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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鲜名将传略之一武亭

-- 作者：海镜清

——这是一位曾经与金日成并称的传奇性的军事英雄：后者是著名的反日游击队领导人，而武亭则是中国共产党军队里的朝鲜人领袖。

武亭（Mu Jong）领导着中国共产党军队的炮兵和朝鲜义勇军，他在中国和朝鲜都创造了传奇性的军事成就。他一直是一位神秘人物，很少有历史学家能真正地了解武亭。他和他的朝鲜义勇军曾经被寄予很高的期望，但是他在北朝鲜的政治舞台上出现而又迅速地消失——就象一颗流星。武亭曾经在1946年被选举为北朝鲜共产党的第二号领导人，但是他的政治地位下降得很快，在新成立的国家中，他仅仅被任命了纯军事性的职务，而仅剩的军事事业也因为1950年的朝鲜战争而耻辱地结束了。

虽然他去世已经50年了，能找到的关于其个人的资料仍然很少，中国延边出版社曾于1994年出版了《武亭将军传》，但其发行量仅仅限于延边地区，而很少为人所知（本人也没有看过此书）。朝鲜除了最高领导人几乎不宣传其他其他人物，而韩国又因为他的共产主义者身份而有所保留。根据目前解密的文件显示，与其把他看成是韩国教科书所称的火炮专家，不如说他是一个职业革命家。

武亭于1905年出生在朝鲜咸镜北道镜城郡，在汉城长大，他的真名叫金武亭。由于家境不好，他在汉城一直是半工半读，以微薄的工薪来维持学业和生活。在14岁那年（1919年），他参加了著名的“三·一”反日爱国运动，这是他革命生涯的起点。而后考入了当时朝鲜最好的中学——中央高普（Seoul Central High School），考虑到他的家境，这相当不容易。他在这里结识了汉城的高丽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人吕运亨（Yo Un Hyong，1885—1947），并深受其影响，为了从事革命活动，他在1923年退学，时年18岁。同年3月，为了寻求复国的途径，他渡过鸭绿江来到中国，经东北到了北平。恐怕他当时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将要在这个古老的国度呆上20多年的时间。(注：高丽共产党是著名朝鲜独立运动者李东辉于1921年5月在中国上海组建的马列主义思想团体，成员主要是知识分子）

他首先进入文化大学，学习汉语。1924年进入北方军官学校（一说是东北讲武堂），学习炮兵专业。当他还是一名军校学生时，他参加了中国北方军阀之间的南口之战，不久又在攻占天津时立了功。毕业后，被任命为炮兵上尉。他的军事才能过人，年仅22岁就成了炮兵中校。1925年，他20岁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该党还只是一个不足千人的小党，不过，由于吕运亨的影响，显然这也是他的必然选择。随后，他放弃了在军阀部队里的军籍，参加了第一次国内革命和北伐战争。1927年，蒋介石镇压共产党，对他也下了逮捕令，他被迫转入地下。他的秘密地下活动，使得蒋恨之入骨，屡屡悬赏缉拿。他又转到汉口继续工作，不久在武昌被捕并被判处死刑。可是，在武昌，有一万多名中国学生进行了示威游行，反对蒋的白色恐怖政策，并要求释放武亭和其他政治犯；加上武昌法院的法官中，有他的同志等原因，方得以逃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

在上海，他重新开始做共产党的政治工作。1929年他作为组织者之一参加了上海工人暴动，他虽然是外国人，但由于他的军事才能，被推举为总指挥。起义被镇压后，他被英国人逮捕，同年10月10日，被判刑2个月（这种象征性的判罚颇为耐人寻味）。获释后，他到了香港。此后辗转回到内地，参加了第二次国内革命（即土地革命）。他先是在彭德怀将军的麾下，由于红军在攻克湖南岳州后缴获了一些七五野炮和山炮，武亭有了用武之地。根据《彭德怀自传》称：“占领岳州后，英、美、日兵舰仍如黄石港一样，很猖獗，对城岸乱轰。我们隐蔽地架好了炮（当时，还只有我自己和一个朝鲜同志武亭会用炮），待敌舰逼近时，还击了几十炮，大概十发以上打中了兵舰，从此它们不敢抵岸射击了。”这是有关于武亭在中国红军里最早的作战经历，虽然记载简略，但是显然战果辉煌。

红三军团于1930年7月31日在湖南平江成立了军团山炮连。当年的老炮兵回忆称武亭于这年年底，从苏联学习炮兵技术回国（这尚无更多史料证实），先从事炮兵教练工作，后来成为该连第三任连长。1931年5月，红军中央军委炮兵团（有资料称是炮兵营）在江西陂头成立，由于首任团长有失职行为，武亭于这年6月成为该团第二任团长。在红军时期，战功赫赫的武亭升迁很快，最后竟进入中国共产党军事委员会，对于一个没有政治后台的外国人来说，这的确是破格的晋升。

从1930年12月到1934年10月，蒋介石对红军进行了五次进攻，到最后，中国共产党的苏维埃区的大部分，被蒋的军队所占领。

中国共产党为寻求从江西瑞金到达附近的安全地带，决定转移根据地。这就是有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从1934年10月14日开始，1936年12月12日到达延安的大行军。武亭作为中央军委直属的炮兵部队指挥官，是典型的救火队，不论是在进攻，还是在断后时，都广泛地担任了火力支援任务。一名老红军撰写的《罗元发回忆录》就曾提到过他的工作性质：“11月下旬，中央军委决定分四个纵队从新安、全州之间渡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这是长征开始以来一次最紧张最激烈的湘江战役。我们五师奉彭德怀军团长的命令，以急行军日夜兼程每天100余的速度，抢占湘江渡口。……师首长告诉我们，军委炮兵营武亭同志带领的炮兵营和你们一起完成这次任务，他会用火力支援你们。”不久武亭出任军委纵队第三野战梯队司令，指挥包括炮兵营、工兵营、运输第一大队和附属医院在内的技术兵种，后又改任红三军团炮兵营长。

关于武亭在长征中的重要作用还见于《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根据彭德怀的狱中自述，那时人们愈来愈担心两支红军队伍之间会发生冲突。……他担心会和第一军团失去联系。据他说，由于没有向导，第一军团在俄界附近被困了。因为密码已经更换，他无法进行联络。他编了一本新密码，交给了武亭——一个可靠的朝鲜族党员，还给了他一个指南针，让他去同林彪和聂荣臻去联系。聂荣臻记得，当时第一军团根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接到的唯一电报就是原地待命。”显然武亭深受彭德怀的信任。

长征是一日也不休息的先后与蒋介石军队经过大小500余次战斗的饥饿困苦的行军。比较能说明问题的是：当长征开始时，这支红色军队中还有30余名朝鲜革命者，但是在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了武亭和杨林两个人，而杨林也在不久之后的战斗中牺牲了，因此，武亭成为了唯一的幸存者。武亭曾对一个知心朋友说：“长征结束后，我们于1936年2月渡过了黄河。那时，杨林和我是仅有的两个朝鲜军官。杨被挑选出来担任一支强渡黄河的突击队长，这是一个敢死性的任务。突击队冲过了河并建立了滩头阵地，但是杨被子弹击中了，那时的医疗条件无法挽救他的生命。他忍受了整整一天后，在痛苦的折磨中死去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杨林英勇的牺牲却挽救了武亭的生命。武亭回忆说：“杨林牺牲后，彭德怀在党委会上发言：‘太多的外国革命者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牺牲了。如果我们继续让他们在中国死去，还会剩下谁来为他们祖国的革命事业战斗呢？我们无法为那些已经死去的同志做些什么，但是我们不应该再浪费外国同志的生命了。’在彭的呼吁下，军委下了休息命令，让我进行学习研究。”这时，武亭正被胃肠病的恶化折磨着，彭救了他的命，所以两人成为了终生的朋友和同志。

1936年的余下日子里，武亭在红军大学进行战略学和党的工作研究。而后，他一面在红军大学学习，一面在军官学校上课。从红军大学毕业后被任命为八路军总司令部作战科长。1937年底，在接受了重组八路军炮兵的任务后，他作为八路军总部炮兵处主任建立了八路军的炮兵部队，并于1938年初出任八路军总部炮兵团长。在红军中，武亭作为炮兵的最高权威，是人所共知的。

武亭再次由于过度疲劳，健康受到损害，司令部再次命令他休息。在康复后，他担负了新的任务，负责集中为了寻求对日作战而来到延安的朝鲜青年，着手朝鲜义勇军的建军工作。即以土地革命时期尚存的十余名朝鲜革命者为骨干，把来延安的朝鲜青年、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的朝鲜青年、还有在东北活动过的、在莫斯科学习过军事之后来到延安的青年全部集中起来，实施了彻底的训练。1939年到了八路军前方司令部所在的晋东南，和八路军一起参加抗日战斗。朝鲜人自身的革命力量日益壮大。1941年1月10日，朝鲜独立同盟的前身——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终于成立了，武亭担任会长，是年6月，原属于重庆系统的朝鲜义勇队部分成员先后投奔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武亭把他们编为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与八路军一起作战。8月，在山西桐峪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成立了朝鲜义勇队干部训练班，武亭担任校长，专门培训从事抗日武装斗争的军事干部。接着，又在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成立了朝鲜青年干部学校和朝鲜武装宣传队。在10月26日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上，武亭的画像作为外国抗日领袖之一同毛泽东并列。

国际上史学家一般都认为此时的武亭已经离开八路军了，但中国的一段记载表明并非如此。在关于延安大生产时期开发南泥湾的资料中叙述道：“1941年1月末2月初，中央军委直属炮兵团团长武亭率领两个营开进南泥湾。大约用了半年时间，从榛莽丛中开出了一条6米宽的公路。以后南泥湾的粮食、副食品、工业品都是经过这条路，源源不断地运到抗日前线的。武亭团长率两个营克服了缺粮食、无房住等难以想象的困难，三、四月份就在开出的荒地上种上了庄稼。这以后不久，王震率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使垦荒队伍迅速扩大。以后许多部队及边区政府、中央军委等单位也相继开进南泥湾，形成了开荒热潮。”

由此可见，虽然武亭已经被外界认为是朝鲜反日力量的一派领导人，但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中，他的地位并没有什么改变，仍然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和八路军将领。中共让武亭负责组建朝鲜义勇军，其原因可以解释为：作为广泛的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个示范，从而保证从国民党政府麾下拉来更多的朝鲜人，同时，在对日本军队中的朝鲜士兵中做宣传时也有特殊的效果。也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意图不仅在于此，朝鲜问题专家司马路说，周恩来对中朝关系的未来具有很深远的关心。事实证明，武亭的传奇形象具有广泛的号召力，原来在国民党控制下的朝鲜义勇队有89%的成员从洛阳、重庆等地辗转来到太行山。他们被编入华北支队的各个分队，分别前往冀鲁豫、晋察冀、太行山等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和瓦解日军的斗争，并参与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的建设活动。

武亭和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的威望越来越高，朝鲜著名的独立运动领袖金枓奉也慕名从重庆前往太行山；远在国内的吕运亨也派自己的联络员金命时（Kim Myong Shi，武亭的恋人）从汉城来到延安和武亭会面，商讨联合建国问题。

事实上，武亭的名字甚至传到了克里姆林宫。1941年7月，斯大林派遣一架飞机到延安，准备接武亭到苏联，名义上是仰慕武亭非凡的火炮技术，希望他前去指导苏联的炮兵部队（这个借口可真够蠢的）。但是毛泽东鉴于半年前的“皖南事变”，担心蒋会阻止这次旅行或制造事端，为了安全起见，没有让武前往苏联。虽然没有成行，但是斯大林派飞机的事件无疑大大提高了武亭在国内外的声望。

1942年7月11日，华北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成立。作为同盟中央执行委员和义勇军司令的武亭在其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特别是在组建义勇军方面。他辞去了炮兵团长的职务，专心训练和指挥这支还很弱小的队伍，相信终有一天会率领他们光复自己的祖国。而当时很少有朝鲜人从义勇军身上看到朝鲜独立的希望，他们认为朝鲜还会被占领许多年。但是武亭是乐观的，他坚信朝鲜的独立指日可待，因此从1937年开始就尽力经营他的部队。值得一提的是，武亭希望独立以后的朝鲜是一个所有爱国党派联合执政的国家，这显然是受到当时尚且弱小的中国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构思的影响。但是他的想法遭到了在延安的朝鲜共产党人中左派如崔昌益等人的坚决反对，由于独立同盟的政治领导权主要掌握在左派手中（武亭只负责军事），同盟未能就武亭的意见达成共识，这的确让人感到遗憾。1944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的覆灭已经是很明显了，武亭预见到苏联会设法控制朝鲜，此时，他更加痛惜在黄河岸边牺牲的杨林，杨林会说流利的俄语，意志坚强、足智多谋，他相信杨林能够处理好同苏联人的关系。此前，在他的建议下，朝鲜革命军政学校的全体成员自1月底起，从太行山出发，行军2000里，穿越日军三道封锁线，于4月7日抵达延安。这只是一个开端，华北的朝鲜革命者逐步集中到延安，进入军政学校学习，为迎接祖国的光复做准备。

1945年12月一个寒冷的日子，一列老式的蒸汽机车把70名旅客带到了平壤火车站。在这些旅客中，有武亭、崔昌益（Choe Chang Ik）、韩斌（Han

Bin）以及其他来自延安的朝鲜独立同盟干部。没有激昂的音乐，没有飞舞的彩旗，也没有热烈的人群来欢迎这些回国的革命者。只有几个接待人员上来和他们握手，没有寒暄就匆忙地让他们上了等待在车站的卡车，并迅速消失在黑色的夜幕中。苏联人并不欢迎他们，并曾一度阻止他们进入朝鲜，直到他们答应苏联将“非武装地”、“以个人身份”回国——不是以军队或政党的身份。更糟糕的是，他们的主力不得不留在中国，并卷入到中国的内战中去。

那是在1945年8月11日，八路军的朱德总司令签署命令，着武亭、朴孝三（Park Hyo Sam ）、朴一禹（Park Il Woo）率领朝鲜义勇军迅速北上，配合苏联红军光复朝鲜。但是日本三天后就宣布投降，使得这支军队失去了解放自己祖国的荣誉。日本宣布投降两天后，武亭带着100多名将士从太行山（朝鲜义勇军的主要根据地）回到延安，着手准备回国的旅途。武亭和其他干部为回国做了一些准备，但是由于时间仓促，基本上没有什么回国的详细计划，只是简单地规定在哪里集中然后出关，回朝鲜，每个人都很兴奋而又紧张，毕竟，他们中很多人是第一次回国，而年长的已经在国外待了20多年了。

一支300人的先锋队于9月5日从延安出发，接着是妇女和儿童，在到达东北后已经增加到3000余人，都来自各个敌后根据地，他们只有两辆装载补给品的马车，武亭和金枓奉（Kim Du Bong）以及其他少数人有坐骑，但是大部分人只能用双腿来进行这漫长的行军。在60多天的艰苦跋涉后，队伍到达了沈阳，这时已经是1945年11月初了，干部们住进了兵营，而其他人则分散到居民家中休息。11月7日，义勇军在一所朝鲜人学校召开了朝鲜义勇军军人大会，武亭告诉成员们与苏军交涉的结果：只有少数干部被允许回国，而其余的人按照中共东北局的指示，编成七个支队（实际成立了四个），一面继续参与中国革命，一面等待回国的机会。第一支队很快在南满成立，指挥官金雄（Kim Woong）、方虎山（Bang Ho San）和崔仁（Chu Yol）；第三支队在北满成立，指挥官李相朝（Lee Sang Jo）和朱德海（Chu Duk Hae，1911—1972）；第五支队在延边成立，指挥官李益星（Lee Ik Sung）和朴一禹（Park Il Woo）；第七支队在吉林成立，指挥官朴勋一（Park Hun Il）和崔明。后来，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陆续以个人身份或小规模地回到了朝鲜。

回国干部团于11月20日抵达中朝边境城市安东，但是他们没有得到进入朝鲜的许可，到平壤向苏联人申请入境许可的武亭被告知他们只有无武装、并以个人身份入境，显然，武亭没有选择。10天以后，他们渡过鸭绿江到达新义州，苏联人为他们安排了一列火车，将他们送到平壤。就如前一幕所介绍的，他们被卡车送到太平洋旅馆暂时安顿下来。这时的朝鲜独立同盟领导人们，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里：他们对平壤的政治氛围一无所知、他们没有未来的计划，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军队，在自己的国家里，他们就象一群过客，只能等待苏联人的安排。有些人陆续被安排了职务，离开了旅馆；但大多数人还留在旅馆里，等待他们不可知的命运。一天，金日成和一位苏联上校来到旅馆，与崔昌益等人会谈。金日成告诉他们，美国军队占领了南朝鲜，而且不打算离开，还谈到了将如何安排他们。到1946年1月，最后一位归国者终于被安排了职位，离开了这所旅馆。

武亭是朝鲜人民的英雄，但是在苏联人看来，他是个讨厌的家伙。苏联对武亭和他的义勇军非常冷淡，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他不熟悉，而他却又享有很高的声望，苏联人比较热衷于由文人而不是军人来担任朝鲜的领导职务，即使非要选个军人不可，他们也宁愿选比较熟悉的金日成。在武亭回国之前，1945年10月28日，新成立的北朝鲜五道行政局选举中，武亭被选为第二号领导人——行政局副委员长（第一号领导人是民族主义者曹晚植），武亭担任这个职务直到1946年4月，在这个月的选举中，他被排挤出领导层，与武亭同时回国的著名学者金枓奉被“选举”为第一号领导人，而金日成当选为二号领导人。武亭则被派去担任人民保安干部学校的炮兵教务长。1948年，他被任命为第二人民保安干部学校的校长。（注：人民保安干部学校不仅是培养朝鲜军事干部的学校，也是当时还未公开的朝鲜人民军的司令部，所以武亭的教务长职务实际上就是人民军的炮兵司令）

武亭非常缺乏政治斗争的技巧，或者准确地说，他并不擅长争权夺利。由于为人刚直，所以还在延安的时候，他就多次因为坚持自己的意见和独立同盟的其他领导人发生过冲突，以致于他与大多数独立同盟干部不和，很多人非常讨厌他，最后中共为了避免内斗，不得不让他专门负责义勇军，而把独立同盟的政治领导权交给比较和蔼的金枓奉。当他担任第二号领导人时，他又受到广泛的指责——把中国来的干部安排在比较重要的位置上，而排斥国内的以及来自金日成游击队的干部。当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首相金日成和副首相朴宪永（Park Hyon Yong ）都有自己的政治集团，在夹缝中的武亭更加失意了。在1946年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武亭压抑已久的愤怒终于爆发了，他扯开自己的衣襟，向震惊的观者展示自己的枪伤弹痕：“看看这些伤痕吧，这都是我为了朝鲜而付出的代价，为什么你们现在只赞美另一个人（指金日成）呢？”很显然，这种感情上的发泄对他的政治生涯是极其有害的。

1948年2月，朝鲜人民军成立，武亭正式担任炮兵总司令，中将军衔。同年9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武亭被任命为民族保卫省副相（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仍兼任人民军炮兵司令。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7月10日，因为计划执行不顺利，武亭接替金光侠任第二军团军团长，平壤希望这员红军虎将能够挽回局面。武亭一面反复地以局部包围、迂回和切断退路等手段将据守小白山中的美国第八集团军击退，一面前进，７月末前后进至金泉——尚州——醴泉——安东——盈德，准备抢渡洛东江。当美韩军队构成了釜山防御圈后，金日成元帅看到从美国本土来的增援部队即将到达釜山的情况，便前往位于忠州南侧水安堡的前线总司令部，下达如下战斗命令：“在朝鲜解放第五周年纪念日的８月１５日以前，必须夺取釜山。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渡过洛东江占领釜山”。

通过与美国人近一个月的较量，武亭深知人民军和美军的实力差距太大了，对“八月攻势”很不以为然。但是金日成固执己见（实际上也有背水一战的意味），任命武亭为人民军东线司令官，指挥6个师担任八月攻势的主攻任务，从金泉北侧向盈德展开，计划占领大邱、永川、浦项。具体计划为：

　　 第15师：在善山附近渡河，经游鹤山进攻大邱。

　　 第13师：在洛东里附近渡河，经多富洞进攻大邱。

　　 第1师：迅速占领军威，在第13师左翼配合进攻大邱。

　　 第8师：迅速击破义城之敌，进至永川，尔后准备向庆州或大邱进攻。

　　 第12师：插入太白山脉，迅速推进到浦项，尔后准备经延日或庆州向釜山进攻。

　　 第５师：迅速夺取盈德后进至浦项，尔后协同第12师准备向釜山进攻。

另外，武亭还特别命令第766游击团从蔚珍出发，破坏安康里桥（架设在安康里东面兄山江上的桥梁）和清道隧道（位于大邱南面清道附近的1500米长的铁路隧道）。

战斗从8月5日一直持续到24日，虽然人民军解放了盈德、军威，并一度占领倭馆，人民军的炮弹已经落到了大邱市内。第12师最为成功，将韩3师的1万多人团团包围在浦项，但是由于无法封锁海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韩国人大摇大摆地从海上撤走。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由于在山岳地带作战和联军的空袭严重妨碍了后勤工作，东线的人民军部队部队自8月12日以后没有补给一粒米，而且在山峦重叠的当地征收不到给养，所以从15—16日以后就没有行动的能力了；有时候甚至为了获取弹药而不得不强行实施勉强的作战。武亭曾寄予厚望的第766游击团，没有按命令执行规定破坏清道隧道以截断联军后路的任务，原因是“第766团团长认为‘分散渗透也不能保持战斗力，因而不能突破南朝鲜方面的警戒网。所以，必须作为正规部队实施突进，”。结果使这支擅长游击战的队伍由于在安康里走廊实施正规作战遭到重创，愤怒的武亭因而将该团解散，并入第12师。在联军优势的火力（人民军称其为“残暴的毁灭性战术”）和兵力不断反扑下，缺乏后劲的人民军不得不退到洛东江右岸。

八月攻势先胜后败，人民军心有不甘，想再进一步向前推进，并准备了九月攻势。客观地看，战争形势发生了逆转，北朝鲜军队的兵力已经到了不宜发动攻势的限度，除侥幸之外是不能期待胜利的，简直是赌徒的孤注一掷。这次武亭所部仍然担任主攻，他的计划为：

　　 第3攻击集团（第1师、第3师、第13师和第105装甲师主力）

　　　　 突破美第1骑兵师和南朝鲜第1师防线，占领大邱。

　　 第4攻击集团（第8师、第15师、和第17装甲旅）

　　　　 突破南朝鲜第6师和第8师防线，占领河阳和永川，尔后向大邱或庆州突进。

　　 第5攻击集团（第５师和第12师）

　　　　 突破南朝鲜首都师和第3师防线，占领浦项洞和延日机场，同时准备由庆州走廊向釜山突进。

9月2日夜，武亭指挥所部开始大规模的夜间进攻，战事开局非常顺利，特别是第12师表现突出，接连击溃韩国首都师和第5师，在联军的东部战线上撕开了一个约12公里的缺口。到9月5日，美国第1骑兵师和韩国第3师也相继败下阵来，浦项洞被占领；8日，永川也被占领；第八集团军司令部和韩国军队司令部都从大邱撤向釜山。但是，由于西线的人民军遭到挫败，所有的压力都突然集中到了东线，武亭开始支撑不住了，正当他竭力抵挡来自四面八方的反扑时，9月15日，仁川登陆开始，南方人民军的灾难降临了。

人民军不得不撤退。一接到大撤退的命令，深悉游击战之道的武亭在安排了各师的撤退路线后，就切断了所有的无线电联系，结果不但美国人，就是平壤也不知道他去向何方。所以，他位于韩国安东的司令部未受多大挫折便经原州回到了三八线以北的金化，他部下的几个师除了第13师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外，都比较顺利地回到了北方，并保留了骨干力量。但是，这一必要的行动却让平壤颇为恼火，因为他们很长时间失去了他的消息，苏联顾问就曾公开批评这一“个人主义”倾向。接着，他被命令保卫平壤，但他手下只有两个不足万人的预备师团，武亭不甘心被围歼或当俘虏，他在政府北撤后只做了比较轻微的抵抗便率部撤走。从后来的结果看，他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联军已经准备用空降团来截断他的后路，由于撤退的及时，只有最后的一个团受了损失。但是轻易放弃首都的行为无疑将严重打击他的声望，再加上其他一些小节，例如他任命官员未经过正常的行政审批手续等。最后，他被调职，担任一个预备军团——第七军团的军团长，对一个军人来说，这意味着失宠。1950年12月21-23日的朝鲜劳动党二届三中全会上，他因为“战争中的严重错误”受了处分。凭武亭的个性，他必定会觉得愤懑不平，也许就是因为政治上和战场上的双重失意，才造成了他后来的悲剧性结局。

当第七军团驻扎在满浦时。一天，武亭带着一位受伤的军官来到医务所，他是武亭在八路军时期的部下。武亭要求正在忙碌的医生立即来照顾他的朋友，那位倒霉的军医刻板地告诉武亭：伤员很多，他的朋友必须排队等候。这一“傲慢”的态度激怒了武亭，他掏出手枪当即把医生打死。这一罪行是严重的，他立即被解除了指挥权，后来又被开除军职。不久以后，他在长征时期的旧疾胃溃疡剧烈发作，正在朝鲜指挥中国志愿军的彭德怀立即把他送到东北最好的医院，由罗马尼亚人在长春开设的一家医院，但是已经无力回天了。武亭最后的愿望就是能够死在他的故土——朝鲜，于是，在1952年10月，他被接回朝鲜，不久以后，在一间普通的军人医院里去世。他死后，朝鲜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武亭以坦率和勇气闻名，他性如烈火，勇敢无畏。是一位坚韧不屈、无私奉献的革命家和杰出的指挥官，在朝鲜的将领中，他是坚决果断、精力充沛和才能卓越的。他精通炮兵专业，培养了人民军的第一批炮兵指挥员，是人民军的创建者之一。但相对于他在战场上的勇猛和优秀的炮兵技术，他在政治上的能力却连二流的政治家也不如。就他在朝鲜战争的表现来看，颇有可圈可点之处，由他来承担南方的失败是不公平的。

附录1：

杨林:

　　曾用名杨州平、毕士悌，原名金勋。1898年生于朝鲜平安北道爱国人士家庭。在平壤读中学时便是学生运动领导人。1919年流亡中国东北，入新兴武官学校，参加朝鲜反日军在延边地区对日军的战斗。失败后转赴云南讲武堂。1924年毕业后到广州黄埔军校任教。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到叶挺独立团任三营营长。1927年赴苏联，入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1930年到东北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1932年赴上海开会后调中央苏区工作，任劳动与战争动员委员会参谋长。1934年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任干部团参谋长。1935年秋到陕北后，调任红十五军团七十五师参谋长，翌年2月在东渡黄河的战斗中牺牲。

　　毛泽东曾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灿烂的五星红旗上，染有朝鲜革命烈士的鲜血。”在中国艰苦卓绝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旅华的千千万万朝鲜人也投入于这场伟大的革命，以杨林（毕士悌）的名字而闻名的那位来自东邻的英雄，便是其中一个光辉代表。

　　原名金勋的朝鲜志士杨林在上中学时，正值日本在1910年以“日韩合并”之名吞并祖国后的动荡岁月。他的全家都投入了民族运动，他自己在平壤也成为中学里有影响的学生领袖。1919年，朝鲜爆发了几十万人参加的争取独立的“三一”起义，遭到日本军警血腥镇压，成千上万人被杀。金勋的父亲遇害后，他本人也遭缉捕，被迫流亡中国延边。在那里，他进入朝鲜反日团体所办的新兴武官学校，学习几个月后又担任了教员。

　　1920年秋，日军发动“珲春事件”，以万余人入侵延边“讨伐”当地朝鲜反日军。金勋指挥一个连参加和龙县青山里伏击战，击毙加纳联队长，轰动一时。不过，双方力量相差悬殊，反日军领导人在危急关头又逃往俄国远东，部队因此瓦解。此刻金勋把复仇的希望寄于中国，决心再认真学习军事知识。他认为云南讲武堂颇有名气，又距日本势力范围远而隐蔽安全，便经万里跋涉，经上海、越南再入滇境，徒步行走上千里，在1921年6月到达昆明。

　　云南讲武堂（此时已改名讲武学校）为留学日本号称“士官三杰”之一的蔡锷创办，主持者见这位朝鲜青年报考成绩很好，便接收其进入第16期。此时，日本将领事馆建到了昆明，校内也有日籍教官，如发现通缉的朝鲜人必引起外交纠葛。于是，金勋改名杨州平，对外称“华侨”。后来的东北抗联领导人周保中此时也在校内，据回忆，这位朝鲜同学每天早上都背着砖头跑十里路进行锻炼，生活俭朴，说话不多却待人热情，在全校无论学科和术科都获第一名。教育长背着日本教官，也号召同期生都要向这位“有志的高丽学生”看齐。

　　 1924年，抱着反日复仇理想的杨州平从讲武学校毕业，谢绝了校方留其任职的邀请，到广州进入黄埔军校任学生队上尉队长。在那里，他改名杨林，由于经常聆听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报告，认识到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相结合的道理。随后，杨林率学员参加了东征战斗，并在校内左右派斗争中立场坚定。1925年夏，杨林被秘密发展为中共党员。

　　 同年11月，共产党领导的叶挺独立团在肇庆成立，杨林被党组织调去担任第三营营长。半年后，他因技术好又被黄埔军校调回担任中校技术主任教官。1927年国民党反共后，杨林离开军校，受党组织委派到苏联，第三次进入军校──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了两年。

　　 1930年夏，杨林携夫人李秋岳回上海，原定到老上级周恩来领导的中央军委工作，恰逢这时满洲省委请中央派遣军事干部，中央便把杨林派到他比较熟悉的东北地区。杨林去后马上组建了省委的军委，并担任书记，并于1930年冬赴延边发动以朝鲜族农民为主的群众建立工农赤卫队，打土豪和镇压日本走狗，在东北大地上首次打出“苏维埃”的旗帜。

　　 延边暴动遭到东北军阀和日本警察镇压后，杨林返回满洲省委。这时中央军委又调他回去，省委则以工作离不开为由要求免调。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占领全东北。杨林马上赴吉林磐石，组织中心县委以原来的“打狗队”为基础，发动汉族、朝族群众建立游击队。1932年7月杨林离开时，南满游击队已具规模，成为后来东北抗联第一军的前身。

　　 1932年夏，杨林回上海汇报情况，临时中央根据军委原来的决定，让他去已经迁往中央苏区的机关。在地下交通员“接力”式的分段带领下，杨林经广州、汕头，又穿越粤东闽南山间小道到达赣南。周恩来见到他很高兴，马上让他到劳动与战争动员委员会任参谋长。此后一年多，杨林作为周恩来后方工作的助手，主要负责训练和补充新兵。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作为朝鲜人代表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当时在红都瑞金，杨林和红军炮兵负责人武亭作为朝鲜同志而受到特别关心。一次，毛泽东遇到杨林，问起他的夫人，他回答说还在满洲省委工作。毛泽东马上嘱咐中央交通机关要想办法把她从东北调到中央苏区来。1934年春，军委考虑到杨林曾三次进过国内外军校，便调他到红军大学主管教务。有的同志私下讲，他是叶挺独立团创建者之一，在红军中算是最老的资格，又是中央政府的执行委员，安排到红大职务太低。杨林本人却从不计较这些，上级安排什么任务就默默地干好什么。为了身份不过于引人注目，他又改名毕士悌。

