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军阀 -- 妥协

前　言

军阀”一词，翻开《辞海》等工具书，会得到如下的解释：“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军人或军人集团。” “拥有武装部队，并能控制政权的军人或军人集团。”……由上述可知，能称之为“军阀”者，大体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拥有武装，自成派系，割据一方（或控制中央政权）。军阀，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之一，中国古代的“诸侯”、“国王”、“藩镇”等，便多属军阀之类。

　　至于中国近代军阀，其定义又稍有不同，原因很简单，他们必然带有“近代”的特色，查《新华词典》，作了如下解释：中国近代军阀，“拥有军队，霸占一方，为害人民，充当买办阶级、豪绅阶级的代表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这解释很清楚地表明：中国近代军阀，除了具备了过去的军阀的性质之外，还兼有“充当买办阶级、豪绅阶级的代表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这“近代”的特色。

　　1840年的鸦片战争，导致了几千年来的中国封建制度和封建经济开始解体，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帝国主义列强疯狂地侵略中国，都恨不得一下子把中国据为己有。但是，不久，他们便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是一块肥肉，但又是一块谁也难以独吞的肥肉。于是，他们转而争相扶植中国的军阀势力，作为他们侵略中国的工具，尤其是清王朝灭亡之后。

　　1911年10月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功绩。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以及中国封建势力的强大，客观上也为袁世凯的上台及北洋军阀、西南地方军阀的反动统治创造了条件。从1911年到1937年这二十多年中，中国经历了北洋军阀及国民党新军阀等大大小小的中国近代军阀派系的混战和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连绵不息的巨大的灾难。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凭借他们所掌握的军阀武装，一举消灭人民的力量。但是，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的号角声，1949年底，中国近代军阀最终在中国大陆被彻底灭亡。

北洋军阀

中国近代军阀的形成是从北洋军阀开始的。北洋军阀的产生有其原因和过程，我们不妨从更早一些时候的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谈起。

　　1840年，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中遭到失败，中国的门户被帝国主义列强的大炮轰开，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统治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日益激化。1851年1月，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太平军出广西，陷湖南、湖北，沿长江直取南京，把清朝满族地主手中的八旗军和绿营兵杀得七零八落。因此，清朝政府不得不更多地依靠汉族地方的力量，号召各地的士绅自行组织地方武装——团练，以抵抗太平军。这样，便逐渐形成了一些封建军阀集团，其中最重要的，是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

　　曾国藩（1811——1872），湖南湘乡人。地方家庭出身，时任礼部侍郎，因丧母在家，清政府命令他帮助湖南巡抚督办团练。于是，曾国藩便在湖南湘乡一带大力督办团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湘军。全军有水师五千人，陆军六千五百人及工匠、役夫等共计一万七千人。湘军的大小将领大多是曾国藩的亲戚、朋友、学生和同乡。湘军士兵以营官自招为原则，每个营只服从营官一人，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形成一种浓厚的封建隶属关系。湘军将领主要有曾国荃、左宗棠、刘长佑、刘坤一、罗泽南、李续宾等。湘军于1854年起出省作战，编制逐步扩大，成了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及捻军等的主要力量。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地方家庭出身，道光进士。1853年太平军进占安徽时，曾在合肥参与办团练，被太平军击败。后任曾国藩幕僚。1861年在曾国藩的支持下，以团练为基础编练淮军约七千人。次年，率淮军在上海、江苏一带与太平军作战。到1865年，全军达六万人，成为镇压捻军的主力。淮军主要将领有张树声、郭松林、刘铭传、周盛波、潘鼎新、吴长庆、丁汝昌、叶志超、聂士成等，形成淮系军阀，是清末反动势力中的一个重要武装政治集团。

　　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过程中，清政府勾结外国侵略者组织了洋枪队，后扩编为“常胜军”和“常捷军”。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的威力，刺激了清朝的统治者，在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以后，洋务派官僚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以“自强”和“求富”为标榜，进行洋务运动。他们开办近代军事工业，以一些近代新式的武器武装湘军和淮军，并成立北洋海军。

　　但是，湘军和淮军等毕竟还是旧式的军队，只不过增添了一些近代新式的武器，它们的落后性和腐朽性在近代战争中展现无遗。1884年中法战争，淮军在广西战败，主将张树声、潘鼎新被革职。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淮军将领丁汝昌指挥的北洋海军和叶志超、卫汝贵统率的陆军都在作战中一败涂地。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军队采用西方新式武器，编制和战术所表现出来的巨大优越性，与清军的腐朽落后形成鲜明的对比，大大刺激了清军将领和清朝统治者，要求改革军队，编练新式军队的呼声日高。当时的西太后等最高统治者，也从自身利益出发，为了巩固和加强其封建统治，也需要依靠一些新式的军队。于是，清廷连发上谕，决定“参酌中外兵制”，改练新军。指令成立“督办军务处”，以恭亲王奕訢为首，庆亲王奕劻为会办，李鸿藻、翁同和、荣禄、长麟会同办理。同时，命令淮系官僚胡燏棻在天津具体负责编练新军。

　　胡燏棻（？——1906），安徽泗州人。同治进士，曾任广西按察使等。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胡燏棻受命留驻天当办理东征粮台。同年11月，受命在天津马厂主持新式练兵。次年9月移至小站。胡燏棻聘请德国人汉纳根为教习，仿效西法训练，从组织、训练、技术、武器装备上都改变了湘淮各军的腐朽落后的状况，编成十营，号称“定武军”。计有步队3000人，炮队1000人，马队250人，工程队500人，共4750人。胡燏棻练兵，小有成绩，但他毕竟是个官僚，不大熟谙军事，因此，1895年底，胡燏棻调任芦津铁路督办，小站练兵则由袁世凯接替。

　　袁世凯其人，可说尽人皆知，是北洋军阀的首领。但是，他的出身经历如何？怎么会被派往小站练兵？还须稍作补叙。

　　袁世凯，1895年9月16日生于河南项城县一个官僚地方家庭，故人称袁项城。他字慰庭，故当上军阀头子以后，人称袁慰帅。袁世凯的祖辈父辈，都受过传统的封建教育，中过科举，任过官职。尤其叔祖袁甲三，为道光进士，镇压捻军起家，后官至漕运总督、礼部主事、军机章京、监察御史等，与曾国藩、李鸿章过从甚密。其长子袁保恒、次子袁保龄都曾任清朝大官。

　　袁世凯的祖父袁树三生有二子。长子袁保中，次子袁保庆。袁世凯是袁保中第四子，因叔父袁保庆无子，袁世凯便在七岁时过继给袁保庆。袁保庆先后在济南、扬州、南京等地为官，袁世凯亦跟随左右，他对读书毫无兴趣和资分，却乐于听取那些反动的政治经验之谈。后养父生父相继死去，又跟随叔父袁保恒、袁保龄，学会不少官场本领。袁世凯两度参加乡试，都名落孙山，他又羞又愤，把自己所作的诗文付之一炬，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焉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于是，1881年5月，袁世凯到山东登州，投靠袁保庆的结拜兄弟淮军统领吴长庆。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

　　1882年8月，清朝的“藩属”朝鲜发生了“壬午政变”，清政府派吴长庆率部前往镇压，袁世凯亦随行，并立有战功，开始崭露头角。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吴长庆调回国内，李鸿章任命为“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同年12月，朝鲜发生“甲申政变”，袁世凯感到事态严重，不待清廷回音，率兵平息了政变，再次立功。次年，26岁的袁世凯被李鸿章保荐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

　　袁世凯在朝鲜十余年，所以说官运亨通。但是，袁世凯并不满足，他深知军队在国家政权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掌握军事实力是取得权势的捷径，他早就想亲自统领一支军队，作为自己建立功业的资本。他一直在等待着机会。1894年甲午战争，清朝军队战败，袁世凯本人也从朝鲜逃回北京。适逢清政府决定编练新军，袁世凯亦积极鼓吹，多次上书朝廷，提出练兵计划，逐渐获得“知兵”的美誉。同时，袁世凯亦积极利用袁甲三和袁保恒的关系，在北京广交诸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有及翁同和、荣禄等权贵，争取支持。终于皇帝下谕，袁世凯接替在天津小站编练“定武军”、成绩不甚显著的胡燏棻。

二

　　1895年12月21日，袁世凯到达小站，接管定武军。小站又名新农镇，在天津东南七十里。袁世凯以新建陆军督办的身份来到小站后，在定武军的基础上，再招募步兵2250人，招募骑兵300人，总计2300人，并改定武军为新建陆军。

　　袁世凯粗通近代军事知识，他参照曾国藩、李鸿章早期编练湘军、淮军的办法以及德国的军制，拟定了《练兵要则十三条》、《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和《募订译员合同》等。新建陆军虽然还沿用淮军的营务处、营、队、哨、棚等名称，但编制上打破了旧军的框框，基本上采用了近代德国的陆军制度：军队分步、马、炮、工、辎各兵种；一军分两翼，每翼辖二、三营；每营官兵一千一百多人等。新建陆军的武器，全部由国外采购进来，主要有德国的炮和奥国的步枪。由于使用新式武器，旧的一套练兵办法已不适用，袁世凯通过中国驻德国公使，延聘了巴森斯等十多名德国军官，充当新建陆军的教习，由他们订出各种规章制度，又由他们监督实行。为了提高兵士的素质，新建陆军中设有步兵、骑兵、炮兵、德文四所随营学堂，统称“行营武备学堂”，从兵士中考取学员，学制两年，毕业生均担任下级军官，成绩优秀者选派德国或日本留学，如孙传芳、张士钰、张树元等。袁世凯小站练兵，揭开了清军编练近代化的序幕，在中国近代军制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但是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新建陆军从一开始，就依附于西方列强，这种由列强一手装备和训练的军队，只能成为列强侵略中国和控制中国的更强有力的工具。

　　在军事装备训练方面，袁世凯极力采用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然而，在选拔将领方面，仍因袭湘淮军阀的旧习，“兵为将有”，专门培植依属于自己的势力，这大体可分为三类：

　　一、亲戚、同乡、旧知及追随多年的家兵家将。这类人大都被安插在要害部门，充当爪牙和耳目。如：

　　刘永庆，河南项城人，与袁家有亲戚关系，并随袁世凯赴朝鲜，任为新建陆军粮饷局总办兼转运局总办，掌握全军粮饷军械大权。

　　吴凤岭，袁世凯家佣人之子，从小在袁家长大，后任袁世凯的跟班护卫，任新建陆军马队第一营后队队官。

　　吴长纯，安徽庐江人，袁世凯的老部下，任新建陆军步兵右翼第二营统带。

　　雷震春，安徽宿州人，袁世凯的老部下，任新建陆军步兵右翼第三营后队领官。

　　江朝宗，安徽旌德人，袁世凯的部属，任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及兵官学堂监督。

　　徐世昌，直隶天津人，早年与袁世凯在陈州相熟，时任翰林院编修，经袁世凯奏调来到小站，管理参谋营务处，成为袁世凯最得力的智囊和军师。

　　此外，袁世凯在朝鲜时的差弁、亲兵，如王同玉、赵国贤、王凤岗、徐邦杰、唐天喜等十余人，都分别担任了新建陆军的统带、领官、哨官或哨长。

　　二、用官禄笼络的一批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所陆军学堂，毕业生大都能掌握一些近代军事技能，但在旧军队中长期不受重用。袁世凯选用军事学堂出身的人担任军官，本是一项重要的改革，但这改革一开始就带有很浓的封建依附色彩。到1896年4月，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充任新建陆军各种职务者已达一百三十多人。其中著名的有：

　　段祺瑞，安徽合肥人，任新建陆军炮兵营统带兼炮兵学堂监督。

　　冯国璋，河北河间人，任新建陆军督操营务处总办兼步兵学堂监督。

　　王士珍，河北正定人，任新建陆军工程营统带兼讲武堂总教习。

　　以上三人后来都成为北洋军重要将领，号称“北洋三杰”，被视为袁世凯的“龙、虎、狗”。

　　曹锟，直隶天津人，任新建陆军学兵营统带兼督操营务处提调。

　　张怀芝，山东东阿人，任新建陆军右翼步队第三营前队队官，后升炮队第一营管带。

　　段芝贵，安徽合肥人，任新建陆军督操营务处提调。

　　此外，王英楷、陆建章、李纯、田中玉、杨善德、王占元、鲍贵卿、田文烈、陈光远、何宗莲、李长泰、钟麟同、刘承恩、邱开浩、商德全、王汝贤、张永成、吴金彪、马龙标、梁华殿等人，都在新建陆军中担任了各级军官。

　　三、招纳的淮军旧将。袁世凯以淮军后继人自视，一面笼络武备学堂的学生，一面广为招纳淮军旧将，表示自己延揽人才，新旧并用，一视同仁。主要的淮军旧将有：

　　姜桂题，安徽亳州人，任新建陆军步队左翼翼长兼第一营统带。

　　张勋，江西奉新人，任新建陆军工程营统带、行营中军。

　　龚友元，安徽合肥人，任新建陆军步队右翼翼长兼第一营统带。

　　任永清，安徽蒙城人，任新建陆军马队第一营统带。

　　阮忠枢，安徽合肥人，出身于淮军将领家庭，由李鸿章推荐入新建陆军，管理军制饷章文牍机务，成为袁世凯重要参谋人员。

　　此外，还有孟恩远、王怀庆、言敦源等人。

　　由于新建陆军的将弁几乎全都与淮军血肉相联，从组织上看，新建陆军实质与淮军一脉相承，实质已形成了一支“半私人性质”的军队。袁世凯正是以这批小站将弁为核心，结成了一个只听命于他的封建的军事集团，成为他日后从事反革命事业，进行政治投机的资本。

　　对待士兵，袁世凯喜欢使用“恩威并济”的一套权术。他写出诸如《兵丁驻扎营暂行章程》、《操场暂行章程》、《行军暂行章程》、《简明军律二十条》、《查拿逃兵法》等条规，命令士兵遵守，并经常亲自检查。对严格执行者，或记功赏银，或提升；对违章者，即加以严惩。他还从精神上对士兵进行麻痹和毒害，编了一些《劝兵歌》、《对兵歌》、《行军歌》等口诀和歌谣，教训他们要“敬官用命”，实质要士兵俯首贴耳地任其驱使。

　　由于朝廷在新建陆军身上花费了大量银两，加上袁世凯的苦心经营，新建陆军受到了朝廷的格外重视，督练官袁世凯更受到西太后等加倍赏识。1896年4月，监察御史胡景桂参奏袁世凯“尅扣军饷，诛戮无辜”等罪名，被兵部尚书荣禄包庇过去，反而提升为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新建陆军也为帝国主义侵华分子所瞩目，列强驻天津侵略军的军官们常到小站“观操”、“诧其军容之盛”。英帝国主义分子贝恩福在小站参观了两天，回国后写了一本书，盛赞新建陆军和袁世凯，使袁世凯声誉鹊起，身价倍增。到1897年，清政府又整治军队，编建精锐军，分中、前、左、右、后五军，由荣禄、聂士成、马玉崑、袁世凯、董福祥五人分别率领。

三

　　在封建统治阶级集团大力推行“练兵自强”的时候，资产阶级改良派也提出“变法自强”的要求。光绪皇帝从要发愤图强和摆脱受慈禧太后控制的双重考虑，支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首的维新派的主张。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诏书，实行变法，史称“戊戌变法”。与此同时，后党首领慈禧也加紧部署，准备发动政变。6月15日，慈禧强迫光绪帝免去支持变法的翁同和的职务，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率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并称“北洋三军”。

　　袁世凯素来善于观测风向，进行政治投机。在他一时还难于断定帝党和后党哪一方掌握了绝对优势时，他亦和维新派保持接触，并表示自己支持变法的态度，致使维新派认为袁世凯是一位可以倚重的“拥兵者”。1898年9月18日，帝党与后党力量的对比发生了转移，风传慈禧要偕光绪到天津阅兵，届时要废掉他。光绪在危急时，给康梁下了一道密诏，望维新派“速密筹设法相救”。维新派主要人物捧诏痛哭，计无所出，唯寄望于袁世凯。当天深夜，谭嗣同到华寺袁的寓所与他商谈，请他救圣上。袁表示竭死力以补救。谭说：“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之。”袁则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在此前后，光绪曾召见袁世凯两次，袁世凯都表示了作臣子的“忠心”。9月20日即光绪第二天召见的当夜，袁世凯借口弹药不足和要更选将官，匆匆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连夜进京面秉慈禧。9月21日晨，戊戌政变发生，光绪被囚，维新派被捕杀。袁世凯以两面派手段出卖了光绪帝和维新派，又获得慈禧的赏识，官升至工部右侍郎。

　　政变后，慈禧太后为巩固京畿重地，命直隶总督荣禄为钦差大臣，节制北洋各军，组编武卫军。武卫军由五支军队编成，以聂士城的武毅军为武卫前军，驻芦台；董福祥的甘军为武卫后军，驻荆州、通州；宋庆的毅军为武卫左军，驻山海关内外；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为武卫右军，驻小站。荣禄另募新兵万人为武卫中军，驻南苑。武卫军名为一军，实际上各军自成势力。

　　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日本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签订后，各国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外国教会势力随之蔓延到中国农村。这些教会刺探情报，霸占田产，包揽诉讼，侵犯中国主权，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以至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义和团在山东发展迅速，引起帝国主义的不满，要求清政府撤换山东巡扶，由袁世凯接任。1899年12月，清政府委任袁世凯为山东巡抚。

　　袁世凯到山东后，大肆镇压义和团，讨好洋人教会，保护洋人及教会利益。义和团对袁世凯恨之入骨，齐声唤：“杀了袁黿蛋，我们好吃饭。”而洋人教士们则对他“颂述其恩”。当八国联军进犯京城时，袁世凯又参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与各帝国主义国家订立“东南互保”的协议，即承认列强侵略京津，列强允许各省在境内剿团保教而不进侵。1900年6月，北京处境危急，慈禧命袁世凯发兵勤王，保卫京师。袁世凯不敢得罪慈禧，又怕冒犯洋人，便采取拖延办法。及至北京陷落，慈禧仓惶出走，袁世凯则运去大量银两、贡缎、食物，使慈禧不仅没有责他借故拖延勤王之罪，反而对他“大为嘉许”。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回銮。袁世凯又派亲信率兵迎接，并负责筹款修复被八国联军破坏了的宫禁。袁世凯在山东的所作所为，深得中外反动派的赞赏，交口称他为“应变良才”。1901年11月李鸿章临死前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力保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荣禄等也极力推荐。于是，慈禧明令提升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加封太子少保。袁世凯成了权倾一时的封疆大臣。

　　袁世凯在血洗义和团的同时，已将山东防练各军改编了二十营，共九千多人，称武卫右军先锋队。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又将武卫右军改编成常备军各镇，每镇辖步兵两协、四标、十二营约一万二千五佰多人。两镇为一军。李鸿章死后，淮军群龙无首，袁世凯更乘此机会，把李鸿章在北洋经营数十年的官僚企业全部占为己有，把他的幕府班底也大都网罗在自己的势力之下。他所网罗的李鸿章旧部有：

　　杨士骧，安徽泗州人，进士出身，李鸿章的亲信幕僚。袁世凯奏举他为直隶布政使、山东巡抚。

　　杨士琦，杨士骧之弟，素来富有机略权变，袁世凯让他充任洋务总文案，成为亲信“智囊”。

　　孙宝琦，浙江杭县人，长期为李鸿章属吏，袁世凯奏举他充任驻法、德公使。

　　赵秉钧，河南汝州人，原为淮军军官，心狠阴鸷，“长于缉捕”，袁世凯委派他创办巡警，渐渐成为袁世凯手下的特务头子。

　　此外，还有陈壁、胡惟德、朱家宝、吴重熹、齐耀琳、梁士诒、张镇芳、周学熙、孙多森等。这些淮系官僚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他们转而为袁世凯效力，使得袁世凯的势力得以迅速膨胀。

　　1901年，清政府决定废除绿营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共编练三十六镇新式陆军，袁世凯为了掌握更多的军事实力，加紧谋求新军编练权。1902年6月在保定成立北洋军政司（后改称督练公所），自兼督办。同年底，朝廷任命袁世凯为京旗练兵大臣，使他掌握了北方各省的新军训练。1903年4月，荣禄病死，庆亲王奕劻入军机为领班大臣，掌握政府实权。奕劻是个昏庸的皇族官僚，素来收受袁世凯的重金贿赂，朝政方面更加依重袁世凯。袁世凯极力主张中央成立练兵处，统管全国的练兵。西太后和奕劻同意后，于1903年12月成立了练兵处，奕劻为总理练兵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但奕劻实际把全权交给了袁世凯，使他掌握了全国的军制和军饷。

　　到1905年，袁世凯已把北洋陆军编为六镇（相当于师）。这支拥有全国最精良装备的六镇新军，共约七万余人，除第一镇是旗兵，袁世凯不能完全控制，其余五镇都是由袁世凯一手培植起来的武装。它的重要骨干，几乎都是小站出身的袁世凯的亲信：第一镇统制先后为凤山、何宗莲；第二镇统制先后为王英楷、张怀芝；第三镇统制先后为段祺瑞、曹锟；第四镇统制为吴凤岭；第五镇统制先后为吴长纯、张永成；第六镇统制先后为王士珍、赵国贤、段祺瑞。当时担任协统的有雷震春、陈光远、李纯。担任标统的有王占元、卢永祥、鲍贵卿、王怀庆、田中玉、杨善德、孟恩远、唐天喜、王振畿、赵玉珂、王同玉等。但任营管带的有何半林、陆锦、李长泰、李厚基、施从滨、阎相文等。

　　此外，袁世凯也尽量把其他军队纳入自己的北洋系统。如宋庆的武卫左军（前称毅军），在1902年宋庆死后，也逐渐由他的亲信姜桂题接管。

　　在编练新军的过程中，袁世凯还创办了一批新式陆军学堂，如行营将弁学堂，北洋武备速成学堂，保定陆军小学堂。通过这些学堂，袁世凯把培训军官的权力紧紧抓在自己手中，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北洋派系观念的中下级军官，作为他属军的骨干的力量。

　　除了编练新军，袁世凯还依照西法，尤其是日本的方法编练巡警。他在保定创办巡警局，以赵秉钧为总办。赵秉钧创办了巡警学堂，组织巡警队，不久，京津一带的警权也掌握在袁世凯手中。他还以推行“新政”为名，极力插手教育、路矿、通商、外交、财政等事务，控制了直隶、山东、河南、东北等一大片地盘，使北洋集团成为清末统治阶层中实力最为雄厚的一个军事政治集团。

　　袁世凯重权于一身，引起了一批满族皇亲如军机大臣、陆军部尚书铁良等的不满。到了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死，三岁的小儿溥仪继位，由其父载沣摄政。摄政王载沣是光绪皇帝之弟弟，对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中出卖光绪怀恨在心，更不满他权势过大，欲杀之以泄愤。后经奕劻、张之洞等说情，摄政王发布谕旨，以袁世凯患足疾为由，“即开缺回籍养疴”。1909年1月6日，本来威风八面的袁世凯，凄然离京回河南。

　　袁世凯并没有回项城老家，而是到彰德（今安阳）城北门的渔上村隐居。袁世凯当然不会甘心归隐终老，实际上，他一刻也没有停止政治活动，他的寓所内设有直通北京的电报房，随时与北洋将领们通消息，他不过是暗藏牙爪，待机而动罢了。

四

　　1911年5月，清政府将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并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同，出卖铁路修筑权。6月，四川成立保路运动同志会，在和平请愿遭到镇压后，保路运动演变成反清武装斗争。9月2日，清政府派川汉、粤汉铁路大臣端方率湖北新军入川镇压。湖北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乘武昌清军兵力空虚，策动武装起义。10月10日晚，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革命党人熊秉坤、金兆龙等打响第一枪，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各营纷起响应，举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攻占凤凰山、蛇山等要地。11日天明，起义军攻克总督署，占领武昌全城。同日，湖北军政府成立，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黎元洪被推为都督。12日，起义军克复汉阳、汉口。这便是辛亥武昌起义。武昌首义，湖南、陕西等省纷纷起来响应，形成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风起云涌，清王朝岌岌可危，清政府急令冯国璋率北洋军南下镇压。冯国璋南下途中，先到彰德秘密会见袁世凯，请示主意。袁世凯告之以“慢慢走，等着瞧”的秘诀。冯国璋心领神会，果然领着北洋军“慢慢走，等着瞧”。清政府知道是袁世凯从中作梗，因急于消灭起义民众，又见指挥不动北洋军，终于被迫起用袁世凯，先后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钦差大臣、内阁总理大臣，使袁世凯重新掌握了军政大权。

　　袁世凯兵临武汉，并没有尽力为清政府攻打革命军，而是采取打打停停的手法，一边利用北洋军将领给清政府施加压力，一边向革命党人讨价还价，提出停战建议以及南北议和的条件。这时，帝国主义也披着中立外衣，居间调停，诱迫革命军与袁世凯妥协。12月1日，南北双方达成停战协议。12月2日，独立各省的代表共三十九人集中南京，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确定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该政府实行总统共和制。12月18日，伍廷芳（广东新会人）代表南方光复各省、唐绍仪（广东香山人）代表袁世凯，在上海正式举行和谈。12月25日，中国同盟会首领孙中山由海外回到上海。12月29日，十七省代表在南京投票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名文，字德明，号逸仙，广东香山人，1866年生。1878年，孙中山客居美国檀香山其兄孙眉处，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其后学医行医，进一步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接触到西方一些社会政治学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促使孙中山放弃医生职业，从事反清革命活动。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擅香山组织了兴中会。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建立了中国同盟会。从兴中会成立到武昌起义爆发前，孙中山领导了多次反清武装起义，均未能成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以他不屈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威望被起义各省代表选举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发布了《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和《告全国同胞书》，下令定国号为中华民国，1月2日通电各省改用阳历。1月3日，各省通过了政府人员的任命事项，正式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政府设十个部：陆军部总长黄兴，海军部总长黄钟瑛，外交部总长王宠惠，司法部总长伍廷芳，财政部总长陈锦涛，内务部总长程德全，教育部总长蔡元培，实业部总长张謇，交通部总长汤寿潜，参谋本部总长黄兴。此外，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法制局长宋教仁、印铸局长黄复生。1月11日，各省代表会议议决五色旗为国旗。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国内形势极极其复杂，清政府还未倒台，袁世凯则手握重兵，南北双方的上海和谈并没有实质的成效。此时，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幼稚明显暴露，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立宪派等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中的妥协思想继续发展，一再保证只要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使清帝退位，孙中山将让出临时大总统职位给袁世凯，而这正是袁世凯所希望的结果。在得到上述保证以后，袁世凯即以武力胁迫清政府。1912年2月12日，清廷隆裕皇太后及摄政五载沣被迫宣布清宣统帝退位。2月13日，袁世凯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宣布共和。同日，孙中山遵守诺言，向临时参议院辞职并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为了防止袁世凯专权独裁，在辞职咨文中提出三个条件，即定都南京，袁世凯必须到南京任职，袁世凯必须遵守《临时约法》和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一切法令。对此，袁世凯都表示答应。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之所以提出三个条件，是想将袁世凯调离开他的老巢京津，并以约法及其他民主制度对他加以限制。2月18日，南京临时政府派出蔡元培、汪精卫、宋教仁、魏宸组、刘冠雄、钮永建为专使赴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于2月27日抵达北京。

　　然而，老奸巨滑的袁世凯当然不会顺从地离开北京老巢到南京就职，当蔡元培待专使到北京后，袁世凯指使亲信曹锟等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制造“兵变”，造成袁世凯不能离开北京南下就职的局面。蔡元培等专使只好离开北京回南京。3月6日，临时参议院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3月13日，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3月25日，唐绍仪到达南京组织新内阁，接收临时政府。在第一届内阁中，外交总长陆征祥、内务总长赵秉钧、财政总长熊希龄、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陈其美、交通总长唐绍仪（兼）、参谋总长黄兴。内阁成员中，袁工凯的亲信及立宪派占去一大半，属革命党人的黄兴、陈其美也未就职。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4月2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就这样，袁世凯以阴谋手段夺取了政权，后人称之为“窃国大盗”。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和临时政府北迁，标志着辛亥革命成果落到了大军阀、大地方、大资产阶级的手中，中国开始进入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时期。

　　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以后，表面上还装作拥护共和，遵守《临时约法》，但暗地里，他牢牢地抓住赖以起家的北洋军，试图凭借手中的武装力量实行军阀统治。为了进一步培养军事人才，他指令陆军部建立一所陆军军官学校。7月初，该校在保定东关外前陆军速成学堂旧址开办，这就是著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该校学制一年半，分步、骑、炮、工、辎重等科，学生大都由清河第一陆中、西安第二陆中、武昌第三陆中、南京第四陆中等四所陆军中学堂保送，毕业后由陆军部统一分配到各军任见习上士排长，半年期满后任少尉或中尉排长。该校共办了九期，至1923年8月停办，毕业学员为6523人，一些北洋军将领尤其是国民党的不少高级将领如蒋介石、陈诚、白崇禧、张治中、蒋光鼐、蔡廷锴、傅作义等，均为该校毕业生。

　　在加强军事实力的同时，袁世凯也很快剥下脸上的伪装，举起屠刀，向革命党人砍去。袁世凯上台后不久，即发生了张振武案。

　　张振武是湖北罗田人，1877年生。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归国后，在武昌加入革命团体共进会。1911年10月，张振武参加武昌起义，任军务部副部长。因正部长孙武有伤不能视事，张振武实负责部长责。在后来保卫武汉的战斗中，张振武多次面斥都督黎元洪的妥协行为。民国成立后，副总统兼鄂督黎元洪嫉恨张振武，免去了他军务部副部长职。但是，张振武仍掌握着一支称为“将校团”的精干的武装力量，这不仅成为黎元洪的心腹大患，也令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深感不安。于是，袁世凯与黎元洪相勾结，决定剥夺张振武的兵权。1912年5月，袁世凯邀张振武赴京，授以总统府军事顾问官的虚衔，接着，又委其为蒙古屯垦使，将其派往边疆，却不给编制和经费。张振武一怒之下返回武昌。8月上旬，袁世凯、黎元洪合伙诱张振武再次赴京，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随行。8月13日，黎元洪密电袁世凯，以张“勾结土匪，破坏共和”等罪名，请袁将其处死。袁世凯于是下军令，于8月15日将张振武、方维杀害。

　　张振武、方维案引起了轩然大波，参议员及舆论均质问政府何以擅杀无辜。袁世凯为逃避责任，公布了黎元洪的电报，将视线移到黎元洪的身上，一时舆论大哗。黎元洪受到各方谴责，而袁世凯则扮作无辜。如果说，在张振武一案中，袁世凯还能掩饰其凶残面目的话，那么，在不久发生的宋教仁一案中，他的面目便彻底暴露了。

五

　　宋教仁是同盟会的首领之一，字遁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1882年，宋教仁与黄兴在湖南创立革命团体华兴会后，一直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武昌起义爆发后，宋教仁从上海到武汉，协助湖北军政府办理外交，后到南京筹组中央政府。中华民国成立，宋教仁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局局长；1912年3月，出任唐绍仪内阁农林总长。

　　以宋教仁为首的一部分同盟会员，始终抱着“政党政治”的理想，希望通过扩大组织，在议会中争取席位，实现欧美资产阶级的“责任内阁”的政治制度。1912年8月，宋教仁等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等几个小党派组织，组成了国民党。国民党推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王人文、王芝祥、张凤翔、吴景濂、王宠惠、贡桑诺尔布八人为理事。宋教仁代理理事长，主持党务。之后，宋教仁在长沙、武汉、南京等地发表演说，主张制定民主宪法，成立责任内阁，并大量吸收党员，使国民党成为第一大党。1913年初，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国民党以绝对优势获得多数议员的席位。一心想实行独裁统治的袁世凯感到威胁，决定以阴谋手段对付政敌宋教仁。3月20日晚，宋教仁准备由上海返京，在上海车站遇刺，22日凌晨伤重身亡。

　　宋教仁案发生后，举国震惊，一致要求追拿凶手，袁世凯也假惺惺地表示要查办。不久，真相大白：直接凶手为武士英，布置行凶的是应桂馨，担任联络的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同谋者是国务总理赵秉钧，而主使者，则是临时大总统袁世凯。

　　宋教仁遇刺，使孙中山对袁世凯的幻想完全破灭，认识到“非去袁不可”。3月26日，孙中山从日本赶回上海，召集国民党人紧急会议，主张武装讨袁。然而，国民党内部却意见不一，黄兴、陈其美等主张“法律解决”，有些任议员的国民党人幻想在国会内联合其他议员进行倒袁活动。国民党内部的纷争，给袁世凯以充足的时间作准备。4月，袁世凯与英、法、德、日、俄五国签订了“善后大借款”；5月，着手军事部署；6月，先发制人免去国民党人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向国民党发起进攻。

　　事态至此，孙中山、黄兴等亦决定发动“二次革命”讨袁。7月12日，李烈均受命在江西湖口组织讨袁军，宣布独立。7月15日，黄兴抵达南京，任讨袁军总司令，江苏宣布独立。接着，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重庆等省市也相继独立。然而，主要战场则在江西及南京，所以历史上又称“赣宁之役”。

　　袁世凯任命段芝贵为江西宣抚使兼第一军军长，督率李纯、王占元等部攻击江西，又派海军次长汤芗铭率领长江舰队攻击湖口、九江等地。革命党人李烈钧及林虎、方声涛等率部迎战。

　　袁世凯任命冯国璋为江淮宣抚使兼第二军军长，督率杨善德、施从滨、雷震春、倪嗣冲各部沿津浦路南下。任命张勋为江北镇抚使，率军直逼杨州，合围南京。任命海军总长刘冠雄率领海军舰队南下，攻击吴淞口。革命党人黄兴、陈其美、柏文蔚、纽永健、 居正、冷遹等率部迎战。

　　二次革命虽然声势浩大，但领导者没有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宣布独立的各省之间又缺乏统一的指挥，因而在北洋军强大的武力打击之下，讨袁军很快陷入混乱和失败。8月18日，李纯攻陷南昌；9月1日，张勋、冯国璋攻陷南京，先后撤销独立。孙中山、黄兴等被迫又一次逃亡日本。

　　经过制造宋案和镇压二次革命，袁世凯认为政敌已除，更加嚣张，一步步向独裁和复辟帝制迈进。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以暴力威逼国会议员选举他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

　　1913年11月4日，直接下令解散国民党。

　　1914年1月10日，宣布解散国会。 1914年5月1日，公布《中华民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集权总统制，正式废除国务院官制，取消国务总理。

　　1914年5月23日，宣布恢复清代官制。

　　1914年12月，公布《修正大总统选举法》，造成总统终身制。

　　1915年2月，通令全国学校一律恢复“尊孔读经”，以“尊孔尚孟”为教育宗旨。

　　1915年8月，授意亲信杨度纠合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组织“筹安会”，鼓吹恢复帝制。杨度等被称为“筹安会六君子”。

　　1915年10月至12月，制造全国选举，赞成君主立宪，向袁世凯上推戴书，劝进皇帝位。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发表接受皇帝位的申令。13日，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31日，改总统府为新华宫，定1916年为洪宪元年。就这样，袁世凯强奸民意，终于当上洪宪皇帝。

　　但是，就在袁世凯洋洋得意，准备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已遭到全国人民及各派政治力量的强烈反对。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虽然宣布“恢复民主共和制度”，策划各地武装起义，但仍未提出反袁要求，内部组织无力，脱离广大群众，没有起到组织全国反袁力量的领导作用。相反，以梁启超为首的民主派进步党人却掌握反袁运动的领导权。1915年12月初，梁启超的学生、原云南都督蔡锷摆脱袁世凯的控制，由北京潜返云南，策动都督唐继尧及国民党人、原江西都督李烈钧等共同讨袁。24日，他们在云南护国寺召开军事会议，组织讨袁军，因寺而取名护国军。护国军由三个军组成：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唐继尧任第三军总司令。25日，正式通电宣布云南独立，发布讨袁檄文，护国战争正式爆发。

　　1916年1月，蔡锷率第一军入四川，与北洋军曹锟、张敬尧部激战于叙州、泸州、綦江之间；李烈钧率第二军入广西，与桂军陆荣廷部联合，进逼广东。贵州、广西宣布独立，四川、湖南、广东等省形势紧张。因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帝国主义都改变了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态度。北洋集团内部也出现分化，袁世凯的亲信大将段祺瑞托病请假赴西山，冯国璋则坐镇南京作壁上观，两人均密令前方将士屯兵不前，不为袁世凯卖力。袁世凯开始感到大事不好，在3月22日被迫宣布撤消帝制。袁世凯称帝，前后共八十三天。

　　袁世凯虽然取消帝制，还想继续当大总统。但护国军不答应，声明袁世凯称帝是叛国的罪人，不能再当总统，要他辞职。4月间，护国军迫使广东督军龙济光宣布独立，西南各派反袁力量于5月8日在广东肇庆组织护国军务院，代行国务院职权。唐继尧任抚军长，岑春煊任副抚军长；梁启超、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蔡锷、李烈钧、陈炳锟、戴戡、罗佩金、吕公望、刘存厚、李鼎新等任抚军；梁启超兼政务委员长，章士钊为秘书长，唐绍仪为外交专使。不久，各省相继独立，最后，连袁世凯的忠实心腹陕西督军陈树藩、四川督军陈宦、湖南督军汤芗铭，迫于广大人民的压力，也先后宣布三省独立。时人戏称“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六君子”与“二陈汤”又都是中药之名）。

　　袁世凯破坏共和，复辟帝制，弄得众叛亲离，四面楚歌，忧怒成疾，经疹断为尿毒症。5月中旬，病势加重；6月初，病情更重。1916年6月6日，北洋军阀首领，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可耻地死去，时年57岁。

　　本章叙述了北洋军阀集团形成的原因及过程。北洋军阀集团并没有因其首领袁世凯的病死而消亡，在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集团产生了大分化，各派系混战了十年之久，其后，有的又演变为国民党新军阀，继续参与中国政坛的搏斗，

1916年6月6日，北洋集团首脑、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咒骂声中可耻地死去。袁世凯在世时，凭着他的资历、声望和手段，尚能控制整个北洋集团。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群龙无首，很快走向分裂，其中主要的派系，是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冯国璋为首的直系以及张作霖为首的奉系。这三个军阀集团，互相牵制，互相争斗，长达十年之久。我们在第二章里先谈到皖系，并不是因为最强大，而仅仅是在袁世凯死后，皖系首先控制了北京政权。

　　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1865年生。他的祖父以办团练镇压捻军起家，官至淮军统领。其父也在旧军中任过管带。段祺瑞幼承家训，也立志从军，1885考入北洋武备学堂炮兵科。由于学业精良，毕业后被派往德国，在克虏伯炮厂学习。一年后回国，被派往威海随营武备学堂任教习。在旧军中，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并不受重用，段祺瑞当了五年的教习。1895年底，袁世凯受命到天津小站练兵，除了自己的亲兵亲将，他也起用一批武备学堂的毕业生。1896年初，段祺瑞与王士珍、冯国璋等调到小站，很快受到袁世凯的赏识和重用，不久越级提升为炮兵统带兼炮兵学堂监督。一次，袁世凯请德国军官观操，那军官用马鞭指着王、段、冯三人称赞说：“他们不愧为杰出的将才。”因此，王、段、冯三人被吹捧为“北洋三杰”，后来，更形象化地称为“王龙、段虎、冯狗”，段祺瑞因而有“北洋之虎”的美誉。

　　段祺瑞遇上袁世凯，如鱼得水，尽力为之效力。袁世凯也对他倍加重用，先后任命他为常备军第三镇翼长、第四镇统制、第三镇统制、北洋武备学堂监督、保定军官学校总办、第六镇统制等。此外，袁世凯还把义女张佩蘅嫁给段祺瑞作续配夫人，这样，袁、段的关系又更深入了一层。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被迫起用被开缺回籍的袁世凯。段祺瑞被任命为湖广总督，统领湖北前线各军，协助袁世凯向革命党人不断施加压力，并胁迫清帝退位，使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段祺瑞也被任命为陆军总长。1913年7月，段祺瑞还曾担任代理国务总理。

　　袁世凯当上民国总统以后，精力分散，无暇专管军事。“北洋三杰”中的王士珍退隐正定，安于山林生活；冯国璋在镇压“二次革命”后外调南京，任江苏都督，在中央长期任陆军总长兼总统府军事处长的则是段祺瑞。随着职务的提高和权力的增长，段祺瑞已不甘对袁世凯俯首听命，更不愿当一个有名无实的陆军总长，因此，对一些大事，他往往擅自决定，并在军中培养自己的势力，他的亲信学生和部属，如除树铮、靳云鹏、傅良佐、吴光新、曲同丰等，都担任了要职，在陆军中隐然自成派系。其中徐树铮（江苏萧县人，1880年生），是他的得意学生，长期在他手下任职，1914年迁陆军部次长，成为他的重要助手和智囊，被称为段祺瑞的“灵魂”。

