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国的官办经济--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一） -- 陈经
del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
金融政策的失败.
那时(1948年8月),老蒋可能意识到大陆会守不住了, 于是准备撤至台湾的计划(就像抗战时撤至四川一样), 利用金圆券搜刮财富肯定是这个计划的一个方面. 我的意思是: 这可能是故意的, 所以不是一件值得耻笑的事.
另, 民族资本家虽然在蒋家王朝无法与官僚资本相抗衡, 但至少他们的人身自由和经济活动的自由是得到保证的. 假以时日, 其发展空间应该还是充裕的. 官僚垄断资本也未必就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 日本与德国的许多企业集团可以说也是一种官僚垄断资本, 但它们在推动本国的经济方面作用巨大.
然而在我朝, 民族资本家原先的那点自由都被完全剥夺了. 例子: 曾被毛泽东[1]称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不可忘记的四个人之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率领船队由香港开赴大陆的四川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 在四川成了"不法资本家"。 在无情斗争之后，他服毒自杀. (大多数死者却是采取更简单的法子－－跳楼. 上海市长陈毅对人说，上海的「降落伞部队」有一千三百多个. )
卢作孚本为中国一代爱国知识份子的楷模。一九二五年，这个出身贫苦的青年知识份子为了「实业救国」，集资合股，订造了一条名为「民生」的小船，利用四川合川县一所小庙的殿堂开始了他的事业。事业发展后，他当过国民党政府的交通部次长。一九四九年时，他的公司已拥有上百条船，航线远达东南亚，他本人却房无一间（他住在公司职工宿舍里），地无一垄，银行里甚至没有一文存款。他赤条条地离开了人间。 卢的遭遇实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写照。
-----
[1] 《现代作家》一九八四年第十一期第十五页：五十年代中期，毛主席对黄炎培等人的一次谈话中指出，中国工业发展，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讲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 讲交通运输，不能忘记卢作孚。
是什么时候得到这个否决权？
这个问题跟俺上回问快脚猪的主要轻重工业基地的问题意义一样。不过为了避免象上回那样再出理解上的偏差，俺多加点提示：
用援助买“票”是五十年代就开始买了，票也一直在那儿好久了，为啥直到那个特定的时候才到手否决权？
这里有两个链接，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经济？政治？
票是早有了，但是不继续投资，没有支持，怎么会有后来的斗争胜利，何谈要美就我这样的谋略实现，以后的改革开放如何能有稳定和平的环境．到那时候你想搞开放，搞进出口，想去捞肉，能成吗？
正如我前面所说，中国政府恰恰是先在政治上打开突破口，站住脚，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利用政治对经济的关系，保障后来经济的发展．等经济规模增大到一定程度，不由得你不改变现有规则来接纳中国，这是一种让世界就中国的策略，也是崛起道路上最佳的策略．
但结论仍是我无法苟同的。
闲看兄引的两篇俺没什么印象，大致扫了一下周南那篇，觉得实在没什么意思，因为它无非还是竭力避开70，71年这段时间中美关系上发生的重大变化（而究其根本原因是六十年代中苏关系上发生的重大变化），重弹那些老调，让人误以为中国就是让那些亚非拉兄弟给抬进联合国的。
如果我们的目光不仅仅限于exactly坚定的老一辈革命家所告诉我们的，而是再放宽广一点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
1969年，尼克松上任后多次尝试从多种渠道（包括巴基斯坦总统，罗马尼亚，美驻华沙大使-〉中国驻华沙使馆等等）与中国建立接触尝试改善与中国关系。美方官员首次在正式场合下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国名。
1970年一月，重开中美华沙会谈，美方表示准备派一名代表赴北京同中方直接讨论。
2月，中方表示愿意接待一名部长级的代表或总统特使。
10月，尼克松让访华的巴总统传话他准备派密使访问中国。