　　 长征时，红军大学改为干部团，毕士悌担任团参谋长。四渡赤水时红军减员太大，全由干部组成、原准备尽量保护的这支特殊队伍也参加了战斗，他又同基层指挥员一样亲自在火线拼杀。1935年4月末，中央决定从滇北抢渡金沙江，周恩来、刘伯承亲自到干部团下指示，一定要在“五一”前完成奇袭占领绞平渡这一有战略意义的任务。毕士悌等亲自带前卫连一昼夜强行军180华里，在守渡口的敌军鼾睡时如神兵天降般到达，不费一枪不损一人便占领了渡口并缴到船只。为保护渡口安全，次日晨，他又率一个排迅速北上通安镇，以伤亡12人的代价便击溃敌一个团，俘敌数百，得到军委嘉奖。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这位红军中老资格的朝鲜同志同普通干部战士一样用双腿走了两万里。

　　 到达陕北后，徐海东所率的红十五军团向中央要干部，杨林便被派到第七十五师任参谋长。他一面把中央红军的训练和作战方法介绍到来自鄂豫皖的这支红军队伍，一面在战斗中身前士卒。1936年2月，红军东渡黄河时他率一个营作为先锋首先登岸。在向纵深突破时，他的腹部被碉堡中射来的子弹打穿。杨林昏迷后一度苏醒，关心的仍是前方情况及毛主席是否已过河，而未交待个人私事。不久，他便因抢救无效而永远合上了双眼。

附录2：

朱德海(1911-1972)

原名吴基涉。吉林省延吉人。生于俄罗斯东双城子，1920年3月迁到我国吉林省和龙定居。朝鲜族。贫苦农民家庭出身。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团支部书记。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1932年任黑龙江省宁安县东京城于家屯共青团特别支部书记、密山县锅全村党支部书记。1934年任抗日联军第四军二团后方留守处党支部书记。1936年去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1939年9月回到延安，任八路军三五九旅八团特务连指导员和八团供给处指导员。1941年在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央海外研究班学习，并参加整风运动。1943年参加延安朝鲜革命军政学校的筹建工作，任校党委委员、总务处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随革命军政学校开赴东北。12月，任义勇军第三支队政委，配合兄弟部队担负消灭土匪、发动群众、建立和巩固后方根据地的任务。1948年4月调任东北行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处处长。1949年3月，任吉林省延边公署专员和中共延边地委书记。1949年6月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并当选为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952年9月延边朝鲜族自治区成立，当选为中共延边朝鲜族自治区区委书记、自治区主席。1

955年12月延边朝鲜族自治区改为自治州，任州委第一书记、自治州州长、延边军分区第一政委、州政协主席等职，同时任吉林省副省长。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66年1月任中共吉林省委常委。他长期主持延边地区工作，重视维护民族团结，坚持与大汉族主义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作斗争，重视发展民族文化教育事业，为延边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打击和迫害，1969年被迫下放到湖北农场劳动。1972年7月3日逝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延边自治州州委作出决定，为他平反，恢复名誉。

附录3：

武亭的脾气之暴躁在张英(朝鲜战争时的志愿军炮1师？政委)的回忆录中也有佐证，张回忆说在延安时炮团的干部纷纷要求调走，因为武亭动不动就掏出手枪挥舞着要枪毙人。

朝鲜义勇队于1937年在武汉成立，大部是国民党军校毕业生，是国民党军委会组织的一只外籍抗日友军，后来左右派分裂，左派由朴孝三、王子仁(崔仁)带领转移到华北，和武亭、朴一禹等合为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后在东北发展为几个支队(包括著名的李红光支队-166师-人民军6师)，其成员绝大部分陆续回北朝鲜；右派并入韩国临时政府的光复军后回南朝鲜，这样在接下来的朝鲜战争中演出了一场义勇队兄弟相残的悲剧。关于义勇队超星上有文献介绍，崔洪彬 , (book://ss10220092/!00001.pdg)中的2篇文章：崔春风的“朝鲜义勇队史论”和张水福的“浅谈解放战争时期李红光支队的历史贡献。

朝鲜义勇军到东北成立的第三支队政委朱德海可能是为数很少的没回北朝鲜的领导人之一，他后来一直任延边自治州州长，在中国是朝鲜族的代表人物。原来在超星图书馆上我看过朱德海传，但刚刚搜索也找不着了，延边大学学报上有篇文章，将就地能看：“记共产主义战士朱德海”(book://qk4.5read.com/diskbxb/bxb85/7802/000034.pdg)

参考书目：

中国共产党援助朝鲜独立运动纪事（1921—1945），石源华编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深厚的友谊，潘石英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

关内地区朝鲜人反日独立运动资料汇编，杨昭全等编，辽宁民族出版社1987年

朝鲜战争，日本陆战史研究会

北朝鲜名将传略之二金雄

——本文介绍的人物，是一位威名远震而又扑朔迷离的将军。他的事迹似乎很明显，但他的经历确实又很模糊，鉴于无法收集到更多的资料，笔者只能在现有的基础上，作出一些简单的描述和推断。

金雄，大约在1914年出生于韩国庆尚北道，30年代初来到中国。现在无法得知金雄少年时的求学经历，只知道他跟当时许多朝鲜流亡爱国青年一样，决心学习军事知识，作为光复祖国的一个途径，所以他于1933年9月，考入了南京中央军官学校（注：她的前身就是大名鼎鼎的黄埔军校），在第十期步兵班学习。因为日本人的干涉，当时军校里的朝鲜学员都不能公开自己的身份，纷纷改名为比较中国化的姓名，金雄当时的名字是王信虎，从此，这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名字伴随他十余年之久。

与金雄同班的有两位朝鲜同学，一位是信仰共产主义的朝鲜义烈团员崔仁（注：化名王子仁，后任朝鲜人民军第7师师长、第12师师长长），另一位是来自上海流亡大韩民国政府的崔德新（注：崔德新：出生在反日独立运动者家庭。1936年从中国黄埔军官学校毕业后任朝鲜民族主义者武装力量光复军军官。光复后在南朝鲜历任南朝鲜军军团长、外务部长官，积极进行反共活动。1977年1月亡命美国，1986年9月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永住，历任天道教青友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副委员长。1989年11月16日去世）。来自一个共同的国度，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在异国学习，三人的关系自然是很亲密的，但是闲暇之余，崔仁和崔德新却为了朝鲜光复的途径和未来的社会制度争吵不休。金雄此时还没有接触过多少政治理论，他总是在一旁倾听，当两人吵得实在太过火时则加以劝解。当时，这三个人恐怕谁也没有想到，他们以后会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会面对完全不同的命运。

1936年，军校生活结束了，崔仁继续回到朝鲜义勇团的后继—朝鲜民族革命党，崔德新也继续回到流亡政府麾下，后来成了一名光复军军官。而金雄却悄悄前往中国的红色之都——延安。

1937年，金雄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l940年10月作为军事教员随八路军第2纵队南下苏北，后来又成为新四军第3师敌工科的干部，每天忙着侦察、审俘、破译。这时的他仍然不是什么风云人物，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抗日战士，没有专门的记载，只有一鳞半爪的信息。他在1941年，和同为敌工科干部的朝鲜人李成镐建立了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在苏北根据地的分会；1942年，他担任了抗日大学第五分校的教育长，并分管外籍学员队（主要是朝鲜人）；1942年8月，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发展为朝鲜独立同盟，他自动转为独立同盟的成员。他担任过3师8旅作训科副科长、科长、22团参谋长；参加过盐阜地区反“扫荡”作战、黄营战斗、单家港战斗，以及讨伐伪军徐继泰部战役；翻译过日军的《步兵射击教程》。1944年1月，他协助李成镐组建了朝鲜义勇军的华中支队。

日本投降之后，3师奉命进军东北，而在此同时，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也进入东北。其第一支队初期仅有60余名干部，尔后经抚顺、本溪等地赴通化地区扩军。1945年底，由通化、柳河、清原3个朝鲜族中队和集安、桓仁2个朝鲜族大队，正式合编为朝鲜义勇军南满第一支队，支队长就是金雄的老同学崔仁。1946年2月16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将该支队易名为李红光支队，任命金雄为司令员，崔仁为副司令员。做出这个任命是煞费苦心的，由于苏联禁止义勇军回国，他们现在只能留在东北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活动；而朝鲜义勇军在过去对日作战时，可以作为盟军使用，可现在面对的是中国人的内战，他们并没有义务要参加这场战争。国民党特务的活动很猖獗，他们想尽办法要瓦解这支归心似箭的朝鲜武装。金雄是新四军的团级干部，又是中共党员，而且由于地区隔绝，与延安的朝鲜人没有什么私交，任命他来统率这支力量，不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让人信得过的。

可以说金雄并没有辜负上级领导的期望，他虽然在职时间不长，却成绩斐然。李红光支队成立后即在通化一带担任保卫地方和剿匪任务，到1946年7月为止，不到半年的时间，匪患已经全部肃清。国民党的策反也屡遭失败，其特务慨叹：朝鲜人是中共队伍里最坚强的一部。当中国内战全面开始后，金雄率领该支队主要在南满进行独立作战。1947年4月，该部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的夏季攻势，从三源浦、柳河出发，进攻沈长铁路中段之敌。为了保证南满3纵9师解放山城镇，在梅河口阻击敌国民党182师，最终保证了9师全歼守敌，并且控制了清源至梅河口之间的铁路100余里，切断了沈吉线敌人相互之间的联络。战役过后不久，由于朝鲜人民军建设急需军事干部，金雄把支队留给了自己的老战友，奉命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回到朝鲜后，金雄主要担任了人民军的训练工作，1948年2月人民军成立后他任总参谋部的少将训练局长。不过很难想象他到底能够为塑造未来的人民军发挥多大作用。当时人民军的军官中，来自于东北抗日联军国际旅的还好点，要那些来自于苏联红军的理解中共军队的战术理论是非常困难的事。而庞大的苏联顾问团需要打造的是一支“苏化”的人民军，可以说与金雄的建军理念有很大区别。为了躲开苏联顾问的干扰，金雄万般无奈之下，只得经常下基层，设法影响那些年青的下级军官。但是对第4师影响有限，因为这个师的军官基本上都是苏联回国的。不过，金雄制定的严明纪律等管理性制度还是得到了普遍认同，在具体执行中甚至更过火，可以说在人民军中体罚现象相当普遍，等级也极为森严（当然，韩国军队也一样）。

1950年6月10日，人民军召开师长以上将领的秘密会议，部署了解放战争的计划，并组成第一军团司令部，金雄被任命为中将军团长。一军团的任务是作为消灭韩军主力、攻占汉城的铁锤，金雄把部队弧形配置在汉城北面，对汉城做向心攻击，具体安排是：

第6师：攻击瓮津、开城，如进展顺利则从西北方迂回汉城

第1师、203坦克团：攻击韩国的临津江防线，占领汶山，迂回汉城

第3师、109坦克团：沿抱川公路攻击议政府，并进取汉城

第4师、107坦克团：沿东豆川公路攻击议政府，并进取汉城

由于战役发起的突然性和人民军在人员、装备上的优势，开战的第一天就战果辉煌。6师轻取开城和瓮津半岛，4师突入纵深八公里，3师突入纵深十公里，1师也突破了临津江防线，进抵抱州。金雄希望在韩国军队的南部集团到达以前，占领议政府。他认为，越对汉城施加压力，韩国军队就会越往汉城北侧投入兵力，从而越容易达成在汉城歼灭韩军主力的战略目标。因此，在第二天即26日，他便指挥第3、第4师并2个坦克团，企图一举攻占议政府。人民军的士气高涨起来了。

次日的进展仍然比较顺利，人民军在26日傍晚就完全占领了议政府，第3、第4师合一，采取了逼近汉城的态势。金雄如果立即进击汉城，或许能在这天夜间进入汉城。但是，那样不符合当初的计划，所以他指挥人民军停止在议政府，等待第6师向汉城西南方迂回及春川正面战况的发展，准备第三天实施进攻。

韩国军队的反应正中金雄的下怀，手忙脚乱的韩国陆军部因议政府正面反击的失败，把逐次到达的第2师的后续部队和第5师，甚至连缺乏战斗力的首都师还有士官候补生、步兵学校教导队等部队也都投入到议政府公路方向。这些部队名义上是直接在陆军部的指挥下战斗，实质上却是由各部队七零八落地分散实施反击或防御。胜败的战局已很明显了。无论投入多少部队，也不可能阻止住因胜利而自豪的人民军的前进；因为这些部队不具有反坦克手段，没有比敌人优越的炮兵，也并非训练有素的部队，更缺乏预有准备的阵地。猎物已经全部进入笼子了，人民军即将进行致命一击。

27日下午7时30分许，人民军第3师第9团同坦克一起突入汉城的东北角，这引起了韩国陆军部的严重恐慌，虽然人民军后来被击退了，但是28日上午，陆军部炸毁了汉江桥，匆忙南逃，后路被断引起了大溃败。28日中午以前，汉城的各部队知道了汉城市内东大门附近的防御线已被突破及汉江桥被炸毁的情况，便争先恐后地撤退到江岸。然后，利用筏子和渡船，或者游泳渡过汉江。不过，几乎丢弃了所有的装备，成了光杆兵。韩国军队的主力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土崩瓦解了，实事求是的讲，其原因固然是由于受到人民军第一军团的强大压力，但是，自己过早地切断退路则起了决定性作用。开战时，拥有9.8万人的韩国军队，到战争第四天的6月28日，在韩国陆军部掌握下的兵员已减少到2.2万人。金雄也没有想到，自己一心想要达到的围歼韩军主力的目标，竟然是以这种方式实现的。

28日下午，人民军第3、第4师和第105装甲旅完全占领了汉城。但是，战争只是刚刚开始，很明显的，美国已经决心进行干涉，最高司令部认为必须在美军来增援之前强渡汉江，突破汉江南岸的阵地，全歼韩军主力，解放平泽、安城、忠州、堤川、宁越等地区。于是，人民军决定，把“在水原以北地区包围残存的南朝鲜军队的主力”作为直接战术目的，紧急渡过汉江。一军团的部署是集结在永登浦周围，准备沿着汉城——大田——釜山的主攻路线实施进攻。7月3日拂晓，主力在从金浦迂回的6师协助下，强渡汉江，占领了永登浦。4日占领了韩国政府临时所在地水原。

一军团以后几天的行动基本上就是以坦克为先导，不停地猛进。虽然美国人不出所料地出现了，可是他们的表现并不比韩国人更出色，几乎没有给金雄的部队带来多大麻烦。7月20日，3师和4师攻占大田，美24师遭到重创。丧失大田并没有让美国人退却，他们利用新到的援军在锦山、永同等地区和洛东江北岸一带极力加强防御。在中部战线的重要地区布置了美军第1骑兵师、第25师和第24师，同时在中部地区集结了整顿后的韩军2个军5个师，增大了防御的密度。金雄知道，7月末从美国本土调来的增援部队到达釜山。而且知道，假如不在这些增援部队登陆之前占领釜山，就会错过战胜敌人的机会。对于人民军来说，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怎样迅速完成攻占大邱、釜山的目标呢？虽然人民军前线司令部从7月21日起，以大田～金泉方向为主攻方向，发起了总攻击，但是部队自开战一个月以来频繁激战十分疲劳、战斗力即将枯竭，而敌人却越来越多，硬攻对朝鲜人是十分不利的。不过金雄仍然对完成任务充满信心，因为他早就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

如果把我们的视线从激战正酣的汉城——大田——大邱这条韩国的中轴干线上移开，我们可以发现，在韩国的西南部，有一条可以接近釜山的道路。缺乏战略地理眼光的人根本不会把这条在群山中弯来绕去的简易公路看成是通向釜山的捷径，的确，如果是前往釜山旅游的话，从上述那条近乎笔直的公路走是最方便的，但在1950年的朝鲜战场上却并非如此。天安→礼山→群山→全罗道→釜山，这里配置着南朝鲜第7师的数百名官兵、海军陆战队以及从北朝鲜越境到南方来的人组成的武装民兵队等，只是一群乌合之众。金雄经过军校的严格训练、也经历过战争的残酷考验，他十分敏锐地感觉到这条路的重要性：从那里可以攻击敌人没有防备的左翼。

现在关键是挑选哪支部队去执行这个任务。3师和4师都是全军之翘楚，可惜他们树大招风，“汉城师”的鼎鼎大名会让最迟钝的人也变得象猎狗般警惕，而金雄要求的是秘密的行进，致命的一击。1师在与韩1师的作战中消耗很大，师长负伤，正在咸昌整编。只有6师，虽然它开战以来接连攻占了瓮津、开城、金浦、仁川等地，但还未与敌人（尤其的美国人）有过比较大的接触，不会引起注意；而且这个师的前身就是李红光支队，现任师长是金雄任支队长时的支队政委方虎山少将，金雄非常了解方，也非常信任他的老部队会不辱使命。

6师在到达天安之前一直在第4师后面跟进，没有捞到什么仗打，部分因为它虽然久经沙场，但是装备在人民军中最差，多是日式武器；另一方面，军团长亦有爱惜之意，这让6师上上下下都憋着一股气。因此，一接到命令，6师行动迅速，他们7月8日从天安向西南前进，７月13日通过礼山，接着占领了群山，20日攻占全罗北道的首府全州。阻挡该师前进的只有第7师等的残兵败将，跟没有敌人一样。该师夜以继日地前进，23日进入全罗南道的首府光州。在此兵分三路，把13团派往木浦，14团派往宝城，15团派往顺天—丽水，控制了各港口城镇。由于有关资料朝鲜方面未曾解密，6师当时浪费宝贵的时间去占领这些港口城镇的目的到现在仍不清楚，比较符合逻辑的解释是：方师长由于担心来自海上的敌人切断自己的后路（因为美国拥有整个制海权），所以去拿下了所有的港口以掩护后方。

不管原因是什么，战机永远地失去了。美国人已经意识到有一支北朝鲜部队向他们的软肋杀来，虽然他们对番号（以为是4师）和部队规模（营或团）都判断错误，但他们毕竟发现了6师。美国人仅有的预备队、正在休整的24师受命前往掩护晋州至金泉（直线距离110公里）的左翼。新上任的师长查奇将军立即命令位于金泉的第19团急行至晋州，接着在26日又命令位于军威的第34团防御居昌，并且把司令部转移到了陕川。这些地方都是小白山脉东麓的交通枢纽。6师的快乐时光过去了，他们面临着一场旷日持久的血战，而且注定永远无法完成金雄军团长交给他们的任务。

金雄不会预料到这些变化，但作为一个深通兵法的指挥官，他并不放心让6师孤军深入，因此在大田战役之后，当面敌情比较缓和之时，他一面让3师沿汉城—釜山干线攻击永同，以到达金泉完成与第二军团的会师；一面让4师通过锦山—镇安进攻小白山脉东麓的要冲安义、居昌，以配合6师攻占晋州，共同攻击釜山。这样一来，人民军以两个师对美军一个师，形成了暂时的优势。7月31日，4师和6师联手攻占了晋州，逼近距釜山仅45公里的马山。但是，美国人的反应也很迅速，美国资料称：“沃克将军确信：‘马山地区防御的成败是决定集团军命运的关键。’将军判断：‘敷衍搪塞的办法不能对付此种危机。’决心于8月1日将第25师转用到马山正面，决心把整个战线撤退到洛东江一线”。美韩军各师根据8月1日黄昏下达的占领洛东江阵地的命令，2日开始后撤，3日至4日晨转移到指定的阵地，构成了所谓“釜山环形阵地”，与人民军形成了隔江对峙的局面。至此，金雄的大迂回战略彻底失败。

既然包抄战略已经失败，就只有强攻一条路了。金雄被任命为西线司令官，指挥4个师，计划占领密阳、釜山的同时，进攻大邱的背后，配合东线的主攻。具体安排为：

　　 第6师　迅速进攻当面之敌，经马山——三浪津，占领釜山。

　　 第4师　迅速渡过洛东江，经灵山夺取密阳，切断釜山——大邱的道路。

　　 第3师　迅速在倭馆南侧渡过洛东江，协同第10师进攻大邱。

　　 第10师　迅速在倭馆北侧渡过洛东江，协同第3师进攻大邱。

6师的进攻恰恰与美军的“基恩作战”同时发动，双方战得难解难分；其他方面，8月6日第4师向灵山、8月9日第3师在倭馆南侧、8月11日第10师对玄风西侧的突出部和龙浦进行了渡河作战。很难理解金雄为什么让本已分散的兵力在相隔如此长的时间里分头进攻，须知，如果这3个师能够同时进攻的话，将会给联军造成更大的威胁。比较合理的解释是，金雄还没有认识到由于联合国军构成了连贯的阵地线，以往作战的战术即在正面牵制敌人，以一部或主力进攻敌人侧后的方法已不适用了。他想用4师来牵制敌人，给3师和10师创造突破的机会，而这样一来，联军可利用自己阵地内发达的交通线，机动地打击发散进攻的人民军各师。结果，除了6师依靠战术粉碎了“基恩作战”外，其他3个师都损失惨重，不但使攻势失败，而且元气大伤。

在紧接着的九月攻势中，人民军前线司令部考虑到联军在机动能力和兵力上占优势，决定沿着所有接近路线进攻，如果能在某一个正面上获得成功，就能从其成功的正面上扩大战果。西线的部署是：

　　　 第1攻击集团（第6师、第7师、第105装甲师的一部和第104治安旅）：突破美第25师防线，按顺序占领马山和镇海，尔后准备占领釜山。

　　　 第2攻击集团（第2师、第4师、第9师、第10师和第16装甲旅）：突破美第24师（其实24师已经由美2师换防）防线，经昌宁和灵山推进到密阳，切断大邱一釜山公路。

金雄在8月31日午夜命令所部发动进攻。到9月5日，人民军在优势敌人面前消耗尽了攻击力量，。虽然总的战略指导思想有误，但如果一直按兵不动的第10师能够按计划进攻的话，应该是可以造成突破的。至于10师为什么在这样长的时间内不动，是金雄的指示还是师长自行其事？由于朝鲜方面没有解密相关资料，现在还难以知晓。但作为西线司令官，金雄难辞其咎，因为如果10师师长抗命的话，他是可以作出处理，使10师参加战斗的。

仁川登陆后，9月18日，人民军前线司令部命令金雄所部首先从最南翼的兵团开始逐次撤到锦江一线，以构成新战线。根据命令，金雄将军首先命令最南翼的第6、第7师撤退，然后逐次命令北面的师后退。为了保障潜入美第25师后方不断进行游击性攻击的第7师顺利后退，他要第6师的第14团占领江北岸一线进行收容，要第6师主力自18日夜晚起开始后撤。另外，还命令其北翼的第9、第4及第2师，于20日夜间，以居昌为一般方向后撤。但是，正面的10多万联军在全力地反攻，19日黄昏，成为西线人民军后撤枢纽的倭馆地域的防御瓦解了，东线人民军也出现了溃败的迹象。9月21日，全线崩溃已成定局，北朝鲜军队陷入了难以收拾的状态。22日美军师全部渡过了洛东江，人民军最高司令部遂于该日放弃了在锦江——小白山脉一线构成新战线的企图，23日命令全军后退。

但是，这个决心已经下晚了。沿京釜公路突进的美第1军，27日晨已与仁川登陆的部队会合，而且沿晋州——安义、居昌地域后退中的西线人民军的退路已被切断了。金雄一面指挥各师的后退一面沿京釜公路北上，于9月27日抵达乌致院附近。可是该地已被捷足先登的美第5骑兵团切断了退路。金雄认为部队已不能集体行动，便解散军司令部，自己带着数名参谋进入太白山中，好容易才回到了北朝鲜。而西线各师也损失惨重，除了一部分留在韩国山区打游击之外，很少有人顺利地回到朝鲜。

回到朝鲜的金雄过了一段短暂的冷清日子，他的部队几乎覆灭，作为败军之将受尽了冷眼、抨击，他没有了职务，只是跟着最高司令部一路北撤。不过他的生活注定不会这样无聊下去，上天又给了他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

那是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之后，中朝军队互不相识，作战当中又不协调，经常出现造成矛盾和误会，甚至有误把对方作为敌军的情况。此外，中国军队的后勤运输只能靠汽车，因敌机轰炸，损失极大，而朝鲜的铁路又实行管制，中方无法利用。第二次战役开始后，12月3日金日成到北京与毛泽东会面，才解决这一问题，决定建立中朝联合司令部。12月7日金日成回国后与彭德怀商谈了具体办法。金雄出任联合司令部的副司令员，同时也是人民军前线司令官，负责指挥前线作战的人民军部队。为什么朝鲜会让金雄出任这个职务呢？当然，他是中共老党员，精通汉语，与志愿军容易沟通。不过他并不是负责联络而是负责作战的，人民军在此时有1、2、3、5四个前线军团，这是南下作战人民军部队硕果仅存的，非常珍贵，是不能轻易断送的，必须得挑个合适的人来率领。目前只能理解为朝鲜领导人仍然比较信任金雄，毕竟他是和联军真正交过手的，而且曾经战果辉煌，所以由他出任这一职务。

金雄上任后不久就面对即将发动的第三次战役，于是奔赴东线组织金雄指挥部（简称“金指”），手中的三个军团（1军团位于西线，由志愿军指挥），每个军团下辖3-5个师，每师3000人、4000人、5000人不等，苏联顾问认为现在的人民军是“稀松的、不坚强的”。不过彭德怀也没有打算让人民军承担什么重要任务，给金雄的命令只是由杨口、麟蹄间突破，向洪川方向攻进，配合志愿军左纵队围歼位于春川的韩国第3军团第7师；由于担心人民军的突破能力，还让42军派一个师佯攻韩5师，以策应人民军南进。

金雄可不甘心只当配角，他对自己的部队了如指掌，当然明白靠现在这点力量，很难和美国人较一日之短长，不过韩国军队从来也没有别他放在眼里过（虽然他也是南朝鲜人）。他的进攻设想是，预先将一个军团渗透到沿大白山脉一线，先占领沿春川—原州—大邱的中央公路上的各个要点，以保障1月1日发起攻势的主力部队能顺利地突进，这是为了适应缺乏攻坚力量的人民军所创造的带有浓厚游击战色彩的渗透攻势。12月22日，担任先锋的第10师突破昭阳江岸韩国第3师阵地后，背着能够背的补给品，分散进入山区，行动没有引起联军的注意。接着，第2军团的主力跟随先遣的第10师，以主力完成在平昌—宁越地区的渗透，各以一部向丹阳和安东附近南下，主力等待发动进攻的时机。

1月1日，第三次战役开始了。金雄指挥第3军团和第5军团向以春川—原州道路为中心的中线猛攻，遭到其主攻的韩国第3师，全纵深同时腹背受到挟击。紧急赶来的韩国第7师刚要封闭突破口，春川以北的韩国第5师和第8师也被压了下来。韩国第2军和第3军企图恢复战线，但退路已被切断，增援部队遭到了伏击，补给线多处被切断。这是人民军第2军团为了同主力的攻势相呼应而采取的行动。当志愿军的攻击暂时在三七线停顿下来的时候，韩国各师却在原州以北遭到了包围，所以美第2师为了援救他们而发起了攻击。美第2师和法国营、荷兰营依仗兵力上的绝对优势击溃了切断韩国军队退路的人民军，其援救作战获得了成功。但这天夜里，人民军的第2、第9和第31师等3个师从东西两个方向开始对原州进行挟击。1月7日夜里突进了原州环形防御阵地。美第2师在巷战过后，于1月8日不得不撤退到原州南面的高地一带构成新的阵地线。

在原州血战正酣时，由从原州东面的间隙潜入的人民军第10师和原来的游击队会合而成的游击部队，多次袭击了永川—义城—安东—荣州—原州的补给线，造成了韩国第3军和美第10军右翼的补给中断。1月11日，联军李奇微司令官下决心起用作为第八集团军唯一的预备队，在马山地区紧急重新编成的第1陆战师，并且命令该师在安东—盈德一线阻止正在南下的敌人，同时担任主要补给线的掩护任务。从起用誉为最精锐的陆战师进行反游击战这一点，可以看出金雄的渗透作战是有效的。此外，李奇微将军指挥面前的第10军，对北朝鲜军队的突破口的翼侧进行反击。到1月15日，人民军的东线进攻全部停止，接触线停留在原州—堤川—丹阳一线。

第三次战役中，担任主攻的志愿军由于补给问题和彭德怀制定的有限进攻的战略，在1月8日就基本停止了进攻。也就是说，金雄指挥的人民军与比他们强大得多的敌人孤军奋战了一个星期，而且一直打到三七线的丹阳，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也要看到，中朝军队之间缺乏配合意识，这是联合作战的大忌。在缺乏西线主力配合的情况下，打那么久、那么远实际上已经没有必要了，反而容易为敌所乘。这除了中朝军队缺乏沟通外，应该也有金雄和人民军将士急于洗刷耻辱的原因在内。

第四次战役开始后不久，第8集团军为了不给中朝军队以重新编成的时间，为了使逐渐激烈的水原正面的进攻能够顺利地进行，于1月31日命令美第10军进行大规模的战斗侦察。彭德怀决定西线坚守、东线后退，待敌人一部突出、侧翼暴露时，再集中主力实施反击，以动摇其战线，粉碎其攻势。根据这一部署，金雄的3个军团和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指挥的4个军，在东线横城地区于2月11日开始战役反击。金雄指挥第3军团和第2军团前后夹击后退到平昌东西一线的韩国第3军，同时命令第5军团迂回过原州，进至堤川以北，原州右侧后和堤川施加压力，以配合在横城反击成功的志愿军攻击原州。但由于砥平里的惨败，原州方向的志愿军鉴于战机已失，遂于15日晚停止进攻北撤。已经攻占平昌、突入40多公里的金雄部队也只得逐步北撤。在第三次战役中深入敌后的第10师也于3月17、18日从韩国南部一直突破韩国第3师和第9师的防线，回到金雄麾下。

第五次战役的第一阶段主要是打击西线敌人，所以金雄集团没有多大行动；在第一阶段作战结束后，鉴于敌人由西南伸向东北的斜线防御态势，而且整个东部战线由韩国6个师防守，位置突出便于各个歼灭，彭德怀与金雄协商决定，金雄集团和志愿军9兵团歼灭麟蹄东南县里地区的韩国第3、5、7、9师，志愿军3兵团负责阻击美10军。5月16日，第5军团与志愿军20、27军直插敌人纵深，并于17日合围县里的韩3、9师，韩5、7师也被击溃。18日晨，被围韩军开始突围，20军由西向东、5军团由东向西，对其两面夹击，将其击溃，而韩军采取化整为零的战术，丢弃全部重装备，分散进入深山，中朝联军虽然缴获了4个师的装备，但山高林密，搜剿困难，未能达成全歼韩军4个师的目标；而美第3师、韩第8师又迅速来援，于是在21日结束了第二阶段作战。

7月10日停战谈判开始后，战场形势一度缓和，金雄深知不管是美国人、还是韩国人，都不会善罢甘休，所以利用这段难得的时间整顿部队，把东线人民军的每个军团整编为辖3个师，精简下来的军官和士兵补充到其他编制不全的师中去，这样使每个师达到了7000人，部队的凝聚力、战斗力增强，以应付未来的战事。

果然，李奇微批准了新任第8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的“魔爪战役”，以人民军为主攻对象，准备拉直从金化到东海岸杆城的战线。但实际上“魔爪战役”一直没有执行，原因是仅由韩1军和第10军发动的有限攻势就已付出了十分惊人的代价。7月底，为了拿下一个丁字型高地，韩国人用了3个师，一直打到8月27日，才终于夺占了该高地。美2师、韩3师、韩5师和美陆战1师为了攻占983高地也花了3个星期时间。范·弗里特不得不面对人力、物力的巨大消耗，认为“魔爪战役”难以成功，于是在9月8日下了新命令，强调要进行有限目标的攻势。但是，有限攻势在851高地又失败了，美2师、韩7师、法国营在这里血战了两个星期，损兵折将，最终于9月27日被迫停止进攻。在金雄集团寸土必争的决心面前，联军终于难以承受如此大的伤亡，败下阵来。当然，人民军也损失巨大，其中5军团被迫撤到后方休整。战役期间正是雨季，洪水为害、运输困难、粮弹两缺，人民军没有先进的武器、只有死守阵地的意志，以血换血、以命搏命，终于耗尽了联军的斗志和血气，获得惨胜。这里有金雄不可磨灭的功劳，他仅仅上任半年多，在不断激战之中，就把这支几遭覆灭、斗志消沉的部队锻炼成了如钢似铁的雄师。

