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什么是金庸先生的最大缺陷？上 -- 香山居士
什么是金庸先生的最大缺陷？
――《学问不够是我的最大缺陷》访谈读后
（作者：李梦痴，网名：大好江山）
要点摘要
《南方周末》第1016期文化版刊载了金庸先生访谈《学问不够是我的最大缺
陷》一文，文中金庸先生名抑实扬的虚伪姿态，妄自菲薄的刁蛮惫懒与指手划脚
的骄横嚣张，都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而指鹿为马、窃他人之说为己见的无
耻与借势张本、以高标准的谦逊自抬身价的有心更是让我感触良多。
看着金庸先生声称自己与剑桥教授相比学问不够，看着金庸先生对多年来娱
乐别人对自己却没有什么好处的所谓遗憾，看着金庸先生公然把别人的见解说成
自己的见解，看着金庸先生把作为商业行为的修改和杜甫的个人创作做比较，看
着金庸先生说徐克不懂武侠，看着金庸先生用一些似乎不是很充分的理由否定
《英雄》，看着金庸先生大肆宣扬了种种个人计较之后依然坚持自己不想只在口
头上说侠义，看着金庸先生大谈权衡小说之社会功能的荒谬性，特别是看到金庸
先生弃绝“真、善”，独专于“美”，肆意攻击先生自己似乎也一知半解的“文
以载道”，用令人触目惊心的下作趋势诋毁自己的作品，抹煞自己多年来在武侠
方面的斐然成就，我又怎么能轻松起来呢？
两年前金庸先生同样在《南方周末》的这个位置畅谈优雅文化、死磕文字暴
力、信口歪曲传统文化的时候，正值我感于金庸先生创作实践的感召埋头写《盛
世狂澜逍遥剑》，当时极感震惊失落的我，曾经愤而烧掉了自己珍藏多年的金庸
作品，并撰文《谈古论“金”》对金庸先生对传统文化的肆意歪曲予以回应。
在《谈古论“金”》一文中感于金庸先生说评述贾平凹的《废都》时候的信
口雌黄，我曾提出一个尖锐的质问：“年过古稀的你对西安青年的性生活到底又
了解多少，接触多少，居然有资格断定贾平凹那些淫词滥调是对西安青年性生活
之‘实际情况’的描写？！如果你不曾接触过，那么仅凭阅读体验中通常的移情
与通感设想，你凭什么就断定那是对西安青年性生活的实际情况的描写？！”我
之所以把它说成是质问，是因为我从没想过金庸先生有能力有勇气回答这个问
题，而且这是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
关于文以载道
就像两年前金庸先生用“优雅文化”和“文字暴力”断送了我对先生国学信
赖的维系一样，金庸先生再一次用反对“文以载道”的妄自菲薄与信口开河，根
绝了我对先生创作的基本信赖维系。
金庸先生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从来是反对‘文以载道’，文学应该是审美
的，有美的观点，并不是真或善，欧洲有些作家的作品是不是合乎上帝或者圣
经，讲究真或者善的。”
坦率地讲我难以接受这样一个说法：就是金庸先生的创作除了他自认为美的
东西之外，里面既没有对真的追求，也不具备对善的召唤。即便此种说法是出自
金庸先生之口，我也难以接受，因为这不是事实，而是金庸先生出于一些额外动
机的搬弄是非与妄自菲薄。
金庸先生的作品力求在通俗形式中谋求一些更为深入的意义，并且尽量避免
让这些意义教条化程式化，尽量把这些意义熔铸成情节发展与人物展开的各个环
节中的鲜活灵魂，而不仅仅是高高地置于情节和人物之上枯燥概念。这一创作方
向使得金庸先生的小说有一种走出了旧侠义小说的狭窄天地走向一个新的高度的
趋势，这种不满足于娱乐性同时又不安于简单说教的创作尝试，让金庸先生成为
新武侠作者群中最有影响也最有成就的人物，成为此前新武侠创作的丰碑。换句
话说，正是金庸先生刻意赋予自己的小说与人物的那些深刻意义，使金庸先生的
小说从不登大雅的通俗读本成为登堂入室的经典之作。
曾几何时，虽然我对呆板单调，缺乏血肉的郭靖形象很不以为然，但是我不
能不为金先生刻意要在郭靖身上贯彻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大道深为感
动。我一直以为，那种捉襟见肘、勉为其难的道义演义，正是老一辈武侠小说作
者金庸先生对载道之文的一往情深，正是我辈武侠小说后来者应该见贤思齐足堪
师法的深切情怀。
看看金庸先生的著作，再看看金庸先生一些著作的后记，如果有人居然斗胆
