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实际中的地道战是这么的真实残酷 by 满洲铁骑 -- 我来我看我潜

北疃村，位于河北省定县县城东南约60里。

当年任定南县县委书记的赵铁夫回忆说，5月27日日军要“扫荡”北疃，我们事先是知道的。他说：“七地委当时已预先得到情报，估计到了敌人的‘扫荡’。5月26日上午，地委大约是在赵庄召集了定南县委负责同志开会，研究部署打击敌人的任务。我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地委书记张达同志主持，分区副政委甘春雷同志也参加了会议。会议要求定南县委作好准备，给‘扫荡’之敌以歼灭性打击，并作了具体部署。决定由定南县大队一部配合少量民兵开展地道战，阻击敌人。同时，由分区派一部分部队支援县大队和民兵，在外围打击敌人。”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可以想见，有关的干部们一个个忙得不可开交。

当天下午，赵铁夫同县委军事部长兼县大队副政委赵树光，到北疃村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了地委的决定。赵铁夫回忆说，会上大家一致表示坚决执行地委决定，打好这一仗，并商定了具体的作战部署。决定县大队一、三两个中队(二中队由大队长范栋申带到别的地区去了)，三个区小队和民兵在北疃村作战，由赵树光统一指挥。赵铁夫带一个区小队到北疃村北边的西城，与北疃村互为犄角。据赵树光回忆，位于北疃村的东北面的解庄子，九分区还派来一排正规军。商议完兵力部署，还讨论了具体打法。最后决定先打村落战，依靠村子及村子周围的工事阻击敌人；然后打制高点，即选择有通地道洞口的高房屋，居高临下地打击敌人，最后，在予敌一定杀伤后，再钻地道，放敌人进村，进行地道战。

当天晚上，由县委书记赵铁夫主持，所有参战人员参加，开了个动员会。县大队、区小队的战士们一听说要在家门口打仗，觉得又有地道作依托，又有分区部队支援，很有信心，士气高涨。会后，赵铁夫带着一个不到30人的区小队去了西城村，留在北疃村的300多战士、民兵，在赵树光的指挥下，修工事、备担架，设障碍物，埋设地雷。赵树光回忆说，“部队、民兵和群众整整忙活了一夜。”

部队、干部们一忙活，村里的百姓也都知道要在这村打仗了。老人们还有些担心，拉住战士、干部，关切地问：“你们行吗?”战士、干部大都笑着回答说：“大爷(大娘)，这回县大队、区小队全来了，咱分区部队也要来支援，您就瞧好吧，非叫鬼子在咱村碰个大钉子。”老人们听了这话，疑虑也去了一多半。于是也忙着指挥家里人“备战”，砌死院门，把家中粮食等财产先下地道坚壁起来，只剩光身子，一有情况，就下地道。村里的孩子们见到这么多八路军出出进进，更是高兴得像过节一样，从村东跑到村西，又从村西跑到村东，并不断交换着各自的见闻。年青人更是忙进忙出，都想着这回弄好了，能把手中的土枪换杆三八大盖使使。

傍晚，家家户户照例冒出了缕缕乳白色的炊烟，当娘的也照例扯着嗓子叫孩子们回家吃饭。北疃村的村民们不知道，明天，这缕缕炊烟就要变成滚滚狼烟。

夜晚，兴奋了一天的孩子们一想起明天要打仗，一想起说不定能拾到个什么东洋玩意，听着外头时时有人“咚咚”地走过来、走过去，都睡不着觉，在家中大人的吆喝声中，才不情愿地上炕合上眼。睡梦中甚至还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北疃村的孩子们不知道，这一夜，是他们在人世上的最后一个夜晚。

老人们说，北疃这一仗打得怪，按常理，既然已经知道日本人明天要来“扫荡”这村，那还不早跑光了，给鬼子留一个空村子?这回可好，不但本村的人没跑，周围一些村子的百姓，怕日本人顺道到村里去报复，也都奔着北疃的地道来了。有老人说，事实上，到了5月下旬，定南县只剩下北疃等8个村子局势尚好，别的村站不住脚的抗日骨干，都跑到这一块来了。一位老人说，直至下半夜，街上还有不少人，有背着枪的战士，有刚忙完一项工作，又想起另一项工作急匆匆走过的干部，也有外村来的百姓，正摸黑挨门找自个要投奔的人家。“跟赶集似地，”老人说。

5月27日，天刚蒙蒙亮，几乎一夜未睡的赵树光，就指挥县大队、区小队及民兵进入阵地。一双双充满血丝的眼睛，通过围墙上的射击孔，盯着前方。前方――北疃村以外的地方，只见远处的地平线上蒸发着白汪汪大水般的气流，什么也没发现。这会村外都有些什么情况呢?北疃村北边西城村。还不到6点，西城村几个村干部就跑去报告昨晚带着一个区小队来到这村的县委书记赵铁夫，沙河北边村里百姓跑来了，说鬼子来了，大概正在渡河。赵铁夫一听，连忙披上衣服，一面交待区小队整装待命，一面叫上警卫员小张、通讯员老郭，让村干部领着，到前头去看看敌情。到了沙河堤上，往河北岸一看，只见尘土四起，敌人正朝西城村方向开进，很快就要到了。赵铁夫等人连忙回到村里，准备先进地道。不料进村后却找不到区小队了。赵铁夫回忆说：“我当时生气地大声呼唤(小队长的名字已忘)，”却连区小队的人影都未见到。几个人正议论是不是区小队先下地道了，却碰上个人说区小队去北疃村去了。赵铁夫一听气得火星子直冒。说怎么这么无组织无纪律，连个招呼也不打就走了，这仗怎么打?又想要是敌人进攻北疃，我们的人都在村里，外头就缺少支援的力量了。可想也没用，只得先下地道。日军、伪军几百人进了村，大皮靴踩得地皮直颤，但未停留，直奔北疃村去了。 约7时许，他们听到从北疃村那边传来密集的枪声。　　

北疃村南边不远的南疃村，在天将亮时也开来一支百十人的队伍，他们是县大队的第二中队，前几天由大队长范栋申带着去别的地区活动，这天刚赶回来，还未来得及与北疃村的部队联系上，就赶上了战斗。

再回过头来，这时的北疃村又是什么情形呢?当年握着枪守在阵地上的战士们，都看到些什么情景呢?他们首先看到的，大概是远处的一片烟尘，接着出现在他们视野中的，则是拼命往北疃跑来的百姓、干部，以及刺刀、钢盔的反光。

当年披着件小褂，和战士们一起守着阵地向前观察的赵树光回忆说：太阳刚刚露出地平线，敌人就兵分两路，耀武扬威地从东北方向朝我压来。我举起望远镜，只见明晃晃的刺刀和钢盔一闪一亮，队伍像一条巨大的毒蛇在麦浪里滚动着，只见头不见尾。我预料到，一场恶战就在眼前，立即下令：“各中队和民兵准备打!”空气骤然紧张起来。

敌距我越来越近，大约一华里左右时，敌人把兵力铺开，成扇子面形包围过来，端着三八大盖，枪上上着刺刀的鬼子兵“嗷嗷”乱叫，小钢炮、掷弹筒、迫击炮弹也一起落到阵地周围，阵地上硝烟滚滚，不少战士的衣服着了火。

我通知各中队不到百米不准射击，不准放空枪耗费子弹，要一粒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要准备打一天。战士们很听话，他们一个个怒视着越来越近的凶恶敌人，一百米、八十米、五十米……直至敌人靠近了前沿阵地，我们的排子枪、手榴弹才一起吼叫起来，敌人像煮饺子般倒在血泊中。