此后的近两年时间里，金雄继续指挥前线人民军和志愿军密切配合，基本上人民军阵线前未发生较大规模的战斗。1953年2月5日，崔庸健次帅接替金雄担任中朝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员。金雄则因为其赫赫战功，被晋升为大将，出任民族保卫省副相。1956年3—4月，金雄大将率人民军代表团访华，中国方面派张爱萍上将接待他。张上将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新四军3师副师长兼8旅旅长，是金雄的顶头上司，故友重逢，感慨万千，回忆起往事和在历次战争中牺牲的战友们，两人唏嘘不已。临别时互道珍重，当时两人都没想到此一去却成阴阳永隔。

金雄回到朝鲜以后，便断绝了音信，后据朝鲜流亡者称，金雄于回国后遇刺，数日后伤重不治。消息可靠程度难以估量，但金雄确实在回国后即从朝鲜政坛上消失。真相为何，惟有期望今后朝鲜方面的解密资料了。

西方资料称金雄为朝鲜最有才干的将领，也说他性格粗暴，部下都敬而远之。金确实是一名优秀的野战指挥员和战术家，也称得上是合格的战略家。同时，他又是一位能干的组织者和行政专家，是人民军的创建者之一。他富有勇气和洞察力，具有强烈的荣誉感和爱国精神。虽然既有汉城、大田的辉煌，也有洛东江的耻辱（这并非完全是他的责任），总的说来他的军事生涯是成功的。

北朝鲜名将传略之三：方虎山（I）

一、留学生涯

方虎山，生卒年不详，他的早年经历也难以查访，可以确认的是，他很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从事抗日活动，1936年6月，由于日本已经占领整个东北，又开始向华北进犯。中共感到培养和训练东北的抗日游击干部非常迫切，由于方虎山是朝鲜人，鉴于东北有大量的朝鲜侨民，东北抗日斗争的领导人和指战员也有很大部分是朝鲜人，让他到东北去是比较合适的，于是，他被党中央派往苏联的莫斯科学习。

1937年初，方虎山到达莫斯科，这座城市在他们这一代人的心目中，是胜利的象征，是革命的灯塔，无疑，此刻他的心情是十分激动的，同时，对未来的一切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革命者为了从事地下工作和保密，往往使用化名，而且大多数人不止一个化名，这也是资料难以寻找的原因之一。方虎山在当时的化名是李天夫(其实，方虎山这个名字是否他的真名也很难说），他被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安排进入东方劳动大学。朝鲜班的宿舍是第十二号楼，班里有从东北和朝鲜来的学院二十多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李林（朝鲜人民军干部部长）、李权武（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朱德海、朱春吉（朝鲜独立同盟执行委员）、金一（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第一副主席）等。学员大多来自抗日前线，毕业后再回到前线去，所以，每个学员的来历和今后的去向都是保密的，学员之间也不准随便谈论这些。当时，学校的名称已经改为“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利益研究院”，院下设八个分校，有中、日、朝、菲、越以及中东的一些国家的班。在五一节后，朝鲜班和八号楼的中国班都搬到莫斯科郊外六、七十公里的古契诺镇（这里有个叫切奥尔那亚的小站，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女主人公就在这里卧轨自尽的,给人的感觉是阴森又寂静）。他们住的院子说是学校，却没挂牌子，警戒很严，老百姓也不知道院子里的东方人是干什么的。学校的四周，除了东边的湖泊就是大森林，据说，南斯拉夫的铁托在这里学习时，就住在这里。

朝鲜班的学习课程有联共党史、世界革命运动史（着重讲朝鲜革命史）、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军事课程主要是游击战术课，着重学一个士兵的作战战术及各级指挥员（团级为止）的指挥战术。教员有德国人、朝鲜人、中国人、苏联人，大名鼎鼎的李立三是中国革命运动史的教员，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副团长康生也在学校讲过课。入秋以后，军事理论课程结束，开始上军事实习课。实习内容繁多，从夜行军、绘制战地实用地图起一直到进攻战术和防御战术样样都有，无疑，这些系统的军事学习对方虎山以后的军事生涯是有很大助益的，另一方面，苏联教条式的教学方法和实习内容也对他有着消极的影响。

到了1938年夏，为期一年半的课程全部结束，可上级迟迟不下达回国的指令。原来，由于全面抗战爆发后的新形势和各个抗日战场的干部需要，中央决定将在苏联学习的东北抗日干部调到关内的抗日前线，而这与领导东北抗日斗争的王明产生了矛盾，王即利用自己坐镇莫斯科的便利，拖延让这批干部回关内，双方打了无数的笔墨官司。最终，双方达成妥协，部分学员去东北，部分学员回关内。1939年3月，方虎山和其他九名学员一起，在莫斯科坐火车到了哈萨克加盟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然后坐汽车进入新疆伊犁境内。

这时候，虽然是国共合作时期，但国民党军政机关仍然对从苏联过来的中共人员严密监视，前几批回国的人有不少被逮捕，所以上级指示方虎山他们要秘密行动。于是，方虎山等一起被送到了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管辖的特别招待所里，等候开往兰州的苏联飞机。因为他们要乘坐的是顺便搭客的运输机，没有准确时间，只好等待苏联驻迪化（今乌鲁木齐）领事馆方面的通知。可方虎山万万没有想到一住下就是好几个月。原来中央考虑到王德林、李杜的东北抗日武装从苏联境内绕道进驻新疆后，将方虎山他们这一批和前几批回国的东北籍干部，派进这两支队伍里去做工作。不料，这两支抗日军进驻新疆后情况有变，国民党政府和盛世才百般阻挠王、李二人到新疆领军，并以训政为名，在队伍中安插特务。这样，方虎山和同行的同志们在特别招待所里住了整整半年。

有一天，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郑英（女），以中学教员的公开身份到迪化，带领方虎山他们搭乘了苏联运输机。每当天黑，飞机停下来以后，飞行员就会锁上门，而因为是秘密行动，方虎山他们不能出机舱，不得不在漆黑的底舱里吃几块面包充饥。飞机速度很慢，遇到恶劣天气又要停飞，加上途中的其他各种原因，总共飞了七天，才到了兰州。方虎山他们下飞机后，先隐蔽到苏联驻兰州代表团住处。

兰州的国民党监视更严，军警和特务暗地里到处密捕共产党员。幸亏郑英在兰州的公开身份是谢觉哉的女儿，活动自由。她将方虎山和其他同志分别装扮成谢觉哉的侄子、外甥等亲戚，坐马车到了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大门口，然后迅速下车跑进了办事处，这样就到了“根据地”。办事处给他们发八路军的军服和符号，每个人都起了假名字，又根据各人的年龄，每人安上适当的军衔和官职，从少尉到少校不等，还给汉语说得不太纯熟的朱德海专门配了个副官，遇到盘查时，就由副官去周旋应付。当时，从兰州到西安这段路上国民党的警戒特别严，危险也最多。方虎山和同行的同志们化装成八路军军官，由郑英带路，顺利到达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再直接向延安出发，九月底，他们终于到达延安。

二、从延安到沈阳

不久，方虎山他们都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干部训练队东北干部训练班里学习，这是因为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决定训练一批熟悉东北情况的干部，派往东北开辟工作（要早怎么想，不就犯不着和王明吵半年架耽误时间了嘛），班里大部分学员都是东北人或是河北、热河一带的人。入冬，当方虎山就要毕业的时候，东北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抗日联军大部覆灭，地下组织也遭受严重破坏，此时前往东北不仅危险，而且困难。于是中央解散了“东干班”，八路军总政治部把学员们分配到延安地区的各个作战部队里。

笔者没有找到方虎山到底被分配到哪支八路军部队的资料，只知道当时正值国民党军队封锁整个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军队吃穿面临极大的困难，部队都忙于大生产运动，挖窑洞，开荒种地，喂猪养牛，方虎山作为八路军的连级干部，也不会例外，当时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生产。

1942年初，方虎山根据上级的指示，到延安海外研究班学习。研究班是中共中央海外委员会的所属机构，海外委员会书记由朱德兼任，日本共产党负责人冈野进、菲律宾共产党负责人林仲等六人为委员。研究班的三十多名学员按照国籍分成朝鲜、缅甸、泰国和华侨等小组。方虎山等朝鲜组成员着重研究朝鲜革命问题。他们在工作之余，还要搞农业、纺毛线、编筐、养羊，并合计制造了一个纺纱器。

1945年8月下旬，方虎山等人编入朝鲜义勇军延安部队，奔赴东北。11月初到达奉天（今沈阳）。1945年11月10日，朝鲜义勇军在奉天西塔附近的一个操场上召开全体军人大会，武亭司令员说，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派少数的领导干部先去朝鲜，大部分指战员留在东北；他还号召全体部队立即深入东北各地，广泛发动在满朝鲜人，扩大义勇军，为中国解放和朝鲜解放做准备。接着，宣布把全军暂分成三个支队，第一支队留在南满，负责扩建第二支队；第三支队赴北满，负责扩建第四支队；第五支队赴东满，负责扩建第六支队（后来第五支队路过吉林时，留下部分干部建立了第七支队），方虎山任第一支队政委兼朝鲜独立同盟南满工作委员会书记，王子仁（崔仁）任支队长。

11月末，方虎山和王子仁率部移驻抚顺，先后合并在安东、宽甸、桓仁、靖宇等一带活动的朝鲜义勇军鸭绿江支队和在营口一带活动的朝鲜独立大队。12月20日，到达通化。当时日本残兵武装6000余人驻在通化市。国民党在通化的特务头子、通化县党部书记孙哓耕与越狱的日本战犯、日军第125师团参谋长滕田宝彦勾结，于1946年1月22日成立武装暴动指挥部——“暂编东边道军政委员会”，拟定于2月3日（大年初一）黎明暴动。被义勇军及时侦破该阴谋，于2月2日晚发动攻击，经两小时战斗，将其敌人全部消灭干净，毙敌五百余人，俘虏三千多人。这次战斗虽然打得很漂亮，但是却跟方虎山无关，因为他和王子仁以及支队主力当时不在通化，参加该次战斗的只是支队的三个中队（一支队共有十一个中队）而已。那么，方虎山和支队主力这时候在干什么呢？剿匪。

南满当时有五万土匪，主要活动在通化、沈阳、安东三角地区。而通化的匪患最为严重。1945年11月初，第一支队和通化支队在临江、抚松、靖宇、长白等县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匪战斗，共消灭2000余名土匪。在通化暴动后不久，国民党军队已经占领了除通化、安东以外的南满各大城镇。1946年2月19日，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发布命令，将第一支队改称李红光支队，隶属辽东军区通化地区保安司令部，支队司令员由原新四军三师干部金雄担任，方虎山仍然是政委，同时由于朝鲜独立同盟南满工作委员会被改编为东北朝鲜人民民主联盟（简称民盟），所以还兼任安东省和通化地区民盟工作委员会（后来合并为辽宁省民盟工作委员会）主任，实际上就是当地政权的首脑。该支队奉命与杨靖宇支队一起，肃清盘踞在柳河、新岭、辑安、通化、临江、抚松一带山岳和密林中的土匪。到1946年7月为止，共进行大小战斗百余次，毙伤土匪五百余人，俘虏四百余人，投降改编一千余人，缴获枪械一千三百余支，至此，基本肃清了通化地区的大股土匪，为保卫长白山根据地扫清了一大障碍。

1946年9月，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杜聿明动员10多万兵力，按照蒋介石“先南后北”的战略，大举进攻南满。到是年11月，南满根据地只剩下临江、长白、蒙江、抚松四个县，是否能守住这一仅有的长白山根据地，直接关系到东北民主联军“坚持南满、巩固北满”的战略方针能不能实现。1946年12月17日——1947年4月3日，国民党连续四次进攻临江，这就是著名的“四保临江”战役。在战役前夕，李红光支队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独立四师（辖第10、11、12团三个团），方虎山任师政委，王子仁任师长（金雄已回国）。在“一保临江”战斗中，独立四师在零下30度的刺骨严寒中，坚守从辉南到蒙江的长达两百里防线，打退国民党60军的进攻，保障了第四纵队挺进敌后，克敌据点20余个，歼敌3000余人。1947年1月开始的“二保临江”战斗中，该师彻夜埋伏在杨家子山三尺深的雪地上，伏击敌第207师1个团，将其歼灭。在第三次保卫临江的战斗中，该师与兄弟部队一起，解放了金川县城（2月26日）和辉南县城（3月4日）。特别是辉南战斗中，全歼国民党60军21师的一个团和一个保安团。在第四次保卫临江的战斗中，该师受命在梅河口、海龙、朝阳镇之间的路段，破坏铁路，阻击从长春、吉林来犯之敌。于3

月8日消灭进攻辉南的敌184师544团，并于4月3日进占梅河口、海龙、朝阳镇。在上述这些战斗中，方虎山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呢？由于方虎山在抗日战争中未实际指挥过战斗，虽然曾系统地学习过军事知识，但在指挥经验上，与上过军校、并和日本军队血战多年的金雄、王子仁相比，他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他的作用可能只限于参与和辅助决策、政治工作等，不过这一段时间的“实习”，对他更好地领会和理解游击、防御、攻坚和运动战术，显然是裨益良多。

不过，方虎山虽然在战斗中起的作用有限，但在其他方面的工作还是很值得称道的。1946年3月，方虎山建立了教导队，这实际上是一所以培养南满地区朝鲜人干部为目的的部队学校。10月，方虎山在抚松建立了军政学校，自任政委，王子仁任校长。后来又改为教导大队，到1948年9月为止，共培养了三百多名干部，分配到辽宁各地。1947年3月，他以李红光支队政治学校（李红光是朝鲜人民的著名抗日英雄，所以虽然在表面上已经改为独立四师，但是他们仍以李红光支队的名称为荣）的名义在抚松建立了东北共产党军队中唯一的一所陆军中学，开设文化课、马列主义基础理论课和军事训练课。到1948年12月为止，共培养出一百五十余名干部，他们被分配到南满各省的朝鲜人中学里工作。从1946——1948年三年间，方虎山创立的各教导队、学校共培养干部一千六百余名，其中有五百余名到地方工作。在那样艰苦的斗争岁月里始终没有放弃下一代教育的这一远见举措，实在是让人敬佩不已。

同时，由于兼任地方党政职务，方虎山领导支队在解放战争初期就在南满朝侨聚居区展开了建立民主政权的基础工作。包括建立各地的武装工作队，以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地方政权；扩大民盟的分支机构，协助地方党组织建立地方各级政权等。

总之，方虎山领导支队培养的一大批朝鲜族革命干部和新建立的各种形式的朝鲜族的地方民主政权，为巩固和扩大南满根据地做出了很大贡献。显然，它也为建国后在南满朝鲜族聚居地区建立民族自治政权奠定了基础。

1947年5月，独立四师奉辽东军区指示，带3个团大约3000余人，来到沈(阳)铁(岭)抚（顺）联合县境内活动。23日，独立四师派2个团破坏梅河口—吉林铁路，开始了东北民主联军夏季攻势的首战。31日，独立四师占领战略重镇海龙，此外，还配合三纵解放了东风、西风县城，消灭国民党青年第2师的1个团，打乱了敌人在沈（阳）吉（林）、梅（河口）吉（林）线的防御体系。从5月底到6月初，连续解放梅河口、辽源，最后控制了沈吉线大部和梅（河口）四（平）线，胜利结束了夏季攻势。在陆续参加了冬季攻势和开原解放战斗后，东北我军发动四平攻坚战。独立四师受命担负起在四平和沈阳之间阻击援敌的任务。于是，独立四师东奔西跑，不停地转战在中固、开原、昌图一线，牵制敌人主力，直到3月13日我军主力最后攻占四平为止。在辽沈战役中，独立四师参加了围困长春和解放沈阳的战斗，特别是在沈阳战斗中，该师以强大的政治攻势和迅猛的进攻双管齐下，迫使敌暂编53师（师长许庚扬）宣布起义、敌52军30师投降，战果辉煌。

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后，独立四师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166师（辖第496、497、498团三个团），直属于东北军区，担任沈阳市的卫戍任务。方虎山仍任师政委，而师长王子仁不久调回朝鲜，由原抚顺卫戍副司令刘子仪接任。166师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被东北军区和沈阳卫戍司令部授予“纪律遵守模范”和“卫戍任务完成模范”的光荣称号。1949年7月，中共中央应朝鲜政府的请求，决定166师的朝鲜官兵全部回国。返回朝鲜前，师长刘子仪调出，由方虎山任师长兼政委。1949年7月20日，方虎山和副师长洪林率领166师向朝鲜进发。进入朝鲜以后，166师被改编为朝鲜人民军第6师团，方虎山被任命为少将师团长。

三、势如破竹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方虎山师团的任务是在西线夺取三八线以南的瓮津半岛和以盛产高丽参闻名的古都开城，这里驻扎有韩军第1师的2个团。同时，原来与韩军对峙的2个边境警备旅也由方虎山统一指挥。

由于瓮津半岛与韩国当时的本土没有陆地边境，补给困难，因此在韩国国防部制定的防御计划中，一旦人民军发动全面进攻，瓮津半岛就应该暂时放弃。所以在遭到第6师第14团和第3警备旅的突然进攻后，韩国守军很快放弃了抵抗，在海军登陆舰的协助下撤离。另一方面，在开城一线，由于可以俯瞰全城的制高点松岳山（486米）在人民军手中，方虎山获得了居高临下的优势。应该说，凭方虎山手中的2个团和1个警备旅，即使正面进攻，韩军也难以招架，不过，这不是方虎山的思维方式，他一向认为，斗智不斗力，出其不意，会获得更大的成果。他的进攻计划是，在松岳山正面展开1个团担任正面进攻，并把平时在三八线处拆卸的京（汉城）义（新义州）铁路的铁轨秘密修理好，当南朝鲜军队被牵制在松岳山正面之机，命令另1个团乘火车突进到开城车站，对南朝鲜军队实施腹背夹击。这是一个出乎南朝鲜军队意料之外的大胆的计划。

开城战斗的过程不用再多说了，韩国第12团在腹背受到突然袭击的情况下，自然是溃不成军。开城在上午9时30分就被完全占领，逃出来的只有团长和2个连。

不过，方虎山的巧妙战术在当时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韩国军队的主力正在与中路推进的人民军第3和第4师团激战，他们最头疼的还是那些似乎无坚不摧的坦克；而朝鲜领导层也更为关注汉城方面的战事，位于人民军侧翼的第6师团几乎没人理睬。

被抢了风头的方虎山此时无暇计较这些，军团长金雄希望他能尽快包抄，完成对汉城的包围，要是能把韩国军队在汉城包了饺子，担任迂回的部队肯定会是最大的功臣。所以，在攻下开城后，方虎山就立即把卫戍任务交给了警备旅，率部南下。老实说，方虎山的进度不慢，第6师于6月28日傍晚就在金浦以北地段渡过汉江，29日击破韩国第18团的抵抗，占领了金浦机场。可谁能想到，汉城的韩国军队在29日就崩溃了，数以万计的韩国士兵要么当了俘虏，要么丢下武器混在难民里南逃，世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攻占汉城的第3师和第4师身上，第6师又白辛苦了一通。

以后的日子依然是平淡的，第6师因为缺乏运输工具，只能象个小媳妇似的在第3师和第4师后面亦步亦趋，差不多一个星期，光听见其他师捷报频传，自己却连一仗都没打上。好在老领导金雄军团长没忘记他们，7月8日，金雄在攻占天安（忠清南道东北隅，农产品集散地）后把方虎山叫到军团司令部里咬了半天耳朵，回到师里，方虎山立即率部（加上临时配属给他的第105装甲师第83机械化团）起程，不过，这次不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吃土了，他们离开汉城—大田—大邱的中轴干线，踏上了天安——群山——全州——顺天——晋州——釜山的简易公路，目的只有一个，攻占联军的补给中心釜山。英国的军事理论家B·H·利德尔·哈特说过，绕道的远路也许就是离家最近的路，现在，方虎山和他的师团将亲自去验证这一理论。

美国人和韩国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正面推进的几个人民军师团的身上，所以，虽然在7月20日，美第8集团军的侦察机发现了在群山附近南下中的第6师大部队，司令部却只认为这是正面进攻的第4师的分遣队而已。实际上，方虎山已经把韩国申泰英少将指挥的西部地区战斗司令部的下辖部队第7师（师长闵玑植上校指挥下约600人，称闵支队），吴德俟部队（在晋州，主要以学生兵编成的700余人的民兵），李英奎部队（以第5师的一部和青年防卫队为主体的约500人），再加上海军陆战队的金圣恩部队（371人）打得七零八落，于18日渡过锦江，19日突入群山，20日进入全州。

就在这个时候，方虎山犯了一个让后来的所有军事评论家扼腕痛惜的错误：他没有全力以赴地向釜山进军，而是把部队分散，花了几天宝贵的时间占领了一路上所有的港口。有人认为这是人民军想获得来自海上的补给，这不大可能，因为联军有绝对的制海权；也有人认为这是由于人民军担心来自海上的进攻，可是这也不大可能，因为方虎山的任务是进攻而不是防守，把部队分散到各个港口去防范未知的进攻，是不符合军事原则的；比较可能的解释是人民军由于长期在人烟稀少的地区行进，又远离后方，特别是机械化团需要油料。在缺乏给养的情况下，不得不到处搜索。不管原因是什么，方虎山从此永远失去了轻取釜山的良机。当然，至于有人认为攻占了釜山，美军就会从朝鲜撤军，这也是不大可能的。方虎山所部不过万人，又缺乏大炮，美国利用其强大的海空、火力优势，夺取釜山也并非难事；而二次战役时，中朝军队在美国海空军的火力压制下，无法突破兴南防御圈，眼睁睁地看着美军从容撤退，也证明了缺乏火力的步兵要想控制海港的艰难性。

23日，经过空军的再次确认侦察，美国人终于意识到这支不显山不露水的部队来者不善。兵力不足的沃克将军搔了半天头皮，终于下定决心，把22日新到任的美第24师师长查奇少将召来，难以启齿地说：“让你师干这样的事，很抱歉。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别的办法。请你师立即转移到西侧面，占领晋州——金泉一线，掩护集团军的左侧后。”

并将24日从冲绳调来在釜山登陆的美第29团2个营配属给该师。

四、河东陷阱

查奇少将对着地图仔细研究过后，认为只要控制了安义和晋州，就可以挡住人民军的去路。于是，他在25日命令第19团的主力（第2营为基干）占领晋州，第1营（320人）占领安义，26日将第34团配置在居昌，师司令部配置在陕川。

挂着第三军团长空名的的韩国前总参谋长蔡秉德少将7月25日到晋州第19团团部说明了河东的战略价值，强调“要阻止东进中的敌人，必须防守河东”。河东位于智异山脉的南麓、蟾津江的东岸，成为从湖南（全罗南、北道）向岭南（庆尚南、北道）接近路线的集中点。

第19团团长内德·D·穆尔上校经过考虑采纳了蔡将军的建议，以新来的莫特营（第29团第3营）进攻河东，26日晚，莫特营到达河东北8公里，距河东山口4公里的横川里。虽然到河东山口仅数分钟行程，但营长哈罗德·莫特中校决定在横川里宿营。他们认为，该营缺乏训练，夜间和敌人接触是危险的。应该说这个决定无可厚非，但是营长还忘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至少应该侦察河东山口及查明河东市区的情况，尤其是在得知河东的400名韩国国民警卫队队已经被人民军大部队消灭的前提下。营长只是命令严密警戒，他大概认为，在空军27日上午9时45分轰炸河东后（营配属有战术航空兵引导组），他的营能够轻易地攻占河东，侦察是没有必要的。

图：河东山口

方虎山可没有他的对手这么清闲，为了方便他的迂回任务，在智异山活动的游击队第三兵团归属他指挥，因此，他对美军的一举一动都非常清楚。在得到美军前往河东的消息后,他连夜从顺天赶到河东指挥。这时，6师的兵力仍未完全集中，在河东的只有人民军的先头部队15团一部，不到2个营，虽然在兵力上略占优势，但重火力只有迫击炮，而且又是和美国人第一次交手，他不敢大意。经深思熟虑以后，他决定不乘夜袭击在横川里宿营的莫特营，而是放他们进入山口，然后围而歼之。

27日上午8时45分前后，莫特营以Ｌ连作为尖兵，按营部、Ｋ连、Ｍ（重火器）连、Ｉ连的顺序开始前进。以Ｌ连作为尖兵连是因为该连长乔治·F·沙拉上尉在欧洲战场上担任过步兵连长，有经验。出发10分钟左右，尖兵连到达桂洞时，看见一支人民军的巡逻队从河东山口下来。尖兵以75毫米无后坐力炮对其射击，人民军巡逻队按照预定计划向后退去，沙拉连占领了山口的两侧高地。

莫特注意到山口北面与一座更高的山岭相连，在地图上标明为180高地；而山口南面的地势却陡然下降，跟蟾津江的稻田相连。很显然，只有控制了180高地，才能控制住山口，于是，他马上命令身边的Ｋ连连长占领屹立在山口北侧的180高地，然后进抵山口，命令沙拉上尉：“确保山口，在上午9时45分进行航空火力突击后，紧接着进攻河东”。不久，营的指挥机构和随行的蔡少将一行猬集在营长的周围，形成了明显的目标。Ｌ连开始挖掘堑壕。

表面的一切都很寂静，其实，人民军的伏击部队正埋伏在180高地上。方虎山原准备等美军开始进攻河东后，夺取山口，截断美军的退路。但是眼看着美军挖壕筑堑，好象没有进攻的意思，而一队美军又向山上爬来，他怕夜长梦多，决定开始进攻。

一声令下，180高地及其东南侧高地上的机枪、步枪和轻迫击炮同时对山口的人群开火。

扫射山口的机枪打得很准。在第一次齐射中，蔡将军头部被子弹打穿（他是朝鲜战争中阵亡的韩军最高军衔的将领），莫特营长、莱布尔副营长、情报主任以下军官都负伤了。迫击炮的第一批炮弹就将战术航空兵目标引导组的无线电通信车和营的指挥车击毁，其弹幕覆盖了营的指挥所。营部军官没有受伤的只有作战主任罗伯特·M·弗林上尉。

人民军步兵跟着弹幕前进，与占领山口两侧高地的Ｌ连展开激战。这时，4架美国空军的飞机飞临战场上空，然而由于地面无线电被打坏，联络不上，无法辨认地面敌我的飞机只能悻悻离去。

没有受伤的弗林上尉，下到桂洞，将重火器连向前推进，督促Ｋ连进攻，同时将Ｉ连推进到Ｌ连和Ｋ连之间。然而，进攻毫无进展。Ｉ连和Ｋ连爬到１８０高地的腹部，但人民军顽强抵抗，美军冲不上去。这时，美国人发现人民军的一部有从右侧包圈Ｋ连的迹象，Ｉ连和Ｋ连开始后撤。

受伤的莫特营长委托弗林上尉指挥全营。弗林上尉收容伤员撤向桂洞。在桂洞共集结失去连长放弃进攻念头的Ｉ连和Ｋ连士兵在内的400—500人，但不久尾追的500—600名人民军对桂洞发起进攻，因而部队开始向北溃退。可是，桂洞和豆田洞之间的无名河成了意外的障碍。这条河只不过7米多宽，但两岸是悬岸，水深超过2米而且流急。向豆田洞溃退的许多士兵，在桥旁被机枪扫射所击毙，跳进河里的几乎都被淹死。弗林上尉在东山里大约集合360名官兵，占领了收容阵地，但不久受到人民军的进攻而溃散了。弗林上尉仅带领3人于28日晨回到晋州。

配合莫特营进攻河东而侦察河东东北地区的第19团Ｇ连，到达横川里的东侧，收容了溃散的莫特营官兵，战前的883人只剩下354人。两个月以后，美第25师夺回河东时，发现了313具美军尸体，其中大部分是在河边的稻田里找到的。军官损失特别严重。营长、副营长、人事情报主任负重伤，团部连和Ｋ、Ｍ连连长阵亡，Ｉ连连长负伤后被俘，剩下的连长仅有沙拉上尉一个人了。

这是一次有名的战斗，人民军故意开放山口诱使美军深入，一举将其打垮，因而美军称其为“河东的陷阱”，以供各方面自戒。但是，这只是方虎山小试牛刀而已，没有真正吸取教训的美国人还需要更多血的代价，才能真正认识到他作为游击战术家的本来面目。

五、功亏一篑

当方虎山在河东山口打垮美第29团第3营的同时，从大田南下的人民军第4师攻克咸阳和安义，与第6师一起形成了对联军西侧面的包围之势。29日，4师击退美29团第1营，攻克安义；31日，6师击退美19团，攻克晋州，逼近釜山的门户马山，胜利的曙光仿佛就在眼前了。

马山位于釜山以西45公里的马山湾的最里面，人口15万，是座商港城市，是通往釜山的门户，若保证釜山安全必须守住马山，但美第24师已没有这种力量了。沃克将军了解到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决定于7月30日夜，除将前一天结束报恩公路迟滞任务集结到倭馆的集团军唯一的预备队美第27团（米凯利斯上校）增派到马山正面之外，还将预定31日登陆的第5团战斗群投入到马山；8月1日，沃克又命令在尚州南侧实施防御的第25师增援马山。手忙脚乱的还不止沃克将军，美国公开史料称：“这个情报改变了美国的战争指导计划”。因为最初的仁川登陆计划——兰心计划7月10日已停止执行，所以7月23日又制定了新的登陆计划——铬铁行动（以从美国来援的暂编第1陆战旅和第2师，于9月中旬在仁川或群山或东海岸的注文津登陆的计划），但联合国军司令部为了应付这种突变的形势，决心将铬铁计划所使用的登陆部队用于釜山的防御，再次改变了计划。因此，美国不得不将驻守在日本北部的第7师和预定增派到欧洲的第3师也投入到朝鲜战场。加强欧洲的部队就需要重新动员和编组。这就是所说的：“不得不改变战争指导计划。”美国公开史料还称赞说：“北朝鲜第6 师的机动是在朝鲜战争中最成功的机动之一。”

正所谓“乐极生悲”，就在全世界都以惊讶和敬佩的目光注视着第6师的下一步行动时，方虎山却出人意料地在阴沟里翻了船，被屡战屡败的对手碰得头破血流。

8月2日昼间，方虎山发现在镇东里有未设警卫的指挥所（美第27团团部）和炮兵阵地（155毫米榴弹炮Ａ连和第8野战炮兵营），查明马山没有战斗部队，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他立即命令第13团主力进攻挂榜山的美第19团的两个营，第14团穿插到镇东里西北的小北山一带，第15团作为预备队分散配置在后方广大地域内。比较意外的是，当日美第27团派出一个营进行侦察式进攻，人民军很快打退了这次进攻，但这个美国步兵营由于过度疲劳，当夜在镇东里宿营。这不能不说是交了好运，因为方虎山当夜即制定了3日以第14团进攻镇东里和马山的计划。他认为，这次进攻可以利用美军的混乱态势，占领没有步兵设防的镇东里和马山将是很容易的。第14团决定以一部进攻镇东里，以主力进攻马山，3日晨开始以1个营出其不意地袭击镇东里，他们的进攻最开始是取得了效果的，给美军造成了很大混乱。可是，同预料的相反，在镇东里有步兵并进行了反击，由于兵力、火力上明显处于劣势，所以，袭击镇东里的营受到很大损失而被击退了。因此，第14团团长，迅速以车辆输送1个营增援，但是由于营选错了展开线，所以被美军抓住下车的机会，遭到了歼灭性的炮火打击。

