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国的官办经济--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一) -- 陈经
铺路的重要性人人知道,什么时候铺路,铺什么样的路,就是由前决定的了。教育的特殊性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如果只讲教育的特殊性,国家“有义务”为全民提供小学到博士后的所有教育,和以后的继续教育,只要当事人愿意继续读这个书,能考试通得过。实际上,世界主要国家中没有做的,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用扩招来解决就业问题是一个烂招,双重的烂招!第一,这不是解决问题,只是延迟问题的发生,而且只是有限的几年;第二,这些人几年后毕业时,加上应届毕业生,对就业市场造成双重压力。教育就是教育,教育提供的是技能,但不是就业的保证,不要把教育当成解决就业的路子。如果一个家庭砸锅卖铁,为的是保证子女的就业机会,那这就是砸错了锅,卖错了铁。这和农民种地一样,辛辛苦苦干了一年,但要是下错了种,种的东西卖不出去,怨天尤人是没有用的。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保证的事情是没有保证。就业观必须改,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扩招以后的学校质量问题,这只有通过优胜劣汰,让“看不见的手”决定。贫困学生上学的事,前面已经讨论过了。坏坏哥的看法不能同意,原因前面已经说了,恕不重复。
弱势群体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牵涉到很多道德和法律的问题。但是回到标题,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如果弱势群体是人口的一小部分,国家是有能力赞助的;如果弱势群体是人口的很大一部分,那整个国家就是一个穷,赞助也就是拆东墙补西墙的事。这时候,应该做的是是造墙,而不是拆墙。
平等不是一个事实,而是一个感觉。当你不认为那和你有关,你不会觉得不平等。当你看到机会而机会离你而去,你才会觉得不平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有机会而不能抓住比根本没有机会,这还是一个进步。
有资源才能再分配,没有资源呢?
在楼下回闲看兄的帖子里已经说到,党弱势群体是人口的一小部分时,国家赞助是可能的;当弱势群体是人口的大部分时,国家赞助是没有意义的,或者不现实的。羊毛最终还是出在羊身上。
早20年,我们用同样的语言描述国防预算。由于台湾问题,更是由于充实了很多的钱包,今天的国防预算已经和“军队为国民经济让路”的时代大不相同了。假以时日,教育、科技、医疗领域的拐点也会出现。具体什么时候,我不知道,教育部的官员也未必知道,中国的事情有很多还是在摸索中前进,船没有到桥头,到底怎么走都不怎么清楚。“看不见的手”不是只管推不管拉,两极分化不会无限制的继续下去。
产业化的好处了。而教育本身的特殊性,是不可以这么做的。刚查的,这次政府也出来反对了。嘿嘿。
转两篇:
教育部提出五大观点反对教育产业化
吕诺 新华社 2006-2-28 15:46:55 阅读573次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27日在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教育部从来都是反对教育产业化的,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近日提出“有违教育公益性原则”等五大观点,明确反对教育产业化。
王旭明说,第一,教育是公益性事业,教育产业化是与教育公益性原则相违背的;第二,非义务教育的成本分担机制,与教育产业化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非义务教育阶段确实实行了收费制,但是这个收费制不是没有标准的漫天要价,是以成本核算为基础来实施的。而产业化就是赚钱,就是以盈利为目的。所以,我们提出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和实施教育成本分担机制是不矛盾的;第三,发展民办教育不等于教育产业化。“教育产业”与“教育产业化”,一个“化”字,一字之差,差之千里。我们不反对教育产业,教育很多领域可以搞产业,比如民办教育。我们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民办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可以取得合理的回报。但是,不能把发展民办教育和教育产业化等同起来;第四,经过认真调查,我们发现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把“教育产业化”作为国策,包括美国等大量发达国家在内,也包括一些不发达国家;第五,公共政策领域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教育产业化。
王旭明说,我们要旗帜鲜明、公开地反对教育产业化。不仅教育部门要反对,各个政府部门都要反对,老百姓要反对、政府官员也要反对,大家共同反对,让它如同过街老鼠一样没有市场。