向敌人射击日本人冲了三次，均被打退。这下可把日本人给惹火了。1942年，日本人的狂妄劲还没下去。这次他们出动一个大队，原以为“扫荡”一个村庄，围剿几个土八路，算得上什么事?据说冈村宁次曾夸口说，日军的战斗力，一个大队是可以对付国民党军一个师的。如今，整整一个大队的“皇军”，却连几个“土八路”防守的村子都攻不下，成何体统?日军大队长大江芳若把他的部下召集到村东北两里的一片坟地，大骂了一顿，并重作部署，开始新的进攻，他挥动着指挥刀，吼叫着：“土司麦，司麦(前进)!”日本兵脱去上衣，穿着白褂子，戴着鳖子帽，端着明晃晃的上了刺刀的三八枪，哇哇叫着又凶猛地冲了上来。炮火也更猛烈，枪炮声震耳欲聋。打到下午一点多钟(一说“太阳平西”)，日军首先从民兵把守的西南角也即北疃村与南疃村接合部的朱根德家突破，一进村就上房，架起机枪就扫。在敌人火力占优势的情况下，原来计划先利用村边工事打，再利用高房工事打，最后打地道战的作法行不通了，只好下地道，准备利用地道再收拾鬼子。于是，成群的日本兵冲进村子，房上、街上到处都是鬼子。北疃村表面被日军占领。

民兵在地道内作战如果能像我们在电影《地道战》里所看到的那样，利用地道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那么鬼子再占着村子，来的人再多，也是没有用的。

可当年在北疃，赵树光他们一下地道，却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约五尺高、三尺宽的地道里，挤满了人。不仅仅是人，还堆满了东西。老乡们把家里的家当几乎全搬进来了。不要说打仗了，走都走不动。一抬左脚，听见“咯咯咯”的叫声，一看差点踩着不知谁家的鸡；再一迈右脚，一根木棍险些打中了头，一看原来不知是谁放的锄头。地道里，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再加上猪、鸡、农具、炕柜、纺车……真是水泄不通，寸步难行。“你就想想上下班时公共汽车里是个什么情况吧。”有的老人如是说。

队伍窝在地道里动弹不得，地上的敌人未受到打击，可闹得欢了。日本兵在一些汉奸的引导下，四处寻找地道口，并强迫抓来的民夫在当街、院内乱挖。北疃村靠近沙河，又是平原，地下水位高，地道不可能太深。挖着挖着还真挖到地道了。日本兵一边冲着地道乱叫，一边从身上拿出毒气筒，扔了进来。毒气在地道里四处蔓延，又从别的地道口、出气孔冒了出来，于是又有许多洞口被敌人发现。

据幸存者回忆，地道一挖开，人们觉得眼前一亮，忙往地道深处挤。接着听见上头日本人在哇啦哇啦叫，然后只见“嗤”地一声，掉下个冒烟的筒筒。地道里的人，包括战士，大多是头一回见这玩艺，谁也不知道这是毒气筒，还以为是块烧着的木头什么的。接着就闻见一股辣椒味、火药味，还带着甜味。然后就觉得喘不过气，胸口憋得像压着块大石头。眼睛直流泪，直流清鼻涕，这才悟过来是小鬼子要用新花招杀人了。顿时，洞内混乱起来，人们东走西撞，争着往洞口挤。但地道内空气不通畅，人又太多。毒气很快就发生了效用。很快洞内咒骂声、呻吟声、呼喊声，搅成一团。有的大骂日本鬼子，有的呼爹叫娘。这会人们中毒已深，全身发烧，都觉得透不过气，一个个紧靠着洞壁，倚在泥土上。时间不大，咒骂声、呼喊声渐渐沉寂。只见中毒打滚，然后一批批窒息而死。

幸存者说，在洞里被熏死的，以老人、妇女、孩子居多，一来是因为这些人抵抗力更弱；二来是因为他们下地道早，自然也就待在空气更不流通的地道深处。幸存者讲，当时洞里躺满了被熏死的人，有的地方二三具尸体倒在一起，把地道都堵住了。有的是一家子死在一块，像北疃村的王牛儿，带着分别为十岁、八岁的两个儿子，死在一块。据幸存者回忆，当时两个孩子还直叫娘，王牛儿说：“别叫你娘了，她还不知死在哪儿了，咱爷们死在一块吧。”北疃村的李菊，怀里抱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孩子还正吃着奶，就这么死在洞里。后来去掩埋尸首的人说，还瞧见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仰着倒在洞里，两臂一边挽着个10岁左右的女孩，都死了。

日本兵把毒气筒扔下去后，都停止了叫喊和打枪、一个个很有兴趣地听着地道里的动静。因为日本兵也不知道毒气筒的威力，更不知道能不能在地道里起作用。据说，大江芳若大队出发前，曾要求士兵要寻找机会实验毒气筒在对付地道中的使用方法，并在作战完毕后上报使用的经验。

一些离洞口比较近的人，中毒较轻的人，挣扎着爬出地道。鬼子怕地道里毒气不散，不敢下去，但强迫抓来的民夫下去，把昏迷不醒的人拖上来。地道口外头到处是鬼子，一见人爬出来了，有的顺手就是一刺刀，侥幸未死的，又被鬼子大皮靴一踢，“开路的，”押到房里看守起来。

这些在洞里没给毒气熏死，爬出洞口时未让堆在洞口的柴火烧死，出来后又未被刺死的人，可谓幸运儿了。然后，接下来等待他们的，就谈不上还有什么幸运了。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几位幸存者的回忆吧。

村民王文雪的回忆:那天下午，我满身泥土，满脸眼泪鼻涕，一歪一斜地被鬼子给押到朱根德家的南屋里。屋里已有三四十人，也都是一脸眼泪鼻涕、满身土，个个张着嘴，呼吸短促地瘫在地上哼哼着。我一看就知道这些人和我一样，也是中毒后从洞里爬出来的。我进来后，鬼子还不断往里押人，有的不光中了毒，头上还流着血，大概是叫鬼子给打的。到天黑时，屋里一共押来七八十人。人挨着人，屋外有鬼子站着岗。中了毒气的人，浑身发烧、口渴难忍。鬼子却偏不让喝水。这一夜，陆陆续续死了16个。活着的人，默视着那16具尸体，都在想自己不知什么时候死。

第二天(5月28日)鬼子吃过早饭，就把屋里还活着的人全赶了出来，就站在朱根德家的院子里。四周是鬼子。一个翻译官过来说：“谁换上军装就能活命，不换就死了死了的。”我当时心想，这小鬼子让咱这百姓换军装干嘛?换上军装，也许说我是八路，要杀了我!翻译官问了几遍，见大伙也不说换也不说不换。就又叫道：“愿穿军装的留在西院，不愿换军装的到东院去。”然后鬼子挨个把人拉过去，翻译官问：“换不换?”有的回答：“不换!”就让鬼子一把推到东院去了，有的迟疑了一会儿，说“换。”就留在这院不动，回答说换的人多。回答说不换的只有16个人，我是其中的一个。这些人便都给押到东院来了。

一进东院，就瞅见山药井边上倒着两个人，走近一瞧，是本村的许根柱、许福山。都已经死了。大伙心里正难受，又瞧见有个一脸杀气的鬼子提着一桶水进了院，把洋刀在水里蘸了蘸，顺手把刘玉章给拉过去，强迫他跪下，接着一刀就把头给砍了，那血从腔子里喷出来，一米多高。鬼子一脚把尸首踢下井里，又拉过四个人，“咔”“咔”，又砍了两个。我一看这鬼子是真杀，不能等死，扭头一瞧，墙上正好有个缺口，墙那边就是西院，就在鬼子正砍人的时候，抽冷子一下从缺口处窜到东院。过墙的时候才发现，那院有个鬼子正站在缺口边上。 院里好几十人正乱着换军衣，也没人注意。我赶快拿起套军装换上。

原来，鬼子让百姓换军装，是拿我们充被日本人俘虏的八路军。好跟他们上司请赏，也是给老百姓看的。下午，鬼子押送着我们这些“八路”回定县，路上又拿刺刀挑死了14个走不动的。这以后，又拿汽车把我们从定县运到石家庄。又运到关外，到抚顺下了煤窑。半年多后我才逃回来。

村里人告诉我，在朱家东院山药井里发现了15具尸体，有13个是没头的，2个是枪毙的。我知道，这15个人是怎么死的。不愿穿军装的那16个人，就剩下我一个，算是死里逃生。