这些战斗，给予开战以来从未打过败仗的第6师以重大打击，挫伤了它的锐气。实际上，第6师已多次受到损失，到8月3日黄昏止，其人数已消耗到最初的一半，其推进力量的核心坦克和机械化团，由于汽油不足已无法行动。在进行这些战斗时，美第25师和2日夜到3日夜直接从釜山开来的第5团战斗群，3日在马山集结完毕。第8集团军在西侧的最大危机就这样避免了。

镇东里的失败主要是因为人民军轻敌而造成的，如果夜袭的不是一个营而是一个团，美军就难以抵挡了。

六、流血之谷

平心而论，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是一位极具主动性的优秀将领。关于防御，他有一个著名的论点：“反冲击才是防御的决定因素”。跟这样的对手作战，就意味着你丝毫不能放松。因为即使他在退却，只要有可乘之机，他就会随时转入进攻。现在，沃克又发现了一个进攻的时机。

曾给沃克带来过极大烦恼的西侧战场，自8月3日的镇东里战斗以来，平静下来了。研究各种情报后发现，人民军第6师的损失超出预料，其现员估计为7500人，火炮36门，坦克20辆。而美国在这个方面的力量已经增加为第25师（将美第29团的2个营编入师内，各团均编成了3个营，还编入第87中型坦克营）、美第5团战斗群（配属给第25师）、美暂编第1陆战旅（集团军预备队），共计兵员超过2万人，坦克超过100辆，大中型火炮超过100门。马山正面两军兵力对比为：人员3∶1，坦克和火炮5∶1，美第8集团军占绝对优势。

沃克将军在研究了以上情况后，决定在马山正面采取联合国军的第一次攻势。进攻的目的在于击破对釜山形成最大威胁的马山正面的北朝鲜军队，保障集团军左侧后的安全，同时，通过击破这支北朝鲜部队，可将集中在大邱正面的北朝鲜军队和从汉城附近南下的后续部队吸引到这个正面，缓和对大邱的压力。据说，沃克将军认为：“很多薄弱的地方需要加强，但那样做，结果只不过是分散兵力。……最后不能不发起进攻，但为了那时也需要使部队取得进攻经验。”

沃克将军8月6日将海军陆战旅配属给第25师师长基恩少将，命令“8月7日沿南江南岸地区向晋州进攻，以后作为釜山防御圈的南翼，确保南江南岸——晋州山口——泗川一线”，这次攻势命名为“基恩作战”。进攻兵力约为2.4万人，由第25师（欠第27团战斗群）、第5团战斗群、暂编第1陆战旅和南朝鲜闵支队（约500人）组成，还有2个中型坦克营（第25师的第87营〔Ｍ4Ａ3坦克〕和海军陆战旅的坦克队〔Ｍ—26潘兴式坦克〕）以及第5团战斗群坦克队（Ｍ—26潘兴式坦克14辆），这支强大的101辆坦克的部队，将成为攻击力的核心。

方虎山对美国人的行动了如指掌，他自知实力不济，决定采取“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术，发挥自己部队熟悉地形、擅长山地运动战的优势，尽量拖住这支强大的美军机动兵团，保证人民军主力在大邱的进攻。

美军本以为凭借其战无不胜的装甲部队，就可以长驱直入，所向披靡，岂料“易如反掌”的反攻却越来越糟。人民军和游击队依托山岭单兵作战，用轻武器、手榴弹和迫击炮不断袭击美军、切断补给线。由于四面皆遭围攻，美国炮兵不得不忽而打西面又忽而打北面，接着又必须将射向改向东面。海军陆战旅官兵们形容当时的情况说：“要想弄清谁进攻谁是困难的”，这正说明了当时的混战情形。由于双方的距离太小，美军的空投补给往往会投到人民军阵地上，美军只能得到三分之一。

在经过几天的纠缠之后，方虎山已经抓住了美军的罩门：火力强大而自卫能力薄弱的炮兵群。不过他接受镇东里的教训，采取了比较谨慎的做法。8月10日午夜，人民军突然袭击在凤岩里—天井里峡谷中宿营的美第5团，特别是猛烈地进攻了炮兵阵地，结果不出所料地给美国炮兵造成了很大损失，美军第1营营长和第555野战炮兵营营长都被击伤。方虎山从这次夜袭的成功中受到了鼓励，坚定了打击美国炮兵的决心。猎物已经选好，现在只是等待最后一击的时机到来了。

美国人并没有让方虎山等待太久，由于在8月11日顺利地攻占了没有设防的预定目标晋州，基恩少将有些飘飘然了，他没有意识到这是方虎山抛给他的诱饵，认为认为作战即将胜利结束，无视第5团被夜袭所蕴涵的警告意味，给奥道尔上校（5团团长）下了一道命令：“令以第２营和炮兵1个连前进，其余的主力就地待命到天明。”

这显然是以为进攻即将完成，必须让部队随时转向大邱方向增援，所以仅让部分兵力继续西进。上校虽然认为如果按命令行事，留在凤岩里的部队很可能要吃大苦头，但他“作为团长只好忠实地执行命令”。于是按命令进行处置，留下了第1营，团部和第555、第90、第159野战炮兵营，重迫击炮连，管理连和卫生连等留在谷地中。

8月12日凌晨1时，人民军第13团发动了进攻，占领凤岩里北侧高地的Ｃ连被打垮（全连180人，只有23人返回），奥道尔上校迅速命令从峡谷撤退，当太阳升起时，大部分美军突出了重围，但是落在后面的炮兵则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第555、第90野战炮兵营被歼，第159野战炮兵营也受到重大损失。

“美国公开史料”将这个峡谷称为“炮兵的坟墓”和“血的峡谷”。虽然前来增援的陆战旅夺取了凤岩里南侧高地后，准备进入凤岩里，但受到来自四周山上的射击而未能进去。陆战旅士兵们只能站在山上从远处凝视着友军的尸体，他们随着基恩作战的停止，奉命撤回，始终未能收容友军的尸体。

12日黄昏，基恩作战被中止，美军差不多又回到了原来出发的地方。沃克寄予厚望的第一次反攻就这样被瓦解了，这是因为人民军将山脉作为根据地和前进据点，反复进攻了基恩支队的后方。马山—镇东里—咸安—马山环形道路成为它进攻的主要目标，埋设地雷，狙击桥梁，通过公路的纵队几乎都受到射击。因此，补给车辆前后有坦克队的掩护，不派步兵搭乘就能不行动。配置在昌原—马山地区的补给机构，必须不断地派坦克警卫。联络车也因有危险而不得不改用坦克。因此，参加这次作战的坦克数，仅中型坦克就约100辆，但其大部分是用于担任后方勤务，用在第一线的坦克数，只不过是一小部分。在这个战场上，坦克不是向前推进的核心，而是警戒后方的主力。在这里出现了如此特殊的情况，以致使人认为：“游击队的战法，使现代陆上兵器的象征之一的坦克无能为力了”。

七、梦碎

基恩支队虽然蒙受了战败的屈辱，但其主力并未受到沉重打击。16日，基恩支队撤消，留下25师与人民军6师对峙。而6师虽然因为战功被授予“近卫师团”的荣誉称号，但是在基恩作战中以寡敌众，损失非常惨重，据估计只有5000—6000人，坦克也只剩下了12辆，而且还因油料不足而不能随意行动，食粮从7月下旬以来减到定量的一半以下，所以士兵的体力已接近极限。

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长达两周的山地战开始了。战斗沿着南江南岸的十二堂山（海拔271米）—战斗山（海拔655米）—笔峰（海拔743米）—西北山（海拔738米）—狐高地（海拔342米）—王女峰（海拔181米）一线展开。其中，战斗山的争夺最为残酷，以致于该山被美国人称为“凝固汽油弹山”或“血山”。阵地在双方之间多次易手，确切的易手次数说法不一，不过不会少于二十次。有时候一天要易手二三次之多。美国人往往在白天控制山头，而人民军则在夜晚卷土重来。方虎山曾经向部下亲自解释新的战术要求：“从现在起，白天进行战斗准备，日落不久即发起进攻。把大部分战斗行动集中在夜间进行，夺取敌人的基本阵地。从午夜起接近敌人，从距敌100米到150米的地方，发起近战”。

8月31日午夜，由于得到了人民军第7师在侧翼的支持，第6师在美第25师第24团正面上突破了宽5公里、纵深4公里的阵地，并且击溃了守卫咸安的第2营和增援的第1营，夺取了咸安，24团的这两个营作为战斗部队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9月3日，美第25师的主力炮兵和第35团的整个部队都遭到了人民军第6师和第7师穿插部队的强有力的夜间袭击。马山北侧的无线电中继站受到游击队的袭击而被破坏；向南江河畔进行补给的补给纵队遭到了重创。不过，美国人毕竟势大气粗，200英里之外的海上，两艘航空母舰上的战斗机配合地面美军，不断向人民军投掷凝固汽油弹，美27团也赶来增援25师，到9月7日，人民军的攻势被粉碎了，残部越过南江撤退。方虎山的师团由于在前几次战斗中损失太大，并非这次进攻的主角，但是他们毕竟是身经百战的老兵，当第7师溃败时，仍然是第6师（大约4500人）坚守住了西北山、笔峰及战斗山的山顶，继续俯视着美第25师的阵地，摆出进攻的架势。直到9月19日，得到司令部撤退的命令后，才从这个坚守了一个月的阵地上撤出。

9月15日的仁川登陆彻底毁灭了人民军统一祖国的梦想，为了避免被切断后路，人民军开始撤退，方虎山的师团在最南方，撤退机会最为渺茫，为此，他精心地设计了后退计划：在师团主力的退路，晋州——山清——咸阳公路上，采取了后退行动所必要的各种阻止追击的手段，如布设地雷场，破坏桥梁，小部队的迟滞行动等。这些阻滞行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例如使美25师直到9月28日才占领晋州。但是对那些由侦察、坦克、工程、迫击炮分队以及战术航空控制组构成的快速追击分遣队影响不太明显，因为他们可以随时召唤飞机压制沿途阻击的小分队，推进速度很快。沿着晋州—山清—咸阳—全州公路向大田北上的主力眼看要被追上了，方虎山便命令把重火器类隐藏到山清的山中，带着中迫击炮以下的轻装备，改变路线，摸索着沿小白山脉中的小路前进，30日夜抵达金泉西侧的京釜公路。在这里集中起2、3千名败兵，于10月1日夜，利用秋风岭之险以假地雷和反坦克火箭筒切断京釜公路达10小时之久，并且在此期间突破了联合国军的封锁线；另外有2千人逃进智异山开展游击战。可以说由于方虎山的机智果断和英勇战斗的后卫，第6 师成功地在联军的围捕中逃出生天。

北朝鲜名将传略之三：方虎山（II）

八、东山再起

方虎山率领着2000名部下在敌后打了两个月的游击，终于同前来寻找他们的中朝联合支队会师，奉命撤到中朝边境休整。朝鲜领导人对方虎山的指挥非常满意，当他还在打游击时，就因为“为祖国的统一、自由和独立，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在正义的祖国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勇敢性及立下英雄伟大功勋”，于1950年11月15日，被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共和国“双重英雄”称号，同时授予国旗勋章第一级和第二次金星纪念章，这也是朝鲜的第一个双重共和国英雄。

回到后方不久，方虎山就被任命为这年10月初成立的第5军团（辖第3、4、7、9、42师）的中将军团长。不过这个军团只是个空架子，因为下辖的5个师中有4个还在敌后作战或在后方整编，仅有的第42师又基本上由新兵组成。到了第二次战役结束后，由于在敌后游击的大量成建制的老部队归来，这种情况才得到了好转，军团重新编为第6、7、13、32、43师，不过编制严重不足，总兵力只有14300人，基本上等同于原来的一个师。

在经过短时间的休整后，12月，人民军的第2、5师在东线参加了第三次战役，方虎山兼任前敌指挥官，统一指挥这两个军团由杨口、麟蹄之间突破，向洪川方向攻击，以配合志愿军左纵队（志愿军第42、66军并加强炮兵第44团）围歼韩国第7师。

按照金雄司令官制订的预定计划，第2军团于12月22日在杨口西南方突破了敌人凭借昭阳江修筑的防线，插入东线敌军的后方；而方虎山则指挥第5军团在县里南乡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并向西南方纵深迂回，12月30日进至阳德院里（洪川西南10公里），从敌后对中线敌军的防线加以威胁。

联军以春川—原州道路为中心的中线，以惊人的速度被突破了。韩3师首当其冲，被打得溃不成军，紧急调来封闭突破口的韩7师也被从春川以北溃败下来的韩5师和韩8师冲乱。这时，已经潜入后方的人民军第2军团切断了韩国第2军团和第3军团的退路和补给线，伏击其增援部队，这样，中线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第5军团乘虚而入，力图把联军分割成东西两个部分。

新任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将军立即命令美第10军（美第2师、第7师），确保杨平—洪川一线的阵地。并解散了已经崩溃的韩国第2军团，其所属各师（第2师、第5师和第8师）归美第10军军长指挥。

美第10军在在左翼美第9军的配合下，占领了北纬37度线阵地。但韩国第3军（第7、9师）却在原州以北遭到了包围，美第2师赶去增援，但却遭到了人民军第2军团的进攻，于1月8日放弃原州。1月10日，人民军3个师逼近原州东南32公里的堤川，其一部正在向堤川东南30公里的丹阳进击。1月11日，李奇微将军下决心起用作为集团军唯一的预备队在马山地区整编的第1陆战师，阻止正在南下的人民军；他自己则指挥第10军，对人民军的突破口的翼侧进行反击。

进攻开始以来，人民军连续作战，消耗很大，而且西线的志愿军在1月8日就结束了攻势，东线人民军孤掌难鸣，眼见联军的反击兵力越来越多，前线司令部终于下定决心于15日结束了进攻。

第8集团军为了不给中朝军队以重新编组的时间，为了使逐渐激烈的水原正面的进攻能够顺利地进行，于1月31日命令美第10军进行大规模的战斗侦察。一路上抵抗极其微弱，美国人形容这是“万物都在沉睡的雪的战场”。人民军的主力到哪里去了呢？

与西线得不到补充的志愿军不同，东线人民军在第三次战役结束后，由于第3军团的到来，力量反而更加强大，而在战役中损失的部队，也可以用教育后编入的韩国战俘来补充。为了尽量引诱联军深入，以给予其歼灭性打击，人民军把主力集结到洪川（洪川位于连接汉城——南汉山桥头阵地——杨平——江陵的要道的中央，是通往春川的关口）周围，进行休整，守株待兔；而志愿军的第39、40、66军主力也从西线迅速向洪川开来。

当美国人正在为捕捉不到中朝军队的主力而懊恼时，2月11日夜里，中朝军队沿着洪川－横城－原州的轴线，发动了攻势。第一线的韩国各师全被打垮，美国公开史料记述这一情况说：“联合国部队土崩瓦解，建制全被打乱了，纷纷企图逃向南方，但道路被切断了，战斗越来越激烈，尸体越来越多。”

仅韩军俘虏就超过了7500人。

这次攻势的主角是中国志愿军，即使在人民军方面，方虎山的第5军团也只承担了配角的角色。他的部队虽然迂回过原州，进至堤川以北，是突破距离最远的，但是在堤川被美7师和韩3军的残部挡住了，没有达成切断联军后路的战略目标，这主要是补给缺乏、部队过于疲乏和实力不足的关系，都是无法抗拒的客观因素。志愿军在砥平里战败后，方虎山也奉命率部北撤，并节节抗击，迟滞进攻，直到3月31日再次退到三八线以北。

九、最后的运动战

当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攻势开始时，东线人民军担任牵制任务，向麟蹄和车坪里地区的敌人进行了佯攻。他们从瑞和里以南地区开始，在夜间从正面和两侧冲破敌军坚固的防线，深入敌后，切断了车坪里—麟蹄公路和麟蹄—县里公路，在车坪里和麟蹄地区歼灭了敌人。从4月23日起，给韩国军队3个团以歼灭性打击。当联军反攻时，又节节抗击，再次退到他们出发前的地方。

5月中旬发动的第二阶段攻势以东线为主，方虎山奉命率部直插敌纵深，确保主力围歼县里地区的韩军第3军团（军团司令部设在下珍富里）。朝鲜公开史料这样介绍这次穿插：“人民军部分联合部队，击溃敌人顽强的抵抗，接连突破敌人防线，攻向寒溪岭西方1082高地和加里峰（1519米）方面，从正面和左翼进攻县里地区。到达县里东部地区的朝鲜人民军另一支部队也发起了攻势，仅在16日一天，向南推进了25公里，在镇东里和芳台山一线切断了县里地区敌军的退路。”

事实正是如此，县里地区是以东部的香炉、雪岳、五台山脉形成的峡谷地带，山高达600—1500米，坡度达60度，地势险要，韩3师的师部就设在县里。方虎山用两个师攻击加里峰的韩3师第22团，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主力部队则翻越崇山峻岭进行穿插，于17日中午以前占领了县里东南的镇东里和芳台山（1436米）诸要点，切断了东南退路，与击败韩9师的抵抗、进至县里以南的志愿军20军对韩3军团的两个师形成了合围。

18日，韩3军团开始突围，但在路上遭到小规模袭击后，整个部队都发生混乱，还未下达毁装命令，士兵们就将车辆内胎放气或放火烧毁，并无秩序地分散逃跑。韩国战史称：“哪是作战，纯粹是溃退的洋相……营长们掌握不了自己的部队，大部分指挥官均拿掉军衔等一切标志，部队分成三三五五各自行动，……再也不见昔日那种威武堂堂的阵容”。20军由西向东、第5军团由东向西，对其两面夹击，将两个韩国师打散，歼灭4000余人，缴获了全部重型装备。两军会师后，又分数路共同进山搜剿分散进入深山的韩军，又俘虏1000余人，接着乘胜追击敌人，推进65公里，于5月20日到达了下珍富里，但美国第3师和韩8师已经赶来增援，堵塞了战役缺口，于是，在21日结束了第二阶段作战。

根据韩国资料，突围的韩军为第3师727人、第9师1323人。逃进深山中的韩军官兵直到战役结束后很久才陆续归来，最长的为一个月之后。但归建后的第3军团也不过8200人，而战前有23000人，与中朝军队歼敌数字相差如此之大，看来许多韩军士兵都直接跑回家了。县里歼灭战，是方虎山指挥的最后一次运动中的歼灭战，虽然在朝鲜战争中并不著名，但却给韩国人的心里留下了巨大的阴影，因为它使得韩第3军团在5月26日被美国人取消了建制，韩国只剩下一个军团了（第1军团）；第3师师长金钟五准将也因为追究战败的责任被解职，这位后来高升为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陆军参谋总长的韩国名将，终生将此战视为奇耻大辱。

十、喋血山岭

借着和平谈判的短暂间隙，人民军的一线军团进行了整编，主要目的是保证每个师都有比较完整的编制，因此削减了一些师，把人员补充到其他师中。第5军团的原有5个师减为3个，分别是第6（师长洪林）、第12（师长崔忠国）、第32师（师长金大洪），平均每个师增加到7000人左右。

美国人也没有闲着，为了确保不败，求得休战后更为有利的阵地线，韩第1军对丁字峰、美第10军对血染岭和昭阳江东岸地区分别自8月１8日起一齐开始了攻击。这就是所谓夏季攻势的前期作战，作战的直接目的是攻占昭阳江东岸至南江南岸地区使东部战线进至更为坚固的一线，同时夺取大愚山西侧高地造成对“亥安盆地”(朝鲜东部太白山的一块环状低凹地,人民军在凹地的东、西、北三面都占据了居高临下的阵地，可以俯瞰联军的阵地和部队移动，并引导炮兵射击）的包围态势，以便予定于9月间进行的攻取“亥安盆地”的作战容易进行。

方虎山最初面对的主要敌人是在比雅里西南方983高地和773高地进攻的韩第5师第36团（临时配属美2师）。983高地位于大愚山（1179高地）和白石山（1142高地）之间的一座孤立小山，居高临下可以俯瞰沿水入川和西川北上的两条公路。虽然并不特别高，但人民军设在这里的观测哨不断引导激烈的炮火倾泻在占领了杜密岭（788高地）东西高地线的美军第2师的头上。从这座山上不仅能控制通往杨口和麟蹄的补给道路，而且能看到占领了山谷内的炮兵阵地和指挥所，多次予以准确的炮击。为此，新任第8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上将对第10军军长的克洛威斯·Ｅ·巴亚斯少将作过如下的指示：“为了掩护堪萨斯线，增大防御纵深，必须夺取983高地。另外为了完成对‘亥安盆地’的大包围，和威胁文登里以扰乱敌人的后方，也必须夺取成为其门户的这个高地。虽然敌人的阵地可能很坚固，但只要是集中炮兵予以打击，就不会有多少困难了。”

8月18日6时，约200门火炮和迫击炮一齐开始了攻击准备射击。虽然由于当时正在下雨而中止了空军支援，但因拉夫纳师长规定的是“在这次攻击中弹药没有限制”这样的方针，所以炮击用“非常激烈”这样一个词就可说清了。目标高地和人民军的炮兵和迫击炮阵地完全被爆炸的烟尘所覆盖，使人感觉好象一个活人也没有了。在这9天的战斗中所消耗的弹药仅炮弹就约有36万发，相当1门炮发射了2860发（平均一门炮1天320发）。这就是所谓的范弗里特弹药量。6时30分，越过了攻击开始线的两支主攻部队，在难以想象的猛烈炮火掩护下开始前进，但被到处密布的地雷所阻，攻击没有进展。地雷不仅是埋设在阵地的前面，不管是不是接近的通路到处都埋着地雷。因此进攻983高地的第3营，在这一天中和地雷战斗到了晚上，没有进到突击距离。进攻940、773高地的第2营，也是同样的情况。第一天的攻击一点也没有进展。这是因为人民军在运用地雷战术上从原来的在阵地前呈带状埋设的形式前进了一步，改变为大纵深不规则埋设地雷区的原因。

19日，36团继续进攻，第2营第5连攻击773高地，第6连攻击940高地。这两个连迫近到敌前40～50米处，曾几次要求突击支援射击，几次寻求突击的机会。但是人民军每次都几乎在炮击停止的同时张开手榴弹的弹幕，并加以斜射和侧射，因此终于在没能找到突击的时机之中迎来了夜幕的降临。这两个连都损失了约为三分之二的官兵，到傍晚时都变成只有40人左右的连了。

方虎山在洛东江血战时曾经亲身领教过美国的火力优势，所以这次他把阵地都构筑在接近山顶的反斜面上，而在正斜面上只构筑假阵地和警戒阵地。挨近山顶的阵地由深深的交通壕和掩体组成，多为横穴式的能抗轻炮和中炮的工事。而且特别精心构筑的是在反斜面山腰的工事，这几乎就是洞窟，可以承受任何炸弹和炮弹的工事。人民军在受到集中炮击时，在掩蔽部里待机。当炮击停止的同时就进到射击线上开始投掷手榴弹和机枪射击，所以怎么炮击也收不到压制的效果。

20日2时，第5连攻下了773高地。但940高地没能夺取。第6连用各种手段进行了突击，但人民军连一步也没有后退。全连在21日拂晓时只剩下20多人了。于是第2营长赵始衡中校于21日18时把第6、7连合并起来，与增援的第1连进行了“在战史上也很少有类似先例的凄惨白刃突击”。接着又投入了第1营的主力。经过约1小时的近战格斗，终于夺取了940高地。

韩国人逐渐掌握了攻击的诀窍：他们在迫近到突击距离时，一边大声喊叫一边急速射击。这样使人民军误认为是突击开始了，于是开始投掷手榴弹和进行交叉射击。在这样反复射击当中，摸清了对方火力的死角，并在9时30分利用这个死角进行突击，夺取了该阵地的一角，全营以这一角作为突破口来扩大战果，终于在22日的11时50分夺取了983高地。

但是战斗还没有完，人民军虽然放弃了正面易受敌炮兵攻击的阵地，却与韩军在983、773高地的反斜面上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血战，几天下来，好象山顶都被鲜血染红了。在这里看到这种凄惨激烈战况的美军记者不由得喊出了“ＢｌｏｏｄｙＲｉｄｇｅ（血染岭），因此以后就给它起了这样一个名字。

到8月27日，韩国人坚持不住了，不久各个山顶几乎又被人民军占领。拉夫纳师长派美军第9团的一部进行了增援，但人民军固守已夺回来的山顶，寸土不让。而韩国某些作战单位的的士气低落还严重影响了美军的情绪，拉夫纳终于对韩国人失去了信心，决心彻底换马，由美军第9团（林奇上校）接替韩36团攻击血染岭，该团8月31日和9月1日从正面进行了攻击，仍然没有成功。该团的攻击和韩第36团的攻击采用相同的方法，因此遇到了几乎相同的经过和失败。无论怎样炮击，人民军躲在反斜面的坑道内，在美军将要突然进到山顶阵地时，突然予以猛烈射击，因此每次都遭到重大损失。虽然几次改变攻击方法，但还是被潜藏在反斜面深深的堑壕中投掷手榴弹的人民军士兵所击退。为了阻止人民军士兵进入山顶阵地，压制投掷手榴弹的士兵，使用飞机支援攻击了反斜面阵地，但是，人民军修筑的坑道四通八达，仅摧毁一段也无法阻止其在山顶上的机动，上次换掉韩国人的拉夫纳这次也让他的上司不耐烦了，汤姆斯·E·戴夏佐准将取代了他的位置。

巴亚斯军长和戴夏佐仔细研究以后，决定以3个团全力进行攻击，以第38团进到大愚山西麓的比雅里附近，以第23团进到水入川河谷，和第9团的正面攻击相呼应进行包围攻击。该师于9月4日再次发起进攻，5日很顺利地夺取了整个高地。这是由于夺取了大愚山西麓的868高地和705高地的第38团和进到血染岭西北侧的第23团压制了血染岭北斜面的结果。

在从8月18日到9月5日攻击血染岭的3周时间内，联合国军所受的损失实际是战死326人，负伤2032人，失踪414人，共计2772人。在长达200公里的战线上夺取一个不过象个瘤子似的4平方公里的小山包，就需用3个星期的时间，近3000人的损失和36万发炮弹。

与美2师血战近一月的是第5军团的第12师一部，他们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进行了防御。据朝鲜公开史料记载：“当时遇到了30多年来从未曾有过的洪水暴涨，我军不得不在雨水齐腰深的堑壕和隐蔽壕中坚持战斗，打退敌人的疯狂进攻。战场上的所有山沟洪水泛滥，山间小溪都变成了宽有５０米的大河。因而前沿阵地部队的行动受到限制，供应弹药，粮食和其他物资的道路被切断。并且，前沿阵地的战斗部队和上级指挥部的通信联络也有了困难。……我军各级指挥机关和后勤部队的指战员们，节约口粮，送给守卫在高地上的英雄战士们。在洪水泛滥的山沟，战士们就用铁索和麻绳架设索道，搬运弹药和粮食。但是，公路和桥梁都被洪水冲坏，加上敌人对前沿阵地的炮击和轰炸更加加强，因此对前沿阵地的兵力增援、弹药和粮食的供应都遭到阻碍，并且一天也要击退敌人十多次攻击的我军阵地的物资消耗又很多，所以常常缺乏粮弹，有的分队还没有充分准备好弹药，就投入了下一次战斗”。在这样的非人环境下，虽然血染岭最终放弃，就其给敌人的巨大杀伤来说，战斗不能说是失败的。

十一、伤心岭

范弗里特上将在血染岭的攻击开始陷于僵局之时，就设想在中、东部战线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作战，将此命名为“Ｔａｌｏｎｓ”（猛禽之爪）计划，计划的目标是歼灭北朝鲜军以图使其解体，在促使谈判进展的同时，一举修改中、东部战线的弯弯曲曲的现状，以求停火后有一条更加坚固的防线。但是血染岭的损失报告却给了他很大震动，如果按照原来的计划实施，将会遭到的损失和物资消耗是无法承受的。于是，范弗里特绞尽脑汁，搞了一个缩水版的“猛禽之爪”计划，即命令美第10军夺取血染岭正北方的851—931—894高地群。由于战线从加七峰至血染岭、白石山南侧呈一大凹形，为了修正它，同时考虑政朝鲜军队在防御血染岭战斗中受到了相当的损失，在其配备尚未完备之时进行攻击可能易于取得成功。

美军第2师被指定攻击的目标931高地群是被水入川和沙川所浸蚀的山棱，从南面起由984—931—851—871等高地相连接，象长矛那样的岩石山峰。失去了血染岭后，人民军把炮兵观察所设在这里，这里是与血染岭具有同样价值的棱线。这是一座胆小的人一看就会胆怯的山岭，从主脉向东西延伸出的无数支脉会使人想起鱼的背骨而感到毛骨悚然。目击这个山峰战斗的新闻记者喊出了ＨＥＡＲＴ

ＢＲＥＡＫ ＲＩＤＧＥ（意为伤心岭或断肠岭）。

方虎山在美军攻占血染岭以后，把撤下来的第12师配置在水入川两侧的高地，和驻扎在931高地群以及沙汰里溪谷里的第6师一起形成了文登里公路为中心的文登里—沙汰里一线的掩蔽阵地。戴夏佐师长并没有吸取血染岭的教训，主观地认为人民军血染岭的主抵抗阵地被突破，因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仅仅一周的时间在那种石山上不能构筑成坚固的阵地，而且没有充裕的时间进行部队的整编和增援。还认定“敌人将各标高高地只是进行据点式的占领，所以很明显是警戒阵地或者是前进阵地。因此首先突破其间隙占领鞍部而切断931高地和851高地的联络，然后进行各个攻击，一定会容易地夺取这个棱线”。

事实证明，美国人从来没有想过去了解朝鲜人的思维，他们只是在自己主抵抗线的思想范围内来推测人民军的阵地编成，却没有想到人民军“用鲜血保卫每一寸土地”的坚定决心；而原设想的利用人民军防御准备尚未完成的机会，却没有想到第5军团在20公里的范围内构筑了纵深阵地，这一周的时间人民军不是在构筑阵地，而是加固阵地；而情报部门估计人民军在血染岭伤亡1.5万人的夸大其词（实际上人民军在血染岭使用的兵力不超过两个团），也影响了美国指挥官的判断结果，他们要面对的，不是在血染岭中受到重创的第12师，而是方虎山的起家部队——有“幽灵”之称的近卫第6师。

从9月13日5时30分开始进行了30分钟的攻击准备射击，然后第23团开始攻击前进。中午时分，美国人发现他们“闯进了黄蜂的窝巢里”，在此之前一直静静的山背上一齐喷射出交叉炮火，在突击连的前面有机枪交叉射击和手榴弹弹幕的火花，从右侧背的沙汰里遭到机枪的猛射，从931高地遭受俯射，其中还受到了火炮和迫击炮的集中射击。两个营除了退到山谷间避开直射火力，在炮火下掘壕防身外别无他法。拖延到黄昏，23团也没有发现一个朝鲜人，只是被压得抬不起头来。该团一头撞在了人民军第6师第1团的主阵地上。官兵们的直感是“重蹈了血染岭的复辙”。第一天的进攻就这么过去了。

次日（9月14日），第9团第2营沿着棱线开始进攻894高地，他们的处境和23团没有什么区别，始终忙于躲避不知从哪里射来的弹幕，如同处于原始森林一样。而在第一天中倒霉的第23团在这一天反复进行了后送伤亡人员和整顿部队。