欺天说金庸先生的作品只有娱乐性而没有“载道”，岂不是丧心病狂的诋毁中
伤？如果这番话出自金庸先生自己之口，岂不是触目惊心的妄自菲薄。
为了金先生书中的“道”，陈世骧先生曾经殷勤致词，严家炎教授曾经极力
呼吁，陈墨先生曾经连篇累牍，钱理群教授曾经推崇倍至。且不说才智之士曾经
抛洒精力和心血，就是泛泛言之的三亿读者，不是也为了金庸先生小说中不很扎
实的历史功底与一往情深的载道之情而梦绕魂牵吗？
如果抽取了那些穷尽才华刻苦演绎的“道”（也可名之曰意义和思想性），
金庸先生真的以为自己的娱乐性胜过《江湖奇侠传》和《蜀山剑侠传》？即便金
庸先生自己这样以为，难道陈世骧、严家炎、陈墨和钱理群等先生也会把金庸先
生的文学价值置于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人之上吗？
我想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为各位先生都不曾满足于金先生眼下自称的娱乐
性而是更深入地追究金先生之文所载之道。而且在金先生之前乃至之后，除了史
料上的考虑外，也没有人对平江不肖生和还珠楼主等人产生过文学价值方面的兴
趣。区别所在当然不是金庸先生相比之下并不优越的单纯的娱乐性，而是金庸先
生自觉的贯道于文的创作尝试。
“道”无处不在，不想“载道”的金庸先生就算是呕心沥血壮烈牺牲在创作
道路上，对此也是防不胜防的。好在金庸先生所谓反对“文以载道”，纵观来看
只是他的违心之论，至少从他的创作实践中，我们得出的结论与金庸先生七十九
岁的时候的自我表白完全相左，因此金庸先生其实也没有为了反对“文以载道”
累死在创作的道路上，相反倒是经常为了如何在自己的作品中更好地“载道”煞
费苦心，殚精竭虑，时或纠缠于技穷的边缘。
“在作品里我只追求美的范畴，跟真、善没有关系”
金庸先生自称：“小说是当文学作品来看的，人家都说文学作品有真、善、
美的追求，在作品里我只追求美的范畴，跟真、善没有关系，把我所喜好的所见
的美好融到作品里面去。”这种特立独行的惊人之语倒是和一个华语世界的文化
大师身份相匹配，如果能和金庸先生自己的创作实践的事实相符合，或可成为金
庸先生对小说创作的一家之言，遗憾的是这个“自称”和金庸先生自己的创作出
入太大，因此只能算是金庸先生对小说创作的一家谎言而已。
“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就像大多数小说一样。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
人物，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影射性的小说并无
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划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熟悉
金庸先生作品的人相比对这段话一般都不会陌生，这是金庸先生《笑傲江湖》后
记中一段著名的自我表白，是理解金庸先生创作目的与方向的重要线索。
这段话中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其一是金庸先生自称想写人性，而不是想娱
乐读者或者给读者提供“美”等一些古怪东西；其二是金庸先生写人性是为了自
己的小说能“有较长期的价值”，而不是仅仅娱乐读者，从中我们也可见，也许
金庸先生对自己的小说评价很低，但是并不看得很淡，与访谈中金庸先生的妄自
菲薄相比，这份自重显得尤其可贵。
即便是在我烧掉珍藏多年的金庸先生的作品的时候，我也从没反对过金庸先
生的这一主张。人是文学作品的恒久对象，人性是文学作品的恒久主题，描写人
性是文学作品具有较长期价值的前提。这一说法虽然不像金庸先生访谈中的说法
那样标新立异、哗众取宠，却有着更坚实的基础、更强大的生命力。
如果说《笑傲江湖》的创作给了金庸先生所谓“我只追求美的范畴，跟真、
善没有关系”以有力驳斥；那么我们也可以说《鹿鼎记》的创作乃至后记给了金
庸先生所谓“把我所喜好的所见的美好融到作品里面去”这样的胡说八道一计响
亮的耳光。
在《鹿鼎记》的后记中金庸先生这样写道：“武侠小说的读者习惯于将自己
代入书中的英雄，然而韦小宝是不能代入的。在这方面，剥夺了某些读者的若干