教育产业的理念大致出现在1980年代中期,理论界关于教育产业化的争论长达十多年,反对者主要从教育的公益性出发,在价值层面质疑产业化、市场化的主张;支持者强调教育所具有的产业性质,认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教育产业的发展是无可争辩的基本现实。最近,教育部负责人严词否定“教育产业化”的提法;由于现实教育中的种种乱相,饱受其苦的家长和社会舆论几乎一边倒,强烈声讨“教育产业化”。显然,教育产业化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是混乱而面目不清的,有必要作一番疏理。
一、“教育产业化”的理论之争
教育产业化的理论并不“邪恶”。在计划体制下,长期以来我们只强调教育的公共性、公益性,进而认为教育只能由政府投资举办,形成国家垄断、包办教育的困窘局面。教育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的引入,使我们认识教育既具有公共性,也具有私人性,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提供的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其公共性部分由政府购买,私人性部分作为个人的自我投资,由受益者个人购买。学校与学生的关系,也具有提供教育服务的交易性质。对国家而言,教育不仅是一种公益事业,还是具有很高经济回报率的战略产业,教育的发展需要打破封闭,引入市场竞争的机制,建立经费多样化的渠道。
1980年代发达国家以及最近日本被称为“高等教育市场化”的改革,即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改变政府干预过多的治理模式,增强高校适应市场需求的能力,提高教育的效率和效益。其主要内容包括:减少国家-政府对高等教育经费的投资比例,增加非国家的(包括市场、个人和家庭)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强化高等教育与私营经济部门和工商界的联系;加强私立-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扮演的角色等。
在许多国际组织的统计分类中,教育均被列为“服务产业”、“第三产业”。在1992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中,教育被明确列为第三产业,而且是“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产业”。《决定》提出要以产业化为方向,建立充满活力的自我发展机制,对包括教育产业在内的第三产业,坚持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它被主张教育产业化的意见引为最重要的论据。我国教育主管部门的基本态度,是承认教育具有产业属性,尤其是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留学教育等。但从维护教育公益性的角度出发,反对提“教育产业化”,认为所谓“化”,就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意。
在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教育具有某种产业性质,教育需要引入部分市场机制以增强活力、提高效率,个人分担一部分教育成本等概念应当说已经被社会普遍接受。无论支持还是反对“教育产业化”,在这些方面是具有共识的,争论主要在教育产业“化”与不“化”的认识上。我认为这种词语之争其实并没有更大的理论意义,反而削弱了我们对这一进程的实际关注。
虽然我们的官方政策没有提“教育产业化”,但事实上“产业化”的问题之严重,是那些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国家所没有的。一种理论的现实命运,并不是由讨论或表态决定的,而取决现实的社会需求、价值导向和利益博弈。
二、“教育产业化”的现实表现在事实的层面上,究竟哪些行为、内容属“教育产业化”,同样众说纷纭。大家在使用这一词语时的所指其实是各不相同的。
狭义的理解,它主要指在学校举办企业、科技类和服务类的校办产业。中小学的校企在1980年代红过一阵后,大多衰落不振。在1990年代全民经商的气氛中,高校掀起大办校企的热潮,一时公司林立,教师下海,蔚为大观。至2000年底,全国近400所高校共有科技企业近2100家。至2001年底,全国高校已有控股或参股的上市公司33家,其中在上海、深圳两地上市的公司29家,总市值约占深、沪两市市值总额的3%左右。
这一成就背后的事实是北大方正、清华同方那样的企业屈指可数,大多数校办企业都是不赚钱的,高校深感风险巨大,无利可图。由于企业运作不规范,校企不分、产权不明晰,造成校企“小的亏了,大的跑了”的骑虎难下之势。尤其是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的冲突,商业化价值对大学精神的侵蚀和对教育行为的扭曲十分明显,影响高校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2001年8月起,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进行校企改制试点,明晰学校与企业的关系,并最终使校、企完全分离。宣告了这一政策的终结。