9月15日，第9团第2营在象要“炸掉山顶”那种程度的支援射击的掩护下再次发动攻击，终于在中午过后由克拉克连夺取了894高地的山顶。但是23团依然没有转运，攀登山棱的美国兵遭到斜射和侧射。第3天的攻击也落得个悲惨的结果。

9月16日，23团的詹姆斯·Y·亚当斯团长派出了预备队从两翼同时攻击，以减轻正面部队的压力，但这次攻击也被人民军“象铁桶那样的火网”所阻，一步也未进展，和血染岭的情况一样，人民军第1团在炮击和轰炸时潜藏在反斜面的横洞之中，在炮击停止的同时登上山顶以机枪、步枪、手榴弹等进行猛烈射击，使稍晚几步即将登上山顶的美国兵陷入手榴弹的弹幕之中。

美军第2师就这样地陷入了窘境。第23团被关在鞍部山腰的山谷里进退两难，正赶上断断续续的秋雨，在雨里被淋着过了4个昼夜。第9团第2营据守的894高地被人民军反击得很猛烈，15日夜和16日夜进行的两次反突击使该营损失了近200人。看准了在岩石山上不能掘壕这一点的人民军，派出侦察小组乱投手榴弹，计算着美军即将到达山背的阵地时集中大炮和迫击炮进行猛射，在认为要辙退的时候反复地进行正式的突击。

这样一来美军的伤亡渐增，补给品也所剩无几。于是补给和后送变成了先决的问题，因此，狭窄的比雅里山谷被车辆挤得水泄不通。这就成了人民军炮兵绝佳的瞄准目标，遭到火炮和迫击炮的集中射击，变成了象地狱那样的惨状。另外，要越过702高地东侧坛岭（海拔559米）的车辆就连吉普也遭到狙击，一辆补给车或急救车也不能通过。于是只能依靠韩国民工组成的挑夫运输队，可是一受到激烈炮火射击，搬运夫就丢下补给物品或担架跑得无影无踪。因此只好将作为预备队的第１营和各直辖队的兵员集中起来向前方搬运粮食、水、弹药、医疗品和装备等等，向后方送伤亡人员，但美军士兵的搬运能力只不过是韩国搬运夫的一半，而且沿途都在炮火控制之下，因而遭受不小损失，付出了意外的伤亡和时间的浪费。例如第23团向后运送伤员竟用了10个小时。

9月17日、18日两天，第23团拼最后的力量进行了攻击，但也未能奏效。在血染岭上的第９团团长约翰·M·林奇上校向戴夏佐师长提出由第9团攻击白石山东麓的867高地和1024高地，以分散人民军的火力和兵员，他的根据就是在血染岭的攻击中就是由于夺取了大愚山西侧的868高地而得手的。但戴夏佐拒绝了，认为那超出了作战目标的范围，遇上这样死板的上级真让人无可奈何，好在由于战绩不佳，他呆不了多久了，9月20日新任师长罗伯特·Ｎ·扬格少将到任。他立即研究了战况，并当场同意了林奇上校的建议，下令第9团夺占1024和867两个高地。9月22日巴亚斯军长下令韩第7师（金容培准将）夺取白石山，这样将对931高地群的攻击逐步发展成了大规模的攻击。

注重名誉和责任的亚当斯团长于21日和22日两天发起了最后的全力进攻。23日第1营曾单独夺取了山顶，但在人民军的连续反击下遭受重大损失，再次败下阵来。联军在其他方向的攻击却进展顺利，9月25日美第9团攻占了1024高地，26日韩第7师夺取了白石山顶。原属第38团的法国营也被调了上来，接替被打残的美23团第2营，参与对931高地的进攻。亚当斯上校看到友军的成功，鼓起余勇，于9月26日再次发起了对931高地的进攻。但是，931高地还是没能夺取下来。1024高地距931高地有7公里远，因而对其反斜面的压制效果不大。而且新换上来的人民军第15团依靠来自沙汰里的支援火力顽强据守，使得美法军队无法靠近。

扬格师长仔细地研究了这次攻击，作出结论报告说“是一个大失败”，并和巴亚斯军长于9月27日决定中止这次攻击，待10月初在新的构想之下再进行攻击，可中止这次攻击使第8集团军的首脑受到了震动。因为自１月中旬转入反攻以来，困难的攻击是不少，可是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也没能夺取阵地以致停止攻击还是第一次。无疑，除了美国指挥官逐次使用不足需要的兵力，从而被各个击破的原因以外，人民军官兵的坚强斗志、牺牲精神是胜利的主要原因。而作为一线的最高指挥官，方虎山同样功不可没。不过，由于人民军在防守过程中已经流了太多的血而来不及补充，实际上防线已经是摇摇欲坠了，打这种纯粹的阵地消耗战，缺乏人力资源的朝鲜军队不能发挥出志愿军在上甘岭表现出来的那种持久力。

十二、虎头蛇尾

在临近9月的时候，第10军制定了命名为“底线得分”的进攻计划。“底线得分”是橄榄球得分方法的用语，意即在这次作战中把“夏季攻势”时没能得到的得分捞回来。美第2师这次吸取了血染岭和伤心岭的教训，进攻以夜间攻击开始，将坦克营的全部力量投入水入川河谷，向前挺进。把军的炮兵全部推进到进攻发起线附近以谋求步兵、坦克和炮兵的密切协同，一举发扬步兵、坦克、炮兵和飞机的综合战力。

这个攻击计划成功与否就在于开通水入川河谷道路能否成功，从杨口经文登里通往金刚出西麓的这条道路，和昭阳河谷道路都是这个地区重要的接近通路，但这是一条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是有些地方坦克和炮车难以通过的河谷道路。而且人民军花费了3个月的时间将血染岭西侧的隘路阻塞了6公里，这是用埋设地雷，用大石块构筑两米高的石墙，是用埋伏手榴弹爆破路面等各种办法堵塞起来的。在“夏季攻势”中只能从伤心岭东侧发动进攻，其理由之一就是这段道路难以开通。但如果不打开这些障碍将路面展宽，不要说一辆坦克也进不去，就是炮兵也不可能推进。而没有这60辆坦克参加攻击，则进攻的冲击力就会有天渊之别，假如炮兵不能推进，那么攻击立即就会陷于停顿，这是非常明显的。罗伯特·Ｗ·拉布中校指挥的第2工兵营在道路的石墙上埋了110磅炸药，连同附近埋伏的手榴弹都给炸飞了，并爆破山石来填埋破坏孔。正赶上推土机在修理，所以是用铁锹和土筐来填埋的。在头尾作业中由于不能进展而新设了工兵道路，并将地雷区从两端一个一个地加以爆破。在地雷和阻挡道沟过多的地方利用水入川的河床在旁边铺造了临时道路。第10军的炮兵不断地压制人民军炮兵，美空军也经常在空中进行掩护。方虎山发现了美国人的企图，他的炮兵也拼命地妨碍作业，因此这长达一周之久不眠不休的工兵作业简直就是一场激烈的“工兵战”。但是在火力上人民军终归处于劣势，美国工兵营在10月5日排除了长达6公里的道路上的障碍。巴亚斯军长和杨格师长表示感谢说：“工兵奠定了进攻成功的基础。”

这时方虎山手中的兵力捉襟见肘，他在876高地的棱线配置的是第12师第3团，在其北侧棱线配置的是第6师第1团，在伤心岭配置的是该师第15团，采取了死守的态势，但因一个多月以来不间断的血战，各团都减员到不足1000人了，而且十分疲劳。

10月5日，美23团的亚当斯团长命令法国营从北方佯攻931高地，第1营从南方牵制851高地，第2营从南方奇袭夺取931高地，第3营随第2营跟进，适时对其进行支援并予以增援。将近300门的火炮和迫击炮以及空军只是轰击其他佯攻阵地，但对伤心岭却故意地一炮也没打，一个炸弹也没投。

人民军果然中计，因为美军步兵冲锋之前必有火力掩护已成惯例，所以他们的注意力被美军的佯攻吸引了过去，而美第2营则静悄悄地爬上931高地临近冲击位置。在此之前曾有几次遇到了阻止冲击的拦阻弹幕地带。这时担任直接支援的第37炮兵营按要求开炮，开始对已经标定好了的全部迫击炮阵地进行压制射击。肃静而迅速地通过了弹幕地带的该营突然发起了冲击，完全出乎人民军意外，一举夺取了山顶。接着对在横洞中或在掩蔽部中进行抵抗的人民军士兵或喷射火焰或者投掷手榴弹进行压制，到3时左右全部占领了931高地的南半部分。而且和增援上来的第3营协同，击退了如所预料的那样的反冲击而确保了山顶。在6日天亮时，第2营顺着山脊和从北面进攻的法国营夹击，在上午结束了攻取931高地北半部分的战斗。伤心岭的主峰终于被攻占了。

但是人民军并没有从伤心岭的其他阵地上撤退，美2师继续攻击其他高地。第38团陆续攻占了728、670、1220等高地；第9团夺取了956、975、904等高地。13日拂晓，法国营攻占了伤心岭上最后一个山头。人民军的守军坚守到最后，美国公开史料也称赞其英勇作战说：“不到战死或因负伤不能进行战斗时就不停止抵抗，被俘的人极少，而且没有见着一个没有带伤而被俘的”。联军在这次攻击中消耗了76毫米坦克炮弹6.2万发；105毫米轻炮弹40.1万发；155毫米中炮弹8.4万发；200毫米榴弹炮弹1.3万发；60、81、107毫米迫击炮弹11.9万发；57、75无后坐力炮弹1.8万发；250吨航空炸弹。

不过被寄予厚望的步坦联合纵队向文登里的穿插没有完全成功，因为志愿军第68军第204师已经赶来增援，他们堵住了美军的去路。联军只得把进攻重点转向文登公路以西地区，韩8师集中全力向白石山西侧诸高地实施轮番进攻。这时中朝军队犯了一个错误，即以刚刚赶来的志愿军接替人民军防守这一地区。其实，原驻防的人民军第32师并没有受到多大损失，而匆忙地让既不熟悉地形、又不擅长打阵地战的志愿军接收阵地，使得原本坚固的防御体系出现了很大漏洞。韩8师乘机猛攻，到16日为止，先后占领了17个高地，结果第5军团移交给志愿军的一线阵地除了文登里和鱼隐山外几乎全部丢失。

十三、陨落

这些小山包的失去从战略上来说无足轻重，中国军队一向喜欢运动战，反对死打硬拼，对于中国军队来说，进攻和后退是具有同样价值、同样必要性、单纯的战术行动，因此中国战史里对此轻描淡写。但是对方虎山个人来说却是十分糟糕，因为朝鲜党和军队对土地的执着性，同中国军队比较起来却是异常的强烈。实际上人民军是在利用一草一木来努力固守其土地，这从其公开书刊中，和到处可见的“用鲜血保卫祖国的寸土”、“祖国的高地运动”等标语口号中就可看到这方面的例证。虽然很多阵地是从志愿军手中丢掉的，但是朝鲜领导层不可能向志愿军抱怨，于是方虎山便成了众矢之的。方虎山关于“近距离的战斗最有效”、“在山头上开展运动战”以及将炮兵布置在远纵深以避免遭到敌人强大火力杀伤的理论和部署都受到了批判（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些都是比较务实的防御战术），劳动党的中央委员会议上也对方虎山提出了批评。

方虎山奉命率领军团残部撤到元山附近进行休整。此时的这位双料英雄心情异常低落。无疑，他和他的部下都已经尽力了，他们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和坚强决心，连敌人也为之震撼，却受到自己人的非难，这使他既委屈，又愤恨，虽然在公开场合不敢说什么，但私底下发了不少的牢骚，对当时的军事策略也多有微词，而这些话或多或少或者被加油添醋地传到了朝鲜领导层的耳朵里。虽然因为他的赫赫战功，朝鲜领导层没有对他进行处分，但却认为有必要让他好好反省。1952年，他出任由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部队组成的朝鲜西海岸指挥部副司令员，所属都是些后备部队，也没有什么仗打，实际上被赋闲置散。

停战谈判签字后不久，方虎山就任军事大学总长，教学工作对他来说并不陌生，毕竟他在中国东北曾经在这方面作出过不小的成绩。远离战火硝烟的生活对这位猛将来说虽然有些无聊，但如果他就这么悠闲下去，凭借他的战功和盛名，得到善终还是不难的。可惜，他不但没有改掉时常非议现政策的习惯，还迈出了更加危险的一步。

这事要从颇负盛名的朴一禹身上说起。朴一禹早年在中国东北参加革命，担任过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县委书记，当过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参议员，是中国共产党“七大”的代表。后来又成为朝鲜义勇军的副司令、朝鲜独立同盟的执行委员。回国后担任过北朝鲜五道行政局的委员长，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成立后，又出任内务相、授大将军衔，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志得意满。特别是就任中朝联合司令部副政委以后，相当于一线人民军的总政委，爬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不过俗话说：爬得越高，摔得越惨。面对朝鲜政局变换，金日成逐渐大权在握的情况，朴一禹却不知收敛，自封为从中国回国的朝鲜革命者的代表，拉帮结派，隐隐有与金日成分庭抗礼之势。可他的政治手腕着实比金日成差得远。1954年朝鲜内阁改选，朴一禹丢掉了内务相这个颇有实力的职位，只是被任命为递信相（邮政部长）。

一般热衷权力的政治人物，都不会轻易地放弃既得利益，朴一禹亦如是。他更加积极地活动那些原来跟他一起在中国工作过的干部，宣扬“来自苏联的人（指金日成）和来自中国的人，生活习惯、工作作风不同”、“（金日成）不提拔来自中国的同志当干部”、“你搞过宗派，所以党不信任你”等论调。而方虎山正好因为受了无端的批评抱有不满，所以很快就被朴一禹拉到自己一边。

但是朴一禹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来自中国的干部大多不理会他的拉拢。象金昌德（即原中国人民解放军164师师长李德山）就直言不讳地对他说自己是因为信赖党、祖国和人民才回来，并不是因为信赖朴一禹。而有的人更直接向朝鲜领导层告发，说他是反党分子。

应该说朝鲜人有搞拉帮结派的传统（包括韩国人），早年的朝鲜共产党就是因为几派相争，仅仅存在了三年时间，就被共产国际解散了。而朝鲜劳动党本来就是若干股力量的联合，派别简直多如牛毛，有的还是派内有派，一个派系里的人因为同乡、同学、同族等又组成不同的小派别。而力图树立个人权威的金日成对此是深恶痛绝。还在战前，他就取缔了大会派（姜进、李文弘）。1953年，他利用李承烨间谍案搞垮了对他威胁最大的汉城派（朴宪永），接着又利用许嘉谊案打击了苏联派，1954年又处分了南部派（姜文锡）。而朴一禹和方虎山正好撞在他整顿宗派主义的枪口上，他怎么会放过呢？

1955年4月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朴一禹和方虎山作为“反党宗派分子”被开除出党。可怜一代名将，因为卷入党争，彻底断送了其政治生命。

笔者评论

方虎山是朝鲜人民军中最出色的战术家之一，其变幻莫测的计谋、神出鬼没的机动、出其不意的攻击、坚强灵活的防御都令他的敌人赞叹不已。在朝鲜战争中很少有人能象他那样获得如此多的赞誉。日本军事评论家曾把他比做忍者传说中可以操纵雾的高手——山之幻梦、雾之刺客；中国军史中称其为虎将；美国人的态度最能说明问题，他们用了那么多词汇来描述和方虎山之间的较量，只要接触到朝鲜战争，没有人可以忘记幽灵之师、河东陷阱、流血之谷、血染岭、伤心岭……。

方虎山的行政管理能力、理论水平也是人民军将领中不多见的，即使在仁川登陆后那么危急的困境之中，他的部队也没有溃散，如果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和平时的严格训练，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方虎山的主要缺点表现在战略方面，那次对南部的大迂回之所以失败，表现了方虎山对迂回战略的理解显然不够，对此他是难辞其咎的。而他的个性和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更给他带来了悲剧性的结果。

北朝鲜名将传略之四：姜健（1）

一、初试啼声

　　姜健，原名姜信泰，于1918年6月23日出生于朝鲜庆尚北道（今属韩国）尚州邑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尚州是以盛产美酒、丝绸和柿子而出名的鱼米之乡，但是在日本殖民者的统治和压榨之下，朝鲜农民难以为继。到了1928年，因为家境实在困难，除了做童养媳的姐姐外，全家迁居中国东北宁安县八道河子。但这里也并非乐土，依然受到中国军阀当局和地主豪绅的欺压，好在朝鲜移民很多，大家互相扶持，倒也比国内过得好些。姜健后来进入当地一家朝鲜独立人士办的私立学校学习。

　　当时，担任姜健语文老师的正是以教师身份为掩护进行地下革命活动的金策。姜健头脑清晰，聪明过人，是出类拔萃的高才生，金策对他十分喜爱，经常对他讲授朝鲜的独立运动和共产主义的革命理论，使得年幼的姜健逐渐成为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他14岁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同盟，15岁加入农民赤卫队，16岁担任八道河子农民赤卫队队长，这位能把《三国演义》背得滚瓜烂熟的朝鲜少年，从此就在异国走上了抗日武装斗争的道路。

　　 1934年2月16日，救国军留守处主任周保中（1902—1964，白族，云南大理人）在宁安县平日坡召开各反日部队负责人会议，讨论制定了《一致抗日纲领》。时年仅16岁的姜健作为中共宁安县委公开武装的代表也参加了这个会议。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曾经巧夺东京（宁安县南部的重镇，为古渤海国故都，故名）、三打宁安、极富传奇色彩的“周大麻子”以及平南洋（李荆璞）、柴世荣（1894—1943，山东胶县人）等抗日名将，年青的心中波澜起伏。这时他绝对不会想到自己将与这些他心目中的英雄一起战斗十年之久，而他自己最终也将成为万众瞩目的英雄。

　　会议决定在八道河子成立反日同盟军办事处（全称“宁安东南乡救国军第一游击区同盟军办事处”，3月1日改称“绥宁反日同盟军联合办事处”），周保中任办事处主任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姜健和他的农民赤卫队担负办事处的警卫任务。4月7日，反日同盟军柴世荣旅，在八道河子沟口伏击由日本警备队和伪警察队联合组成的“讨伐队”，毙伤敌七人，缴获步枪二支、子弹200发，柴旅伤亡二人。姜健也率领赤卫队参加了这次小战斗，这是他参加的第一次真正的战斗。8月初，由于宁安游击队遭到敌人重创，只剩下七、八人。县委让姜健带领部分赤卫队员加入游击队，重新组织了游击队（队长马连山），姜健担任了分队长。不久，宁安工农义务队又发生叛变事件，副大队长、党支部书记于洪仁（1908—1934，满族，宁安人）被杀害，大队长李荆璞等11名党团员被绑架。他们在押送途中逃脱，到了八道河子，被姜健保护起来，并拨给他们8支步枪，护送他们到周保中住处。

　　 1934年9月—1935年一月，敌人集中六个师团的日军和伪靖安军、警备旅等三万人，对通化、哈东、东满和绥宁地区进行大“讨伐”。日本人在以宁安为中心的绥宁地区实行于以往单纯军事围剿不同的策略：烧毁山区农民房屋，强迫其搬家，制造无人区，实行十家连坐、归屯并户，以断绝抗日武装和人民的联系；进行欺骗宣传，提出“专打平南洋和游击队，招安山林队”的口号，以破坏各种抗日武装的联合。战术上实行分割包围与游击战相结合的战术，并多次引诱我与其进行阵地战，以便发挥自己的优势。

　　姜健按照上级指示，在敌人包围进攻时，把游击分队化整为零，转入敌后，进行扰乱活动，选择敌人薄弱之处打击敌人，作战多次，给敌人以很大打击的同时又保存了自己的实力，其中比较漂亮的一仗是1934年12月末在大岔沟伏击伪靖安军的战斗。伪靖安军是以日本军官+满族贵介子弟而成的一支中日混合部队，成员都能说比较流利的中日双语，宗旨是以游击战对付游击战，因为袖子上有一红条和其他伪满部队相区别，又称“红袖队”，又被称为“满洲国的皇军”，是与由蒙古骑兵组成的伪兴安军齐名的战斗力较强的伪军。但正因为如此，该部队也比较骄横，不怎么把抗日武装看在眼里。姜健利用这一点，率领十八名游击队员，在沟口设下埋伏，当这支四十余人的“讨伐队”进入伏击圈后，突然袭击，击毙日本人队长和伪军共八人，俘虏三人（经教育后释放），缴获步枪五支、机枪备用枪管和弹匣、子弹千余发、皮大衣十二件；游击队仅轻伤一名。

　　大岔沟伏击战虽然规模很小，但却表现了姜健的指挥潜力。一个从没有接触过任何军事理论，年仅十六岁的少年，敢于进攻在数量、火力、素质上占有绝对优势的顽敌并能够运用正确的战术、以最小的代价战胜之，确实是非常了不起。

　　就这样，宁安反日游击队（六十多人）运用灵活的游击战术，毙伤日伪军警一百五十多名（游击队未亡一人），其中日本中队长、靖安军中队长、警察大队长各一名，打破了敌人的“讨伐”。姜健也在战斗中成长为初级军事指挥员。

二、百炼成钢

　　 1935年2月10日，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周保中任军长，根据地设在八道河子，姜健被任命为军部警卫连指导员，从此追随周保中转战南北。周保中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又身经百战，具有极高的军事素养，也善于培养和发掘部属的才能。如果说金策是姜健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的话，那周保中则是他培养他成为一个优秀指挥员的良师。

　　这年冬天，周保中直接指挥五军一师和东北人民革命军二军的两个连，转战宁安、额穆、敦化一带，经过官地—通沟岗子战斗（12月7日，消灭官地伪警察中队和自卫团及驻通沟岗子的日军小林守备队）、额穆索—黑石屯战斗（1936年1月7—8日，消灭额穆县伪警察大队两个中队及黑石屯镇自卫团）等，冲破了敌人对这些地区的大讨伐计划。姜健在指挥作战时，特别注意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如在通沟岗子战斗时，姜健带领警卫连一部，把日本驻军引诱到野外的伏击圈消灭，保护了屯子里老百姓的安全。

　　 1936年2月，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姜健继续担任军部警卫连指导员。6月，他刚满18岁，获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七·七事变”爆发后，东北各地群众反日情绪高涨。伪军、警发生动摇的情况很多。7月12日，三道河子森林警察队一百五十人，在大队长李文彬率领下，打死八名日本指导官，起义反正，被改编为五军警卫旅。10月，改编为五军三师，下辖八、九两个团，姜健任第九团政治委员。

　　这支部队虽然广泛具有爱国心，但毕竟脱胎于旧军队，许多官兵都有赌、嫖、抽等恶习，不能适应残酷的敌后斗争的需要，为此姜健做了许多工作。他和团长蒋继昌（1938年6月19日牺牲）亲密合作，在部队里建立了严格的纪律，特别是向官兵们灌输保护人民群众利益的概念。经过艰苦的努力，九团成为一支组织性、纪律性很强的部队，即使在环境最困难的时候，这支队伍也依然保持着高昂的士气和战斗力。而群众也非常喜欢这支部队，争先恐后地把子女送到“姜政委的队伍”里去。

　　从1937年下半年开始，日寇为了扼杀抗日武装，制定了更加残酷的计划，保甲制、连坐法、经济封锁、生活必需品“配给制”、不定期大检举和大拘捕。到1938年，地下党组织和抗日救国会几乎全部遭破坏，抗联部队和人民群众被隔绝开来，生活异常艰苦，断粮是常事。越是冬季大雪天，日寇封锁得越厉害，因此生活也就越艰难，许多战士因冻、饿、病、伤而牺牲，五军在这方面的损失有一半以上。

　　为了打破敌人的包围，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命令三师长李文彬率九团从宝清县出发到虎林县北部，与七军三师组成联合部队，配合行动。6月17日，两军会合，由于敌情不明，决定让蒋继昌、姜健率领九团二连进行侦察，了解地理环境，同时解决给养，不料在双鸭子煤矿被二百多名伪兴安军包围。经过三个小时的激战，将敌人击退，但蒋团长在战斗中牺牲，二连连长戴克正接任团长。完成侦察任务后，返回宝清。李文彬根据侦察结果，率五、七军联合部队夜袭星河镇警察署，击毙日本指导官，将伪警察全部俘虏，获枪支三十支。8月13日，由于在小团子山的临时看守所地势选择不当，暴露了目标，遭到飞机支援的日军二百多人进攻，团长戴克正以下十一人牺牲，犯人全部逃跑。姜健由于去搞给养未在，事后，他收容了生还的三名战士，转移到双鸭子与主力会合。

　　经过几次战斗，五、七军联合部队，感到在双鸭子一带活动给养有困难，决定主力去富锦、同江，与七军第九、十团会合，解决服装、给养问题。姜健率领三连仍留在双鸭子一带，和七军三师补充团一起坚持虎林地区抗日活动。因为粮食困难，这两支部队于1939年春，在虎林土顶子、马鞍山一带深山老林里开垦几十块荒地，种了二、三十亩粮食和蔬菜。但到秋季时，大部分被搜山敌人毁掉，部分残存的庄稼为这年冬季给养奇缺时解决了燃眉之急。

　　 1939年8月，联合部队了解到敌人从这年下半年起，从关内招募二千多名劳工到虎林黑嘴子一带修筑军火库和兵营。由于环境恶劣，不少劳工累死、病死，试图反抗的都被敌人扔进狼狗圈而丧命。于是姜健和补充团团长兼政委李一平（1910—1939，朝鲜洪源郡人）开会研究，决定攻打敌军用工地。他们事先多次派人侦察，得知黑嘴子西北边清水嘴军用仓库工地防御比较薄弱，遂从补充团和九团挑选三十余名精悍的战士组成小部队，由九团长刘学悦和姜健率领，于8月4日晚上潜伏到工地附近的农田里隐蔽待机，李团长于次日率两个连前来接应。8月5日零点40分，潜伏小分队袭击清水醉工地，迅速消灭敌守备队，李团长率队当即接应出一百八十多名劳工，并让他们每人扛一袋仓库里的面粉随军撤离。在进山前要越过北大连泡的草甸子，由于无法隐蔽，被敌人发现，派出飞机轰炸扫射，虎林守备队古田少尉也率领七十五名日军追来。经过激战，甩掉了敌人，只是劳工们在战斗中失散了一部分。此战击毙日军守卫三十余人、伪警察十八人，前来追击的日守备队也被击毙十余人，解救劳工一百一十余人。

　　 1939年初秋，周保中派二路军总部政务主任黄玉清到虎林巡视，时值日伪军大“讨伐”，李文彬、姜健带两个连找到了黄玉清，护送他返回宝清。9月12日下午三时，遭到伪满军三十五团和警察队的追击包围，激战中，李文彬以下七人牺牲，行李、马匹全部损失。姜健护卫黄玉清突围后，仍和团长刘学悦一起指挥所部在依东、富锦、宝清等地，不断打击敌人。经过两年来的艰苦战斗，队伍受到不少损失，兵源几乎断绝，人员有减无增，但是剩下的，都是百炼成钢的勇士。他们严格遵守周保中“坚持到最后”的指示，即使在1939年到940年的严寒季节里，也没有停止过战斗。从10月开始直到次年1月，姜健带领九团指战员，袭击了凉水泉子伪警察署和武装自卫团团部；将王福岗警察所缴械；袭击了西沟驻敌和尖山子木营；在桦川县七星砬子伏击日本“讨伐队”，击毙穆棱县警察大队长崔景寿以下二十多人，缴获步枪六十支、机关枪两挺、手枪两支、伪币一千多元和其他大批物资。

　　九团和其他抗联部队的积极活动，给了敌人很大打击，也引起了敌人的更大注意。1940年3月，日伪当局由密山调来日军骑兵三百多，由各地调来伪军两千多人，向依兰、富锦、宝清、桦甸、勃利各县山边和森林地带，进行严厉的搜索进攻。铁路沿线到处设卡，步步为营，铁甲车、压道车不断地来往巡逻，控制严密，随时攻击。在数十倍敌人进攻面前，抗联的后方基地几乎全被破坏，五军三师也几乎完全被敌人击溃。九团最后剩下的九十多人，包括团长刘学悦在内，百分之四十以上的战士在战斗中牺牲了；十人被俘后遭杀害；四人当了逃兵；九人被打散后越境入苏。姜健率领其余二十多人，突出重围，找到周保中，被编入二路军总指挥部警卫大队。姜健任警卫大队代理政委，护卫总指挥部，在勃利西部地区继续打游击。

三、黎明前的黑暗

　　从1940年春起，敌人集中一切力量包围山区，象以前那样采取大部队运动作战的方式已经不适用；而与此同时，由于主力集中在山区，敌人把城市和集团部落交给警察和自卫团守备，后方比较薄弱。于是抗联领导层决定采取分散活动，进入半山区，打击敌后，扰乱和分散敌人力量的战术来击破敌人“讨伐”。按照指示，总部和警卫大队也分成数支小部队，寻找机会打击敌人。虽然人数少了，但可以自由独立地发挥自身的潜力，所谓厚积薄发，小部队活动时期是姜健的游击军事才能表现得最突出的时期。

　　 5月1日，姜健带领的小部队袭击宝清县南部日本军垦队，毙敌十人，缴获十支步枪、六百发子弹；7月2日，姜健小部队在富锦以南李金围子附近，袭击敌军50多人的运输车队，毙敌七人，缴获军车四辆、马三十匹和大批军用物资；7月25日，在弥荣火车站南方，炸毁一座桥梁和一列货车，击毙日军十八名；7月28日，姜健会合了朴洛权（1917—1946，朝鲜咸镜北道人）率领的警卫大队一部，夜袭富锦县兴隆镇附近杨甲长集团部落，缴获步枪二十六支、马四十匹、粮食一千二百斤；9月29日，姜、朴部队在（安）图佳（木斯）线孟家岗附近伏击敌军用特别列车，全部炸毁七节车厢，毙日伪军四百多人。

　　 1940年10月16日，周保中派姜健小部队赴宝清东部侦察敌情，并解决一些军需物资。姜健于26日到达指定地点，但因敌人戒备森严，工作很不顺利，也没能和总部取得联系。周保中等得急了，在日记里写道：“24日，大雪纷飞，姜政委未归，供养断绝，敌情不明，气候骤变，陷于束手坐围之境，万分焦急”，“26日，姜政委仍未归”。周保中当机立断，给姜健留下联络暗号，率队转移。姜健将弄到的粮食和其他军需物资储藏起来，只带些给养返回，发现暗号，就一路寻找而来。

　　敌人发现了抗联的行迹，急调大部队，兵分七路跟踪追击。姜健部队护卫周保中等总部人员，经勃利向东急速转移，甩掉追敌，到达乌苏里江；总部另一支队伍也在找到姜健储存的粮食和物资后，甩掉追敌，赶来和周保中会合。由于敌军连夜用汽车载运两个大队赶到乌苏里江，意图将这支两百余人的抗联部队全歼，于是周率部队渡过乌苏里江，于11月3日到达苏联远东地区的伯力（苏联称哈巴罗夫斯克，苏联远东军司令部所在地）以北75公里处、苏军为抗联部队设立的北野营（相对于海参崴以北26公里处的南野营而言）。

　　 12月18日，北野营的二路军警卫队、第二支队（原七军）、第三路军一部召开党的干部联席会议，选举了北野营中共临时委员会，姜健任书记。1941年4月10日，二支队进行整顿，姜健任支队政委。由于姜健的努力，周保中满意地赞扬营房管理有秩序，清洁卫生状况良好，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都有良好成绩。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当时苏联得到的情报是：日军已经完成了进攻苏联远东地区的全部军事部署，为策应德国，日苏战争将在1941年冬天爆发。这个消息让野营的抗联部队十分振奋，因为一旦日军大力进攻苏联，东北就会兵力空虚，一个在敌后开展大规模游击战争的机会就要到来。而苏方也希望利用抗联对东北的熟悉，为他们提供情报。于是野营部队派遣了许多小分队，回东北活动，姜健也和支队长王效明(1909-1991,辽宁昌图人，1955年授海军少将）一起率领三十多名战士返回虎林、饶河地区，与一直坚持在那里的副支队长刘雁来（1902—1967，山东平阴人）会合，侦察敌情和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

