，因此农业占有最基础的地位。但农业在很久以前就达到了自己的发展上限，除非出现偶然的物种交流（如美洲玉米的引入），只能在其他产业部门的辅助下维系自己的生产水平，并不能象重工业部门那样，通过扩大负熵流的方式提供增长空间。所以今天的广义重工业部门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甚至要高于稳定农业社会中的农业。或许农业革命早期，尚未达到自然生产上限的农业可以与工业革命以来的重工业相比。
在传统经济学家的理解范围内，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或是在既定的科技背景下各个企业或经济部门独立进行的技术改进。在这个理论体系下，技术被看作一个连续可变的参数，长期技术进步被解释为各行业微小进步的简单加法积累，经济本身则是一个基本平衡，不断趋向稳定的系统。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经济的理想状态意味着让经济通过私有企业自由地伸展到现有物质条件所允许的最高水平，同时让各个经济部门自由、随机的向各个方向进行技术探索。
尽管这个理论体系在几百年的历史中发展的异常精妙自恰，但作者必须指出：这一描述与工业革命后主要经济地区的宏观经济史完全相反：工业革命爆发后，一小部分关键技术的不断进步和重工业规模的持续扩大不断提高着经济发展的上限，人类开采、利用负熵流的方式——具体消费品生产的技术背景始终在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人类还没有在现有工业水平所允许的经济空间内充分发展，关键工业技术的进步就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象蒸汽汽车、机械计算机、洲际飞艇等一度看似合理的发明尚未量产就被内燃机、电子计算机、喷气式飞机所取代了。在这种技术背景下，关键新技术对现有经济模式的破坏在经济发展中起主要促进作用；在既定背景下对现有经济发展空间的充分发掘反而退到了第二位。进一步的考察可以发现，导致经济发展模式发生变化的关键技术集中于少数行业，如电动机、蒸汽轮机、海上采油技术、石油分馏等，其共同的物理特征是能促进负熵流的开采或能提高负熵的利用效率。从1800年到今天，世界经济的增长模式和经济中心的转移完全超出了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的预测，为什么会有这种冲突？
现代西方经济学思想产生于农业时代，16世纪后西欧农业文明的繁盛给了它充分发展的空间，在亚当-斯密（1723-1790）这个只看到工业革命曙光的学者手中得到第一次总结。因此西方经济学在形成基本框架后很久才被迫正视工业革命，力图在不改变自身理论基础的前提下把工业革命纳入自身体系。所以大部分主流经济学家都贬低了工业革命的作用，将西欧文明在工业革命以前的繁盛与工业革命之后的霸权混为一谈，认为工业革命是经济自由的产物而不是一个特殊历史事件。不过，顺便说一下，现代经济学的开山祖师亚当-斯密逝于1790年，死前烧掉了所有手稿。我们不知道当时已经开始展示威力的工业革命与亚当-斯密焚稿事件是否有联系，但时间上的巧合很值得我们玩味。
西方经济学是一个没有把工业革命纳入理论基础的学说，自然无法在工业时代很好的解释经济史或预测经济前景。好在社会学需要考虑的参数太多，到现在为止依然无法以精确的计算来作出预测，象作者这样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也承认社会学研究暂时只能止步于定性分析。所以经济学家们总是能以事后诸葛亮式的天才，从成功案例中找到有利于其理论体系的论据。比如，他们先是说新教伦理有利于经济自由，然后在日本崛起后急忙改口说儒家伦理也一样（无视日本在儒家文明圈中的边缘地位）。刚刚有几个天才学者从儒家伦理和新教伦理中找到共同点，日本经济就出现了“衰退”，于是他们又修正理论说儒家管理方式有天生的非自由倾向.........又如某些经济学家坚持自由贸易可以让全世界得利，但一旦那些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遇到了困难，他们立刻转而指责这些国家中为数不多的尚未放开的经济领域，认为经济自由化不彻底导致了问题，而故意忽视那些自由贸易领域更少的国家没有遇到同样危机的事实。经济学家们就是这样在因社会学尚不严密而产生的学术空隙中钻来钻去，不断的制造理由来回避因无视工业革命而产生的矛盾。
经济学家们如何掩饰他们的无能只是个具体的手段问题，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西方经济学长期占据准主流地位的原因必须以唯物主义历史观来解释：
