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好人一生不安――俞大猷的官场遭遇 -- MP4

明代中期功绩卓著的抗倭将领，以戚继光、俞大猷为最，其他如谭纶、任环、卢镗、汤克宽等虽也时有杰出表现，但总体而言无论战绩还是声望皆稍逊一筹。不过单就戚余比较，则戚继光显然名声更大，亦更为当时后世看重。尤其到了当世，戚继光已成民族英雄，历史书籍凡论抗倭必大书特书戚继光。俞大猷则沦为装点性质的陪衬脚色，成了夺目红花一边的绿叶。

看来，历史并未还俞大猷一个公正的定位。

俞大猷一生的戎马生涯，贯穿嘉靖朝始终，比戚继光更有传奇性，他曾在广西反击安南黎氏的入侵，“追战数日，生擒子仪弟子流，斩首千二百级”。只身平定过海南岛的叛乱，“大猷乃单骑入峒，与黎定要约，海南遂安”。又纵横东南各地，总在倭患最猖獗之处作战，由福建转战江浙，继而两广，屡破倭寇大盗，其中不乏如徐海、王直这样的巨魁。他击退过山西边境的游牧强敌，平伏过广西山贼，使“百年积寇尽除也”。历经大小百战，既不乏辉煌的完胜，也有陷入苦战的时候，更有单刀赴会，只身降服大盗的传奇经历。在当时，“余家军”声望也不在“戚家军”之下，若论经历的战斗次数，歼敌多少，平服的海盗山贼数量这样的硬指标，俞大猷则超过戚继光很多。

俞大猷出身卑微，仅是一个世袭百户而已，到嘉靖十四年才做到驻守金门的一个小小千户，比不得戚继光“世登州卫指挥佥事”，父亲又曾是京军神机营将领。在明时，武将的地位远远低于文官，更何况一个不如流的小校？嘉靖十四年，海寇频发，俞大猷“上书监司论其事。监司怒曰：‘小校安得上书？’杖之，夺其职。” 后来兵部尚书毛伯温征安南，余大猷“复上书陈方略，请从军。伯温奇之”，然而因为其没有职位，“会兵罢，不果用”。嘉靖二十一年，“大猷诣巡按御史自荐，御史上其名兵部。会伯温为尚书，送之宣大总督翟鹏所。召见论兵事，大猷屡折鹏”，尽管如此，结果还是未被任用，俞大猷只得失望而归。

在一个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下，没有门第背景的俞大猷空有一身文武之才，亦心怀报国之志，却屡遭歧视，不但欲报国而无门，甚至因此连一个从五品的千户职位都因此丢掉了。还好毛伯温总算记住了他，给了他一个安慰性的位置：汀漳守备，相当于地方武警大队队长。

俞大猷在这个位置上“连破海贼康老”，得以 “擢署都指挥佥事，佥书广东都司”。佥事一职不带兵，属于参谋，任务无非是监督，“士卒有武艺不娴、器械不利者，皆责所领之官”。

后来朱执巡视福建时，因倭寇难平，地方将领无能，见俞大猷讨贼有方，“荐为备倭都指挥”，这样英雄才终有了用武之地，如果没有当时倭患在沿海的蔓延，或许俞大猷就此湮灭，一辈子默默无闻了。

然而，俞大猷的战功经常被上司冒领甚至抹煞。嘉靖二十八年，俞大猷大败安南入寇，斩敌一千二百，“事平，严嵩抑其功不叙，但赉银五十两而已”。嘉靖三十一年，“乃从经大破贼于王江泾，功为赵文华、胡宗宪所攘，不叙”。嘉靖四十年，俞大猷大破广东倭寇，又被地方官员“攘其功”。同年，俞大猷与戚继光复兴化城，共破海倭。“继光先登，受上赏，大猷但赉银币”。

这是怎么回事？其实也很简单，明代重文轻武，军事上的胜利一般首先是当地抚督的功劳，其次才轮得到带兵的武将，得胜之后，上奏章是文官的事，可以按自己的意思吹嘘，而武将的战功因被冒领而一笔带过是常见的事，反过来，如果战事失利，文官则可以用很具体的理由把责任推到武将身上。武将要保住自己的部分功劳，也容易，只要投靠某个大员，成为其党獠或至少与其同利即可，此所谓“朝中有人好办事”。所以《明史》曾评价：“明至中叶以后，建言者分曹为朋，率视阁臣为进退，依阿取宠则与之比，反是则争，争则名高”。