　　入境后不久，王效明在战斗中负伤，姜健留下一部电台，自己带十余名战士和另一部电台，到二道河子铁路沿线侦察敌情，并随时将情报电告野营抗联小部队活动指挥部。姜健小分队在宝清、富锦、桦川一带坚持活动。由于日本侵略者实行的归屯并户、坚壁清野的政策，隔绝了抗联和人民群众的联系，给小分队的活动加重了困难。特别是寒冬来临后，处境更加恶化，只得以野菜、树皮充饥，偶尔找到一点儿蘑菇，也都分给伤病员，由于长期无粮，甚至有三名战士不幸饿死。经过多方努力，小分队终于和部分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重建了部分联络网，摸清了敌人在佳木斯、宝清、富锦、勃利一带的兵力部署。1941年底，姜健小分队在牡（丹江）佳（木斯）线的新家店附近袭击了敌人的军用列车，炸毁了满载装甲车和汽车的平板货车和载有日本军官的客车。1942年春，姜健率小分队出击林（口）佳（木斯）线以东、林（口）虎（林）线以北地区，炸毁铁路桥数处，给敌人造成重大损失。经过一年半的活动，由于“获得了可贵的成果，向指挥部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情报”，受到了小部队活动指挥部的表扬。

　　 1943年3月，王、姜根据中共东北委员会的指示，再次越境入苏。这时，北、南野营的抗联部队已经在1942年7月26日改编为以苏联远东方面军第88步兵旅为公开面貌的抗联野营教导旅。回到野营后不久，姜健接替年初被苏联内务部以日本间谍罪秘密逮捕的原抗联五军军长柴世荣（苏联人对教导旅称柴得了重病，已经去就医，实际上是送到了西伯利亚劳动营审查，柴在此抑郁病亡）担任第四营大尉营长。在和苏联军官的接触中，姜健很快学会了俄语，能跟苏联人用俄语对话，也能阅读苏联军事规范等俄文书籍，成了会汉、日、朝、俄四种语言的军事政治干部，有时候还客串来访苏军将领的翻译。这段时期可算是姜健接触现代化军事理论、进行系统军事学习的关键时期，他一面进一步完善在长期战斗中总结的游击战法，一面研究多兵种合成作战体系。由于掌握了语言，他可以比其他不通晓俄语的抗联干部更加主动地学习，也更能深入理解、融会贯通。两年多艰苦的训练学习，为姜健以后担任更高级的指挥员职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因为都是朝鲜人，姜健在这里与朝鲜营（即教导旅第一营）的指战员特别是营长金日成接触得很多，正如金日成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的那样：“我和姜健的关系，在国际联军时期更加发展成热烈的同志友爱关系”。这对他今后在朝鲜的仕途至关重要。

　　随着世界战争形势的发展，抗联指战员对提高军事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夜以继日地进行军事训练。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部也高度重视教导旅的训练，其提出的训练提纲越来越趋向从实战需要出发，如进行军队集结演练、战术对抗演习等，以提高抗联部队进行大规模现代化进攻作战的指挥能力。1945年，教导旅又调进不少从苏德战场上指挥过作战的军官，并着重训练抗联同远东军在反攻东北的作战中互相配合与协作。苏军攻克柏林后不久，抗联开始东调，出发到东北执行小部队活动任务的人员越来越多，伙食标准也提高了。旅内的苏军官告诉抗联指战员，现在部队已经实行战争第二线部队的伙食标准，这意味着远东已经被确定为新的战场了。同时，远东军炮兵、坦克等兵种军官经常到教导旅，与抗联指战员核对东北地图，询问道路、桥梁、地形情况。抗联指战员非常愉快地把这些都看成是战争即将爆发的迹象，而实际上，教导旅协同苏军进攻东北的作战计划，早在5月就已经传达给抗联领导层了。

　　在战争准备期间，中共东北党委员会决定进行改组。因为东北抗日联军实际是中朝人民联合军，“九一八”事变后，原在东北境内活动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抗日武装，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战斗序列，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军。现在，朝鲜同志将要配合苏军反攻朝鲜，完成光复祖国大业，并组建朝鲜党组织，因而不能继续担任中共东北党委员会的职务。金日成、崔庸健、金策等六十人组成朝鲜工作团，随苏军反攻朝鲜，在朝鲜建立党组织后朝鲜工作团脱离中共，自行撤消。而姜健、金光侠等人由于本来属于中共，所以没有编入朝鲜工作团，仍被选举为新的中共东北党委员会（也称辽吉黑临时党委员会）的委员。委员会下设12个地区委员会，姜健任延边地区工作委员会书记。

　　 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9日教导旅举行动员大会，12日正要登上军舰渡河时，突然接到斯大林从莫斯科打来的电话，要求“待命”。此间，姜健担任进攻朝鲜北部的苏军司令的翻译，参加了苏军在朝鲜东海岸的登陆作战。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姜健奉命返回教导旅驻地。17日，周保中召开军事会议，宣布抗联指战员分为五十七个战斗组和接收组，配合苏军占领东北各地。姜健被任命为东北抗联延边分遣队队长、苏联红军驻延吉警备司令部副司令。9月5日，他们一行三十人奉命出发，乘汽车路经牡丹江开往延边。

四、重整河山

　　抗日胜利后的延边，虽然有苏联红军和抗联先遣队维持社会秩序，但还很不安定。一方面，地主土豪和日伪残余力量组织国民党，标榜为“正统”，挂出了“国民党部”的牌子、组织土匪武装、制造民族对立、企图乱中取栗。另一方面，抗联先遣队把群众组织起来，砸开日伪军用仓库，获取粮食和军械军装，收缴日伪残兵武器，处决汉奸，与反动势力展开了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姜健、朴洛权、崔明锡（崔光，1918—1997，1995年授朝鲜元帅）等延边工作委员会干部，于9月18日到达延吉。姜健利用红军警备副司令的身份开展工作，任命金万益（？—1950，朝鲜人民军团长）为延吉警备大队长，派崔明锡去汪清、朴洛权去龙井、崔时英去和龙、肖茹去珲春，建立各县临时政府、人民武装和党的组织。

　　姜健留在延吉，进行秘密建党工作。他吸收池喜谦（1903—1983，朝鲜族）、姜东柱、马兴洙、池章勋、李柱弼、崔文镐等入党；又到龙井吸收全允弼、朴根植、林启学、俞日焕、金承浩入党。接到周保中要求公开建立党的领导机构的指示后，姜健以抗联延边分遣队二十多名党员和新发展的党员为基础力量，于10月20日成立了中共延边委员会，姜健任书记兼军事部长，姜东柱任组织委员，池喜谦任宣传委员全允弼、朴根植任委员。当日，姜健召开第一次委员会议，制定了三项工作任务。

　　一、吸收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

　　二、巩固并扩充延边警备部队，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延边警备区司令部；

　　三、将各地的工、农、青、妇等群众革命组织改组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延边人民民主大同盟。

　　姜健在开辟延边工作中，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实行了一手抓建党，一手抓建军的工作方针。早在8月26日，全允弼、朴根植、严君燮等，在龙井组织了延边第一支人民武装——龙井别动队。姜健将别动队扩编为延吉县警备大队，还制定了五个团的建军计划，指令金万益在延吉、朴洛权在龙井、朴根植在和龙、南昌洙在朝阳川、崔明锡在汪清，各组建一个团。到10月底，编成三个团，第一团团长朴洛权，第二团团长崔明锡，第三团团长朴根植，兵力达七千多人，有五千多支步枪、两百挺机关枪。同时，由于参加革命的人中有原来早已参加过革命而有变节行为的人，姜健进行了整顿，处理了一些人，纯洁了队伍。

　　后来，来自延安担任中共延边地方委员会第一任书记的雍文涛回忆道：“姜信泰（这是姜健的本名）在朝鲜族群众中威信很高。当时我们一没有钱，二没有棉衣，三没有枪支，发展队伍困难不少。在克服这些困难方面，姜信泰和民主大同盟起了很好的作用。动员朝鲜族群众参加部队时，很多人自带棉衣和武器，前来参加我们的队伍。在延边，抗联的影响很大。姜信泰等抗联同志回来后，亲自做群众工作，建立了武装，建立群众团体，积极支持我们的政权和军队建设，都起了很好的作用。应当说，延边的工作基础是姜信泰等抗联同志打下的”。

　　 1945年11月初，中共中央派到东北来的干部团到达长春，中共吉林省工作委员会根据东北局决定，派雍文涛等三十三名干部和警卫人员到延边。雍文涛一行于11月6日由长春启程，12日到达朝阳川车站，用站台的电话与姜健接上了关系，姜健乘军用大卡车赶来，把雍文涛一行接到延吉，并详细地汇报了延边的工作情况。15日，雍文涛召开党的会议，传达指示，宣布撤消中共延边委员会，建立中共延边地方委员会，由雍文涛、姜信泰（即姜健）、朴一禹等七人组成，雍文涛任书记。23日，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延边军分区，姜健任司令员，雍文涛任政治委员，统一组织领导延边的建军工作和剿匪斗争。当时土匪横行，因此雍文涛和姜健以建军剿匪为第一要务，根据当地朝鲜人聚居的情况，重点发展了朝鲜人武装。由于延边有悠久的革命传统和抗联的影响，群众参军热情很高，很快组成了军分区警备旅，辖六个警备团，共一万一千多人。

　　队伍开始组建不久，在敦化县就发生了由当地反动势力主导的王一知被扣事件。王一知是周保中的夫人，是东北人民自治军无线电营的教导员，是受省军区委托来延边找姜健，研究通讯联络问题，同时送一批文件资料和货币。同行的还有姜健的夫人张静淑以及警卫人员共七人。她们不知道，敦化县临时政府县长刘化一，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收买，策反了县保安司令部下属八个大队中的七个半大队叛变，并杀害了抗联干部李文章。因此，王一知等乘坐的火车一到敦化，就被刘化一匪帮扣押。当时敦化并不属于延边管辖，而且延边的队伍还在组建中，尚未形成战斗力，姜健也担心声势太大会威胁王的安全，就带领一卡车战士，飞奔敦化，直闯刘化一老巢，把手枪对准了刘化一的胸口，逼他交出了王一知一行。但是由于势单力薄，只是警告了刘化一以后就迅速离开。

　　 1946年初，原在太行山一带抗日的朝鲜义勇军第五支队，奉命进军延边。适值寒冬腊月，义勇军衣衫单薄，脚穿布鞋，走到黄泥河，许多指战员都被冻伤，无法再走。姜健得知后，就带着军用卡车满载防寒服装赶到黄泥河，接伤病员到朝阳川安置，并向五支队讲述了刘化一匪帮的情况，希望五支队能前往剿匪。于是，五支队赶到敦化境内，会合了敦化保安队，打进敦化县城，活捉了刘匪，解除了他手下的敦化公安队的武装，然后才赶往延边。姜健根据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指示，与朝鲜义勇军第五支队的指挥员朴一禹、李益星协商，将五支队和延边警备第一团合编为第十五团和第十六团，投入到延边地区的剿匪斗争中。

　　 1946年春节刚过不久，姜健亲自率领部队去汪清县，攻打天桥岭和阿米达的两支土匪武装。姜健针对李茂庆和马喜山两个匪首既勾结又争斗的情况，采取了“打击马喜山，争取李茂庆”的战斗方案。他一方面部署兵力，造成南北夹击态势；另一方面派遣参谋长李平野去李茂庆的巢穴谈判，迫使其投降。然后，各队伍分进合击，打垮了马喜山匪帮和安振有匪帮，取得了汪清县剿匪斗争的胜利。

　　到1946年3月初，通往南满地区的山地要道安图县城松江镇还没有解放。3月7日，姜健召开东北民主联军延边军分区军事会议，制定了如何配合辽南部队消灭土匪武装，解放安图的战斗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副司令员邱会魁率领两个团兵力，从3月15日起接连攻下五道杨岔、大甸子，与辽南的杨靖宇支队配合攻克二道白河，消灭了单秉均匪帮，于3月19日解放了松江镇。

　　到3月下旬为止，延边军分区部队已经肃清了平岗、和龙、汪清、敦化、安图的土匪，缴获轻重机关枪数十挺、大小火炮数十门，俘虏土匪二千多人。保障了（安）图佳（木斯）的正常通行。

　　 1946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将延边军分区改为吉东军区（三级军区），姜健任司令员。这时，吉东各县的大股土匪已经全部被消灭，吉东军区着眼于跟踪追击、消灭残匪。6月，国民党撕毁了停战协定，越过老爷岭，进攻连接东满、南满、北满的交通要地新站、拉法一带，扬言：“一周内要打到图们江畔，收复全东北”。姜健派兵加强蛟河前线的防卫，在哈尔巴岭修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并动员当地青年参军。仅在1946年夏季的一次招兵中，延边就有三千六百五十九人参军。

　　 1946年7月，由于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的请求，姜健奉命回国，从此，离开了东北这块生活和战斗了十八年的黑土地，返回魂牵梦萦的故国。

五、挥戈南征

虽然回到了祖国，但是祖国尚未统一，姜健的家乡仍然在人为分隔开的三八线的另一头，无法团聚。由于南北双方在政治理念上的巨大分歧，更加由于冷战的阴影笼罩，使朝鲜和平统一的前景是那么的暗淡。虽然北方并没有完全放弃和平统一的希望，但面对现实，不管是为了武力统一，还是为了自保，都必须加强军事力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除了已经在长春战役中牺牲的朴洛权外，姜健、崔明锡、金万益等延边工作委员会成员都相继被召回到朝鲜。

姜健回国后，任刚建立的保安干部训练所二所所长，负责培育未来的人民军队的军官和士官。由于在东北的时候，一直废寝忘食地工作，以致于患了严重的胃病。回到朝鲜后，建军的工作更加繁重，姜健从来没有按时吃过饭，所以胃病越来越严重。正是因为包括姜健在内的广大干部的忘我工作，到1946年12月中旬，北朝鲜建立起了对外称为保安队的两个师。一个在罗南建立，一个在价川建立，其中罗南师被命名为第一师（人民军建制仿效日军，称为师团），姜健任师长。不过这支部队还很不完善，仅仅是由训练所培训出来的各级军官加上应招而来的青壮年平民组成，武器是从苏联红军那里接收的日式装备，还不能称之为正规军。

姜健和他手下那些经历过战争考验的团长、营长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到1947年3月，这个师已经象个军队的样子了，它进行了第一次作战演习，金日成、金策、武亭等军政首脑都亲临现场，并对部队在演习中表现出来的素质表示赞赏。1948年2月8日，朝鲜人民军正式宣布诞生。姜健担任这支新生武装的总参谋长，被授予中将军衔。同时，他也兼任民族保卫省的副相（国防部副部长）。

姜健担任总参谋长之后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考虑如何用武力统一祖国。这个任务在当时看来是比较艰巨的，新生的人民军严重缺乏有经验的军官和先进的装备。姜健意识到自己必须依靠苏联，于是，他说服了独立意识超强的金日成允许苏联红军撤退时留下庞大的军事顾问团；让人民军使用翻译的苏军条令；他自己也利用娴熟的俄语，经常和苏联顾问们打成一片，当朝鲜军官和苏联顾问之间由于在军事上的见解不同而发生冲突时，他就是最佳的调解人。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建设出一支能够统一国家的军队。由于姜健认为苏联红军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现代化正规军，因此模仿他们显然是最省力的措施，而且，由于在语言和生活习惯上的巨大差异，他并不害怕苏联人会控制住朝鲜人民军。

除了建设军队以外，还需要拟订一个切实可行的作战计划，姜健把这个任务交给总参谋部的作战局长金光侠少将。金光侠是咸镜北道人，是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也出身于东北抗日联军。根据中国解放战争的经验，假设了美军不会介入的前提，从而制订了一个在2周～3周内解放南朝鲜的计划。计划特点就是一部兵力正面进攻汉城，将南朝鲜军队主力吸引到这里，另一部则突破春川正面，进至汉城东南方地区切断南朝鲜军队主力的退路。计划在美国军队不介入的前提下（当然，也许考虑了美国军队的介入，只是没想到会那么快）看起来一切都是完美的，但是执行起来却并非那么完美。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在金日成“在美国侵略者把自己的大批兵力投入朝鲜战场以前，以迅速行动，连续打击李伪军，解放南半部全境”的指令下，人民军第一军团的主力从涟川、铁原地区向议政府和汉城方向展开主攻，在东豆川和抱川一带消灭了顽强抵抗的敌人，继续从东北方、北方和西北方进攻通向汉城的要道议政府；在西部战线右翼的第六师团解放了瓮津和延安半岛、开城、长湍等地区后，强渡汉江，在金浦半岛登陆；从玉溪登陆的海军陆战队，插进敌后从南方威胁江陵；惟独担任战略包围任务的中部战线第二军团主力，因为第二师在春川意外受挫，在加平、春川北部地区和三巨里地区停滞不前，而军团长金光侠又犯了更大的错误，召回了正在按照计划顺利进军的部队来支援第二师，致使对汉城的战略包围未能按时形成，而金光侠也因此被降职。

在这种情况下，姜健采取了应急措施，除了催促春川地区的部队要加快进攻速度外，临时赋予在西线向金浦、永登浦方面进攻的第六师进行对汉城进行侧面包围的任务。没想到由于韩国军队总参谋部的惊慌，炸掉汉江桥，自断后路，导致汉城正面的韩军主力发生了大崩溃。结果人民军第一军团在6月28日11时30分，就完全解放了汉城，而这时，不论是金浦的第六师，还是春川的部队，都还没有来得及到达指定的合围位置，于是只能坐视韩军的残余部队于28日下午退却到汉江南岸，逃出了被合围的危机。

虽然朝鲜军民因为迅速解放汉城而欢欣鼓舞，但姜健等少数将领却忧心忡忡：美国远东空军已经在6月26日参加了战斗，美国海军也在29日炮轰了江陵——三陟之间的海岸公路，这一切都表明，美国并不打算象在中国内战中那样作壁上观，而是准备赤膊上阵，大打出手了。这样的强敌还不是年轻的朝鲜军队有把握战胜的。

六、血染故土

7月初，鉴于美军地面部队已经投入了战斗，人民军最高司令部组织了前线司令部，负责第一、第二军团的作战指挥。任命金策为前线司令官、金一为军事委员、姜健为参谋长。为了不给美军和韩国军队以占据锦江——小白山脉防线的时间，司令部决定迅速突破锦江和小白山脉一线，在大田地区和小白山脉一线围歼敌人的基本主力，以解放全州、论山、闻庆地区和蔚珍以南地区。

7月13日，行使驻朝鲜美军指挥权的美第8集团军司令官沃克中将，企图确保锦江至小白山脉一线，阻止朝鲜军队南进。在此期间集结转入进攻所需的兵力，因而命令美第24师防御锦江一线、美第25师支援在小白山脉战斗的韩国军队的同时，紧急派遣在东京周围做好出动准备的美第1骑兵师来援。

与沃克将军的预想相反，锦江防线在3天之内就被突破；沃克只得退而求其次，企图以美第24师确保大田，并将在其掩护下将7月18日在浦项登陆的第1骑兵师展开在大田正面，但大田于20日被朝鲜人民军2个师围攻而陷落了。美第24师累计损失30%的人员和60%的装备，师长迪安少将也去向不明，丧失了防御能力。

姜健知道，如果不能在美国本土部队来援前夺取釜山，胜利的机会就遥远了。另外，也了解美第8集团军西侧面（从永同到朝鲜东海岸120公里只有韩国军队的残部）没有部署美军。因此，在姜健的建议下，他的启蒙恩师、人民军前线总指挥官金策大将，将预备队的3个师增加到前线奋力进攻第8集团军正面并以2个最精锐的师突向没有美军的西侧面。

正面推进的人民军很快占领了小白山脉南麓的要冲闻庆、丰基，而迂回美军西侧面的部队虽然未能完成断敌后路的战略目标，却也迫使敌人全部撤到洛东江一带。前线司令部从汉城前移到忠州南侧的水安堡，此地已离姜健的家乡不远，虽然战事前途未卜，但思乡的情绪仍让姜健兴奋不已。所以，当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到前线司令部视察时，姜健对金日成说，再过几天就有可能回到故乡和姐姐见面了。

8月初，人民军焦急地向釜山突进。然而，在联合国空军控制制空权的情况下，经过一个多月的远距离作战，第一线接连不断地消耗和疲劳，所以其进攻冲击力显著下降。不过接连不断的胜利让部队士气高昂，包括姜健在内的大部分朝鲜将领都产生了轻敌情绪，他们认为美军的海空军很厉害，但陆军的战斗力还不如韩国军队。这样的情绪直接导致当人民军发起对釜山防御圈的进攻时，竟然没有一个统一的计划，完全是一次追击中发起的不预期的进攻。所以，在已经站稳了脚跟、充分发挥其火力优势的美军面前，人民军不再象以往那样无坚不摧了。

乘追击余势的人民军的八月攻势，被没有预料到的美第8集团军的不撤退线抵挡住了。是人民军先夺取釜山还是美国从本土增援先到这一“同时间的战斗”，好像是联军取得了胜利。然而，这只是第8集团军以“险峰”来阻挡了人民军的怒涛，但还没有决定胜败。8月的后半月，人民军想再进一步向前推进，并准备了九月攻势。但客观地看，战争形势发生了逆转，人民军的力量已经到了不宜发动攻势的限度，除侥幸之外是不能期待胜利的。

此时，姜健的故乡尚州已经被解放，但严峻的军事形势使他无法前往，他不得不专心地考虑新攻势的战术。从八月攻势的经验来看，如果人民军在局部突破正面，机动能力和兵力占优势的联军就会立即在其正面集中优势兵力挑起决战。因此，姜健决定由南线的第一军团在8月31日发起进攻，把联军的主力吸引过来；而东线的第二军团则在9月2日发起进攻，直捣联军亢虚。同时接受以往因天明后的炮击和轰炸而受到很大损失的经验教训，此后多在日落后立即开始进攻，天明时就在敌前100—150米处构筑阵地，以便使敌人飞机难于识别敌我而进行轰炸。

新计划最初的执行效果不错，南线的猛烈攻势使得沃克将军终于下定了使用总预备队海军陆战旅，或者在不允许使用海军陆战旅时就以美第24师为主体向灵山正面实施反击的决心。但是第十三师十九团作战主任金成俊少校却投降了，向联军透露了人民军第二军团总攻计划的全部情况。这使得东线进攻未能达到其突然性，双方陷入了消耗战，而兵力、火力都占绝对劣势的人民军是消耗不起的；更致命的是，准备在仁川登陆的美国军队已经从日本起航，以切断人民军那已经极度脆弱的后勤补给线。

不过，这个悲惨的结局，姜健再也看不到了。9月8日，他在一次空袭中阵亡，牺牲时才三十二岁。

朝鲜政府追授他共和国英雄称号，并将第一中央军官学校命名为姜健军官学校，以此永远传颂他的业绩。1968年又在沙里院市立了姜健的铜像。

笔者评论:

姜健是一位在实战中成长起来的将领，不过他并不仅仅崇尚自己在游击队时期获得的经验，而是很有远见地学习盟国的现代化战争理论。由他参与创建的朝鲜人民军，综合了苏、日、中各国军队的一些长处，很有战斗力。南征的失败主要是因为作为对手的美国人过于强大的原因。

北朝鲜名将传略之五：崔贤（1）

一、少年英豪

崔贤原名崔得权，其父崔化心是朝鲜著名义兵将领洪范图的部将，原籍在朝鲜咸镜北道的惠山郡，是一个与中国隔鸭绿江相望的小山城。由于各地义兵在日本殖民军队的镇压下相继失败，残部被迫向苏联远东和中国东北境内转移。1907年6月8日，崔贤出生于中国东北延吉地区的珲春县。1907年对朝鲜民族来说是悲痛的一年，李朝国王高宗秘密派到召开万国和平会议的海牙求助的李俊(1859—1907，咸镜南道北青郡人)为了唤起国际对朝鲜命运的关注而剖腹自杀；然后，高宗在日本殖民者的威逼下退位并宣布解散朝鲜军队；朝鲜和日本缔结了《丁未七条约》，强制推行“次官政治”（即朝鲜各级官吏必须设日籍次官，实质上使日本殖民者掌握了朝鲜的一切内政权力。后来，日本在伪满洲国也是这样做的）。

崔贤自幼在军营中长大，洪范图（1868—1943，平安北道慈城郡人）、任秉国等独立军将领都是他的导师，传授他枪法和骑术，树立他为朝鲜独立而战的意志。他年仅十一岁时，就参加了大韩独立军（(1919—1921，由洪范图将军手下的200多义兵主动成立的抗日独立军部队，把白头山[即长白山]下面的汪清县凤梧洞当作其根据地。)，担任通讯联络的任务，参加到反抗日本侵略者奴役的武装斗争中。

在1920年10月—1921年5月的日本军队大“讨伐”中，有大约一万名朝鲜革命者和侨民被杀害，其中就包括崔贤的母亲。他和父亲跟随任秉国的部队，撤退到苏联滨海省，这里有大约二十多万朝鲜侨民。在苏联政府的暗中支持下，独立军得到了休整，继续以滨海省和苏朝边境为根据地，进行抗日斗争。崔贤被任命为独立军某支队的通信兵，由于从小练成娴熟的骑术，崔贤十分适合这个职务。当这个年仅十三岁、个头矮小的少年在旷野纵马疾驰的时候，连一辈子在马上生活的俄国哥萨克都感到惊叹。

在一次战斗中，由于支队被日寇包围，崔贤和另外三名通信兵，奉命穿过战场向总部求援。他们骑着马、冒着弹雨，冲向重围。途中三名同伴都中弹牺牲，崔贤的胳臂也受了伤，但是他不顾伤痛，终于及时赶到总部。任秉国亲自给他包扎，连声称赞他是个可以当独立军将领的人才。也许，这只是一个长辈对英勇负伤的战士的鼓励和安慰，不过，崔贤虽然没有当上独立军的将领，却最终成为朝鲜的名将。

独立军失败后，崔贤返回间岛，经尹昌范（后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独立团团长，1933年被打成“民生团”奸细，遭到杀害）介绍，加入东满青总组织。东满青总时期，可以说是他从民族主义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时期。这个转变，在他七年多的监狱生活中，得到了促进。1925年，奉系军阀当局以"经济募捐事件嫌疑犯"罪名将他逮捕，关入吉林第四监狱（即延吉监狱），判处他无期徒刑。他被关进的牢房，有个外号叫“戆头”的强盗杀人犯。每当有新的囚犯关进来，他就把他们的东西全都抢去据为己有；如果有谁的亲友送来了饭菜，他就抢过来填饱自己的肚子。

崔贤得知此事后，决心教训教训他。便掏出老刀牌高级香烟，自己叼上一支，对其他囚犯也每人分给一支，惟独不给“戆头”，“戆头”想动手打他，结果被他用戴着手铐的拳头一下子就打倒在地，从此再也不敢欺压囚犯了。崔贤教训了“戆头”以后，其他囚犯都把他看成恩人，十分亲近他，崔贤也顺势把大家团结起来，并把自己的影响扩大到其他牢房。

崔贤被判无期徒刑不久，军阀当局经常组织龙井市的大成中学、东兴中学、永新中学、恩真中学等许多学校的学生参观牢房。这是因为在龙井相继出现了各类反日反军阀的团体，反动派企图用这种方法清除青少年学生的革命思想，压制他们的斗争气势。崔贤决心破坏敌人的阴谋，便通知各牢房预先准备好水枪，等到学生们来参观牢房的时候，就向带队的反动教师和看守射出便桶里的臭水，吓得他们慌忙带着学生溜出了监狱。监狱当局为找出主谋者，费尽了心机，但都没能找到，因为所有囚犯都说自己是主谋。

在漫长的狱中生活里，崔贤当过监狱制鞋厂的制鞋工、石印厂的排字工、服装厂的高级西服裁缝、木工厂的木工以及理发员。他无论在哪里工作，对那些虐待和折磨他的人，不管是谁，都给以严厉惩罚。有一天，他拿制作桌椅剩下的边角料来做象棋子儿，被监工发现了。那个监工打囚犯就象家常便饭，这次也不例外，他也开始打崔贤，结果被崔贤用椅子腿狠狠地揍了一顿。监狱当局给了崔贤一个星期的禁闭处分，但从那以后，监工就再也不敢对囚犯行凶了。

二、抗日先锋

1930年延边五卅暴动和秋收、春荒斗争被镇压后，许多朝鲜革命者被关进了崔贤所在的监狱。由此形成的狱中小社会，是对崔贤的成长和进步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学校和熔炉。他加入了牢里的地下组织——反帝同盟和赤卫队。反动军阀的监狱，终于把这个独立军时期的通信兵——一个民族主义者完全改造成了共产主义者。他同尹昌范等人一起帮助了独立军时期的老上司任秉国等几个革命家越狱成功。

1932年，崔贤自己也越狱成功，加入了延吉县太阳帽赤卫队，并任负责人之一，旋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1月，任延吉抗日游击大队第1中队政治指导员。这年9月7日，金日成任政委的汪清游击大队和珲春游击队、救国军吴义成部联合攻打东宁县城的伪满军一个团和石田守备队，毙伤日伪军二百余人，缴获大量战利品。由于通信员送的命令晚了，崔贤的部队没有赶上战斗，只得沮丧地到游击队的根据地小汪清马村和金日成部会合。结果次日敌人追来报复，但又不敢进村，就焚烧村庄外的谷垛泄愤。游击队人少枪少，便用远距离狙击打击放火的敌人。崔贤在五百米外弹无虚发，打倒了不少拿火把烧谷垛的敌人，他的射击本领让金日成惊叹不已。打退敌人后，崔贤和金日成彻夜畅谈，离别之时，金日成在东宁战斗的战利品中挑选了四支步枪和一个琥珀烟嘴，作为纪念送给崔贤。那个烟嘴成了崔贤最心爱的随身之物，现在陈列在朝鲜革命博物馆里，作为金、崔二人革命友谊的象征。

1934年3月，根据满洲省委的指示，东满各游击队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崔贤所在的延吉游击队编为独立师第一团(团长金顺德，政委崔学哲），崔贤任第一连政治指导员。为了打破敌人的“讨伐”，独立师除一团留在老区牵制敌人外，主力分别向安图、额穆、宁安进军，开辟新区。崔贤连奉命开赴敦化和桦甸交界的大荒沟地区，进行扩大游击区的活动。当时，分别拥有八十人和一百人左右的两支山林队驻扎在大荒沟山沟里，前者因为有地下工作者深入进行了反日宣传，比较积极地打击日伪力量，而且，还影响了这一地区的自卫团由亲日转向反日；而后者不仅专事抢掠民财，而且勾结柳树村的敌军警，准备集体投降日军。一个要抗日，一个要投敌，两支山林队互相对立，有爆发流血冲突的危险。崔贤以居中调停为名，设宴邀请了两支山林队的头领。当企图投降的那支山林队的大小头目们走进宴会场时，崔贤就迅速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而对另一支山林队却毫毛未动，对与他们有友好关系的其他自卫团，也没有使用武力。

但是，这种从抗日统一战线出发的策略，却遭到以独立师领导层中左倾人物的指责。他们说：“不打自卫团就等于向敌人投降。”。于是撤了崔贤政治指导员职务，并把他打成“民生团”奸细，在那个时代，这就意味着随时可能死于非命，在1933年的反“民生团”斗争中，就有两千多名朝鲜党团员、游击队员无辜被杀。幸好崔贤得到了师政委王德泰（1908—1936，山东人）的竭力辩护：“如果崔贤同志是‘民生团’，那么，我们二军里不是‘民生团’的到底是谁？”，只被降为战士。王德泰惟恐他遭到暗害，又把他调到自己身边，当了一年的军需处长。到1935年底，才又重新当了第一连的连长。

