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评论】论史可法－原作者：顾诚 -- 温相

英雄何须论成败――为史可法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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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历史所公认，后人所敬仰的民族英雄行列之中，史可法无疑占有一席。在明末清初那个山河破碎，社稷异姓的存亡之秋，毅然选择了慷慨就义，为国殉节的史可法是当时和以后反抗异族入侵的一面旗帜和忠贞不渝的义士榜样，“嗣三吴兵起，咸日可法尚在，竞借其声相慰奋。” 到史可法就义一百三十年之后，昔日的敌人，而后的官方政府亦对其有了正式的认可。

乾隆四十一年，乾隆帝赐谥“公正”，并为史可法建祀立碑，题像赋诗，赞辞颇佳。乾隆敕修《历代通鉴辑览》，将史可法复多尔衮书编入，御批中称：“夫可法，明里也，其不屈，正也，不载其语，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语不载，则后世之人将不知其何所谓，必有疑恶其语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 在敕赐专谥文里，乾隆又赞史可法“砥行能坚，秉诚克裕，遭时坎坷，恒仗节以无挠；殉义从容，竟捐生而不悔”(见李敖《中国性研究》)。 清作《明史》，亦采民间传说，称其母“梦文天祥入其舍，生可法。”从此，史可法成为了与文天祥相提并论的忠君爱国楷模。

不过，史可法又是颇有争议的一位民族英雄，争议在其牺牲之后就存在，主要集中在对其实际功业的置疑上。如李天根认为史可法在拥立福王为帝一事上未能坚持原则，一争到底。“其可有重于选君择相事乎？或曰：“不可”，然其已屈服。或曰：“可”，然其已从之。”张岱认为南明军事上的失败史可法负有责任，“江淮是为南北要道也，虽其殉难何以当之？”昔日的幕僚阎尔梅更责其一意退保扬州，战略上保守，军事上无所建树，曾作诗讽曰“左右有言使公惧，拔营退走扬州去。两河义士雄心灰，号泣攀辕公不驻。”（见顾诚《南明史》）

近世对史可法评价的争议则被打上了时代的痕迹。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因为崇祯年“对农民起义军进行16年之久的反革命镇压”，史可法被贴上政治和时代标签，从民族英雄又变成了“镇压农民革命的最大刽子手”，“历史的罪人”。而其殉节之举也不过是“愚忠”，是“保守落后的封建思想”而已。

当下较权威的史学著作，对史可法也充满了贬低，如顾诚《南明史》中所总结，“作为政治家，他在策立新君上了致命的错误，导致武将窃取“定策”之功，大权旁落；作为军事家、他以堂堂督师阁部的身分经营江北将近一年，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却一筹莫展，毫无作为。直到清军主力南下，他所节制的将领绝大多数倒戈投降，变成清朝征服南明的劲旅，史可法驭将无能由此可见。即以扬州战役而言，史可法也没有组织有效的抵抗……至于他的整个政治生涯并不值得过分夸张。明清易代之际激于义而死焉者多如牛毛，把史可法捧为巨星，无非是因为他宫大；孰不知官高任重，身系社稷安危，史可法在军国重务上决策几乎全部错误，对于弘光朝廷的土崩瓦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里不准备诠释史料，只换个角度，从另外一个方面审视英雄的含义和对历史人物的理解认识。

历史活动是通过人来表现的，特定的历史时代都要造就自己历史精神的人格代表。动荡时代的英雄，在他们身上浓缩了这个时代所缺乏，所急切呼唤的某种精神，表现的是社会向往的目标。他们是社会价值体系人格化的典型代表。

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英雄。如乱世需要的是叱咤风云的豪杰，治世则需要严谨质朴的道德榜样，时代精神和英雄性格的这种默契．方能使英雄的个人魅力光彩夺目。英雄是时代价值体系的人格化代表，是一面旗帜。他必须具有高尚的人格，才能体现出社会要求的全部精神价值。所以历史上有过众多事业或霸业有成的帝王将相，但其中只有极少被后世奉为英雄。

明末如黄宗羲所言，是一个“天崩地裂”的时代，是一个物欲横流，公德沦丧，充斥着争名夺利，唯利是图的末世。京城两度易手，甘愿为国牺牲的官员不过二十多人，庞大的食禄阶层无不随风转向，先献媚李自成，后取悦多尔衮。南明小王朝图的仍是私欲和私利，依旧醉生梦死，如一首当时民谣所讽：“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犯多如羊，职方贱如狗，相公只爱钱，皇帝但吃酒。”扬州被围前，军队正忙于内讧，扬州沦陷后，多铎一路南下基本未遇抵抗，“四镇”将领仅有一个黄得功战死，其余无不望风而降，南京献城之际尚有二十三万军队，数量尚多于清军。对明末的这一批国家政治官员和士大夫而言，国家、民族这类具有群体生存价值的原则早已失去了神圣的光环，余下的仅剩赤裸裸的个人利益和利害得失。社会的人格堕落势必造成民族精神的堕落。一个已失去了自强精神的民族，一个充满了虚假和私欲的国度，如果不能从民族传统中发掘出新的英雄，不呼唤一种崇高的精神，这个民族除了万劫不复，不会再有什么重新振作的希望了。

实际上，无论史可法怎么做，都回不了天，历史轮回的步调已容不得任何人阻拦了。前人早已看清了这一点，“古之亡国之君者，无若刘禅之昏庸者，其有诸葛武侯之才亦不足以救之。何论才不如武侯，君昏过刘禅、不识其将败者乎？然则，可法知其不可而为之。此之谓‘任重而道远，人死而道尽’乎？细思之，我等当勿以成败论史阁部也。”（李天根《爝火录》）而这个末世选择了史可法成为英雄，并非其有过多大的军事或政治作为，乃因其人品气节更能激起灾难之中的民族的奋发激昂的高尚精神。“就面对困境的坚忍而言，史可法得到了同时代人极为公正的评价；不论他为个人操守付出了怎样的直接的政治代价，但是他的死难却为国人所敬仰――甚至是仿效。”（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

历史观可以现代化，但历史是无法现代化的，现代人如果仅仅站在已知结果的前提下指责前人的过失，或者以现代思维方式和价值观评价古人，诠释历史，与惑于饥民“何不食肉麋”的深宫帝王并无不同。

这里借用顾城的一首诗来表述：

不要追问太阳

它无法对昨天负责

昨天属于

另一颗恒星

它已在

可怕的热望中烧尽

如今神殿上

只有精选的盆花

和一片寂静

静穆得

像白冰山

在暖流中航行

在当今的功利社会，解构崇高似乎颇能赢得叫好喝采之声，但解构的目的是为了更深刻的认识而不是为了否定崇高。历史虽是胜利者写就的，但事实上那些知其不可而为之，敢于以弱敌强，甘愿为信念牺牲的失败者往往更能赢得人心，如果仅以成王败寇论，无视甚至嘲讽人类的群体普遍价值，则人与禽兽无异，社会与动物界并无不同。

有一种品质叫忠诚，有一种气节叫不屈，有一种勇气叫抗争，有一种行为叫牺牲。这是从如史可法这样的民族英雄身上可以发掘出来的人性高尚，正像文天祥《正气歌》所吟：“是气所磅狄，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堕落水远不会创造文明。一个崇尚高尚人格的民族，才真正有能力创造高尚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