村民李洛田的回忆：我爬出地道后，被鬼子押到李洛敏家那两间小屋，几十口子人，全都挤在那两间小屋里，有的发烧把自己衣服脱了，有的一口一口喘粗气，就这么躺着、靠着、立着。有个人推开门跑到当院里大声喊：“渴死人了，给点水喝吧。”刚说完，在房顶上站岗的鬼子“叭”地一枪就把他给打死了。这么一来谁也不敢再出去要水喝了，一夜，死了12个。

第二天太阳平西的时候，听见街上鬼子整队要走。这才把没死的都赶出屋，只见一个上身没穿军服，只穿件褂子，下身挽着裤腿的鬼子，手里拿着把亮光光的刀，嘴里哇啦哇啦叫着，指挥着鬼子兵把人都拖到粪堆上，执行枪决。这屋里关的百姓，不是老的，就是小的。一个个全给枪毙了，连九十多岁的老头李洛敏，也让鬼子给杀在家门口了。刘兵站，还只是个13岁的孩子，也给杀了。我是最后一个。也没什么怕的，心一横，望望天，再看看地，来吧。只见“叭”地一声，只觉肩膀、下巴上一热，身子不由自主地倒下了。但没死，我心里还明白，一动不动地躺在那，眼角瞅着鬼子。不一会，鬼子走了，我连忙挣扎着爬起来，托着下巴。去外村找大夫。大夫说，算我命大，这一枪，从肩膀上穿过，又从下唇处穿出，也不知是怎么打的。

有极少数人，逃出了北疃村。像县大队副政委赵树光，在洞里熏昏后，被日本人抓来的民夫从地道里拖了上来。当时是拿一根竹竿，前头绑上绳子，就像套马杆差不多。由民夫套在人身上，上头一拉，给拖出来。赵树光回忆说，日本人把这些身上带着枪(大都拿着枪就昏过去了)的战士、民兵，都押到村西一户人家关押起来。大伙口渴难忍，就十几个人一齐喊：“要喝水。”日本人可能是想留下活口，怕都死了，就让民夫送来一桶水，水一下肚，都一阵难受，一个个忍不住吐起来，吐完了，反觉得轻松了。不知怎么，日本人防守得不严，虽说房顶上有哨兵，但房门没锁，人也没绑。于是赵树光他们乘着黑夜，敌人的哨兵也正打盹，一个个蹑手蹑脚出了房屋，又贴着墙往村外撤，后头不知谁不小心踢了水桶，“当啷”一声惊醒了敌人，“叭叭”地乱打枪，但赵树光等人已逃到村外大麦地里了。一些百姓，也设法逃了出去。

27日中午，听着北疃村的枪声稀疏下来，又见村里房顶上站满了鬼子，周围村里的人就知道不妙。接着听见村里传出阵阵妇女的哭叫声，零星枪声，鬼子的嚎叫声，就知道北疃村这回遭了难了。都说咱的干部呢，咱的队伍呢，怎么不来搭救一把?其实，在北疃村外头的干部，何尝不想支援北疃。县委书记赵铁夫回忆说，在5月27日上午，北疃村的枪声、炮声正响成一片时，他就派人去东西赵庄送信，请据说是驻在那儿的分区独立营赶快来支援。结果没有回音。北疃那边枪声一停，凭经验他就知道情况不好，急得坐立不安，正说摸过去看看，在西城村外遇见从北疃村跑出来的县大队一中队队长马宗波和四五个战士。马一见赵铁夫，就说赵书记，大队和老乡们全给捂在地道里了，我们是顺着地道走，用刺刀把地道掏透，出来一看是块麦地，才算逃出来了。赵铁夫一听又痛又急，一边安慰他们，一边又写了封信，让他们坚持一下，先去找驻赵庄的分区部队，请他们火速支援北疃，但仍无消息。

一直到了第二天晚上，分区部队也没有来。周围村庄的百姓见日本人从北疃村都撤了。一些干部、民兵，才急急赶到北疃。一进村，就见到处是死人。死在当街的有300多，死在村东北井台上的有90多，死在鬼子在村里的大队部所在处――李洛敏家的，有29人。朱根德家院里，一个青年被辘辘将头砸得稀烂，红的血、白的脑浆流了一地。青年妇女李朱儿，赤身露体，坐于墙角，两腿分开，头耷拉着死去……

一些当年去北疃村掩埋过尸体的老人，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但一听问及当年的那些事情，脸上立刻显出痛苦的神情。话很少，问一句，说一句。有些事情，问了也不说。似乎很不愿回忆当年那悲惨的情景。

问：当年鬼子走后，您去了北疃吗?答：去了。

问：您都看到些什么呢?答：……

问：除了街上、房里、院里、井里有尸体，地道里还有尸体吗?答：有。

问：您当年下地道去拖尸体了吗?答：去了。

问：地道里，又是个什么情形?答：(沉默片刻)吓人。拿着油灯下去，一照，半明半暗地，一溜死人。一个人我是不敢下去。

问：尸首不是一二天就都埋了吗?怎么材料上说都臭了?答：那两天天热，还没进村，就嗅见臭味了。

老人说的完全是事实。在5月28日夜，冀中军区骑兵团一部途经北疃村时，也嗅到了尸体的臭味。李健回忆说：“5月28日夜，我们从七级村西内堡附近向西北出发，仍想找到七分区领导，向他们当面传达，不意夜间途经定县北疃村时，忽然一股难闻焦臭之气扑鼻而来，很觉奇异，低头一看，满街尸体，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惨不忍睹。有些临街房下、路口，也被挖掘开了。这时我心里忽然明白，这一定是日寇放毒，放火，大批残杀我利用地道抵抗的抗日军民。”

多少年以后，还有人埋怨说，当年分区部队咋就没来呢?老人们讲，那干部们一直说，分区部队会来支援，大伙听了，觉得心里有底，才守着村子没跑。要是说就是县大队这些个人，那就又不一样了。对此，当年任定南县委书记的赵铁夫在回忆北疃战斗时，也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从这次对敌战斗的情况看，按原定的战斗方案，战前的准备工作是充分的，游击队和民兵的战斗是非常英勇顽强的，负责这次战斗的赵树光同志的指挥也是坚强有力的。遗憾痛心的是七地委、七军分区未能按原定作战方案去做，在关键时刻没有给予必要的支援，这是造成这次战斗失利的重要原因。”

赵铁夫说，北疃战斗后，县委曾几次向地委提出，查一查分区部队为什么没有按原定作战计划来支援，并作认真处理4年秋，中共北方分局在阜平召开高干会议上，曾提出过批评意见。似也没能得到一个答复。事实上，直至今天，也没谁能说清，当年分区部队没能按计划支援北疃，是由于有什么客观原因，还是有别的什么因素?”

当年在北疃指挥战斗的赵树光，倒没提分区部队为什么没来这档子事。但他提到，那天午后，敌人暂停进攻――也即大江芳若开会时，他曾想在敌人完成新的部署前突围，但当时在村里的两位抗三团的干部都不同意，认为还是应打到天黑再撤，他们一个是长征干部，一个是参加过19路军上海抗战的。游击战经验也有，阵地战经验也有。赵树光觉得也有道理，就没突围。

如果当时坚持突围，损失会不会小一点呢?不知道，历史，是不承认“如果”的。

日本《华北治安战》一书记载：

当时步兵第163联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大江芳若少佐)于5月28日在安国西南地区，急袭包围了约1000敌军，并在地道中予以歼灭。 这里5月28日当为5月27日之误，安国当为定县之误。

大江芳若的长篇回忆：关于大江大队的歼灭战，据大队长的回忆如下：警备地区南部的沙河流域一带历来治安情况很坏，民众不与日军接近。大队在此虽反复进行了讨伐，但未能与敌军交战。5月27日获得情报说，有一营共军正在召村东南方北坦村附近修筑地道。

