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国的官办经济--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一） -- 陈经

江佐中：广东贡献知多少

海南经济报 http://www.hnjjb.com 2005年12月12日 09:31

　　采访人物：江佐中，原新华社记者，现任佛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时 间：1992年3月1日

　　地 点：广州市连新路158号

　　在广东新闻界有一个定论，南方出行动，北方出经验；南方生娃娃，北方起名字。这种鲜明的反差，似乎与广东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岭南文化的不事张扬的风格有关。1991年，在中国是个沉默之年，广东似乎更加沉默。《圣经》上有一句话：有些人保持沉默是因为无话可说，有些人保持沉默是因为懂得说话要适时。我相信，广东人是后一种沉默。

　　改革开放十三年，广东到底是贡献大，还是贡献小？政界、金融界、理论界各种声音、议论不绝于耳。毕业于中山大学经济系的江佐中与我同是1982年进入新华社工作的新闻记者，按照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的概念划分，中国分块块领导和条条领导，这一纵一横是最红最粗最硬的两大经纬线，我所在的新华社属条条领导，条条说块块的事，似乎少了许多麻烦。在广州连新路158号新华社广东分社的办公楼里，就这一敏感的话题我们进行了一次长谈。

　　田炳信：这些年我们做记者的，经常接待外省来的客人，又经常到外省去采访有的时候会听到这样一种话，就是广东这些年发展快是快，但是给国家上交的很有限，广东给国家作的贡献不大。对于这个问题，我听说你最近搞了些调查，能不能就你这段时间的调查情况，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江佐中：从1985年起，我几乎年年跨省采访到过好多省市自治区，与各地的干部工人接触交谈，不少人都持这幺一个观点，大意是：“改革开放后，广东虽然富了，但对国家没啥贡献，每年上交中央财政只有10来亿元，还比不上内地一个中等省份。”凭我自己平时积累的资料和印象，觉得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但当时还无法清楚地完整地回答这个问题。最近我为此去找有关部门，看一看究竟是怎幺一回事。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应该回避，因为它不仅仅是说广东摆的位置怎幺样，在全国排座次排第几，最关键是牵涉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改革开放的头几年，广东都是先行一步的，中央赋予特殊政策、灵活措施。选这个点让你先行一步，对不对?如果发达以后对国家有贡献，人家服气；如果是发达以后贡献不大，还不如选别的地方。这同时也关系到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在广东的实践，是不是真正有实效，是不是真的对全国有实际意义。

　　田炳信：现在，很多人到珠江三角洲参观考察，看到车间一座挨一座，一座比一座漂亮，另外从珠江三角洲的土地上，出现了许多名牌产品，不但覆盖了中国，有些还走向了世界，就是说目前珠江三角洲经济的繁荣程度，已经大大超过了许多人的想象，在这种情况下，每年向国家交十几亿，这个数字是否太低了?

　　江佐中：走访了广东省政府调研室、财政、统计、物价、劳动等有关部门后，我得出这样一个总的印象，就是改革开放促进了广东经济迅速发展，广东对国家的贡献也越来越大。先说财政吧，因为上缴国家财政的多少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标志。1979年，广东财政净上交中央是8.17亿元，1980年是9.9亿元，人们所说的10个亿，就是那时的概念。尽管改革开放已10多年，但这10个亿给人的印象太深了，一直不变地延续下来，但实际上并不是10个亿，财政厅的同志告诉我，到1990年，广东净上交国家财政，已经是53.4亿元。

　　田炳信：这在全国能排在第几?