11月，周恩来正式答复巴总统中国政府欢迎美特使访华。
12月，中国发表毛泽东与斯诺在天安门上的合影及会谈的消息。
71年4月，中国邀请美兵乓球队访华，实现兵乓外交。同月美方收到巴总统转来周恩来口信：愿意公开接待美国特使如基辛格博士获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来北京进行直接会晤和商谈。
至此可以认为美中关系大门已经打开，“从此中美关系悄然步上快车道”。
71年7月9日-11日，基辛格秘密访华。
71年10，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的合法席位。
1972年2月22日尼克松正式访华。
从这个时间顺序我们也应该可以大致看出事态发展的端倪了吧？
同时在这个时期（中美建交前），美国的密切盟友如日本加拿大等纷纷与中国建交。
如果说亚非拉弟兄抬轿子，那他们也抬了不少年头了。如果中美关系不改善，美国不开大门，那那些兄弟在多抬个十年八年也不管用。
反过来说，即使没那些小兄弟们抬着，到美国需要你的时候自然也就大把人过来抬--象闻风（还是奉命）先期跟中国建交的那些。
交亚非拉国家这些小兄弟不是没有一点好处，但要论在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比如不结盟运动，自己开大会弄得像模像样的，可冷战时期两大集团谁把这运动力的兄弟们当回事儿了？形势需要该灭谁还是灭谁。所以拿重返联合国这样的来论证这在第三世界里买票值得实在是不太恰当。
说句直接了当的，在返联这事上花钱在非洲小兄弟身上远不如跟一大佬（苏联）PK一把来得扬名立万，效果出乎意料的大。
另外统一闲看兄的做大经济规模然后逼其就范的说法。不过我觉得这是后二十多年走的路，前三十年恰恰是反其道而行。这里就不多说了。
但是你也忽略了不少东西。
北大历史系的那个链接，我觉得把61年的形势说得比较清楚。这里，就要问了，美国为什么就挡不住了呢？小兄弟再小，在联合国里也是一票。联合国通过决议，需要多少票数，都在章程里写着。你可以靠自己的大国关系在后台拉票，但是到了投票的时候，一票就是一票，和国家大小就无关了。中国政府当时瞄准的就是这一块，农村包围城市的再版而已。但是“农村”的力量毕竟弱，打不动“城市”，大家只好僵在那里。然后10年过去了，到了71年，如你时间表所说，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很多问题的解决已经水到渠成。但是前提是什么呢？是因为以前的对抗上，军事上占不到便宜，联合国里也占不到便宜。既然占不到便宜，在适当的形势下就可以拉拢靠近，这个最多算“锦上添花”。所以如周南回忆中说，毛主席说是非洲兄弟将我们抬进去的。这个确实是根本力量所在。
直到今天，美国屡次提中国的人权问题，要制裁，决议都通不过，这个力量还在发挥作用。如果没有这些票数，被制裁了，进出口？门都没有。经济损失的巨大就不用我说了吧。
发展水平的数据?
在香港占据了领导地位.
在英国的其它殖民地,好像没发生过这种经济翻盘的事.
这说明什么?
1. 中国人民勤劳、智慧、坚韧不拔的素质。
2. 即便在这种政治上实行殖民统治、对华人歧视的地方，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照样给予华人资本发达的机会。
有效期为五年的、至少在文字层面上对等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能比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更令中国丧权辱国？
以“好坏”来评价，其实往往是随自己的情绪。
（二十五）靠比较优势发家
对于中国这样缺少资源的后进国家，不大搞进出口是不可想象的。大干进出口，会有很多毛病，但这些毛病再多也比不搞要好，两种经济模式从本质上就不可同日而语。就如上节所分析，必须加到世界产业循环中去，在这个大环境中往上爬。用比较优势挣钱，挣钱来发展出更高层次的比较优势，又挣到更多的钱，形成这种正循环的机制了，发达就很有希望了。你搞技朮还是提高商业环境都好，总之是要在世界产业链中争取占据有利地位。成功例子很多，日本四小龙都是如此。不按这个做的，全都混不好。中国与印度是两大苦主，拉美的“进口替代”也走向失败。