大队于当夜秘密从各警备队驻地出发，采取离开道路机动前进的方法，在拂晓以前包围了北坦村。天亮时开始了战斗，敌军虽猛烈射击，但我方逐渐压缩包围圈，攻入村内。此时一直坚持战斗的敌兵突然消失不见踪影。有时敌兵从房顶上抛来手榴弹，有数处地雷爆炸。

于是立即搜索村外的地道和村内地道口，切断了通向邻村的地道。村内地道及地下室内充满了敌兵，进行顽强抵抗，因而费了很大力气，全部予以歼灭，缴获颇多。

我方军官以下战死三人，伤五人。

防水、防烟、防毒、防挖功能都很差，又挤进了大量群众，导致轻易被敌击破。吸取教训后，各地重新设计挖掘的地道作了很大的改进，这才出现了《地道战》中能打能藏能防毒气的有效的地道。

向北疃惨案中遇害的群众、干部、战士致哀！

人物小传：孟庆泰，1922年7月出生，1938年2月入伍，1939年9月入党。先后参加“百团大战”、“大同战役”等数十次战斗，被冀中军区授予“二等奖章”，荣立二等功一次。历任股长、军事博物馆文物处处长、总政管理局供给处处长、北京军区后勤部副参谋长等职务。

6月的北京，艳阳高照，万木葱郁。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北京军区联勤部黄寺干休所，采访八路军老战士孟庆泰。说起63年前日寇在华北大地上惨绝人寰的暴行，孟老至今记忆犹新。他指着因毒气侵袭至今还留有后遗症的喉咙，用嘶哑的声音给我们讲述起亲历“北疃惨案”的经过。

　　鬼子凶残放毒气

1942年5月，日本鬼子集中优势兵力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大“扫荡”。其扫荡规模之大，时间之长，烧杀掠夺之凶残都是空前的。

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有效地保存实力，我军部队进行了调整，非战斗人员化整为零，离开大部队分散活动。我当时在冀中七分区卫生部供给股工作，组织上决定让我和另一名战友分散到定县彭家庄一带，伺机掩蔽保存自己。

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我们决定转移到群众基础较好的定县北疃村。北疃村是一个大村，分南北疃。村子里地下纵横交错的地道网，连接着水井、干洞和支洞；地面各街口、路口和隘口都垒起了高墙，埋设了地雷；房屋上有射击用的掩体，户与户之间搭起了连接桥，连庙门上都放置了炸弹。县大队、区小队和附近村里的妇救会、民兵游击队都撤到了这里。

5月27日拂晓，东面的天空刚露出鱼肚白。随着一阵阵惊悸的狗吠声和车辆轰鸣声，日本鬼子突然包围了村庄。一时间，枪炮声大作。县大队、区小队奋起抗击，鬼子多次用重炮、机枪进行围攻，均被我方击退。

惊险紧张的战斗持续到中午12时，鬼子见久攻不下，气急败坏，便灭绝人性地使用了毒气弹。一时间，村庄上空弥漫着一股腥臭，刺鼻的气味让人喘不过气来，空气似乎凝固了。我们赶紧用大蒜、湿毛巾捂住鼻子。大约过了两个小时，枪声、炮声逐渐稀疏下来，除了偶尔有一两声地雷爆炸外，再也听不到其他任何声音。我预感情况有变，于是立即钻进了事先挖好的地洞。

我持枪守住洞口。不一会儿，“咚”的一声，跳进一个群众。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鬼子进村了，正到处挖洞放毒气。”很快，我们就听见洞上面传来了鬼子的跑步声和吼叫声。看来这次鬼子是不达目的不罢休，我们几个人商量后，决定立即向其他干洞转移。

　　坚守地道不投降

地道里面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由于人太多，显得拥挤不堪，我们每向前移动一步，都十分艰难。前进中，我和战友失去了联系。

毒气逐渐弥漫过来，地道里不断传出大人的喊声、孩子的哭声。一些战友和乡亲慢慢地倒下了，地道里横七竖八躺着被毒死的人们。过了不久，我听见一名游击队员在喊：“与其憋死在洞里，还不如冲出去和鬼子拼了。”他的话得到了其他队员的响应，我也随着他们一起准备向外冲。

洞口是一个垂直井口，上小下大，我们只能搭人梯才能到达洞口。游击队的同志先往洞口上面扔了几颗手榴弹，然后迅速搭人梯送一名战士冲了上去，结果战士没有回音。情况不明，队员们又向洞口上面扔了几颗手榴弹，我们继续搭人梯推上两名战士。就在这时，只听见外面鬼子一阵嚎叫，接着一阵浓烟直向井里扑来，两名战士也同时摔了下来。我们几个人都中了毒，连忙向洞里撤了几十步。此时，我感到浑身发热，一点力气都没有，出现了头疼、嗓子疼的症状，一下子瘫软地躺倒在地。

“不能就这样躺在这儿等死。”我忍着浑身的痛苦，强行坐了起来。我顺手脱掉上衣包住手枪挟在腋下，双手抓住湿土，后背紧贴着洞壁，借助湿凉的洞土减轻身体的灼热，并不断地更换手中的湿土，以减轻中毒的痛苦和毒素的侵袭。

不知过了多久，渐渐地听不到外面的枪声，只能偶尔听到地道里中毒者微弱的喘息和呻吟声。这时，我身旁传来了一个小女孩痛苦的哀求声：“妈妈，我要撒尿。”可母亲却一直没能答应。我估计，母亲已经被鬼子毒死了。我知道排尿可以解毒，我想说话，可嗓子肿得已发不出声音，想站起来去帮助她，两腿根本不听使唤。我只能听着小女孩声音渐渐变弱，最后杳无声息。

成功突围归部队

过了好长时间，我坚持着又一次摸回了干洞，洞里死一般的寂静，再也听不到呻吟声和喘息声。突然，远处一道手电的光亮闪过，接着有人在喊：“老乡们出去吧，里面多憋得慌呀，出去了有什么说什么就行了。”

我意识到敌人开始搜洞了，我顺势靠着遇难者躺在地上，紧紧抱住包在上衣里的手枪。透过手电的光亮，我看见两个伪军边喊边从我身边走过。一边走一边悄声议论：“这个村这下子快死绝了。”

伪军走后，我强撑着坐了起来。看着身边牺牲的战友和乡亲，我横下一条心：坚持下去，坚持就是胜利。想到这，不知哪来的一股力量，我站起来抓起手枪，不知道摔了多少个跟头，终于在北疃村东北角的一处菜园里找到出口钻了出来。

此时，太阳已经偏西，我沿着麦垄向北跑，渐渐脱离了险境。

回到部队后，同志们听我叙述了鬼子的凶残和我脱险的经过，个个义愤填膺，纷纷表示要奋勇杀敌，为牺牲的战友和乡亲们报仇。

后来，根据河北省定县党史办统计查证，“北疃惨案”中被杀害的群众、八路军战士、游击队员有尸体证明的800多人，至于死在地道里找不到尸体的尚不知多少。整个村子200户人家，被杀绝的有二三十户，35名妇女被强奸或轮奸，大量财物粮食被一抢而空。

追忆往昔，我深感今天的胜利和幸福来之不易。时间虽然一天天过去，但血淋淋的历史我们不能忘记。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让我们牢记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用实际行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腾飞贡献力量。

窒息的回忆：侵华日军化学战备忘录(上)

　　　 作者：李克峰

　　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日军对中国军民使用了大量的化学武器，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巨大伤害，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无疑一种窒息的回忆。

　　　 日军化学战简史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大规模化学给日本军国主义者留下深刻印象。战争结束后，日本为了侵略扩张的需要，开始发展化学武器，特别针对中国和苏联进行化学战准备。

　　1918年，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干涉俄国十月革命，日本陆军省兵器局设立临时毒气委员会，开始研究化学战问题。

　　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朝鲜独立运动。日本增兵西伯利亚。日本陆军成立陆军技术本部，下设陆军技术研究所，其中第2科负责化学战。