　　江佐中：如果按上交的，还有比广东多的，但是广东是净上交，就是再也不给你了，有的省市上交八九十亿、100多个亿的都有，但它们有中央返还投资，上交数扣除中央下拨数，净上交就不一定比广东多。1979年前广东和全国一样，都是收支两条线，上交给中央，中央也拨给你。从1952年到1978年，广东财力入不敷出，谈不上对国家多作贡献。改革开放后，中央对广东实行“定额上缴”的财政大包干体制。从1988年起改为“递增包干”，年递增9%。按照中央政策，广东相应对全省各级实行“分灶吃饭”的新财政体制，调动了各级增收节支的积极性，推动了广东经济的大发展，财政收入也随之迅速增加。广东省预算内财政收入，1979年是34.28.亿，1990年是131.02亿，增长了2.8倍，每年递增12.9%。广东净上交中央收的速度，比本省财政收增长的速度更快，1979年上交是8.17亿.，1990年是53.4亿，增长5.54倍，平均每年递增18.6%。从1980年到1990年，广东省财政净上交中央累计已达246亿元。

　　田炳信：你刚才谈的基本上属于“显性上交”财政，其实还有很多“隐性上交”的，比如每年到广东的百万民工把钱汇回家乡，通过海关机构的渠道上交国家的，还有工商部门上交的，加上广东是银行最多的，通过银行上交的，像这些还没有打在数字里面，对这一块，你是怎幺看的呢？

　　江佐中：这个就是人们往往忽视的，人们老是讲广东上交国家财政少，对国家贡献不大，就是因为只看到财政这一个指标。除了上交财政外，广东对国家的贡献被忽视了的其中一个，就是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体制的改革，是从广东开始的。广东对国家的一大贡献，就是自筹资金搞建设，减轻了国家财政的负担。中央决定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赋予特殊灵活政策之前，广东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其它地方一个样，都是中央财政拨款投资，广东省地方和企业的投资是很少的，国家财政预算内的拨款投资占整个投资80%多。改革开放后，广东实行计划、财政大包干，建设资金主要是靠自筹，地方和企业成为投资的主体。1980年到1990年，广东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2058.95亿，相当于建国头30年总和的7.27倍。从对国家贡献的角度讲，这个成就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上，广东经济实力的壮大，也就是中国经济实力的壮大，中央在广东的企事业单位，如铁路、民航、海关、银行、邮电等，都可以从这些固定资产的运营中增加收入。更重要的，11年来，平均每年完成的187亿多的固定资产投资，用于中央在广东企事业单位的中央直接的投资只占15%，其它近160亿都是广东自筹解决的，无论是修铁路、架桥梁、建电站、建口岸，都是广东省自掏腰包，要自己担风险，自己负责还本付息的。光是1990年，广东省的固定资产投资就有372亿，属于地方自己投资的310亿，如果按照老体制，这310亿也要由中央财政来拨款的话，那中央财政的负担就可以想象。但现在这300多亿中央可以省下，把它用到别的省去投资，也可以办别的事，这个其实就是广东人民对国家的一个大贡献。对这个问题，只要我们想一想有不少省市一边给国家上缴几十亿上百个亿，一边国家同时又拨一大笔的固定资产投资给它，“左兜进，右兜出”，上交下拨相抵后净上缴就不多了，也就不难理解这算不算广东对国家的贡献。

　　田炳信：你觉得“隐形贡献”是指哪几块呢?

　　江佐中：第一块是刚才讲的固定资产投资。第二块是中央在广东的银行、铁路、海关、民航、邮电等部门企业从广东取得的收入。改革开放前，有很多这样的单位在广东，那时广东也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省份，处在沿海边防，也没有什幺投资和大工厂，所以想取得什幺收入也很难，也不多。1979年，中央在广东的企事业单位上缴只有4.99亿元，铁路、民航、邮电，特别是民航，在过去都是亏本的，现在很多省市的航空公司也是亏本的，因为它们经济不发达，飞机起降的次数不多。而广东白云机场的业务量现在是全国之冠，创造的效益是很可观的。

　　广东的同志也再三讲，这些在广东省的中央单位对广东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包括银行贷款、邮电的建设，对广东的支持很大。但是反过来说，广东经济发展了，他们的收也增加了，而且他们的收是直接上缴给中央的，无论是银行收取的利息，保险公司收的保险费，还是铁路收的运费，海关收的关税，实际上都是广东人民创造的新财富的一部分。