　　对段祺瑞执掌军权，实力膨胀，袁世凯深有疑虑，但当时他正准备恢复帝制，不得不依仗段祺瑞。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热衷于实行帝制，希望能当上皇太子及皇位的继承人，他托阮忠枢去游说段祺瑞，想让段祺瑞率北洋将领来一次联名通电，拥袁称帝，不料被段祺瑞一口回绝。袁世凯得知此事，当然对段祺瑞更加忌恨，决定逐步夺回他的兵权。1914年5月，袁世凯听从袁克定的献计，成立了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硬把正隐居正定的王士珍请出担任办事处坐办。陆军总长、海军总长、参谋总长及大元帅所派高级军官，均为该处办事员，须每日到府办公。如此一来，陆军部名存实亡，总长段祺瑞退为办事员，袁世凯把全国兵权又总揽手中。1914年10月，袁世凯又建立陆军混成模范团，作为自己的亲军，以进一步加强军事集权，逐步把段祺瑞的势力排挤出去。模范团团长开始由袁世凯自兼，为了提高袁克定在军中的威望（袁克定因骑马坠地而成了跛子），到第二期便把团长职务让给了袁克定。1915年，袁世凯加快复辟帝制，更极力排斥段祺瑞，经常说他气色不好，想是有病，应当休息。段祺瑞无奈，只好以“养病”为名避居西山，不久又提出辞呈。袁世凯假意挽留，到了5月，下令派王士珍署理陆军总长；6月，借故免去徐树铮陆军次长的职务；8月29日，袁世凯正式批准解除段祺瑞陆军总长的职务，由王士珍继任。

　　段祺瑞被解职后，袁世凯复辟帝制，终于当上洪宪皇帝，但是遭到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云南护国军兴，各省纷纷独立，袁世凯很快陷入众叛亲离，岌岌可危的困境。袁世凯打算请出段祺瑞，替他应付局面。他先任命徐树铮为将军府事务厅厅长，借以讨好段祺瑞，然后再请段出山。但是，段祺瑞却以“宿疾未痊”，拒不受命的做法。袁世凯不得已，最后放弃帝位，再亲笔写信请出段祺瑞，委以参谋总长，后又委以国务卿，希望他帮助自己维持总统的职位。但是袁世凯紧握军权及用人权不放，段祺瑞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政治傀儡，他当然不肯为袁世凯效死力。

　　1916年5月下旬及6月初，袁世凯因忧愤病生。6月5日，袁世凯自知死期将至，传命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及表弟张镇芳、长子袁克定等到病榻旁交待后事。徐世昌问及总统继任人，袁世凯只说出“约法”二字。袁克定急忙追问：“金匮石屋？”袁世凯此时只能把头微微一动，似表示同意。原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约法，规定总统不能行使职权时，由副总统继任。这个约法已被袁世凯下命废止，另搞一个新约法，关于继任总统的人选，规定由现任总统提名三人，写于嘉禾金简 ，藏于金匮石屋，待总统死后取出，从中选定一人为总统。袁克定所问的“金匮石屋”，显然指袁记约法所规定的做法。

　　6月6日，袁世凯死后，大家打开金匮石屋，见嘉禾金简上写着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三人的名字。据后人透露，袁世凯是在几天前将袁克定的名字换上段祺瑞，因为他意识到不会有人推举和辅佐自己的儿子当总统的，害得袁克定白做了一场黄粱美梦。

　　名单找了出来，究竟应选谁继任总统？老于世故的徐世昌当然不便也不会推举自己，并认为在这个时候段祺瑞也不是合适人选，最好让北洋派及护国军都能接受的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利用他来收拾残局。徐世昌的主张一提出，段祺瑞也不便再说什么，表示同意。段祺瑞并不是不想当总统，他是意识到自己的威望和实力还不足，如果由他继任总统，必然会招惹冯国璋的忌恨和争斗，以及西南护国军的反对，不如把手无寸铁的黎元洪扶在傀儡总统的位置，自己以内阁总理的身份独揽大权，利用责任内阁之名，行军事独裁之实，这是他同意推举黎元洪为总统的主要原因。

二

　　1916年6月7日，黎元洪继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在这里，有必要简介黎元洪其人，因为他走上政坛，身居高位，有一段颇为离奇可笑的经历。

　　黎元洪，字宋卿，祖籍安徽，本籍湖北黄陂，后人也称黎黄陂。1864年生于汉阳。14岁随父上直隶。19岁考上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在广甲舰任职，甲午海战中死里逃生。1895年投两江总督张之洞，备受器重。1905年擢升为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平时表现出治军严整、刚正不阿、和善开明，在湖北军政各界留下良好印象。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当晚，黎元洪亲手处决了两名准备参加起义的士兵，并威胁部属说：“谁敢造反，如此下场。”10月11日，革命党人攻占武昌，黎元洪已知局势难以控制，换上便装逃往随从参谋刘文吉家躲藏起来。不料，革命党人找到刘文吉家，把黎元洪从床下拽了出来，把他带到楚望台的起义军临时指挥部，后又把他簇拥到咨议局会场。黎元洪以为要把他处决，不料，会场中全体与会者起立，鼓掌欢呼，黎元洪不知所措。原来，革命军攻下武昌，急需组建军政府，革命党人张振武、蔡济民、吴兆麟等及原咨议局长汤化龙等清朝旧员商议，要推出一位众望所归的权威人物来控制局面，发号施令，后来想到了黎元洪。当黎元洪明白事情的原委后，连声高喊：“休要害我，休要害我！”死活不肯在安民告示的都督名下签字。最后，革命党人李翊东用枪对着他的脑袋，逼他签字，他还是不肯签。李翊东干脆将笔夺过，在布告下端划了个黎字，布告于是发出。到12日、13日，汉口、汉阳光复，黎元洪见局势已定，也表示接受出任军政府都督一职。10月16日，黎元洪在武昌阅马场正式宣誓就任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都督。后人都笑他是个“枪口下逼出来的都督”。

　　其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黎元洪当上副总统兼湖北都督。南北议和结束，袁世凯篡夺了革命党人用鲜血换来的辛亥革命果实，登上临时大总统的宝座。黎元洪也当上了中华民国的副总统，授衔陆军上将，仍兼湖北都督，坐镇武昌。黎元洪虽然大权在握，但他也深知自己的底细，有些武昌起义元老并不把他放在眼内。为达到排除异己的目的，黎元洪与袁世凯合谋，杀害了张振武和方维，造成民国第一大冤案。1913年二月革命爆发，袁世凯调兵南下，湖北再度成为南北双方争夺的重要战场，黎元洪全力投向袁世凯，帮助袁世凯打败国民党人。尽管黎元洪已甘心投靠袁世凯，但袁世凯派段祺瑞到汉口，以“蹉商要政”为由，迎驾黎元洪北上。谁知，到北京以后，黎元洪使失去了行动自由，成了袁世凯的政治俘虏，只能挂着个副总统的空衔，过着几乎隐居的生活。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被推上了总统的位置，但是，北京政府的实权，却由国务总理段祺瑞所控制。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段是安徽人），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军事集团。徐树铮、靳云鹏、曲同丰、傅良佐被称为“皖系四大金刚”。此外，段芝贵、吴光新、卢永祥等都是皖系干将。段祺瑞凭借其军事实力，控制着北京政权，控制全国。但是，黎元洪自当上总统以后，也不甘做政治傀儡，争欲执掌实权，于是，黎、段的冲突不可避免，演出了一场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

　　黎元洪上台后，重提裁兵，想将全国军队集中于中央，并削弱段祺瑞的军权，但身兼陆军部长的段祺瑞极力阻挠，使裁兵终遭流产。后段祺瑞任命亲信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黎元洪只得勉强让步。徐树铮上任后，根本不把大总统放在眼中，平时只到总统府催黎元洪盖印，凡事不须他过问。为反击段祺瑞的嚣张气焰，黎元洪授意总统府秘书长丁世铎制订划分府院权限的文案，主张大总统对国务院自由行使职权，这次，段祺瑞不得不稍作让步。不久，徐树铮又借故打击内务部长孙洪伊，一连四次，手持“孙洪伊着即免职”的命令亲赴总统府，请黎元洪盖印，均遭拒绝。最后，段祺瑞亲自出马，黎元洪依旧不准。段祺瑞盛怒之下弃职离京。黎元洪想请出徐世昌组阁，但徐世昌不肯得罪段祺瑞。黎元洪感到事态严重，不得不向段祺瑞屈服。结果，在徐世昌的调停下，徐树铮、孙洪伊及丁世铎同时被免职，段祺瑞才官复总理原职。

　　1917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日本和美国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在中国对德的关系问题上，分别支持主战的段祺瑞和主和的黎元洪。日本政府对德宣战，并怂恿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参战，是以企图攫占德国在华的权益，从而进一步控制中国。段祺瑞则企图以参战为名，向日借款扩充军备加强实力，借日扶持编练“参战军”；黎元洪为首的主和派反对参战则企图利用全国反战舆论打击主战派。结果，两派你争我夺，各不相让。黎元洪请出徐世昌、王士珍、冯国璋出面帮忙，但三人也不敢得罪段祺瑞。结果，3月14日，北京政府正式宣布对德绝交。

　　之后，段祺瑞又积极准备对德宣战，遭到黎元洪及各方人士的反对。4月，段祺瑞以开军事会议为名，召集安徽督军倪嗣冲、福建督军李厚基、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河南督军赵倜、吉林督军孟恩远、直隶督军曹锟、山西督军阎锡山、山东督军张怀芝、察哈尔都统田中玉、绥远都统蒋雁行、晋北镇守使孔庚等到北京，成立督军团，以图逼迫黎元洪同意参战，但黎元洪依然拒绝。5月10日国会审批此案时，段祺瑞又指使军警流氓数千人组成“公民请愿团”，包围国会，胁迫议员通过。黎元洪不堪忍受段祺瑞的所为，在美国公使芮恩施的支持下，于5月23日下令免除段祺瑞的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职务，任命伍廷芳为国务代总理，王士珍为京津临时警备司令。

　　段祺瑞被免职后，退避天津，指使九省督军脱离中央宣布独立，并授意在徐州的长江巡阅使张勋入京倒黎。于是，张勋通电拥护总统，自愿充当府院之争的调停人。黎元洪在皖系压力下内外交困，孤立无援，只好同意由张勋作“调人”，并明令张勋入京“共商国是”。

　　张勋，江西奉新人。早年投清军。1895年到小站投靠袁世凯。清末曾任云南提督、甘肃提督、江防营统领、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等。民国成立后，历任江苏督军、长江巡阅使、安徽督军等。张勋效忠清室，举队皆留发辫，人称“辫子军”，他也被称为“辫帅”。袁世凯死后，邀集七省军阀代表主盟徐州会议，组成“十三省区联合会”，阴谋复辟清室。这次北上“调解”府院之争，其真实意图也在于趁机搞复辟。6月7日，张勋率五千辫子军自徐州北上，经天津时与段祺瑞密谋。入京后，张勋先逼黎洪解散国会，再逼黎元辞职。黎元洪如梦初醒，自己引狼入室，但悔之已晚，只好只身逃往日本使馆避难。之后，张勋与清朝遗臣筹划复辟。7月1日，拥逊帝溥仪“重登大宝”，宣布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恢复清朝官制，大加封官授爵。张勋被封为忠勇亲王、自任首席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张勋复辟遭到举国一致反对。黎元洪接受秘书长张国淦的建议：一则致电冯国璋，令其代行大总统职权；另则起用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命其出师讨伐张勋。段祺瑞见借张倒黎的目的已达到，便摇身一变，组织“讨逆军”，自任总司令，在天津马厂誓师，进京讨伐张勋。张勋战败，于7月12日逃入荷兰使馆。溥仪再度宣布退位。张勋复辟仅十二天便告收场。

　　段祺瑞赶跑张勋，接任国务总理，俨然成为“再造共和”的英雄。之后，他假惺惺到日本使馆，恳请黎元洪回府复职。黎元洪作为府院之争的失败者，无意再当“北洋之虎”的政治傀儡，后迁往天津居住。

三

　　段祺瑞重新上台，执掌政权后，全国舆论呼吁恢复第二次解散的国会，但遭到段祺瑞的拒绝。孙中山即于7月17日自上海率海军南下护法，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开始了护法运动。此外，西南滇、桂军阀在这个时候或者标榜自主，或者公开反对段内阁。段祺瑞急于扩充军备，决心发动第二次南北战争，以武力统一中国。为此，他向日本大量借款，其中仅西原借款（由日本寺内正毅内阁的代表西原龟三经手，故名）就有八次之多，约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用以购买日本军火，编练“参战军”。

　　袁世凯死后，以直隶河间人冯国璋为首的军阀结成联盟，世称直系。直系的势力当时主要在长江流域，江苏督军冯国璋、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称“长江三督”。冯国璋出任代理大总统，段祺瑞不无顾忌，但能将冯国璋调离他的势力范围，反倒容易对付。冯国璋也有他的打算，他表示可以北上就职，但必须以李纯接任江苏督军，陈光远为江西督军，自己带一师人马入京。在这些条件满足后，他才动身离开南京。冯国璋虽然当上一个没有多大实权的总统，但新的“长江三督”则是他的外部力量。

　　冯国璋入京后，段祺瑞即以控制黎元洪一样对他加以架空和利用；冯国璋当然力图摆脱控制，当一个有名有实的总统。双方的矛盾，亦即直、皖两大派系的矛盾，造成了新的“府院之争”。而相争的焦点，是在对西南军阀及广东护法军政府的政策上。段祺瑞主张“武力统一”，借此扩充皖系的势力；冯国璋主张“和平混一”，借此讨好西南军阀，保护直系的利益，从而对抗皖系。

　　1917年8月，段祺瑞派傅良佐为湖南督军，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调北洋第八、第二十两师入湖南。湖南的争夺战，拉开了南北战争（护法战争）的序幕。冯国璋一面与西南实力派陆荣廷等暗中往来，互通声气，一面指使“长江三督”加以牵制。于是，陆荣廷在南宁召开两广援湘军事会议，通电公开讨段，出兵大举援湘。长江三督则联名发表和平建议，与西南军阀呼应。

　　11月，正当湖南战事继续扩大之时，北洋军第八师师长王汝贤、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突然于11月14日发出通电，主张停战议和。王、范两将均系直隶人，与冯国璋关系良好，故有此举。紧接着，长江三督以及直隶督军曹锟联名发表通电，响应停战。形势的突变使段祺瑞极为被动，只得以退为进，提出辞职。占了上风的冯国璋不失时机，于11月25日下令准免段祺瑞国务总理职，先以外交总长汪大燮代理，后又请出王士珍署理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

　　段祺瑞解职，不过退居幕后，徐树铮仍在前台活动，在他们的背后，有日本的全力支持。段祺瑞、徐树铮于12月2日策动了北方十督：曹锟、张怀芝、张作霖、倪嗣冲、阎锡山、陈树藩、赵倜、杨善德、卢永祥、张敬尧等齐集天津，举行督军团会议。12月6日，联名电请北京政府明令讨伐西南。冯国璋在督军团的逼迫威胁下，只得表示让步，下达讨伐令。又任命段祺瑞为参战督办，段芝贵为陆军总长，使皖系得以东山再起。此时，由冯国璋原先授意，李纯与陆荣廷达成了谅解。陆荣廷提出恢复国会，停止湘粤进兵和拥护冯国璋继任总统的条件，一旦满足这些条件，两广即取消自主。这样一来，冯国璋又发出了停战布告，责成南北两军停止敌对行动。但北方主战派立即又展开攻势。12月31日，北方十督曹锟等发表通电，坚决反对恢复旧国会，主张以皖系控制的临时参议会代行国会职权，选举正式大总统，实际是想“合法倒冯”。在这种形势之下，冯国璋改变策略，声称要亲自出征讨伐西南，亲率拱卫军一旅，乘车沿津浦路南下，实质想逃离皖系控制下的北京，回到直系大本营南京。不料，专车开到蚌埠时，被皖系干将倪嗣冲拦截，迫使冯国璋回到北京。这样，冯、段两派的斗争更趋白热化。

　　为了从根本上打击冯国璋的直系力量，段祺瑞派徐树铮到奉天与奉系首领张作霖商讨合作，调奉军入关“兵谏”，迫使冯国璋就范。以日本运来的军火，作为换取奉军入关的条件。奉系得到军火后，迅速出兵入关，进逼天津。皖、奉联合，冯国璋的处境更加危险，不得已再作妥协，又一次请出段祺瑞当国务总理。

　　段祺瑞第三次组阁后，继续推行他的武力统一政策，同时按原定合法驱冯的计划，指使临时参议院通过国会组织法和两院议员选举修正案。1918年8月12日，皖系一手操办的安福国会开幕，合法倒冯的时机已成熟。

　　在这里，很有必要先解释一下安福俱乐部，安福系及安福国会等几个名称。安福俱乐部，是皖系军阀的御用团体。1917年3月，段祺瑞为抵制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和操纵是年9月的总统大选，指使王揖唐、唐毓隽等在北京安福胡同梁式堂住宅组织俱乐部。3月8日正式成立，因在安福胡同开会，且本部设于此，故取名安福俱乐部。俱乐部的组织具有一个国家全部官制的雏形，下设干事部，主任王揖唐；评议会，会长田应璜；政务研究会，会长李盛铎。以安福俱乐部为组织形式而形成了一个派系，称为安福系，是皖系军阀政治上的中坚和核心力量，其首领为徐树铮、王揖唐等。1917年7月24日，段祺瑞通电各省，征求召集临时参议院的意见。9月29日下令召集，11月10日开会。临时参议院被安福系所控制，主要任务是修改民国元年所定有关国会的各种法规，以便组成有利于皖系的“正式国会”。1918年2月17日公布了《修正国会组织法》，选出参议院议员168名，众议院议员406名。8月12日国会成立。参议院正副议长为李盛铎、田应璜，众议院正副议长为王揖唐、刘恩格。由于它是由安福俱乐部一手包办选举产生，而且安福系占绝对多数议席，故称安福国会。

　　安福国会的目的是倒冯。冯国璋自知无力抵抗，但又心有不甘，因此提出以段祺瑞同时下台为他下野的条件。正当此时，局势又发生新的变化。原来倾向皖系的直隶总督曹锟及他的第三师师长吴佩孚等前线将领由主战变成了主和。吴佩孚还公开痛骂安福国会甚至段祺瑞本人。沉默已久的长江三督也发出先决时局，后选举总统的通电。这些，都旨在挽救冯国璋，冲击段内阁。面对直系的反扑，段祺瑞决定迅速组织总统选举法，尽早完成合法倒冯计划。为避免直系的直接报复，段祺瑞表示与冯国璋同时下野。9月4日，大总统选举会正式举行，结果徐世昌当选，冯国璋、段祺瑞同时下野。

　　冯、段的结局，形式相似，内容则完全不同。段祺瑞不过是以退为进，他依旧在幕后操纵和控制着中国政治。而冯国璋则是个彻底的失败者，下野后回到河间隐居，经营产业，一年后在北京帽儿胡同私宅病逝。

四

　　冯、段相争的结果，使得徐世昌当上了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徐世昌，字菊人，号东海等。祖籍直隶天津，本籍河南，1855年生于开封。清朝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因早年认识袁世凯，1895年被袁世凯罗致小站练兵，成了袁世凯的主要策士，有“北洋军师”之称。后曾任东三省总督、军机大臣等要职。民国成立后，曾任国务卿，但更多时，他是以北洋元老的身份充当各派系的“调人”。其实，他是一位圆滑奸诈的老政客。安福国会之所以选举他继任总统，当然是看中他是不掌握兵权的北洋官僚，同时，又是一个能使直、奉及西南军阀所能接受的人选。

　　徐世昌就任大总统后，曾先后任命钱能训、龚心湛为国务总理，但北京政府的实权仍掌握在参战督办段祺瑞手中，安福系分子对各届内阁都进行着控制，尤其是徐树铮，在国务院事事干涉，无论何项政务，不经他过目，即使片纸只字，亦飞不出国务院大门，国务总理不过是个盖印工具罢了。段祺瑞不任国务总理，专任参战督办，正是为了利用日本帝国主义作为支柱，以巩固和扩大皖系的武装力量，控制中央政权。

　　徐世昌知道自己不过是个文人总统，无法与气势汹汹的皖系军人抗衡，因此，他以“文治”自我标榜，以示其与以往军阀军人当政之区别。他尽量任用自己的旧幕僚，如梁士诒、叶恭绰、龙建章、吴世湘、曹秉章、许宝衡、钱能训、周树模、朱启钤等，以形成左右政局确保高位的政治势力。此外，他更意识到，真正有势力足以与段氏皖系抗衡的，当时唯有直系曹锟及奉系张作霖，且这两派都与自己夙有渊源，因此，他极力交欢于直、奉双方。对皖系本身，他也搞些分化活动。当时的陆军总长靳云鹏，与直系曹锟、奉系张作霖皆有儿女姻亲，徐世昌便多方笼络，以为己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英、美欲与日本争霸东方，先后向徐世昌提出和平统一南北的劝告。当时，国内也群情厌战，徐世昌即因势利导，发布和平令，实施“南北议和”。这样做，一则顺应民意，提高自己的威望，二则也是对皖系军阀“武力统一”的对抗，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徐世昌交欢直、奉，抑制皖系的做法，当然遭到段祺瑞的不满，尤其对“南北议和”，更是极力破坏。他一方面利用皖系的附庸陕西督军陈树藩挑起战事，破坏和会；另一方面在北方代表中安插安福系分子，设置障碍，使多次和谈陷于僵局和破裂。

　　1919年1月，各战胜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战后“和平会议”。中国政府也以战胜国的资格出席了和会，并提出希望帝国主义放弃在华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和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归还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等，遭到帝国主义的蛮横拒绝，竟将德国在山东掠夺的一切权利全都让予日本。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全国人民大为震惊，而北京政府竟准备同意在和约上签字。于是，全国舆论鼎沸，群情激愤，爆发了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对亲日的段祺瑞皖系，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弄得声名狼藉。段祺瑞负隅顽抗，直、奉军阀也乘势反皖。段祺瑞用日本金钱和武器装备的嫡系部队“参战军”共三师四个混成旅，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而失去“参战”的借口，于是，他先后改名为“国防军”、“边防军”，派徐树铮主管，自己亦改名为“边防督办”。徐树铮具有强烈的个人野心，飞扬跋扈，遭到其他派系及徐世昌的嫉恨。因此，当皖系军阀整编边防军时，徐世昌为调虎离山，于1919年6月24日任命他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但徐树铮至库伦后，积极经营，不久控制了西北地区，反而使皖系多了一块大地盘。

　　在内阁问题上，五四运动期间，段祺瑞指责国务总理钱能训镇压学潮无能，企图使安福系首领王揖唐出组新阁；徐世昌不同意，推出财政总长龚心湛暂代。后来经过反复争斗，徐世昌和直、奉军阀联合，有意推荐靳云鹏出任国务总理。靳云鹏是皖系大将，“四大金刚”之一，段祺瑞不便反对；靳云鹏与徐树铮关系恶劣，推出靳云鹏，可以达到分裂皖系的目的；此外，靳云鹏又是大总统徐世昌的门生，奉系张作霖的儿女亲家，直系大将曹锟的换贴兄弟，对直、奉方面都有利。果然，段祺瑞不作公开反对，但提出要以安福系干将曾毓隽、李思浩、姚震、朱深分任秘书长和财政、司法、交通三总长，靳云鹏不接受。而靳云鹏提出的阁员名单，又遭到段祺瑞、徐树铮和安福议员们的反对。到11月28日靳云鹏正式组阁时，曾毓隽、李思浩、朱深还是被塞进了内阁。靳云鹏难安其位，与段祺瑞、徐树铮的裂痕迅速扩大。

　　1919年12月，冯国璋病死，曹锟被奉为直系首领，其手下大将吴佩孚更异常活跃，对皖系和安福系不断发起挑战。曹锟于保定、吴佩孚于湖南，一北一南，互相呼应。与此同时，直系还利用皖、奉的矛盾，积极争取张作霖，共同把矛头指向皖系段祺瑞。

　　1920年4月，曹锟在保定召开直、苏、赣、鄂、豫、吉、黑八省军阀代表会议，讨论反皖对策，结成八省反皖同盟。5月，吴佩孚从湖南撤军北上。与此同时，段祺瑞也调动兵力，作出迎击准备。6月22 日，曹锟召集反皖同盟在保定再举行会议，提出解散安福国会、罢免安福系三总长、撤销边防军等多项条件，继而再提出惩办“祸国殃民”、“卖国媚外”的徐树铮。段祺瑞也召集安福系重要人物讨论时局对策，坚决不肯退让。几经反复，徐世昌在直、奉双方的作用之下，于7月4日发布命令：调任徐树铮为远威将军，免去西北筹边使，令其留京供职。这一命令激怒了段祺瑞，7月8日，他由团河回到北京，在将军府召集全体阁员及军政人员开联席会议，决定起兵讨伐曹锟、吴佩孚，并在团河成立定国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徐树铮为总参谋长，段芝贵为第一路司令兼京师总司令，曲同丰为第二路司令，李进才为第三路司令，傅良佐为总参议。双方剑拨弩张，战争一触即发。在这最后时刻，徐世昌不得已又下了一道命令：惩办吴佩孚，将曹锟“褫职留任”，但已无法阻止局势的发展。7月14日晚，直皖战争终于爆发。

　　直皖战争的主要战场在京汉路和京津路之间的河北涿州、高碑店和杨村一带。直系兵分两路，吴佩孚任直军前敌总司令兼西路总指挥，曹瑛任东路总指挥，另派第一混成旅旅长王承斌驻郑州，为后路总指挥。7月14日晚，皖军首先向直军的杨村进攻，直军放弃杨村败退北仓固守。初战皖军告捷。7月17日，战情发生变化。吴佩孚率军退出高碑店，奔袭皖军西路军指挥部所在地松林店，指挥曲同丰被俘，余部投降。同日，奉系军阀张作霖通电与直军并肩作战，令二十七师、二十八师开进关内，分驻马厂和军粮城一带配合直军作战，皖系东路军指挥徐树铮在廊房不战而逃回北京，所部向京绥路败走。至此，东西两路皖军均大败。在战争开始后，南方军阀支持直系。孙中山的广东护法军政府也发布讨段檄文。段祺瑞四面楚歌，被迫于7月19日通电罢免官职，撤销定国军名义。7月22日，直系察哈尔都统王廷桢率部进驻康庄，在居庸关附近打败皖军残部。7月23日，直、奉两军进驻京都，直皖战争结束。

　　直皖战争一结束，北京政府即下令：撤销对曹锟、吴佩孚等处分；免去段祺瑞本兼各职，撤销督办边防事务处及西北边防军名义；通辑祸首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王揖唐、丁士源、梁鸿志、王郅隆、张宣等人； 夺曲同丰、陈文运等人官职；解散安福俱乐部。皖系势力从此衰弱下去。

五

　　直皖战争以皖系的失败而告终。其原因，除了皖系已声名狼藉，直系迅速崛起等原因外，奉系的介入起到决定的作用。日本帝国主义看到皖系已无多大的利用价值，便抛弃皖系，大力扶持奉系，指使奉系联直倒皖，战后在中央政府中和直系平分秋色。直、奉两系共同把持的北京政府，实际上是英美日三国的共同侵略工具。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又迅速导致了直、奉两系的矛盾和斗争。在其后数年间，直、奉两系不断磨擦和争斗，终于爆发了两次直奉大战。由于事件繁多而复杂，留待后两章再详述，这里仅谈皖系残余势力的活动。

　　直皖战争后，段祺瑞避居天津，等待时机，以图再起。而徐树铮则逃往上海，因皖系干将卢永祥占有浙江、上海一带的地盘。卢永祥，山东济阳人，清末曾任北洋军统带、统领。民国成立后，历任陆军第二十四师师长、第十师师长、淞沪护军使等。1919年8月起任浙江都督兼第十师师长。直皖战争后，提倡“省自治”以及“联省自治”以求自保。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英美支持直系控制了北京政权。1923年直系首领曹锟当上了贿选总统，遭到全国人民反对。反直系的各派也乘机反对曹锟、吴佩孚。皖系军阀卢永祥首先在浙江发出不承认曹锟为总统的通电，一时间，反直势力齐集杭州、上海，浙、沪一带俨然成了反直的中心。奉系张作霖也起而响应，并联系在广东的孙中山，与浙江卢永祥结成反直三角同盟。直系军阀为拨除浙、沪这个钉子，吴佩孚支持江苏都督齐燮元联合闽粤边防督办孙传芳、福建都督周荫人、江西都督蔡成勋、安徽都督马联甲联合进击卢永祥，爆发了江浙战争，又称“齐卢之战”。

　　1924年9月3日晨，江、浙两军正式开战，激战于上海外围的嘉定、宝山、松江、太仓、浏河和宜兴一带，初战浙军略占优势。后孙传芳率兵乘虚越过仙霞岭，9月16日攻下江山，击溃浙江守江山的张载阳第三路，逼进杭州。这时，浙江警务处处长夏超倒戈，暗通孙传芳，导致浙军放弃杭州，收缩兵力于上海。9月25日，孙传芳部进入杭州。10月初，齐军、孙军攻下上海外围的宝山、嘉定、松江等地。10月13日，卢永祥通电下野，偕同部将何丰林等乘船逃往日本。浙沪联军残部推皖系健将徐树铮为总司令，继续作战。10月15日，徐树铮被上海工部局软禁，浙沪联军遂告失败。

　　江浙战争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导火线和前哨战，江浙战争爆发后，北方的第二次直奉战争立即发动。这场战争双方有40多万人参加，战争首先在热河揭开，主要战场在山海关一带。10月，正当吴佩孚在山海关前线同奉军激战时，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与直系援军第二路司令胡景翼，联合京畿警备副司令孙岳秘密计划倒戈。10月22日晚，冯部李鸣钟旅及鹿钟麟旅开回北京，占领交通、电讯等重要机关。23日，冯玉祥到达北京，通电停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发动了北京政变。吴佩孚率残部乘舰南逃。第二次直奉战争，以直系吴佩孚失败而告结束。直系政权亦随之倒台。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将所部改为国民军。批准颜惠庆内阁辞职，任命黄郛代理国务总理并摄行总统职务。冯玉祥通过摄政内阁会议，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并于11月5日派京师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将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冯玉祥还与胡景翼、孙岳等联名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改组北京政府。冯玉祥的这些做法，深为北洋各实力派所忌，各帝国主义也不断地向其施加压力。同时，张作霖的奉军入关后，冯、张很快又发生了尖锐矛盾，而长江流域各省的直系势力还随时可能北上。在这种情况下，冯玉祥为了平衡与奉张的关系，阻止直系势力北上，便决定联络皖系军阀郑士琦，使他在山东截阻直军，并决定请段祺瑞出山。1924年11月15日，由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五人以联名推戴的方式，公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总执政，执行政府职权。段祺瑞不仅为冯奉两系所推戴，而且还受到直系及西南军阀所拥护。四年前曾经受到国人唾骂的卖国贼，这时突然变为全国实力派所拥护的对象，这也属怪事一桩。不过，说怪也不怪，当几派军阀都暂时无法称霸时，请出一位政治傀儡来平衡各方的关系，恐怕也是最好不过的办法了。

　　1924年11月22日段祺瑞入京，24日在陆军部宣誓就职，临时政府宣告成立。段祺瑞在就职宣言中说道：“本执政誓当巩固共和，导扬民智，内谋更新，外崇国信”。这里所说的“外崇国信”，显然就是要承认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就是要维持它们在中国的既得权利和统治特权。段祺瑞从重新上台的第一天起，又成了各帝国主义侵华的共同工具。

　　临时政府成立后，公布了临时政府的组织条例，规定临时政府不设内阁总理，以执政兼理内阁，总揽军政事务，统率陆海军，对外代表中国，其身份、职权和总统相当。11月25日，任命唐绍仪、龚心湛、李思浩、吴光新、林建章、章士钊、王九龄、杨庶堪、叶恭绰为阁员，梁鸿志为秘书长。其中，梁鸿志与财政总长李思浩、陆军总长吴光新都是安福系人物。

　　尽管段祺瑞以总统而兼总理，又组织了一个以安福系为中心的政府，但是，当时中国政坛的主角毕竟已不是段祺瑞和安福系，而是手握兵权的国民军首领冯玉祥及奉系军阀张作霖等，对段祺瑞及安福系，我们只简述以下几件事。

　　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段祺瑞则为使其统治合法化，并延续北洋军阀统治的寿命，积极筹备善后会议，抵制孙中山关于召开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的主张。1925年2月1日，善后会议召开，会员共86人，绝大多数为各省军阀代表及政客，这实则是一次各系军阀权力分配的会议。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下，会议通过了几项条例后，于4月21日草草收场。

　　善后会议之后，段祺瑞为收回庚款展缓之款一千零三万余元以解临时执政府各项军政费用之急需，并争取与法国政府通过悬而未解的金佛郎案的解决，使海关二五加税得到实现以增加临时政府的财源，于4月正式公布金佛郎案新协定。这是一件曹锟政府也不敢做的事。金佛郎案成立后，中国方面在金纸对比上所受损失达到八千几百万元。

　　善后会议之后，段祺瑞为了巩固地位，装点门面，设立了临时参政院为代替国会的临时立法机关，由各省军民长官所派代表，各省省议会议长及执政特聘人员组成。临时参政院实际是军阀、官僚、政客的“联合交易所”，丝毫不能代表民意。

　　1925年5、6月间，帝国主义者制造了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怒潮。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段政府表现得软弱无能。五卅惨案之后，全国反帝斗争日益高涨，作为帝国主义工具的临时执政府更被全国人民所厌恶。段祺瑞为了逃避集矢于一身，特于1925年12月26日公布了《修正临时政府制》，增设国务院，任命国务总理，恢复责任内阁制，借此作为自己的挡箭牌。但是实际上，依然由他严密控制一切。

　　随着冯、奉两派军阀的矛盾日益加深，段祺瑞的地位岌岌可危。为了满足冯、奉两系的地盘欲望，坐稳临时执政的位置，他先后牺牲了手下的皖系干将卢永祥、郑士琦、王揖唐、吴炳湘、吴新田等的利益和地位，使皖系已名存实亡。江浙战争以后，徐树铮出走欧洲。段祺瑞重新上台后，由于徐树铮的名声不好，不敢召他回国，叫他留在国外以专使的名义进行外交活动。1925年12月10日徐树铮回到上海，27日入京见段祺瑞，后在北京到处公开活动，引起物议沸腾。因徐树铮过去杀害了冯玉祥的舅父——陕西军阀陆建章，段祺瑞叫他不要在京久留。29日晚，徐树铮乘坐专列离京。十时到达廊房车站，即被人拉下车去枪杀。事后传闻是冯玉祥指使陆建章之子陆承武替父报仇把他打死的。徐树铮被杀，段祺瑞惶惶不可终日，但又舍不得辞职。

　　1926年初，奉、直军阀联合进攻国民军。3月，日本军舰协助奉系，炮击大沽口。国民军开炮还击，将日舰驱逐。日本纠集各帝国主义将二十多艘军舰集中于大沽口，以武力相威胁。3月18日，北京各界群众约五千人在天安门前集合抗议。会后，二千多群众赴国务院请愿。竟遭到事先布置的军警枪击，当场被打死47人，打伤二百多人，造成三·一八惨案。

　　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政府遭到全国人民的激烈反抗，已难以维持统治。国民军退守北京，遭到奉、直军阀的包围。这时，段祺瑞为保住执政的地位，又企图联合奉系，指派吴光新联络奉军张学良，作奉军的内应，先将鹿钟麟逮捕，与奉军里应外合赶走在北京的冯军。不料，消息被鹿钟麟发觉。4月9日，鹿钟麟率所部国民军包围执政府。因消息走漏，段祺瑞及李思浩、曾敏隽等皖系政客逃匿东交民巷。4月15日，吴佩孚电令部将唐之道拘捕段祺瑞。4月20日，段祺瑞与曾敏隽、梁鸿志、吴光新、姚震、姚国祯、许世英、曲同丰、段宏业（段祺瑞子）等在直鲁联军保护下乘汽车赴天津，临时执政府倒台。段祺瑞先后六次组阁，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活跃了十年之久，这一次则是他政治生命的终结，同时，也是皖系军阀的最后消亡。

　　段祺瑞下野之后，闲居天津。1933年，移居上海。1935年，蒋介石曾任他为国民政府委员，但他没有就职，后移居庐山。1936年11月2日，曾经在中国政坛上煊赫一时的北洋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在其上海寓所中病逝,享年71岁。

直系是北洋军阀的主要派系之一。1916年袁世凯死后，由北洋军阀分裂而成。因首领冯国璋是直隶（今河北）人，故称直系。

　　冯国璋，字华南，直隶河间人。1859年生于一个农家。1884年到天津大沽口投淮军当兵。1885年考入天津北洋武备学堂。1890年毕业后，留学堂充任教官。不久投聂士成幕，很受聂士成青睐，后被推荐给中国驻日本公使裕庚做军事随员。在日本期间，冯国璋结识了一批日本军界人士，并留心考察近代军制和日本军事，编成兵书数册。

　　1896年，冯国璋回国后，将他所编的兵书呈送聂士成，聂士成转交给了正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袁世凯当时正在寻访军事人材，见到这几册兵书，如获至宝，大加赞赏说：“军界之学子无逾公者”，很快将其罗致门下。冯国璋到小站后，充分发挥他的军事才干，帮助袁世凯编定新军兵法操典，很快成为袁世凯的心腹爱将，与王士珍、段祺瑞并称“北洋三杰”，后来亦称“王龙”、“段虎”、“冯狗”。皆因王士珍在政治舞台上时隐时现，似龙见首不见尾；段祺瑞暴躁如虎；冯国璋狗头狗脑，聪明善变。自投袁世凯后，冯国璋历任新建陆军督练营务处总办、军政司教练处总办、中央练兵处军学司司长、北洋陆军速成学堂督办、军咨使等。冯国璋也不忘袁世凯的提携之恩，当袁世凯在1908年被放逐回籍后，冯国璋不时前往探望，并常与他保持联络。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为扑灭起义，清廷派荫昌统率北洋两军南下镇压，其中荫昌亲率第一军，第二军则由冯国璋督率。冯国璋在受命的当天，便秘密跑到彰德拜见袁世凯，请示机宜，袁世凯授以“慢慢走，等着瞧”的秘诀。北洋军早已养成了“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的心理，再加上冯国璋从中作梗，部队走走停停，令朝廷惊慌失措，不得已下令召回荫昌，派袁世凯为钦差大臣，以冯国璋为第一军军统，担任前方作战任务，段祺瑞为第二军军统，为后方接应。

　　袁世凯出山后，冯国璋便率军猛攻汉口，用重炮轰击人烟稠密的市区，革命军被迫退出汉口。占领汉口后，冯国璋击退了黄兴所组织的反攻，不久又攻克了汉阳。冯国璋因军功被朝廷授予二等男爵。袁世凯在军事上占上风之后，便命令停止进攻，开始私下与革命军进行谈判，在清政府与革命军之间谋取私利。此外，为了更有效地控制清政府，袁世凯这时即调冯国璋回京，接替载涛任禁卫军统领。在辛亥革命中，冯国璋为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当上临时大总统立下了汗马功劳。

　　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实行独裁统治，谋刺宋教仁，解散国会。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在江西、安徽、南京、上海等地首先起事。冯国璋再次被袁世凯委以重任，出任江淮宣抚使兼第二军军长，督率第四、第五两师各一部及雷震春、倪嗣冲部，会同辫帅张勋沿津浦路南下，很快攻占徐州、蚌埠，再合攻南京。攻下南京后，北洋军进行了残酷的洗劫。冯国璋镇压二次革命立了大功，晋升陆军上将，出任直隶总督，江苏都督由张勋出任。由于张勋不属袁世凯亲信，袁世凯不放心他占据江苏这块东南重地，于是，以张勋在南京纵兵烧杀抢掠引起外交压力为由，改张勋为长江巡阅使，冯国璋为江苏都督，这使得冯国璋不仅有了实力，也有了块富庶之区作为自己的地盘。