首先，西方经济学在解决局部问题上确实有一定用处。尽管工业革命不断更新整个社会的技术背景，但在局部的经济领域中，由于固定资产的更新成本很高，在一定时间内保持技术背景基本稳定并非不可能。因此，西方经济学还可以在局部问题上作出相对精确的描述与预测。其次，最关键的原因在于工业化的进程不平衡，少数发达地区获得了远远超出平均水平的生产能力，主张自由贸易和经济自由化显然有利于这些地区从过剩的生产能力中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考虑到历史上思想的传播往往是由大炮而不是学术讨论来完成的，少数发达地区所主张的、对它们有利的思想体系成为全球主流并不奇怪，但对于试图以科学的眼光来打量世界的作者和读者来说，随大流并不符合科学精神。前面几章作者已经详细论述了工业革命的细节，论述了工业革命属于特殊历史事件，直接改变了经济的基础。那么工业革命对经济的冲击就绝不仅仅体现于财富的增长，还体现于财富增长模式发生了变化：一个以经济发动机面貌出现的重工业部门（广义）取得了超出所有经济部门的地位，从而彻底破坏了成熟农业－手工业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
前面指出了工业革命的直接影响：生产力的高速、持续增长与一个驱动经济的重工业部门的出现。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经济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动，人类社会中自然也会产生相应的变革。
从绝对意义上说，工业革命扩大了人类世界。铁路、青霉素、机关枪使工业社会能够深入原来难以通行的落后地区；定期远洋轮船、越野车、直升飞机则使人类能够在缺乏农业基础的荒岛、极地、沙漠中生存；飞机、潜水艇、矿井乃至航天器甚至使人类达到原来只能在想象中到达的空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世界是扩大了，尤其是对于从一个被穆斯林军队围攻的半岛出发征服的欧洲人而言。当然，这个扩大的“世界”只对那些从全球化交流中存活下来的人类有意义。
新机械扩大了人类“文明世界”的范围，也以更大的幅度提高了“文明世界”内部交通的速度。十六世纪以前各个文明地区之间的旅行，时间经常要以年来衡量，而且旅行者要做好一去不回的准备，大航海时代用事故率极高的风帆商船联系了大部分文明的沿海地区，但也不过是把时间单位压缩到月。由于手工业和畜力限制了船只的规模和速度，直到工业革命前夕，人类的交通速率并没有比蒙古帝国时期的草原商队或是环航非洲的腓尼基探险者高出多少。铁路和蒸汽船在几十年内就把洲际交通的时间单位改为“天”，随后的喷气式飞机和高速公路又把这一单位改为小时甚至分钟。从交通的意义上说，世界大大缩小了。
世界在变“大”的同时“缩小”，这意味着除了少数几个既偏僻又无经济价值的角落外，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被工业化结合成一个整体。与11世纪大草原周边地区的短暂交流和大航海时代沿海（沿通航外流河）地区的“全球化”相比，这次全球化是彻底的、可能也是永久性的。正如斯塔夫理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指出：各个时代创新（不论是技术还是文化）频率与传播速度之间的比例决定了世界各地的面貌是否一致。游猎部落时代创新的频率与传播速度都非常缓慢，但创新频率更低，所以各个地区差别很小。到了农业时代，传播速度赶不上创新频率（以今天的标准，两者的数值依然都很低），所以世界各地的社会分化成不同的文明。到了工业时代，创新发生频率和传播速度都大幅度增加，但传播速度增加更快，传播时间几乎降到了可以忽略的地步，所以整个世界又被同一种工业文明所占据。前面曾谈到不可能出现2次独立的工业革命，其原因就在这里。
工业时代的全球统一暂时还不等于全球均匀发展，统一的世界经济体内有发达的核心地区，也有混乱穷困的外围和边缘。全球化的真正含义是：无论核心地区还是外围地区都不得不承认，本地区的任何发展和变革都无法不考虑其他地区的影响以及可能在其他地区引起的后果。英国和德国的海上争霸从北极打到南极洲附近的福克兰群岛，美国为了把日本军队驱出太平洋岛屿要雇佣雨林里的土著部落，远洋航线的建立会导致亚洲腹地的沙漠商队向导丢掉饭碗，经济波动甚至不会放过最偏远的山村，今天的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与世隔绝的桃花源了。
另外，这种由技术到文化的统一也第一次允许并要求人类真正从全世界、全人类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并为答案的评定给出了一个正在形成的标准。从人类命运的角度来说，这可能是工业革命最重要的结果，后面将对这个问题有详细论述。