乐趣，我感到抱歉。但小说的主角不一定是‘好人’。小说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创
造人物；好人、坏人、有缺点的好人、有优点的坏人等等，都可以写。……作者
写一个人物，用意并不一定是肯定这样的典型。……小说中的人物如果十分完
美，未免是不真实的。小说反映社会，现实社会中并没有绝对完美的人。”
多精辟的文学观点啊？这里有三点需要着重强调一下：首先，金庸先生是敢
于剥夺某些读者的阅读乐趣的，就是说他不是以简单的娱乐读者为目的的；其
次，金庸先生并不认为韦小宝这个人物是“美”的，他也暗示塑造这个形象不意
味着他肯定这个典型；第三，金庸先生体会到人物的真实性的重要以及臆想完美
人格的荒谬，这至少说明金庸先生的创作观较之写作《射雕英雄传》的时候已经
有了长足的进步。
《鹿鼎记》是金庸先生文学创作的高峰，也是新武侠创作的一个遗憾。所谓
高峰，是因为金庸先生最终解脱了一味想要美化主人公的狭隘创作动机，走向了
真正现实的创作空间。所谓遗憾，是因为如果金庸先生写的是一个侠客的沉沦而
不是一个流氓的得意，也许早在《鹿鼎记》中，金庸先生就可以实现新派武侠的
突破与超越了。遗憾的是，脸谱化的人物模式，概念化的性格定位、随机性的情
节设计、保守性的价值取向最终还是压制了新武侠创作超越武侠传统模式的一次
尝试。
但是不管怎么说，在《鹿鼎记》中金庸先生提供给读者的绝不是他所谓的
“所喜好的所见的美好”，而且从后记中的说法看来，金庸先生对这种背离对美
的范畴的追求的创作方向有充分的自觉，这种自觉又十分坚定，甚至不惜向没有
被娱乐的读者道歉也没有丝毫动摇。凡此种种，都更加衬托出金庸先生访谈中那
个弥天大谎的荒谬与卑下。
金庸先生在访谈中声称：“现在有一种文学风气，……老是要从小说的内容
里寻找思想，寻找意义，这就变成‘文以载道’了，这不是文学。”言下对从小
说中寻找思想、寻找意义大不以为然，大有扣上“文以载道”的帽子一棒子打杀
的气魄。
但是金庸先生似乎并不反对陈世骧先生在他的《天龙八部》中寻找思想和意
义。虽然他说了很多自谦的话，但还是把陈世骧先生的信附在《天龙八部》后
面。陈世骧在信中写道：“然实一悲天悯人之作也……读《天龙八部》必须不流
读，牢记住楔子一章，就可见‘冤孽与超度’都发挥尽致。书中的人物情节，可
谓无人不冤，有情皆孽，要写到尽致非把常人常情都写成离奇不可；书中的世界
是朗朗世界到处藏着魍魉和鬼蜮，随时予以惊奇的揭发与讽刺，要供出这样一个
可怜芸芸众生的世界，如何能不教结构松散？这样的人物情节和世界，背后笼罩
着佛法的无边大超脱，时而透露出来。而在每逢动人处，我们会感到希腊悲剧理
论中所谓恐怖与怜悯，再说句更陈腐的话，所谓‘离奇与松散’，大概可叫做
‘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罢。”几乎无一句不是寻找《天龙八部》的意义与思想，
几乎无一句不是要猖獗地“诬蔑”金庸先生在“文以载道”，但是我们总不能愚
蠢地以为金庸先生把这种“公然与自己的文学宗旨”相背的“诋毁”放在书后是
金庸先生的涵养与大度吧？
在《神雕侠侣》的后记中金庸先生写道：“‘神雕’企图通过杨过这个角
色，抒写世间礼法习俗对人心灵和行为的拘束。”在《飞狐外传》的后记中金庸
先生写道：“我企图在本书中写一个急人之难、行侠仗义的侠士。”紧接着在后
面金庸先生还具体谈到了自己的“企图”：“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武侠人物对富贵贫贱并不放在心上，更加不
屈于威武，这大丈夫的三条标准，他们都不难做到。在本书之中，我想给胡斐增
加一些要求，要他‘不为美色所动，不为哀恳所动，不为面子所动’。”
看看金庸先生的这些“企图”，何曾有一点儿关心过娱乐读者？何曾有一点
儿想到只把“美”提供给读者而不准备和真善扯上一点儿关系？何曾有一点儿讳
言过自己要在作品中体现一定的思想和意义？金庸先生垂老之年，每天十几个小
时修改自己已经出版的作品，可见没有丝毫老年痴呆症之类的失忆症状，修改自
己的作品的时候，金庸先生真的忘了自己当年曾经煞费苦心地要在小说中载道的
艰辛了吗？金庸先生真的忘了自己当年写作这些小说时候的种种“企图”了吗？
金庸真的忘了自己写出“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并不是为了娱乐别人而是为了在