　　不久，袁世凯为抑制北洋将领私人势力的扩大，加强中央集权和个人对全国局面的控制，陆续抛出废省改道、裁撤都督、设立将军府等方案。冯国璋作为地方实力派，正想扩展自己的地盘，当然联络其他北洋将领暗地抵制和反对，从而与袁世凯的关系出现了裂痕。不过，袁世凯对冯国璋还是尽力笼络，当冯国璋原配夫人新故，袁世凯便撮合婚姻，把自己的家庭女教师周道如介绍给他做夫人，并派自己的第三妾金氏送亲到南京与冯国璋完婚。

　　其后，袁世凯积极推行帝制，但又不便自己出面，对冯国璋这样的手下大将也不说真话，使冯国璋极为恼怒，因此，拒绝参加“拥戴”活动。但这样一来，袁、冯之间的裂痕更加扩大。袁世凯称帝后，即下令调冯国璋入京做参谋总长。冯国璋知道这是袁世凯的调虎离山计，装病而不拒不赴任。1915年底，护国军兴，云南、广西等省宣布独立，冯国璋知道袁世凯气数将尽，暗中与各省北洋军人频繁联系，造成在袁世凯与护国军之外的第三种势力，将来准备出来收拾残局。冯国璋暗中支持四川将军陈宦独立。接着，冯国璋联络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湖南将军汤芗铭，联名密电各省将军，共同压迫袁世凯取消帝制，惩办祸首。这就是“五将军密电”。直隶将军朱家宝得此密电，急忙告知袁世凯。袁世凯惊得如五雷轰顶，几乎晕倒，绝望地说：“完了，一切都完了。”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但仍当大总统。冯国璋知道袁世凯迟早要倒台，宜采取穷追猛打的策略，4月16日通电劝袁世凯退位，震动了北洋集团，不少军阀纷纷效仿。6月6日，袁世凯终于在四面声讨之中死去。后人作了副对联：“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陈树藩、陈宦及汤芗铭的反叛固然令老袁气愤，其实冯国璋更是他主要的送命人。

　　袁世凯死后，国务总理段祺瑞取代了袁世凯北洋集团首脑的地位。为了缓和南方护国军的态度及堵住冯国璋等北洋将领的进路，便“拥戴”副总统黎元洪为总统，以责任内阁制的名义造成其国务总理的独裁地位。

　　为了对抗段祺瑞的专制，国会中反段的议员孙洪伊等人便提出“以冯制段”的策略，推举冯国璋为副总统以牵制段祺瑞。冯国璋想到能当副总统，也是一件美事。于是，在1916年10月30日就任此职。不过，冯国璋也深知段祺瑞的打算，想让他入京当个没有兵权的副总统，离开自己经营多年的地盘。因此，他顶着副总统的头衔，却依然留在南京。

　　其后，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愈演愈烈，冯国璋静观局势，似乎持中立态度。府院之争，最后导致张勋入京，黎元洪倒台，段祺瑞以讨伐张勋复辟为名，“再造共和”，重登国务总理的地位，冯国璋也被推上大总统的宝座。冯国璋深知段祺瑞的粗暴奸诈，对是否就任总统犹豫不决。他的手下也意见分歧。女婿陈之骥等持反对态度，认为冯国璋不能离开自己的军队和经营多年的长江地盘，到北京做空头大总统。参谋长景云等则认为，当下中央无主，元首虚悬，正是冯国璋执掌中枢，扩大权势的大好时机。曹锟、李纯等直系将领也纷纷通电拥护。于是，冯国璋以李纯接任江苏督军，陈光远为江西督军，安排好一切以后，离开南京。1917年8月4日，冯国璋正式代理大总统，成为中华民国第四位总统。

　　冯国璋就任总统以后，以直系首领的身份与国务总理、皖系首领段祺瑞进行了一番激烈的争斗，终于在1918年10月被皖系军阀操纵的安福国会逼迫下台。有关这一段历史，在上一章第三节中已经谈过，这里就无须赘述。

　　冯国璋下野后，回到河间隐居，经营他的家业，所谓家业，主要是他在野时专设的由他直接控制的第十五、十六两师粮饷局，是他的敛财机关。此外，他还投资开滦煤矿、中华汇业银行等。1919年12月28日，冯国璋因肺病死于北京帽儿胡同寓所，享年60岁。冯国璋死后，段祺瑞亲往吊丧，放声大哭，哀伤不已，冯国璋泉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二

　　冯国璋死后，曹锟、吴佩孚成为直系的代表人物。这里先说曹锟其人。

　　曹锟，字仲珊，1862年生于直隶天津一个小业主之家。幼年曾入私塾，粗通文字，好习武。十六岁后，以贩布为生。二十岁时，投淮军当兵。不久，被选送天津武备学堂学习。1890年毕业后，入宋庆的毅军当哨官。1895年，到天津小站投奔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凭着他的善于投机钻营，很快搏得袁世凯的欢心，成为“北洋三杰”之外的第四号人物，历任帮带、管带、统领、统制、总兵等。

　　1912年2月，袁世凯窃取了临时大总统职，南京临时政府派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等到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曹锟当时任北洋第三师师长，在袁世凯的操纵下，于2月29日在北京纵兵哗变，焚掠内外城，为袁世凯制作拒绝南下的借口。1914年4月，曹锟被袁世凯任命为长江上游警备司令，率第三师进驻岳州，监视南方革命势力。1915年，曹锟投袁世凯所好，拥护他称帝。1916年1月，曹锟又受命率军入川，与护国军交战。袁世凯死后，曹锟被调任直隶督军，驻守保定。

　　曹锟是直系重要头目之一，但他在当时直皖两派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常以两面敷衍的手法求得自保。他与皖系段祺瑞保持良好关系，段祺瑞以权利诱惑他，他便附和段；冯国璋以直系结合为号召，他又附合冯。曹锟的官瘾大野心大，当时冯国璋任代理大总统，副总统一职虚悬，曹锟梦寐以求想当个副总统，段祺瑞、徐树铮便以“副总统”一职作为钓饵，争取了曹锟加入主战派的行列，并成为主战派督军团的盟主。1918年2月亲领大军南下入湘，3月攻陷岳州，4月占领衡阳。可是，段祺瑞并没有兑现“副总统”之约，反而连他亲手抢下的地盘湖南也让给张敬尧。曹锟一怒之下回到天津。6月，督军团在天津开会，曹锟本拟策动议和，但徐树铮向他百般解释，“副总统”之约一定会兑现。曹锟觉得尚有希望，又继续主战，但和徐树铮讨价还价。徐主张先南下作战，立功后送副总统之座；曹锟坚持先定下副总统归自己，再去南征，双方争持不下。8、9月间，曹锟部将吴佩孚在湖南前线通电攻击段祺瑞内阁及其武力统一政策，曹锟亦暗中支持。面对这种局势，段祺瑞也只得决定让曹锟出任副总统，指使安福国会开会荐举。但是，国会中的交通系、研究系一百多名议员在徐世昌的策动下，以“虚副总统一席以待南方领袖”为由，反对选曹锟为副总统，拒不出席会议。结果，折腾了一番。终因法定人数不够而“流会”收场。曹锟白做了一场“副总统”美梦。

　　1919年12月，冯国璋病逝，曹锟被奉为直系首领。曹锟与吴佩孚一北一南互相呼应配合，准备与皖系决一雌雄。同时，积极拉拢奉系张作霖，共同对付段祺瑞。于是，直、皖军阀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终于在1920年7月14日我爆发了直皖战争。战争只进行了4天，以直系大获全胜而告终（直皖战争的起因及经过详见第二章第四节）。

　　直皖战争之后，段祺瑞因战败而通电辞职。曹锟和张作霖举行天津会议，商量组阁一事。曹锟本意推荐王士珍，但为了巩固同张作霖的关系，最终同意了张作霖请出其儿女亲家靳云鹏组阁的建议。于是，靳内阁于8月11日组成。8月14日，曹锟、张作霖两位大帅乘坐专列进京，受到徐世昌等以帝王之礼的迎接。

　　曹锟、张作霖为共同垄断北京政府，达成了分赃协议。曹锟为直鲁豫三省巡阅使，吴佩孚为副使；张作霖晋授为镇威上将军。双方各向北京政府索要军费一千万元后，于9月4日离京返天津。到天津后，由张景惠、靳云鹏撮合，曹锟将七岁之女曹士英许给张作霖八岁之子张学思（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曹、张两人又成了儿女亲家。

　　但是，曹、张两人的合作以及直、奉两派的联合，只是极其短暂的。直系要保住已得利益并继续抢占地盘，奉系为扩大势力范围而不断向关内发展，双方很快形成了尖锐的冲突。靳云鹏内阁上台后，完全受直、奉两系的控制，任何一件国事均需取得直奉双方的同意。靳云鹏为了统一步骤，调处直奉矛盾，邀请张作霖、曹锟、王占元到天津开会，时称天津四巨头会议，也称巡阅使会议。会议从1921年4月下旬开至5月下旬，就财政、内阁、裁兵等问题进行了了激烈的讨论和争吵。双方虽有所妥协，各有收获，但无法解决根本的问题，反使直奉矛盾更加尖锐激化，最后不欢而散。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靳内阁支撑了数月之后，不得不在12月17日宣布辞职。12月24日，张作霖荐举亲日派梁士诒当了国务总理。梁士诒上台后，干了一系列亲日卖国勾当，引起全国各界不满。直系的吴佩孚也趁机大肆攻击梁内阁，矛头实则指向了张作霖。张作霖则扬言，如果吴佩孚再反对梁内阁，即以“反抗元首”和“军人干政”的罪名加以讨伐。直奉战争一触即发。

　　在这紧急的情况下，徐世昌要求直奉两系推荐一个双方可以同意的内阁总理，张作霖表示“拥护元首，应由元首主持”，吴佩孚则表示“军人不干政”。1922年4月初，徐世昌任命周自齐署理内阁总理，不料遭到奉系的反对。4月10日开始，奉军相继开进关内，以军粮城为本营，从军粮城、马厂、静海一直开至德州附近。奉军号称镇威军，张作霖自任镇威军总司令，孙烈臣为副司令，设总部于山海关，后分两路出击。

　　对奉军的进逼，曹锟电令直军不作抵抗，引起了直军将领一致不满。吴佩孚不顾曹锟指令，积极调兵准备应战。最后，曹锟只好任吴佩孚为总司令，以保定为大本营，分头抵御。

　　4月29日，张作霖下总攻击令，第一次直奉战争正式爆发。这次战争，东路在天津浦路马厂一带，西路在京汉路的长辛店一带。最激烈的战斗是在长辛店和琉璃河之间进行，两军屡进屡退，互有伤亡，不分胜负。战至5月3日，吴佩孚转守为攻，以一部作正面钳制，另以主力绕到奉军背后，直扑芦沟桥，使西路奉军腹背受敌。5月5日，西路奉军张景惠部第十六师师长邹芬倒戈，当日长辛店就被直军占领，奉军大败退至北京。奉军东路闻长辛店失守，军心大乱，斗志消失 ，纷纷溃退。张作霖被迫下令退却，后经天津、滦州率残部出关。奉军战败后，大总统徐世昌应直系要求，下令免除张作霖所任各职听候查办。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于5月12日宣布独立。19日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继续整军备战，以图反攻。6月17日，双方在英国的干预下进行停战议和，直军全权代表王承斌、杨清臣，奉军全权代表孙烈臣、张学良，在秦皇岛海面英国克尔笛号军舰上签订了停战条约，以山海关为两军界线。第一次直奉战争以直系军阀大获全胜而告终，直系军阀从此完全控制了北京的中央政权。

三

　　直系军阀独掌北京政权后，梦寐以求想当总统的曹锟，想立即驱逐徐世昌，由自己登台。还是吴佩孚想得深入全面一些，主张召集旧国会，把黎元洪挖出来复位，用“恢复法统”的名义来作为过渡的办法，这样，可以使直系的统治披上“合法”的外衣，可以使总统和国会都成为直系的手中的傀儡，也利于曹锟在黎元洪“补足任期”后，“名正言顺”地取得总统的位置。曹锟同意了吴佩孚的主张，两人领衔发出征求恢复国会意见的通电，得到一大批军阀和社会名流的支持。直系将领孙传芳多次发表通电，主张恢复“法统”，请黎元洪复职，要求徐世昌下野。

　　1922年5月24日，“第一届国会继续开会筹备处”成立。6月1日，旧国会议员150多人在天津开会，宣布国会“恢复”。6月2日，大总统徐世昌被迫下台。徐世昌这位圆滑世故的北洋元老，由皖系安福国会推上总统的宝座，任期三年零八个月后，又被直系军阀赶下台来，他的政治生涯也从此结束。此后，他在天津作了十七年的“租界寓公”，于1939年6月5日病逝,享年84岁。他晚年拒绝出任日伪职务，还能保持民族气节。

　　徐世昌下野后，曹锟、吴佩孚率直系督军联名通电要求黎元洪“依法复位”。黎元洪表示同意，6月11日入京供职，6月14日下令撤销1917年6月12日“解散国会令”。8月1日，旧国会议员召开会议，正式恢复国会，实现了直系的所谓“法统重光”。

　　然而，如同其他军阀集团一样，直系在独掌北京政权之后，作为直系首领的曹锟和吴佩孚之间的矛盾立即表露了出来，形成了以曹锟为首的保（定）派和以吴佩孚为首的洛（阳）派。两派在制宪和选总统问题上斗争激烈。而内阁倾向洛派，深为保派不满。为了推倒王宠惠内阁和驱逐黎元洪，使曹锟早日当上总统，1922年11月18日，在保派怂恿下，倾向保派的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和副议长张伯烈揭发财政总长罗文干擅自与华义银行代理人罗森达、格索利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换发新债票，使国家财产遭受5000万元损失一事，逼迫黎元洪亲下手谕，命令步兵统领聂宪蕃、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带兵逮捕了罗文干，解送法庭处理。后在吴佩孚的干预下，也因证据不步而释放。罗文干案件导致了保洛两派矛盾激化，吴佩孚最终屈从了曹锟，王宠惠内阁也于11月29日倒台。

　　1923年初，黎元洪已快满任期，曹锟本来再等几个月，也能顺当坐上总统的宝座，但是曹锟已经急不可耐，要把黎元洪赶走。黎元洪其实是个傀儡总统，本无实权，但是被人赶下台，又心有不甘，所以联系张绍曾内阁及政学系议员与曹锟对抗，不肯下台。5、6月间，直系保、洛两派取得一致意见，提出“拥曹必先驱黎，驱黎必先驱张”的策略。先由亲直系的阁员高凌尉、吴毓麟、程克先拆内阁的台，使张绍曾内阁不得不于6月6日全体辞职，张绍曾当晚被赶往天津。紧接着，曹锟便亲自导演了一场“逼宫夺印”戏。

　　6月8日，冯玉祥部张之江率军官数十人佩刀闯入新华门，围住居仁堂，向大总统索要欠饷。9日上午，曹锟党徒又怂恿警察罢岗，撤走总统府卫队。10日下午，又有中级军官三百余人到黎府索要欠饷。接着，“市民请愿团”、“国民大会代表”约千余人手持“黎元洪退位”的旗帜呼喊而来。12日，黎府又出现军警代表、“公民团”代表轮番示威骚扰。黎元洪明知是曹锟要赶他下台，却坚持不走。但不久黎宅断了水、电，黎元洪大怒之下，决定离开北京。他把总统的大小印信十五颗拿出来，十颗留在公府，五颗送去交给他那住在法国医院的危氏如夫人，并作了其他一些最后交待。13日下午，黎元洪乘专车离开北京。

　　曹锟得知黎元洪拿走了总统印信，急令直隶省长王承斌截车夺印。黎元洪的专车到达天津新站后，王承斌率领的大批军警便包围了专车，卸下车头，迫黎元洪交出印信。黎元洪被逼得拨枪自杀，被随员抢救没有打中要害。到了晚上，黎元洪无可奈何，只得说出实情，曹锟终于在14日清晨取回总统印信，才放走黎元洪。经过这场耻辱和劫难以后，黎元洪仍不甘心就此退出政治舞台，后还在天津、上海等地活动，试图东山再起。但不久也感到大势已去，回天无力，便隐居天津张园，从事工商业活动，担任中兴煤矿董事长等。1928年6月3日，因患脑溢血去世，享年64岁。

　　再说曹锟，指使直系军阀闹饷、逼宫、截车、夺印、赶走黎元洪种种暴行，激起了全国各界的反对。但曹锟对此全然不顾，为当总统一意孤行。他以40万元的高价收买了国会议长吴景濂，为他在国会选举中出谋出力，又以高价收买和胁迫国会议员来京参加国会选举，并派专人在北京宣武门外设立暗察处，对议员进行监视。1923年9月10日，国会开预选会议，曹锟以五千至一万元一张选票收买了五百多名议员。10月5日举行正式选举，曹锟派遣大批军警、宪兵“警戒”。原定十点钟开选，但到上午十一点四十分签到者也不过400多人，不足法定人数，选举会议主席吴景濂急得团团转，派出可靠议员分头去拉同党、同乡的议员，而已签到者已失出自由，不得外出。直到下午一点二十分，签到者达593人，这才摇铃开会投票，四点钟选举完毕，曹锟终于以480票“当选”为大总统，10月10日宣布就职。这次选举共支贿款1350余万元，因此，时称曹锟为“贿选总统”，国会是“猪仔国会”，议员是“猪仔议员”，在民国史上留下了丑恶的一页。

　　曹锟“当选”总统后，为巩固他的地位，首先竭尽全力扩大势力，将所有亲信均以封官晋爵，给直系诸将论功行赏。其次，利用他的最高权力，进一步聚敛财富，使得百姓苦不堪言。由于他臭名昭著，民心丧尽，不仅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和反抗，就是各地军阀也不听从他的号令，相互争斗，抢占地盘。

　　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直系内部已经存在保定、洛阳两个派别，曹锟当总统以后，两派因争权夺利矛盾日深。吴佩孚居功自傲，自称是曹锟的长子，言外之意是迟早要取而代之。吴佩孚还把冯玉祥、王承斌等人的地盘和兵权也夺了去，因此，直系内部又形成了冯玉祥、王承斌、刘燮元结合起来的反吴三角联盟。直系外部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政权，为实行北伐，采取了分化北洋军阀集团，联合皖、奉共同讨直的策略，形成了粤皖奉反直三角联盟。这两个三角联盟搞得曹锟焦头烂额。

　　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皖系卢永祥与直系齐燮元交战。（详见第二章第五节）9月5日，孙中山下令讨伐曹、吴。作为反直三角联盟之一的奉系张作霖也率军入关为助，随即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9月15日，曹锟接到奉天发来的挑战书，立即电召吴佩孚进京，下令讨伐张作霖，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9月18日，直、奉两军在山海关一线正面接触，展开连日激战，双方投入20万以上兵力，均出动了海、空军参战，战争的规模是近代军阀混战史上空前的。

　　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受命率部出古北口经滦平、承德向北进军。冯玉祥早已和吴佩孚矛盾激化，已有意倒戈反直。10月21日，冯玉祥乘吴佩孚与张作霖在前方酣战之时，将所率部队后队改为前队，由李鸣钟、鹿钟麟率领，昼夜兼程140里，沿途割断电线，封锁消息。22日午夜，在负责戌守北京的孙岳配合下，一枪未发，迅速占领了北京城，发动了北京政变。鹿钟麟派一营士兵包围了总统府，将还在睡梦中的曹锟抓了起来，囚禁在中南海延庆楼上。11月2日，王承斌到公府逼曹锟辞职。曹锟只得向国会提出辞职咨文，由新任的黄郛内阁摄行总统职权。曹锟看到前来逼他下台的人就是一年前截车夺印，捧他上台的干将王承斌时，不禁酸甜苦辣，成感交集。11月25日，段祺瑞被冯、奉捧为临时执政，不久，即下令将曹锟“着内务、陆军两部严行监视，听候公判”，实际是将曹锟保护起来。

　　1926年春，张作霖、吴佩孚联兵攻击冯玉祥。冯玉祥被迫通电下野，所部国民军交由张之江、鹿钟麟率令。鹿钟麟为分化直奉联盟，恢复了曹锟的自由，电请吴佩孚入京主持大计。曹锟也派人转告吴佩孚，想出来再当总统。吴佩孚拒绝曹锟的要求，复电命张之江、鹿钟麟同时下野。张、鹿获电后率部退出北京。

　　曹锟恢复自由后，还想恢复总统的职务，派人到汉口找吴佩孚，但吴不予支持。曹锟只好在当年5月1日通电发表补行辞职宣言，声称“因病辞职”。不久，曹锟离开北京，移居保定，又移居郑州。他曾企图利用吴佩孚到郑州车站迎接他时，将吴杀掉，自为主帅，布告天下，但终因感到力不从心而放弃此计划。

　　1927年2月，国民革命军北伐至河南，曹锟逃往天津，此后长期寓居天津英租界，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曾拒绝出任日伪职务，也算得在晚年显示了一点民族气节。1938年5月17日，曹锟在天津病死，时年76岁。

四

　　上两节谈到直系军阀首领曹锟，总离不开吴佩孚。其实，曹锟是一个昏聩、粗野、愚昧无知而充满野心的封建军阀，他的“功名”，几乎都是吴佩孚替他创立的。

　　吴佩孚，字子玉，1874年生于山东蓬莱县一个小生意人的家庭。青年时考中秀才，因得罪当地土绅，1898年到天津入聂士成的武卫军当兵，1902年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习。1906年，吴佩孚任北洋军第三镇曹锟部炮兵第三标第一营管带。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起用袁世凯出山，镇压革命军。袁世凯命曹锟率部入山西，镇压山西革命党人。部队从石家庄沿正太铁路入晋，目的地是井陉。当时是深夜行车，车过了井陉但没有停。原来炮兵第三标标统是革命党人，故意使列车开往由革命军占据的娘子关，想将曹锟的这个炮兵团全部吃掉。这事被吴佩孚觉察，及时将车上的革命党人制服。随后，又带人控制了车头，令司机把火车退回井陉车站，此时，协统卢永祥等才大梦初醒。随后，曹锟乘坐的列车也到达井陉，得知情况后惊呆了老半天，接着盛赞吴佩孚能当机立断，平息事变，当即提升吴佩孚为炮三标标统。井陉事变给吴佩孚提供了飞黄腾达的机会，从此，他成为曹锟的亲信和得力部将。

　　民国成立后，吴佩孚依然在曹锟部任职。1916年1月，西南护国军兴，吴佩孚随曹锟入川作战，升任旅长。1917年7月，张勋复辟帝制时，随曹锟参加“讨逆军”，任西路军前敌总指挥。1918年南北战争时，任第三师师长，随曹锟入湖南作战，攻岳州，陷长沙，4月占领衡阳。5月底，第一路军司令曹锟以养病为辞回天津与段祺瑞讨价还价，第二路军司令张怀芝也回到山东，入湘的北洋军由吴佩孚直接统率。6月，吴佩孚在衡阳与滇桂军阀信使往还，暗定停战协议，通电主和。8、9月间，吴佩孚接连通电攻击段祺瑞内阁及其武力统一政策，称武力统一政策实为“亡国的政策”，直系将领纷纷响应。1919年五四运动后，全国人民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段祺瑞政府陷于孤立，成了众矢之的。吴佩孚从反皖的目的出发，极力使自己以一个“爱国将军”的姿态出现，大谈军人的天职是“救国救民”，甚至还高谈“劳工神圣”，允许共产党人在其统治范围内的京汉、陇海等铁路沿线组织工会，因而，使他获得良好的名声。

　　1919年11月下旬，吴佩孚又与西南军阀签订了密约，即救国同盟军草约。草约总纲为平息内争、力谋统一、合力对外。其宗旨是：军人以卫国保民为天职，无论何时，国内争战，不得牵功武力，惟须弭患无形，以尽保民之责务。并须保全现在之主权，兼收回已失之主权等等。此草约充满了“爱国精神”，实质是直军与南军结成反皖同盟的标志，也为吴佩孚北上讨段消除后顾之忧。

　　1919年12月冯国璋死后，曹锟和吴佩孚成为北洋直系的首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促使了掌握北京政权的皖系军阀与直系、奉系的矛盾加剧，直皖战争已不可避免。1920年5月，吴佩孚自衡阳撤防北返，至直隶保定。7月，直皖战争爆发，吴佩孚出任“讨贼军”前敌总司令，在奉系的援助下率部打败了皖系，迫使段祺瑞下台，直、奉两派共同控制了北京政权。

　　直皖战争之后，吴佩孚获得“常胜将军”的美名，声望急速上升，由师长升任直鲁豫三省巡阅副使。1921年8月，升任两湖巡阅使。由于吴佩孚与奉系张作霖的矛盾日益激化，到了1922年初，双方已决定兵戎相见。4月3日，直系各军阀借祝贺吴佩孚的生辰，聚集洛阳，商讨对奉系作战计划。10月10日后，奉军相继开进关内。直军以吴佩孚为总司令，以保定为大本营，分头抵御。4月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战争的结束，以直系大获全胜而告终（第一次直奉战争详见本章第二节）。

　　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奉系势力退出关外，直系不仅占领了黄河、长江流域的许多地盘，而且控制了北京政权，曹、吴赶走了大总统徐世昌，推出了黎元洪作傀儡总统。吴佩孚由于军功被授予将军府孚威上将军，他拥有的嫡系武力，尽是全国精锐之师，一共有五师及一混成旅，吴佩孚依旧兼第三师师长，驻防洛阳。吴佩孚虽身居洛阳，实际操纵“直系中央”政治，甚至连他的老上司曹锟，也得看他的眼色行事，每一次国务总理更迭，都由曹锟派专使到洛阳征求吴佩孚的意见。

　　几年前，吴佩孚为了对抗皖系军阀，争取民心，曾大谈“救国救民”、“劳工神圣”，允许共产党人在其统治范围内的京汉、陇海等铁路沿线组织工会。但时至今日，吴佩孚完全剥下了伪装，由他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但遭到吴佩孚的武力阻挠。总工会决定举行总罢工表示反抗，并将总工会移至汉口江岸办公。2月4日总罢工开始，全线各站工人一致行动，使长达一千余公里的京汉铁路顿时陷于瘫痪。罢工得到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的支持。2月7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命令其部将湖北督军萧耀南等在郑州、江岸、长辛店等进行血腥镇压，工人被杀四十余人，造成“二七惨案”。经此惨案，吴佩孚的凶残的真面目暴露无遗。

　　几年前，吴佩孚也极力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的政策，称之为“亡国的政策”。但是，当他大权在握时，也积极推行直系的武力统一政策。吴佩孚计划把全国分为9个军区，编全国军队为40个师，军政大权归中央。1923年3月，吴佩孚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公开提出“武力统一”的主张，联合直、鲁、豫、晋、陕、甘、苏、皖、赣、鄂10省，在英美支持下，一面准备打到关外与奉系张作霖作战，一面把势力伸面南方，勾结陈炯明，反对孙中山北伐。

　　1923年4月，吴佩孚在洛阳大办其五十大寿，各省军政要员前往贺寿的有七百多人。康有为也亲来致贺，并送了一副恭维得体、传诵一时的寿联：“牧野鹰扬，百岁勋名才一半；洛阳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这副寿联把吴佩孚当时春风得意、趾高气扬的境况描绘得十分逼真。

　　1923年10月，吴佩孚帮助他的老上司曹锟当上了“贿选总统”。本来，吴佩孚对曹锟的“总统梦”不以为然，以吴佩孚的威望和实力也完全可以取曹锟而代之。但是，秀才出身的吴佩孚，深受儒家“上下”、“尊卑”、“主从”等封建道德的束缚，终究还是服从了他的那个昏庸的上司。

　　由于吴佩孚极力推行直系的武力统一政策，使各地军阀纷纷以“省自治”和“联省自治”相抵制，并形成了奉粤皖反直三角同盟。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张作霖乘机率军入关，第二次直奉战争随之爆发。曹锟急电吴佩孚火速入京。9月27日，吴佩孚到达北京，28日晚，在中南海四照堂点将誓师。

　　点将誓师本是一件庄严慎重的大事，但吴佩孚只身穿便服，吸着纸烟，还歪坐一旁，随便宣读了讨张电文，接着宣布自任讨逆军总司令，王承斌为副司令，彭寿萃为第一军总司令，沿京奉线出发；王怀庆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喜峰口趋朝阳、平泉；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趋赤峰……由于他事先没有认真考虑，把很多重要单位遗漏了，使得部下要起而提醒。吴佩孚“四照堂点将”，充分反映了他骄傲轻敌的心理，他的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10月初，直、奉两军在榆关（山海关）展开决战。正当双方酣战之际，早已同吴佩孚矛盾激化的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于10月22日晚率部回师北京，发动了北京政变。吴佩孚在榆关前线闻变，大惊失色，直军亦随即土崩瓦解，吴佩孚的精锐几乎被奉军全歼，仅率万余人突破重围疾趋天津，回师讨冯，但在杨村一战，又损兵折将。吴佩孚急盼的江苏齐炎元、浙江孙传芳、湖北萧耀南、河南李济臣等直系援军又中途受阻，无法北上。到11月3日，奉军和冯军逼近天津，吴佩孚不得不率残部二千余人分乘三艘兵舰自塘沽出海南下，狼狈遁逃。

五

　　第二次直奉战争，由于吴佩孚的轻敌，加上冯玉祥的倒戈，使吴佩孚落得个泛海南逃的可悲结局。他当然不甘心失败，南下到南京，到汉口与齐燮元及萧耀南商议由黄河上游与长江流域各省在武昌成立“护宪军政府”。齐燮元表面应允，事后又反悔，并与萧耀南、孙传芳、周荫人、蔡成勋、杜锡珪、马联甲、刘镇华、李济臣、李炳之等联名通电拥护段祺瑞组织政府。此时的直系将领都急于自保或联省自保，并不想刺激风头正盛的张作霖和冯玉祥。

　　吴佩孚失败后众叛亲离，无处落脚，在苦闷中饮酒作诗，“戎马生涯付水流，却将恩义反为仇。与君钓雪黄州岸，不管人间可自由。”最后，他到河南信阳的鸡公山避居。他自己也很难预料，能否有东山再起的一天。 然而，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里，一些不可思议的奇迹竟也会发生。如同段祺瑞蛰居四年后有人将他捧上临时执政的宝座一样，无兵无钱的吴佩孚也在倒台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又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张作霖的奉军和冯玉祥的国民军控制了北京政权，奉冯两派亦不断扩张势力，尤其是奉系，多次向关内进军，到1925年9月，津浦沿线各省区全部为奉系所占有：李景林为直隶军务督办、张宗昌为山东军务督办、姜登选为安徽军务督办、杨宇霆为江苏军务督办。此外，邢士廉等部进驻上海。奉系势力日益向东南扩张，直接威胁到直系的利益，使得直系将领们不得不谋求联防自保。

　　江西督军方本仁，首先发起湘、鄂、赣三省联防。湖南督军赵恒惕开始对此不感兴趣，正在岳州居住的吴佩孚乘机鼓动赵恒惕，“我们何不来个湘、鄂、川、黔四省联防呢？”赵恒惕觉得这主张不错，就答应了。很快，湘鄂川黔四省联防组成，公推吴佩孚为盟主。不久，豫、陕、晋亦加入，四省联防扩大到七省联防，吴佩孚的声威一下猛增。 浙江督军孙传芳，原来曾联奉自保，此时也乘势而起，组织了苏、浙、闽、赣、皖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并用这五省联军与吴佩孚的七省联防合流，推吴佩孚为盟主。1925年10月，吴佩孚在武汉出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并发表通电，决心“再与天下群雄共角逐”。

　　北京临时执政段祺瑞，听说吴佩孚东山再起，挥兵北上“讨贼”，急忙央求张作霖和冯玉祥出兵，讨伐吴佩孚。但在此时，冯玉祥与张作霖的矛盾已经异常尖锐，势同水火。1925年11月，冯玉祥串通掌握奉军大半精锐之师的郭松龄和时任直隶督军的奉系将领李景林，结成反奉三角同盟，并签订了“反奉密约”。11月下旬，郭松龄倒戈，发动反奉战事，向张作霖发起突然攻击，杀得张作霖措手不及，险些束手待毙。12月，张作霖得到日本关东军之助，杀败了郭松龄（郭松龄倒戈反奉战争由下一章详述）。从此，张作霖对冯玉祥恨之入骨。当吴佩孚挥军北上讨奉之时，张作霖暗中向吴佩孚修好，希望联合起来，共同解决冯玉祥。吴佩孚因冯玉祥倒戈，发动北京政变，弄得自己浮海南逃，早已恨透冯玉祥，今见张作霖的态度，便决心与之合作，共同讨冯。这样做，也符合英、日等帝国主义欲压制国民军及北方革命群众运动的要求。于是，吴佩孚将“讨贼军”改为“讨赤军”，联合奉军夹击国民军。史称“国奉战争”。

　　1926年1月1日，冯玉祥在英、日等帝国主义及奉、直军阀的压迫下，通电“引退”。1月4日，将全权交给张之江，准备赴俄游历。1月9日，段祺瑞发表冯玉祥为考察欧美农业专使，另委任张之江继冯为西北边防督办，并由鹿钟麟、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刘郁芬分任京畿及察哈尔、绥远、热河、甘肃等省区军事长官。

　　吴佩孚与奉系联合之后，并得到英国的援助，即向国民军发动进攻。1926年1月下旬，由寇英杰部及靳云鹏部合攻河南，3月初全部占领河南，国民军岳维峻率残部西逃。另外，东北的奉军占领山海关，山东的奉军李景林部越过马厂北进。国民军被迫放弃天津，固守北京。4月初，北京被直、奉军在包围，鹿钟麟为缓和与直系的矛盾，释放了曹锟，请吴佩孚入京主持大局，但吴佩孚不为所动，要张之江、鹿钟麟同时下野。4月15日，国民军退出北京，把守南口。此后，国民军与奉直联军激战于南口达四个月之久，终于失败，退往西北。

　　1926年6月，吴佩孚、张作霖进入北京，直奉合作，把持了中央政权。吴佩孚、张作霖表示要捐弃前嫌，还交换兰贴，结为兄弟。但是好景不长，1926年7月6日，广东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直指湖南。7月11日，已攻克长沙，随即向湖北推进。吴佩孚急忙率数万精锐于8月22日乘车兼程南下，25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准备固守汀泗桥和贺胜桥等战备要冲。

　　汀泗桥位于咸宁以南，东面为山岭，其他三面环水，地势险要。吴佩孚企图凭借天险顽抗，等待北方大部援军开到，再进行全力反攻。他亲临前线，往返指挥，还派出八个大刀队督阵。但北伐军第四军英勇善战，经两昼夜血战，于8月27日夺取了汀泗桥。吴佩孚仍想固守贺胜桥，亲乘装甲火车在桥北督战，仍派出大刀队督阵，但很快也被北伐军攻破防线。吴佩孚只得退回汉口。不久，北伐军兵临城下，吴佩孚的部将刘佐龙率部起义，武汉三镇相继失守，吴佩孚只好率残部败退河南。此时，吴佩孚结拜兄弟张作霖不但见死不救，而且派兵占领了直隶全境，阻止吴佩孚进入直鲁地区。吴佩孚东面、北面无去路，又处在南面北伐军和西面冯玉祥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的夹击之中，虽然尚号称有二十万之众，但将士已无斗志，纷纷瓦解。1927年3月17日，奉军占领郑州，吴佩孚只好率领随从卫队西行入川，投奔四川军阀杨森，从此，他的政治生涯也宣告结束。

　　吴佩孚在四川生活了五年，似乎又回复到“秀才”的本来面目，终日读书、写作、吟诗、画梅。他先后住过白帝城、万具、广安、大竹、绥定等地，其中在绥定住得较久。吴佩孚并非不想东山再起，但当时中国的政坛已由国民党新军阀所操纵，他只能抒发一些英雄末路的慨叹。1931年底，吴佩孚由四川入北京，受到“世侄”张学良的盛大欢迎和殷勤接待，从此，吴佩孚蛰居北京。

　　本来，军阀头子的晚年不必多提，但吴佩孚的晚年却需要大书一笔。1938年底，日本侵略者采取威胁利诱的手段，企图迫使蛰居北平的吴佩孚出任北京绥靖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一汉奸职位，但遭到吴佩孚的拒绝。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土肥原十分恼火，决定采取强硬手段，强迫吴佩孚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公开说明他对中日和议所持的态度。

　　1939年1月30日，130多名中外记者聚集在吴公馆，而公馆附近军警林立，特务往来。吴佩孚首先出示亲笔撰写的一副长联：“得意时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此联有溢美之处，但“不积金钱”、“不出洋”、“不入租界”等，亦确是他的所为。接着，吴佩孚明确地向在场的中外记者表示：“本人认为今天要讲中日和平，唯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的全面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三、日本应以重庆的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的交涉对象。”吴佩孚的鲜明态度，令日方大为尴尬和羞恼。 之后，大汗奸汪精卫多次劝说吴佩孚与他合作，日方要员包括驻华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等，也一次又一次促请他“出山”，甚至决定划出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山东、河北六省的地盘，交请吴佩孚主持一切，但吴佩孚始终不为所动。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在北平病逝，享年66岁。不过，也有些学者认为，吴佩孚是由日本人以为他治牙为名将其杀害的。

　　吴佩孚一生做过不少与人民为敌的事，但他晚节可风，与同是直系将领的齐燮元等人相比（齐后来成为大汗奸），毕竟要好一些。

六

　　孙传芳在北洋军阀中属于直系，但并非曹锟、吴佩孚的嫡系。他可以称得上是直系军阀的“后起之秀”，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的几年中，他凭着自己的多谋善变，使得势力逐渐扩大，曾一时称雄于东南五省。

　　孙传芳，字馨远，1885年生于山东泰安。早年入保定军校速成学堂，后被保送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归国后在北洋军第二镇任职，后以战功升任第六师团长。1917年1月，升任第二师第三旅旅长。同年10月升任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长。1921年8月升任长江上游总司令。同年12月，奉吴佩孚令率军援闽。1923年3月任福建军务督理。 与孙传芳一起受命援闽的，还的陆军第二师师长周荫人。周荫人与孙传芳合谋驱逐了福建军务督办王永泉，夺取了福建地盘。此后，周荫人自恃在倒王之举中出力较大，对孙传芳处处排挤。有一天，孙传芳在福州西大街遇到汽车被炸事件，孙传芳虽幸免于难，但已感到来自周荫人的威胁。他也知道，一山难藏二虎，自己暂时无力与周荫人争斗。于是，1923年5月，以王永泉残部在闽南与各县民军结合谋变为由，电请曹、吴批准，出任闽粤边防督办前去剿灭，而将福建军务督理一职让与周荫人。

　　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与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为争夺上海而进行激战，孙传芳认为有机可乘，便决定让出福建，率军入浙，援助齐燮元，当然，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入浙开辟新地盘。周荫人也巴不得孙传芳离开福建，所以表示支持。于是，孙传芳率部入浙。为了使部队置之死地而后生，孙传芳发给官兵每人一本《入浙手册》，内容大意是说，我们是被周荫人给逼出来的，福建不能再回了，我们要勇往直前，进入杭州。孙传芳规定，部队宿营、休息、吃饭，甚至行军时，都要由官长领着士兵念，激励斗志。所以，孙军入浙时，穿短裤、着草鞋、戴斗笠，凶猛如饿虎。浙江屏障仙霞岭防守司令张国威，慑于孙军的勇猛，未战即降，引孙军直取杭州。卢永祥见大势已去，仓惶北逃。孙军乘胜追击，与齐燮元部夹击卢永祥部于淞沪。卢永祥大败，通电下野，残部为孙传芳所收编。孙传芳入浙成功，坐收渔利，并出任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

　　1924年10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关键时刻，冯玉祥自古北口班师回京，通电主和，囚禁“贿选总统”曹锟，迫使吴佩孚浮海南逃，直系迅速溃败。11月，段祺瑞上台执政，但北京政府实际处于冯玉祥和张作霖的共同控制之下。段祺瑞就任后，即命卢永祥为江浙宣抚使，要消灭齐燮元部，夺回地盘。张作霖也企图向南扩张，派张宗昌率部南下。