重工业带来的负熵流使人类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改造世界。我们必须注意到，部分人类行事不一定是以全人类的利益为标准，改造世界也未必就是建设。重工业部门从创立的那一天起就和以破坏为目的的军事部门紧密结合，军事和经济的相关性在工业革命后比农业时代又有了很的提高。
游牧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并没有明确的传承关系，所以工业化在军事上的第一个后果就是文明的主体——农业文明得以彻底压倒游牧民族的军队。在工业革命以前，经济发达的农业文明的军事优势体现为可以动员更高比例的过剩人力投入战争，但粮食剩余终究是少数，游牧民族的全民动员优势可以轻易抵消发达农业文明的人力，而手工业的发展上限使农业文明并不能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在军队质量上占上风（少数消极防御战除外）。由于游牧民族占有机动力高、组织严密、民风剽悍、生活环境与战斗环境相似等优势，还可以很容易的仿造或夺取农业文明的技术兵器，所以游牧民族一直占有战略主动权。蒙古帝国对旧大陆的征服就是典型的蛮族骑兵压倒在技术、经济上占有绝对优势的文明地区的例子。即便到了火药时代的早期，装备的伊斯兰骑兵或北美大草原上的印第安骑马步枪手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力量。
工业革命到来以后，即便游牧骑兵占领了最先进的兵工厂，缺乏地区性中心城市的游牧生活方式也无法让牧民们同时享用到机动性和先进的武器。而即便在工业化的边缘地区，罐头食品和铁路增加了文明地区军队的机动力，标准化的步枪、子弹和火炮使军队可以通过技术兵器成十倍的提升火力。游牧军队在数量、质量、和机动上都丧失了优势，失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内燃机的出现甚至使游牧地区丧失了提供军事运输畜力的特殊地位。或许不是所有的农业文明都能在工业时代登上历史舞台，但我们在讨论随后的历史时，忽略牧民的作用不会对讨论结果造成什么影响。
重工业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后勤体系。在拥有铁路和轮船构成的后勤网络以后，远征军的规模不再随作战半径的增加而迅速减少到0，因此工业强国可以发动跨文明区域甚至是全球性的军事行动。19世纪，在包括两次鸦片战争和克里米亚战争在内的的多次战争中，西欧工业强国与本土作战的传统农业文明对抗，不仅在火力上占上风，还总能在具体战役中取得人数优势，靠的就是工业化的军事体系。
能促进消费品生产的重工业水平与军事能力在工业时代几乎划上了等号，“富国”和“强兵”往往被这个时代的统治集团看做一个目标的两种叙述方式。由于工业化强国的军队可以跨地区发动征服，遥远的距离和高山大海再也无法保护社会制度的随机变异，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工业时代达到了极致。凡是有利于工业经济发展的制度就能存活并扩张，不利工业经济发展的制度要么灭亡，要么被改造为强国经济体系的边缘部分。再加上各个文明内部各种次级上层建筑的竞争、变异，工业革命带来了一个动荡的时代，游牧民族退出历史舞台不过是其中一个小插曲而已。这个插曲之所以尚值得一提，只是因为此前游牧民族用几千年时间积累的军事威名。
前面说过，工业力量使人类得以在此前因缺乏农业基础而荒无人烟的地区立足。如果这些地区恰好具有重要的工业资源，那么，这些原本处于边缘地位的地区立刻就会成为繁荣的工业城市，取得前所未有的地位，甚至发展出新的文明。中东的石油帝国虽然缺乏根基，但如果考虑到游牧民族的军事地位已经丧失，应该承认这是工业资源创造新文明的一个例子。即便一些地区连矿产资源都没有，交通地位也可能成为一种资源。最早来到南非的欧洲人就是为了在远东和西欧之间建立航海补给站而开辟殖民地的。贫瘠的直布罗佗、马耳他、巴拿马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冷战期间，飞行技术的发展甚至将北极圈内的冰岛变成了对峙前线与交通枢纽。我们在考虑工业时代的历史时，必须注意到工业经济对经济地理的修正。