发展教育产业也指发展民办教育、发育教育培训、留学教育等教育市场。的确,民办教育本来应当是教育产业化最重要、最主要的力量。尽管近十年来民办教育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仍然非常弱小。2002年,民办小学在校生仅占全国小学在校生总数的1.83%;民办普通中学在校生占0.9%,职业中学在校生占1.25%。具有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民办高校在校生32万人,仅占高校本专科生在校生总数的2.2%;即便将各类民办高教机构的学生都算上(包括大量高考落榜补习者),也只占9.6%。无论与1950年时的规模、水平还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相比,几乎都不具有可比性。民办教育缺乏与公办学校平等竞争的政策环境,产权不明晰和难以保障等等,成为制约民办教育发展的重要问题。
广义的理解,教育产业化泛指利用市场手段扩大教育资源、利用市场机制“经营”教育的各种举措。其中最突出的,是多种渠道筹集教育经费和缴费上大学。中国农村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就是主要通过集资办学,所谓的“人民教育人民办”,农民自己为自己埋单而支撑的。
近年来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和学校实行“一费制”,许多地方义务教育陷入难以为继、前所未有的困境。1997年全国高校实现“公费生”和“自费生”并轨收费,高校学费标准从1998年的1000余元快速攀升,目前多为4000-5000元以上,加上其他各种费用和生活费,大学生实际支出的费用要高得多,大约相当于一个城市职工一年的收入或两个农村劳动力一年的收入。由此,导致大学出现约占学生总数20%左右的“贫困生”阶层,每年都有家长因缴不起学费而自杀的悲剧发生。虽然国家有“奖、贷、勤、减、补”等五种方式帮助贫困生,但作为主体的国家助学贷款因种种原因难以大面积推进。
不难认识,近年来教育产业的发展是有其正面价值的,如教育培养能力扩大、效率得以提高,教育经费的来源更为多样化,教育服务、教育消费概念已经形成,教育市场和教育的选择性开始出现,学校与政府、社会和学生之间的新关系开始建立等等。
但这一进程的弊病和代价同样巨大。教育资源短缺形成的巨大市场与陈旧落后的体制相接,出现了种种“寻租”活动,致使教育行为扭曲,教育腐败丛生。各种价值模糊、产权暧昧的“改制学校”,如“民办公助”、“国有民办”的学校,实行“一校两制”的“校中校”、“二级学院”等等,利用国有资源和名校品牌大赚其钱。社会腐败风气对学校、教育的侵蚀,连年发生的高考舞弊案、学术剽窃案、“注水文凭”、逐渐制度化的权学交易和钱学交易、人为制造的“择校热”和巨额的“择校费”,以及严重的教育乱收费等等,导致学校的功能、面貌变异,教育的社会形象和公信力受到严重影响。社会舆论对“教育产业化”的强烈批判和否定,正是基于这种最宽泛的认识,即把学校围绕经营、创收等产生的种种怪事乱相都归于“教育产业化”名下。由于教育产业、高等教育市场化在理论上毕竟具有特定内涵,因此我更倾向于将上述弊端归因于“单一财政视角”的改革所导致的后果,这是我们当前特别需要认识和辨析的。
三、对“单一财政视角”教育改革的反思
在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背景下,多年来教育界推行的是一种被称为“财政视角”的改革,或者说是一种“经济主义路线”的改革,其主要动机为弥补教育经费短缺,兴奋点围绕着创收、经营、转制、上市、产权、市场化等问题,以增长和效率为主要追求,而缺乏对教育公平、教育品质的关注,经济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教育话语。因此,现实生活中出现这样强烈的反差:一方面,教育的数量增长、规模扩大,人们受教育的机会显著增多;与此同时,教育越来越昂贵,越来越“豪华”,享受“优质教育”越来越成为金钱和权力的较量。一方面,各级教育的发展达到历史上的最好水平;与此同时,出现教育价值失衡、教育行为失范,以及教育品质的恶化,公众对教育的评价降至20年来的最低点。
“单一财政视角”的教育改革的局限性和后果已经彰显。为此,我们需要深入反思,重新认识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基本规律、基本价值,认识在市场环境中政府的教育职能和行为定位。
1.教育的健康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想,维护教育公平的基本价值。
由于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经济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警惕和防止市场价值对教育功能、教育价值的异化,保持教育的人文性、公正性、纯洁性已经成为对现行教育的一个基本挑战。不能不看到,一些学校被迫的创收压力正在变成主动牟利的动力,并形成某种利益集团(最近北航招生丑闻即是一例———编者注)。在以经济利益为主要追求的教育活动中,有的地方将重点学校作为地方财政的财源;许多地方通过政府干预,用借贷等方式创办完全脱离中国国情的昂贵的“重点学校”、“示范学校”(建一所高中动辄花费几千万元、一亿元、两亿元甚至更多),用高收费的方法将债务转嫁给学生家长。类似地,如果私立教育以营利为目的是不合理的,那么用政府经费举办、拥有优质资源的公立学校,大规模公开牟利的行为难道是可以允许的吗?