　　据统计，1990年海关、银行、保险公司等等中央在广东的企业单位上缴给国家104.48亿元，比1979年增长19.9倍，从1980年—1990年累计上缴608.98亿元。第三块是这10多年来，中央出台的物价、工资改革政策等等都导致财政减收增支，而广东自行消化的那部分，也是一笔不少的数目，也可以说是一笔“贡献帐”。1980年以来，中央先后出台过工资套改、调整工资、增加工龄津贴、粮食销售价提高同时给职工补贴、提高铁路运价等。这些政策措施自然推动了改革不断深入，但也导致财政要给补贴，财政会减少收支同时增加支出，这些在内地的其它省份基本上是通过调减向中央上缴收入来消化的，如果属于下拨省，本身就没有上缴的，每年是靠中央补贴的，就要中央增加补贴，最终是要中央财政负担，而广东减收增支的部分是广东自己负担解决。1980年至1990年这方面的开支约130亿，平均每年约12亿。这部分广东自己负担，实际上就减轻了中央财政压力，也就相当于广东每年向中央多上缴了10多个亿(如果广东也是按照其它省份的作法的话)。第四块，就是这几年来一直是热门话题的所谓“百万民工下珠江”，外省民工在广东找到了就业的机会，同时又增加了他们本人及所在地的收入，这也是广东的一个贡献。

　　改革开放以后，广东的工业发展很快，特别是珠江三角洲那一大片，出现了劳动力不足，外省大批民工来到广东这个中国最大的劳务市场寻找就业机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广东的外省民工有300万人。除了西藏、台湾，28个省份都有民工在广东。实事求是地说，这些民工对广东的经济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很多“三来一补”企业，如果没有这些民工在支撑着，这些企业很难有大的发展；如果这些民工全部撤走，有些企业可能要瘫痪。这些民工支撑了“三来一补”企业，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另一方面，事情都是相辅相承的，如果没有广东企业吸收他们来，他们也许还在家里“晒太阳”。所以说，一方面他们支持了广东，另一方面广东也给了他们就业机会，同时也减轻了内地省份的就业压力，也给他们增加了收入。如果按一般的算法，这300万人，我碰到的，工资收入最高的有1000元，最低的200元，如果按平均250元一个月，这300万人一年就有90亿元。除去吃饭、穿衣约一半费用，其它一半基本上是寄老家的，这也算是当地一笔劳务收入，计算当地的国民收入时，这一部分也要算进去，对于他们的老爹老娘，是一笔很大的收入，养家糊口都靠它了。

　　田炳信：听你这幺一讲，把“隐性上缴”和“显性上缴”加在一块，现在广东给国家作的贡献，就不是最初的十几个亿，也不几十个亿，而是几百个亿了。但是，这样大的一个数字，很多人，除了一些行家、专业部门，很多人还不了解其中的奥秘。这里面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对广东这个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区，人们缺乏一种由上到下、由左到右、由前到后的一种透彻的了解。我觉得，从这里说明了作为舆论、作为宣传来讲，它的宣传、报道，它的透明度都还是很不够的，这样的话，在广东这块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块金牌的形象上，产生了一些不应该有的负效应，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深思和注意。

　　江佐中：看来衡量一个地方，无论是广东还是其它省份，其对国家贡献的大小，不能仅仅看财政上缴，它是一个重要指标，但不是唯一的指标，同时也应看到刚才所说的几个方面。如果这样全面来看，就可看出广东对国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不是所谓的每年上交财政10多个亿所能包含得了的。当然刚才所说的几百个亿也不好累加，因为他们不属于同一个类型的东西。

　　田炳信：如果刚才所说的是“有形贡献”的话，广东还有很多“无形”的贡献。刚才我们所说的，只能说是狭义的，从财政角度来看的贡献；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就是广东作为一个改革开放试验区，它其它的一些贡献，远远超过了用人民币能够计算的。比如这些年创出了“深圳速度”、“蛇口效益”、“三茂模式”，包括在广东由于经济发展以后带来了许多观念上的变化，如“时间观念”、“聚财观念”、“效益观念”、“土地观念”等等，这些观念已经不仅仅是广东人所拥有，而且这些观念已经超过了广东省界，辐射到全中国各个地区了。这种广义上的贡献可以说更大了。