　　齐燮元得此消息，急约孙传芳在上海晤商御敌之策，决定成立江浙联军第一、二路司令部，共同御奉，维持直系的一线生机。1925年1月，孙伟芳出任江浙联军第二路军总司令，督办浙江军务。孙传芳虽与齐燮元联合御奉，但他也知道，区区的江浙联军难以抵挡奉军的进攻，为自己着想，他暗中派其亲信、浙江盐运使王金钰去见张作霖。张作霖也有意拉笼孙传芳，当即保证消灭齐部后，停止向浙江进军。1月中旬，奉军张宗昌部及卢永祥部向沪宁线的齐军步步进逼。1月17日起，两军大战于丹阳、无锡间。在此时候，孙传芳突然将协同齐军作战的部队撤走。1月25日，齐燮元从苏州狼狈败退上海，通电下野，旋赴日本，部队为孙传芳所接收。奉军进入上海，张宗昌约孙传芳会晤，两人结拜为兄弟。后卢永祥被任命为江苏督办，与孙传芳签订了江浙互不侵犯的和平公约。这样，孙传芳依靠其不光彩的手段，稳得浙江这一地盘。

　　1925年间，奉军多次入关，到当年9月，津浦沿线各省区全部为奉系所占有。奉系向东南扩张，直接威胁浙江。孙传芳既感到恐惧，但他也看到奉军孤军深入，人地生疏，将领之间矛盾重重；冯玉祥和张作霖已势成水火；而吴佩孚又有重整旗鼓，东山再起之势。于是，孙传芳决定利用这一时机，与奉军一决雌雄。他派王金钰为代表住在奉天，迷惑张作霖。又派心腹杨文恺到福州联络周荫人，到上海联络国民党人，以缓解后顾之忧。之后，再派杨文恺到张家口会见冯玉祥，请冯玉祥在北方牵制奉军。冯玉祥还与孙传芳结拜为兄弟。此外，杨文恺再衔命前往岳阳，代表孙传芳敦请吴佩孚出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杨文恺还游说江苏军务帮办陈调元，约定里应外合，驱逐奉系江苏督军杨宇霆。孙传芳还利用江苏人民痛恨奉军这一有利条件，发动上海、南京等地的士绅、群众举行抗议奉军暴行的游行请愿，为进攻奉军制造舆论准备。

　　1925年10月，孙传芳联络苏、皖、赣、闽几省的直系军阀，以“双十节”检阅为名，调集大军，于10月15日自称为浙闽皖赣苏五省联军总司令，分五路出兵进攻上海，奉浙战争爆发。奉系杨宇霆、姜登选等兵败弃职而逃，孙传芳很快占领上海、南京。接着，孙传芳命谢鸿勋、卢香亭等率部往北推进。

　　张作霖不甘心失败，任命张宗昌为江苏善后督办，施从滨为安徽善后督办，率领白俄军等部南下收复失地。张宗昌任命施从滨为前敌总指挥，率兵从兖州、泰安防地出发，进占蚌埠。施军与孙军在蚌埠一带激战，结果施军战败，施从滨也被俘。当施从滨率军南下时，孙传芳连发三个电报要施同他合作，倒戈内应，但施不予理睬。孙传芳俘虏施从滨后，即于当晚将其斩决，并弃尸旷野数日。这一残暴行为，也为他十年后被刺身亡埋下了祸根。

　　孙传芳大军乘着屡战屡胜的声势，一直打到徐州以北的山东边境，才停止追击。此时的孙传芳，急欲筹组五省联军，称霸东南。于是，奉浙战争结束，孙传芳在徐州子房山大摆庆功宴会。11月23日，孙传芳由徐州凯旋南京。25日，召开五省联军大会，宣布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任命周荫人为福建总司令，卢香亭为浙江总司令、陈调元为安徽总司令、邓如琢为江西总司令、刘宗征为总参谋长，杨文恺为总参议，万鸿图为秘书长。又聘请日本人冈村宁次为高等军事顾问，社会名流蒋百里、章太炎为顾问。从此，孙传芳统辖富庶的东南五省，成为吴佩孚以外另树一帜的直系巨头。

　　1926年夏，广东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吴佩孚在两湖连遭惨败，多次急电孙传芳出兵援助，但孙传芳却按兵不动，他想趁吴佩孚失去两湖后，再由他坐收渔利。9月，国民革命军进攻江西，孙传芳才出兵应战。他根本没把北伐军看在眼里，应战的目的是为了夺取武汉、长沙。但是，不到一个半月，孙军遭到惨败。谢鸿勋战死，邓如琢溃败，卢香亭部受重创，九江、南昌难保，孙传芳狼狈逃回南京，孙军亦全部退出江西。

　　面对北伐军的步步紧逼，孙传芳想谋求北洋各系的大联合，挽回颓势。他邀请段祺瑞、吴佩孚各派代表到南京开会，商讨共同抵御国民革命军。但孙、吴、段各派矛盾重重，互相讥骂，会议不欢而散。孙传芳不得已掉转头来乞怜于奉系。1926年11月，孙传芳派杨文恺到济南见张宗昌，又到天津见张作霖，表示捐嫌修好，共同对敌。此时的张作霖，也不想计较旧怨，表示双方联合，化敌为友。于是，孙传芳亲到天津见张作霖，当面道歉，并与张宗昌等推举张作霖为最高军事首领，统一指挥，成立“安国军”。12月1日，张作霖出任安国军总司令，张宗昌、孙传芳为副司令，杨宇霆为总参议。张作霖答应派张宗昌率直鲁联军南下支援，并为孙传芳接济军械。孙传芳如愿以偿，返回南京。

　　孙传芳以为有了奉系支持，可以挽回颓势。但是不久，周荫人与孟昭月为争夺浙江总司令一职发生内战，陈仪、周凤歧等归附北伐军，陈调元、王普也先后起义编入国民革命军。这样，北伐军很快占领杭州、嘉兴、安庆、芜湖等地，直逼淞沪以及南京。孙传芳见大势已去，逃往扬州。1927年3月下旬，北伐军先后占领南京、上海，后又渡江北进，于5月攻占蚌埠、南京。至此，孙传芳的五省割据局面完全垮台，残部退往山东，完全投靠张作霖。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安国军政府大元帅。随后，命孙传芳率兵反攻徐州。孙传芳一战而夺回徐州，继而攻克蚌埠，进占浦口。孙传芳自恃兵多将广，贪功心切，即挥军渡江，结果伤亡惨重。过江的部队在龙潭立足未稳，又被白崇禧、何应钦两部围歼。此役，孙传芳损失四万多人，元气大伤，退回山东。

　　1928年4月，国民党军继续北伐。孙传芳与张宗昌在山东战场顽抗，不久兵败退守济南。蒋介石、冯玉祥两路大军进逼济南，孙传芳与张宗昌率残部过黄河北逃。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孙传芳残部在冀东宝坻一带挂旗投降，被阎锡山派人收编。孙传芳逃往沈阳，投奔张学良。可以说，直系军阀势力至此已完全消亡。

　　孙传芳到沈阳后，还想劝导张学良割据东北，与蒋介石争天下，但张学良权衡利害，最终归附南京政府。孙传芳感失望，移居大连。1931年定居天津英租界，出资建一佛教居士林，皈佛诵经。1935年11月13日，孙传芳在居士林被刺身亡，时年仅50岁。原来，1925年奉浙战争中，施从滨被俘后遭孙传芳残杀，其女施谷兰立志为父报仇，改名施剑翘，经过十年的准备，终于找到这一报仇的机会。孙大帅最后立地不成佛，饮弹身亡，也算得是自食其果了。

　奉系军阀是北洋军阀主要派系之一。因首领张作霖是奉天人，故称奉系。奉天即现在的辽宁省，省会沈阳亦称奉于。1907年，清政府将东北地区改建奉天、吉林、黑龙江三个行省，称“东三省”，徐世昌为总督，调北洋新军一部分分驻各省。驻奉天省新军为第二混成协，奉天省原有旧军八路四十营，1909年改为中、前、左、右、后五路，统由巡防营务处节制，张作霖任中、前两路统领。后巡防营中、前两路改编为第二十七师，张作霖任该师师长。如果因此以为张作霖是个行伍出身的军人，那就错了，对于他的身世和发迹，还须细细道来。

　　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生天奉天海城一个小商之家。其父张有财嗜赌，在张作霖十四岁时，在赌场与人结仇，被人打死。父亲死后，张作霖投奔外祖父家。由于他好吃懒做，不务正业，且嗜赌如命，结果一事无成。他读过几天书，做过卖货郎，当过流浪儿，也曾入清兵营当过兵。二十岁时，有幸娶了赵家庙地主赵占元之女，住到了岳父家。婚后过了一段时间，张作霖又禁不住赌瘾，便去弄钱参赌，结果输多赢少，还结下不少仇家，最后只好串联了十几个散兵游勇和地痞无赖，结为一帮，当起土匪来。不到半年，张作霖手下已扩充到四、五十人。另一匪首金寿山，势力比张作霖大，想把他的一帮招收归己，但张作霖不干。金寿山便突袭张作霖，张作霖狼狈逃往八角台，八角台的匪首张景惠接纳了他，因赏识他的才干，还把第一把交椅让给了他。不久，张作霖与另一匪首汤玉麟结成绿林伙伴，势力不断扩充，成了辽西一霸。

　　张作霖虽然当上了匪首，但也深知难成大气候，所以他也时时寻找招安的机会，企望将来能在军界政坛一展鸿图。1902年，机会终于到来，清朝将军增琪家眷路过八角台回奉天，张作霖与汤玉麟商议，将增琪老婆一行中途劫夺，押解到新立屯，好生招待。增琪老婆大惑不解，只求饶命，张作霖却下跪道：“张作霖冒犯夫人，你老多多海涵。我们是八角台的大团，是保境安民的，夫人有何吩咐，在下愿为效命。”增琪老婆安下心来，说：“只要你能保证我们一行平安到奉天，我一定向增琪将军建议收编你们。”张作霖立即称谢，第二天派人护送增琪老婆上路，平安到达奉天。增琪老婆将此事告之，增琪亦为之动容，奏明朝廷，将张作霖的部众收编入省巡防营，张作霖任新民府游击马队管带。从此，张作霖由匪首变成了清朝地方军官和堂堂营官。

　　1909年，奉天军队改为中、前、左、右、后五路，张作霖升任中、前两路统领。1912年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张作霖所部改编为陆军第二十七师，张作霖升任该师中将师长。除二十七师外，当时奉天还有冯德麟的二十八师，而奉天督军则是段芝贵。

　　张作霖早就想独霸奉天，第一步，他要想办法赶走督军段芝贵。1916年，袁世凯称帝，遭到全国人民的声讨。段芝贵是帝制的积极支持者。张作霖与冯德麟密商，彼此配合，用威逼恐吓手段将段芝贵赶走。冯德麟先让军队在夜间在城内放枪，然后张作霖亲自跑到督军府告诉段芝贵说，冯德麟把二十八师开过来，要惩办帝制祸首。段芝贵吓得浑身发抖，恳求张作霖想办法。张作霖劝他出走。段芝贵立即电请中央到天津养病，并从银行取出公款200万及军伙若干，调专车离奉。张作霖即致电冯德麟，让他派兵拦截段芝贵的专车，没收其公款及军火。段芝贵到北京后，大骂冯德麟是土匪，当即向袁世凯提出辞职，并推荐张作霖作奉天督军。于是，袁世凯发布命令，任张作霖为奉天督军，任冯德麟为军务督办。

　　驱段是张作霖和冯德麟共同密商行动的，冯德麟还出了大力，皆因他唱黑脸，张作霖唱白脸，结果督军一职让张作霖捞去，冯德麟当然不甘心，两人又开始了明争暗斗。1917年7月，张勋在北京搞起复辟。张作霖得知后，便与谋士袁金铠商量，决定让冯德麟以奉天全权代表身份前往北京与张勋接洽。张作霖的打算是，若复辟成功，自己是有功之臣；倘若失败，便把责任推到冯德麟身上，正好除去一个心腹之患。冯德麟不知是计，欣然前往。结果，张勋复辟失败，张作霖马上发电拥护共和，而冯德麟在京则以“背叛共和罪”被免职罢官。张作霖假意为他说情，替他在北京谋了个总统府军事顾问的闲职。冯德麟的二十八师被张作霖控制，张作霖独揽奉天的大权。

　　张作霖独揽奉天大权后，加紧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与段祺瑞相勾结，1918年9月，段祺瑞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使他的权力又提高了一步。吉林督军孟恩远，素与张作霖不和，张作霖为了达到由奉系统一全东北的目的，千方百计促使北京段祺瑞政府罢黜孟恩远。1919年7月6日，北京政府下令调孟恩远赴京供职。孟恩远拒不服从调动。张作霖以武力相威胁，派军队分四路讨伐吉林。孟恩远的部将、吉林督军总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高士傧等军官，坚决抵制北京政府的命令的张作霖的军事进攻，率吉军万余人集结在长春、农安、伊通一带与奉军对抗。7月19日，日本驻军故意在吉军驻地宽城子挑起武装冲突，双方互有伤亡。事件发生后，日军即以此为借口，要吉军撤离长春三十里以外。吉军被迫撤出长春。接着，日本公使又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段祺瑞立即下令将孟恩远、高士傧免职。高士傧还想继续抵抗，但吉军中许多官兵已被奉系收买，整个事军陷于崩溃状态。孟恩远、高士傧不得不先后卸职，离开吉林。宽城子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支持奉系军阀张作霖称霸东北的一个重大事件。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助下，张作霖不战而胜，赶走了孟恩远，夺取了吉林的政权，进而控制黑龙江，完成了称霸东北的事业，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

　　张作霖虽已成为独霸东三省的大帅，然而他还心犹未足，他还想进取中原，主政北京，只不过在当时，直、皖两大军阀正在激烈争斗，而以他为首的奉系军阀，暂时还只能充当配角。张作霖原来是追随皖系段祺瑞的，后来皖系声名狼藉，张作霖也见风使舵，加入反皖的行列。尤其是1919年6月徐树铮出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控制了西北地区以后，对奉系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于是，1919年底到1920年初，张作霖与曹锟组织了北方八省反皖同盟。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看到皖系已声名狼藉，便抛弃皖系，大力扶持奉系，指使奉系联直倒皖。7月13日，张作霖以张景惠为关内奉军司令，自己亲率大军入关，并发布《讨伐段祺瑞檄》，指责段“排除异己，把握政权”，“弄权卖国，残民黩武”，“穷其罪状，罄竹难书”。7月14日，战争正式爆发。7月17日，直军吴佩孚在西路涿州一带大获全胜，俘虏皖军西路指挥曲同丰。同日，张作霖指挥奉军第二十七师、第二十八师分驻马厂和军粮城一带配合直军作战，皖军东路指挥徐树铮不战而逃。7月19日，段祺瑞被迫通电辞职。7月23日，直奉两军进驻京都。张作霖终于实现了入主北京的愿望，与直系曹锟共同把持了北洋军阀政府。

二

　　张作霖在直皖战争中联直倒皖，奉系乘机派兵入关，把势力扩张到京山铁路沿线和内蒙古等地。直皖战争结束后，直奉两系共同把持了北京政权。但是，这个北京政权实际上是英美日三国的共同侵略工具。由于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又迅速导致了直奉两系的矛盾和斗争。双方为了争夺更多的势力范围，各不相让。长江流域各省，是两系争夺的焦点。争夺的结果，是奉系的扩张计划屡遭失败，直系势力日益膨胀。

　　1921年12月18日，靳云鹏内阁因财政困难而辞职，张作霖支持亲日政客梁士诒组织内阁，但吴佩孚坚决反对，双方都不肯退让，于是引发起第一次直奉战争。1922年4月，奉军相继开进关内，以军粮城为大本营，从军粮城、马厂、静海一直开至德州附近。奉军号称镇威军，张作霖自任镇威军总司令，孙烈臣为副司令，设总部于山海关，兵分两路出击。直军以吴佩孚为总司令，以保定为大本营，分头抵抗。4月29日，张作霖下总攻击令，战争分东西两路进行，东路在津浦路马厂一带，西路在京汉路的长辛店一带。战况异常激烈，双方死伤惨重。5月3日，西路奉军腹背受敌。5月5日，张景惠部第十六师师长邹芬倒戈，西路奉军大败，东路奉军闻讯亦纷纷溃退，张作霖率残部经天津、滦州出关。奉军战败后，张作霖被免职。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张作霖于5月12日宣布独立，5月19日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以图反攻。6月17日，直奉双方在英国的干预下进行停战议和，直军全权代表王承斌、杨清臣，奉军全权代表孙烈臣、张学良，在秦皇岛海面英国克尔笛号军舰上签订了停战条约，以山海关为两军界线，奉系势力被迫退回关内。

　　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奉系战败告终。奉系之败，原因有多方面，但奉军纪律涣散，兵不精，械不良，也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奉军首领张作霖，以及不少重要将领如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张海鹏、张宗昌、马占山等，都是绿林出身，这就难怪奉军带有绿林的气味了。在这次战争中，奉军第三混成旅和第八混成旅不仅没有象其他部队一样溃不成军，而且略有小胜，这两旅旅长分别是张学良和郭松龄。张郭都是军校出身，曾对所部进行了严格的整训，所以三、八两旅成了奉军的精锐。张作霖痛定思痛，决心对奉军进行全面彻底的“整军经武”。而协助他筹划的，就是他的长子张学良。

　　张学良，字汉卿，1901年由张作霖原配夫人赵氏所生。张作霖出身低贱，他希望儿子能饱读诗书，学贯中西，文武双全。所以，张学良从小便得到名儒及博学洋人的教授，熟习中国经史典籍，又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1918年，他便走上职业军人的道路，被张作霖任命为奉天督军署卫队旅营长。1919年2月，入东北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学习，与战术教官郭松龄交往甚密，并深受其思想影响。1920年，张学良从陆军讲武堂毕业后，历任卫队旅团长、第三混成旅旅长。当年11月，年仅19岁的张学良，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

　　张学良受命协助整顿东北军，他成立了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兼任整理处参谋长。同时，他还担任东三省航空处总办和航空学校校长。在郭松龄、孙烈臣、姜登选、韩麟春等协助下，他对东北军从上到下，进行了一次彻底改革：整编和扩充陆军；扩大奉天兵工厂；购进数十架新式飞机，充实空军；在哈尔滨设海军司令部和海军学校，加强海军建设。另外，张学良还注重对人才的使用和培养，对排连长以上干部都做了调整选拔，大量吸收经过正规军事训练的新进人才。东北军经此整理，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大增。张学良经过这次整军，也表现了他卓越的组织和军事才能，提高了他在东北军中的地位和威望。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英美支持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1923年直系首领曹锟当上了贿选总统，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反直系的各派也乘机反对曹锟、吴佩孚。皖系军阀卢永祥首先在浙江发出不承认曹锟为总统的通电，奉军张作霖立即响应。张作霖一方面积极备战，一方面又联系在广东的孙中山，浙江的卢永祥结成反直三角同盟，以壮声威，待机而动。1924年9月，直系军阀齐燮元、孙传芳进攻卢永祥，爆发了江浙战争。张作霖则以粤浙奉同盟为由，通电指责齐燮元，并率兵入关，响应卢永祥反直。于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张作霖将奉军编为六个军，仍称镇威军，自任总司令。姜登选、李景林、张学良、张作相、吴俊升、许兰洲分别担任军长。1924年9月15日，十五万奉军分六路向榆关，朝阳进攻。曹锟火速电召吴佩孚入京主持战务。吴佩孚组织讨逆军，分三路迎战。双方投入兵力共达四十多万，出动了陆海空军，主要战场在山海关一带。10月下旬，正当直奉两军激战正酣之际，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发动了北京政变，使直奉战争形势急转直下，直军军心大乱，迅速溃败，奉军乘机进逼天津。吴佩孚先是退守天津，到11月3日，率残部二千余人乘舰狼狈南逃。第二次直奉战争，奉系张作霖借助冯玉祥的倒戈而大获全胜。战争结束后，冯玉祥、张作霖共推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到北京主持政务。此时北京政府出现了由冯系、奉系、皖系三种势力暂时联合主持的局面。

　　1924年11月，段祺瑞上台执政。12月，段祺瑞下令免去齐燮元的苏皖赣三省巡阅使等职，特派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张作霖为谋求扩张势力于长江流域，又以援助卢永祥为名，派张宗昌率兵偕卢南下。1925年1月，张宗昌、卢永祥联合在丹阳、无锡间与齐燮元军激虞，结果齐军战败，张宗昌率奉军一万多人进入上海。

　　1925年，奉军多次入关，抢占地盘，到9月，津浦路沿线各省区全部为奉系所占有。李景林任直隶军务督办，张宗昌任山东军务督办，姜登选任安徽军务督办，杨宇霆任江苏军务督办。奉军的入关势头，严重威胁到直系浙江督军孙传芳。孙传芳联络直系势力，以及北方的与张作霖已矛盾激化的冯玉祥，发动了奉浙战争。

　　1925年10月15日，孙传芳出兵进攻奉军，派李宝章师攻上海，谢鸿勋师取南京，卢香亭师袭丹阳。奉军进驻上海后，整日花天酒地，寻欢作乐，听到枪炮声响，早已鸡飞狗走，师长邢士廉惊慌失措，略事抵抗，即逃入租界。旅长刘翼飞化装成和尚逃走。江苏军务督办杨宇霆见南京被孙军包围，也渡江乘车潜逃。江苏军务帮办陈调元早已与孙传芳勾结，电令浦口、花旗营苏军将杨所乘专车截住。照例，一切紧急军电都应从尾译到头，因为结论大都末尾。不料，花旗营苏军的电务员换了一位新手，他从头译到尾，结果，让杨宇霆早了一点点逃脱。城内的奉军不是被歼就是被包围缴械，师长丁喜春也作了俘虏。安徽军务督办姜登选见沪宁失利，也弃职而逃。

　　张作霖得知江南奉军溃败的消息后，大发雷霆，即任命张宗昌为江苏善后督办，施从滨为安徽善后督办，率军南下，收复苏皖。张宗昌任命施从滨为前敌总指挥，率兵从充州、泰安防地出发，进占蚌埠；自己则率白俄军由济南沿津浦路东侧开进，掩护施军向南急进。但是，张宗昌的白俄军毫无纪律，到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致使突前的施军失去了掩护和退路，在蚌埠一线被孙军击溃，施从滨也被孙传芳俘虏后残杀。张宗昌率残部退回山东境内。孙传芳一直打到徐州以北，才停止追击。他一则担心孤军深入，恐有不测；二则他横扫苏皖，急欲筹组五省联军，所以主张罢兵息战。张作霖一败再败，本想亲率大军南下，与孙军决战一场，但由于北边有冯玉祥的牵制，他不敢轻举妄动。更为严重的是，奉系内部矛盾激化，竟发生了郭松龄倒戈反奉事件，他更无暇南顾。于是，奉浙战争于11月8日孙军占领徐州后遂告结束。

三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冯玉祥、张作霖共同控制北京政府。冯玉祥按照双方划定的势力范围，沿京汉线及豫、陕、甘发展，但屡屡遭受奉军的压迫，冯、奉的矛盾便激化，准备兵戎相向。但冯玉祥自知难敌奉军，于是利用奉军新旧派的矛盾，与郭松龄联合反奉。

　　奉军军阀原分新旧两派，旧派首领为张作相，新派首领为杨宇霆。新派之中，又有士官派和大学派之别：士官派以杨宇霆、姜登选为中坚；大学派以郭松龄、李景林为首领。两派互相倾轧，由来已久。奉系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失败后，新派逐渐得势，姜登选、郭松龄、李景林等均居要职，而曾任张学良老师的郭松龄尤为张学良所倚重，因而为同僚所忌。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入关后，张宗昌、杨宇霆、姜登选、李景林都得到了一省地盘，惟独郭松龄一无所得，欲求一热河都统，也被杨宇霆所阻。于是，郭松龄与杨宇霆等的矛盾加深。另外，郭松龄早年曾加入同盟会，1917年南下投靠孙中山，参加护法军政府，任警卫军营长，受到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所以，郭松龄对张作霖的穷兵黩武、祸国殃民也一直深为不满。

　　1925年11月，郭松龄、李景林与冯玉祥暗中结成反奉三角同盟。11月22日，郭、冯正式签定了“反奉密约”。主要内容有：反奉成功后，由李景林治理直隶、热河；郭松龄改造东三省；冯玉祥开发西北。这几条，实质是战后三方势力范围的划分。同一天，郭松龄选发通电，要张作霖立即让位，由张学良接管大权；要求杨宇霆立刻下野，宣布国奉两军停止交战等。11月23日，郭松龄率七万大军，在滦州宣布独立，并将驻守关内的奉军将领姜登选等诱捕，发兵出关攻奉，杀回东北。24日，郭松龄再发通电，历数张作霖的罪行，拥举张学良为司令，以“清君侧”为号召。25日，冯玉祥、李景林宣布“中立”，并分别发出通电敦促张作霖下野。26日，郭军突破榆关防线。27日，郭军过山海关。29日，夺取绥中。同日，张作霖任命张学良为前线总指挥，指挥部队堵击郭松龄。30日，郭松龄将所属部队改为东北国民军，自任总司令。12月5日，又克连山，6日，占领锦州，7日，逼近沈阳。日本帝国主义最初要求郭松龄承认张作霖与日本订立的一切条约，遭到拒绝。12月8日，日本内阁作出决议，令关东军司令官“速施警告，将驻屯军，作适当配置”。同日，关东军向郭军发出“警告”。13日，郭军进抵营口河北车站时，遭到日军的无理阻截。22日，奉军在日军支持下，重新调整，与郭军激战巨流河。郭军孤军无援，大败。24日，郭松龄偕夫人韩淑秀潜匿到新民县苏家屯莱棚附近，被奉军马占山部抓获，押到辽中县老达房。25日，郭松龄夫妇被枪毙。

　　在郭松龄倒戈反奉的同时，冯玉祥也在待机而动。热河都统阚朝玺回师援奉，冯玉祥部宋哲元乘机占领热河。12月初，冯玉祥同李景林发起全面进攻，12月24日占领天津，迫使李景林败走山东依附张宗昌。冯玉祥的国民军控制了直隶全境，与河南的国民军联成一片。

　　郭松龄倒戈反奉，使张作霖恨透了冯玉祥。因为冯玉祥不仅联合郭松龄反奉，而且乘机占领热河和直隶。另外，郭松龄被杀后，余部由魏益三率领，改编为国民军第四军。原直军师长方振武也通电脱离张宗昌，改称国民军第五军。冯玉祥在郭松龄倒反奉事变中，既占了地盘，又得到人马，张作霖怎不恨之入骨？就在郭松龄倒戈反奉之时，南方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挥军北上讨伐冯玉祥和张作霖。由于冯玉祥是吴佩孚和张作霖的共同仇人，吴、张暗中勾结，一拍即合，直、奉两军联合攻冯，国奉战争（也称冯张战争）爆发。

　　1926年1月1日，冯玉祥被迫通电“引退”。部队交给张之江、鹿钟麟等。1月下旬，张作霖的奉军由东北向山海关进攻；张宗昌、李景林的直鲁联军由山东向河北进攻；湖北直系军阀向河南进攻；阎锡山的晋军也从山西方面进攻。帝国主义也公然助张作霖讨冯。这样，国民军处于各派军阀的联合包围之中。2、3月间，国民军岳维峻部大败，开封、郑州相继失守。3月22日，李景林占领天津。4月15日，国民军由北京撤至南口，改编为七个军，与直奉晋联军激战四个多月后，退往西北。（南口大战参看第五章第三节）

　　1926年6月，吴佩孚、张作霖以黄土铺地的仪式进入北京，直奉合作，把持了中央政权。吴佩孚、张作霖互换兰谱，结为兄弟。但是，就在此时，广东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很快攻克湖南，直指湖北，吴佩孚不得不于3月22日乘车兼程南下，指挥堵击北伐军。

　　北伐军在两湖和浙赣节节胜利，吴佩孚退入河南，孙传芳又重新投靠张作霖，与张作霖化敌为盟友。1926年11月，孙传芳亲到天津见张作霖，并与张宗昌等提议，为了便于对抗北伐军，宜组织一支统一的军队，由张作霖出任最高军事首领。于是，12月1日，张作霖出任安国军总司令，张宗昌、孙传芳为副司令，杨宇霆为总参议。12月27日，张作霖再次以黄土铺地的仪式进入北京。他想以“临时总统”或“大元帅”的名义于元旦在北京主政，迫不及待地尝一尝当“元首”的滋味。但杨宇霆却极力反对，劝他在军事上没有把握之前，不要过早行事，以免到处树敌。张作霖听从了劝导，但心有不甘，说：“我终究非干一次不可。”

　　1927年4月，冯玉祥部及阎锡山部亦改称国民革命军，和北伐军一起夹击奉军，张作霖的统治已摇摇欲坠。然而，张作霖还未忘实现自己的“元首”美梦。1927年6月，孙传芳、张宗昌等人按张作霖的意图，推戴张作霖为“大元帅”。6月18日，张作霖在怀仁堂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就职仪式冷冷清清。张作霖有气无力地念了就职“誓词”后，孙传芳、张宗昌、吴俊升、张作相等向他三鞠躬，就这样，“大元帅”就算上任了。这是北洋军阀的末代政府，称中华民国军政府。一般俗称安国军政府。在《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令》中，规定大元帅率陆海军；代表中华民国行使最高统治权；军政府置国务员辅佐大元帅政务；国务院设总理及各部总长。就这样，张作霖在行将灭亡之前，终于爬上了他梦寐以求的最高宝座。他和段祺瑞一样，虽无“大总统”之名，而行“大总统”之实。只不过，张作霖的末日高升，只是一阵回光返照而已。

　　6月20日，内阁组成：潘复为总理、王荫泰为外交部总长、何丰林为军事部总长、沈瑞麟为内政部总长，阎泽溥为财政部总长，姚震为司法部总长，张景惠为实业部总长，刘向清为农工部总长，刘哲为教育部总长，潘复兼任交通部总长。潘复内阁是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第四十六届内阁，也是最后一届内阁，同时，也是张作霖统治时期唯一的一届内阁。

　　1927年4月以后，国民党右派实行“清党”，另外，蒋介石与汪精卫、李宗仁、胡汉民等派系争权夺利，阻滞了北代的进程，给北洋军阀尤其是奉系军阀以喘息的机会。1927年秋冬，冯玉祥、阎锡山联合讨奉，遭到奉系的有力还击。尤其是奉军张学良与晋军傅作义的涿州争夺战，双方动用了坦克、飞机、毒气等各种武器，激战了三个多月，其强攻固守闻名全国，成为张学良和傅作义的成名之作。冯玉祥、阎锡山面临张作霖的沉重压力，为解北方之危，呼吁国民党各军共进声援，全力讨奉。

　　1928年1月，蒋、冯、阎、桂四派为了共同完成对奉系军阀的北伐，暂时取得妥协。2月，蒋介石将其嫡系部队改编为第一集团军，自兼总司令；改国民革命联军为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为总司令；改北方国民革命军为第三集团军，阎锡山为总司令；将两湖各军改为第四集团军，李宗仁为总司令，准备共同北伐。对此，张作霖也作了部署：决定对京汉、津浦路采取攻势防御；对正太路、鲁西大名一带采取攻势。任张宗昌为津浦路总指挥，孙传芳为鲁西大名方面总指挥，张学良为正太、京汉方面总指挥，张作相为京绥路总指挥，出动兵力约六十万人对抗国民革命军七十万之众。

　　4月9日，蒋介石下达总攻击令，国民革命军与奉军展开激战。不久，张宗昌军与孙传芳军即遭受重创，损失了山东大部。4月30日，张宗昌、孙传芳弃济南而逃。当北代军进占济南，准备继续北进时，日本政府决定进行武装干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北伐军对日采取妥协让步方针，决定绕道北进。5月中、下旬，张作霖丢失了邯鄣、保定、石家庄、大同、张家口等地。张作霖不得已向南京方面发出“息争议和”通电，蒋介石也有心与张作霖妥协，因冯玉祥坚决反对，只得作罢。张作霖又想勾结英美，以取得支持。但英美等见张作霖大势已去，不愿与之交往，就连长期与张作霖勾结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也准备除掉张作霖，以乘乱进占东北。

　　6月1日，北伐部队占领沧州、河间后，分三路由津浦、京汉、京绥等线大举向京津全面推进，逼近北京郊区。张作霖见大势已去，6月3日，命张学良留守北京，当夜带着吴俊升等乘专车离开北京，同时下达总退却命令。6月4日五时三十分，张作霖乘坐的专车行至沈阳附近的皇姑屯时，被日军埋设的炸药炸毁。吴俊升当场被炸死。张作霖受重伤，被急救回帅府，于上午九时三十分死去。这就是震动中外的皇姑屯事件。

四

　　皇姑屯事件发生时，张学良正与南京政府的代表在北京举行和平谈判，接到奉天督署“立即返奉”的电报后，即化装乘车驰返沈阳。6月19日，在奉军元老的推戴下，张学良出任奉天军务督办。7月4日，张学良出任东三省保安司令，兼东三省巡阅使，年仅二十七岁的陆军上将张学良，从此开始主政东北，人称“少帅”。

　　张作霖被炸死后，奉军全线向东北撤退，集结于滦河以东，东北局势一片混乱。自张学良回东北以后，东北局势初步得到稳定。但东北地区何去何从，则是摆在张学良面前的一件必须立即解决的大事。张学良鉴于皇姑屯事件的教训，国耻家仇集于一身，他决定不顾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的压力，通电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军事行动，谋求国家统一。

　　日本帝国主义原本企图乘皇姑屯事件后的混乱之机，攫取东北更多利益，谁料张学良竟能平静无事地继续大业，稳定局势。日本见无机可乘，便改变手法，引诱张学良在东北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权，与南京政府对抗，但遭到张学良的断然拒绝。张学良派出王树翰、邢士廉、徐燕谋为代表与蒋方联络，于是南京和沈阳之间信使往来。日本力图阻止中国南北统一，干涉东北易帜，派出原驻华公使林权助赴沈阳向张学良施加压力，声言“如东三省蔑视日本警告，率行易帜，日本将采取自由行动。”张学良义正词严加以驳斥，不管日本威逼利诱，均未动摇他易帜和统一的决心。

　　东北易帜，不仅外受日本阻挠，奉军内部也不一致。老派的张作相，新派的杨宇霆等，都担心易帜后，日本会进行武力干涉；奉军也会受南京政府吞并，失去自主地位。张学良苦口婆心，晓以大义，取得内部的一致。

　　928年10月，张学良代表邢士廉第三次赴宁，终于与南京方面达成四点协议：（一）东北设边防司令长官公署，以张学良为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二）设置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人选须经中央同意。（三）东三省及热河省委员人选，由张学良推荐，中央明令任命。（四）易帜不能待至民国十八年元旦，应提前数日办理。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与张作相、万福麟联名通电，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东三省、热河省同时“改旗易帜”，即将过去时东北悬挂的五色旗取消，改悬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12月30日，南京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奉军改编为东北边防军，简称东北军。翟文选、张作相、常荫槐、汤玉麟分别出任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省政府主席。不久，将奉天省改称辽宁省，省会奉天改称沈阳，全国出现了统一的局面。

　　东北易帜虽然实现了，但是东北集团的内部并不完全统一，特别是张学良与杨宇霆的矛盾，积渐已久。杨宇霆，1886年生，奉天法库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历任奉军参谋长、东北陆军训练总监、奉军军团长、安国军总参议等要职，是张作霖的“智囊”及左右手，奉军新派首领。由于他所处地位的特殊，养成了专断跋扈、盛气凌人的作风，对张学良也全不放在眼里。在张作霖被炸前后，杨宇霆与常荫槐结成死党，私自扩编自己的武装实力，并有意驾空张学良，反对东北易帜。1929年1月10日下午，杨宇霆、常荫槐一同见张学良，要求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常荫槐为督办。张学良认为此事涉及外交，要慎重处理。杨宇霆不但不听，反而逼张学良马上签字。张学良痛下决心，要芟除杨、常，以稳定东北政权。于是，借口晚饭后再谈。晚上，当杨、常再次来见张学良时，被早已做好准备的卫士双双击毙在大帅府老虎厅。杨常事件后，张学良的权力更集中，并树起了少帅的威严，提高了声望，巩固了易帜后的东北政局。

　　张学良虽然易帜，服从中央政府，但蒋介石仍担心张学良的势力日渐强大，不受指挥，于是有意煽动张学良强制接收由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挑起与苏联的火并，使张学良陷于困境，不得不依赖南京政府。而张学良不知是计，果然于5月间派兵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逮捕三十九名苏联人。7月又下令解除中东路苏方局长、副局长以及各处处长职务，并驱逐回国，以武力回收中东路。7月14日，苏联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恢复中东路现状。张学良不予理睬。7月18日，苏联宣布与中国绝交。7月20日，兵分三路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东北军惨遭失败，伤亡严重，被俘八千多人，旅长韩光第等战死，张学良被迫派代表与苏联政府谈判，12月22日签署《伯力会议草约》，两国息争，恢复冲突以前状态。

　　中东路事件使张学良吃了一亏长一智，此后，他致力于发展中东的经济，振兴实业，同时，大力发展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亲自兼任东北大学校长一职。

　　1930年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开始，张学良严守中立，力主和平，极力避免东北军卷入这场内战。但交战双方都把张学良看作决定胜负的筹码，极力进行拉拢。而事实上，东北军倒向那一方，则意味着那方取胜。最后，张学良认为倒向蒋介石一边，有利于国内统一。于是，1930年9月，张学良率十余万东北军入关，9月21日占领天津，9月26日进驻北平。至此，平津、河北的政权遂被东北军全部接收。10月9日，张学良在沈阳宣布接受蒋介石委任的中华民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一职。为了“感激”张学良参战助已赢了这场战争，蒋介石于11月特邀张学良及夫人于凤至到南京。蒋介石以最隆重的仪式和规格接待张学良夫妇，并亲自陪他们谒中山陵，游览汤山。于凤至拜宋母为干娘，与宋霭龄、宋美龄以姐妹相称。蒋介石又推张学良为国府委员，并授张学良以节制奉、吉、黑、晋、冀、察、热、绥八省区军队之全权，并将北平、天津、青岛三市及河北、察哈尔两省划归张学良管辖。大批奉系人物进入南京政府当高官，如张作相、王树翰出任国府委员，张景惠任中政委兼军事参议院院长，刘尚清任中政委兼内政部长，鲍文樾任参谋部次长等。蒋介石的“盛情”及“信任”也感动了张学良，他表示“誓尽精诚，以拥护中央”。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进行侵略活动，多次在东北借机寻畔。如6月初，日本参谋本部派遣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大尉等到中国东北兴安岭地区进行军事侦察，被中国屯垦军逮捕并处死。日本帝国主义以“中村事件”为借口，反诬中国官兵“对日本皇军进攻”，是对日本帝国“闻所未闻的侮辱”。蒋介石多次电令张学良：“无论日本军以后在东北如何挑畔，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9月上旬，南京政府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将中国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玉衡关押审判，借以平息事端。然而，十天后，九一八事变即爆发。

　　9月18日夜间，日本关东军在板垣征四郎等将领的策划下，故意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诬称是中国军队破坏，遂炮击沈阳，并向驻守北大营的中国军队王以哲旅进攻。这就是日本侵华的九一八事变，亦称柳条湖事件。事变之夜，张学良、万福麟在北平，张作相在锦州。其时，张学良正偕夫人于凤至及赵四小姐等在前门外中和戏院看梅兰芳演出的《宇宙锋》，在沈阳主持工作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急电张学良，张学良亦急电南京政府请求对策，蒋介石竟下令“绝对不抵抗”。张学良只好命令在东北的军队撤往关内。9月19日，日军占领沈阳。随后，日军分兵占领东北各地。至1932年1月，仅三个月一百天，中国东三省完全陷入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

　　东北沦陷，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人民纷纷要求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各报界把一切罪过都推到张学良身上，使他成了丢失东北的“罪魁祸首”。张学良忍辱代蒋受过，为了表示对东北问题负责，特向南京政府引咎辞职。12月，他被罢免了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务，改任北平绥靖主任。

　　当时，在东北尤其在黑龙江省尚有一部分中国军队。1931年10月10日，张学良电令部属黑河警备司令兼步兵第二旅旅长马占山（吉林怀德人）为黑龙江省代理省主席兼军事总指挥。马占山受命后，没有执行蒋介石“不予抵抗”的命令，毅然组织了嫩江桥的阻击战，中国官兵在劣势条件下与日军浴血奋战，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1932年2月，日军以允许黑龙江自治为条件，诱使马占山赴沈阳参加伪满洲国“建国”筹备会议，出任伪黑龙江省省长职。马占山从沈阳到长春后，了解到日军扶植傀儡的真相，遂于4月2日潜回黑河，重整旧部，组织保卫团和民众义勇军，成立黑龙江抗日救国军总司令部。5月14日，马占山在黑河召开出征誓师大会，随后部队南下，于5月28日到达海伦，与北犯的日军展开激战，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马占山率领少数人马退入苏联境内。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后，即策划建立一个傀儡政权。清逊帝（宣统）溥仪于1924年10月冯玉祥北京政变后被逐出故宫，后移居天津日租界。九一八事变后，在日军土肥原的诱胁下，由天津秘密到了东北。1932年2月16日，在关东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等操纵下，以奉军元老、张作霖的结拜兄弟张景惠出面召开了伪满洲国建国会议，以傅仪出任“执政”，清朝余孽郑孝胥出任国务总理，张景惠以及奉军将领原辽宁省主席臧式毅等出任要职，定都长春“就职”。1934年3月1日，“满洲国”改名“满洲帝国”，溥仪改称“皇帝”，改年号为康德。伪满洲帝国是日本侵略者一手扶植的傀儡政权，是日本统治中国东北的政治工具。1945年8月，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伪满洲帝国灭亡。