在农业时代的战争中，人类也会互相残杀，但农业文明的地域性和人类自身的力量的弱小限制了战争的危害。工业革命爆发后，人类破坏能力的增长很快就让地球都显得狭小起来。早在20世纪初期，战列舰主炮在射击时就不得不考虑地球自身的曲率，到了20世纪中期，核武器的出现一下子让人类拥有了毁灭自身甚至整个生物圈的能力。（某些读者可能会认为核武器是一个特殊现象，但即便忽略核武器，以20世纪常规武器以及化学、生物武器、油气炸弹等准战略武器的发展来看，人类拥有毁灭自身的能力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在现代战争的残酷面前，农业时代的军事冲突宛如儿戏一般。罗马人灭迦太基，亚述人占领叙利亚，最残酷的报复不过是将敌人平民卖为奴隶，在首都周围的农业地区撒盐以防止重新开发。到了20世纪，利用生物和化学技术对整个民族进行大屠杀的记录屡见不鲜，纳粹不过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例。核武器轰炸下的土地不止是存草不生，还有流毒千年的辐射。美国在越南战争中为了保证轰炸精度不惜用落叶剂毁灭对方的植被........当然，只要有机会，对手也绝对不会因为同情心而放弃报复，只有在势均力敌的双方都意识到无限制使用暴力的后果以后，才可能出现“恐怖的平衡”。
工业革命使武器的破坏力开始威胁到全人类，甚至不会放过使用者，这种可怕的后果是工业革命的另外一个副产品。不过，全球性危机倒不一定来自战争，80年代以来充斥媒体的环保言论已经向读者展示了无数种人类灭亡的可能性。小到生物实验室的病毒泄露，大到温室气体的排放，短期的有高能物理实验室的实验差错，长期的有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这里不再一一枚举人类因科技进步而给自身带来的威胁了。总而言之一句话，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可以带来更多的物质利益，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前面曾经指出全球化允许并要求从全世界的角度考虑问题，这些因为人类过于强大而产生的危机则从相反的方向强迫人类建立一种全球性的行事规则。
读者应该还记得前面的描述，农业社会的人均财富非常低，除了很小的一个上层社会外，大部分人只能满足于温饱，剩余产品基本被上层社会和公共开支所消耗。在这种情况下，平民的生活没有什么自由度，只能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来谋生。极少数的文化活动也与经济活动密切相关。只有在土地相对过剩的繁荣时期，平民才有可能暂时的拥有一些闲暇和自由，但根据我们的讨论，以指数增长的人口很快就会消灭这种生活。至于上层社会，他们拥有足够的闲暇时间与远远超出生存需要的财富，有可能按自己的意愿而不是生存规律生活。不过，上层社会这个小圈子位于社会决策的中心，一举一动都可能影响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同时统治集团内部往往存在激烈的竞争，那些不努力扮演自己应有角色的统治者们稍有不慎就会被淘汰出局，因此上层社会也并不自由。熟悉中国历史的读者应当知道，即便是万乘之尊的皇帝，在儒家统治秩序比较正常的年代，如果不安于代表官僚集团管理国家的责任，试图利用自己的财富和闲暇来展示一下运动或艺术才能，也一定会受到整个官僚集团的指责、纠弹，极端的情况下甚至被废黜。
无论是贵族、官僚还是平民，从宏观来看，农业社会的人类都只能按照被经济背景所决定的社会规则去生存。即便他们向往另外一种生活，以经济为中心和竞争标准的社会也很难容纳这种异类，生存竞争很快就会将其淘汰。还有一些专职从事文化艺术行业的人类，要么放弃了正常的经济位置、承担极大的生存风险，要么专门取悦统治者，依附于上层社会，从而暂时取得了一定的自由，为后代创造了大部分文化遗产。但这种人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都很低，从未取得主流地位。从生命史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脱胎于物竞天择的生物界。在人均财富停留于温饱线上下、文化传播依赖于人口繁衍、迁移的农业时代，在人类社会中起主导作用的社会规律自然还是生存竞争规律。我们之所以在农业社会总结出“经济基础和客观条件决定上层建筑”的结论，就是基于这种客观现实。
当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后，逐渐增加的财富一开始还是在这种基本规律下起作用。慢慢的，由于复杂的工业体系包括工业经济所必须的社会管理机构）需要雇佣大批的专业技术人员来保证生产力的不断增长，人类社会中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这个集团以工业经济所必需的专业技术换得了超出基本生存需求的财富，其绝对数量庞大，内部竞争不强，又不必为整个社会的运转负责，因而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生存自由。