　　江佐中：1980年后，广东基本建设、计划、财政、物价、流通、劳动人事、干部、土地等方面的管理制度作了很多的改革和探索。当然这些探索并不都成功，有的是成功的，有的是失误的，但不管是成功或失误，都为内地提供了借鉴。好的可以给人家学习，失败的也可以供人家吸取教训，避免走弯路。

　　田炳信：有项改革我想多讲几句，就是投资体制的改革的意义和启示。刚才所讲的广东不用国家投资，减轻了国家负担是从“有形贡献”也是很大的。广东实行了过桥收费、以路养路、以电养电、以话养话等改革。广东的很多公益事业，真正形成了“大家的事情大家办”，而不像在内地是“大家的事情公家办”。为什幺目前内地还有很多“胡子工程”，广东这几年改革开放后，基本上没有见到什幺“胡子工程”?广东是贷出来的。钱是借来的，是要还的，早一天建厂，早一天投产，早一天收回投资，才不用背包袱。但内地很多还是大锅饭，中央拨的，不用还的，虽然后来搞了拨款改贷款，但都是形式。没有还款的压力，自然没有紧迫感，没有高效率。

　　江佐中：广东原来主管基本建设的匡吉副省长曾向我介绍过去广东的基础设施——交通、电话、通讯等是如何的落后，后来是怎幺改变的，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改革了投资体制。过去广东运输主要靠京广线，但京广线是单轨铁路，就是衡阳到广州那一段，很多东西运不进来。山西出来的煤，国家分配给广东，每年是550万吨，但广东每年只能拿到450-470万吨，剩下的80万吨不是人家不给，而是运不进来，运输落空了的。从贵州调来广东的煤，每年有50~60万吨，每年实际运到广东的也只有10多万吨，大部分都落空，因为要通过怀化进来，也要经过京广线那个“卡脖子”地段。过去，广东经济上不去，很大程度上是“卡脖子”给卡住的。

　　广东是一个水网地带，每走10里、8里就要碰到河。广州到深圳要过3个渡口，广州到湛江要过4个渡口，车在九江排一个晚上都排不过去。广州到番禺县市桥30公里，也要过3个渡口。

　　水运方面，解放前通航的里程是1.86万公里，到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只剩下1万公里。新兴、罗定、四会、怀集，过去都是通航的，但到1980年以前河道已淤塞，这都是学大寨的后果。

　　广东的海岸线很长，门口就有香港、澳门，但是过去广东的港口少、口岸少，改革开始时，江门、拱北、黄埔是当时仅有的出口口岸，各县如果有出口产品，要用汽车、小船运到这些口岸，然后再出去，如果是生铁没问题，但广东对港澳出口，很多是农副产品、鲜活产品。要先运到这些地方，鲜活的也就不鲜活了，菜都烂了，鱼都死了。

　　田炳信：你刚才描述的是改革开放以前广东的交通、邮电、口岸、运输，实际上，经过这10多年改革开放，刚刚描述的“走不动、挪不动、进不来、出不去”的状况，已经是大大地改观了。现在可以说广东是“财通、路通、万事通”，口岸大大小小也有100多个。过去各县的农副产品，鸡鸭鱼鹅统统运到几大港口，然后再转船出港，这些景象也没有了，都通了直航班。

　　江佐中：那当然。目前广东的公路、航运、铁路、航空、口岸、邮电通信、电力各方面基础设施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因为广东形成了自筹资金、自贷、自我发展的机制，按商品经济规律搞基础建设。