道德上予以“更大的肯定”（语出《笑傲江湖》后记）吗？金庸先生真的忘了自
己连篇累牍地大谈隐者之道，不但载道，而且不厌其烦地在后记中帮助读者在书
中寻找思想与意义吗？当然不会，那么金庸先生何以要瞒天过海，欺心作论，撒
下这个弥天大谎呢？
有载道之心乏载道之力
金庸先生在作品中努力载道，总的看来其实载得并不是很成功。金庸先生想
要写人性，但是从人物塑造和情节设计上没能超越旧小说的束缚，就是我在前面
说到的脸谱化的人物模式，概念化的性格定位、随机性的情节设计、保守性的价
值取向。
人物的脸谱化和性格的概念化在《射雕英雄传》中表现的相当明显。在那
里，我们充分领略了金庸先生为了载道的苦心孤诣与呕心沥血，似乎真正应了王
朔对金庸先生的批评：金庸先生塑造了从来不曾有过的中国人形象。金庸先生差
不多完全放弃了作品的所有真实性前提，塑造了抽象的郭靖来演绎自己理解的圣
人之道，设计了所有的风波冲突都来自外界因素的恋爱过程来演绎自己心目中理
想的男女之情。为了突出黄蓉的聪明，金庸先生甚至不惜将一代枭雄欧阳锋的智
力降到很低的水平上来让黄蓉尽情愚弄，造成一种小聪明可以横行天下无往不利
的幻像。金庸先生的创作在这里似乎的确和“真”没什么关系，但是并非仅仅为
了表现“美”，而是为了突出金庸先生理解的“善”。
而情节设计的随机性，我想更多地应该源于金庸先生创作时候的草率。那些
众所周知的情节错误绝不是可以用连载创作仓促等理由轻轻揭过去的，更不是可
以用突出娱乐性等理由轻易开脱的。谈到娱乐性，其实金庸先生与已故相声大师
侯宝林相比应该是有一定差距的，但侯宝林大师每个段子的台型动作、举手投足
都是丝毫不差，拿金庸先生的创作态度来比较这种严谨作风，其差距似乎比娱乐
性之间的差距还要大得多吧？
多年来，有很多人找金庸先生的情节错误，还有更多的人为金庸先生的情节
错误开脱，寻找也罢，开脱也罢，大家总是回避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这些情节错
误本身表现出的一个人的创作状态的混乱无序。侯宝林大师的事迹表明，一个人
即便在娱乐别人的时候，也不能草率随意，因为娱乐别人本身也是一种工作甚至
一种事业，它不同于嬉戏玩笑，更不是小打小闹，它同样需要严肃认真的态度。
至于价值取向的保守性，严格说来关系到金庸先生的最大缺陷问题，绝不仅
仅是一个简单的创作论的问题，在此我只想强调一点。虽然金庸先生创作中力求
重侠不重武，虽然金庸先生在访谈结尾的时候说了“我喜欢那些英雄，不仅仅在
口头上讲侠义，而且在遇到困难的危险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而不是遇到危险就
往后跑，我自己正是这样努力去做的”这样的漂亮话，但是金庸先生其人实在和
侠没有什么关系，而且在根本人生方向上和侠简直是南辕北辙。
试图描写深刻的人性却总是被简单的善恶好坏之类的价值判断困扰，试图在
创作中有根有据甚至连大雕都要有所凭依却总是不免杜撰出一些“师徒不能结
婚”的冒牌礼教将主要情节蒙混过关，凡此种种，相信也是金庸先生创作中的无
奈与苦衷。
对“载道”有心而乏力，又惮于后学步“载道”的后尘有所成就，转而置多
年“载道”的实践于不顾，干脆与“文以载道”反目成仇，从心理上讲，与两年
前金庸先生感于被王朔攻击转而信口胡扯文字暴力、优雅文化有着逻辑上与情理
上的一致性。总是要借题发挥，指桑骂槐，很少正面应付一些局面，也是所谓
“优雅”文化传统的一个主要特征。（关于优雅文化传统的论述详见拙文《谈古
论“金”》）想必这一次金庸先生又是有所感而发，却故作泛论以欺维护自己的
“优雅”作风吧？只不过这一次金庸先生又是感于什么，却也不是我们这些外人
可以妄相揣度的了。
只不过在时下文风轻浮，叫喊之声迭起的文坛，像金庸先生这样身份的人公
然颠倒黑白，置自己的创作实践于不顾，与文学不能没有思想与意义这样的主张
反目成仇，其危害之大，是难以估量的。
[转帖]什么是金庸先生的最大缺陷？ 下
关于金庸先生的学问
一个人自称学问不够本来是很平常的事儿，生也有涯，知也无涯，严格说来
没有谁的学问是够的。但是金庸先生相比较的参照却让人觉得莫名其妙：“我在
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跟这些大学教授也谈过天，觉得自己和他们差得远，他们精
通希腊文、拉丁文，德文又好，法文又好，谈到法国史就背一段法文出来，和我