　　参与建立伪满洲国的人员，其后都成了“伪满战犯”，遭到历史的审判。在这里，我们还想加上一笔，谈谈溥仪的结局。伪满洲国灭亡时，溥仪被苏联军队拘捕，1950年8月由苏联移交中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1959年12月获特赦，后任全国政协文史研究专员，全国政协委员，1967年10月17日在北京病逝。溥仪由清朝末代皇帝和伪满皇帝改造为一位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自食其力的人民共和国公民，的确成为长久的话题。

　　日军占领东三省，建立伪满洲国后，蒋介石仍采取“不抵抗”政策，南京国民政府只是向国际联盟提出控诉，要求按照国际盟约及九国公约，制裁日本，迫其撤出东北。国联派遗李顿调查团，到“满洲”视察，张学良对此也存有幻想。后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日内瓦、东京、南京三地同时发表。张学良认为，中国虽有数点不能满意，但仍可以接受。可是日本根本不把国联放在眼内，公然退出国联，视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为废纸，使蒋介石、张学良依靠国联解决问题的幻想完全落空。

　　1933年元旦，日军进攻山海关，这回，张学良已忍无可忍，命令东北军何柱国部奋起还击，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张学良决心用赤血抵抗，保卫国土，洗刷自己以及东北军“不抵抗”的污名。不久，山海关失陷，日军向热河进逼，蒋介石为了应付全国舆论和敷衍张学良，答应派刘戡、黄杰、关麟征三师北上支援，同时又派军政部长何应钦、财政部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长黄绍竑、参谋本部次长杨杰等二十多位军政大员于2月初前往北平，以帮助张学良谋划。张学良将东北军编成两个集团军，约二十余万人。张学良自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指挥万福麟军团等东北军主力；张作相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指挥孙殿英军团、汤玉麟军团等。

　　热河抗战于2月21日开始，日伪军十余万人，分兵三路向热河进攻：北路由通辽侵开鲁，中路由义县犯朝阳，南路由绥中攻凌源。日伪军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抢掠，无所不为。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兼任第五军团总指挥，但他在日军入侵面前惊慌失措，不思抵抗，竟然急扣二百余辆军车，把他多年搜刮而来的私人财物，装运到天津租界。3月3日，他放弃省会承德西逃丰宁。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万福麟军团及孙殿英军团等不是望风溃逃就是观望不前。3月4日，日军先头部队一百二十八人不费一枪一弹即占领承德。张学良闻承德失守，当即下令通辑汤玉麟，并命令万福麟等立即率部反攻。但各部为保存实力，纷纷后退。旬日之间，热河全省沦陷。

　　热河之变，遭到全国人民同声谴责，汤玉麟被撤职查办，后寓居天津，1935年7月病死。除了处罚汤玉麟，蒋介石又将丢失热河的责任转移到张学良身上，迫他辞职。其实，蒋介石并没有真心支援张学良热河抗战，这一次，还是要找替罪羔羊。张学良深知此事，于3月11日通电下野，东北军改编为四个军，由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四人分别统率。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一职由蒋介石授意张学良推荐何应钦接任。

　　3月12日，张学良飞往上海，准备出洋。在出洋之前，张学良接受宋子文、夫人于凤至、女友赵绮霞（赵四小姐）及儿女的规劝，用一个月的时间把烟（毒）瘾戒除。4月11日，张学良在顾问瑞纳（澳大利亚人，1928年起任张学良私人顾问）、于凤至、赵绮霞及儿女等陪同下，乘轮船到欧洲旅行。张学良不知道，此番出洋，何时才能返回祖国。

五

　　1934年1月，蒋介石为了驱使东北军参加“围剿”红军，特地电召张学良回国。张学良历任鄂豫皖三省“剿共”副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西北“剿共”副司令并代理总司令（总司令为蒋介石）等职。起初，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对进攻革命根据地还是很卖力，指望通过“围剿”的胜利以取得蒋介石的信任，从而扩充实力，以便有朝一日能打回老家去。但是，张学良在和红军的较量中，不断损兵折将，尤其是109师在1935年10月于陕北直罗镇被全歼，师长牛元峰战死，给他思想上极大的震动。是继续充当蒋介石的替罪羊及鹰犬，还是在民族危难的关头，当一位爱国英雄？张学良以及东北军将士都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之中。

　　1935年10月底，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五全大会。蒋介石对他在“剿共”中受损没有任何安慰的表示。军政部长何应钦不但不给丝毫补充，还要减发军费，张学良感到异常愤懑。他痛定思痛，思想开始有所转变。五全大会后，张学良来到上海，会见了爱国人士杜重远和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其时，日本发动华北事变，企图使冀、察、绥、鲁、晋五省脱离中央政府，实行“华北自治”。国民政府竟于11月26日宣布撤销北平军分会，12月7日决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提出华北政权特殊化要求。12月9日，北平爆发了一二九爱国运动，运动迅速向全国发展，形成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共产党坚决抗日的主张和全国炽热的抗日气氛，使张学良看到了出路和希望。

　　1935年底，张学良回到西安，他首先同驻守西安的西北军（十七路军）将领杨虎城，就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问题进行了磋商。其实杨虎城早就同共产党有联系，双方不谋而合。1936年3月，张学良与红军代表李克农在洛川进行了会谈，达成了局部停战协定。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进行了历史性的会谈，共商抗日救国的大计。两人在诚恳愉快的气氛中作了竟夜的长谈，达成了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联合，逼蒋抗日的协议。

　　从延安归来后，张学良积极地着手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培养抗日力量，宣传抗日思想，支持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群众抗日运动。但是，张、杨的所为激怒了蒋介石，他派来侍从室组长晏道刚担任“西北剿总”的参谋长，特务头子曾扩情担任政训处长，闵湘帆为“西北剿总”经理处处长，从军事、政治、经济三个方面对张学良加以监视，并在西安设有特警宪情报机构大小一百二十多处，搜集张、杨联共抗日的具体证据。8月29日，西安的国民党特务，秉承蒋介石的指令，逮捕了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北平学联代表宋黎。张学良闻讯后，极为震怒，不仅抢回了宋黎，而且还派兵包围省党部，查抄了特务档案，造成了轰动一时的“艳晚事件”。

　　1936年10日20日，蒋介石率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一班军政大员飞抵西安，亲自催逼张、杨督兵“剿共”，然后又匆忙奔走于洛阳、太原等地部署“剿共”事宜。10月29日，是蒋介石五十岁生日。张学良邀阎锡山同赴洛阳祝寿，趁机劝蒋介石停止内战，和共产党一道抗日，结果，遭到蒋介石的训斥。12月4日，蒋介石又回到西安，蛮横地要挟张、杨：要么督兵“剿共”；要么将部队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安“剿共”，并内定蒋鼎文为“西北剿共总指挥”，自己亲自督战。事已至此，张、杨决定第一步“苦谏”，“苦谏”无效，第二步则实行“兵谏”——设法捉蒋，逼蒋抗日。12月7日及以后，张学良几次到蒋介石的驻一临潼华清池，向蒋苦口劝谏，痛哭陈词，但蒋介石却勃然大怒说：“现在他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会改变。”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从临潼回到西安，决定实行兵谏，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兵谏的行动，是由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头进行的。十七路军负责拘禁西安城内的蒋军军政大员，解除蒋军部队的武装，以及封锁机场，扣留飞机等。东北军负责到华清池捉蒋介石，由105师师长刘多荃、团长白凤翔（站长注：白凤翔此时任骑兵第6师师长，不是105师的团长），及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孙铭九率部执行任务。为了保证捉蒋成功，张学良事前还带着刘、白二人去临潼认识蒋介石，并察看了地形。12月12日凌晨，刘多荃等率部秘密开往临潼，12日5时，东北军在晨雾之中，冲进华清池。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击溃了蒋介石的卫队，包围了骊山。最后，在半山腰的一块巨石旁边捉住了浑身发抖、狼狈不堪的蒋介石。

　　西安事变，举世震惊，形势变得异常复杂。事变后，张、杨联合发出通电，说明事变动机完全出于抗日救国，对蒋本人“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并提出八项主张。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请速派代表来西安共商大计。12月17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西安。张学良完全赞同中共代表团关于“西安事变”的解决办法。12月23日，宋子文代表蒋介石与张、杨及中共代表谈判。24日，谈判结束。蒋介石对张、杨答应的条件是：一、准备抗日。二、陕甘宁青新五省交张、杨负责。三、东北军与十七路军每月五百万元薪饷，按月由中央拨给。四、停止剿共，红军改编问题由张学良负责。五、所有参加西安事变人员，一律不究。蒋介石对共产党答应的条件是：一、日本侵入华北，必须抗战。二、划陕甘十八县、宁夏三县，共二十一县为边区自治政府，属中央管辖。三、中央承认共产党军队编成三个师。四、中央逐月供给军费六十八万元。五、如与日本开战，中央每月供给枪弹八百万粒。六、以上条件在手续上必须经行政院通过，并宣布全国。就这样，通过三方的谈判，尤其是共产党和张、杨的努力，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开创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全国人民共同抗日的新局面。

　　 12月25日，即西安事变达成协议后的第二天，张学良见逼蒋抗日目的已经达到，决定放蒋介石回南京。张学良有意思要亲自送蒋回南京，但许多人都规劝他不要送，以免蒋报复。可是张学良却坚信蒋介石的人格，他对人说：“这次我们放他回去，以后还是要争取、团结他共同抗日的，所以我必须亲自送他，使他能保持威信，好见人，好办事，也使他不致对我们再存戒心和怨恨，这有利于共同抗日。我们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只是为了要求结束对内压迫对外屈膝的国策。至于蒋介石如果把已经答应了的条件又推翻了，那还有什么信用、人格可言呢？”当张学良陪蒋介石到机场时，蒋对张说：“我们兄弟二人，大仁大义，绝不抱怨，将来历史上记一笔流芳百世。”张学良很激动，更表示要亲自送蒋回南京。蒋说：“我们兄弟二人谅解，你到南京就不好办，他们打你的主意，我就遗臭万年了。”蒋劝张不要送，宋子文犹豫不定，蒋批评了宋子文。张动了感情，越发坚持要送蒋介石，于是登上了飞机。周恩来赶到机场想劝张学良回来，但张、蒋乘坐的飞机已经起飞了。周恩来不禁慨叹地说：“张汉卿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摆起队列送天霸，还差一点要负荆请罪呢！”

　　12月26日，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到了南京后，就被蒋介石扣留软禁。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给蒋写了“请罪书”，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反纪律大罪。兹靦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

　　12月31日，高等军事法庭审判长李列钧，以“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之罪名，判张学良十年徒刑，褫夺公民权五年。而蒋介石又假作人情，请求政府特赦。最后宣布由军事委员会对张“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遭受囚禁，失去自由。

　　在囚禁张学良的同时，蒋介石也对东北军实行分化瓦解，东北军内部也很快出现内讧。张学良离西安后，王以哲代理张学良主持东北军工作，因与东北军内少壮派意见不合，1937年2月2日，被少壮派刺杀于西安寓所。随后，蒋介石将东北军编为第五十一军，由原东北军将领于学忠统率，但东北军已逐渐失去了它的独立性。这支由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经营了二十多年的军阀武装，自此已落到了蒋介石的手中。

　　奉军元老、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张作相，其后只出任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等闲职。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政府顾问等。1948年，张作相出任国民党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10月，在锦州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不久被宽大释放，寓居天津，1949年5月7日病逝。另一东北边防军副司令万福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了保定、武汉等地的抗战。抗日战争胜利后，出任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主任及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1949年去台湾，任台湾政治咨询委员会委员。1951年7月在台中病逝。还有于学忠，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苏鲁战区总司令兼山东省主席等，率部参加了台儿庄会战、武汉保卫战等战役。1944年改任军事参议院上将副院长，自此被释去兵权。1949年，于学忠不肯随蒋介石去台湾，新中国成立后，于学忠历任河北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委员等职，1964年9月22日在北京病逝。

　　至于张学良，先后被蒋介石囚禁在奉化溪口、安徽黄山、江西萍乡、湖南郴州、湖南沅陵、贵州修文的阳明洞、贵州桐梓的玄天洞、江西兴国的阳明洞、重庆的中美合作所等地。1946年到1961年，蒋介石为了平息人民的怨愤，安抚东北籍人士，假意宣称恢复张学良自由，解除了对他的“管束”，但张学良仍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蒋介石在1975年临死前还叮嘱蒋经国看住张学良，“不可放虎归山”。 1988年蒋经国逝世后，张学良才算真正获得自由。1991年4月，张学良获准与夫人赵一荻赴美国探亲。张学良曾表示，在方便和合适的时候，他会回大陆，回东北看看。籍此一章要结束之际，我们向远在台湾岛上的张将军转达心声：张将军，大陆人民，尤其是东北人民盼望您，热切盼望您能归来呵！（注：张学良已于2001年10月16日病逝美国夏威夷，101岁而终。）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冯玉祥是一个重要的、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从一个小兵，升至一级陆军上将。他虽然身居高位，却始终保持平民本色。他原是北洋直系将领，却倒 戈相向，自成一派。他曾反共又亲共。他曾联蒋又反蒋。他从一个典型的旧军人，最终转变成一位民主的斗士。冯玉祥的国民军（也称西北军），曾是中国近、现代军阀混战中的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谈到中国近代军阀，不可能不提及冯玉祥及其冯系军事集团。

　　冯玉祥，字焕章，原籍安徽省巢县，1882年11月6日出生于直隶青县兴集镇。父亲冯有茂是淮军中职位低下的哨官。冯玉祥少时家境贫寒，只读了一年零三个月私塾。十一岁时，为了挣得每月三两三钱的饷银，在他父亲所在的营中补了兵。他本名冯基善，冯玉祥这个名字，是补兵时管带随手给他写上的，以后就一直沿用了下来。1896年他十四岁时，正式入营当兵，参加过修筑大沽口炮台的劳役。熬到二十岁那年，他才作为教习，每月拿四两八钱饷银，担任喊口令的任务。这时，他看到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在教练、装备等方面比旧式军队先进，于是，他抛弃了通过苦练得来的教习职位，投靠新军。

　　到新军以后，冯玉祥由于体格魁梧强健，声如洪钟，加上勤学苦练，颇得上司赏识，不久便升任副目、正目，三年后便升至哨长（排长）。不久，他与协统（旅长）陆建章的内侄女成婚，得到陆的提拔，1911年升任北洋军第二十镇的管带（营长）。

　　1911年前后，冯玉祥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冯玉祥与军中的革命军官王金铭、施从云等一起，发动了滦州起义。起义失败，王金铭、施从云牺牲，冯玉祥被拘禁，随后被递解回籍。1912年民国成立后，冯玉祥重被陆建章启用，授任营长。1914年升任第七师第十四旅旅长。同年10月，十四旅改为第十六混成旅，冯玉祥任该混成旅中将旅长。

　　1915年，袁世凯称帝，护国讨袁战争爆发。当时，冯玉祥率军在四川，归袁世凯的亲信陈宦指挥。袁世凯的领兵大将曹锟、吴佩孚、张敬尧等也都在四川，他们共同威胁和利诱冯玉祥支持袁世凯称帝，好从中得到升赏。在此关键时刻，冯玉祥深明大义，反对倒退，加入了讨袁护国的行列。他一方面与护国军首领蔡锷将军联系，一方面力劝陈宦不要与护国军为敌，应宣布四川独立，反对袁世凯称帝。陈宦在冯玉祥的劝说和压力下，终于通电宣布四川独立，反袁称帝。此举给予袁世凯沉重的打击，不久他便忧愤死去。

　　1916年，冯玉祥被反动势力排挤，离开部队到北京郊外的西山赋闲。听到张勋复辟的消息以后，冯玉祥立即回到部队驻地廊坊，指挥部队参加讨伐军，并通电反对张勋复辟。冯军攻入北京城，平定了复辟丑剧。冯玉祥还主张驱逐清逊帝溥仪出宫，把皇宫的财产和文物收归国有。但是，段祺瑞不准，使得冯玉祥的主张当时无法实现。

　　1918年，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爆发，段祺瑞派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去福建和孙中山的护国军作战。冯玉祥趁南下之机，率部在武穴通电主和，反对段祺瑞穷兵黩武。段祺瑞十分恼怒，要罢免冯玉祥。但全军将士拥护冯玉祥，坚决要求冯继续任职。段祺瑞害怕事态扩大，只好收回成命。从此，冯玉祥开始和孙中山先生交往，并逐渐倾向于革命。同年10月，冯玉祥被任命为湘西镇守使。

　　1920年的直皖战争，直、奉联合打败皖系，把持了北京政权。1921年，北京政府撤销皖系陈树藩陕西督军职务，改由直系阎相文继任。陈树藩拒不卸任，致使阎相文决定以武力接收。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为入陕接收的先锋部队。冯玉祥将全旅编成三个纵队，由张之江、李鸣钟、张维玺率领，从河南直入陕西，经过几番激战，击败陈军，并把陈树藩赶出西安。于是，阎相文顺利入城接任。由于第十六混成旅作战有功，扩编为第十一师，冯玉祥升任师长。同年8月23日，陕西督军阎相文在督署内突然吞服鸦片自杀，冯玉祥继任陕西督军。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开始奉军占了上风，吴佩孚在长辛店失利，急调冯玉祥救急，同时任命冯玉祥为后方总司令。冯军兵分三路向奉军发起攻击，不久，大破奉军。5月5日，与奉军勾结的河南督军赵倜发兵偷袭郑州。冯军又与赵倜和鲍德全的部队在郑州展开血战。5月9日，冯军发起反攻，大破赵部，并追击赵部残兵至开封。这场直豫战争（也称河南战争）结束后，冯玉祥被任为河南督军。

　　冯玉祥就任河南督军后，马上进行整训和扩充军队，改编了两个补充团和一个学兵团，不久又将这三个团扩大为三个混成旅。此时，冯玉祥有了一个师又三个混成旅的实力，冯军成为了一支举足轻重的部队。由于冯玉祥屯兵开封，与洛阳的吴佩孚在一条铁路线上，朝发夕至，鸡犬相闻，遂成为吴佩孚的心头大病。冯玉祥有些新派思想及平民作风，治军严谨，严禁烟赌娼妓，这些做法，使吴佩孚怒不可遏，斥责他是“赤化”。于是，吴佩孚的关系日益恶化，吴佩孚操纵中央，于1922年10月由黎元洪总统调冯玉祥到北京任陆军检阅使，这是个有职无权的闲差，实际上是把冯玉祥逐出河南。

　　冯玉祥出任陆军检阅使两年期间，主要精力用于训练部队。冯玉祥是小兵出身，深知士兵的苦楚，所以他既治军严格，又十分爱护士兵。他不准官长侵犯士兵利益，要求官长与士卒同甘苦。他特地规定，只准上级请下级吃饭，不准下级请上级吃饭，只准上级给下级送礼，不准下级给上级送礼。冯玉祥对下级军官都很熟，不但能叫出他们的大名，而且记得很多人的小名。他常常与士兵打成一片，毫无大官的架子。就在担任陆军检阅使时，他曾亲自给一个得败血病的士兵献过血，这在近、现代军阀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冯玉祥要求部队要爱护老百姓，他让士兵左臂都佩戴着“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白布蓝字袖章，要求官兵把老百姓看成自己的父母兄弟乡邻亲戚。他还亲自编了《爱百姓歌》，要部队广泛传唱。对于害民、扰民的官兵，他的处罚相当严厉。冯军中曾发生过一个连长强迫老百姓换马，和一个士兵吃老百姓西瓜不给钱的事，结果那连长和士兵均被枪决。有一次，冯军行军途经怀柔和密云，道两旁都是缀满鲜红大枣的枣树，整整三个旅开了过去，也没有人去采摘枣子，树上仍然果实累累。

　　冯玉祥把军队训练看得极为重要，他始终如一日地抓教育训练，并且不断改进训练方法和提高训练水平。1917年7月他率第十六混成旅进驻常德，有了两年能正规地系统地训练部队的时间。他组织了教导队培养干部，成立官佐体操团提高技术水平，经常组织阅兵和行军；组织官兵学习文化、政治等知识。1922年10月他出任陆军检阅使后，又有了两年训练部队的时间。他在办教导队的基础上又办了高级教导团，对以前教导队毕业的人员再作培训。此外，还办了学生团和电学传习所等。

　　冯玉祥还是基督教徒，故又有“基督将军”之称。

　　由于冯玉祥注重部队的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冯军的军风与当时凶恶蛮横的军阀部队完全不同，既得民心，战斗力也强盛，这为他日后发动北京政变，自成一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1924年9月，直系军阀孙传芳、齐燮元进攻皖系卢永祥，爆发了江浙战争。奉系张作霖则以粤浙奉同盟为由，通电责直，并率兵入关，响应浙卢反直。9月15日，十五万奉军分六路向榆关、朝阳进攻，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曹锟火速电召吴佩孚到京主持战务，吴佩孚于9月17日到京，18日被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吴佩孚在中南海四照堂点将，任命王承斌为副总司令兼后方筹备司令；以彭寿莘为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山海关；以王怀庆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兵喜峰口；以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出兵古北口；张福来为援军总司令，杜锡硅为海军总司令。这次战争双方各有二十万人参加，战争首先在热河揭开，但主要战场是在山海关一带。

　　冯玉祥出任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任务是率部出古北口经滦平、承德向北进军。冯玉祥所担任这路，交通不便，人烟稀少，地瘠民贫，不但行军困难，而且给养也无法解决。冯玉祥知道这是吴佩孚故意所为，企图以此使冯部陷于绝境。吴、冯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促使冯玉祥最后下定决心，趁这次直奉战争进行倒戈，发动政变。

　　冯玉祥受命以后，借口筹措军粮，修理军械，故意拖延出发时日，及至出发，每天只前进二、三十里，10月1日才到达古北口，又以筹措给养为名停了下来。在古北口，冯玉祥静观战局变化，一面秘密与张作霖的代表达到倒直的协议，一面与驻喜峰口的直系援军第二路司令胡景翼和京畿警备副司令孙岳秘密计划倒戈 。胡景翼和孙岳二人，早年都曾加入同盟会，民国成立后，都曾参加倒袁运动和护国战争，胡景翼还曾出任陕西靖国军总指挥，所以他们都赞同冯玉祥倾向革命的主张和行动。

　　几天以后，冯玉祥得到东线直系屡战失利的消息，同时又接到讨逆军总部参谋长张方严“九门口危急，望速进军”的电报，认为时机已到，遂于10月21日将后队改为前队，昼夜兼程。22日午夜，冯军第八旅旅长李鸣钟，第二十二旅旅长鹿钟麟，在负责戍守北京的孙岳配合下，一枪未发，首先率部开到北京，占领交通、电讯等重要机关。鹿钟麟派出一营兵力包围了总统府，将还在睡梦中的曹锟抓了起来，并囚禁在中南海延庆楼上。

　　10月24日，冯玉祥到达北京，通电停战。24日，冯玉祥迫使曹锟发表命令，撤销吴佩孚讨逆军总司令等职务。不久，冯玉祥又迫使曹锟自动辞职。冯玉祥的北京政变，使直奉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直军军心大乱，迅速溃败。吴佩孚由秦皇岛逃回天津，后又只得率残部乘舰狼狈南逃。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在袁世凯和帝国主义威胁下，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了优待清室的八项条款，使清逊帝溥仪仍留居故宫，沿用宣统年号，享受皇帝的生活。北京政变后，北京一些清末遗老和保皇党人乘机活动，复辟清帝之谣纷纷。为此，冯玉祥采取果断措施，决定把溥仪驱出故宫。11月4日，黄郛摄政内阁会议议决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五条，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专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权利；每年补助清室家用50万元，另拨200万元开办北京平民工厂，收容旗籍平民；清室即日迁出宫禁，自由择居，民国政府仍负保护之责；清室宗庙陵寝永远奉祀，民国政府酌设卫兵妥为保护；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其一切公产则归国民政府所有。11月5日，京畿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向清室宣布了以上条件。并限令溥仪即日出宫。是日下午，溥仪及其妻妾，少数太监、宫女随其移居什刹海溥仪父亲醇王载沣的故居醇王府，后又移居天津日租界的张园。

　　北京政变成功之后，冯玉祥联同胡景翼、孙岳将所部改为国民军，宣布脱离直系军阀系统，自成一派。国民军共三个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孙分任副总司令兼第二、三军军长。次年，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所部驻扎北京、察哈尔及绥远地区，第一军改称西北陆军，归西北边防督办公署直辖，并增编为六个师又三个旅，因此，冯玉祥所属各部又被称为西北军。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驱逐清室，脱离直系军阀系统，组建国民军，这些都是带有革命性质的重大政治举动。但是，由于政治立场的局限，冯玉祥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推翻军阀统治的政治主张。他一方面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一面又与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推出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使政权又落到段祺瑞、张作霖手中。

　　得知北京政变的消息及接到冯玉祥的电邀，在广州正在与共产党合作，改组国民党，成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孙中山先生，也极受鼓舞，马上打电报给冯玉祥，电文说：“……大憝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即欲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先此电达，诸维鉴及。……”冯玉祥也立即回电孙中山，请早日北来，指示建国方针。并派马伯援为代表持他的亲笔信，前往广东欢迎孙中山先生。冯玉祥嘱咐鹿钟麟：“孙先生到京后，一定要尽力保护。”并说：“国民军的队伍，就等于孙先生的队伍，应听从孙先生的指挥。”

　　孙中山于1924年11月13日抱病北上，17日到达上海，22日乘船东渡北京。当孙中山到达北京的时候，冯玉祥却因张作霖和吴佩孚的联合压迫，已离开北京。孙中山在旅途中积劳病倒，于3月12日在北京逝世。

　　原来，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三派共同把持北京政权。此时皖系的军事势力所存无几，段祺瑞政府的基础只是建筑在冯奉两系的军事均势之上。冯奉控制北京政权后，双方的矛盾不断产生并激化，11日及12月间，冯玉祥和张作霖先后采取“以退为进”的手法，提出辞职，恫吓对方。段祺瑞不得不从中调解，作出“巧妙”处理。1925年1月，段祺瑞准冯玉祥辞去陆军检阅使一职，专任西北边防督办；准张作霖辞去东三省巡阅使一职（各省巡阅使也一律裁撤），另加任张作霖为东北边防督办，以与冯的西北边防督办相对称。冯奉两系的势力范围也划分清楚，津浦线为奉系的发展方向，京汉线为冯系的发展方向。由于段祺瑞的撮合，冯张两人互换兰谱结为异姓兄弟，双方的矛盾暂时得到了缓和。

　　由于冯玉祥部将鹿钟麟任京畿警备司令、张之江任察哈尔都统，李鸣钟任绥远都统，冯玉祥的西北边防督办并不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衔。冯玉祥在1924年12月12日通电取销国民军的名称，并且宣布解除国民军总司令一职，但是国民军这个名称仍然被沿用，与西北军并称。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一军表面上仅有三个师，即宋哲元的第十一师、鹿钟麟的暂编第一师和刘郁芬的暂编第二师，但是实际上该军已经扩充到七八万人，加上国民军第二、第三两军，共有十七八万人，成为北方除了奉系以外最大的一支武装力量。

　　冯玉祥将军的民主倾向，受到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的关注。李大钊派人到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工作，并亲自对冯做工作。经李大钊和徐谦的介绍，冯玉祥结识了苏联驻华大使，决定为实现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请苏联政府派人帮助训练军队。1925年10月，苏联顾问到达张家口，冯玉祥派他们去训练军队，他自己也听苏联政治顾问给他讲政治课，并任命共产党员刘伯坚做他的政治部部长。

　　国民军的日益强大以及冯玉祥的“赤化”倾向，引起了帝国主义及其各系反动军阀的恐惧和敌视，一场直奉晋联合讨冯的战争很快爆发了。

三

　　1925年下半年，奉系张作霖加紧扩展地盘，多次入关，不仅南侵至长江下游地区，占有江苏、安徽、上海，在北京又极力压迫冯玉祥，在京畿地区构成了对国民军的三面包围形势。

　　1925年11月，冯玉祥支持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 反奉，与郭松龄签定了“反奉密约”。11月23日，郭松龄在滦州起兵反奉。冯玉祥利用郭松龄回师进攻张作霖，奉军阵脚大乱之机，出兵占领了热河，继而攻下天津，驱走了奉系直隶督办李景林，夺取了直隶地盘。

　　如果郭松龄反奉成功，国民军的处境会大为改观，但郭松龄与张作霖激战一个月，终因奉张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而兵败被杀（郭松龄倒戈反奉事件详见第四章第三节）。当北方战事正酣之时，南方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已东山再起，在武汉组成十四省讨贼联军，挥军北上。吴佩孚与张作霖很快达成“谅解”，“讨贼”变成了“讨赤”，共同攻击冯玉祥。

　　冯玉祥在直奉两军的前后夹击之下，为了转移视线，保存实力，于1926年1月1日发出辞职通电，并竭力辩白自己没有“赤化”。冯玉祥还派人分别去见张作霖、吴佩孚，希望停战议和。但这些举动没有使直奉军阀放弃消灭国民军的企图，他们仍然调兵遣将，向国民军进逼。冯玉祥只好出走包头，准备赴苏联考察，部队交给张之江、鹿钟麟等。面对日益危急的形势，国民军诸将领由孙岳出面（当时胡景翼已病逝），主张通电商请冯玉祥出山，重新主持大局。当时的许世英内阁，也派陆军总长贾德耀亲赴包头面见冯玉祥，敦劝他打消出国下野之意，务请出山。但冯玉祥不愿卷入这场军阀混战的漩涡，去意已定，坚辞不允。他为了寻求革命的道理，于是年五月赴苏联考察。

　　1926年1月下旬，国奉战争（也称冯张战争）正式开始。东北张作霖的奉军，以讨伐郭松龄残部魏益三为名，兵进山海关，进攻热河、滦州。在山东由李景林、张宗昌组成的直鲁联军，沿津浦路北上反攻天津。在湖北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在河南打败了国民二军岳维峻部后，兵进河北石家庄，在山西的晋系军阀阎锡山，与吴佩孚相呼应，兵出娘子关，南攻顺行，北攻保定。国民军遭到了直、奉、晋等军阀的联合进攻和包围，最后退守北京。鹿钟麟在北京发动了第二次政变，驱段下台，释放曹锟，愿意迎吴佩孚进京主持政局，但遭到吴佩孚拒绝。4月15日，国民军撤出北京，退至怀柔、延庆、蔚县、多伦、怀来、涿鹿等地，主力各部退到预设阵地的南口。

　　国民军推张之江为总司令，将国民军编为七个军，以鹿钟麟、宋哲元、李鸣钟、郑金声、门致中、石友三、刘郁芬分任军长。以鹿钟麟为东路司令，率国民军主力守南口、怀来；以韩复渠、石友三守地泉、丰镇，以防晋军继其退路；以宋哲元为西路司令，由热河撤防回守多伦。1926年5月，南口大战爆发。“讨赤”联盟军分别在延安、赤城、独石口、沽源、多伦和南口等地向国民军各部发起进攻，在约两千里战线上展开战斗。直奉晋联军共五十多万人，战况空前激烈。直军吴佩孚在直鲁联军张宗昌的配合下，担任南口正面攻坚战；奉军吴俊升率部出热河攻多伦，直下张家口；晋军商震部北出大同以断国民军的退路，企图将国民军消灭在塞北草原上。国民军顽强抵抗，在南口战场，国民军阵地沟深壕涸，前置电网，后设地雷，防御工事长达百余里，联盟军猛攻多日，竟不能前进一步。

　　联盟军的兵力虽然多于国民军数倍，但直、奉、晋各派军阀各有各的打算，联盟军内部并不统一，作战亦难以协调，在直军中，孙传芳陈兵徐州，准备夺取山东，靳云鹗在南口前线按兵不动，并和国民军信使来往不断，准备配合国民军夺取山西，在奉军中，李景林因曾支持郭松龄而见疑于张作霖，准备回师天津。国民军既与孙传芳、靳云鹗、李景林有如此默契，便于5月中旬，在晋北丰镇、阳高突然向晋军发起猛攻，大破晋军，雁门关外要地尽为国民军占有。

　　6月，吴佩孚免去靳云鹗的十四省联军副司令、第一军总司令等职务，张宗昌也将李景林部缴械，直、奉、晋各派军阀取得了谅解后，7月，又重新部署兵力，进攻南口。在北路，奉军吴俊升部由多伦攻沽源直下张家口；在正面，由直鲁联军为主攻，经昌平、沙河攻南口，其右翼为奉军一部，在张学良的指挥下经永宁、延庆直下南口后背；其左翼为直军，下分两线，一线由门头沟向怀来，一线由涞源、蔚县攻天镇；在晋北，晋军也发起反攻，攻占广灵。

　　国民军在联盟军三面围攻之下，艰苦作战，坚持了三个多月。最后，由于多方作战，给养困难，饷械无补，且各部将继绝联络，加之士兵伤亡过半，不得不于8月15日下令总退却，向西突围。退路线均是穷僻之地，联络困难，交通不便，给养医药无着，加之天气寒冷，后面追兵不舍，国民军节节溃败，损失惨重。各部将深感前途无望，因此自寻出路，一部投向山西阎锡山手下，一部开往绥远等地。至此，为时近5个月的南口大战全部结束。这场军阀大战从1月战至8月，双方死伤惨重，这也是北洋军阀之间最后的一次大混战。

　　冯玉祥在1926年元旦通电辞职后，即离开部队到了包头。同年5月，冯玉祥赴苏联考察。在莫斯科期间，冯玉祥经徐谦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任命冯玉祥为西北国民军党代表。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举行北伐。8月，冯玉祥结束在苏联的考察访问，偕同苏联顾问多人秘密离开苏联经库伦回国。途中，冯玉祥派出刘骥 到广州同国民革命军商谈南北会师问题。9月16日，冯玉祥等抵达绥远五原后，即同当地国民军将领孙岳、方振武、弓富魁以及于右任、徐谦等共同决定组建国民军联军，由冯玉祥出任总司令。9月17日，在五原举行誓师典礼，宣告国民军联军正式成立。冯玉祥在典礼上发表宣言，声明国民军联军是民众的武装，遵奉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要为解放被压迫之中国民族，解除军阀之压迫而奋战；宣布国民军联军完全脱离北洋军阀的系统，并宣布国民军联军全体加入国民党。

　　五原誓师后，国民军各部纷纷来投，计约集五、六万人。其所属各部是：第一军军长为陈希圣；第二军军长为方振武；第四军军长为徐永昌；第六军军长为石友三；第八军军长为韩复榘；第二师师长为孙良诚；第五师师长为冯治安；第七师师长为马鸿逵；第十师师长为刘汝明；第十二师师长为孙连仲；骑兵第一师师长为张万庆；骑兵第二师师长为赵守钰。

　　冯玉祥面对当时的局面，根据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建议和国民政府的要求，决定采取“平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方针（当时阎锡山已被广州国民政府任命为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陕西，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杨虎城部和陕西军务督办李云龙的第十师等部，被吴佩孚的刘镇华部七万军队围困已达八个月之久，西安城战况危急。冯玉祥命令佟麟阁、孙连仲两师入甘肃，帮助在甘肃的孙良诚、张维玺部肃清了吴佩孚的势力，随后入陕。又命韩复榘等部进驻宁夏，徐永昌率部入晋，归阎锡山指挥。11月下旬，国民军联军孙良诚、方振武、马鸿逵、刘汝明、孙连仲等部合击刘镇华军，使刘军全线溃退。11月28日，西安之围得以解除。国民军联军接着分数路乘胜追击，“援陕”终成定局。

　　1927年5月，国民军联军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出任总司令。冯玉祥为了“图豫”，重新部署军队，分六路出兵，与北伐军呼应，连克洛阳、孟津、偃师、孝义等。5月31日，冯军打到郑州、6月1日，北伐军刘兴部也到达郑州。至此，第二集团军与北伐军终于在中原会师，冯玉祥也达到了“图豫”的目的，冯军又发展到二十多万人，自南口重创后得到复苏。

四

　　1927年3月，东路北伐军攻至上海。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后，即与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密谋，举行反革命政变。4月2日开始，蒋介石多次与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 、吴稚晖、张静江等举行秘密会议，谋划反共清党。4月12日，上海反革命政变开始。随后，在南京另立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

　　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当时由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所把持，坚决与南京国民政府对抗，怒斥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但是武汉国民政府受到四面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汪精卫、唐生智等人认为继续北伐，与冯玉祥会师中原，再北联阎锡山共讨奉张，最后解决宁汉对立问题较为有利。苏联顾问鲍罗廷亦认为进军河南，把冯玉祥从陕西接出来，打通自西北往苏联的交通线才有出路。中共领导人陈独秀亦赞同首先北伐。1927年4月19日，武汉北伐军在武昌南湖誓师，以唐生智为总指挥，张发奎、刘兴等率军北上，终于在6月1日与冯玉祥部会师郑州。

　　由于宁汉对立，武汉国民政府有后顾之忧，难以继续北伐；而冯玉祥则希望以“继续北伐”来摆脱自己军队单面御敌、受奉鲁军阀威胁的困境，积极促成宁汉合作。1927年6月10日，冯玉祥与汪精卫、谭延 闓 、唐生智、徐谦、孙科等人在郑州举行秘密会议。会议决定公开反共，主张宁汉协调一致，将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相“统一”。会后，唐生智带领北伐军由河南退回武汉，镇压工农运动。而冯玉祥则去徐州，和蒋介石密商武汉与南京的合作问题。

　　1927年6月20日至21日，冯玉祥与蒋介石在徐州召开反共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冯玉祥、蒋介石外，还有胡汉民、李宗仁、张静江、白崇禧等人。会议主要讨论了政治、军事及党务问题，会议的核心是蒋冯合作。会议确定了反共、反苏、宁汉合作的方针。蒋冯联合北伐，共同“清党”，从1927年7月起，每月接济冯玉祥部军饷250万元。冯玉祥立即致电汪精卫、谭延 闓 等人，要求速将苏俄顾问鲍罗廷解职归国，力劝汪精卫与蒋介石通力合作，努力推进反共和北伐大业。蒋冯还联名发表通电，表示意见完全一致。这次会议为“清党”反共作了准备。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至此，国民党反动派公开破坏了革命的统一战线，全面“清党”反共。

　　宁汉虽然合流，但国民党内部并未能统一，武汉的汪精卫、唐生智以国民党“正统”自居，力主倒蒋；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勾结各方势力，乘蒋介石嫡系部队在外之机，武装控制南京。蒋介石内外交困，决定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解脱困境，于8月12日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离开南京经上海回奉化原籍。这样，国民政府的“继续北伐”仍未能实现，冯玉祥只得在河南、陕西一带孤军作战。

　　为了巩固陕、甘后方，加紧削剪各地异己，冯玉祥与陕军田玉洁等部的冲突日益加剧，10月，爆发了泾原之战。冯玉祥派宋哲元率部平息了田玉洁等部的叛乱。在河南，冯玉祥于10月之后先后发动了两次兰封战役，消灭了豫东、豫北的直鲁军。冯玉祥在战局危急的情况下，多次向宁汉双方请援，但未见派来一兵一卒。冯军在粮弹俱缺的困苦中，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对付数倍于己之敌。冯玉祥考虑到整个军事战局要有个统一的指挥，于是听信孔祥熙的游说，联合阎锡山电请蒋介石出山。1928年1月4日，蒋介石宣告复职。

　　1928年2月2日至2月7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进行第二次北伐的决议。之后，蒋介石将原第一路军、西北国民军、北方国民军、两湖地区的部队改为第一、二、三、四集团军，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总司令。其部署是：以何应钦为北伐军总参谋长，留守南京；第一集团军沿津浦线北进；第四集团军沿京汉线北进；第二集团军在京汉、津浦线之间，分为鲁西、直南两个集团北进，策应一、四集团军；第三集团军由京绥、正太两线向东攻占保定、石家庄，再转攻京汉线；然后四路会攻京、津。