　　就说改革最为广东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人头疼的汽车过河问题。改革开放后的10年间，广东发动群众建桥梁，采取过桥收费偿还投资的方式集资，十年建桥1700多座，除了汕头在建的海湾大桥以外，所有的公路都实现无渡口。这1700多座桥梁总共耗资57亿元，如果要国家给57个亿，是不可想象的。再说电话，1985年《羊城晚报》有一篇文章讲述，“广州一大怪，打电话不如骑单车快”，那时电话还是5位数。按照过去的体制，邮电建设是国家投资的。但如果等国家投资，谁知要等到哪年哪月为了适应开放形势，发展外向型经济，广东不等不靠，只用了八个字“自筹资金、自担风险”，广东电信建设10年超过30年。现在不仅手摇电话成了古董，每个县城都有了程控电话，广东省1979年城市只有电话8.6万门，农村是14.7万门，到了1991年底，是220万门：长途电话线路，80年代初只有1300条，现在是1.9万条。BB机、“大哥大”拥有量都是全国第一。其中“七五”期间通讯的投入是50亿元，90%以上是广东自筹解决，这些都有一个偿还的问题，如果是让国家来投资，一个是不可能，没有那幺多钱给你投资，第二个是没有压力去使广东人精打细算，追求高效率。

　　田炳信：当然不能说目前广东的基础设施就很好了。现在很多外省人对广东的认识带有很大的片面性，换句话说，他们把珠江三角洲这块肥沃的土地无限放大到了全广东省，其实把我们的视野从珠江三角洲向东、向北、向西沿伸的话，你就会发现在离这块肥沃的土地不远的地方，还有很贫困的山区，很贫困的村庄。

　　前段时间，我到从化、清远一带跑了一下，看到那里的农民贫困的状况不亚于甘肃、山西的一些贫困山区，那里的一些农民可以说“一根儿竹竿排着十几件破衣裳”就是他全部的家当；一张简陋的床，铺一张草席，有一床很破旧的被褥，就是他们的卧室；他们的灶台就用几块大石头垒起的，像这样的东西，如果不是你亲自去看，你就不敢相信，这也是广东的一些地方。可以说，广东需要用钱的地方还很多，广东的一些基础设施，如果撇开珠江三角洲来讲，撇开几个特区来讲，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很多的钱支持，才能彻底地改变旧貌。

　　江佐中：去年，中央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在第六次全省山区工作会议上，就讲了几点。1990年，49个山区县面积占全省的60%，耕地占41.7%，人口占40.8%，但工业产值只占全省的10.4%，农业产值只占39.6%，外贸出口只占2.5%，国民生产总值仅占19.6%，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158元，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2395元的48.4%，农民人均纯收入765元，只相当于珠江三角洲农民的一半。有一个市，拥有好几个县和区，工农业总产值比不上富裕地区一个乡、镇。49个山区县里，几乎所有的县级财政都是有赤字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可以说进入了小康，但山区还有几百万人没有脱贫，几十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田炳信：这些年，从中央领导到外国元首，从内地的高级官员到各省的投资者、买卖人，他们大部分都在珠江三角洲这块土地上转来转去，而很少涉足广东其它地区，这样呢，对广东的整体缺乏一种全面、准确的认识，形成了广东对国家贡献少的偏见。

　　江佐中：其实你只要看一看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数字，全国人均收入，广东是排不到前面的。为什幺呢?因为珠江三角洲虽然富了，但其它49个山区县把它一拉，就低了。

　　田炳信：所以这里有一个什幺问题呢，我们既要把在改革开放中，珠江三角洲这块改革开放的金牌端给全国人民去看、去展览，另外一个方面，也应该立体地把广东其它地方端给全国人民看，这样，才能使人们对广东有一个准确、客观的认识。因为只有这样，人们才会对你的期望、要求会贴切、准确。这样，人们才可能对广东更多几分理解，也会更多几分支持。

　　江佐中：刚才讲了广东的“有形”或者“无形”贡献。其实广东的同志也再三强调这些贡献的得来，一方面固然是广东人民努力拼搏的结果，另外一方面也看到广东是全国的广东，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大气候，没有中央赋予的灵活措施、特殊政策，没有内地省市给广东提供的能源、原材料和农产品的支持，没有外地大批民工和科技人员在广东这块土地上的辛勤劳动，没有其它省市为广东工业品提供广阔的市场，广东就没有今天，所以他们觉得广东对全国尽量多作贡献是应该的。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当国家出现困难时，中央财政好几次向地方财政借钱，广东也充分体谅国家的困难，在广东自己财政也很紧张、大批山区县需要扶持的时候，仍然尽力为国家分忧，尽量多作贡献。1988年广东财政上交中央只有33.3亿元，但到1990年就上升到53.4亿元。对这些广东的同志觉得很应该。他们表示，今后如果有条件，也要继续多作努力，多作贡献。