真是不同的。”和剑桥的学术精英相比，感觉到自己的学问不够，也算是一件很
体面的事儿了。但是这样比下去又能有什么结果呢？我真的很怀疑。
我们丈量一个几米长的东西时用米尺，丈量一个几厘米长的东西只需要学生
用的直尺就足够了。这就是说我们为了说明问题有必要选择恰当的工具与参照
系。例如我们要描述一个身高一米七的人的大致情形的时候，通常找一个一米七
五上下的人做比较更容易说明问题。比如我们说这个人比那个一米七五的人矮一
些，我们就可以大致知道他有多高，如果我们用一个电线杆子来做比较，说这个
人比电线杆子矮，那我们根本就无从想起他究竟有多高，如果我们说这个人与那
个身高两米三的人相比身高显得不够，那样的话情况会更糟，比一个电线杆子的
时候我们只是无从判断他的身高，但是比一个两米三的人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误
以为这个一米七的矮个子有两米高。这就是金庸先生讲自己的学问与剑桥教授的
学问做比较在信息传递上有可能形成的危害。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假设一个例子，比如我自称在理论物理
方面与爱因斯坦相比有相当的差距，不了解我的人一般会觉得我对理论物理有很
深入的研究，否则是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要和爱因斯坦做比较的，只有了解我的人
才会知道，我对理论物理的了解决不会比整个人类对火星生物的了解更多的。这
就是选择参照的真谛，选择一个更高的参照系有时候只会给别人造成自己也并不
很低的错觉，如何巧妙地利用这种微妙的差等心理在商战挺出身家数亿的金庸先
生看来，其实也就是举手之劳而已吧？
我这样说的意思无非是想告诉大家，金庸先生的学问和剑桥教授相比实在是
有些不伦不类。恕我直言，和我这个高中毕业程度的人比较，至少在文字暴力的
问题上、优雅文化传统的问题上、文以载道的问题上，他的学问也未必显得够，
在这样一个程度水平上，不思虑踏踏实实地建设知识结构，却要好高婺远地类比
什么剑桥的教授，岂不是让人哭笑不得？
我不知道金庸先生把散文从文学中扫地出门的理由是什么
我们再谈谈文以载道的问题。在反对文以载道时，金庸先生说了这样一番
话：“我个人觉得思想和意义是不合适用文学来表现，应该用散文或者论文来表
现的。”这番话的确是惊人之语，险峻雄奇，没头没尾。我对古今中外各种文学
思潮都还有些浅显的了解，但像这样的文学观也还是第一次得见。
我不知道金庸先生把散文从文学中扫地出门的理由是什么，为此我查了《现
代汉语词典》2002年的增补版，那里对文学的解说很明确：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
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对散文的解说有
两层含义：其一是指不讲究韵律的文章（区别于韵文）；其二指除诗歌、戏剧、
小说外的文学作品，包括杂文、随笔、特写等。按照这一目前最新版的《现代汉
语词典》的说法，根本就没有散文和论文的分类，论文本身是包括在散文中的，
而且《现代汉语词典》仍在坚持散文是文学作品这一传统说法，可见金庸先生对
文学的崭新见解还没有与关于文学的主流定义形成必要的默契。因此我倒是有点
儿担心，如果金庸先生把这种崭新的文学观传授给自己的博士生，是否会在学术
界形成不必要的混乱呢？
关于这一点我还想顺便说明一下，文以载道适合散文和论文绝不是金庸先生
第一个认为的，而是文以载道的本意，是刘勰到韩愈一贯坚持的主张。如果金庸
先生所谓的学问不够还包括这些把应该算作学问的知识点都拿来装点成自己的见
识，那么本来不是很充足的学问也许就更加显得捉襟见肘了吧？
金庸先生在反对载道鼓吹“美”的时候做了这样的表述：“文学应该是审美
的，有美的观点，并不是真或善。”这种对审美的望文生义在美学领域内是很荒
唐的低级错误。
关于这一点，金庸先生的认识基本上不象是一个真正成功的创作者应有的认
识，倒像是一个对创作一窍不通、对感性学更是一知半解的浅薄之辈的无聊臆
想。当然这也不能完全算是金庸先生学问上的弱点，因为金庸先生关于文学之审
美的说法是建筑在否认自己一向在创作中致力载道的谎言之上的，而任何学术见
解都不可能建立在有意的谎言之上的，因此这只能算是金庸先生一个质量很低的