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用比较优势挣钱，挣钱来发展出更高层次的比较优势，又挣到更多的钱，形成这种正循环的机制”，这是后进国家搞“发展经济学”至今为止唯一正确的选择。相对于苏联转型时的“下降螺旋”，这是一个靠得住的“上升螺旋”。这是我思考中国经济问题领悟到的最高层次的理论。虽然经济学家们有过这样的论述，但淹没在大量非关键的论述中，如从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经验中总结论证出来的“福利经济学”定律，“产权”理论等等，这些在经济学理论地位上更重要，但是对中国而言不如比较优势理论更适用。我看过各种各样的理论，确实发现比较优势理论最合适。例如现在流行的“自主创新”，应该放到这个大框架中去理解。自主创新是为了“发展出更高层次的比较优势，又挣到更多的钱”，这个目标必须明确，不能为了“自主创新”而“自主创新”，重新发明轮子这样的事不能做。为什幺说“自主创新的主体应该是企业”，就是因为只有企业才能去“挣到更多的钱”。用上面总结的理论，自主创新是自然的结论，还可以推出更多的东西。例如我们开始就只能去把纺织业机电组装业这些低级的产业占住，靠这个挣钱。对于搞科技创新没有优势的地方，也不一定就没有出路了，可以靠自己的比较优势形成正循环。例如内蒙发展草原养殖业，挣来更多钱，一边保护环境一边扩大产业，近年来全国经济增长最好，这远比从前把草地吃光经济差环境也破坏了的错误政策要好。现在中央说“可持续发展”，实际说的就是“形成正循环的机制”，不然靠比较优势挖矿卖油爬两下，出了大问题不可持续，这就不是“正循环”，而是短视。一些大吹老毛经济政策的人说，用收取农业剩余及保护主义的方法发展工业技朮积累实现发达，用上面的方法分析，很容易就知道是错误的。这样做，特点就是穷，实质上是没有正循环机制不可持续，总会因为各种问题搞不下去，因为没有用比较优势去挣钱。工农业剪刀差30多年，还是没有实现以工养农，农民穷成那个样子，这没什幺好推诿的，就是犯错误了，忽视了挣钱的正循环。牺牲农民还理直气壮说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和周边地区一比就没话可说了。周边地区日本四小龙早就实现了以工养农，农民比你城里人还富。原因不是日本四小龙的妇女靠卖淫挣钱（这样总结别人富的原因，很不实事求是），是因为人家实现了比较优势的正循环。
现在中国搞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用比较优势去挣钱也有一段时间了，终于可以开始“以工养农”，“工业反哺农业”，开始大规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比较优势理论的胜利。我对中国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就是因为在高层次的经济路线问题上，终于稳定在这个正确路线上了。中央层面上我确信这个路线已经深入人心，所有宏观经济政策很清楚地都是以此为根基的。近来看不少地方干部的言论，进步也很大。只要顺着这条正循环的路走下去，不停想办法克服困难，彻底解决发展问题就在不远的一段时间内，不用等到21世纪中期去。现在进入了加速发展时期，局势是相当好的。其实中国已经算是东亚地区发展慢的了，以我们的资质应该发展得更快更好。我们慢，主要是因为历史原因，摸到这条正确路线用了很长时间。而东亚其它经济体别无选择，没什幺资源，人比较进取，只能用这条路线去拼，结果一个个都拼出来了。以东亚地区的民族素质与历史底蕴，成为全球经济中心是必然的，就等中国来完成这最重要的一步。
当然这个理论对中国以及东亚是合适的，因为我相信以东亚地区民族的素质，“挣钱发展出更高层次的比较优势”是相当可行的。东南亚拉美非洲即使知道这个理论，也可能不合适。因为他们靠天生的比较优势挣来钱了，但因为素质问题，发展不出更高层次的比较优势（也不是人笨，但人家的文化喜欢踢球过狂欢节，不象东亚人这么努力），发展的高度大致由天生的比较优势厚度决定，原材料丰富的GDP就可以炒高些。印度不好说，资源可能还不如中国，除了靠人聪明英语好搞IT外包有比较优势（与印度人口规模相比太小），条件太困难。印度看来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希望把制造业发展成下一个比较优势。印度人不比中国人笨，但制造业已经被中国占了位，它即使有出路，也会麻烦得多。
以上把后进国家的发展理论总结了一下，这很重要。如果按照这个发展理论来搞，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没什幺好争的，并非关键。各国会有各国做事的方式，日本员工终生制大锅饭一样，照样搞。韩国就是国家扶植的大企业，也不合传统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但必须有竞争力，要有比较优势。所以，组织方式可以偏计划，经济运行的方式一定得是以市场需求为核心。最后整出来的经济模式叫计划还是叫市场是哲学定义问题（日本有人自称是计划经济，觉得中国的计划经济无计划可言是乱来），实质是以比较优势为核心的发展理论。