在这以前的历史中，从未出现过如此庞大的，有条件且有意愿去追求自由生活的社会阶层。无论是古希腊黄金时期的富裕城邦公民还是宋帝国黄金时期的城市有闲阶级、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商人贵族，其绝对人数、占人口比例和收入超出生存需要的程度都无法与19世纪工业革命后出现的庞大中产阶级集团相提并论。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从此，主要社会集团不一定要准确的按照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轨迹运行。因为生存竞争规律有效的前提是生物占有的资源接近于生存的底线。具体到人类社会中就是生产力只能供大多数人以温饱，然后残酷的生存淘汰赛会消灭那些不竭力为自己和子孙谋生存的人类。工业革命在数代人的时间内改善了相当大一个社会阶层的人均财富状况，人均财富的增长从量变到质变，许多人不再严格的按某种不因个人意志而改变的模式生活，而且不会在肉体上被淘汰。生存竞争规律在一定程度内变成了历史。
另外，农业时代人类交流困难，文化、思想甚至宗教的传播只有在人口和物质文明扩散的情况下才能有效进行，象军事征服、人口迁徙、家族繁衍等事件都是主要的文化传播途径。因此象文化和思想等上层建筑的“软件”，其发展规律也因生存竞争的存在服从经济基础所确定的发展轨迹。工业革命通过现代媒体和教育、科研机构改变了文化、思想传播的方式，文化和思想的传播不需要与特定人类群体的扩张、迁移相结合，自然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生存竞争规律的影响。
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尽管人类经历了2次世界大战，尽管发达工业国家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鸿沟越来越大，还对移民关上了大门，但工业经济确实在生产越来越多的财富，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教育，在工业经济内从事技术性工作。发达国家无产阶级已经准中产化，第三世也界出现了以工业经济为基础的中产阶级，收入获得超出基本生存需求的人口数量还在继续增加。文化和思想也因为电视机和互联网的的出现进一步降低了传播成本。在这种条件下，“经济基础和客观条件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自然就不再准确了。当然，人类不可能脱离经济而生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还是有很大的影响。此外，由于社会的运行存在惯性，以及很大一部分人类依然在温饱线上挣扎，甚至还有数亿人在捱饥荒，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塑造可能还要在21世纪持续下去。
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但人类依然从1780年以前的农业时代甚至游猎时代继承许多物质、文化遗产。在前几章详细分析了工业革命的内容和农业革命的遗产后。本章的讨论把工业革命的后果总结为人均财富的增长、全球化、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限制减弱、自身力量的增强带来了全球性危机这四项主要影响，以及游牧民族退出历史舞台等次要影响。在这一分析中，唯物主义原则没有变，作为分析基础的科学精神也没有变，之所以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本身的变化要花上这么多的笔墨，原因在于工业革命的可行性是一个超出人类社会内部规律的变数。
前面作者曾将历史进程比喻成河流，把社会内部的规律（如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影响）比喻成水力学知识，那么工业革命的出现就好比历史之河进入了一段特殊的河道，这段河道的宽度（历史发展的自由度）、坡度（历史进程的快慢）、礁石数量（特殊事件的数量）都远大于农业社会，因此水流的具体流动方式很难预测，浪花、旋涡层出不穷。考察这样一段河流，我们需要知道水的物理特征，更需要了解既定河道的几何形状（地球资源所能支持的工业体系的具体特征）。即便如此，在如此之宽的河道内，对具体的水流作出任何具体预测都必须慎而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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