1936年2月9日，人民革命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一方面队伍编制扩大，干部缺乏；另一方面许多有经验有能力的干部却贴着“民生团”的标签得不到任用。王德泰、金日成等坚决反对所谓反“民生团”斗争的领导人按照大胆信任、大胆提拔的原则，乘机彻底解放了一大批被错误打成“民生团”的干部，让他们回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崔贤也由连长提升为一师（同年7月改称四师）第一团团长。

1938年7月，崔贤任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第十三团团长。他机智勇敢、胆大心细、遇事冷静，仅仅在30年代后半期，崔贤就参加了小汤河战斗（1936年11月下旬，迎击伪满第七骑兵团和教导队）、四门沟战斗（1936年12月，伏击伪靖安军第八团）、间峰山战斗（1937年6月30日，伏击日军第十九旅团第七十四联队和伪靖安军张兆国营）、东清沟战斗（1936年10月10日，伏击伪满第七旅第十团）、木箕河战斗（1939年3月11日，消灭李海山森林警察队）、大沙河战斗（1937年4月24日，消灭李道善治安队）、大阳岔战斗（1936年11月4日，逼降伪满军教导队两个连）、寒葱沟战斗（1936年4月7日，伏击敦化县日军守备队和伪警察队）等三百余次战斗，充分显示了其作为卓越军事指挥员的才智和无比勇敢精神，被日军称为“凶悍的男子汉”，他所率的团以能征善战、敢打敢冲而驰名。

崔贤不但是军事作战的能手，也是老练的政治工作者和鼓动家。他既善于对其他军事势力进行有区别的军事外交，组织统一战线；也善于做瓦解敌军的工作。他在伪满军警中建立了自己的网络，不仅给游击队系统地供应了武器弹药，还经常提供情报。

敌后的生活十分艰苦，在长期转战中，崔贤得了严重的伤寒，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被送到密营里休养。密营的医疗条件和粮食供应都很糟，连稀粥都喝不上，只能把霉烂的玉米芯搓碎，冲开水喝，而这种粗劣的口粮也经常断顿。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崔贤带病袭击了敦化附近的亲日地主，缴获了大量粮食和肉类，病号和伤员们才开始吃到了有油性的食物。他的爱人金哲镐在即将生产时，正好遇到敌人“讨伐”。她和队伍失散，在雪堆里生孩子。在没有接生员的情况下，她自己掐断婴儿的脐带，接着就同追来的敌人展开了枪战。幸好游击队的增援力量赶来，才救了她和婴儿。为了纪念东北的战斗岁月，金哲镐在解放建国后的每个月一定要有两次给孩子熬玉米渣子粥吃，一直坚持到去世。

1940年初，由于敌人的“重点讨伐”，第三方面军分兵两路开展活动。崔贤率领十三团离开主力，连续袭击了延吉县四方台、桦甸县大蒲柴河、蛟河县官地等敌据点，与日军赤崛部队、伪满刘树、高明部队交战，力图牵制敌人，掩护主力突围。后转移到汪清县攻打了鸡冠粒子和老母猪河等集团部落。5月5日，又袭击了天桥岭、大甸子据点，然后突出包围圈，转移到东宁县境。而第三方面军主力也乘机突围，转移到五常县境。

抗日联军坚持到1940年底，整个第一路军已经濒临崩溃。第一方面军总指挥曹亚范（1911—1940，北京人）遇害，所部基本覆灭；警卫旅和第二方面军余部相继越境入苏；第三方面军总指挥陈翰章（1913—1940，吉林敦化人）和十五团团长李龙云先后牺牲，和一路军总部已经失去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方面军参谋长安吉（朝鲜人，？—1947）率领十三团、十四团在珲春一带越境，退入苏联。并于1941年1月中旬进入在双城子（沃罗什诺夫）蛤蟆塘建立的南野营。2月25日，抗联领导人周保中和金策到南野营视察，召开了干部会议，进行整编，并决定组成中共道南特委，崔贤任候补委员。8月11日晚，季青（黑龙江依兰人，原五军政委，后被苏联内务部秘密逮捕，下落不明）、崔贤率领一支十六人的小队伍，越境奔赴宁安一带，开展游击活动。1941年8月1日，退入苏境的各抗联部队按照苏联红军体制编为抗日联军教导旅，对外属于苏联红军。第一路军入苏人员编为第一营，崔贤任第一连上尉连长。

三、胜与败

1945年8月，崔贤以朝鲜工作团成员身份，在金日成率领下，跟随苏联红军返回祖国朝鲜。由于当时没有成立南北统一的政府，也不可能成立正规的军事力量，便以人民保安队的名义组建军队，崔贤作为百战老将，义不容辞地参加了这项工作，并在苏军撤退后担任警戒三八线的人民保安队队长。1948年2月8日，朝鲜成立了人民警备队，隶属内务省，崔贤任三八线警备旅团旅团长。当时的三八线上，双方小规模冲突不断，在韩军自以为实力超过北方后（韩军有七个师和一个在建的首都师，人民军仅四个师团），冲突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了。当时朝鲜古都开城（今属朝鲜）在三八线南，而该城的制高点松岳山（海拔488米）却在三八线以北。山上的人民军居高临下，俯瞰朝鲜中部的交通干线，在战略上有着重要的意义，韩军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日夜谋划将其拔除。

1040年5月4日，有炮兵支援的韩军4100多人在第1师师长金锡源（Kim Sha

kugen，1909年作为韩国武官学校的学生到日本留学，入陆军幼年学校。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二十七期，他的同学中有一个比较著名的，即被我徐向前部解放军击毙的日军独立第十四旅团长、国民党暂编第十总队长的元泉馨。中日战争爆发后，金锡源作为侵华日军第二十师团（师团长川岸文三郎）的少佐大队长，随部队沿正太路入侵我国山西省，由于立下了“赫赫战功”，被授予三级金鵄勋章，这是第一次朝鲜人获得该种勋章。朝鲜人率领日本士兵击败了原宗主国的军队，让朝鲜国内的亲日派非常兴奋，连续几天的报纸头条上，都连篇累牍地报道金锡源的“事迹”，宣传日朝“一体”，让金锡源大大地出了一次风头。在日本强迫朝鲜人改用日本姓氏的时期，他改名金山錫源。金锡源在侵华战争中立了不少功劳，1944年已经晋升为大佐。日本战败后回国，1948年大韩国防军组建，金锡源被任命为第1师师长，准将军衔。在连败于崔贤之手后，被转入预备役。但他并不甘寂寞，由于深知南北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他在大田组建了“义勇军”。如其所料，朝鲜战争爆发，金锡源复出担任首都师师长，后来又担任第3师师长，因为战功被授予忠武武功勋章、国民勋章牡丹章。朝鲜战争休战后，退役回到家乡，任城南中高等学校理事长。他打着“继承李舜臣精神”、“复活新罗时代的花郎精神”的幌子，实际上全部是日本武士道的内容。柔道、剑道、日本军歌都被列为必修课。1

960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61年任私家学校财团联合会理事。1978年病死。金锡源有三个儿子，长子金泳秀也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菲律宾战役中战死于吕宋岛。所以金锡源曾屡次到靖国神社去祭奠儿子的亡魂。私底下他曾经说：“我的长子在战斗中死去，是实现了军人的夙愿，我也感到很满足。”）准将的指挥下越过三八线，进攻松岳山。金锡源原为日本军官，是崔贤的老冤家，两人曾经在东北战场上交过手，结果是金锡源大败，带伤而逃；这次交手的结果也不例外，经过两昼夜激战，金锡源再次被崔贤击败，韩军损失1000多人。崔贤率领警备旅一直打到开城的南门，准备将其一举拿下。但是朝鲜政府考虑到作战准备还不充分，不愿意将冲突扩大为全面内战，所以禁止崔贤攻城。而另一方面，李承晚政府对意料之外的失败既感震惊又不肯甘休，企图发动更大规模的“北伐”，计划是在7月15日，金锡源率部从瓮津方面向北进攻占领平壤，并命令总参谋长蔡秉德少将充任总指挥。但因人民游击队积极活动，威胁后方，使七月进攻计划缩减为以松岳山为目标的小规模进攻。7月25日，金锡源指挥韩军5100多人再次进攻松岳山，这次韩军不仅有大量炮兵支援，还首次出动了飞机进行轰炸。崔贤指挥警备旅官兵固守阵地，奋战五昼夜，韩军又损失7

00多人，被迫停止进攻。因为屡建战功，崔贤升任人民军政治局长。

朝鲜战争爆发前夕，崔贤就任人民军第2师团少将师团长。第2师团创建于1947年，中高级军官多是抗联老战士，是人民军中资格最老的师团之一，训练有素，而且是苏式装备，再加上崔贤的赫赫威名，人民军上下均对其寄予厚望。按照总参谋部制定的南下作战计划，第2师团划归第2军团，在东线作战。军团长金光侠少将命令崔贤担任主攻任务，“从北面进攻春川，6月25日上午加以占领”。

春川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在日本统治时期，被殖民者称为“朝鲜的京都”，是江原道政府所在地，成为通往原州的中央公路的关口。春川位于由北汉江和昭阳江的会流点所形成的南北长8公里、东西宽4公里的月牙形盆地的东南端，三八线以南13公里处，是道路网的枢纽。人民军一旦夺取春川，就可能前出到汉城的东南方，经原州向大邱南下，切断三八线韩国军队的退路，配合西线人民军主力将韩军歼灭。不过，这些道路都是通过峡谷，或横穿太白山脉支脉的单车道，路线和路面都很差。

春川守军是韩国第6师，这个师在韩国军队中历来以不稳定著称，例如，1949年有2个营逃亡到朝鲜，1950年3月高级副官宋渊岩少校准备叛乱而被检举……。6月9日，新的师长金钟五（1920—1967，韩国忠清北道清原郡人，1944年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然后加入日本“学徒兵”。在战争中积功升为少尉。1946年毕业于美国驻朝鲜军政厅军事英语学校，历任韩国国防警备队第3团排长、连长、副团长、团长。1948年任第1团上校团长，同年任统卫部军需官。1950年历任第6师、第9师、第3师师长，晋升准将。1951年任全罗北道军事区司令，同年任陆军本部人事局局长。1952年任第9师师长，晋升少将，同年任第7师师长、陆军士官学校校长。1953年任第3军团军团长。1954年任第1军团军团长，晋升中将。1955年到美国陆军大学进修。1956年历任陆军本部作战参谋部次长、企划参谋部部长、第5军团军团长。1957年任教育总监部部长。1959年任陆军参谋次长。1960年历任国防大学院院长、第1集团军司令、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1961年任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兼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兼陆军参谋总长及戒严司令部司令。19

62年晋升上将。1963年被免去参谋总长职务。1964年转入预备役。）上校到任，这个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律系的高才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一个学徒兵积功升至日军少尉，对如何用武士道精神控制、加强军队很有一套办法。在他的大力整顿下，第6师的精神面貌有了极大改观，成为人民军的一个劲敌。而对此，崔贤等人民军将领尚一无所知。

当时崔贤面对的情况是：正面的韩国军队在400～500米高的峭壁似的水利山系构筑了以碉堡为核心的野战阵地，用通常的手段在半天之内无法攻占春川。首先是缺乏合适的炮兵阵地。在韩国军队的主阵地以北8公里的土屯里周围虽有南北3.5公里，东西1公里的盆地适合于用作炮兵阵地，但这个盆地的南侧有标高470米的山，作为炮兵主力的加农炮无法使用。因此，能在这个正面使用的主要是122毫米榴弹炮和迫击炮，而这些曲射炮又不能射击碉堡的枪眼。

有鉴于此，崔贤决定，以第4团从正面进攻牵制敌人，利用这个机会以第6团从北汉江的河床道路潜入，秘密地由阵地的中央突破。这种进攻的设想，近似于人民军第6师团长方虎山少将进攻开城的计划。从计划上看，不失为一个大胆、出其不意的方案，但是干涸的河床毫无遮蔽，容易暴露，作为秘密袭击的通道很不适宜，这个方案能够成功的唯一可能就是突然性。而从金光侠的部署来看，让一个师团在山地进攻有坚固预设阵地、兵力相当的一个韩国师，是导致失利的主因。第2军团应该利用在兵力和机动性方面的优势，让一个师团对春川仅做牵制性进攻，另一个师团在春川防线侧翼突破后进行迂回包围。所以，春川之战的受挫主要应由金光侠承担责任。

6月25日5时许，第2师团在实施进攻火力准备之后，按预定计划发起了进攻。第6团进入了北汉江的河床（北汉江本来是一条水量丰富的河流，河宽200米，水深1.8～2米，但是由于在上游的华川建筑了水坝，所以成了无水河）。可是，沿河床前进的第6团遭到了预有准备的韩国105毫米榴弹炮的阻击，由于两岸大多是断崖，无法隐蔽或展开部队，转眼之间就受到了重大损失。另外，进攻水利山顶碉堡阵地的第4团，准备出其不意地实施突击，也遭到做好准备的韩国军队的猛烈射击，造成重大伤亡。第4团曾几度突击企图打开局面，但韩军占据有利地形，攻击未能成功。河床道路上的第6团，想用各种办法前进，但每次都遭到集中射击，伤亡很大。崔贤不得不把作为预备队的第17团投入右翼第一线，但仍未打开局面。

这样，就与成功地奇袭开城出现了完全相反的结果。其原因是，金钟五禁止官兵们休假外出，齐装满员地进行了配置。春川正面是便于侦察员和密探潜入的山岳地带，第6师也可能得到了确实的情报，不过金钟五自称，他已预感到了可能到来的进攻。不管怎样，韩军预先的防御准备措施使第二师团的进攻丧失了突然性，失利也就不可避免了。

第2师团在25日连续进攻了一天，但由于韩国第6师傍晚也已将位于春川以南50公里原州的预备队第19团调来增援，所以，人民军的进攻未取得进展。

军团长金光侠对第2师团受挫既感到意外又万分焦急，急忙调回负责切断韩6师退路的人民军第7师团，命令他们与第2师团协同进攻春川。27日，第2军团协调两个师团的进攻，实施总攻击，但由于山峦险峻，不能发挥坦克和炮兵的威力，损失很大，据韩国方面声称，第2师团的伤亡最后已达40％以上，失去了进攻能力。炮兵的损失也很大，该师共有7门野战炮、16门76毫米自行火炮、2门45毫米反坦克炮及数门迫击炮遭到了破坏。其原因是：受地形的制约炮兵阵地有限；熟悉地形的韩国军队对可能作为炮兵阵地的地方都预先计划好了火力、测定了射击参数；人民军为了摧毁韩军工事，硬把自行火炮等推进到前线，令其进行抵近射击。

由于东海岸的韩国第8师败退，27日傍晚汉城的防御崩溃，形成了只有春川孤立于敌中的局面。因此，第6师于27日晚奉陆军部的命令，当夜井然有序地后退，进入洪川南侧的阻击阵地，掩护从江陵向原州退却的第8师。此次战斗之后，第6师得到了“春川的磐石”的绰号，被誉为“显赫的6师”。相对于志得意满的金钟五，崔贤却是倍感羞辱：在兄弟部队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唯有自己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惨败，不但牺牲了诸多忠勇的将士，还拖了全军的后腿。虽然作为金日成最信任的将军，他没有受到处分，但老首长无声的责备更深深地烧灼着这位猛将的心。

四、苦战

第2师团在春川之战结束后奉命由春川西进，经加平——京安里（汉城东南30公里），向龙仁（水原东北8公里）前进，以掩护人民军第1军团主力的侧翼。崔贤迅速击败两水里的韩2师残部，于7月3日推进到龙仁以北，在分割敌人战线的同时，威胁了敌人后方的左翼。然后沿着汉城—利川—镇川—清州公路继续进攻。

在镇川—清州一带组织防御的是韩国第1军团（包括首都师、第1、第2师、警官队），军团长金弘壹(1898-1980，平安北道龙川郡人，号逸曙，别名崔世平，中文名字王雄、王逸曙、王复高，平安北道龙川郡人。1916年，他毕业于定州五山学校以后，在黄海道信川郡的儆新学校任教。他受五山校友会事件的牵连被捕，被严刑拷打之后获释，亡命到上海。1920年，他毕业于云南讲武学堂之后，加入韩国独立军。1921年，担任独立军义勇军团队长，1923年担任朝鲜义勇军副司令官。1926年，他加入中国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1943年，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1945年5月，被授予中将军衔。在此期间，他为了支援朝鲜独立党人李奉昌、尹奉吉等人对日酋的暗杀活动，隐密地制造炸弹，除此之外，还亲自主导爆破日军“出云号”巡洋舰与爆破武器仓库的计划。1945年6月，他任韩国光复总司令部参谋，1948年6月回国后，历任陆军士官学校校长、第1军团长、第2军团长和陆军综合学校校长，1951年退伍。其后，他历任驻台大使、对北外交团长及外交部长。1965年，他极力反对韩日协定，便投身於政界，当选为第七届国会议员，并历任亲民党党首及光复会会长)

少将，是一位参加过中国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的老将，作战经验丰富。崔贤由于急于复仇，挥师猛进，结果吃了苦头。首先在7月9日，金弘壹指挥首都师和警官队在镇川伏击北朝鲜第2师，缴获了4门火炮、27台车辆。以此为开端，展开了镇川攻防战，直到11日尚未结束战斗。但是，由于京釜公路上的美军接连不断地后退，到11日，人民军的一部开始威胁到首都师的左侧后。首都师终于放弃镇川，于11日傍晚撤退到清州。经过连日来的苦战和行军，进入镇川的第2师团已极度疲劳，在崔贤的督促鼓励下，又继续向清州前进。当第2师团企图进入清州时，突然遭到韩国第1军团的全部11门火炮的急速射击，受到不小伤亡，不得不停止进攻。但是，由于12日美军放弃了乌致院，所以左翼受到人民军第3师团一部攻击的韩国第1军团，不得不在这一天放弃了清州。连续的山地拉锯战使双方都消耗过甚，韩国首都师只剩一个团，第1师和第2师加起来也只有5000人；而崔贤的师团也因为推进迟缓，未能按计划参加围歼美24师的大田战役。

7月23日下午，绰号叫“狼犬”部队的美25师第27团到达黄涧，接替韩国第2师担任报恩——黄涧公路的迟滞任务，他们的对手就是崔贤的第2师团。21日，崔贤在清州得到8辆坦克的配属，击败韩国第2师占领了报恩，接着向黄涧急进，力图切断在永同防御的美第1骑兵师的后路。崔贤显然不会想到美军依仗着强大的机动能力，已经沿着自安东至黄涧的约180公里的山路行军一昼夜，及时地赶到了黄涧，他将面对的是一场苦战。

虽然同样是美式装备，但美军的火力比韩国军队要强大得多，“狼犬”部队除了12门105毫米榴弹炮和9辆坦克外，还可以随时召唤空军的支援。27团团长约翰·米卡埃里斯中校研究过人民军的战术，为了防备人民军的迂回，采取了大纵深防御，把第2营放在第1营的后方；而且白天利用火力优势坚决抵抗，到了晚上则退到预备阵地。这些措施有效地防止了由人民军的包抄战术而形成的突破，崔贤不得不和美国人正面硬撼。24日，第2师团占领了第1营的阵地；25日，又占领了第2营的阵地，但当天美军又得到了第35团第1营的增援，双方再次形成相持局面。

27日晨，崔贤把主攻指向美军的左翼，双方争夺十分激烈，有的阵地三次易手。28日晨，美军阵地被突破，团的左翼崩溃已迫在眉睫，米凯里斯团长认为，这就是迟滞行动中抵抗的极限，于29日拂晓放弃了黄涧，带着损失了232人的团集结到倭馆担任第8集团军的预备队。早就想撤退的美第1骑兵师见后路将断，也赶紧继第27团之后，撤到了金泉，结果遭到了沃克将军的一顿痛斥。

虽然成功占领了黄涧，迫使美第1骑兵师撤退，但第2师团也由于历经苦战，消耗太大，在进入金泉后就开始进行休整补充，没有参加8月前线人民军对联军洛东江防线的第一次攻势。在南下的作战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由于崔贤师团完全采用直接的正面攻击路线，无论从物理方面还是心理方面来说，不仅不会破坏敌人的抵抗力，反而会提高敌人的抵抗力。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说过：“实现这种正面的进攻，情况最好，也只不过是弄得敌人非常紧张，而难以使其产生震恐现象。”但这种进攻不是崔贤这样的一线将领可以决定的，实际上，整个前线人民军的进攻战略就是让主力在正面猛攻，仅有第6师团担任迂回的任务，当第6师团失败后，人民军的突击就已经成为单一方向的正面平推了。

经过在韩国就地招兵补充后，第2师团恢复到约6000人左右，奉命在第二次进攻中，担任南线助攻，配合新调来的第9师团，经昌宁和灵山推进到密阳，切断大邱一釜山公路。一开始南线人民军进展顺利，给予洛东江突出部的美2师以沉重打击，并将其切为两半，凯泽师长被迫将被分割成两半的师分别交给布莱德雷副师长和海内斯炮兵司令部指挥，以阻止人民军扩大突破口。第2师团在玄风南侧前进到距离第38团团部仅50米的地方，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手榴弹战。但在玄风西侧的人民军第10师团却迟迟按兵不动，而美国人又将战斗力最强的海军陆战旅投入灵山方面的反击，重创了主攻的第9师团，崔贤的第2师团只得独立承担起进攻的任务。9月8日，第2师团在昌宁正面进行了最后的进攻，战斗从天明前开始，持续到中午，但在空军的支援下，兵力已减少到38％的美第23团还是守住了环形阵地。

9月16日9时，得知仁川登陆成功的美第8集团军发起全线反击。进攻崔贤师团的美2师遭到了顽强的抵抗，因为下雨，不能进行航空火力支援，炮兵也无法实施有效的射击，进攻未取得进展。下午，雨过天晴，既有了航空火力支援，坦克也能发扬火力了。于是，在步兵、炮兵、坦克、飞机的协同下，先后占领了本绍里、城山里渡口、九龙山（海拔208米）制高点。实际上第2师团已经在9月初的进攻中耗尽了力量，各步兵团的残存兵力，都只有700人，无力再阻止美军的进攻，于是崔贤只得命令放弃辎重，后退到洛东江西岸。美2师在追击中缴获了19门火炮、18门反坦克炮、13门迫击炮和125吨以上的弹药。

不过，第2师团仍然占领着洛东江东岸控制昌宁—釜谷里渡河点公路的寺谷山，使得美2师主力无法渡河，第9团直到19日傍晚才彻底控制了寺谷山。20日拂晓，美军主力开始渡河，到中午夺取了瞰制渡河点的制高点227高地。但次日拂晓，人民军一个连又夺回了这个阵地，直到中午才又再次被美军控制。其他阵地的战斗也大抵如此，人民军的抵抗仍然顽强，美军的成功，完全是由于空军用凝固汽油弹攻击和轰炸的结果。

虽然在21日得到了仁川登陆的噩耗，第2师团仍然坚持在阵地上，而且还在22日拂晓发动了先发制人的反击，消耗了美军的大量兵力。23日，第1军团金雄军团长命令撤退，让第2师团担任军团的后卫。崔贤指挥约2500名残部沿着陕川—居昌的黄江河谷公路节节阻击、破坏路面，迫使美军只能徒步追击。而且还发挥自己擅长山地作战的特长，不时利用美军的麻痹进行突袭。例如在27日拂晓，美第23团第3营在安义的街上刚完成出发准备，就受到四周山上火炮和迫击炮的集中射击，其中命中指挥所的1发炮弹造成了营长以下25人伤亡。第23团苦战到黄昏，人民军才退走。

由于沿京釜公路突进的美第1军，27日晨已与仁川登陆的部队会合，而且沿晋州——安义、居昌地域后退中的人民军第1军团退路已被切断，金雄军团长下达了分散突围的命令。崔贤这时候已经积劳成疾，不过这位着如钢意志的将军还是坚持着率部沿着太白山的小路北撤。经过了万水千山的跋涉，经过了无数的战斗和死亡，当他再一次越过三八线时，身后只剩下不足200人了。

五、燎原之火

由于联军的迅速推进，南下人民军残存的主力约3万余人集结于铁原—金化—平康的“铁三角”地区，构成了第二战线，转入游击活动。1950年10月，第2军团长武亭调职后，崔贤接任军团长；不久，指挥第二战线（主要是第2军团）的金策将军又调回内阁工作，于是崔贤被提升为中将，指挥第2、第6、第10、第31四个师团、人数约2万人的部队袭扰联军的背后，准备配合中国志愿军即将发动的攻势。

虽然在正面战场上吃了败仗，但进行游击战可是崔贤的拿手好戏。他没有局限于仅仅在朝鲜境内袭击敌人，而是组建了若干精干的游击小分队重新南下，潜入小白、太白山脉开始活动。并设法与在智异山和大德山等地活动的游击队和人民军残部联系起来，在韩国全境分散袭扰，破坏交通、通信，攻击军政目标。为此，釜山—清道—大邱，釜山—蔚山—庆州—大邱的补给干线不断受到伏击和袭击。孤立的部队及联络车、补给纵队等频繁地遭到伏击。切断电话线，袭击警察署等活动不断发生。

三八线以南，在汉城釜山沿线，担任警备的美25师为搜剿人民军残部和镇压游击队尽了最大努力，但是第8集团军赖以生存的补给列车仍然常常遭到炮击；忠清北道的首府清州也遭到袭击、道厅被烧毁。智异山的游击队尽管遭到韩军第11师和国家警察的不断“讨伐”，势力却逐渐壮大起来，据韩国当局推算，到11月底其兵力已约有2万。太白山脉中的游击队不断地袭击安东、荣州、丹阳岭、宁越煤矿以及原州附近，在11月上旬还一度占领了江原道厅所在地的春川。

铁三角地区，联合国军极力要恢复汉城——元山线（京元线），可这条线路要通过游击队实力最强的铁原—平康，所以破坏恢复的工作自然也就成了游击队的活动日程。特别是在平康附近，几乎天天不断有袭击、布设地雷和伏击。因此，韩国国防部将誉为精锐的第17团全部派驻平康实施讨伐，但是仍然不能取得进展，所以曾一度不得不投入美第25师的一部，而防止袭击者自身也沦为被袭击的目标。11月6日，巡逻的第25师第27团的侦察排和L连在市边里—金川的中间遭到袭击，增援的炮兵C连也被伏击了。3天后发现了被埋葬的15个人的尸体。在同一天，伊川再次被约1000人的游击队占领。因而第二天（7日）市边里的美第27团和平康的韩军第17团实施夹击将其夺回，但是驻扎的韩国部队已经全部被歼。11月9日，游击队袭击并占领了铁原，韩国警备队（约800人）被赶出城市，翌日（10日），约500名游击队员占领了涟川。京（汉城）元（山）线就被完全切断了。美第24师派部队前往夺回，而侦察排和A连组成的先遣队受到伏击被歼灭，到11日才好容易夺回涟川。平康的韩军第17团在11日凌晨陷入了重围。驻扎在伊川的该团第3

营紧急前往解围，但是，14日平康的街道和机场又被占领了。与此相类似的战斗不胜枚举。结果美第25师主力11月中旬被死死地钉在这个地区。

三八线以北的元山—咸兴地区，仅在11月，美10军的地域内就发生袭击109起。作为军主要补给基地的库底（元山以南40公里处），刚在10月26日到达的美第1陆战团第1营，在27日夜里，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伤亡最大的排战死15人，其中7人是在睡袋中被刺死的。这次袭击持续到28日白天，陆战团以第2营等部增援，并紧急派出2艘驱逐舰将敌人击退。但库底已成为废墟，在这一夜的战斗中陆战团受到的损失，据说战死27人，负伤37人，失踪3人。11月2日，在元山近郊补给纵队受到伏击，战死9人，负伤15人。6日黄昏，在高原南侧有3辆吉普车和12辆卡车的补给纵队被全歼，同一时刻在高原北侧巡逻的宪兵和维护线路的通信队受到伏击。午夜，停在高原站加水的补给列车遭袭击，押车的陆战队员战死6人，负伤8人。美第3师刚在朝鲜登陆，其下属的第65团第3营、第4通信营、第96炮兵营就同时被袭，死伤120多人，7门榴弹炮被破坏。8日，在后来命名为“伏击山口”的马息岭山口，对美第1陆战团第3营实施补给的车队遭到游击队伏击，担任掩护的E连战死8人、负伤31人，补给品也被夺走……

从以上这些枯燥的数字记载中，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游击队在10月底至11月中采取了极为积极的进攻姿态，这正好与中国志愿军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战役成呼应之势。为了从实际出发组织游击战，就必须考虑使游击队的作战和正规军的作战结合起来，并通过一个总的计划使二者相互协调起来。崔贤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就是干扰三八线以北联军的作战；牵制三八线以南的联军北上；将各个游击区的警备兵力“钉”在当地；从而形成和正规军——中国志愿军互相协调、互相配合的局面。

如果说在第一次战役期间，崔贤所部主要是“从外部和边缘去蚕食敌人的军队”（克劳塞维茨《战争论》）；那么在第二次战役期间，崔贤所部最大的功绩就是在志愿军的攻势发起前，彻底切断了美第8集团军和美10军的陆上交通线，使其东西不能呼应，保证志愿军能够对其各个击破。

在第8集团军和第10军之间，横卧着一条宽150公里的太白山脉，在此山中，游击队的活动非常频繁，使得两军的警备地区之间有按道路距离50—90公里的间隙。尽管联军11月上旬好几次试图用车辆进行东西之间的联络，结果一次也没有成功。第8集团军从阳德与孟山，第10军从永兴与高原派出了营规模的巡逻队，都因遭到游击队的抵抗和道路被破坏而未完成任务。从此山中通过的汽车路一条不剩地都被破坏了，山腹路被彻底削掉并埋设了地雷。谷底路差不多都挖了深5米长12米的壕沟。

第二次战役的反攻开始后，崔贤指挥所部发动配合性的反击，遂安地区的第二战线人民军部队，切断了从平壤退向新溪方面的敌军的退路，袭击敌军行军队伍；在新溪、市边里地区作战的第二战线人民军部队，粉碎企图掩护敌军主力退却的英军第29旅和韩军第5师的顽抗，挺进到金川、开城地区。在平康、铁原地区作战的第二战线人民军部队，挺进到市边里东南地区，对沿遂安—涟川公路退却的敌军展开猛烈的袭击；在铁原、金化地区作战的另一支部队，对企图掩护敌军退却的韩军第3军团所属部队也给予了沉重的打击。

第8集团军在遭到沉重打击后，仓皇后撤，企图依靠强大的机动能力摆脱中国军队的围攻，而其空军更是进行了狂轰滥炸，企图阻击中国军队。谁知，中国志愿军在中部山岳地带的追击异常迅速，使联军大为震惊。当联军想在平壤南侧丘陵地带调整态势的那个时候，志愿军的先头部队已经迫近伊川、平康，在总体上形成了把第8集团军包围在平壤南侧的态势。就是说，掌握制空权并乘车沿主要道路后退的联军，不如未掌握制空权而沿山路徒步追击的中国军队的两条腿快，从而创造了战史上罕见的记录。实际上，这除了志愿军过硬的山地行军素质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崔贤指挥的第2军团的大力帮助。