　　去年11月份有一篇报道说，华东水灾全国捐款6亿多元，广东人捐款就有1亿多元，占了1/6，在国家、兄弟省份有困难的时候，广东人也是慷慨解囊的。

　　田炳信：这也算是一种贡献，一项不在财政部帐本上的贡献。

　　时间能使隐匿的东西显露，也能使灿烂夺目的东西黯然失光。广东在各种各样的议论、误解中悄然长大，正应验了那句老话：成功就是上帝，而且比上帝还上帝。事实，经济规模、数字、指标和影响力，今天的广东可以说是独占鳌头。

这篇文章开头提到邓小平在人事上的三个奇招及其作用。但邓小平能实施这三招，说明他对中国政局的影响力极大，而上一篇则提到邓小平已经不在权力核心，不得已才用南巡的方式向当时的中央说话。那么这是不是有点矛盾呢？

期待下文。

人家民工给自己家人的汇款和广东对全国财政的贡献没什么太多联系,和对全国的就业及消费的促进还有些说头。要那么说，其它富裕地区都有理由大大少上交国税了。

广东起步时有很多优惠政策，受了许多特别的照顾，这是人所共知的，不是八股文章和官威可以盖得住的。老实说，真让人生气的，就是这种得了便宜还卖乖。

PS：上述评论对所转文章，而不对楼主。

朱鎔基同志1991年就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与姚依林同志一起分管经济工作。从某种程度上讲，那两年，朱鎔基的升迁速度超过了胡锦涛。1993年国务院换届之后，李鹏同志确实修养了大半年，官方正式消息是他病了。我不相信李鹏同志当时是被小平同志赶走的。

“谁不改革谁下台”这种话，从一个没职务的人嘴里讲出来，是有些不合规矩，所以等闲不能用。老邓开始希望保守派自己能觉悟过来，也不想太赤裸裸，就通过一些人放了一些话，但是用处不大。中央几个大头都偏保守，也有些政治迟钝，表面上尊重老邓，但就是不当回事。而且从政治角度上来说，无论是谁想在中央那种气氛中推动改革，因为威望不够，都等同于政治自杀行为，所以就没人动。老邓实在没办法了，只好不顾党内纪律，赤膊上阵全国耍了一通大刀。这下高层人物都知道老邓毛了，必须当一回事了。他们只是偏保守，不愿意冒风险惹祸上身，但并非对社会主义或者计划经济有多少坚定信仰。老邓摊牌了，你们到底改不改？保守派一看，不改就要组织力量对搞，到不是不行，但肯定会冒风险惹祸上身了。所以合理的选择就是搞改革。老邓一不做二不休，既然已经跳上前台了，就指定了几个职位。就是这么回事。

（十八）崩溃危机

从表面上看，南巡后中国经济的乱象不过是又一次“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重演。但这一次，还是“乱”出了一些新意。

以前的乱法，是计划之乱。中央订了个高增长目标，就按此实施，这省建几个工厂，那省开几个矿。更野蛮的就是和打仗一样下达指针，给我干出多少吨钢多少吨粮来。计划嘛，总有出差错的情况，让你干300万吨钢，你只干出200万吨来，那边多少工厂等着用，结果都只能停下来等了。计划里预备的是两年研发出关键设备，就好大干快上了，结果就是搞不出来，配套的投资都歇那儿了。追求高指针到最后，总是投资无法持续，不少干的活都浪费了。乱到顶点，都受不了了，就开始收拾局面，接下来就是负增长或者接近零增长。这时又怕乱了，不敢动了，该投资的也不投资，死气沉沉。不管是抓是放，其实都是缺东西，短缺经济。因为缺少东西，所以放一放生产多些，又因为缺少东西，一些生产干不下去了，就得收一收。这样来回收放，总是不得要领，不知有什幺办法收放自如。收也好放也好，根子都在中央，乱子出在下面，但下面是听命行事。