　　4月5日，北伐军在徐州誓师。4月9日，蒋介石下达总攻击令，四路集团军分别出动。4月22日，蒋、冯两军在泰安城外会师，27日占领泰安。5月1日，蒋军占领济南，张宗昌、孙传芳部遭受沉重打击。5月3日至11日，日军出兵干涉，制造了济南惨案，阻止北伐军前进。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对日妥协，绕过济南继续北伐。5月21日，蒋介石、冯玉祥、白崇禧在郑州会商军事，决定各集团军于25日前全线进攻。之后，北伐军先后攻占邯郸、保定、大同、石家庄、张家口等地。6月1日，北伐军由津浦、京汉、京张线向着京津地区推进。在日本帝国主义压力下，南京国民政府与张作霖谈判达成协议，张作霖退往关外，北伐军和平占领京津。6月3日，张作霖退出北京，6月4日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同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戌总司令，张荫梧、傅作义分任北京、天津警备司令。6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宣言，宣布“统一告成”。6月2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改直隶省为河北省，以商震为省主席，并改北京为北平，北平、天津均为特别市。

　　随着第二次北伐的成功，冯玉祥的部队亦空前地壮大，编制番号达到九个方面军，三十二个军，八十一个师，还有其他地方军队。光是冯玉祥的嫡系部队，人数已达到四十万。这九个方面军的总指挥分别是孙良诚、孙连仲、韩复 榘 、宋哲元、岳维峻、石敬亭、刘郁芬、刘镇华、鹿钟麟。第二集团军参谋长是曹浩森。马鸿逵、石友三、韩占元、秦德纯、冯治安、马鸿宾、李云龙、井岳秀、吴新田、杨虎城、佟麟阁、张维玺、刘茂恩、万选才、刘汝明、庞炳勋、吕秀文、王鸿恩、刘骥、郑大章、席液池、梁冠英、吉鸿昌、耿幼麟、高树勋、曹福林、孙桐萱、周永胜、邓宝珊、孙蔚如、冯钦哉、武庭麟、马法五、肖之楚等著名的将领都是当时冯玉祥属下的军、师长。

　　国民党的北伐结束后，冯玉祥和蒋介石的合作也很快结束了。在战后划分地盘时，蒋介石将冯军在战争中付出重大牺牲夺回的原来的“属地”平、津和河北划给了阎锡山，使冯玉祥大为不满。蒋介石又排斥和控制冯玉祥在山东的势力，从而加剧了冯玉祥与蒋介石及阎锡山的矛盾。冯玉祥知道与蒋、阎的冲突在所难免，加紧巩固自己的陕、甘后方。1928年8月，留守后方的冯部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兼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率部围攻陕西的地方军阀，攻破党玉琨据守的凤翔城，击毙党玉琨，俘虏五千多人。宋哲元命令将全部俘虏杀绝。除第十七师师长赵凤林暗自将本师所俘的一千多人释放外，其余四千多人全遭杀戮。凤翔大屠杀，成为中国近代军阀混战史上最残酷的一次血腥事件。此外，第七方面军总指挥兼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于11月率部平息了马仲英等部的河州事变，结束了甘肃自民国初年来八镇割据的局面。

　　1929年1月，国民党各派在南京召开了全国编遣部队的会议，冯军作为蒋、冯、阎、李四大军事集团中兵力最雄厚的一支而遭到蒋、阎的嫉视。蒋介石、阎锡山合伙炮制了一个不利于冯玉祥的方案，冯玉祥因此称病不出席会议并秘密离开南京回到河南辉县百泉村。于是，蒋、冯的矛盾公开化了。

　　还未及蒋介石与冯玉祥的直接冲突，以李宗仁、白崇禧、黄绍 竑 为首的新桂系与蒋介石为争夺地盘而率先矛盾激化，蒋介石以行政院长和两湖地盘为条件，拉拢冯玉祥出兵14万相助。1929年3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讨桂，组成“讨逆军”，由蒋介石兼任总司令，何应钦任参谋长，朱培德任前敌总指挥，分三路进攻。第一路军由朱培德兼总指挥，率部由江西攻鄂南；第二路由刘峙为总指挥，率部从安徽沿长江西攻武汉；第三路军由韩复榘 为总指挥，率西北军一部由河南信阳沿平汉线南攻武汉。3月30日，蒋介石下达总攻令，蒋桂战争爆发。

　　在战争开始后，冯玉祥暗中应诺李宗仁“出兵三十万相助”，但他却在等待观望，既不出兵助桂，也不发兵助蒋，以期在蒋介石战败后再坐收渔人之利。不料桂系因李明瑞部被蒋收买而很快溃败，冯玉祥投机不成，只得起兵助蒋讨伐李宗仁。然而，他也不知道，自己的部将韩复 榘 在战争中也被蒋介石暗暗收买过去了。

五

　　蒋桂战争中以桂系的失败而告终，蒋介石收编了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李宗仁、白崇禧、黄绍 竑 通电下野。蒋桂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并不履行对冯玉祥的诺言，积极进行讨冯的军事部署。同时散布冯玉祥勾结苏俄的谣言，发表《和平统一为民国政府唯一之愿望》的文章，宣称“欲消弭内乱，非铲除军阀不可，欲铲除军阀，非根本扑灭封建地盘思想不可。”为讨冯作舆论准备。又多次邀冯进京议事，企图予以诱捕。阎锡山也乘机配合蒋介石的行动，准备袭击冯军背后。

　　1929年5月中旬，冯玉祥在华阴召开会议，决定武装反蒋，自任护党护国军西北路总司令。为集中兵力，防止腹背受敌，会议决定缩短战线，收缩兵力，把山东、河南驻军全部西撤，集中在豫西、陕西待命。然而，这一“集结兵力，缩短防线”的部署并不能使一些部将所接受，蒋介石也加紧拉拢冯军将领。待冯军行动伊始，便先后有韩复榘 、石友三、刘镇华、杨虎城、马鸿逵等部叛冯附蒋，使冯玉祥军力大损。5月23日，蒋介石委任唐生智为讨逆军第五路总司令，引诱唐率部攻冯。同日，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决定撤消冯玉祥的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国民党党籍。5月24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查办冯玉祥。在蒋介石的强大压力下，冯玉祥采取了以退为进，避战自守的策略，于5月27日通电下野，声称入华山读书。冯军据守潼关，只守不攻，使蒋军失去进攻口实。

　　与此同时，冯玉祥派人会晤阎锡山共同反蒋。蒋介石则拉拢阎锡山抑制冯玉祥。阎锡山有他的算盘，扬言与冯相偕出洋，企图诱冯入晋，挟冯以自重，向蒋讨价还价。为联阎讨蒋，冯玉祥于6月24日到达太原。阎锡山对冯玉祥虚以委蛇，不与冯商讨反蒋之事，并向南京报告冯在太原的情况。6月30日，阎锡山亲到北平会晤蒋介石。蒋口头委任阎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蒋、阎达成了共同制冯的秘密协定。阎锡山回晋后，改变了对冯玉祥的态度。7月7日，阎锡山将冯玉祥诱骗到五台建安村加以软禁。

　　冯玉祥见蒋、阎已有勾结，暗中通知西北军将领，要他们向南京方面靠拢，表示西北军接受中央指挥。蒋介石也想趁机拉拢控制西北军，先后派于右任、贺耀祖到西安慰劳和点编西北军，供给军饷。不久，又任命鹿钟麟为军政部长。阎锡山见此情形，颇为恐慌，深怕西北军与蒋介石合作，联合对付他。同时，在8月，全国第二次编遣会议召开，情况对他不利，所以，阎锡山主动改变对冯玉祥的态度，于中秋之夜亲自前往建安村，向冯玉祥赔礼道歉，共商联合反蒋之计。冯玉祥当即表示，愿捐弃前嫌，合作反蒋。双方约定，先由西北军发动讨蒋，晋军再起而响应。

　　10月10日，西北军宋哲元等通电讨蒋，兵分三路进攻河南，蒋冯大战爆发。10月11日，蒋介石下讨伐令，并亲自指挥，以朱培德为参谋总长，派遣唐生智、方鼎英、刘峙、杨森等部分兵五路迎战。正当蒋冯两军激战之际，阎锡山却按兵不动。蒋介石见有隙可乘，于10月28日，正式任命阎锡山为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并请他就近负责处理西北问题。阎锡山名利双收，再次倒向蒋介石一边，作出部署，限制西北军行动，西北军孤立无援，12月1日，退回潼关。而冯玉祥也再次成为阎锡山的阶下囚。

　　李宗仁及冯玉祥相继失势，蒋介石又把矛头指向阎锡山。1930年1月，阎锡山与蒋介石矛盾激化，双方以电报形式进行论战，互相责骂。一时间，全国反蒋派代表纷纷云集太原，表示愿意拥戴阎锡山为反蒋领袖。冯玉祥趁机密召鹿钟麟，令其再次主动与蒋介石联络。阎锡山闻讯，当然不希望西北军与蒋介石联络。阎锡山决定与冯玉祥和好，携手反蒋。2月26日，阎锡山再次亲赴建安村，向冯玉祥赔礼道歉。对阎锡山的所为，冯玉祥气愤异常，但他深知要反蒋，必须同阎锡山结成联盟。所以，他当即表示不记前嫌，并愿意拥阎为全国军政领袖。2月28日，阎、冯自建安村回到太原，与各方代表进行广泛磋商，形成了反蒋联合战线。3月8日，冯玉祥回到陕西，主持军事。

　　3月15日，由晋军将领商震和西北军将领鹿钟麟等57人联名通电反蒋，拥戴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宣布任职。同日，冯玉祥、李宗仁在潼关、桂平各就副总司令职（为拉拢张学良，也任他为副总司令，但张不通电就职，也不申明反对）。一场规模空前的军阀大混战——中原大战爆发。

　　这场战争，双方共有一百多万人，在东起山东，西至襄樊，南迄长沙，北到河北的千里战线上进行互相残杀。在5月，作为主力的阎锡山晋军和冯玉祥的西北军，首先赴津浦、陇海、京汉等线作战。战争初期，冯军万选才等部失利，刘茂恩又被蒋收买而倒戈，引起联军方面极大混乱。后经冯玉祥重新部署，稳住阵脚，经历一番激战，在平汉线及陇海线上大败蒋军。在津浦线上，由于蒋军韩复榘 保存实力，率兵东撤，晋军也轻而易举攻占济南，阎冯军向徐州、蚌埠进逼。

　　此时，蒋介石调整军事部署，把主战场从陇海转移到津浦线，实行主攻阎军拖跨冯军的战略。8月4日，冯玉祥为牵制蒋军对津浦线的进攻，在陇海线对蒋军进行猛烈攻击，准备一举拿下徐州，与晋军会师。但阎锡山见蒋军重点攻击自己，即令部队停止南进，对津浦线采取守势，把冯军孤悬在陇海线上，使之失去呼应。8月15日，蒋军重占济南，晋军败退黄河以北。蒋介石乘势把重兵用于陇海线上，9月6日开始总攻。阎锡山为保存实力，密令陇海线上名为归冯玉祥指挥的晋军向黄河以北撤退，使西北军陷于孤军作战的境地，形势急转而下。

　　此时的阎锡山，正急欲组织政府，充当元首。9月9日，阎锡山联合国民党改组派汪精卫及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等，在北平成立了国民政府，阎锡山为国民政府主席。他为取“久久”谐音作为吉兆，于1930年（民国19年）9月9日下午9时，在北平怀仁堂宣誓就职，时称“四九小朝廷”。

　　然而，“四九小朝廷”只能是个短命的政权。由于战场上形势急转直下，反蒋联军节节失败，阎锡山不得不电请张学良相助，但张学良在蒋介石的拉拢之下，于9月18日发表拥蒋通电。9月21日，派出十二万军队入关，占领天津、北平，随后占领华北。蒋介石全力对付冯军，冯军处于腹背受敌的险境。冯玉祥仍想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但张维玺、冯治安、田金凯等部被蒋军重重包围，吉鸿昌、梁冠英等又向蒋介石投降，冯玉祥已无力再战。10月4日，汪精卫、阎锡山赴郑州促冯玉祥共同发表停战通电。10月8日，冯玉祥和阎锡山通电下野，中原大战结束。在这场军阀混战中，双方死伤三十万人，给中原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中原大战之后，冯军各部被蒋介石、张学良改编，有的寻找关系自谋出路。冯玉祥军事集团自1924年北京政变后脱离北洋军阀系统，自成派系，其后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中国北方地区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之一，但最终在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中土崩瓦解。

六

　　冯系军阀集团虽然在中原大战中失败瓦解，冯军中的重要将领如鹿钟麟、宋哲元、孙良诚、孙连仲、刘汝明、冯治安、秦德纯、庞炳勋、杨虎城、吉鸿昌等部先后投至蒋介石麾下，但由于冯玉祥治军严明，与其他军阀武装比较，冯军的革命性最突出，在其后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中，冯军旧部仍发挥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这里举出几例：

　　1933年3月，日本侵略军在占领了东北三省及热河之后，向长城各口大举进攻。驻守长城一线的中国军队，奋起抵抗。由西北军改编的第二十九军，在军长宋哲元的指挥下，在喜峰口浴血奋战。第二十九军将士面对日军飞机、装甲车和大炮的猛烈轰击，在冰天雪地里，凭借手榴弹和大刀，沉着应战，拼死肉搏，使喜峰口失而复得。第一O九旅旅长赵登禹带伤出击，率众与敌肉搏相拼，打得日军胆战心惊。喜峰口之役是长城抗战中最悲壮的一曲。

　　1933年5月，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以西北军旧部为基础，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由冯玉祥任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同盟军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6月下旬，同盟军北进抗敌，连克康保、宝昌、沽源等地。7月12日收复多伦，将日伪军逐出察哈尔省，随即准备进兵东北。7月下旬，蒋介石诬冯玉祥擅立军政，并勾结日军夹攻同盟军。8月9日，冯玉祥被迫撤销同盟军总部。方振武、吉鸿昌率部继续抗日，但在日蒋军夹击下，终因弹尽粮绝，于9月底失败。方振武，安徽寿县人，1885年生，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及讨袁战争，后入张宗昌部，1925年12月投靠冯玉祥，抗战失败后流亡外国，后避居香港。1941年12月香港被日军占领，化装潜回广东，在中山县境内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杀害。而吉鸿昌被迫转入地下，继续抗日斗争。因吉鸿昌在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蒋介石欲置之死地。1934年11月，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被捕，11月24日在北平陆军监狱英勇就义，留下了“恨不抗日死”（《就义诗》）的悲愤遗言。吉鸿昌，河南扶沟人，1895年生。1913年十八岁时入冯玉祥部当兵，后逐级升至军长，他已作为抗日英雄而长留史册。

　　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动西安事变的，是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和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两将军。杨虎城，陕西浦城人，1893年生。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1924年后追随冯玉祥，历任国民三军第三师师长，国民联军第十路总司令。1929年投靠蒋介石，历任新编第十四师师长，第十七路总指挥，陕西省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等。杨虎城及由西北军改编的第十七路军官兵，因参与西安事变而名垂史册。西安事变之后，杨虎城被迫辞职。1937年6月，蒋介石令其“出洋考察”。七七事变后，杨虎城欲返国参战，但遭到蒋介石拒绝。11月回国，即被逮捕，先后被囚禁于南昌、长沙、益阳、息烽、重庆等处，前后达十二年之久。1949年9月17日，杨虎城被杀害于重庆中美合作所监狱，同时被杀的还有其妻、子、女、秘书夫妇、副官、警卫多人。

　　1937年，北平、天津处于日军势力三面包围之中，仅西南一角尚在中国军队控制之下，卢沟桥位于平汉路上，是北平通往内地的唯一门户。7月7日晚，蓄谋已久的日军驻丰台的一个大队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实弹演习。深夜十一时许，日军诡称听到宛平城内有枪声，演习部队失踪士兵一名，而无理要求入城搜索，当即遭到中国守军拒绝。日军星夜调集部队包围宛平城。次日晨五时，当中日联合调查组在宛平城会商调查办法时，日军突然鸣枪开炮，进攻宛平城。驻守卢沟桥的宋哲元第二十九军，奋起自卫反抗，这就是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事变后，第二十九军在北平南宛英勇抗敌。7月28日，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是抗日战争为国捐躯的第一、二位高级将领（赵牺牲在前）。佟麟阁是河北高阳人，1892年生，1912年入冯玉祥部；赵登禹是山东荷泽人，1898年生，1914年入冯玉祥部。佟、赵两将军是冯玉祥的多年部属，两人牺牲后，冯玉祥异常悲愤，写了《吊佟赵》一诗悼念。南宛抗战，第二十九军共牺牲了一千多名将士。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山东乐陵人，1895年生，早年入冯玉祥部，后成为冯系重要将领。中原大战后，历任第二十九军军长，察哈尔省主席、平津卫戌司令、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河南省主席、冀察绥靖公署主任等。南宛抗战后，曾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后因病休养，1940年4月5日在四川绵阳病逝。宋哲元曾制做“凤翔大屠杀案”而遭唾骂，但也因其抗日功绩而名垂青史。

　　此外，冯军将领鹿钟麟、孙连仲、冯治安、刘汝明等在抗日战争中都担任了战区司令长官或集团军总司令等重要职务，为民族抗战立下功勋。鹿钟麟、张之江等在新中国成立后留居大陆，成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

　　当然，冯军毕竟属军阀武装集团，成分比较复杂，也出现了一些民族败类，如冯军重要将领韩复榘 ，在抗战爆发后，为保存实力，接连放弃济南、泰安、济宁，退往鲁西南，后被蒋介石处决。而刘郁芬、孙良诚、石友三、庞炳勋、门致中、张维玺（站长注：张维玺长期在家赋闲，被汪伪政府任命伪职后并未就任，不久即病逝）等，更在抗战中、后期投降日伪，当了汉奸。

　　至于冯玉祥本人，自中原大战后沉寂隐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力主抗日，反对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同年12月，被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1932年3月，冯玉祥移居泰山，奋发读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理。1933年5月，他和共产党合作，联同旧部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出任总司令，率部奋力抗出日伪侵略军。后因蒋介石的破坏和逼迫，于8月去职，再上泰山。1935年9月，蒋介石为了装点门面，伪装抗日，以息众怒，电请冯玉祥出山。冯玉祥为团结抗战起见，于11月1日下泰山赴南京。12月中旬，冯玉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冯玉祥先后出任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在淞沪和津浦线北段指挥抗日。但后被蒋介石撤销指挥军队作战权，在武汉、重庆担任闲职。抗战胜利后，冯玉祥随国民政府回到南京。冯玉祥不满蒋介石的高压恐怖政策及企图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的所为，提出以考察水利为由赴美国。蒋介石也乐得冯玉祥出洋，便给了他一个“水利特使”的衔头，强令其退伍，离开军界。1946年9月2日，冯玉祥偕妻儿、秘书及一水利小组离上海乘船赴美。

　　1947年5月开始，国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冯玉祥中止了水利考察，留居纽约，不断公开发表抨击南京政府和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的言论。1948年初，冯玉祥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被推为该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1月7日，冯玉祥被南京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同年7月，冯玉祥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离开美国经苏联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9月1日，因所乘胜利号轮船在黑海失火，冯玉祥不幸遇难。

　　冯玉祥的遗体在苏联敖德萨火化，1953年10月15日，冯玉祥的骨灰安放在泰山由人民政府建造的冯玉祥将军陵墓。（注意死因直到今天还有种种非意。）？

山西“土皇帝”及其以他为首的晋系军阀集团。

　　阎锡山，字百川，1883年10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一个地主兼商业高利贷者家庭。他六岁丧母，由外祖母扶养。九岁入私塾，十六岁随父阎书堂到县城自家开设的吉庆昌钱铺学习经商。1900年，父子俩在一次买空卖空的“打虎生意”中蚀了大本，只得逃离县城，回到河边村。不久，为避债又逃到太原，阎锡山经人介绍进裕盛店当了伙计。阎锡山不甘心在店里受人差使，1902年，清政府在山西设立武备学堂，他认为这是跻身官场之路，于是应机报考。初试时，他做了《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论》的论文；口试时，他对答灵便，深得山西新军第四十三混成协统姚鸿法的赏识，被顺利录取。

　　1904年，阎锡山考取官费生赴日本留学。先入振武学校，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结识了冈村宁次、板桓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人。另外，在此期间，他也结识了孙中山，参加了同盟会，并加入了孙中山在军人中成立的“铁血丈夫团”。

　　1909年3月，阎锡山毕业回国。他先后在北京和太原四处活动，获得了山西陆军小学教官的位置，三个月后升任监督。之后，他又积极谋取兵权，1910年春，他升任山西新军第四十三混成协第八十六标标统。在此期间，他施展两面派的手法，一方面讨好清朝官吏和立宪派，抓住兵权；一方面组织以同盟会员和反清分子为骨干的模范队，以图在革命到来时作为自己的资本。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阎锡山与八十五标标统黄国良及温寿泉等策划太原起义，由八十五标首先发动。10月29日，八十五标在第二管管带姚以价的指挥下率部起义，攻打抚署。在太原起义的过程中，阎锡山也玩弄两面手法，一面给所部下令，称“八十五标兵变”，调动一部分兵力协助清军保护抚署；一面密令余部相机击溃抗拒起义的巡防马队营。而他则躲在大教场东北的树林里，派人四处观察打探情况，随时向他报告，以便看风使舵，成则居功，败则诿过。当起义军占领巡抚衙门，击毙巡抚陆钟琦，起义已成定局时，他便公开率部参加起义。

　　太原起义成功，为选举山西都督，同盟会员与立宪派展开了争斗。在公选会议上，有选举立宪派首领梁善济的倾向，在表决的关键时刻，阎锡山的亲信张树帜持枪跳上主席台，大声说道：“选阎锡山为大都督，赞成的举手！“全体议员在惊愕中，相顾举手，一致通过。就这样，阎锡山、温寿泉分别当选为大都督和副都督。

　　太原起义后，清政府派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为山西巡抚，带兵入晋，镇压革命。但吴禄贞早已参加了革命党，当领兵进至石家庄后，即前往娘子关与阎锡山会晤，组织燕晋革命联军，吴禄贞任大都督兼总司令，阎锡山、张绍曾为副都督兼副总司令，决定挥戈进京，扫除清室。对此，清廷及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惊恐万分，便以重金贿买吴禄贞旧部周符麟，设计将吴刺杀。随后，又派张锡銮为山西巡抚，率领第三镇曹锟所部进攻山西。阎锡山只得撤离太原，向北进军，攻取大同，又会合吴行芳、张培梅带领的雁门、怀仁两部民军，攻占包头。

　　1912年2月，汪清帝下诏退位，南北政府和议告成，袁世凯窃据临时大总统之位。阎锡山看到形势已定，便下令返回山西。但袁世凯借口阎锡山弃省出走，不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电令其不准擅自行动。阎锡山焦急万分，他马上施展手腕，急电亲信南桂馨面见孙中山，请求支援；一面派与袁世凯拜过把子的董崇仁进京，千方百计向袁世凯表忠。袁世凯终于在3月15日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他才得以重返太原。

　　阎锡山回到太原后，深知要坐稳都督的宝座，就必须要讨好袁世凯。他派人长驻北京，贿赂袁世凯的亲信、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向袁世凯表示恭顺。荐请任命董崇仁为晋南镇守使，又请任与袁族有亲戚关系的陈钰为山西民政长。为取得袁世凯的信任，他还把自己的父亲阎书堂送到北京长住，作为人质。1912年10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阎锡山立即声明脱离国民党，并在三个月内将山西国民党党部一律解散。

　　1913年，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阎锡山虽在这次革命中袖手旁观，但因他是同盟会员出身，袁世凯也不轻易放过，便三次传见阎锡山，想寻机剪除。但阎锡山每次都俯首恭顺，故作庸碌、懦弱和畏惧的样子，使袁世凯认为他没有反骨，不仅没有撤他的职，还封他为“同武将军”。此时，阎锡山已完全卖身投靠袁世凯，完全背叛了孙中山。但是在表面上，他对革命的旗号既不举起，也不放下，而是见机行事。 1915年，袁世凯要实行称帝，阎锡山亦投其所好，向袁密奏“国本大计”，倡议“废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行宪政”，得到袁世凯的赏识。之后，他又争先请愿，接连三次电请袁世凯登基称帝。后来，蔡锷等组织护国军讨袁，他立即致电指责其为“破坏大局，不顾国家”，阎锡山的所为，甚得袁世凯的欢心，袁一即帝位，便封他为一等侯。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去。阎锡山认为再无畏惧之人，于是，不择手段，要独揽山西军政大权。他先以“独断军事”等罪名，将与他一起发动辛亥太原起义的黄国良撤去旅长之职，后又把他赶出山西。又将曾利用来联络袁世凯的晋南镇使董崇仁撤职。继而逼令曾在阎出走包头时出过大力的晋北镇守使孔庚交出军权。阎锡山在借故铲除异己的同时，把自己的亲信都安插到军队之中。收回军权后，他又策划夺取行政权，唆使省议会和督军团会议相继赶走省长沈铭昌及继任孙发绪，自己乘机兼任省长。阎锡山虽然夺取了山西军政大权，但没有北京政府的正式任命，总是不大放心。于是，他便多方接近和讨好当时的手握大权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在“府院之争”和张勋复辟中，他都站在段祺瑞一边。因此，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重新上台后，段祺瑞政府任命阎锡山为山西省督军兼省长。从此，山西的军政大权就集中阎锡山的一身了。

　　阎锡山总揽军政大权后，在山西实行政治扩张，提出“保境安民”的口号，实质是推行军国主义式的“用民政治”，以武力加强对人民的统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进行大规模的扩军。

　　晋军初建于1912年。当时阎锡山从包头返回太原后，组建军队为一个师，师辖两个旅，旅辖两个团。另有直辖炮兵一个团，骑兵一个团。1914年，阎锡山派孔庚率部参加了袁世凯的“征蒙”行动。事平后孔庚师留驻包头。由于孔庚原为吴禄贞的部下，且在部队中不断安插自己的亲信，所以为阎锡山所不容，乃暗中操纵张培梅、张树帜等发动兵变。1914年6月1日夜，变兵几十人闯入孔庚的办公室、寝室，开枪射击。孔庚藏于天花板上未被击中，变兵抢劫后逃去。孔庚对此兵变不谙内情，乱杀官兵四十余人。阎锡山以此兵变为口实，将孔师缩编为第十三混成旅，孔庚降为旅长。阎锡山将编余士兵另组成第十二混成旅。不久，晋军就扩编成三个混成旅。1917年8月，阎锡山将所部与山西巡防营改编的警备队，合并扩编为四个混成旅，辖十二个步兵团、四个炮兵营、一个机枪营，共有步、骑枪一万余支。为提高军队素质，1918年底，阎锡山又成立第九步兵团，专门培训军事干部。半年后，该团被命名为学兵团，专收学生施以军训。又成立了四个在乡军人训练连，分期分批轮训全省壮丁，每期三个月，训练后还乡，随时召征入伍。

　　阎锡山通过不断扩军，壮大军事实力，巩固了他在山西的统治，同时，使得晋系成为了北洋军阀中举足轻重的一股势力。

二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成皖、直、奉等几大派系，各派为了争夺中央政权和自己的地盘展开了长期的明争暗斗。在军阀混战中，阎锡山坐镇山西，规测方向，看风使舵，扩张势力，准备在适当的时刻与各路群雄一较高下。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开始，双方都派人与阎锡山联系，争取支援。但阎锡山见局势不明，采取中立态度，暗中却派他的参谋主任台寿民到北京、天津探听情况。待冯玉祥反直倒戈，发动北京政变后，他见曹锟、吴佩孚已倒，大局将定，便联合冯玉祥、张作霖出兵石家庄，致使直军兵败，直系倒台。于是，冯玉祥与张作霖、段祺瑞联合组成北京政府，段祺瑞任临时总执政。阎锡山因出兵讨曹、吴有功，得以继续统治山西。

　　1926年春，奉系张作霖与直系吴佩孚重新修好，联合段祺瑞，排斥冯玉祥，发动了对国民军的“讨赤战争”。阎锡山仍然两面讨好，见机行事。一方面对冯军表示友好态度，一方面又暗中协助吴佩孚，阻隔河南国民军与直隶间的联系，使冯军处于直、奉、晋三军的包围之中。冯军调整部署，决定先击破山西，宋哲元率部从杀虎口、得胜口分数路合击大同。这时，阎锡山公开与张作霖、吴佩孚合作，派兵死守关口及重镇，阻挡国民军的进攻。在直、奉、晋三方军阀的联合攻击下，经过三个多月的激战，冯军被击败，退守西北地区。阎锡山乘势将国民军韩复榘、石友三、陈希圣等部收编，编为自己的三个师，还派商震率部一路追杀，攻至绥远城。这样，阎锡山的地盘由山西扩大至绥远。随即，他着手进行山西第二次扩军，把部队扩充为十七个师又八个炮兵团，军队亦改名为晋绥军。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正式出师北伐。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加入国民革命军行列，出兵响应北伐。阎锡山为讨好冯玉祥，把收编西北军的韩复榘、石友三、陈希圣三个师归还给他，而阎锡山自己则伺机观变，按兵不动。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广州国民政府派代表到太原，请阎锡山派人到武汉商讨参加北伐事宜。阎锡山派老同盟会员赵丕廉前往。赵丕廉到武汉会见了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又到南昌会见了国民革命总司令蒋介石。国民政府请阎锡山早日在山西举事，并授他为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阎锡山了解详情后，并不马上表明态度，也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仍持观望态度。冯玉祥多次催促他出兵讨奉，他置之不理。到了1927年6月，北伐军会师郑州，奉军溃败北撤，他认为时机已到，才宣布就职，开始悬挂青天白日旗，正式归属国民政府，并出兵娘子关，占领石家庄。随后，他又按兵不动，保存实力。7月，他在山西实行“清党”运动，同时，又进行了山西第三次扩军，收编了一些地方部队，把晋绥军统编为七个军。

　　对阎锡山的易帜，张作霖甚为不满，派人到山西拉拢，并以“安国军政府”副元帅相许。阎锡山表示，虽然易帜，但不一定与奉张决裂。张作霖见阎锡山按兵不动，加上宁汉不和，蒋介石被逼下野时之机，率兵南下反攻，一路攻打在河南的武汉国民政府之张发奎部，一路沿津浦线援救孙传芳。与此同时，张作霖也派于珍前往丰镇平地泉一带部署军事。阎锡山察觉此举是针对自己来的，便于1927年9月，公开与张作霖决裂，向奉军发起攻击，爆发了晋奉之战。 开战之初，晋军占主动地位。阎锡山以徐永昌为右路军总指挥、孙楚为前敌指挥，集中四个军的步兵附以骑兵和炮兵，沿京汉路西侧前进。以商震为总指挥，张荫梧为前敌指挥的左路军，集中两个军的步兵附以骑兵、炮兵沿京绥路两侧前进。另以傅作义及李服膺两部，出蔚县走山路，直取北京。晋军开战告捷，右路军占领石家庄、新县，向望都攻击，左路占领宣化。10月7日，奉军反攻。激战十天，奉军在京汉线占领了定州、正定、石家庄；在京绥线占领了宣化、张家口、柴沟堡。晋军全线撤退。奉军又集中号称三十万大军，张学良、韩麟春部沿京汉线，张作相、万福麟部沿京绥线大举攻击。晋军凭险固守，奉军无法突破晋军防线，战争呈胶着状态。从10月15日双方开始了围绕涿州的为时三个月的空前激烈的攻守战，直到1928年1月12日晋军撤退，奉军和平接受涿州城，战事始告结束。

　　晋军失败后，冯玉祥部也受到奉军的威胁，阎、冯为了摆脱困境，联名致电下野后留居日本的蒋介石回国，主持“北伐”战争，共同对付张作霖。不久，蒋介石从日本回到南京，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928年2月，蒋介石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改编军队，成立四个集团军。阎锡山的北方国民军编为第三集团军，阎锡山任总司令。4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个集团军联合北伐。阎军一举夺取石家庄，收复大同，进而攻打保定。与此同时，他派人潜入天津，与日本驻屯军司令新井勾结。新井表示：“阎军如果占领保定，日军保证北京、天津不用放一枪，唾手可得。”阎锡山得到日军许诺后，全力攻打保定，迫使张学良放弃保定北撤，6月，阎军不战而相继占领北京、天津。面对这一事实，蒋介石也只好委任阎锡山兼任平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举张荫梧为北平警备司令，傅作义为天津警备司令、商震为河北省主席。至此，阎锡山通过投机手段兼并了晋、冀、察、绥四省及平津两市，势力骤然扩大。

　　在此期间，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不断扩编，到1928年7月，他已拥有十一个军，辖三十个师。朱绶光为参谋长，商震、杨爱源、徐永昌、傅存怀、傅作义、丰玉玺、张荫梧、谭庆林、李维新、徐源泉、方玉晋分任各军军长。此外，李培基、赵承绶、孙楚、高鸿文、王靖国、李服膺、李生达、周玳、杨澄源、彭毓斌、史泽波、陈长捷等都是他的重要将领。 国民党“北伐”成功以后，蒋介石企图利用编遣会议，削弱非嫡系部队，使得蒋介石与其他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矛盾再度激化。1929年3月至6月，爆发了蒋桂战争，阎锡山坐山观虎斗。蒋介石击败桂系后，又转而攻击冯玉祥，先后收买策动冯军韩复榘、石友三、刘镇华、杨虎城、马鸿逵等部，冯玉祥被迫于5月27日通电下野。阎锡山为挟冯以自重，向蒋讨价还价，于6月将冯玉祥诱骗到太原，随后将冯软禁于五台县建安村。同年8月，蒋介石召开编遣实施会议，欲强行削弱各地实力派的兵力，蒋、阎的矛盾加剧，阎锡山转而实行联冯抗蒋的方针。10月10日，西北军将领宋哲元等二十七人通电反蒋，分三路进攻河南。正当蒋冯两军激战之际，阎锡山却又按兵不动。蒋介石见有机可乘，正式任命阎锡山为全国陆海空副总司令。阎锡山又被蒋介石拉拢过去，宣布就任此职，冯玉祥再遭软禁，冯军被迫退至潼关以西。1930年1月，冯玉祥密令西北军将领主动与蒋介石联络，阎锡山闻讯，担心蒋冯合作对付自己，急忙主动与冯玉祥修好，3月8日，冯玉祥回一潼关。

　　在蒋冯冲突的同时，蒋介石与唐生智之间也爆发了一场战争。阎锡山开始时与唐生智、石友三秘密联系，策划联合反蒋。但战争爆发后，阎锡山，石友三均被蒋拉拢，背弃前约，出兵助蒋讨唐。唐生智战败，残部被蒋、阎改编。 阎锡山就是这样，在军阀混战之中，看风使舵，处处投机钻营，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终于有一天，他要和蒋介石直接较量，争夺最高领导权。

三

　　在桂系、冯系、唐系先后遭到蒋介石的打击时，阎锡山靠着他的投机本领，使晋系得到了发展。但是，阎锡山心里也明白，蒋介石虽然处处处利用他，但当蒋介石打败了桂、冯、唐等派系后，下一个打击的目标就是自己了，他和蒋介石的下面交锋是在所难免的。当然，他也知道，光凭晋系的力量无法对抗蒋介石的打击，必然要联络全国的反蒋势力，结成联盟，由自己充当盟主。

　　1930年1月，蒋介石派吴铁城到太原，代表南京政府要阎锡山补行就职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宣誓仪式。实际上阎锡山早已宣布就职，蒋介石此举无非是逼阎锡山宣誓服从蒋记中央。阎锡山大为不满，于是在1月22日举行的就职宣誓仪式上借机发表演说，驳斥蒋介石的武力统一论，攻击蒋介石的施政方针。接着，阎、蒋之间展开了一场所谓“国是”之争的电报论战。2月10日，阎锡山首先致电蒋介石，指出“戡乱而不如止乱，不止乱而一昧戡乱，国内纷乱，将无已时”，并提出“为今之计，礼让为国，舍此莫由”，表示请蒋下野。以此电为开端，宁晋之间的电报论战长达两个月，互相责骂，喋喋不休。 在电报战期间，全国反蒋势力纷纷派代表云集太原，表示愿意拥戴阎锡山为反蒋领袖，商定倒蒋事宜，正式形成反蒋阵线。3月14日，鹿钟麟等五十七位将领发出倒蒋通电，拥护阎锡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3月21日，阎、冯公开发出倒蒋通电，全国各个反蒋的大小军阀陆续起而响应。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就任总司令，同日，冯玉祥、李宗仁在潼关、桂平各就副总司令职。阎锡山成立了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先后召开了所有军阀代表和所部高级军官会议，决定集结重兵，组织八个方面军，沿平汉线、陇海线和津浦线三路进击。蒋介石亦针锋相对，在南京以“国民政府”名义，于4月4日下令免除阎锡山所任各项职务，并通令拿办；5日，下令讨伐阎锡山。于是，空前规模的中原大战爆发了。

　　中原大战展开后，阎锡山赴郑州与冯玉祥会晤，商讨作战方略，决定在陇海路豫中方面，平汉路豫南方面，均采取攻势防御，在津浦路之鲁北方面，则采取攻势，待有进展后，再全线出击。在作了相应兵力部署之后，阎锡山在鲁北晏城设行营，亲自指挥作战。5月22日起，蒋、冯、阎激战于鲁、豫千里战场。战争初期，冯玉祥军在平汉路及陇海路大败蒋军，晋军也攻占济南，向徐州、蚌埠进逼。但是不久，反蒋派内部矛盾逐渐暴露，各派军队各怀异志，一味保存实力，贻误战机。蒋介石乘机调整兵力部署，重点在津浦线上打击晋军。阎锡山即采取守势，使冯军在陇海线上失去呼应。8月15日，蒋军重占济南，晋军败退黄河以北。蒋介石乘势把重兵用于陇海线上，9月6日开始总攻。阎锡山为保存实力，密令陇海线晋军向黄河以北撤退，使冯军孤军作战，形势急转直下。 与此同时，反蒋联盟积极在北平筹建国民政府，以阎锡山为主席。阎锡山为取“久久”谐音作为吉兆，于1930年即民国19年9月9日上午9时，在北京怀仁堂宣誓就职，这就是北平民国政府，时称“四九小朝廷”。

　　9月18日，在交战双方都力图争取的张学良，接受了蒋介石任命的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一职及巨额款项，发表通电，倒向蒋介石，派出十二万东北军大举入关，威胁倒蒋联军的后路。阎锡山见大势已去，发表通电声称“愿退避三舍”，令晋军全线撤退，把几百里战线，大片阵地让给蒋军，使冯军措手不及，苦战之后全军瓦解，分别被蒋介石、张学良所改编。就这样，颇有声势的一场倒蒋战争，因阎锡山的懦弱、动摇、破坏而终告失败。当时，有人画了一幅漫画，画中：阎锡山一手拿算盘，一手拿帐本；蒋介石一手拿金钱，一手拿飞机；冯玉祥一手拿大刀，一手拿窝头，把三方在中原大战中的形态描绘得准确、生动。

　　阎锡山虽然战败，但他不象冯玉祥把老本都赔上，由于他在战争中时时拨动自己的算盘，虽然战败，但总算保住了多年苦心经营的晋绥军及其山西老巢。阎锡山败回太原后，对退路作了周密的布置，他把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撤消，成立晋绥警备司令部，安排亲信徐永昌、杨爱源任正副司令，替他看守山西、绥远的地盘。同时，他对地方上有权力的人士也作了收买和布置。然后，他自己化装潜入日本人控制的大连，暂作寓公，遥控山西。他经常派亲信副官刘升潜回太原，了解情况，传达指示，要徐永昌和杨爱源团结控制晋绥军各军、师长，不要为蒋介石和张学良所收买利用。中原大战后，晋绥军为张学良裁并，表面上，徐永昌、杨爱源接受了张学良的裁编命令，但实际上他们是根据阎锡山的指示作人事调整的。

　　阎锡山外逃后，山西蒋记国民党省党部大量通缉、开除阎锡山的骨干分子。另外，山西的知识分子也于1931年1月9日成立了山西善后协进会，揭发阎锡山的种种罪行，并派代表分赴南京、北平等地呼吁声援。协进会提出如下要求和号召：（1）山西驻军以师为单位，一律编为国防军，开赴边疆；（2）财政绝对公开，向中央力争2400万金融公债；（3）将山西兵工厂改为农具制造厂，收回正太路；（4）厉行军民分治。2月9日，协进会代表张策到南京向国民党中央请愿，提出了五点要求，基本内容同上。由于阎锡山出逃前，对山西的军政要员和地方上有权势的人士作了收买和布置，多数人为阎所用，不愿参加这次反阎运动，因而协进会的活动很快也烟消云散。