　　1923年，日本海军技术研究院化学部开始研究化学武器。

　　1925年，中国“五卅”运动。日本干涉军撤出苏联。6月日本代表在日内瓦签署了《关于禁止使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的议定书》，同时，日本陆军技术研究所第2科升级为第3部，研究出二苯基乙二酮、法国芥子气和光气，并进行试验。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日本第一次出兵中国山东。日本开始生产化学武器，确定了化学战勤务编制。同年，日军装备防毒面具。

　　1930年，蒋、冯、阎、桂中原大战。日本化学工业初具规模，已有数个电解制氯厂，年产氯250吨。日军开始空投毒气弹试验。10月，日军镇压台湾雾社地区高山族起义时，曾派飞机空投催泪剂炸弹。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正式装备芥子气、路易氏气、二苯氰胂、光气、二苯基乙二酮和苯氯乙酮等毒剂。

　　1932年，伪满州国建立。日本在国联裁军会议上主张扩大日内瓦议定书范围，采取核查、制裁等措施。日本陆军成立习志野学校，专门培养化学战军官、士官，学期3—6个月。战争中增开学期1—2个月的短期培训班，设立教导联队(团)。至日本投降共培训1万多人。

　　1934年日本化学工业扩大到十几个厂，年产氯2,000吨、漂白粉5.9万吨。

　　1936年，西安事变。日本退出国联裁军会议。日本陆军计划采购防毒面具、防毒斗篷300万套，轻便防毒具120万件。

　　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正式装备氯氰酸。

　　1938年，日军成立陆军军械部第6技术研究所，其中派驻我国东北的分支机构称为齐哈尔研究所，即以进行活体试验而臭名昭著的第516部队。

　　1945年日本投降，部分日军化学战罪犯转而为美国服务。

　　从1918—1937年的20年时间里，随着日本扩张计划的逐步展开，建立了包括研究、生产、训练和作战等一整套化学战体系。

　　　 日军的主要毒剂

　　侵华日军使用的大部分毒剂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法、德等国使用过的老毒剂及其改进产品，主要技术指标在二战时已经落后。日军装备的氢氰酸属于改进产品，在高浓度和潮湿条件，普通防毒面具难以防护。同时德国开始研究制新型神经毒剂，如：塔崩、沙林和梭曼等，相比一战时期产品，毒性增大几十倍且致死快，适合于机械化战争。

　　从20年代初开始，日本陆军在广岛县忠海郡大久野岛(又称毒气岛)建立毒剂工厂，称为“陆军造兵厂火工厂-忠海兵器制造所”，该厂主要生产合成毒剂和各种化学炮弹。日本海军则神奈川县寒川“相模兵工厂”制造类似产品。在侵化战争中，日军还曾在我国沈阳和太原等地建立毒剂生产厂。

　　相对西方国家而言，日本经济基础较薄弱，外加原料缺乏，所以毒剂总产量不高。从目前已掌握的资料看，战争初期日军储备毒剂3，000吨，战争期间又生产9，000—10，000吨，仅相当于同时期苏联1个月的毒剂生产能力，和美、英、德等强国的产量也相差甚运。因此，即使按日军自己的乐观算法，如此产量在双方均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条件下，也仅够维持几次大规模战役之用。所以，日本陆军不敢冒险对美、英、苏等强国使用化学武器，但面对中国军队，则大胆广泛投放。

　　　 日军主要化学投放武器

　　日军主要化学投射武器仍处于一次大战未期的水平，特别是毒剂吹放钢瓶、毒剂抛射炮等，这类武器笨重、射程近，准备时间长，只能用于阵地战。但日军很重视发展近战化学武器，特别是毒剂筒，它通过毒剂和烟火混合物燃烧产生气溶胶，其体积小且使用方便，在实战中效果较好。同时期美、英、苏、德国已开始使用多管火箭炮、迫击炮、航空炸弹、高空毒剂布洒器和装甲布毒车等专用装备进行为化学战准备。

　　日军的化学武器和防扩器材是同时装备的(这是化学战的通常要求)，其最早的防毒面具是仿制英国同类产品的87式，由民间企业生产。后来又研制了91式和95式。由于日本缺乏石和天然橡胶，所以防扩器材的生产非常困难，直到太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战领了东南亚，才彻底解决了原料问题。

　　除防毒面具外，日军还普遍装备防毒斗篷、防毒手套、防毒油膏(涂在鞋底和鞋面)。这些器材对付剌激性毒剂有效，但只能在短时间或有限条件下防护糜烂性毒剂(如芥了气类)，而防护全面中毒性毒剂和神经毒剂的能力很差。因此，日军自身防护水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进行化学战的手段。

　　　 日军化学战部队编制

　　日军在每个战区设野战化学试验部，指导学化战。如1937年在华北和华中两个主要作战方向上，分别设立第1、第2野战化学试验部，并建立了野战毒气厂、野战毒气分厂和野战毒气支厂组成3级独立补给系统。

　　为应付不同类型的作战需要，其化学战部队种类较多，主要有毒气联队(1942年时有 8个联队投入中战场)、大队、中队、特种气象班和毒气指导班等。还有临时配属师团的独立毒气大队、山地战毒气大队、近战临时毒气大队等编制，每师团内固定编制的化学勤务人员500人左右。除以上专门的化学战部队外，日军步兵、炮兵、航空兵也普遍进行化学战训练。

　　陆军毒气联队：1200～1500人。包括：毒气迫击炮大队(150毫米化学迫击炮24门)；毒剂吹放大队(30公斤毒气钢瓶120具)；毒剂抛射炮大队(160毫米毒气抛射炮24门)。

　　军属野战毒气队：1000人。包括：迫击炮大队(94式90毫米迫击炮36门，毒剂弹4230发，榴弹1080发)；毒气中队(94式布雷车12辆、毒液装载车12辆、94式消毒车12辆运输车9辆)。

　　师属特种毒气大队：500人。布毒、喷火、消毒3个中队。

　　毒气中队：165人。3个小队，每个小队4个分队，每分队3小组，每小组3箱毒剂筒，共装备2240个毒剂筒，施放正面宽1800米。

　　　 日军侵华时化学战特点

　　由于化学战具有特殊的敏感性，各国对作战控制权均高度集中。日军对美、英、苏等强国使用化学武器作战，必须经过天皇批准，因此除太平洋战争上极个别战例外，基本上没有进行化学战。至1944年夏季，由于战局严重恶化，为避免前线指挥官在紧急情况下擅自使用，日本军部更将全部化学武器撤到后方。在中国战区使用化学武器，只需要陆军参谋总长批准——日军控制权差别实际反应了对手国力的强弱。

　　每次大规模作战前，日军还专门发布指令，规定允许使用化学武器的种类。1937年7 月28日，日本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下达“临参第421号命令”，允许“适时使用催泪性毒气筒”，根据这一命令，日军驻华北第10师团于同年10— 1938年5月间，共使用了1，619个催泪性毒气筒。1938年4月21日闲院宫载仁亲五下达“大陆指110号命令”，允许在战领区使用红筒和轻迫击炮红弹,并规定"要尽可能将使用地域内的敌人歼灭,以销毁残存证据"——从此，屠杀中毒伤员成为日军行动的惯例。

　　日军对华化学战贯穿了八年抗战的始终，地域遍及18个省，有准确记载的战例达 2,000多次，造成中国军队伤亡8万多人(实际使用的次数和伤亡应多于此)。从缴获的日军化学战记录与中方记录进行比较可知，同时期日方记录次数较多，有时甚至为中方记录的2-3倍——化学战杀伤力巨大,很多时候因为没有受害者生还而无从查证。

　　日军在侵华不同时期进行化学战的情况是有差异的，但基本和战争进程一致。在正面战场上：1937年使用次数较少，且带有试验性质，由于发现效果极好，遂迅速总结经验并改进战术、训练及编制；1938-1939年日军进行化学战次数急剧增多，而且扩大到战役规模；1940~1941年化学战也很频繁，1943年以后逐年递减，但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还发生过个别日军部队以化学武器顽抗的战例。