这一次南巡后地方政府狂印钱疯上项目的乱象，不是这个模式。中央并没有给高指针，没有说你要建多少工厂修多少路GDP增长多少，是地方上自己疯了一样地投资。还有一个海南开发区在疯炒房地产添乱。那些上的项目，是奔着为自己这个地区挣钱去的，这也和过去根本不同。过去叫“全国一盘棋”，让你办厂，是为了生产出产品全国计划着用，象征性地定个价，是为了好定计划，不是为了让你挣钱。你该挣多少还是多少，几级工就拿几级工的工资，国家不会多给你一分，“统购统销统一工资”。现在国家除了煤电等重要基础性战略物资，都不计划定价了，你卖得出去随你怎幺浮动去。和中央是分税制了，你挣的钱自己能留多少是清楚的，这下就激动了，什幺挣钱上什幺。你能靠这个挣钱，我外地的照样能组织人生产，凭什幺把钱留给你挣？这个模式至今都是如此，什幺挣钱，各地一堆企业就扑上去了。彩电生产厂一度多达上百家。

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新现象：过剩。这不是说都过剩了，短缺的东西仍然有很多，但是开始有不少东西过剩了。在计划经济里，是不可能过剩的。中国传统上对过剩很不喜欢，资本主义倒牛奶的事就放在教科书上。按计划生产，只有说是完不成，没有说是过剩的。也有多生产“超额完成任务”报喜的，但不是过剩，搞计划的喜出望外拿过来干更多事。真要是不需要更多了（这种情况很少），计划经济很好控制这种情况，下个指针就一切搞定。

但在这次一窝蜂行动中，就真的是过剩了。有两种过剩，一个是产能过剩，一个是产品过剩。某种东西挣钱，所有的地区都疯狂上马项目。市场上只能承受500万台彩电，结果生产出800万台了，那边各彩电厂还在扩产，下年就会有1200万台生产出来。这就是产能与产品都过剩了。也许从长期意义来讲，不能叫过剩，说不定什幺时候市场容量变成2000万台了，反而会短缺。但对各地区政府各生产厂家，这短期过剩卖不出去就要了命。照我们以前对“倒牛奶”的理解，你倒了，干么不送人？彩电卖不出去，就不是送不送人的问题了。收不回钱，那么前期投入都瞎了，借银行的钱怎幺办？

对个人来说，还不上银行的钱，就真的不好办了，所以没多少人有胆子借大钱干事业。但中国是官办经济，中央都说了“胆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地方政府有什幺不敢干的？我就让地方银行拿钱上项目，全国都这样，还不上钱你银行也不能怎幺的，讨债你都不知找谁。你银行收不回的钱可以搞“坏账”啊，继续印钱啊，又不是没干过。

的确，在以前计划经济时期，“坏账”并不新鲜。建一个厂子3000万，维持费一年1000万，都从银行贷款安排了。结果生产的产品是技朮不过关还是怎幺的，没啥大用，一年捞不回几个钱。你政府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投大钱改进生产提升产品质量，就是再要5000万你也咬牙硬上，但这也不一定能成，搞不好就成了无底洞了，想把这些先期投入的救回来说不定还得花1亿。一种就是不死不活发基本工资维持着，那么垮掉是早晚的事，先期投入都成了坏账了，那维持费一年年的跟催命阎王似的都是坏账。长痛不如短痛破产？社会主义没有破产这种事，这是政治问题。你是“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可是坏账就要了你的命。