　　尽管如此，阎锡山还是担心离晋日久，军队离心，老巢倾覆，遂于1931年8月5日，在日本飞机护送下回到大同，随即返回五台县河边村。同僚们都为他的安全担心，而他自恃有日本人撑腰，而且预言说：“过不了多久，全国就要行动起来，反对蒋介石和张学良。他们将自顾不暇，对我也无可奈何。”果然，一个月后，“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和张学良都无暇顾及阎锡山。这时，汪清卫从法国回国，高唱“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调子，又同蒋介石合流，担任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阎锡山为了取得清精卫的支持，派亲信赵丕廉驻南京与汪联系，同时，还派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到北平活动，通过宋美龄的关系向蒋介石疏通。这时，蒋介石也表示“捐弃前嫌，团结御侮”，接受了汪精卫的提议，于1932年2月，委派阎锡山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2月19日，阎锡山由河边村回到太原就职，不久，阎锡山又恢复了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从此，阎锡山与蒋介石重新合流，再度统治晋绥两省。

四

　　阎锡山回太原任职以后，加紧发展自己的势力，制定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发展山西的轻重工业，同时，也加紧对人民的残酷剥削。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热河沦陷、华北危急，山西也处于抗日前沿。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走上北上抗日，到达陕北。陕北苏区日渐扩大，红军势力日益增强。这时，阎锡山十分恐慌，日夜考虑的中心问题是防共反共，派兵西渡黄河协助陕西国民党军“进剿”红军。1935年冬，中共中央为了民族利益，发表了停止内战，枪口对外的声明，要求阎锡山允许红军通过山西地区开赴前线抗日，但阎锡山拒绝红军的要求，派兵阻止红军东渡对日作战。1936年2月，中共中央发表“东征宣言”，东征红军渡过黄河，击破阻击的阎军。阎锡山主动请蒋介石派兵入晋，蒋介石趁机即派五个师开进山西。中共中央为了珍惜国力，履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于5月5日发出“回师通电”，东征红军撤回黄河以西。

　　1936年7月，日军侵占察北六县，准备进犯绥远。阎锡山为了保护自己的地盘，只得提出“守土抗战”的主张，并成立了山西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主要由共产党人薄一波等领导的“牺牲救国同盟会”。全国各地许多进步青年涌向山西，参加抗日。1936年11月，阎锡山派傅作义指挥晋军向日军占领的百灵庙发起进攻，经过激战，将敌击溃，收复了绥北要地百灵庙。

　　1937年“七·七”事变后，阎锡山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晋军改编为第六、第七集团军，红军改编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兼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十八集团军挺进华北前线，与国民军联合作战。8月上旬，日军侵入南口后，战事进入第二战区晋绥两省。阎锡山将部队布防于天镇、大同等要隘，自己到雁门关西面的岭口，布置行营，亲自指挥作战。不久，天镇失守，阎锡山将王靖国、傅作义、李服膺等军一齐调进雁门关以南，扼守平型关至阳口一线。9月，日军大举进攻太原，阎锡山在八路军的配合下，组织了太原会战，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了激战，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但不久，保定、沣源、石家庄等相继陷入敌手，雁门关一线亦被日军突破，阎锡山指挥部队退守第二道防线——忻口防线。阎锡山集中了八万人的兵力，由卫立煌为前敌总司令，组织忻口防御战役。战斗非常的激烈，双方死伤惨重。10月15日，第九军军长郝梦龄中弹牺牲。日军攻下忻口，曾三易指挥官。后因平汉线上国民党撤至石家庄以南地区，日军主力川岸师团直扑娘子关，威胁太原，阎锡山被迫放弃忻口，向太原撤退。日军尾随追击，很快迫近城下，傅作义率部与日军激战两天，终因力量不支，放弃太原南撤。

　　11月8日，阎锡山将部队撤至临汾，进行整军，在共产党和八路军建议和推动下，阎锡山组织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先后成立了四个“抗日决死队”和其他抗日民众武装。但是，1938年3月初，临汾失陷后，阎锡山的官僚统治集团陷于异常混乱的状态，失败主义情绪以及各种亡国论调笼罩及扩散。而共产党所领导的“牺盟会”、“决死队”等进步力量，则纷纷转入敌后，积极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敌后政权，发展抗日游击根据地。阎锡山看到这种发展趋势，深怕大权旁落，无法掌权，便采取“内部分化”、“制造摩擦”、“派兵监视”等各种反动措施，制造分裂，限制进步活动。

　　1938年12月，日军进攻吉县，阎锡山仓皇率部西渡黄河，向陕西宜川退避。此时，他对抗日已丧失信心，日军也加紧对他进行诱降。阎锡山决心采取“降日拥蒋反共”的路线，他对部属说：“抗日要准备联日，拥蒋要准备反蒋，联共要准备反共”，并美其名曰“二的哲学”、“唯中哲学”。1939年10月，阎锡山下令解散“战委会”，取缔“牺盟会”，接着又以军队要“正规化”为借口，将“决死队”取消，把抗日新军改编为几个旅，撤消薄一波等决死队纵队政委的职务。他的这些行动，受到共产党人薄一波等的坚决抵制。12月，阎锡山公然制造了“十二月事变”。他与日军勾结，命令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等率部进攻决死队各纵队，大肆屠杀摧残革命人士，使山西抗日力量遭受到重大损失。

　　“十二月事变”后，阎锡山加紧与日军勾结，多次派赵承绶等与日军接触，商谈投降条件。1941年8月11日，赵承绶与日军代表田边盛武和楠山秀吉签订了《汾阳协定》，阎锡山实际是想降日充当汉奸傀儡。后因共产党、八路军的阻止，阎锡山又有所顾忌。之后，阎锡山与日军打打停停，但降日的打算并未放弃。1942年4月，阎锡山又派赵承绶到太原会见日军山西驻军参谋长花谷正。花谷正提出，必须与阎锡山直接谈判，才能解决问题。5月，阎锡山亲自与日方在吉县安平村举行会谈。因条件不合，会谈未获结果。后日军将《汾阳协定》及“安平会议”开会所拍照片印刷，用飞机投撒西安，公布于世，并对阎锡山发动进攻。虽然如此，阎锡山仍与日军继续联系，直到日本投降。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阎锡山与日伪军勾结，即调动兵力抢占太原等重要城市。阎锡山以留用技术人员作掩护，留用日军战俘与技术人员五千余人，其中有战斗力的三千余人，编为六个大队。随后，他又将伪军改编为五个“省防军”，为他夺取人民的胜利果实卖命。

　　1945年9月，阎锡山抽调重兵，令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等率十三个师，分左、右两路，向上党解放区进犯。刘伯承、邓小平调集晋察鲁豫主力部队三万余人，民兵五万余人奋起自卫。经过四十余天的激战，阎军精锐三万余人被歼，第七集团军副司令彭毓斌被击毙，史波波等二十七名将官被俘虏，上党战役使阎锡山的实力损失惨重。

　　其后，阎锡山在山西极力推行各种暴政，加强特务统治，组织“还乡团”，向广大农民进行反攻倒算，并积极追随蒋介石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但是，随着人民革命战争的深入发展，阎锡山遭到一连串的打击和失败。从1946年11月底开始，晋西各县相继被陈赓、王震等部攻占。1948年6、7月间，人民解放军发动晋中战役，阎锡山所部被歼十万人，丢失了县城十多座，连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赵承绶也被俘虏，阎锡山只有困守太原，作垂死挣扎。1948年7月以后，太原城已被人民解放军包围，解放军多次提倡和平谈判，均遭到阎锡山的拒绝。其所属第三十军军长黄樵松准备举行和平起义，被阎锡山逮捕，押送南京交蒋介石枪杀。

　　1949年1月，原晋军将领陈长捷在天津战败被俘，傅作义在北平率部接受和平改编，阎锡山更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虽然他还狂妄叫喊，要与太原共存亡，暗地里却指使其亲信在蒋介石、李宗仁面前活动，建议李宗仁电邀他到南京“讨论国事”。1949年3月，他假借开会之机，仓皇逃往南京。4月24日，人民解放军徐向前兵团一举攻克太原，全歼守敌。第六十一军军长赵恭被击毙；国民党山西省代理主席梁化之服毒身亡；第十兵团司令官王靖国、第十五兵团司令官孙楚，以及赵世珍、孙福麟、刘奉滨、温怀宪、曹国忠、韩步洲、高倬之、刘效曾、陈如日等一批高级将领被俘虏，阎锡山苦心经营的晋绥军彻底覆灭（9月19日，绥远省保安司令兼省主席董其武率部起义，绥远和平解放），阎锡山在山西长达三十八年之外的统治亦彻底结束。

　　阎锡山逃出太原后，于6月3日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然而，“阎内阁”仅仅存在一个星期，到6月11日，就被在广州成立的以蒋介石为主席的中央非常委员会所替代，他实际是个毫无实权的“院长”。“阎内阁”可以说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最后一届内阁。1949年10月11日，阎锡山随“国民政府”迁逃重庆，重庆解放后，又逃往成都。12月8日，人民解放军迫近成都，阎锡山见已无立身之所，只得飞往台湾。 阎锡山逃往台湾后，曾任台湾总统府资政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继续著书进行反共宣传，直到临死前还叫嚣着要重返太原，1950年5月23日，阎锡山在台北病逝。

　　还有几位晋军的主要将领即徐永昌、杨爱源、商震、傅作义等，他们的结局也应让读者知道。

　　徐永昌（山西崞县人），1937年后，历任军委会办公室主任，保定行营主任、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1945年9月2日，以中国代表团团长身份，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1948年，徐永昌出任国防部长，其后一年多时间，他活动于太原、北京、绥远之间，企图挽回国民党的危局，失败后去台湾，任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1959年7月13日，徐永昌在台北病逝。

　　杨爱源（山西五台人），1937年后，历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太原解放前夕逃走，1949年底去台湾，任总统府战备委员会顾问。1959年1月，杨爱源在台湾病逝。 商震（浙江绍兴人，生于河北大城县），1935年后，历任河北省政府主席、河南省政府主席、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军委办公厅主任、中国驻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总统府参军长，1947年4月起任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商震弃政从商，并定居日本。1974年曾回国观光。1978年5月15日，商震在东京病逝。根据其生前愿望，其骨灰后来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傅作义（山西荣河人），1915年二十岁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即在晋军中任职，后成为拥兵数十万的国民党高级将领，1949年任华北“剿共”总司令。在平津战役中，傅作义能顺应历史潮流，选择和平起义的道路，使北京这座历史名城免遭炮火的摧毁。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水利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74年4月19日在北京病逝，终年七十九岁。

　　蒋介石，浙江省宁波地区奉化县溪口镇人，1887年10月31日出生。学名志清，官名中正，字介石，以官名及字并行于世。蒋介石的祖父叫蒋斯千，字玉表，是一位盐商；父亲叫蒋明火，字肇聪。在蒋玉表死后继承家政。蒋肇聪前后娶过三房正式夫人，元配徐氏生长女蒋瑞春、长子蒋周康（字介卿）；徐氏死后，娶继室孙氏，孙氏不久亡故，无所出；后又娶嵊县王采玉为填房，生蒋介石及蒋瑞莲（另有一女一子早亡）。蒋介石九岁时，父亲蒋肇聪去世，母亲王采玉管理名下家产，抚养蒋介石及蒋瑞莲。蒋介石十五岁时，娶奉化县岩头村“毛祥丰”南货号老板毛鼎和之女毛福美为妻。毛比蒋大五岁，八年后，即1910年3月18日，生下儿子蒋经国。

　　蒋介石七岁开始在私塾读书，曾先后入过锦溪凤农学堂、宁波箭金公学、奉化龙津中学等。他自幼顽劣，不甚喜好典籍，总想将来当一名叱咤风云的军人。二十岁时，他自费到日本，想读军校，但因日本只收公费留学生，结果只好回国。回国后，恰逢袁世凯在保定办陆军速成学堂，即保定军官学校，在浙江招生。蒋介石即去投考并考取。第二年即1908年，蒋介石因成绩表现优异，成为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批被派往日本深造的四人之一。蒋介石先入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后入日本士官学校，结识了张群、陈其美等人，又经陈其美而结识了孙中山，在日本期间，蒋介石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日本。蒋介石、张群等一些青年士官生即乘轮回国，10月30日到达上海。蒋介石参加了陈其美指挥的上海光复之役。陈其美出任上海都督后，蒋介石被任命为攻浙先锋队指挥官、沪军第五团团长。

　　1912年1月14日，陈其美派人刺杀了光复会首领陶成章，孙中山下令“严速究缉”，蒋介石因陶案牵连，逃避日本。1913年春，蒋介石回到上海参加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受命进攻江南制造局，失败后遭沪军都督杨善德下令缉捕，蒋介石被迫逃往陈其美的娘姨姚怡诚的卧室内，遂纳姚怡诚为侧室。姚室没有生孩子，后将戴季陶与日本籍外室生的儿子领来代养（其时日妇已去世），这就是蒋纬国。“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和陈其美等逃亡日本，蒋介石只好在上海混迹于江湖，拜青帮头子黄金荣为师，并与洪帮头子虞洽卿、青帮头子杜月笙等结为好友。

　　1914年6月，蒋介石再度到日本，追随孙中山，其后曾被派回上海、哈尔滨活动反袁，但均告失败。1915年，蒋介石又随陈其美回国，谋划夺取上海，但未成功。1916年5月8日，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刺杀。陈其美是蒋介石的同乡，比蒋介石大十一岁，是蒋介石在政治上的良师益友，后来陈其美的两个侄子陈果夫、陈立夫一直受到蒋介石的重用。

　　陈其美死后，蒋介石被孙中山派往山东潍县居正的革命军中任参谋长。1918年3月，蒋介石被孙中山召到广州任陈炯明司令部作战科主任，不久又被调到福建长泰当援闽粤军第二支队司令。后所部与浙军发生火拼，蒋介石只身逃离福建往上海，奉孙中山命在上海开设一家商品交易所，经过一年时间，赚了一百万元，为孙中山筹措了一笔活动资金。

　　1920年，蒋介石受孙中山之命重返军界。10月，到达汕头参加陈炯明的部队进军广州。11月，蒋介石不愿与陈炯明共事而回上海，与苏州女子陈洁如同居，后陈洁如领养一女，取名蒋瑶光。1921年6月16日，蒋母王采玉去世，蒋介石回家奔丧，孙中山亦派陈果夫作为个人代表参加了葬礼，还亲笔题了“蒋母之墓”四个字。1921年10月，蒋介石返回广州，协助孙中山拟订进军两广进而统一中国的作战计划。1922年6月，蒋介石返回家乡祭奠其母逝世一周年。此时，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围攻总统府。6月17日，孙中山登上永丰舰（后改名中山舰），率海军与陈炯明叛军对抗。孙中山急电蒋介石回粤。6月29日，蒋介石赶到广州，登上永丰舰护卫孙中山，于8月9日乘英轮转香港，8月14日到达上海。9月间，蒋介石写出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歌颂孙中山，痛斥陈炯明。孙中山亲自为之作序，因此而对蒋介石更加信任。10月间，蒋介石被孙中山任命为许崇智的第二军参谋长。1923年2月，孙中山回广州设大元帅府，蒋介石又被任命为大本营参谋长。1923年8月，蒋介石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的身份被孙中山派往苏联考察。在苏联期间，蒋介石考察了苏联党政军的组织情况，参观了陆军海军学校，会见了托洛茨基等人。12月15日，蒋介石回到上海，并写了一个考察报告。

　　1924年1月16日，蒋介石回到广州向孙中山复命。当时，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已经形成，为了培养革命的军事骨干，建立革命的武装力量，以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决定创建一所革命军官学校，因地址高在广州黄埔，故简称黄埔军校。由于蒋介石深得孙中山的信任，于1月24日，被孙中山指派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1月26日，正式组织筹备委员会，王柏龄、李济深、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为筹委会委员。1月29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为大本营秘书长，协助筹划军校开办事宜。苏联顾问鲍罗廷将军等也参加了筹备工作。2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开始各项工作。 黄埔军校机构由校总理、校长、党代表组成校本部、直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其编制序列是：校总理孙中山、校长蒋介石、党代表廖仲恺、政治顾问鲍罗廷（苏）、军事顾问加伦（苏）、政治部主任戴季陶、教授部主任王柏龄、教练部主任李济深、教育长胡谦、军事战术总教官何应钦、军需部主任周骏彦、军医部主任宋荣昌。 蒋介石虽然出任黄埔军校校长及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但他还嫌官小无实权，竟于黄埔军校正式建立后几天，即2月21日私自跑到上海。孙中山叫他回广州，他回信说：“中正如果回粤，焉能专心办学而不过问军事政治？”于是，5月3日，孙中山又任命他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他才肯回校。5月5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入校学习。6月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亲临致开学辞，指出：“开办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黄埔军校正式成立。

二

　　蒋介石是靠黄埔军校起家的。黄埔军校是在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孙中山在苏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创办起来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陆军军官学校，它为国共两党培养造就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和高级将领。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军校一共开办了六期，有不少国共两党著名的人物都在军校工作过。

　　在共产党人中，如周恩来、熊雄担任过政治部主任；聂荣臻担任过政治部秘书；叶剑英担任过教授部副主任；肖楚女、恽代英、李富春等担任过政治教官。而这六期的学生之中，有不少人日后也成了共产党的高级将领，如徐向前元帅（一期）、林彪元帅（四期）、陈毅元帅（六期）、陈赓大将（一期）、许光达大将（五期）、罗瑞卿大将（六期）、周士第上将（一期）、陈奇涵上将（学生队队长）、杨至成上将（五期）、陈伯钧上将（六期）、郭天明上将（六期），以及项英、左权、周逸群、卢德铭、刘志丹、朱云卿、袁国平、王尔琢等。 而蒋介石作为黄埔军校的校长，在培植自己的势力，建立自己的嫡系部队——中央军的过程中，更是依靠了一批跟随他的“黄埔系”军人，这批黄埔系军人，是蒋介石的中央军的支柱。从下列的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事实： 在黄埔军校中担任过领导人、军事教官、学生队队长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有：何应钦、顾祝同、陈诚、周至柔、刘峙、蒋鼎文、俞飞鹏、张治中、钱大钧、严重、陈继承、王俊、陈焯、张静愚、卢浚泉、王懋功等。 在黄埔军校前六期毕业，以后担任国民党集团军副总司令、兵团副司令官以上职务的有：

　　（一期）丁德隆、王仲廉、王敬久、王叔铭、邓文仪、甘丽初、关麟征、孙元良、刘戡、刘嘉树、李文、李玉堂、李仙洲、李及兰、李延年、李良荣、李铁军、李默庵、张镇、张世希、张雪中、张耀明、陈铁、陈武、陈大庆、陈明仁、何绍周、杜聿明、宋希濂、罗奇、周振强、郑洞国、范汉杰、胡宗南、贺衷寒、侯镜如、袁朴、袁守谦、桂永清、宣铁吾、俞济时、夏楚中、黄杰、黄维、黄珍吾、梁华盛、彭善、曾扩情、董钊、霍揆彰。

　　（二期）方天、毛邦初、李士珍、覃异之。

　　（三期）王耀武、方先觉、石觉、刘安祺、康泽。

　　（四期）文强、刘炜、刘玉章、李弥、沈向奎、胡长青、胡琏、罗列、周志道、钟彬、高吉人、高魁元、蒋坚忍。

　　（五期）陈克非、郭汝瑰、唐守治、彭孟辑。

　　（六期）唐纵、廖耀湘、戴笠。

　　（潮州分校一期）毛人凤等。

　　此外，在国民党中央军中担任军长以下职务的，还有大批都是黄埔军校前六期的毕业生。 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期间，以“左派”的面目再现，给黄埔学生作了数十次的演讲。另一方面，他又在学校秘密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监视共产党，培养右翼政治势力。由于当时正处于大革命时期，蒋介石不敢也不能公开反对革命。

　　1924年10月，广州发生商团叛乱，蒋介石承担了孙中山交给的率领黄埔学生平叛的任务。10月15日，黄埔学生就将商团在广州的据占全部攻占，学校首树军威。同年11月，孙中山北上，胡汉民代理大元帅职务时，广东军阀陈炯明叛乱。1925年2月，黄埔军校的学生组织东征部队进行第一次东征，取得了胜利。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6月初，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举行叛乱，占领广州。东征的学生军奉命撤离东江，回师平叛。6月12日，回师校军和其他革命军队一起，向叛军全线进攻，仅用了一周时间，便击溃滇、桂联军，收复广州，杨希闵、刘震寰逃往香港。 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中央党部门前遭到暴徒袭击，中弹身亡。当天，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织特别委员会查处。后查明这次刺杀廖仲恺是由国民党右派朱卓文、胡毅生、魏邦平、林直勉等人策划的。这些人有的是胡汉民的老部下，有的是许崇智管辖下的现役军人。蒋介石乘机把刺廖的罪名推到胡汉民、许崇智的身上，派学生军包围了他们的公署，逼迫胡汉民出国，许崇智逃亡上海。8月24日，蒋介石当上了广州卫戍司令。26日，蒋介石把黄埔军校的两团学生军组成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自任军长。这样，蒋介石利用廖案扩大了权力，掌握了军队。

　　1925年10月，蒋介石率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等进行第二次东征。当时，周恩来担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和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教官和毕业学生，担任第一军各级指挥官和党代表。经过激战，东征军攻占陈炯明老巢惠州，其他残余部队也很快被肃清，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

　　蒋介石羽翼渐丰以后，开始露出他反动的真面目。1926年3月16日，蒋介石指使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欧阳格，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名义，传令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共产党员），调中山舰到黄埔候用。当中山舰开到黄埔后，蒋介石派系随即散布谣言，诬陷“中山舰擅入黄埔，是共产党阴谋暴动”。3月20日，蒋介石宣布全城戒严，命令解除中山舰武装，逮捕李之龙，派军队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住所，强迫在第一军工作的周恩来等共产党员退出该军。中山舰事件（也称“三·二O”事件）是蒋介石阴谋夺取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领导权的重要步骤。毛泽东、陈延年、周恩来主张以叶挺独立团为主，发动工农群众，联合国民党左派和其他各军，声讨蒋介石，逼其下台，但中共总书记陈独秀采取让步政策，结果，共产党员全部退出第一军。同时，蒋介石借中山舰事件排挤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将事件诿过于汪精卫，说汪精卫挑拨国共关系，迫使汪精卫离开广州出国。4月16日，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联席会议，改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进一步掌握了国民党军政大权。 数天后，蒋介石又提出“整理党务案”，共九条内容，规定共产党人不能再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部长；限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者，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额权不得超过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权三分之一等。此案于5月15日获得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蒋介石借此改组中央党部。当上了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委员长一职由张静江代理，中央政治会议席由谭延闓代理，张、谭二人均受蒋介石操纵，至此，蒋介石把国民党的党权也抓到手。

三

　　1926年初，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统一和巩固，广西李宗仁、湖南唐生智等也加入了革命阵营，武装讨伐北洋军阀的条件基本具备。同时，北洋军阀联合进攻北方冯玉祥国民军并准备南伐，国共两党及时决定出兵北伐。1926年5月，第七军钟祖培第八旅和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分途由桂、粤入湘援助唐生智，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 蒋介石是极力主张北伐的。其时，他已初握大权，希望通过北伐，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势。1926年5月31日，国共合作的北伐总司令部成立。6月4日和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先后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9日，蒋介石举行了总司令就职及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典礼。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为李济深，总政治部主任为邓演达，前敌总指挥为唐生智，行营参谋长为白崇禧，兵站总监为俞飞鹏，军事总顾问为加伦。

　　国民革命军共辖八个军，第一军军长何应钦，主要将领有王柏龄、蒋伯诚、顾祝同、张贞、冯轶裴、谭曙卿、叶剑英、王俊、刘峙、钱大均等；第二军军长谭延闓（副军长鲁涤平代），主要将领有鲁涤平、岳森、张辉瓒、谭道源、戴岳、陈嘉佑等；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主要将领有黄实、王均、朱世贵、李明扬等；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副军长陈可钰代），主要将领有陈可钰、陈铭枢、蒋光鼐、张发奎、朱晖日等；第五军军长李福林，主要将领有刘敏、练炳章、王若周等；第六军军长程潜，主要将领有唐蟒、邓彦华、杨源浚等；第七军军长李宗仁，主要将领有王应榆、钟祖怀、陶均等；第八军军长唐生智，主要将领有张一鹏、李品仙、刘兴、何健、夏斗寅、周澜等。另有航空队，由林伟成、张静愚指挥。第二、三、四、六各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分别由中共党员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担任。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师北伐，苏联顾问亦随军出征。北伐战争所面对的军阀势力主要有三支：一是据有河南、湖南、湖北和直隶南部的吴佩孚约二十万人；二是盘踞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的孙传芳约二十万人；三是据有东北和山东、直隶、热河、察哈尔等地的张作霖约三十五万人。北伐军总兵力十余万人。根据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北伐军决定采取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先打吴佩孚，再打孙传芳，后打张作霖。

　　北伐军首先进入湖南作战，7月11日便攻占长沙。8月中旬，北伐军总司令部迁往长沙。由于孙传芳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没有积极援助吴佩孚，蒋介石于8月12日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白崇禧、邓演达、唐生智、李宗仁、陈可钰及军事总顾问加伦等出席。会议同意蒋介石提出的“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暂放张作霖”的策略，决定以四、七、八军为中央军，分左、右两路首攻武汉；以二、三、六军为右翼，担任江西方面作战；以第九军（军长彭汉章）、第十军（军长王天培）为左翼，担任洞庭湖以西地区作战。 蒋介石、唐生智率中路军直趋武汉，很快突破了吴佩孚的汩罗防线，继而攻克鄂南重镇汀泗桥和贺胜桥。唐生智率第八军从嘉鱼、金口渡江绕攻汉阳；蒋介石亲率四、七军直取武昌，以期达到“先入者王之”的目的。但是武昌却久攻不下，而唐生智则早已拿下汉口、汉阳。蒋介石只好让唐生智的第八军围攻武昌，自己率部转向江西作战。唐生智于10月10日武昌首义纪念日攻下武昌，吴佩孚的主力被消灭殆尽。1927年初，广州国民政府迁往武汉。 孙传芳原来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当北伐军进入湖北以后，孙传芳认为北伐军战线拉长，而吴佩孚又即将被打败，正是他收拾残局的时候，于是调集大军进入江西。9月，江西便成为主要战场。蒋介石指挥北伐军向赣西、赣北、赣南发起攻击，很快占领二十余地县及赣南重镇赣州。但是，在进攻南昌时却遭到孙传芳部的顽强抵抗，蒋介石、白崇禧等亲临前线督战，从9月中旬起，连续进行了三次激烈的攻城战，直到11月8日才攻下南昌。与此同时，留守粤东的第一军由何应钦指挥，向福建进军，一路上没有遭到多大的抵抗，于12月占领了福建省。

　　1927年1月，蒋介石等北伐军将领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北伐部队编成东路军、中央军、西路军。东路军总指挥为何应钦，前敌总指挥为白崇禧，主攻浙江和上海。中央军总指挥由蒋介石兼任，下分江右军和江左军。江右军总指挥为程潜，江左军总指挥为李宗仁，进攻安徽和南京。西路军总指挥为唐生智，留守武汉并北上进攻河南。

　　由于孙传芳的部将夏超、陈仪、周凤岐等在浙江率部投靠北伐军，所以东路军很快于2月18日攻占杭州。3月中旬，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配合下，东路军进占上海。3月24日，中央军之江右军攻克南京。至此，孙传芳的主力所损过半，残部退往苏北地区。

　　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即与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密谋举行反革命政变。其实在此之前，蒋介石已在南昌与帝国主义分子及江浙财团密谋反共反革命，下令枪杀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以武力捣毁了南昌市、九江市、安徽省等国民党党部和总工会，提出将国民政府从武汉迁往南昌。进入上海以后，蒋介石多次与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吴稚晖、张静江等举行秘密会议，商谈反共清党问题。在这时候，汪精卫也从国外返回上海。4月3日，蒋介石、汪精卫、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黄绍竑 、张静江、吴稚晖、宋子文、蔡元培、李石曾、古应芬等十余人在上海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会上，蒋介石等人力主马上实行反共清党，汪精卫虽同意反共，但在具体方法和时间上持异议，而主张于4月15日在南京召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解决“党事纠纷”问题。4月5日，汪精卫离开上海去武汉。而蒋介石与李宗仁等则在龙华北代司令部召开会议，决定在上海清党。英、美帝国主义、上海大资产阶级虞洽卿等，以及青红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都表示支持配合蒋介石的“清党”。4月9日，以白崇禧、周凤岐为正副司令的淞沪戒严司令部成立，并发布“战时戒严条例”十二条。蒋介石在一切布置就绪之后，于当天离开上海去南京。

　　4月12日凌晨，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帝国主义军队和青红帮分子的配合下，大肆逮捕和枪杀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查封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据不完全统计，在事变后的三天中，共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三百多人，拘捕一千多人，流亡失踪者五千多人。

　　4月15日，蒋介石发布了《清党布告》和《清党通电》，下达“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指令，下令通辑著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百九十余人。4月15日当天，留守广州的李济深、古应芬、钱大均等亦在广州戒严，开始大屠杀，中共党员、工人积极分子总计被杀害二百多人，包括邓增、肖楚女、熊雄、李启汉、刘尔崧等中共领导人。此外，有二千多人被捕。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广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等省亦相继“清党”，白色恐怖笼罩了蒋、桂军阀控制的地区。 4月17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下令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他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与武汉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相对抗，这样，便出现了宁汉分裂的局面。

四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宁汉同时存在两个相对立的政权。武汉国民政府受到四面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汪精卫、唐生智等认为继续北伐，与冯玉祥会师中帮，再北联阎锡山共讨奉张，最后解决宁汉对立问题较为有利。1927年4月19日，武汉北伐军在武昌南湖誓师，以唐生智为总指挥，分三路进行北伐。

　　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以后，受到北方孙传芳残部及直鲁联军的威胁，蒋介石为了解除北方的威胁，以及想先于武汉北伐军抢占交通要道和军事重镇，也决定进行北伐。1927年5月1日，蒋介石制定了三路渡江北伐的计划：第一路军总指挥为何应钦，率部由镇江攻扬州，直趋淮海；第二路军总指挥由蒋介石亲自兼任（白崇禧代理），陈调元为前敌总指挥，担任津浦铁路正面作战；第三路总指挥为李宗仁，率部由芜湖渡江袭击北面之敌。此外，海军舰队司令陈绍宽亦率军舰七艘相机作战。

　　6月1日，武汉北伐军与冯玉祥部会师郑州。6月2日，占领开封。奉军全部撤出河南。唐生智会见冯玉祥，希望联冯倒蒋。而冯玉祥主张停止宁汉之争，共同北伐。6月10日，汪精卫等与冯玉祥召开郑州会议，决定北伐军一律撤回武汉，河南让与冯玉祥。 与此同时，南京北伐军亦节节胜利。6月2日，第三路前敌总指挥王天培占领了徐州，其他各部也相继推进到陇海路南侧苏北皖北一带，直鲁联军退守山东。6月20日，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邀冯玉祥举行徐州会议。蒋介石极力拉拢冯玉祥，当冯玉祥到徐州时，蒋介石亲自到黄口车站远迎，立即馈赠五十万硬币犒军，并一再表示“继续北伐”。冯玉祥对蒋介石产生了好感。6月21日，蒋冯联合发出通电，“决定清党及贯彻北伐大计”；攻击武汉地区的工农运动；呼吁宁汉“通力合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集团也加快了蜕变的进程，开始限制工农群众活动，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势力。5月21日，在三十五军军长何健的阴谋策动下，该军驻长沙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发动了反革命事变。武汉国民政府并没有对此事严肃查办，许克祥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马日事变（因21日的电报代日韵目是“马”字，故称。）是武汉国民政府走向蜕变将与南京国政府合流的信号。7月15日，汪精卫集团终于公开宣布“分共”，背叛革命，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加以血腥屠杀。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蒋介石、李宗仁等通电欢迎武汉重要分子到南京“炳权”。但武汉的汪精卫、唐生智以国民党“正统”自居，力主倒蒋。8月，唐生智通电讨蒋，发兵进逼，沿长江两岸东进。蒋介石急令白崇禧率军回击武汉东征军，但白崇禧拒绝接受命令，反与不满蒋介石的分子谋划和武汉方面妥协，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其时，蒋介石亲临徐州作战，又惨遭失败，何应钦则与桂系串通，寻机向蒋介石发难。李宗仁为首的桂系集团，乘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外之机，武装控制了南京。蒋介石内外交困，不得不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解脱困境。 8月12日，蒋介石辞去总司令职，当晚离开南京去上海。13日在上海发表下野宣言，谓：“环顾四周情况，党国呈分裂之兆”，“然政治同志等不查真因，诽谤集余一人。余之存在既非党之利益，故余毫不踌躇，即刻下时。”同时提出武汉要员来宁，继续北伐，肃清共产党等三项条件。同日下午，蒋介石启程回奉化原籍。蒋介石下野之前，无端枪毙了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既推卸徐州战局失利的责任，也为自己被迫下野而泄愤。

　　由于蒋介石的下野，宁、汉双方暂取得和解。8月19日，武汉方面决定迁都南京。9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监联席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接管宁汉两方政权。16日，特委会成立，改组国民政府，由谭延闓出任政府主席，汪精卫、胡汉民、李烈均、蔡元培、谭延闓为常务委员。17日，推定各部长、院长人选。至此，宁汉合流完成。

　　而蒋介石在奉化住了一段日子后，于9月29日携张群等人离开上海赴日本。10月3日，蒋介石与宋子文乘车前往神户的有马温泉，晋见在那里疗养的宋母倪桂珍，请其允许与宋美龄结婚。由于宋家与美国关系颇深，大姐宋蔼龄嫁给了中国的大富商孔祥熙，二姐宋庆龄和孙中山结婚，蒋介石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向宋美龄求婚；而宋家同样是出于政治的目的，希望能得到蒋介石这位军事强人作为靠山，也同意将二十五岁的宋美龄嫁给四十岁的早有发妻及侧室的蒋介石。婚约成交之后，蒋介石在日本各地漫游了二十天，并会见了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等。11月8日，乘船回上海。 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前，先与发妻毛福美达成协议，蒋介石与毛福美离婚，离婚后仍让毛福美住在溪口蒋家老宅，保持丰镐房主人的地位，生活仍由他供给。从此，毛氏终日诵经念佛，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蒋经国的身上。1938年农历11月2日，毛氏被日本飞机炸死于溪口。对于侧室姚怡诚，蒋介石安排她移居苏联，仍保持蒋纬国的养母身份。1949年，姚怡诚随蒋纬国去了台湾。对于另一侧室陈洁如，蒋介石送给她十万大洋，要她到美国“深造”。陈洁如被迫赴美后，苦修英文，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回上海，守着女儿蒋瑶光，终身未再嫁。六十年代移居香港，1971年病逝。

　　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举行了婚礼。婚礼分两次进行。首先在西姆路宋家的宅邸里举行了基督教式的婚礼，由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担任司仪。接着去大华饭店，蔡元培、余日章为证婚人，谭延闓 、何香凝、王正廷为介绍人，参加者达一千三百多人，其中有英、法、日、美等国的上层人物及外交官。蒋介石在婚礼上发表了《我们的今日》，称“我们的结婚，可以给中国旧社会以影响，同时又给新社会以贡献”。蒋宋联姻，它既使蒋介石通过宋氏家族和美国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同时又使中国的买办财团和军事独裁者稳固地结合在一起，还使蒋介石与孙中山的家庭连结成一体。 在蒋介石下野期间，宁、汉、沪（西山会议派）合流，9月16日，成立了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行使中央职权，三方共推举32人为特委会委员，其中汪派占少数，大权落入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手中。武汉方面的汪精卫不仅没当上“正统”领袖，反而在宁、沪两方的联合反对下，被迫通电下野。汪精卫回到武汉，联合唐生智，成立了武汉政治分会，与特委会抗衡。桂系则以特委会的名义武力讨唐，打败了唐生智，占领了武汉，唐生智逃往日本。汪精卫不甘失败，拉拢张发奎的第四军跑到广州，成立了广州国民党中央，出现了宁粤对立的局面。

　　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集团，本想趁蒋介石下野独揽大权，但是南京方面的党政班底仍为蒋介石的部属，桂系无法控制，反而陷入困境。11月22日，南京召开“庆祝讨唐胜利大会”，蒋介石指使陈果夫策划枪击游行队伍事件，事后嫁祸于西山会议派，使西山会议派声名狼藉。

　　蒋介石看到时机成熟，便积极进行复职活动。他首先联合汪精卫，电邀汪精卫来沪商讨统一问题，借此打击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桂系怕蒋汪联合对付自己，便建议宁、粤、蒋三方在上海举行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在会议上，汪精卫为了摆脱不利地位，抢先提出请蒋介石复职。当时冯玉祥和阎锡山正遭到张作霖的猛烈进攻，也电吁蒋介石复职，继续北伐。桂系和西山会议派已处于孤立，只好随声附和。蒋介石复职已成定局后，他又利用中共在广州起义的事件打击汪精卫，说汪精卫与共产党联合搞暴动，汪精卫被迫离开上海，再次亡命法国。不久，蒋介石又逼走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为他重拿大权扫清道路。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当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执委常委、组织部长和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这样，蒋介石又一次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集中到自己手中。

五

　　蒋介石复职之后，即着手进行国民政府的第二次北伐。2月15日，蒋介石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次日，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相会于开封，决定组成四个集团军，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第一、二、三、四集团军司令，蒋介石为总司令。

　　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主要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下辖四个军团、总预备队、后方警备部队直辖部队。第一军团总指挥为刘峙，下辖刘峙、缪培南、顾祝同、杨胜治四个军；第二军团总指挥为陈调元，下辖曹万顺、陈焯、陈调元三个军；第三军团代总指挥为方鼎英，下辖谷正伦、张克瑶、夏斗寅三个军；第四军团总指挥为方振武，下辖阮玄武、鲍刚、马文德、高桂滋四个军；总预备队总指挥为朱培德，下辖王均、金汉鼎两个军及熊式辉、刘士毅两个独立师；后方警备部队司令为钱大钧，下辖钱大钧、方鼎英、谢文炳、任应岐四个军；第一集团军直辖部队有警卫军（司令官陈诚）五个团，炮兵（司令官樊煦）两个团；此外，有铁甲车部队（司令官屠金声），航空部队（司令官张静愚），兵站（司令官黄振兴）等。

　　1928年4月5日，蒋介石在徐州誓师，4月9日下达总攻击令，各集团军同时出动。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沿津浦路北上；李宗仁指挥第四集团军沿京汉路北上；冯玉祥指挥第二集团军在鲁西、直南策应京汉和津浦线；阎锡山指挥第三集团军攻打石家庄再转攻京津。

　　5月1日，蒋军攻取济南。5月3日，日军制造“济南惨案”，阻止北伐军北进。蒋介石穿着衬衣，狼狈逃出济南。为避免与日军冲突，蒋介石决定绕道北上。孙传芳战败通电下野，残部投降。张作霖眼看无法抵抗，于6月3日率文武官员离京出关，6月4日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6月8日，阎锡山在保定就任京津卫戍司令。6月12日，南京政府任命张荫梧、傅作义为京、津警备司令。6月15日，南京政府发表宣言，宣布“统一”告成。

　　7月6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在北平开会，到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北伐完成祭告典礼”。蒋介石主祭，冯、阎、李襄祭。奏哀乐，施礼，开棺盖，瞻仰总理遗容。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宣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蒋介石的祭文，称“统一大业完成”。次日，北平各界在天安门前举行北伐胜利祝捷大会。 北伐奉张的成功，是国民党新军阀暂时联合，共同对敌的结果。奉系军阀退出关外，尤其是1928年底张学良东北易帜之后，国民党新军阀之间尤其是蒋介石与其他军阀之间的矛盾很快又产生和激化。

　　1929年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编遣会议”，决定将现有的八十四个军，计二百七十二个师，裁减为六十五个师，六十万人。蒋介石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强调“统一”和“集中”，要求各集团军“奉还大政”、“任命中央”，企图削弱蒋系“中央军”以外军阀实力派，但立即遭到各派的反对。