　　从日军使用毒剂种类上看、喷嚏性的二苯氰胂(日军称"红1号")最多，占已知战例的 81%，致死性毒剂占19%。其中原因并非出于人道考虑，而是由于二苯氰胂可以迅速使无防护士兵丧失战斗力(抗战初期，日军发现我军防毒面具无法防御二苯氰胂)，同时，日本士兵的防毒面具又可以提供足够的防护。另外，二苯氰胂在战场上有效时间短，通常在几十分钟以内——上述特点非常适合支援日军步兵的进攻。相反，使用毒性大且作用时间长的芥子气，反而会限制了日军自己的行动，但日军往往在作战不利时大量使用芥子气，特别是在防御和退却时。

　　从日军毒剂投放方式上看，炮兵攻击最多，占64%，近战使用占29%，空投和布毒占 7%。日军对我军后方广泛采用汉奸投毒的办站，甚至多次发现其收买几岁到十几岁的小汉奸直接混进军队营房投毒，并且借此制造恐怖，以趁机进行反抗日宣传活动。在敌占区，日军曾强迫平民注射毒针，如强迫注射绝嗣针、或为日军修建工事的民工注射哑针。

　　从日军化学战规模上看，主要以中、小规模为主，平均每次使用毒剂弹(筒)数十到数百发，大规模使用较少。主要原因是中国军队汲取淞沪会战的教训，放弃了大规模阵地战，主要采用运动战和游击战，致使日军大规模化学战能力没有施展的机会。另外，大规模化学战对准备工作、自然条件、协同动作要求更高。

　　从作战效果上看，日军在进攻中使用化学武器的成功率远高于防御。这是由于进攻方有充分的主动权选择使用化学武器的适合条件，特别是风力和风向。另外，在进攻时，日军还可以提前得到临时配属的化学战部队的加强。

　　防御作战，又分为阵地防御和仓卒防御。其中前者使用化学武器的成功率高于后者。原因是此时有充分时间囤积弹药，并进行试射。而在仓卒防御条件下，很多情况不利于使用化学武器。

　　日军化学战的补给系统是独立的，如华中派遣军的野战毒气厂设在安徽省滁县。还曾在九江、武汉和庐州等地设立野战毒气分广，以支援日军第11军和第2军。毒气分厂下面又设野战毒气支厂，为日军各师团、独立炮兵部队和独立化学战部队提供化学弹药补给，如广济、瑞昌、德安、固始、商城……等地。一般在日军大量使用化学武器的地方均建有野战毒气支厂。

　　日军化学战典型战术

　　日军使用化学武器最典型的战术是用火炮或毒烟筒发射毒烟压制守军阵地，然后步兵配戴防毒面具在毒烟后跟进突击。这种战术的关键是步兵和毒烟的协同，因为日军进攻时使用的剌激性毒气作用时间短，毒性小，如对手采取防护措施或调来预备队就可能遭到反击。

　　实战中，此战术常常用来对付久攻不下的阵地，成功率达80%，日军自身伤亡也很小，但准备时间较长，并需要合适的气象条件。日军平时|施放非化学烟幕时，也常常混入一定比例的毒剂筒，以达到给对方制造精神压力的目的，同时也使对方对真正毒烟产生麻痹而疏于防护。个别战例中，日军骑兵也利用毒烟掩护冲锋，因为战马对低浓度的苯氯乙嗣、二苯氰胂毒烟的耐受力较好。

　　另一个经常使用的战术是交替使用爆炸弹——毒气弹——爆炸弹来压制固定目标，如针对我军炮兵阵地、指挥所和预备队阵地等拥有良好工事的目标。一般情况下，当受到爆炸弹袭击时，我军士兵会躲进掩体，此时日军发射毒气弹，掩体内士兵又被迫走出掩体以躲避飘向低处的毒气；这时日军再用爆炸弹射击……这种战术比单纯使用一种弹药的作战效率高。另外，交替使用燃烧弹——毒气弹的打法也很普遍，通常在争夺村庄或城市的巷战中采用。

　　用化学在防御不利的情况下，往往把化学武器作为最后手段，如在侧翼遭到袭击或拦阻对方第2梯队时常使用芥子气炮弹形成大面积染毒区(日军第6师团在广济松阳桥林拦阻中国第26军反击)。另外,在敌后战场上,部分日军为防备游击队袭击，经常于每天拂晓和黄昏时，向据点周围放毒。

　　日军撤退时为了阻止追兵，常常使用芥子气，有时用火炮发射混合剂炮弹迟滞对方，有时用布毒车布洒。在日军放弃的阵地、村庄或退却的必经之路上形成一个数公里宽、持续十几天甚至几十天的染毒区，追兵进入该区后不会马上发现(因为芥子气有2 -6天的潜伏期)，待发现已经造成大量伤亡。如1941年日军在郑州使用化学武器属于此类战术。

　　地道投毒也是日军常用的手段，在敌后战场上，地道战是一种有效的游击战法，因此日军也千方百计破坏地道。早期的地道遭到毒剂攻击时会造成惨重的伤亡(如北疃惨案),后来普遍采取防毒措施之后,日军对地道的投毒逐步失效了。

日军对化学战的认识

　　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日本对战争基本规律的认识决定了日军对化学战的认识。

　　(1)日军颁布的《统帅纲领》强调精神因素对战争胜负的决定作用，因此非常注重打击对手的抵抗意志,战争中日本进行的化学战、细菌战和大屠杀等等残暴行为，实际上都是为此目的服务的恐怖手段。

　　(2)日军强调进攻的作用，由于其陆地作战以步兵为主，使用化学武器可以帮助日军解决了一个关键问题——突破。

　　(3)一战后日本军界引入了总体战思想，但日本经济基础依然相对脆弱，且国内资源贫乏。在经历20年代末全球性经济危机和东京大地震等严重打击后，其经济实力不足以为日本陆军提供先进的机械化部队，因而求助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从化学战常理上分析，日本本土资源缺乏，化学毒剂生产不足，还有国土狭小等客观因素，均造成其从战略角度不宜发展化学武器——因为化学战往往招致对方报复，上述不利条件会增加报复的危害性。但是，日本在战略上习惯于冒险，特别是这种" 冒险"的对象是当时的中国军队时，化学武器确实成为日军作战的"至宝"。

　　化学武器与日军战斗力在中国正面战场上，日军制定作战计划时，一般按照日军一个联队相当于中国军队一个师的比例计算战斗力。抗战初期和中期的作战行动证明，这一计算是符合实际的，其中原因是日军武器装备、后勤保障、军官战术素养和士兵的教育训练水平等方面，确实优于当时中国军队的平均水平。

　　这种优劣对比在长达8年的战争中不是一程不变的。从单兵素质上看，在转入持久战后，日军在抗战初期投入的为侵略中国备战多年的精兵逐渐消耗(或转移到太平洋战场其他战区)，优秀的初级军官、士官损失也很大。因此，随着日军从24个师团扩大到51个师团，其单兵素质开始显著下降，也正是这个时期起，日军开始疯狂地使用化学武器。到战争后期，在地面火力方面，得到盟国援助的中国缅甸远征军和驻印军的近战火力已强于日军，装甲兵和炮兵力量也有很大提高；在空中力量方面，此时空中优势逐步转移到中美空军手中。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整个抗战进程中，中日两军差异最大且很少变化的，实际上是化学战能力。而化学战能力占据了日军战斗力表现的很大部分——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的时机，大多是战斗的关键点，如久攻不下的阵地、突围、掩护撤退等。故日军称化学武器为"决胜瓦斯"，不无道理。日军中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往往也是使用化学武器较多的部队，如果没有化学武器的帮助，日军进攻速度会大大下降，后勤压力和伤亡也会相应增加。

　　另一方面，应该看到日军化学战的局限性。

　　(l)化学武器的突击强度与日军自身防护能力不足的矛盾，造成其不能真正发挥化学武器的效率。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只能使用低杀伤性毒剂，否则可能伤及自身；