这支游击队，在第一次战役中，吸引了联军1/3的兵力；在第二战役中，袭击韩国第2军团的背后，直接配合了这次攻势；转入追击后，又发挥了南下的中国军队的先导的作用。即：整修道路，先取要点，提供情报，补给部分食品、弹药，安排休息宿营地并进行警戒，充当了中国军队南下的先导。因此据说，中国军队只是注意上空的美国空军而甩手行军，走就是了。可以看出，中国军队之所以能够在15天里，追击250公里，首先就是这支游击队活动的结果。也可以说游击队，在纵深突击之际发挥了预先降下来的空降部队的作用。对此，朝鲜公开史料称：“特别是第二战线人民军部队配合前线的反攻英勇作战，使从清川江和长津湖畔往南逃跑的敌人不能停在中间地区转入防御，对我军一举解放共和国北半部起了巨大的作用”。

这支游击队的前身，就是在半年前的6月25日南下的朝鲜人民军主力。在此期间，经过了若干次艰苦奋战和凄惨的溃败，但仍然在联军的正中间站稳脚跟，从事着极端困难的游击活动。他们强健的体力，顽强的斗志，严密的组织能力，现地补给能力和随机应变的能力，足以获得最高的赞美和荣誉。在抗日战争中和日本侵略军血战多年的原抗联军官是这支部队不垮的钢铁脊梁。作为指挥官的崔贤，是这个英雄集体中最杰出的代表。

六、步行空降军（上）

在第二次战役中遭到重大损失的联军，被迫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他们用10多天的时间，补修了三八线上的防御工事，并预定在三八线到北纬37度线之间构筑几道防线，部署13个师又3个旅约20万人的兵力。准备抗击中朝军队新的进攻。在这种情况下，负责东线进攻的人民军总结了以前作战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根据第2军团在敌后发挥的巨大作用，决定发挥自己擅长游击战的特点，插进敌军的纵深，从其背后打击敌人。崔贤的第2军团，当仁不让地承担了这次进攻的主角。

具体的进攻设想是，预先将以两个师为基干的第2军团渗透到沿大白山脉一线，先占领沿春川—原州—大邱的中央公路上的各个要点，以保障1月1日发起攻势的主力部队能顺利地突进。也可以说，就是代替突破时机入的空降部队，令担任同样任务的军队事先潜入了敌区，因此起名为“步行空降”。这次作战，一旦渗透进去，就必须在同主力部队会合之前，在得不到一颗子弹和一粒米补给的情况下，独立地展开作战，是一次冒险的作战。因此，美国公开史料评述这一渗透行动为“军事上的惊险技术”。可以说，这的确是一次大胆的作战。

朝鲜公开史料如此记载：“受领这项任务的朝鲜人民军部队（第10师团），于12月22日在杨口西南方展开了突破敌军防线的激烈战斗。敌人凭借昭阳江岸的有利阵地加强了防御。特别是在楸谷里东南方5公里的602.5高地上构筑了坚固的火力点，封锁了我军通向南方的道路，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是，英勇的人民军官兵发扬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集体英雄主义精神，坚决打击和消灭了敌人。共和国英雄金昌杰同志在602.5高地战斗中，用自己的身躯堵住了敌人的枪眼，保障了我军的胜利进攻，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人民军在占领602.5高地后继续南进，突破了东线敌军的防线。”

在突破昭阳江岸韩国军队阵地后，人民军背着能够背的补给品，分散进入山区。他们行军仅限在夜间进行，道路只能选山间小路。据说，有时失去了方向在云雾中徘徊，有时陷进了雪坑不能行动，有时一个接一个地从崖路上滚落下来，其艰难辛苦的景况是难以形容的。而且，为了避免联合国空军飞机的发现，不能点火；为了躲开谍报人员的眼睛，严禁利用村庄，所以经常因感冒和腹泻患者的不断发生而感到苦恼，卫生医药材料又不足。但是，他们的劳苦收到了效果，有效地隐蔽了企图。12月22日的突破，好象也没有引起联军的任何注意，他们大概把这仅仅当做一次普通的火力侦察或者是小部队渗透，而没有想到这是一次战略性进攻的前奏。12月下旬，崔贤率领第2军团的主力（第2、第3、第9、第27、第31师团）完成了在平昌—宁越地区的渗透，各以一部向丹阳和安东附近南下，等待发动进攻的时机。

1月1日夜间，中朝军队发起了第三次战役（新年攻势），在以春川—原州道路为中心的中线防守的韩国军队遭到人民军第5军团和第2军团一部的打击，防线以惊人的速度被突破了。韩国第2军团和第3军团企图恢复战线，但退路已被切断，增援部队遭到了伏击，补给线多处被切断。这就是“步行空降部队”的杰作，是人民军第2军团为了同主力的攻势相呼应而采取的行动。这样，中部防线被突破，人民军蜂拥而入，分别向洪川、横城、原州方向前进，有将第8集团军分割为东西两个部分之势。

第8集团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采取应急措施，于1月2日命令第10军（军长阿尔蒙德少将，主力是美第2师和第7师）加入战斗，北上原州正面，并指挥韩国第2师、第5师和第8师，确保杨平—洪川一线的阵地。同时解散了已经被人民军打得七零八落的韩国第2军团，其所属各师归美第10军军长指挥。

人民军第五军团（下辖第6、第7、第12、第32、第43师团）在方虎山中将的指挥下，于1月6日占领横城，并在原州以北打垮了韩国第2师，包围了韩国第5师和第8师。在汉城附近刚接收了法国营和荷兰营，进行了重新编成，并且由罗巴特·B·马库莱阿少将刚接任师长的美第2师奉命赶来援救，将各师解救出来，然后退守原州，韩军则收拾残部，在原州以南的堤川一线设防，与丹阳的美7师连成一线。但这天夜里，崔贤指挥第9和第31师团从东西两个方向开始对原州进行攻击，力图占领这一汇合了五条主要公路和汉釜铁路的交通枢纽，从而迂回西线联军的侧后。同时派遣第2师团对丹阳进行牵制性攻击，使美7师无法来援。虽然批亢捣虚的策略很正确，可实际上人民军缺乏这个实力。进攻原州的人民军两个师团不足万人，面对数倍于己、且在火力方面占绝对优势的美、韩军队，这次进攻未免太冒失了。

由于美国第5航空队的威胁，崔贤把进攻都放到晚上进行。夜里的气温达零下12度，在暴风雪的秃山上眼睛睁不开，被风刮到一起的雪堆有没膝深。人民军步骑兵（美国资料声称人民军在原州之战中有相当数量的骑兵参战）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利用风雪的掩护进行突击。联军虽然难以看清目标，不过依仗充裕的补给，用猛烈的炮火进行不断的弹幕射击，以阻挡人民军的攻势。仅第37野战炮兵营，在一个晚上就发射了炮弹1—1.8万发（即每门炮发射555发到1000发）。尽管有如此炽热的火墙来保卫原州，但是人民军还是在1月7日夜里突破了原州环形防御阵地。美第2师和人民军继续进行巷战，到1月8日不得不退出原州，在城市南面的高地一带构成新的阵地线。1月15日，第2师再次后退到了原州以南16公里的新阵地线。由于美第2师的阻击，韩国第3军团（第3、第7、第9师）取得了充裕的时间来恢复将要崩溃的态势，同时完全守住了中线。而人民军由于缺乏补给，战斗力本来也接近极限，遂见好就收，结束了第三次战役的东线作战。

另外，在堤川、安东和义城附近出现了“几千到几万人”的游击队，并且多次袭击了永川—义城—安东—荣州—原州的补给线。通行的车辆，无一例外地都遭到了伏击；以坦克和步兵掩护的补给纵队也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此外，韩国第3军团和美第10军右翼的后方，不断地受到袭击，部队必须采取环形防御形式。实际上这又是“步行空降部队”在行动，为了恢复补给线，李奇微将军不得不起用作为集团军唯一的预备队、在马山地区紧急重新编成的第１陆战师，进行反游击战，掩护主要补给线。海军陆战师专门担任讨伐游击队的任务，这还是第一次，所以其采取的战术同过去对敌人正规部队的攻击完全一样。使每个团担任一个地区的“讨伐”任务，但讨伐队在大多数场合下都遭到伏击，要展开攻击，游击队就逃走了。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发牢骚说：“驱赶苍蝇，这本来就不应该是海军陆战队的任务！”虽然陆战队尽了最大努力，但怎么也不能把不断袭击补给线的游击队消灭。

七、步行空降军（下）

１９５１年１月下旬，美１０军在中线和东线开始了试探性的反攻。美２师第２３团的装甲先遣队先后攻占了被人民军主动放弃的原州、横城，并得到了人民军“在洪川周围，集结有大部队”的情报。于是，２月３日，第８集团军命令美第１０军和韩国第３军团“于２月５日开始进攻，进至洪川北侧一线”。这次作战命名为围捕作战，由这个名称可以看出，作战的目的是为了捕捉并歼灭东线的人民军主力。

在前段时间遭到中国军队运动战沉重打击的美国人这次学乖了，行动谨慎了许多，美１０军军长派遣进攻的部队除了一直打先锋的美２师装甲先遣队外，只有两个虚弱的韩国师：第５和第８师。而战斗力较强的美２师主力、美７师都跟在韩国人后面小心翼翼地前进。

实际上，正如军长阿尔蒙德少将所担心的那样，在发现东线联军的大规模反攻后，志愿军的大批部队于２月５、６日从西线迅速开来，准备在引诱联军深入后，再正面突破、两翼迂回，将其一举围歼。为了赢得时间保证志愿军能够按时到达，人民军东线部队从７日晨开始，进行了非常积极而猛烈的抵抗，迫使韩５师的右翼和韩３军团的左翼，这一天一步也未能前进。因此，战线的右翼逐渐后退，而韩８师则自然地形成了突出部。美１０军再次投入韩３师增援，但战况依然没有一点进展。尽管如此，阿尔蒙德仍然不愿意投入美军主力来打开局面，长津湖的苦难仍然让他心有余悸。

２月１１日１７时，中朝军队的反击开始了，３个中国军的重拳落在了隶属美１０军指挥的３个韩国师的头上，韩国军队被打得支离破碎，迅速地逃到原州以南。而人民军的攻击对象则是联军右翼的韩３军团。崔贤指挥第二军团，从背后发起进攻，与正面的第三军团夹击韩３军团，使其左翼师溃败，被迫后撤４０多公里，人民军乘势收复了平昌。

虽然横城反击战重创了东线韩军，但是美军没有受到多大打击，而攻坚能力薄弱的志愿军反倒在砥平里围攻战中受到很大损失，所以这次反击没有能遏止联军继续向三八线挺进的欲望。唯一让李奇微将军烦恼的是：在新的在攻势中必须起用美第１陆战师。因为韩３军团受到了很大的损失，美１０军的各部队也已战斗得疲惫不堪，所以需要该师担任这一正面攻势的主体。而公认为最精锐的海军陆战师却被“步行空降军”给牵制住了。

在雪山里生存和战斗是极端困难的，为了瞒过敌空军的严密监视、为了筹措粮食，必须化整为零，在非常广阔的地域里进行活动。第二军团分成８０多支游击队，除了在第三次战役和横城反击战期间曾集结兵力进行战斗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分散活动，诸如破坏铁路和公路、袭击通行车辆和部队、切断通信联络线、袭击后方设施等。美国公开史料里说：“通过小白山脉的纵队，没有不遭到游击队射击的。”总的说来，由于远离后方，爆破器材和通信器材都很缺乏，游击活动没有象在朝鲜北部那样骄人的战绩，但是，它所造成的心理影响即吸引联合国军的兵力，间接支援第一线战斗的效果，却是不能忽略的。简单说来，吸引最精锐的海军陆战师（包括韩国第１陆战团和第５陆战独立营），牵制了它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其最大的效果，而韩２师、韩９师也被用于对“步行空降军”的作战。此外联合国军还将下述的兵力用来担任后方警戒：

即１月中旬将第５骑兵团战斗群配置在忠州东南侧，担任忠州——闻庆山口附近的警戒；１月１８日登陆的泰国营匆匆忙忙地配置在尚州——安东地区；１月３１日到达的比利时营配置在大邱至金泉间的地区；１月初到达的加拿大第２５旅装备完毕也急不可待地从１月１６日开始用来担任大邱至釜山间的警戒。而且还有韩国的１１个警察营警卫着丹阳、闻庆山口、主要桥梁、隧道、主要城市和无线电通信中继站，并担任了通行车辆与列车的乘警和周围地区的治安。总计，吸引着包括韩国警察在内大约相当于３个师的联军兵力。

海军陆战队为了消灭游击队，想出了利用直升飞机进行火力包围的办法，即后来在越南战争中应用的战术：首先进行轰炸，接着集中炮兵和迫击炮火力打击村庄。于是游击队呆不下去了，就从特意留出的炮击的空隙里四处逃散，所以要对其进行伏击，或者以机动的预备队和直升机进行捕捉。在此期间，直升机不断地从上空进行监视，及时地广播逃散的游击队的位置和方向，以帮助地面军队进行追击。

这种战术是十分残酷的，“战场上所有的村庄都因此而被烧毁，无辜的群众遭到了牺牲，这一事实是不能否认的”。由于在寒冷的雪山里，游击队离开村庄就难以生存。因此，为了达到消灭游击队的目的，美国人罔顾韩国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它的空军发现有情况的村庄和可疑的村庄就以凝固汽油弹烧掉，发现逃散的游击队就反复地进行扫射和轰炸。据说，在太白山里没有剩下一个完整的村庄。

虽然情况越来越困难、“讨伐”越来越残酷，第二军团的人民军将士仍然坚持战斗，韩２师就在反游击战的行动中受到了“重大的损失”，第３１团团长朴鲁珪上校也被打死。

到３月初，情况发生了变化，联军已经接近汉江，中朝军队逐步北撤。崔贤考虑到部队继续在江原道呆下去已无战略上的意义，而且缺乏医药和粮食也使部队非战斗减员严重，遂向最高统帅部要求：要么撤回三八线，要么南下，到粮食和人口比较多的智异山区，与南方游击队会合。中朝联合司令部认为先有人民军中缺乏有经验的老兵，在目前战略撤退的背景下，如果让久经沙场的第二师团继续呆在敌人后方，无疑是个浪费，对下一战役的进攻也没有多大好处。更何况，崔贤能否坚持到下一次进攻还是个未知数。于是，在得到命令后，第二军团除在五台山一带留下部分力量坚持游击斗争外，主力于３月１５日到３月１７日突破了韩７师在三八线下珍富里一带的阵地，再次消失在朝鲜北部的茫茫群山之中。

八、血与火交织着的雨季

第二师团在残酷的游击战中损失很大，因此，不得不进行休整，没有来得及参加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的进攻。只是在５月１６日的第二阶段进攻中，派出一部分兵力，配合第五军团，对江陵地区的韩１军团的首都师、１１师进行了猛烈的进攻。不过虽然将韩军逐退了近６０公里，却始终未能破坏面前敌军的完整防线，没有取得太大进展。２３日，奉命北撤。２７日，崔贤把军团主力在三八线南北地区靠近东海岸的亥安盆地（位于江原道杨口郡亥安面县里一带的陷落地形，四面环山）展开，组织防御。美第１０军由西向东并列韩７师、美第１陆战师和同美第２师换班的韩第５师，在第二军团的面前挺进，人民军则在每座险峻的山顶上都构筑了阵地，以机枪、迫击炮和新补充来的榴弹炮进行了猛烈的抵抗。亥安盆地是人民军在东海岸上的前线基地。人民军在第五次战役发动进攻时就是以此为补给基地进行出击的，所以崔贤守住这里的决心非常坚定。到６月１５日为止，虽然美军攻占了一些山头，但第二军团在险要的山岳地带构筑的一连串的阵地让人感到进攻似乎永无休止，即使把第１陆战师调上来也无法完全占领盆地，美国人不得不把这个讨厌的“板球场”暂时放一放。而第二军团则利用这难得的战争间隙进行了整编，整编后的第二军团还是只有２００００人左右，不过师团数量削减到三个：第２、第１３、第２７；另包括一个预备的第２４旅团。部队结构更加坚强。

７月２１日，鉴于开城的停战谈判已经陷入僵局，第８集团军向韩１军团和美第１０军下达了攻下“亥安盆地”附近的命令，从而消灭人民军的进攻据点；使呈犬牙交错之状的战线得到调整；夺取俯视美第１０军的右翼和韩１军团左翼的制高点；当然也含有继续对中朝军队加以压迫以图谈判得已进展这样的意图，这是不言而喻的。从６日中旬攻击中止以来美国人就一直在为这次攻击积极地进行准备，修筑道路，运送大口径火炮和补给品，忙得不亦乐乎。７月２６日，美第２师（克拉克·Ｌ·拉夫纳少将）第３８团和荷兰进攻“亥安盆地”的西墙，在３０日夺取了由人民军第２７师团一个团防守的大愚山（１１７９米），正当这个时候遭遇了３０年来未见的大雨，不得不将其后的攻击延期。

８月中旬，意外的连绵淫雨好容易停了下来，韩１军团由新任副军团长张昌国准将指挥，于８月１８日拂晓，以首都师的第２６团向亥安盆地东北方的９２４—７５１高地，以第１１师第９团向８８４—５９１高地开始了攻击。与此同时隶属美第１０军指挥下的韩８师对连接其左翼的从１０３１高地至昭阳江东岸的高地群也发起了攻击。这些高地中，以１０３１高地和９２４高地最为重要，它们分别居高临下地控制接近昭阳河谷和南江的通路与韩军的阵地，如同眼中钉、肉中刺，让韩军坐卧不安。

进攻最初是顺利的，第２６团第２营于１６时左右夺取了９２４高地的山顶。但在入夜之后，下起了倾盆大暴雨。人民军乘此在雨声的掩护下悄悄接近，把９２４高地上的第２营赶了下去。２０日８时，由第１营再次发起对９２４高地的攻击，并于１８时３０分再次夺取了该高地。

２１日开始，首都师陷入了苦战，人民军第１３师第２１团死守９６５高地。由于韩军的火力占绝对优势，人民军奉命白天暂时撤出阵地，乘夜晚以奇袭将阵地夺回。到２３日早晨因缺乏弹药，人民军开始用石头进行抵抗，直至傍晚因韩军骑兵团到来增援，这场长达三天的拉锯战才宣告结束。但在其后扩大战果方面，首都师虽然拼命地反复进行攻击，但因弹药不足和人民军顽强抵抗而一直没有进展。因此，对上述几个高地的丢失，朝鲜方面并不十分在意：“敌人在几天的攻击中，付出了莫大的代价后，才占领了几个高地，但没能突破我军防线。这样，敌人在加田里一带的进攻也被挫败了”。

在北面的８８４高地战斗中，战况大抵类似。由于该高地离海岸只有１６公里，韩１１师第９团在美第７舰队４０６毫米和２０３毫米舰炮以及舰载海盗攻击机的支援下，于１８日１２时就轻松地拿下了目标高地，比首都师对９２４高地的占领提前了半天时间。这让联军高层兴奋不已，仿佛胜利就在眼前。第８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上将和韩军参谋总长李钟赞中将及正在开城参加停战谈判的白善烨军团长都立即分别发电报祝贺这个“战功”。

他们高兴得太早了，就在当天晚上，人民军乘着入夜之后的大雨进行反击，迅速夺回了８８４高地。

以后双方的行动近乎千篇一律。白天，韩军在炮击和轰炸之后占领空无一人的高地；晚上，人民军借着暴雨或浓雾的掩护把韩军赶下山去。从８月１８日到２５日，高地最后仍然掌握在人民军手里。韩军付出了上千人的伤亡，却一无所获。

在开城无所事事的白善烨（注1）被范弗里特一纸电令召回了位于杆城的军团司令部。白善烨认为部队的１０５榴弹炮“火力不足”，向美１０军借了一个１５５榴弹炮连（４门）；接着把１１师的第２０团调了上来，接替已经半死不活的第９团，于８月２７日恢复了进攻。

这次进攻比白善烨想象的还要顺利，由于雨季的影响，后方补给线基本被切断，崔贤不得不选择放弃部分弹尽粮绝的前沿阵地。到２９日傍晚为止，韩军完全占领了８８４—５９１高地。最南面的韩８师也夺取了１０３１高地。但进攻亥安盆地东部的战斗还未完全结束。美第１陆战师（含韩国第１海军陆战团）与韩８师进行换班，从８月３１日晨到９月１０日傍晚，美军击退人民军一个团，夺取了芦田坪以东的１０２６—９２４—６０５高地一线大约４公里的地段。

但人民军仍然发挥自己擅长夜战的优势，昼失夜返，着眼于大量杀伤守敌，并把目标主要锁定在韩军身上。仅在９月１２日的松鱼月南无名高地反击战中，就消灭韩８师一个营大部。１３日的战况尤其激烈，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人民军在每一处阵地上平均要击退６—８次进攻，最多的击退了１８次进攻。在第二军团的顽强抵抗下，联军再也未能取得任何大的进展。

注1：白善烨 Paik Sun

Yap1920年11月23日出生于平安南道江西郡（今属朝鲜）。1939年平壤师范学校毕业。1941年伪满洲国奉天军官学校毕业。同年任伪满陆军少尉，积功升任特设部队上尉中队长。日本投降后返回平壤。1945年底加入韩国国防警备队。1946年驻朝美军军政厅军事英语学校毕业。1947年任第三旅参谋长。1948年任国防警备队总司令部情报局局长。1949年任第五师师长。1950年任第一师师长，晋升准将。1951年晋升少将，同年任第一军团长、停战谈判委员会韩国代表，并晋升中将。1952年任第二军团长，同年任陆军参谋总长兼戒严司令。1953年晋升上将。1954年任第一集团军司令。1957年任陆军参谋总长。1959年任联合参谋本部总长。1960年转入预备役，同年任驻台湾“大使”。从1961年起先后任驻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大使。1969年任交通部长。1971年起任忠州肥料株式会社社长、韩国化学纤维浆株式会社社长，1975年任肥料工业协会会长，1976年任韩国化学研究所理事长，同年任大韩商工会议所议员，1981年3月因善仁学园事件辞去韩国综合化学株式会社社长职务。

九、英雄高地

与此同时，韩５师也开始攻击亥安盆地西壁，攻击正面约为４公里，大约一半是从大愚山（１１７９高地）连接加七峰（１２４１高地）的山脉，另一半则是圆形开阔的亥安盆地。在与占领大愚山的美３８团换班之后，师长闵机植准将（注1）把第２７团、第３５团以及战斗疲乏的第３６团梯次配置，开始对加七峰和１２１１高地等目标发起攻击。

担任第一梯队的第２７团在周密地攻击计划之下于３１日迫近到大愚山东北侧的敌前最近距离，９月１日晨开始进行突击，但没有遇到很顽强的抵抗。于是在２日占领了１０５２高地的山顶，３日一举突过“亥安盆地”的开阔地，４日又夺取了加七峰，并准备对１２１１高地的攻击。

９月５日，第２７团满怀信心地对这个高地发起了攻击，９月９日，第２７团第２营与第３５团第１连配合，击退了人民军第２７师第７连，占领了１２１１高地。

但当夜遭到人民军第１３师第２３团的反攻，被赶下山顶。其后到９月１５日，第２７团和第３５团虽连续进行了拼死的攻击，但终未能夺下１２１１高地。

９月１９日，闵机植改变了战术，决心投入师预备队，向１２１１高地进行南北两面夹攻，９月２０日４时整，一齐进攻。连续几天，韩军在山棱线上不断冲击，又不断被击退，到日落才停止攻击；反复进行能够改变山的形状那样猛烈的炮击和轰炸；有时发动奇袭，或者沿着两希里的溪谷进行迂回攻击其左翼，但最终也没能夺取下来。有时冲击成功了，但立即受到反击，增援部队被弹幕所阻而不能确保。到了２８日，不得不向美１０军要求提供航空支援和军炮兵的炮火支援。１０月３日，第３６团也被投入进攻，人民军猛烈地抗击韩军攻击，双方展开了一进一退的血战。１０月８日，为了加强火力，炮兵第２６营把５７毫米和７５毫米无后坐力炮也搬上了山，掩护第２７团进攻主峰。经过几次“波浪攻击”，韩军终于冲进了主阵地，经过白刃战，再度攻占了１２１１高地。１０月１４日，第２７团、第３５团在炮兵第２６营的抵近射击支援下，攻占了８４１高地。经过４０天的血战，６次的主阵地易手，付出了损失５３８０人（韩国官方资料自称）的惨重代价，韩５师终于又一次踏在了１２１１高地的泥土之上，不过，也是最后一次。

崔贤一直在等待，自从联军发起对亥安盆地的夏季攻势以来，他一直在等待着能给敌人一次痛击的机会。山洪冲垮了后方的道路，这对处于东部险峻山区作战的第二军团来说尤其严重，部队只能依靠有限的储存坚持防御战。因此，崔贤没有太多的本钱来过早地与敌人决战。现在，机会终于来了，第五军团在血染岭、伤心岭一带重创了美２师，自己面前的几个师也给耗得差不多了，自从９月１８日以来，除了１２１１这个他选中的决战地点以外，敌人已经全面停止了攻势，把主攻方向转移到了西线，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

１０月２０日，一直养精蓄锐的第二师团已经悄悄调到前沿，突然发动了对１２１１、１０５２、８４１等高地的全面反攻，韩５师猝不及防，被完全打垮，失去了再次进攻的能力（据朝鲜官方资料，韩５师到２０日为止，被歼灭８０００多人）。范弗里特对败报大惊失色，虽然秋季攻势的主要目标是西线和中线，但如果中朝军队在东线发动大规模反攻的话，必然会牵制联军的兵力，顾此失彼。因此，他立即命令由于在第五次战役中遭到重创而一直在东海岸束草休整的韩３师接替韩５师进攻１２１１高地，不过，他的主要目的已经不是要夺取高地，而是牵制他怀疑中朝军队可能在东线发动的反击。

韩３师在美第１０军主力炮兵的支援下，在８４１高地—１０５２高地—１２１１高地的全部正面从西向东并列第２２、第２３、第１８三个团，从１０月２２日至１１月２日发起了猛烈进攻。空军冒着恶劣天气进行配合，２０３毫米的炮弹和１５５加农炮弹打得好象要把山头削平一样，可仍然没能把山顶夺取下来。第１８团曾以主力从西希里的山谷攻击了１２１１高地的北翼，但陷入了反包围之中而不得不撤退下来。

朝鲜方面也极为重视１２１１高地的战斗。人民军最高统帅部认为：“１２１１高地和１０５２高地位于杨口至沙汰里公路的东边，形成由南至北连接大愚山、加七峰、鹰峰等峰峦的苍本山脉，是这一地带的制高点。因之，敌人要从沙汰里方面突破我军防线向北扩展其势力，就要占领１２１１高地和１０５２高地。”因此，金日成亲自关注着高地的得失。

阵地上每天要落下数万颗炮弹和炸弹，以致这座岩石山被削掉了好几米。被朝鲜公开史料称为“不死鸟”的守卫者们，在能把巨岩炸得粉碎的炮火中坚持着。由于美空军的攻击机用低空的不断扫射和轰炸来压制阵地，机枪之类的重武器很难在几轮攻击之后保存下来，手榴弹、炸药包和白刃战是守卫者最常用的方式。狭小的阵地上最多只能摆下一个连，而敌人的制空权使得人员的补充总是无法及时到达，因此，被进攻者包围是家常便饭。在这时候，守卫者就采用圆形防御阵势，拼命坚持，一直到夜间补充的部队上来。然后又是一个不眠之夜，疲惫的守卫者们疯狂地进行巩固阵地的作业，只有这样才能在明天更炽烈的炮火下坚持下来。

注1：闵机植，1921年生于忠清北道清原郡。1943年伪满建国大学肆业后参加日军，任少尉，参加过日本侵华战争。1945年回国。1946年驻朝美军军政厅军事英语学校毕业，任韩国国防警备队第七团排长。1947年历任连长、营长、团长。1948年任陆军士官学校研究部部长，同年任第二团参谋长，后赴美国步兵学校受训。1949年历任陆军士官学校教官、校长。1950年晋升准将，任步兵学校校长，同年历任第九师师长、第五师师长。1951年任大邱防卫司令部司令。1952年先后任陆军大学副校长、第十五师师长。1953年晋升少将，任第二十一师师长。1955年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毕业，历任陆军本部作战教育局局长，联合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1957年任第三军管区司令。1958年任第二军管区司令。1959年任第一集团军副司令。1960年任第二军团长。1961年晋升中将，任第二集团军司令。1962年任第一集团军司令。1963年任陆军参谋总长、国家在建最高会议做高委员，晋升上将。1965年转入预备役。

尾声

朝鲜停战后，崔贤因为积劳成疾而重病缠身，一度萌发了退出军队的念头。金日成考虑到军队里各派势力错综复杂，不愿意在高级将领中最忠于自己的崔贤离开军队，努力劝说他留下。从此，每当军队内部发生重大变故时，崔贤就成为金日成保持军队稳定的砥柱。１９５６年６月，在民族保卫省副相金雄（国防部副部长）大将遇刺后不久，金日成指派崔贤接任副相一职，并晋升上将军衔。并从１９５６年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起当选历届中央委员，从１９５７年第二届最高人民会议起当选历届议员，从而使得崔贤正式进入朝鲜的中央领导层。

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崔贤任递信相（邮政部长）。１９６２年和１９６７年，当选第三届和第四届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１９６４年当选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劳动党四届十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１９６８年，在民族保卫相金昌凤大将因为“军阀主义作风”去职后，崔贤担任保卫相，并晋升大将军衔，又一次担负了保证军队稳定的角色。１９７０年１１月劳动党五届一中全会上，崔贤当选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１９７２年１２月第五届最高人民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委员会委员，是年民族保卫省改称人民武装力量部，崔贤继续担任部长，并任朝鲜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机关——国防委员会的副委员长。１９７６年５月，崔贤身体日渐衰退，自动辞去人民武装力量部长职务，但金日成仍继续让他任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１９８０年１０月的劳动党六届一中全会上，已经卧病多年的崔贤仍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１９８２年４月９日崔贤病逝。金日成对他的死十分悲痛，便指示摄制了一部以他为主人公的故事片《革命家》。崔贤的儿子崔龙海（Choe Ryong Hai），任朝鲜青年总队长，现任社会主义劳动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

作者评价

崔贤在朝鲜公认对金日成最忠诚的干部中排名第三，这一点决定了他在朝鲜建国后的仕途发展。由于他的忠诚，也由于他的军事能力，金日成把他放在控制军队的关键位置上多年而信任不衰。作为在战争中学成毕业的军事家，他没有受过任何正规军事院校的培训，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朝鲜最好的游击战专家和防御战的能手。在朝鲜战争的起初阶段，由于对现代化战争立体作战模式的陌生，崔贤还显得很笨拙，但不久他就学会了在新的条件下如何生存和打击敌人的方法。崔贤为人正直坦率，同事和部下称他为夏伯阳，金日成则称他为坦克，由此对他的性格也可见一斑。但他并不是一个粗鲁豪放的指挥员，他同样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工作者，这才是他能够在东北抗日战争和朝鲜战争那样恶劣的环境下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

换成亲中共的 来领导，以至于弄成现在这个局面，现在的北朝鲜对中国来讲，有点象豆腐掉进灰堆里，是吹不得，更打不得。

从道德上说，中共当时对太上皇是深恶痛绝的。中国人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传统。

从博弈上说，俄国人的态度需要考虑。

没有苏联撑腰，老金当初就不可能在北朝鲜发展起来。

抗联回国的时候是400人回东北，其余大部分朝鲜人由金带队回朝鲜，而且金在三年解放战争期间竭尽全力支持了tg，对于掌握政权着来说，他们大头和基本立场还是顾国内的，指望他们不顾自己没有限度的支持别人那是不现实的。这个除非是完全的买办代理。但显然有着那么多年抗联经历的金同学不是那种人，那些所谓延安派也不是真正的亲中派，他们根本还是朝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