大致上，中国80年代还没有认识到这个比较优势理论的极端重要性。那时理论界喜欢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对搞，你好还是我好吵一吵，或者找转型的办法。象80年代两个重要经济理论会议，巴山轮会议（在轮船上开的）议定在四种经济模式中应采取“有控制的市场经济”（其它三种是严格的计划经济，灵活一些的计划经济，自由市场经济），莫干山会议建议用世界独创的“双轨制”从计划经济价格机制转向市场经济价格机制。就这些办法与结论本身来说，是相当有水平的。但这仍然是在讨论“做事的方式”，至于“做什幺”，就认识不太清楚，没有一个明确的到世界经济中靠比较优势抢饭吃的意识。那个时期，中国拉外资不算多，还不如东南亚了，进出口有发展，但不算很快，经济发展主要不是由进出口带动的，应该是没有认识到这个道理。
到90年代，就真的是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来搞了，进出口一跃成为经济发展的两大动力之一（另一个是基础设施投资）。以我对主流经济学家的观察，他们已经缺省地把这个理论当作最高指导原则了。我认为这才是“主流”的意思，所有主流都同意这条道路。至于所有制、产权之类的运行机制，主流内部也有很多不同意见，并不能脸谱化选一种最恶心的来批。如果不同意或者不清楚这个以提升比较优势为核心的理论，迷失在一些具体的细节上，那么只能是丧失话语权，已经没什幺好争的，属于认识层次问题。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在政府里混得不错，原因就是这个比较优势理论管用。一方面确实挣来了钱，一方面对于出现的问题也可以解释，也能想出一些解决办法，政府可择其善者从之。反主流的那些激烈言论，在具体问题上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对经济学认识太浅，错误的地方很多，可以当作“群众呼声”对待，作为政府政策的一个考虑因素。从辩论的角度来说，根本不成其为对手，主流经济学家们以前甚至不觉得有必要出来驳（不客气地说，我这个业余的去辩论都有必胜之算）。后来被骂得凶，才出来表白几句，也不是说理论，就是自觉有功反被骂觉得委曲。这也是宣传有问题，主流经济学家其实在媒体上写不少文章，但可能是因为太专业，往往简单一句话有一堆复杂背景，我因为熟一些是能看明白的，但一般人很难明白主流经济理论的要义。但中央确定无疑是会按这条比较优势的路线走下去的，而且开始着手解决一些深层次的障碍（如要形成正循环的机制，就要去改革科研体系）。具体运行就是官办经济运行大法，想做的事就是提升比较优势挣钱。
当然这个比较优势理论没有说挣了钱怎幺用怎幺分配，它只是说你怎幺挣到越来越多的钱。挣钱这个目标确实是达到了，老朱照此弄了几把，虽然他也犯了一些错误，但确实经济实力做大了，而且形成了套路。他离职以后，反而挣钱越来越多越来越容易，政府财政真正大翻身了。 我认为老朱这个历史地位还是有的。在花钱以及分配上，有很多问题，这个不能否认，如应该早些用外汇储备趁油便宜大买特买，但这都是挣钱这个大原则之下的事。老朱应该就是让政府挣钱有些本事，怎幺花钱炒期货之类的，这个要经验，犯错误不奇怪。90年代初中国外汇储备只有100多亿美元的时候，没有人能预料得到中国这个“即将崩溃”的穷国2006年外储会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这在老朱手里做成了。再怎幺说外汇储备多了危险，也还得算挣到钱了，得算综合国力里很大一块，出去访问砸钱都有底气。98年金融风暴韩国金泳三找老朱借300亿美元，没给他，现在再有这样的事肯定借出去了，近年来百亿美元都不当多大事的。
挣到了钱，又是政府级别的市场经济，小民没有地位，怎幺分配是可想而知的。那就是围着政府吃，吃到的就发了，吃不到的就成“弱势群体”。这方面经济学理论确实没办法。越是信经济学，越觉得这太合逻辑了。说到底，经济学是分析事情如何运行变化的，并不是分析善恶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得去改变政府的运行方式，控诉经济学家是没有用的。经济学家自己跟着官办经济捞些也是人之常情，捞不捞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也有不捞的经济学家，照样解决不了问题。中国用那个政府通管的体制来搞靠比较优势挣钱的经济，必然就是官办经济。
从毛泽东放弃与美苏全面对抗的反全球化开始，中国走到世界经济环境里是迟早的事。一方面政治环境逐渐稳定，越来越稳定，甚至在世界上有一定优势。另一方面，政治运动让位给经济，经济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直到90年代，又最终摸对了全球化中后进国家的正确发展道路，走向了官办经济。这决定了中国经济崛起的大势。我们对官办经济的形成与发展作了很多历史与理论背景的介绍与阐述，接下来可以去分析一些现实的成绩与问题，对未来作一些展望。
（待续）
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