谎言却不能算是金庸先生学问上的纰漏。
如此“严于律人、宽以待己”
所谓严于律人、宽以待己，其实是在正确地评价别人与客观地看待自己难以
形成统一的情况下形成的一种荒唐态势，一方面它是自我呵护的结果，一方面又
是自以为是与自我中心的必然产物。一个人不能客观地看待自己便难免放松对自
己的要求，为了独享这种宽松要求便不由自主地要严格要求别人。最可怕的是这
种严于律人、宽以待己往往是在不自觉中表现出来的，惟其象是天经地义顺理成
章才更加让人绝望。
金庸先生成为博士生导师已经有几年了，但是直到去年才招到第一个学生，
而且眼下还没有到位。这种门庭冷落的局面一度成为媒体的一个热点，受到人们
的普遍关注。据《中华读书报》的相关报道，金庸先生对此自有他的说法：“我
的要求很严，我的学生中英文、法文、日文都要第一流的，希腊文拉丁文都要
懂。” 据说金庸先生以研究方向为西亚文化交流，还要求过学生懂阿拉伯语。
就像自己的学问不够是和剑桥的教授相比显露出来的一样，自己招不到学生
是因为要求高，门庭冷落是因为门槛高，金庸先生实在是从来没有被动过，从来
都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和处境。但是金庸先生自己究竟有怎样的希腊文与拉丁文基
础？金庸先生自己又懂得多少阿拉伯语。说实话金庸先生没有因为自己的希腊语
和拉丁语的水平而拒绝成为博导，愚顿如我实在不明白金庸先生凭什么因为不通
拉丁语和希腊语而拒绝一个学生成为博士生？这种令人触目惊心的严格要求别人
宽松对待自己的作风与原则实在是让人啼笑皆非。
金庸先生对《星球大战》和《黑客帝国》这样的影片也表达了充分的蔑视：
“我不喜欢，这些动作片，用拳用手枪的电影我还爱看，但是把一些科学、科幻
的东西放到武侠片里，这样的电影我绝对不看，我女儿把票买好了让我一起去电
影院看《黑客帝国》、《星球大战》，我都不肯去看。因为我觉得这些电影太假
了。”
《星球大战》与《黑客帝国》从音响效果与视觉效果上讲，都为观众展现了
最充分的美感与震撼力，假似乎的确有些假，但是从美的意义上讲，却也不是金
庸先生的作品能轻易否定的。但是金庸先生对它们的要求却极其严格，不论美不
美，只要“假”就坚决不看。可是这种固执后面，金庸先生又是如何面对自己作
品中所谓的“美”的呢？有句话前文我们一再提到，但为了更为充分地说明金庸
先生对自己异常宽松的肆无忌惮，我们就不厌其烦地再引用一次吧：“在作品里
我只追求美的范畴，跟真、善没有关系，把我所喜好的所见的美好融到作品里面
去。”金庸先生能够大言不惭地声称自己的作品与“真”没有关系，那么他不肯
谅解《星球大战》与《黑客帝国》的“假”岂不就成了猪背上的老鸹的无聊呱噪
了？（猪背上的老鸹翻自俗语“老鸹落在猪身上――看见别人黑看不见自己
黑”，与任何个人攻击都不相干的，希望各界人士读到这里能够体谅这一修辞上
的活用。）
2003年8月4日18时20分前后，湖南卫视台《娱乐无极限》节目提到这样一个
消息，说内地电视剧《神雕侠侣》准备请谢霆锋出演杨过，金庸先生闻讯后表
示：“谢霆锋用情不专，没有资格演杨过”。金庸先生自己中年婚变另娶，尚且
自认有资格写杨过，何以仅仅因为血气方刚正当少年事实上情感还没有最终定型
以“用情不专”就断定谢霆锋没有资格演杨过？！
对影视二度创作随意指手划脚
在谈到影视改编的时候，金庸先生说了一番耐人寻味的话：“观众觉得这个
演员不像郭靖，这个不像黄蓉，他们演得不好，我就可以批评导演。”在这句话
中，金庸先生是把作为作者的自己和观众对立开看的，而且言外之意似乎自己批
评导演，主要原因是因为观众不满意，一个原创作者来做观众的代言人，这角度
不但堂皇而且有力，可进可退，异常从容。
以央视版射雕的完颜洪烈之死为例。完颜洪烈生逢金国末年，是身系金国安
危的重臣，自然不是等闲之辈，这个人物只是因为生在成吉思汗的时代才显得黯
然失色，完颜洪烈的英雄气度正可以从一个侧面衬托成吉思汗的英雄气度，从而
进一步将郭靖这个形象推举起来。很明显，在这一点上，央视版射雕的处理基本
上克服了金庸先生原创中人物模式脸谱化、性格定位概念化的局限性。可金庸先
生对这类进展不但没能有所触动，相反却产生了不必要的生理反应，可见金庸先
生弊于我见的自以为是何其深重？不能容忍一个“反派人物”的英雄行为在创作
观上又显得何其幼稚？
这类狭隘的偏见更加从一个侧面说明，很多时候金庸先生对二度创作的指手