因争利而结党，因结党而争利，这是官僚政治的必然。明代的官场，后人曾经以两个字归纳，就是讦与谄。讦是为了打垮竞争对手，谄自然就是投靠有权势的大员了。

可惜俞大猷为人正直，“以古贤豪自期”，既不迎合权贵，也不讨好上司，且坚持原则，不如戚继光圆滑变通，遭到嫉恨和排挤在所难免，功劳被抹杀还是小事，有权势者因其不肯逢迎，不愿投入自己的怀抱，更欲除之而后快。为此俞大猷曾经多次被问罪，只不过战事紧急，实在需要如他这样的将才，才免于牢狱之苦，甚至杀头的横祸，一次次重新出山为那些战败将领收拾残局，“代罪立功”。

嘉靖三十一年，倭寇进犯浙东，攻陷数处要地，“大猷邀诸海，斩获多，竟坐失事停俸”。同年，倭寇以两万之众进犯金山，俞大猷初战失利，但随后“大破贼于王江泾”，取得战役胜利，不但功劳被赵文华、胡宗宪抢去。反而“坐金山失律，谪充为事官”。嘉靖三十四年，倭寇进犯苏杭，屡败赵文华所统帅的官军，俞大猷往援，敌退。“巡抚曹邦辅劾大猷纵贼，帝怒，夺其世?J，责取死罪招，立功自赎”。嘉靖三十六年，王直被铢之后，其部毛海峰盘踞舟山，官军久攻不下，“大猷环攻之，时小胜。然苦仰攻”，围攻了一年，海盗主力却并未被歼，“余贼遂扬帆而南，流劫闽、广”。尽管余大猷“先后杀倭四五千，贼几平”，仍然成了胡宗宪推卸责任的借口，“委罪大猷纵贼以自解。帝怒，逮系诏狱，再夺世?J”。这一回，幸亏锦衣卫的长官指挥使陆炳帮忙，慷慨解囊三千两银子，“密以己资投严世蕃解其狱，令立功塞上”，俞大猷才侥幸得免。到了嘉靖四十一年，俞大猷已“威名震南服”，并以数建大功，为将廉洁受到了朝廷的认可，还被“巡按李良臣劾其奸贪”，而这居然受到了兵部的支持（可能是授意），再被“诏还籍候调”。到了万历初年，已近花甲的余大猷出任福建总兵，因为“海寇突闾峡澳，坐失利夺职”。

俞大猷本人对自己所受的不公待遇又如何对待呢？虽未必是一笑置之，但他确实没有因个人遭遇而放弃报国之志，《明史》认为“以内外诸臣攘??，而掩遏其功者众也”，又赞其“忠诚许国，老而弥笃”，实为公平之论。俞大猷在广东时，“广人攘其功，大猷不与较”。看起来，戚继光“封候非所愿，但愿海波平”一语用到俞大猷身上似乎更为贴切。俞大猷用兵，往往谋动而后定，不以急功近利，炫耀战绩，炒作功劳为目的，这点是戚继光等所不及的。在广西时，俞大猷“亲率数人遍诣贼峒，晓以祸福，且教之击剑，贼骇服”。平海南时，俞大猷“单骑入峒，与黎定要约，海南遂安”。在广东，俞大猷破敌之后，曾“散余党二万，不戮一人”。以当时论，“严打”才是朝廷的要求，往往一人造反，四邻受累。武将更以炫耀夸大战绩炒作自己，俞大猷这样的作为并不被欣赏，倒有可能成为罪证，非有不计名利得失，不顾自身荣辱的大胸怀者不能为也。

另一位抗倭名将，做过戚继光、余大猷上司的谭纶有这样的评价：“节制精明，公不如纶。信赏必罚，公不如戚（继光）。精悍驰骋，公不如刘（显）。然此皆小知，而公则甚大受”。以明初类比，就用兵而言俞大猷更似徐达，戚继光则似常遇春，刘显只似朱亮祖。

晚年的俞大猷“复以署都督佥事起后府佥书，领车营训练”，他并不需要这样的荣誉性闲职，他的使命在战场上。所以“三疏乞归”后，解甲归田，死于家中。在作为武将辉煌战绩的另一面，作为官员，他的仕途生涯却多桀而黯淡。英雄的失意，或许本就不限于沙场而取决于在官场吧。

• 7，明清/太平天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