我们需要重温渐被淡忘的教育宗旨和教育方针,认识现代教育制度、教育政策的道德基础,认识义务教育和公立学校的本质功能,需要重申作为人类文明成果、世界各国共同遵循的教育价值,尤其是社会公正、教育公平的价值,从而避免教育改革蹈入目中无人、惟利是图的价值真空。
2.明确政府的教育功能定位。
政府最主要的教育责任,是依法履行实施义务教育的义务;最重要的教育功能,是建立和维护市场环境中的教育秩序,以及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其他措施保证教育公平。多年来教育经费不足的现实是迫使学校自谋生路、教育走“产业化”道路的根本原因。解决教育经费危机的根本之举是政府承担自己的教育义务。邓小平曾说过,“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这是至今仍未真正实现的小平同志的遗愿之一。切实保障教育经费投入,甚至不惜降低一些经济增长速度,把义务教育、农村教育搞好,是当前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现代国家教育政策的基本价值、政府的主要功能是促进和保障教育公平,这几乎是没有例外的。教育不能“劫贫济富”,没有一个政府是以扶持强者、制造和拉大差距作为教育政策的。用倾斜政策人为制造和扩大学校差距制造“重点学校”,以及移植泡沫式房地产开发思路,将制造豪华、昂贵的“优质教育”作为政绩工程和既得利益,是一种典型的反教育行为。需要真正贯彻基础教育均衡化的方针,而不是只当作一句时髦的口号。
3.提高教育效率的根本之举是改革宏观教育资源的配置方式。
旨在提高教育效率、扩大教育资源的“教育产业化”,由于在高端和宏观上教育资源没有放开、政府垄断没有打破的情况下,将危机下放到终端,让学校、教师在微观上去“搞活”,因而必然是畸形的和不健康的。提高教育效率的根本途径是打破对教育资源的垄断,吸引社会资金向教育的流动,把教育办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事业,建立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促使民办教育的良性发展。
此外,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垄断、包办高等教育。正如不少学者建议的,在教育经费有限的情况下,一个可行的选择是政府集中力量办好一批优秀高校,让一部分高校转制,将节余的政府教育经费用于支持义务教育。
4.提高教育效率、改善教育品质需要推进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政府包揽过多,教育管理、教育决策中行政化、长官意志主导的弊病严重,它与扭曲的教育市场的结合,极易成为教育腐败的温床。因而,有必要使教育改革走出单纯的财政视角,进入更为实质性的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改革。在现行制度环境下,促进管理体制改革,减少冗员冗政,建立信息公开、社会参与的民主管理,不仅可以有效地降低教育成本和提高效益;也是在市场环境下改善教育品质、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途径。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甚至不是教育部长或者教育部的政策怎么说,而是教育部怎么做,拿什么来做。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们所讨论的“产业化”是相对于“公益化”而言的,或者说受益者直接支付教育或医疗成本,但这不包括推广到赢利的水平。换句话说,以教育或医疗为赢利产业,这在哪里都是要受到谴责的。如果这是问题的焦点,那没有什么可争论的,这种赢利是不道德的,应该是非法的,如果有相关的法律的话。
但是教育和医疗机构收取直接操作成本,成为非赢利“企业”,这才是我们讨论的实质。这肯定不是理想境界,但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这是使最大多数人受到教育机会的最有效方法,直到政府有足够的钱(最终还是取之于民),真正实现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的覆盖范围也是一个问题。十年?十二年?一直管到大学毕业?那为什么不管到研究生毕业?18岁是公认的成年年龄,到了18岁,人就有了选举权,犯了法同样要上成人法庭,自然也应该负起养育自己的责任。义务教育管到高中毕业是合理的,教育贷款、奖学金、助学金制度应该完善,但大学应该自己付费。有意思的是,现在对义务教育的争论,常常不是集中在12年基本教育,而是大学教育。依我看,这是争论错目标了。
乱七八糟的摊派费, 比例是多少? 有人清楚吗? 他们是中国人的大多数.
"胡温新政"好象要在上有点作为.
但是有的地方, 没那钱, 就干不了事.
州内学费这标准,学生自己去打最普通的校内工,平均一天一个小时就能自己把这学费挣出来。中国呢?
一个月也有两千左右的说,所以基本上不用跟家里要钱...自己活得还相对比较滋润
1. 我在上一贴中首先引用了教育部的最近讲话来说明什么是教育产业化,教育产业和教育是公益性事业这么一个性质.晨兄似乎对把教育办成赢利性的企业是反对的.那么这一点上大家观点一致.教育的公益性是最根本的认识,如果这一中心思想认识不清楚,只会把以后的改革带偏.