　　(2)日军自身机动能力不足以利用化学武器产生的效果。二战中，日本陆军机械化程度不高，"决胜瓦斯"虽然创造了胜利条件，但较低的推进速度限制了胜利的兑现。

　　　 日本宣传战问题

　　宣传战是各种战争手段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战果直接与其他战果相互影响。战前，日本为了伪装自己的化学战准备，积极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如两次海牙会议。并签署了禁止化学武器日内瓦议定书。因此，在战争中，日本在化学战问题上采取死不承认的态度，并对国内进行了严密的新闻控制，所以日军在中国的残暴行为并没有对其造成过大负面影响。

　　在世界舆论面前，日本政府还进行了大量反宣传，诬陷中国军队使用化学武器(无独有偶，意大利也曾经诬陷埃塞俄比亚使用化学武器)。二战结束后，日本某些右翼势力一方面积极掩盖日军进行化学战和细菌战的事实，一方面利用原子弹问题大做文章，将自己粉饰为"战争受害者"，企图抹杀侵略罪责——这种片面宣传在日本国内也确实起到一定效果。

　　从以上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宣传的力量，二战虽然结束了，但因此引发的宣传战还在继续进行。中国作为化学战和细菌战的受害一方，至今并未对日军化学战和其它问题进行足够的认识和反思。

　　　 中方防御化学战的检讨

　　抗日战争中，日军化学战给中国军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说明我方在化学战的防御方面存在巨大的漏洞和不足。下面分别从战前、战中和战后三个方面检讨。

　　日军化学战的装备和手段，大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欧洲各国所广泛使用，并非秘密。从一战结束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的20年时间里，中国虽然建立了少数防化研究所、防化学校和第23化学兵工厂，但只能少量生产几种毒剂。这些制品主要用于防化装备研究，并有少量毒剂炸弹用于内战，但部队始终没有形成大规模化学战的概念和能力，更不具备对敌国领土进行远程化学战报复的手段。这一装备发展的空白点日后被敌人所利用，并且成为中国军队最大的弱点之一。

　　以当时中国薄弱的经济基础，固然缺乏大规模生产化学武器的能力，但建立有效的防护手段是可能的(同期,英国储备了3,000万具防毒面具，4,000万罐防毒油膏，4万吨消毒用漂白粉，1,000万份传单)。造成这个缺陷的最主要原因是国民政府沿袭了清末以来传统的对外妥协政策，在军事战略上只专注于内战。1937年之前的中国军队是根据内战需要而装备和训练的，对外军的战备工作和军事学术研究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抗战开始时，中国军队开始在严重缺乏防化能力的条件下作战，仅有的20万套新式防毒面具也大部分损失于淞沪会战。幸而在开战之初，日军缺乏使用化学武器的经验，没有进行大规模化学战。之后，虽然又增加了少量新式防毒面具，但数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而临时生产的简易防毒面具和防毒口罩(100万个)等防护装备，效能很差，防护时间极短(有的只有10分钟)，且只能应付剌激性毒剂，对窒息性、糜烂性、全身中毒性毒剂基本无效。

　　除上述表面问题外，中国军队遭受化学武器严重损伤的原因还体现在战略、战术、工事、侦察、组织、教育、心理、纪律、医疗、补给等多方面:

　　(l)中国军队的远战能力弱，这便不能有效反击和压制日军化学战部队，而不得不依靠近战。但近战时火力又不足，于是只能依靠密集队形——这些均为日军实施化学战提供了便利条件；

　　(2)经历淞沪会战的教训，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开展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和运动战，井减少日军进行大规模化学战的可能性。但是，战术思想没有相应调整，仍然沿袭内战的打法，较多地依赖阵地，习惯于被动防御，极少主动出击日军侧后——这为日军实施化学战提供了充分的时间准备；

　　(3)阵地多为一线配置，缺乏纵深。防御上没有弹性，阵地间不便相互支援，往往一点突破，全线崩溃——也是日军化学战效果显著的原因；

　　(4)构筑工事往往只重视防火炮轰击而忽视防化。因此即使是能抵御大口径榴弹轰击的坚固工事，也防御不了小型毒剂筒的袭击。经过几次惨痛的教训，敌后根据地的地道普遍进行了防毒改造，效果较好；

　　(5)对化学武器的侦察能力差，也是中国军队遭受化学战伤害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对有潜伏作用的毒剂，如芥子气，往往在整支部队中毒后才发现——这个缺点后来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得到了部分改进；

　　(6)从组织机构上看，虽然中国军队在编制上也设有防化机构，但实际情况极不健全，很多部门形同虚设。中国军队整体规模大于日军，但防毒专业人才仅及日军的10%；

　　(7)缺乏普及的防毒教育，导致官兵对化学武器认识不足。化学武器威力虽大，但使用上需要很多外界条件，如气象和地形等，若我方能自觉加以灵活利用，就可以大大减少日军化学武器的危害；

　　(8)从心理角度看，抗战意志不坚强的部队，往往会被对方化学武器所震慑，甚至出现整军、整师的脱离阵地行为。相反，作战决心坚强的优秀部队一般能够承受巨大的损失且坚持战斗；

　　(9)军纪的影响也不可忽视，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防毒纪律。很多情况下即使拥有防护条件，但若不严格执行和遵守防毒纪律，也会遭受伤亡。如不愿随身携带防毒面具，防毒器材穿戴不正确，毒气袭击后过早取下等等；

　　(10)医疗条件对减轻化学武器的作用非常重要。日军的很多毒剂伤害本来不难排除和医治，但由于当时中国军队医疗条件普遍简陋，致使很多轻伤也发展为严重伤残。

　　战后，国民党军队仍然没有对化学战给予足够重视，不但在日军投降时未能利用战胜国的优越条件彻底解决化学武器遗留问题，而且自身防化能力仍然没有加强。虽然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从未使用化学武器，但国民党军队防化能力低下仍然牵制了其作占灵活性，比如在淮海战役最后阶段，杜聿明集团曾计划利用空军投掷化学武器掩护本部突围，而临时空运来的防毒面具只有3，000件，从而造成原计划被迫取消，几十万大军束手就擒。

　　　 盟国的作用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正是日本在中国疯狂进行化学战的时期，中国政府曾经寄希望于盟国方面的压力，抑制日军暴行。美国总统罗斯福为此曾经两次公开讲话，并且以化学战报复相威胁，给予日本警告。美国的化学战能力对日拥有绝对优势，同时，日本又缺乏对美国本土的远程打击能力，因此罗斯福的态度取得了美国民意测验结果的支持。不过警告从来也没有兑现，其主要原因是遭到英国的反对——因为存在德日军事同盟，英国担心受到德国的化学战报复。1945年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但此时日本化学战高峰期已过，两者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日本投降后，美国为了获取日本在中国使用化学战和细菌战的经验，特别是大量活体试验的资料，对日本化学占和细菌战的战犯采取包庇态度。在东京审判时，美方阻扰了有关化学战和细菌战方面的调查，直接导致日军大量犯有战争罪的人员逃脱法律制裁。

　　　 遗留问题

　　有关日本化学武器遗留问题，今天应特别重视。日本投降前，在中国境内存放了大批没有使用的化学武器。其中比较明显的是东北地区，由于苏联红军的进攻，日军撤退时仓促抛弃了很多毒气弹、剂，已于战后被多次发现。

　　关内地区则不同，因为这部分日军从日本宣布投降到缴械回国之前时间非常充裕(其间还奉国民党政府命令"维持地方治安"，并对八路军和新四军进行"自卫")，因此日军对化学武器的隐蔽更加充分，至今发现事例较少，但潜在危险性不容忽视。

　　战后，仅偶然发现的日军遗留化学武器造成的伤害就达2,000多人，以后随着国内建设规模的扩大，加之暗藏化学武器的锈蚀和破损，突发伤害问题将更加严重。

　　　 化学战引发的思考

　　武器本身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化学武器同样如此，但武器发展如果存在空白，就会被对手所利用，并造成自身的巨大损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质与量应该成比例，不能仅仅满足于拥有，必须需要形成一定的规模和战斗力，才能确保有效的威慑能力，从而实现"以战止战"；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应特别注意攻守平衡，任何一种能力的失衡都会降低整体战斗力水平的发挥。