画脚从才能上看也缺乏充分的合理性，因此这其实正是自重与否的问题而不是优
雅与否的问题。
“徐克不懂武侠”
在被问到对徐克的看法的时候，金庸先生又拿出了自己拥有数亿读者的武侠
小说大师的身份单刀直入地说：“我不喜欢他，他不懂武侠。”这句话举重若
轻，意味深长，一句“不懂武侠”，既抽象又全面，不但根本上否定了徐克作为
一个最优秀武侠片导演的价值，还暗含着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就是“我（金
庸）懂武侠”。
这是一种狭路相逢针锋相对的否定，是用自己的默认优势为资本对人形成的
否定。如果金庸先生是在评价一个武侠小说作者，那么这个作者在舆论上差不多
就翻不了身了。遗憾的是，金庸先生是在评价一个武侠片导演，因此我们不禁要
问，就算金庸先生对电影有些了解，难道以金庸先生具备的那些影视知识，真的
有资格来对徐克那样的导演指手画脚吗？如果金庸先生果真有这样的资格，那么
乔丹退役之后也应该可以凭借自己的篮球方面的成就与声望在棒球队做个教练什
么的，而老老实实地做枯燥的板凳队员了。
这就是不知自重的僭越，数亿读者没有人授权金庸先生有资格评价别人是否
懂武侠，因此金庸先生到什么时候都可以说徐克不懂他的《笑傲江湖》，却到什
么时候也没有资格说徐克不懂武侠。至少一个没有任何习武经验，动辄以对自己
有用与否衡量事物意义的商人，是没有资格评价谁懂武侠谁不懂武侠的。这不是
什么高深道理，而是一个朴素的规则，这也远谈不上人生的睿智练达，而是起码
的自重与本分。
徐克的《东方不败》虽然不及金庸先生原创的飘逸洒脱，但是别有一番雄奇
勇武的壮丽气象，严格说来，徐克体现的的确不是金庸先生小说中的精神，而是
徐克自己对武侠的独特理解，这种理解少了些金庸先生原作的华美风流，却多了
些博大壮丽的声势，少了些许金庸先生原作的淡薄，却多了几分恢弘的豪情，一
曲高歌更是荡气回肠，作为视觉艺术形式的作品，其震撼力似乎还在金庸先生原
创之上，对这样的作品全面否定除了表现了金庸先生对视觉艺术浅尝辄止的认识
外，似乎也流露了金庸先生敢于指天划地的批判豪神，这种老而弥勇的精神虽然
不值得称道，但是也算是相当难得吧？
品评〈英雄〉
也许是张艺谋在影视方面的成就让金庸先生不好随口乱说，总之在张艺谋的
问题上金庸先生没有纠缠于武侠的问题，却搬出了自己文史学者的身份，尖锐抨
击了张艺谋的历史观。
有一点题外话也许金庸先生忽略了，其实像这种历史观方面的争论已经不只
是“文以载道”的问题，而是究竟该载什么道的问题了。大概是面对《英雄》的
画面，从“美”的角度金庸先生实在不敢说什么，因此转而又抱住“载道”的佛
脚，从文学作者摇身变成文史学者，和张艺谋这个艺术家纠缠起颇有些学术味的
历史观问题来。说实话，这种出尔反尔，后语不忌前言，一切从实用出发的做法
倒有几分韦小宝的风采。
对《英雄》的完全否定与对徐克的否定程度上相差无几，不同的是，金庸先
生提出了较为具体的理由：“《英雄》把历史上有名的暴君秦始皇拍成了这个
样，和历史上的形象截然相反，欺骗观众，而且有为他洗身翻案的意思，把人的
价值分几等，不尊重生命，这是一部拍得很荒唐的电影，所以我不喜欢。”
对一个文史学者来说，尊重历史，反对随意翻案也算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职业
道德，如果这是金庸先生素来秉持的立场，我们即便不同意，至少也应该表示必
要的尊重，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恐怕未必。
两年前，金庸先生在《南方周末》畅谈文字暴力的时候，曾这样评价二月河
的《雍正王朝》：“我很喜欢看二月河的东西，我觉得他对清史的细节什么的都
研究到了，以前我没有注意到这些东西。《雍正王朝》写得最好，……‘雍正’
的主题很明确了，脉络是一致的，一方面是说权力斗争，一方面肃清贪污腐
败。”二月河笔下的雍正也差不多和历史上的形象截然相反，二月河也不只是有
为雍正洗身翻案的意思，而是公然为雍正洗身翻案，但金庸先生并没有因此而全
面否定《雍正王朝》，反倒极力推崇，这种鲜明的反差，就难免让人怀疑金庸先
生否定《英雄》的理由了。
坦率地讲，金庸先生在评价影视剧、徐克和《英雄》的时候表现出的这些自
以为是，自我中心，心安理得地见人过不见己过，理所当然地严于律人、宽以待
己的作风，实在是让人触目惊心。像这样的行事作风，这样的为人原则，如果仍