本来计划经济就留下大堆坏账（具体数据是中国政府的最核心机密，可能根本没有真相），这地方上一通胡搞，眼看坏账就是几何级数往上冲。再往下老百姓就该动手了，到崩盘的时候，人民币就和废纸差不多了，天下大乱就在眼前。朱镕基后来被骂多了，急眼了，脱口而出，要不是老子动手整顿，“中国经济就崩溃了”。这是实情，是改革开放以后唯一一次经济可能崩溃的大危机。

其实前苏联也是这样，计划经济都这样。投资没效率，资源配置不合理，表现出来就是坏账。坏账多，就没钱，别人也对你不放心，自己搞来搞去就积重难返崩了。先是国际上没钱，再是国内变不出钱，印钱也不管事了，演变成社会危机。一些人幻想照计划经济老路走，就怎幺发达了。这属于理想主义，就只管说，对实际问题不用管，怎幺说都有一套自定义的逻辑。这也不是说错了，就是不实际（外国人说communism是“Idea is wonderful, but simply not practical”，的确切中要害）。

中国是死中求活，搞起官办经济，就遭到当头一棒。新老坏账一起来，乱象已显。但好就好在，这是转型经济最大一次考验，挺过去了，就好办了。怎幺挺，讲理论是没有用的，就得实实在在的一个个操作。这种局面下，朱镕基的确有些过人之能，他真拿出了一系列办法，把盘子稳住了。

朱镕基这个人理论色彩不浓，稍有一些。因为在国家经委年头长，对搞计划经济的弊病认识非常清楚，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营机制心里有些美好的想象很正常，有时会露出一点，但不多。从根本上来说，他是一个操作主义至上的人，经委这种地方想不琢磨操作的事都不行，又不是社科院可以以空对空搞理论。他有一个毛病，什幺问题都定个“三年”的时期，叫嚷着去解决。怎幺解决他不玩理论，就是靠他操作主义的一套，信心爆棚，天大的难题也不怕，“三年解决”就出来了。他不是说按资本主义那一套来就可以解决问题，而是对自己的操作主义非常有信心，兵来将挡，水来土淹，把问题都解决了，就没有问题了，到底是什幺理论有什幺关系？软着陆有什幺理论，老子不照样搞定了？后来发现问题复杂，不好办，气焰就下去了，有点子蔫了，一副壮志难酬的样子。有人说老朱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这个不对，两人一个玩操作一个玩理论，差很远。

从以上对老朱的描述就知道为什幺老邓喜欢朱镕基，说他“懂经济”。连陈云也觉得老朱是个人才。老邓和陈云都不是搞理论的，具体操作都干了很长时间，是党内两大操作好手，周恩来都甘拜下风。陈云的鸟笼经济理论是从他多年操作中总结出来的，也有些可贵之处，并非书桌前的空想。两人跑到各地考察干部，一看谈吐，水平怎幺样那还不是心知肚明？就会大言炎炎理论口号喊得震天响，实际经济事务却没经验的人，在两人这根本走不了几个回合。改革派保守派两大头目都是操作为王的人，那么中国当然就是操作主义至上了。那时共产党的确是没人才，赵紫阳算是不错的，可惜操作翻船了，老邓陈云不得不重新找人操盘。那么的确就只有老朱合适，其它人根本不行。你说胡锦涛不错，那是做人不错，所以可以当接班人掌控全局，真具体操盘搞经济，也不一定行。老朱口才好，又有经验，在上海当市长正好邓小平陈云跑去过冬，时不时有机会聊聊。两退休老人正心里惦记着找个“懂经济”的，好不容易发现人才了，立刻向中央“推荐”。

老朱脾气暴得很，缺点也很多，得罪了很多人，在共产党内本来是没机会升到高层的，大家都喜欢胡锦涛那样厚道的好人。但在那样的非常时期，就有非常的事情。老朱当副总理那种锋头，真是无人能挡，实质权力比当总理的李鹏大多了。后来在党内横行，开大会面向媒体大众作秀，开小会唱独角戏骂人，都无人敢管。实在是来头太大，靠山太硬，也确实有些资本。这资本就是南巡后力挽然危局时积下的。

（待续）

上花一朵

这话听着耳熟。

好像是宣扬死亡疗法的时候，也有这么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