2. 在紧接着的一篇引用中,有这么一句:
这个也被我们现在的所有的讨论所证明的.在所有的讨论帖子中没有一个是要求回到过去的全免费的大学义务教育上去的.所以教育机构收费不是讨论的实质.这里我和晨兄略有分歧.你是希望完全按成本收费,这样学校可以非盈利,不靠国家活下去,是不是? 那么你认为现在中国大学的学费水平是高了,还是低了? 我认为学费的收取要参考人均收入水平或者人均GDP等指标,再根据学校的成本收费,因为目前被讨论的学校都是公立性质的,面向普通群众的.这样的学校,国家必须贴钱,再加上学校自筹(比如捐款,科研项目等)和学生学费才能平衡开支.事实上,以美国的情况看,公立学校正是这么做的.中国目前不是,大学收费过高,要下调.更不应该出现教育部发言人说的那些混账话.
3. 既然非盈利企业不是实质问题,那么什么是教育产业化带来得问题.我的那个引用中给出了狭义和广义的产业化理解以及产生的问题,而且目前的问题已经很严重.
这些问题的实质,也就是我们讨论的实质是:
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正是要反思这两个反差,改变只从经济角度出发搞教育的方法,想出新的方法平衡经济和教育,而不是陈经的帖子里说的
4.义务教育:今天中国国内可以说没有什么人急着要搞十二年的义务教育,大学义务教育的声音更是没有,最主要的呼声是搞好目前的九年义务教育.而城市里的九年的义务教育的问题相对较小,大问题在农村.之所以产生这个问题也是因为前面说的经济路线弄的.农民自己集资,所谓的“人民教育人民办”,农民自己为自己埋单. 这个是很荒唐的.造成了农村的上学难,进一步发展,农村的文盲半文盲人数可能会增加而不是减少(另一个贴中给了文盲人数,虽然可能不精准).中国的文盲半文盲人口也主要集中在这一块.很难想象,一个文盲半文盲越来越多的农村如何实现腾飞.
5.说一点城乡差距作结尾.
自1983 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呈现出不断扩大的态势。到了“十五”时期,我国人均GDP已经明显地超过了1000美元,2005年达到1700美元,但这五年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呈现出加速扩大的趋势。2000~2005年期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9.6%,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为5.3%,不说本来收入水平就存在差距,且说近5年的收入实际增长速度就相差了4.3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比(以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由2001年的2.9上升到2005年的3.2。
我们一般考察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都是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平均水平进行比较。实际上,在平均收入的背后隐藏着更加严峻的情形。我国目前仍然有约6成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不到全国农民的平均水平;占20%农村人口的低收入户人均纯收入大约只有1000元,约相当于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按照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约为200元,只相当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平均水平;占20%农村人口的高收入户人均纯收入水平高于7000元,相当于低收入户组人均纯收入的7倍。较低收入农户的人均纯收入水平离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距离更远,而且农村中这些低收入群体农户家庭的收入来源渠道比较窄,缺乏增收必要的基础和条件,增收潜力极其微弱,改变他们的经济状况面临更大的困难。
发展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告诉我们,居民收入非均等化程度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会呈现出扩大的趋势,当达到一定程度后则可能出现缩小趋势。根据这一理论,不难认识到我国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增长在相当长时期内呈现出的扩大趋势,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现在的问题是,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何时能够由扩大的阶段转为缩小的阶段?
据测算,如果按照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走势,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要到2032年后才会开始缩小,最大的差距将上升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相当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近4倍。这就意味着,只有当我国达到中等发展中国家水平以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才开始缩小。显然,这会影响到我国整个现代化进程。不仅如此,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长期不断扩大,还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不利因素。
我不知道那个2032年怎么算出来的.这里经济牛人多,有兴趣可以验证一下.
但是这里给出的比例,平均收入等数据,清楚地显示了目前所谓的"公"立学校的学费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上.说现在学费不高,群众愿意支付,有能力支付的,都属于只看见城里的一块,而无视中国有9亿农民,以及他们才应该是教育的大头这个根本道理的.
俺也觉得不能把进大学之前的欠账一股脑的都压在大学收费上.
大学教育真是没什么好争论的,实在没有钱,为什么不考军校或是师范?地质、农林等专业也是有国家补贴的。
可能会有更多的家长能够积攒够孩子上大学的钱 另外你提到的“教育贷款、奖学金、助学金制度”尚不健全,也是人们抱怨上大学贵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我很担心的一点是,往往是穷人不愿意借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