　　总之，化学武器和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对此类事物的一无所知及对国防教育的麻木不仁态度。

　　　 日军化学战例

　　镇压台湾雾社起义：

　　1930年10月，台湾爆发雾社起义，高山族起义者砍死了包括日本县长在内的134 名日本殖民统治者。驻台湾屏北墓地的日本陆军第8飞行联队，派出川崎乙式战斗机5架转场至埔里机场，在3周时间里，共投掷普通炸弹和毒剂弹800余枚，当时台湾总督府电文中记载“共向山谷集中使用绿弹10O发。”在航空兵配合下,日本军警屠杀高山族起义者287人。

　　支援步兵行动：

　　日军《支那事变的教训|》第51号中总结:"第20师团初期战斗，每次攻占1个村庄平均损伤30-40人，甚至多达100人。而此次战斗遭敌抵抗的村庄约10个，由于紧随特种烟一举攻占，此间我之损伤仅10名以下，可见其效果之大。"该文件又说:“未使用特种烟的独立混成第4旅团遭到敌人的顽强抵抗，直到敌人全线退却以前，战斗均相当困难。”

　　1938年徐州战役，日军第3师团第6联队进攻白家郢地区。6月4日7时30分，东南风,凤速3~4米/每秒。日军1个毒气小队施放毒剂筒，毒烟压制了下风方向2,000米内的中国军队，日军左翼1大队戴防毒面具随后攻击，而右翼2大队也随后发起冲击，但是遭到中国军队防线侧后方105高地上机枪火力压制，日军攻击受阻。日军另一毒气排立即开始向105高地施放毒剂筒，但随后风向转为西南，日军毒气排只好停止攻击，转移到105高地侧翼第3次放毒。毒烟覆盖105高地后，日军2大队再次发起攻击，但此时已近中午，山坡受到日晒产生上升气流，毒烟很快消失，105高地守军再次射击，日军攻击失败。此次战斗，日军施放毒剂筒194个，发烟筒40个。

　　1938年8月22日6时30分，东南风，风速3米/每秒，无上升气流。日军波田支队第2联队和第3大队在赤湖东北城子镇朱庄向中国军队第81师两个营阵地施放毒剂筒420个，日军步兵带防毒面具紧随毒烟突入阵地，守军全部中毒，除3人轻伤撤离外，其余均被日军刺杀。事后日军报告中说:"对中毒严重不能行动者剌死300余人。

　　1939年第一次长沙会战，中国第9战区军队在新墙河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9月 18日，日军第6师团在山炮发射的毒剂弹支援下，占领北岸中国军队警戒阵地。9月23日4时，日军集中共3个炮兵联队的150毫米榴弹炮、野炮及山炮，用爆破弹和毒剂弹袭击南岸中国军队阵地。至8时,东北风,风速2.5米/每秒，日军野战毒气队施放毒剂简10,000个，形成宽约8公里，纵深2公里的大面积毒云。8时30分，日军步兵6,000人配戴防毒面具随毒云后徒涉新墙河，中国守军第2师牺牲700人,阵地失守。

　　刘汝明68军大刀队白刃肉搏歼灭日军300人，但遭日军毒气袭击，中毒达400人。

　　化学战压制炮兵：

　　1938年9月27日，日军炮兵2个连向田家镇北侧中国军队炮兵阵地发射毒剂弹28发，榴弹52发，守军停止射击。9月29日，日军对马鞍山中国炮兵阵地射击毒剂弹38发，榴弹59发，守军停止射击。

　　利用化学战防御：

　　1939年12月18日，中国第5军荣誉第1师、第200师、新编第22师攻击昆仑关日军第5师团12旅团。日军增派台湾旅团增援，并在战斗中多次以发射毒剂炮弹、施放毒剂筒、飞机放毒等方式顽抗，但由于中国军队不顾伤亡，顽强进攻，最终攻克昆仑关，歼灭日军4,000余人,并击毙其旅团长中村正雄。

　　1941年9月30日，中国军队2个军共6个师攻击防守宜昌的日军第13师团。10 月2日，中国军队攻占宜昌外围据点，10月8日，中国第2军第9师一部攻入宜昌域内。这时日军濒于绝境,遂烧掉秘密文件和军旗，高级军官已经准备自杀。为了挽救败局，日军决定用毒剂弹做最后挣扎，后分别于8日21时、9日18时、10日15和16时，先后进行了4次大规模化学攻击，共发射二苯氰胂毒剂弹 1,500发、芥路混合毒剂弹1,000发、飞机投掷毒剂弹300枚。另外，还大量使用山炮、迫击炮和毒剂筒。以上行动造成中国军队和居民大量伤亡，其中第9、第76师两师中毒1,600人，其中600人死亡——由于攻击部队伤亡很大，中国军队最终被迫停止进攻，反攻宜昌计划失败。

　　利用化学战掩护撤退：

　　1941年10月31日，日军220联队在郑州五里铺、老赵寨地区的3条道路及两侧用芥子气掩护撤退。日军《支那事变化学战例汇编》中记载了当日战况:"该师于10月31日开始向黄河以北转进，当日天气晴朗，南风，风速约2米/每秒，气温27.5℃。使用黄剂(芥子气)约330公斤，布洒时间约1小时。效果：敌人的前进完全被阻止了，使师主力顺利撤退。后根据情报部门报告，敌人所受损失甚大，匆忙后退。以上说明在部队脱离战场时，使用少量黄剂可以收到很大的放果。"

　　1941年，日军对太行抗日地进行“扫荡”。日军第36师团于撤退时，在沿途村庄大范围布洒糜烂性的芥子气，特别是在门窗、炕席、家具、粮食、草料和水井等处，造成根据地军民数千人中毒死亡。由于当时为冬季，气温很低造成毒气挥发缓慢，共持续数周之久。

　　利用化学战破坏地道：

　　1945年8月23日，八路军第17团攻击汾阳日军时，因地道被发现，日军向地道内放毒，造成我军第3连67人全部牺牲。

　　1942年，在“五一”反“扫荡”中，冀中定县北疃村在3天之内挖成地道，5月16 日，该村民兵依托地道击败日军300人的进攻。5月27日，日军派遣第101师团163联队工2，000人，包围北疃村。定南县大队与敌人激战半日，但药消耗殆尽后转入地道。因组织不严密，地道内混进汉奸，后虽然处死了2名在地道内造遥的汉奸，但地道口位置已经暴露。日军在逃脱汉奸的指引下，堵塞了通往村外的地道，并向地道内放毒。由于北疃村地道未经防毒改造，造成地道内军民800多人全部死亡，日军还杀害了没有进入地道的居民380人——史称“北疃惨案”。

　　在百团大战过程中，日军用毒共计20余次，其中利用防御13例，支援进攻7例，7次迫使八路军撤退。共造成八路军中毒21，182人次，约占参战部队10%，其中包括是旅级干部8人。我军缴获毒剂弹57发，毒剂筒2，059个，防毒面具 1，051副。在我军进攻阶段，防御中日军主要使用作用时间短的剌激性、窒息性毒剂；日军扫荡阶段，则使用了大量的糜烂性毒剂——芥路混合气。

　　8月22日，日军在炮兵和20架飞机的支援下猛攻狮垴山，坚守此地的八路军769团近500人中毒，保有战斗力者仅数十。在阵地面临失守的危急关头，129师警卫连及时增援，打退了日军进攻。直至8月26日，八路军一直扼守狮垴山，成功地掩了129师主力完成破袭正太铁路的行动。

　　9月22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3团进攻东团堡，由于日军放毒、八路军约300人中毒，致使第一次攻击失利。以后第3团用浸水口罩简易防护，经过几天的反复争夺，最终全歼170名日军。

　　9月23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20团2次攻进曹沟堡，日军在村庄里放毒，第20团大部分官兵中毒，被迫撤出战斗。(完)

是不是因为有地道，所以防御战打得不够坚决，空放枪也没打死几个鬼子．惨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