然把学问说成自己的最大缺陷未免有些本末倒置，避重就轻了。
我宁愿去买一套修改之前的全集也决不买这套修改后的全集，我不准备为金
庸先生自己的创作错误两次买单。
如果金庸先生做不到让热心的读者用旧版全集换新版全集，收购自己的错误
并报以修正错误的诚意，而只是想凭借自己的声望与影响修改之后再收取一次版
税，对一个作者来说实在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试想曹雪芹的《红楼梦》增删十余次，如果每次都能像金庸先生这样给自己
换来经济效益，曹雪芹又何至于穷困半生，颠簸生计呢？我这样说绝没有任何把
金庸先生的作品和《红楼梦》相比的意思，而是想帮助金庸先生认识到一个作者
重复贩卖自己修改稿的荒谬甚至可耻。
最让人不能容忍的是，金庸先生把对自己错误的修改和杜甫相比，金庸先生
用“忆”前人之苦思自己之甜的志得意满说：“过去的诗人，比如杜甫，他可能
觉得自己的一首诗不够好，但流传出去了，就没法动了。我现在有机会改，多好
啊。”我不知道金庸先生何以竟想起了杜甫？杜甫虽然曾经叩富门逐肥马，但毕
竟喊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
足”的心声，却没有任何记载表明杜甫曾经有过这样的狐疑：“大庇天下寒士，
到头来自己却要冻死，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像这样的胸怀气节、*守风骨金
庸先生不去学习体会，却要寻找什么杜甫没有机会修改诗作自己却有机会修改小
说的几乎象是小人得志的心理满足。难道金庸先生真的以为，杜甫即便有机会修
改自己的作品，也会拿那些修改的作品去换钱吗？金庸先生自己商海沉浮、角逐
名利，自是金庸先生的自由，何必拉上杜甫凑趣，玷污一代诗圣的清白呢？
虽然我也迫切像要知道金庸先生修改的结果，但是我宁愿去买一套修改之前
的全集也决不买这套修改后的全集，我不准备为金庸先生自己的创作错误两次买
单。
否定了他的为人。走出这一步的时候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即便是整个世
界都起来反对我的这个声音，我也不可能对一个严于律人宽以待己的冒名学者、
娱乐作家、狡猾商人再次献出我的尊重。
就在这篇文字将要结束的时候，我看到了金庸先生为《金庸茶馆》写的一篇
文章，在那篇文章的结尾处金庸先生呼吁“只谈小说人物故事，不涉时人时事，
岂不快哉？”若是在三年前，看了这样的呼吁我会犹豫的，值得庆幸的是现在不
会了。
在这篇文字中，我把笔锋所向最终落在金庸先生的为人上，这不但有悖于金
庸先生不涉时人时事的期望，甚至还会被一些金庸先生的拥护者目之为人身攻
击，但是我也不会有丝毫犹豫与动摇的。两年前金庸先生曾经断言：“这（文字
暴力）反映了中国优雅的优美的文化传统在一些写文章的知识分子中没有了，这
反映了他内心的暴力。”可见金庸先生也不反对有一些现象推究人的本质这种做
法，只不过由于严于律人、宽以待己的作风，金庸先生未必习惯别人由他的表现
推究他的本质，不过这也不是我眼下的情形能计较的了。为了维护文学思想内容
的尊严，反对矫揉造作的美玷污创作，我若是再顾及金庸先生的这点“优雅”感
受，恐怕就比施爱东先生的主观状况还要等而下之了吧？
对一个有理想有主张肯于为自己的主张付出牺牲的作者来说，将自己的主观
状况放在施爱东先生之下是我无论如何接受不了的。这不是什么个人义气，更不
是什么好胜之心，这是一个作者站在自己信奉的文学主张面前的尊严与意志。正
是这种尊严与意志激励着我深入到金庸先生言行的更深处，
行文至此，虽然我的决心已经不再动摇，但是我丝毫不觉得轻松。
这并非什么故作姿态的矫揉造作，事实上，面对一个比孔子还要“年长”六
岁（孔子死时享年七十九岁）的老人这样卑下的主观状况，任何稍有争议感与社
会责任感的人又如何能轻松得起来呢？特别是这个老者无论如何是我少年时代曾
经那么尊重的人，即便面对自己当年在他那里蒙受的欺骗，我又如何能够轻松得
起来呢？但是事实终究是事实，在事实面前，就让我这沉重感成为与自己对金庸
先生曾经的尊重的一次真诚告别吧。
好像从人格上把人批倒了就是批倒了那个人说的话。
人格和说的话是否有道理是两码事
太较真就没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