　　1929年2月，桂系利用蒋系将领鲁涤平与唐生智旧部何健的矛盾，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撤免鲁涤平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第十八师师长的职务，任命何健为湖南省主席。与此同时，桂系叶琪的第九师、夏威的第七军向长沙进兵。3月26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下命免去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本兼各职及永远开除党籍。同时，蒋介石下命讨伐李宗仁等。“湘案”（也称鲁案、湘变）成了蒋桂战争的导火线。

　　为了消灭日渐强大的桂系集团，蒋介石利用“湘案”借机发难。他起用唐生智，让其策动旧部李品仙、廖磊等脱离桂系。他又借解决“湘案”为名，将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广东省主席和第八路军总指挥的李济深骗到南京，3月21日将李济深囚禁于南京东郊之汤山，从而拆散了两广联盟。3月26日，蒋介石组成“讨逆军”，自兼总司令，何应钦为参谋长，朱培德、刘峙、韩复榘分任一、二、三路军总指挥，大举讨伐桂军。4月3日，被蒋收买的桂系将领李明瑞在孝感地区阵前倒戈，反桂投蒋，桂军全线动摇。4月21日，桂系将领胡宗铎、陶钧、夏威放弃武汉败逃后联名发表通电，表示服从中央。蒋军解决了桂系在两湖的主力，直捣广西。湖南的何健，广东的陈铭枢、陈济棠，云南的龙云等助蒋攻桂。6月，蒋介石打败了桂系，收编了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 通电下野，逃亡国外。

　　在蒋桂战争中，蒋介石以给行政院长职和两湖地盘为条件，引诱冯玉祥出兵助己。蒋桂战争结束后，蒋介石不但没有履行对冯的诺言，反而积极进行讨冯军事部署。5月中旬，冯玉祥在华阴召开会议，决定武装反蒋，自任护党护国军西北路总司令。冯军行动开始，蒋介石先后收买策动韩复榘、石友三、刘镇华、杨虎城、马鸿逵等部叛冯附己。5月22日，蒋介石下令讨冯，接着宣布开除冯玉祥党籍，下令通辑。5月27日，冯玉祥通电下野。同年8月，蒋介石召开编遣实施会议，欲强行削弱各地方实力派的兵力。冯玉祥与阎锡山结成联盟，决定武力讨蒋。10月10日，西北军将领宋哲元等27人通电蒋。10月11日，蒋介石下讨伐令，亲自率部讨伐冯、阎。正当蒋冯两军激战之际，阎锡山却违背诺言，按兵不动。12月1日，冯军被迫退到潼关以西。蒋冯两次军事冲突，蒋介石都取得胜利。

　　曾经拥汪反蒋的张发奎，在蒋桂战争中被蒋介石起用，任为第一路追击司令。1929年9月，张发奎再次反蒋，率部进入广西，联系桂系发动护党运动，任护党救国军第三路总司令，后与桂系组成张桂联军。12月，蒋介石派何应钦率部将其击败。 原为冯玉祥部将的石友三，在蒋冯冲突中被蒋介石收买。但蒋介石对石友三处处防范和限制，石友三便暗中与唐生智紧密谋反蒋，参与改组派发动的护党救国运动，任护党救国军第五路军总指挥。蒋介石获马鸿逵告密，下令将石友三部从安徽调往广东，名为支援陈济棠攻打桂系，实则密谋在途中加以歼灭。石友三获悉，遂于1929年12月通电反蒋，炮击南京，爆发了蒋石之战。石友三战败后投靠阎锡山，反过来在阎锡山指挥下又去打唐生智。

　　蒋介石见唐石联盟破裂，转而主攻唐生智。唐生智被桂系打败后，依附蒋介石。但蒋介石对他十分猜忌，多方防范。唐生智又暗中与改组派联系，任护党救国军第四路军总指挥。1929年12月，唐生智在郑州通电反蒋，爆发了蒋唐之战。蒋介石在阎锡山等的协助下，击败唐生智。唐生智逃往天津租界隐居，残部被蒋、阎改编。 阎锡山本与唐生智、石友三秘密联合反蒋，但被蒋介石分化瓦解，助蒋攻打唐、石。当看到蒋介石把一个个对手击败之后，阎锡山知道自己将是打击的主要目标，于是，1930年2月，阎锡山与蒋介石展开了一场“电报战”，谴责蒋介石的武力统一政策和个人独裁统治。3月，阎、冯、桂三集团结成了以阎锡山为中心的反蒋联盟。4月，阎、冯、桂起兵反蒋，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爆发。5月1日，蒋介石发表讨伐阎、冯誓师词，并调集4个军团部署在津浦、陇海、京汉线上。5月11日，蒋介石在徐州下达总攻击令。在中原大战期间，蒋介石依靠美、英及江浙财团的支持，利用反蒋各派间的矛盾，使用金钱收买和分化瓦解的政治策略，逐步取得军事上的优势。9月18日，张学良在蒋介石的拉拢下，发表了拥蒋通电，接着派12万军队入关。11月初，阎锡山、冯玉祥宣告失败，通电下野，桂系退回广西，中原大战结束。

　　中原大战，蒋介石打败了他的主要对手，使阎、冯、李失去了与之争雄的实力。从此，蒋介石及其中央军控制了中国的军政舞台，使蒋介石能够实行长期的独裁统治。

六

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的对手或被消灭，或实力大损，已难以和蒋介石进行军事上的较量。然而，蒋介石要实行独裁统治，却又不是一帆风顺的。 1930年10月，蒋介石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提出立即召开国民会议，制订训政时期约法，由蒋介石出任总统，把五院院长统一置于总统管辖之下。但这一主张，遭到了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的抨击。11月，国民党召开三届四中全会。蒋、胡在会上围绕国民会议应否制定约法而发生的激烈的争吵。胡汉民虽然同意召集国民会议，但认为国民会议无权代替国民大会制定约法，激烈抨击蒋介石擅制约法的独断专横的行为。蒋介石也引典反驳胡汉民。双方相持不下，会议最后只通过了召开国民会议的日期，而对是否制订约法则只字不提。会后双方又开始了争夺国民会议代表席位的角逐，胡汉民占了上风。为此，蒋介石先派吴稚晖劝胡去“休养”，遭到拒绝后，蒋介石便于1931年2月28日将胡汉民扣留。3月1日，胡汉民被迫提出辞呈，并被软禁于南京东郊之汤山。事后蒋介石移胡汉民是“引咎辞职”，改选林森为立法院长。3月2日，国民党举行常委会议，蒋介石不顾胡汉民派系的抗议，组成十一人的约法起草委员会，并于5月5日在南京召开了国民会议。会上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从而结束了蒋胡之间的约法之争。 蒋介石扣押胡汉民之后，国民党内部矛盾尖锐起来，粤派要员纷纷离宁赴穗，汪精卫等人乘机活动指责蒋介石。1931年4月，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四位监委正式提出《弹劾蒋中正案》。两广方面的陈济棠、陈策、李宗仁、张发奎等人相继通电响应，限令蒋介石在48小时内下野。5月27日，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和两广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等，联合在广州成立了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28日成立了国民政府，公然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相对峙，形成了宁粤分裂的局面。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致使东三省沦入敌手，全国人民群情激愤，反蒋派更乘机谴责蒋介石。12月10日，孙科提出要蒋介石在20日前下野，否则四届一中全会就在上海举行。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蒋介石只好以退为进，准备下野。在下野之前，为了日后东山再起，他进行了一系列的谋划和安排。首先他安插亲信，任命顾祝同、鲁涤平、熊式辉、邵力子为江苏、浙江、江西、甘肃省的主席。其次是唆使财政部长宋子文辞职，拿走重要档案，遣散部员，使财政部工作陷于瘫痪，再者是策划建立特务组织复兴社，由黄埔军校毕业生贺衷寒，康泽、滕杰、邓文仪、桂永清、戴笠等亲信负责。还有，趁下野之前，蒋介石于11月29日将国民党左派首领邓演达枪杀。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发表下野通电，宣布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等本兼各职。随后，携宋美龄回到奉化溪口老家。12月29日，南京国民政府改组为合议制，由林森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院长，张继为立法院院长，伍朝枢为司法院院长，戴季陶为考试院院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院长。由于蒋介石还有汪精卫、胡汉民均躲在幕后操纵所属势力左右政局，孙科政府无法行使职权，内外交困，不足一个月便夭亡了。于是孙科及朝野上下又呼吁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出山，希望三巨头合作执政。

　　蒋介石看到东山再起的时机已到，采取拉汪排胡的政策，以便重新夺回大权。1932年1月，蒋介石和汪精卫在杭州多次密谈，进行政治分赃，由汪主政，蒋主军，蒋汪全伙主党。1月25日，孙科宣布辞去行政院长职务。1月28日，蒋汪联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改组南京国民政府，汪精卫继任行政院长。3月1日，国民党召开四届二中全会。经汪精卫提议，推举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使蒋介石获取了国民党的整个军事大权。由于汪精卫手中无兵，并无实权，蒋介石又成为实际上的专制独裁者。

　　1927年“四·一二”及“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以后，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毛泽东、朱德等率部起义队伍上井岗山，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之后，湘鄂西、鄂豫皖等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蒋介石当时正忙于与其他军阀混战，无暇顾及红军的壮大。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调集兵力，先后五次向中央、湘鄂西、鄂豫皖及其它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

　　1930年12月，蒋介石出兵十万，以鲁涤平为总司令，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结果，被歼、俘虏万余人，张辉瓒也当了俘虏。 1931年2月，蒋介石以何应钦为南昌行营主任，出动二十万人马，向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结果，被歼三万余人，一败涂地。

　　1931年6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以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等嫡系部队为主力，出动三十万人，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历时两个半月，结果，也是损失三万余人而告失败。

　　1933年1月，蒋介石集中五十万兵力，以何应钦为总司令，陈济棠为副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指挥，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历时五十天，结果，被歼三个精锐师，损失万余人。事后，蒋介石伤心地说，自带兵打仗以来，从来没有这样的失败过。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一百万兵力，二百架飞机，采取“持久作战，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策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敌我双方兵力悬殊，加上中共领导人王明、博古及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红军坚持作战一年多，终于在1934年10月中旬，被迫离开江西等地，开始了长征。 蒋介石调集部队进行围追堵截，试图将红军消灭在长征路上。他亲自飞到贵州，飞到云南，飞到四川，指挥中央军和地方军阀对红军作战，但一一遭到失败。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建立了陕北革命根据地。

　　除了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对于抗日的部队，蒋介石进行破坏和打击。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蔡廷锴、蒋光鼐、戴戟等指挥第十九路军奋勇抗敌，蒋介石不仅不支持十九路军作战，反而加以限制、破坏，并于5月5日，与日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出卖了中国的主权。淞沪抗战后，蒋介石把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剿共”。蔡廷锴等不愿与红军作战，于1933年11月发动了“福建事变”，在福州建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粤系将领蔡廷锴、蒋光鼐、戴戟、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邓世增等参与了这次事变。蒋介石调派十五个嫡系师，由张治中、卫立煌、蒋鼎文率领，兵分三路，合围福建，镇压了这次事变。 1936年6月，两广实力派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以抗战为名，发动了反蒋的“两广事变”。早在1931年5月蒋介石第二次下野之前，胡汉民等与两广军人另立中央与国民政府，与南京对抗。1936年5月，胡汉民病死，蒋介石趁机分裂两广联盟，陈济棠联合李宗仁、白崇禧打起“抗日救亡”的旗帜，公开反蒋，与之抗衡。蒋介石一方面调兵镇压，一方面发动“银弹”攻势，大肆收买粤军将领，分化粤军。6月9日，粤军主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通电“拥护中央”。7月4日，陈济棠的空军司令黄光锐率飞机数十架投蒋。陈济棠被迫于7月18日下野香港。陈济棠垮台后，李宗仁即从广州返回南宁。蒋介石调动大军进逼广西，李宗仁也动员十万兵力准备作战。由于全国上下一致反对，并经冯玉祥等人反复调停，蒋、李双方于9月达成协议，蒋介石接受李、白抗日救国的建议，两广事变和平解决。

　　蒋介石虽然接受了李、白的抗日救国的建议，但并无真心抗日，他念念不忘的是剿灭共产党和红军。两广事变解决后，蒋介石即于10月飞往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进攻陕北红军，导致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七

　　1931年“九·一”事变后，蒋介石不准张学良抵抗日军的侵略，十余万东北军被迫撤出关外。其后，蒋介石又将东北军调往陕西，联同西北军杨虎城等部“围剿”陕北革命根据地。但张、杨在中共的感召下，出于民族大义，和中共签订了停战协定，主张团结抗日。

　　张、杨的态度使蒋介石十分恼怒，1936年10月，蒋介石飞抵西安亲自督战，并调其嫡系蒋鼎文等部到陕西来监视东北军和西北军。在洛阳过完五十岁生日后，蒋介石于12月4日又飞到西安，以临潼华清池作为“行辕”，逼迫张、杨服从他的“剿共”命令。随蒋介石一起到西安的，还有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蒋百里、邵元冲、钱大钧等南京大员。

　　被蒋介石逼得没有办法的张学良，先是向蒋介石再三“劝谏”，继而“哭谏”，最后不得已，联合杨虎城实行“兵谏”。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活捉，邵元冲被击毙，钱大钧负枪伤，其他随员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等也被拘捕。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部，何应钦等主张武力讨代张、杨；宋美龄、宋子文等则主张和平解决，以维护蒋介石的地位。12月14日，宋美龄请曾先后当过蒋介石和张学良顾问的澳大利亚人端纳乘飞机到西安，将南京的情况告知蒋介石，蒋介石同意派宋子文来西安商谈，并派蒋鼎文飞回南京制止何应钦的讨伐行动。12月17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抵达西安，协助张、杨逼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2月23日，三方开会商谈，周恩来提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停战，撤兵至潼关外；改组国民政府，排除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12月24日晚，蒋介石作出六项承诺。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结束了中国长期军阀混战的局面，国共两党的内战亦基本结束，给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建立了必要的前提。蒋介石虽然背信弃义囚禁了张学良，但西安事变后，他毕竟从反共到联共，从不抗日到抗日，时势把他推到了中国抗日的领袖地位上。

　　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会议确定了与共产党重新合作和抗日的政策。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大举入侵华北，中国守军宋哲元部顽强抵抗。7月29日，北平沦陷；30日，天津失守。至此，蒋介石下定决心“决战”，认为“现已到最后牺牲关头，已无和之可言”，又说：“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8月20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将南北战场划分为五个战区。大敌当前，曾经混战多年的国民党各派军阀在抗日的旗帜之下终于联合起来，共同对敌。8月22日，蒋介石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朱德、彭德怀分任正、副总指挥。10月12日，正式承认华中华南的红军改名为新四军，叶挺、项英分任正、副军长。从此，国共两党共同投入到民族抗战之中。

　　抗日战争初期，蒋介石及其李宗仁、白崇禧、卫立煌等将领组织、指挥和参与了不少重大的战役：

　　太原保卫战。1937年9月底，日军南下直迫太原。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调集16个师兵力会同八路军进行防御会战。10月中旬，板桓征四郎率5万日军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在奋起抵抗，在忻口、娘子关等战线与日军展开血战，至11月9日撤出太原。

　　南京战役。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后分三路向南京进犯。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率十余万兵力守卫南京。12月初，双方展开激战，伤亡惨重。12月12日，唐生智奉蒋介石令弃城突围。次日，南京失陷。日冠进行了南京大屠杀。

　　台儿庄战役。1938年1月，日军沿津浦线南北对进，企图占领战略枢纽徐州，打通津浦线。蒋介石调集大军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下于徐州外围进行会战。3月下旬，战役打响，双方展开血战。4月3日，中国军队发起反攻。4月6日，日军后撤，中国军队取得战役胜利。是役共歼敌一万余名，取得了抗击日军的重大胜利，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

　　武汉会战。1938年6月，日军35万人在华中派遣军司令烟俊六指挥下分三路合围武汉。蒋介石集中129个师、110万兵力进行防御。其中第五战区李宗仁部负责长江以北防务，第三战区顾祝同部防守湖口以东的江南地区，第九战区陈诚部防守武汉以东的江南地区。6月上旬，至10月24日，蒋介石下令放弃武汉，次日，武汉失守。

　　抗战初期，虽然中国军队进行了奋勇的抵抗，但由于蒋介石实行的是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线军事防御的战略方针，使国民党军队节节溃败。仅一年又三个月的时间，中国的七大城市——北平、天津、上海、徐州、南京、广州、武汉均沦入日军之手。此外，蒋介石的一些错误指令，也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1938年6月5日，开封沦陷，郑州危急。6月9日，蒋介石为阻止日军前进，炸开了郑州以北花园口的黄河大堤，使豫皖苏三省三千多平方公里的田园尽成泽国，数十万人被淹死。而这，并未能阻止日军的前进。1938年11月12日，长沙警备司令 悌根据蒋介石的密令，实行焦土抗日，日军未至便纵火焚毁长沙，大火燃烧三日，烧死二万余人。11月20日，蒋介石为了平息民愤，在长沙枪决了 酆 悌、徐昆、文重孚三人。

　　11月20日，蒋介石在衡阳南岳召开军事会议，部署第二期抗战，制定了指导方针，提出：“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队，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扰袭，化敌人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根据已经变化的战场形势，蒋介石重新调整战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辖河南及安徽之一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辖山西及陕西一部；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辖苏南皖南及闽浙两省；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辖两广；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辖皖北鄂北及豫南；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辖甘宁青及绥远之一部；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辖陕西。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辖苏北及山东之一部；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辖冀察方面。

　　此后，蒋介石主要坐镇陪都重庆，指挥了一些较大的战役，如华南战役、桂南战役、随枣战役、中条山战役、鄂北战役、豫南战役、三次长沙会战、浙赣战役、豫湘桂战役等。此外，1942年3月，蒋介石还派罗卓英任中国远征军总司令，率军入缅甸协助英军抗日，打通了滇缅公路和中印公路。

　　然而，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1939年后改变战略方针，把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打击为主改为对蒋介石诱降及将主要兵力移向解放区战场，蒋介石在抗战的同时也进行反共活动，掀起了一次次反共高潮，派出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不断与八路军、新四军搞武装磨擦。1940年底蒋介石命令新四军渡江北移。1941年1月6日，新四军九千人北移至皖南茂林地区，遭到受蒋介石密令的顾祝同所属上官云相等八万人的包围袭击，几乎全军遇难。“皖南事变”发生之后，蒋介石反而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将军叶挺交付“军法审判”。

　　八年抗战中，蒋介石注意保存其嫡系中央军的实力，尤其在战争的中、后期，在正面战场上与日军交战的，主要是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国民党的桂、川、滇、粤等“杂牌军”，他的几十个美式机械化师，远在滇西、缅北的崇山峻岭之中。

　　1945年5月8日，德国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苏联及美英盟军加入大规模对日作战。中国军队也在各个战场展开战略大反攻。日本法西斯在中国人民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人力、物力、财力消耗殆尽。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日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天皇、政府和大本营在东京湾美军旗舰“密苏里号”上，向同盟国代表（中国代表为徐永昌）正式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9月9日，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陆军大将冈村宁茨，在南京向中国政府代表、陆军上将何应钦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至此，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八

　　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纷乱复杂，而蒋介石嫡系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同样是派别林立，山头众多，彼此争斗不息。蒋介石不仅无法遏止各种派别的形成，反而有意无意地扶植这一派来抗衡另一派，以保住自己最高的统治地位。由于蒋系之中大大小小的派别很多，无法一一叙述，在此，我们加插一节谈谈何应钦、陈诚、胡宗南、汤恩伯这蒋系中的四大派别。

　　何应钦，字敬之，贵州兴义人，1889年生。何应钦早年就读贵阳陆军小学，武昌陆军第三中学。1909年秋，与谷正伦（贵州安顺人）等被保送日本，入振武学校、陆军士官学校，加入同盟会。1911年曾回国参加辛亥之役，在沪军都督府陈其美手下任职，认识了蒋介石。1915年学成回国后，在王文华黔军第一师任团长。1916年4月，何应钦与贵州督军刘显世之外甥女、王伯群、王文华之胞妹王文湘结婚。之后，何应钦升黔军第五混成旅旅长，并创设了“少年贵州会”，自任会长，联合王文华准备推翻刘显世，夺取贵州政权。1920年，王文华指挥部下推翻了舅父刘显世，而自己在上海被刺身亡，贵州局面陷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何应钦企图与王伯群重建贵州政权，但此时谷正伦乘机发兵入贵阳，限令何应钦即日离黔。何应钦被迫交出兵权，流亡昆明。然而，何应钦到昆明不久，又被贵州守旧派买凶杀伤，身中两枪，险些丧命，其后，何应钦走避上海等地活动，但无所作为。

　　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黄埔军官学校，蒋介石任校长，何应钦以与蒋介石同过学、共过事的关系，进入了黄埔军校，并出任少校总教官。刘峙、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陈继承等都是他属下的军事教官，这批人后来都成为蒋介石嫡系的重要将领，同时，也是何应钦的亲信心腹。

　　何应钦以黄埔军校开始发迹，以后历任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团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第一军军长兼北伐东路总指挥、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陆军训练总监、军政部长、行营主任、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长、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抗日战争时任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等。在国民党的军政界，何应钦已到了“位极人臣”的地位，甚至有蒋何并称。

　　何应钦虽然是拥蒋起家，然而，当他执掌大权以后，他便极力培植自己的势力，形成自己的派系，刘峙、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是他的手下“四大金刚”，位居集团军总司令、行营主任、战区司令长官等职务。在合适的时机，何应钦还敢向蒋介石下手。例如1927年夏，汪精卫、唐生智通电讨蒋，发兵进逼南京，何应钦则串通桂系，利用蒋介石在徐州战败而发难，实行“逼宫”，迫使蒋介石下野。1936年12月，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何应钦力主以武力讨伐张、杨，解决“西安事变”，实则置蒋介石性命于不顾，想趁此机会取而代之。他组织了两路讨逆军，以刘峙、顾祝同为总司令，并与王伯群密商党、政的新人选。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何应钦的美梦化为泡影。

　　对于何应钦的所为，蒋介石自然含恨在心，但为了巩固黄埔系的势力，未便公然发泄而加以宽忍。为了遏制何应钦派的势力扩张，蒋介石极力扶助陈诚与之抗衡。

　　陈诚，字辞修，浙江青田人，1898年生。1917年毕业于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1919年考入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1922年毕业后，在浙军中任职。同年底，邓演达到上海招收军官，在广州大本营组建粤军，陈诚私自报名，随邓演达南下广州，任副官、连长等。 1924年6月，黄埔军校正式成立，陈诚被调入该校，任副官、炮兵教官、炮兵连长、参加了两次东征，立有战功，并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北伐战争时，升任第二十一师第六十三团团长。攻下南京后，升任第二十一师副师长兼六十三团团长。“四·一二”政变后，陈诚追随蒋介石，历任第二十一师师长、南京警备司令、第十一师师长、第十八军军长。第十八军是陈诚军事集团的基础，他属下的主要将领有周至柔、罗卓英、胡琏、高魁元、尹俊、阙汉骞、戴朴、叶佩高、吴仲直、刘云瀚、彭战存等。1931年底，第十八军已扩充到五个师，二十九个团，成为蒋介石嫡系中的主力。也是在1931年底，蒋介石将干女儿谭祥（谭延闓 之三女）嫁给了陈诚，陈诚与蒋介石的关系更加紧密了。

　　此后，在蒋介石的提携和扶植下，陈诚更加青云直上，历任“剿匪”军中路军总指挥、第一路总指挥、宜昌行辕参谋长、武汉行辕参谋长、军政部常务次长、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抗日战争爆发后，陈诚的职位更加显赫，历任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武汉卫戍总司令兼军委会政治部部长、湖北省主席、三青团中央团部书记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军政部部长等。陈诚的冒升以及陈诚军事集团的壮大，使他在国民党内部已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人称他是“蒋介石的替身”、“第二号人物”。其实力完全足以与何应钦抗衡，而陈诚又绝对忠于蒋介石，所以蒋介石对他们互相之间的争斗并不会过分担心，只是在闹得不可开交时才出面调解，平息事端。

　　陈诚虽然在黄埔军校任过教官，但说到出身，则属保定军校。因此，他独揽大权，自然会受到其他派系尤其是黄埔系的不满。蒋介石虽然宠爱和重用陈诚，但是，也培植了别的嫡系势力，以遏止陈诚派系的过分的壮大，这就胡宗南集团。

　　胡宗南，字寿山，号琴斋，浙江镇海人，1896年生。1915年，胡宗南在湖州吴兴中学毕业后，在考丰县高等小学任教。后与考丰人王微争夺小学校长位置失败，又遭到婚姻问题的打击，便于1924年春离家出走上海，得旧同学章旭初的资助，南下广州考上了黄埔军校第一期，当时，胡宗南已经二十八岁。

　　由于胡宗南谨小慎微，又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很快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北伐时，历任营长、团长，1927年3月攻克上海、南京后，胡宗南被蒋介石晋升为第一师少将副师长，成为黄埔系学生中第一个晋升将军的人。同年11月，胡宗南升任第一军第二十师师长，他又是黄埔学生中最早被提升为师长职务的。1930年，胡宗南出任第一师师长，该师下辖四个旅十三个团，是蒋军中最庞大的师，也是蒋介石最亲信的嫡系部队之一。后来胡宗南的黄埔系军事集团，就是从这个第一师发展起家的。

　　此后，胡宗南在蒋介石的大力持植下，历任第一军军长、第十七军团军团长、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抗战胜利后，胡宗南出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这时他已拥有李延年第三十四、陶峙岳第三十七、范汉杰第三十八和李铁军第二十九四个集团军以及其他部队，兵力合计四十余万，统治着除共产党控制的陕甘宁边区以外的西北诸省，成为了“西北王”。

　　胡宗南的用人标准是“黄、陆、浙、一”四个字，即必须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陆军大学毕业的；浙江人；第一师的。后来又加上一个“七”字，即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设在西安）毕业的。胡宗南还建立了自己的帮会组织——铁血团，主要成员是他的师、旅长以上高级军官，如李文、罗列、袁朴、赵龙文、盛文、钟松、周士冕、王微等。

　　胡宗南之所以飞黄腾达，除了蒋介石的培植之外，还与他能得到军统和戴笠的支持分不开。戴笠，字雨农，浙江江山人，1891年生。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后在胡宗南部任副官。胡宗南认为他有“异才”，把他推荐给蒋介石。1931年蒋介石第二次下野，授意一班亲信成立黄埔系的法西斯帮会组织，于是，胡宗南、贺衷寒、曾扩情、康泽、邓文仪、周复、戴笠、滕杰、酆 悌等组织了蓝衣社，胡宗南和戴笠都成为蒋介石手下的“十三太保”之一。1938年8月，蒋介石成立了特务组织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戴笠以副局长负全责。由此，戴笠亦成为蒋介石身边的大红人，与陈诚、胡宗南并称为蒋介石门下的“三鼎甲”。那时，国民党军队包括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将领，提起军统和戴笠，无不谈虎色变。唯独胡宗南，因对戴笠有提携举荐之恩，戴笠对他只是隐恶扬善，处处吹捧，这也促使蒋介石对胡宗南愈益宠信。

　　由于胡宗南坐大一方，自成派系，常与陈诚在蒋介石面前争宠而弄得积怨很深。1940年，胡宗南就联合戴笠、贺衷寒、邓文仪等黄埔系干将，迫使蒋介石把陈诚的政治部部长、三青团中央书记长两个全国性的要职让出，由张治中继任，使陈诚受到一次不小的打击。1944年4月，蒋介石重划战区，陈诚争得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由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改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由陈诚节制，这对胡宗南来说，也是沉重一击。不过，在陈诚上任之前，胡宗南秘密召开军师长会议，商议拒陈策略，自己则上华山“养病”。陈诚到西安后，对胡宗南的部队根本指挥不动。7月，蒋介石又改任陈诚为军政部部长，将胡宗南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蒋介石的心腹爱将陈诚、胡宗南、戴笠等都是黄埔军校师生，以杂牌军而成为蒋介石嫡系亲信的极少，而汤恩伯就是其中一个。

　　汤恩伯，原名克勤，浙江武义人，1899年生。1920年毕业于杭州体专后，不务正业。1921年春，汤恩伯伴随同乡富商童乐勋赴日本留学。1922年3月入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后考入士官学校，1925年因经济拮据回国，后得浙军师长陈仪资助，得以再赴日完成学业。1927年回国，在陈仪部任职，时陈仪已依附蒋介石，经陈仪举荐，汤恩伯也一步步投靠蒋介石，历任教导二师第一旅旅长、第八十九师师长、第十纵队指挥官、第十三军军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汤恩伯率部北上作战，出任第二十军团军团长、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这第三十一集团军是汤恩伯军事集团的骨干和核心。1940年，国民党设立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部，汤恩伯兼任总司令。此后几年间，汤恩伯没有指挥部队和日军打过一仗，而是盘据四省边区，极力扩充实力，横征暴敛，拥兵称王。汤恩伯不是黄埔军校出身，但他深知黄埔系即蒋系，因此他以黄埔系统奠定自己的人事基础，大量任用黄埔生，他手下的重要将领张雪中、陈大庆、关麟征、王仲廉、马励武等都出身于黄埔军校。不久，他便拥有第十五、第十九、第二十八、第三十一、第四十五共五个集团军，此外，还掌握了贺粹之第十二军、刘昌义暂十五军，顾锡九暂九军、李仙洲第九十二军，王毓文第九十七军，以及骑二军。除上述正规军，他又以陈又新为总指挥，将四省边区游杂部队编成八十多纵队，总兵力号称四十万之众。于是，汤恩伯踌躇满志，自封为“中原王”，成为继陈诚、胡宗南之后蒋介石的三张红牌之一。

　　汤恩伯当上“中原王”以后，目空一切，对辖区内的中下级官员随意撤换甚至杀害，位居河南省席的李培基、山东省主席的牟中珩、以及先后任江苏省主席的王懋功、韩德勤，也得看他的颜色行事。1940年冬，蒋介石及何应钦的亲信蒋鼎文到洛阳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做了汤恩伯的顶头上司，汤恩伯根本不把他放在眼内，两人一直明争暗头斗至1944年，汤恩伯最终占了上风。此外，汤恩伯盘踞中原四省边区，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人们称之为“汤灾”，与当时发生的水灾、旱灾、蝗灾并称“水、旱、蝗、汤”四大灾害。他因杀人如麻，又有“汤屠夫”之浑名。

　　1944年4月，日军为打通从北平到南洋的大陆交通线，发动了豫湘桂战役，首先进攻中原，发动了中原战役。当时，汤恩伯和蒋鼎文之间仍在争权夺利，致使中原战役开始不到十天，蒋鼎文、汤恩伯掌握的四、五十万大军便一败涂地。蒋介石异常气怒，将两人撤职，由陈诚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汤恩伯的部队，则由陈诚和胡宗南吞并改编，而这又是受蒋介石所指使，主要原因，是汤恩伯做了中原王还不满足，还想学刘秀学曹操，发迹于中原而最后称帝，蒋介石当然要伺机削藩的。

　　蒋介石，浙江省宁波地区奉化县溪口镇人，1887年10月31日出生。学名志清，官名中正，字介石，以官名及字并行于世。蒋介石的祖父叫蒋斯千，字玉表，是一位盐商；父亲叫蒋明火，字肇聪。在蒋玉表死后继承家政。蒋肇聪前后娶过三房正式夫人，元配徐氏生长女蒋瑞春、长子蒋周康（字介卿）；徐氏死后，娶继室孙氏，孙氏不久亡故，无所出；后又娶嵊县王采玉为填房，生蒋介石及蒋瑞莲（另有一女一子早亡）。蒋介石九岁时，父亲蒋肇聪去世，母亲王采玉管理名下家产，抚养蒋介石及蒋瑞莲。蒋介石十五岁时，娶奉化县岩头村“毛祥丰”南货号老板毛鼎和之女毛福美为妻。毛比蒋大五岁，八年后，即1910年3月18日，生下儿子蒋经国。

　　蒋介石七岁开始在私塾读书，曾先后入过锦溪凤农学堂、宁波箭金公学、奉化龙津中学等。他自幼顽劣，不甚喜好典籍，总想将来当一名叱咤风云的军人。二十岁时，他自费到日本，想读军校，但因日本只收公费留学生，结果只好回国。回国后，恰逢袁世凯在保定办陆军速成学堂，即保定军官学校，在浙江招生。蒋介石即去投考并考取。第二年即1908年，蒋介石因成绩表现优异，成为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批被派往日本深造的四人之一。蒋介石先入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后入日本士官学校，结识了张群、陈其美等人，又经陈其美而结识了孙中山，在日本期间，蒋介石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日本。蒋介石、张群等一些青年士官生即乘轮回国，10月30日到达上海。蒋介石参加了陈其美指挥的上海光复之役。陈其美出任上海都督后，蒋介石被任命为攻浙先锋队指挥官、沪军第五团团长。

　　1912年1月14日，陈其美派人刺杀了光复会首领陶成章，孙中山下令“严速究缉”，蒋介石因陶案牵连，逃避日本。1913年春，蒋介石回到上海参加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受命进攻江南制造局，失败后遭沪军都督杨善德下令缉捕，蒋介石被迫逃往陈其美的娘姨姚怡诚的卧室内，遂纳姚怡诚为侧室。姚室没有生孩子，后将戴季陶与日本籍外室生的儿子领来代养（其时日妇已去世），这就是蒋纬国。“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和陈其美等逃亡日本，蒋介石只好在上海混迹于江湖，拜青帮头子黄金荣为师，并与洪帮头子虞洽卿、青帮头子杜月笙等结为好友。

　　1914年6月，蒋介石再度到日本，追随孙中山，其后曾被派回上海、哈尔滨活动反袁，但均告失败。1915年，蒋介石又随陈其美回国，谋划夺取上海，但未成功。1916年5月8日，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刺杀。陈其美是蒋介石的同乡，比蒋介石大十一岁，是蒋介石在政治上的良师益友，后来陈其美的两个侄子陈果夫、陈立夫一直受到蒋介石的重用。

　　陈其美死后，蒋介石被孙中山派往山东潍县居正的革命军中任参谋长。1918年3月，蒋介石被孙中山召到广州任陈炯明司令部作战科主任，不久又被调到福建长泰当援闽粤军第二支队司令。后所部与浙军发生火拼，蒋介石只身逃离福建往上海，奉孙中山命在上海开设一家商品交易所，经过一年时间，赚了一百万元，为孙中山筹措了一笔活动资金。

　　1920年，蒋介石受孙中山之命重返军界。10月，到达汕头参加陈炯明的部队进军广州。11月，蒋介石不愿与陈炯明共事而回上海，与苏州女子陈洁如同居，后陈洁如领养一女，取名蒋瑶光。1921年6月16日，蒋母王采玉去世，蒋介石回家奔丧，孙中山亦派陈果夫作为个人代表参加了葬礼，还亲笔题了“蒋母之墓”四个字。1921年10月，蒋介石返回广州，协助孙中山拟订进军两广进而统一中国的作战计划。1922年6月，蒋介石返回家乡祭奠其母逝世一周年。此时，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围攻总统府。6月17日，孙中山登上永丰舰（后改名中山舰），率海军与陈炯明叛军对抗。孙中山急电蒋介石回粤。6月29日，蒋介石赶到广州，登上永丰舰护卫孙中山，于8月9日乘英轮转香港，8月14日到达上海。9月间，蒋介石写出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歌颂孙中山，痛斥陈炯明。孙中山亲自为之作序，因此而对蒋介石更加信任。10月间，蒋介石被孙中山任命为许崇智的第二军参谋长。1923年2月，孙中山回广州设大元帅府，蒋介石又被任命为大本营参谋长。1923年8月，蒋介石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的身份被孙中山派往苏联考察。在苏联期间，蒋介石考察了苏联党政军的组织情况，参观了陆军海军学校，会见了托洛茨基等人。12月15日，蒋介石回到上海，并写了一个考察报告。

　　1924年1月16日，蒋介石回到广州向孙中山复命。当时，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已经形成，为了培养革命的军事骨干，建立革命的武装力量，以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决定创建一所革命军官学校，因地址高在广州黄埔，故简称黄埔军校。由于蒋介石深得孙中山的信任，于1月24日，被孙中山指派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1月26日，正式组织筹备委员会，王柏龄、李济深、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为筹委会委员。1月29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为大本营秘书长，协助筹划军校开办事宜。苏联顾问鲍罗廷将军等也参加了筹备工作。2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开始各项工作。 黄埔军校机构由校总理、校长、党代表组成校本部、直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其编制序列是：校总理孙中山、校长蒋介石、党代表廖仲恺、政治顾问鲍罗廷（苏）、军事顾问加伦（苏）、政治部主任戴季陶、教授部主任王柏龄、教练部主任李济深、教育长胡谦、军事战术总教官何应钦、军需部主任周骏彦、军医部主任宋荣昌。 蒋介石虽然出任黄埔军校校长及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但他还嫌官小无实权，竟于黄埔军校正式建立后几天，即2月21日私自跑到上海。孙中山叫他回广州，他回信说：“中正如果回粤，焉能专心办学而不过问军事政治？”于是，5月3日，孙中山又任命他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他才肯回校。5月5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入校学习。6月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亲临致开学辞，指出：“开办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黄埔军校正式成立。

二

　　蒋介石是靠黄埔军校起家的。黄埔军校是在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孙中山在苏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创办起来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陆军军官学校，它为国共两党培养造就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和高级将领。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军校一共开办了六期，有不少国共两党著名的人物都在军校工作过。

　　在共产党人中，如周恩来、熊雄担任过政治部主任；聂荣臻担任过政治部秘书；叶剑英担任过教授部副主任；肖楚女、恽代英、李富春等担任过政治教官。而这六期的学生之中，有不少人日后也成了共产党的高级将领，如徐向前元帅（一期）、林彪元帅（四期）、陈毅元帅（六期）、陈赓大将（一期）、许光达大将（五期）、罗瑞卿大将（六期）、周士第上将（一期）、陈奇涵上将（学生队队长）、杨至成上将（五期）、陈伯钧上将（六期）、郭天明上将（六期），以及项英、左权、周逸群、卢德铭、刘志丹、朱云卿、袁国平、王尔琢等。 而蒋介石作为黄埔军校的校长，在培植自己的势力，建立自己的嫡系部队——中央军的过程中，更是依靠了一批跟随他的“黄埔系”军人，这批黄埔系军人，是蒋介石的中央军的支柱。从下列的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事实： 在黄埔军校中担任过领导人、军事教官、学生队队长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有：何应钦、顾祝同、陈诚、周至柔、刘峙、蒋鼎文、俞飞鹏、张治中、钱大钧、严重、陈继承、王俊、陈焯、张静愚、卢浚泉、王懋功等。 在黄埔军校前六期毕业，以后担任国民党集团军副总司令、兵团副司令官以上职务的有：

　　（一期）丁德隆、王仲廉、王敬久、王叔铭、邓文仪、甘丽初、关麟征、孙元良、刘戡、刘嘉树、李文、李玉堂、李仙洲、李及兰、李延年、李良荣、李铁军、李默庵、张镇、张世希、张雪中、张耀明、陈铁、陈武、陈大庆、陈明仁、何绍周、杜聿明、宋希濂、罗奇、周振强、郑洞国、范汉杰、胡宗南、贺衷寒、侯镜如、袁朴、袁守谦、桂永清、宣铁吾、俞济时、夏楚中、黄杰、黄维、黄珍吾、梁华盛、彭善、曾扩情、董钊、霍揆彰。

　　（二期）方天、毛邦初、李士珍、覃异之。

　　（三期）王耀武、方先觉、石觉、刘安祺、康泽。

　　（四期）文强、刘炜、刘玉章、李弥、沈向奎、胡长青、胡琏、罗列、周志道、钟彬、高吉人、高魁元、蒋坚忍。

　　（五期）陈克非、郭汝瑰、唐守治、彭孟辑。

　　（六期）唐纵、廖耀湘、戴笠。

　　（潮州分校一期）毛人凤等。

　　此外，在国民党中央军中担任军长以下职务的，还有大批都是黄埔军校前六期的毕业生。 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期间，以“左派”的面目再现，给黄埔学生作了数十次的演讲。另一方面，他又在学校秘密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监视共产党，培养右翼政治势力。由于当时正处于大革命时期，蒋介石不敢也不能公开反对革命。

　　1924年10月，广州发生商团叛乱，蒋介石承担了孙中山交给的率领黄埔学生平叛的任务。10月15日，黄埔学生就将商团在广州的据占全部攻占，学校首树军威。同年11月，孙中山北上，胡汉民代理大元帅职务时，广东军阀陈炯明叛乱。1925年2月，黄埔军校的学生组织东征部队进行第一次东征，取得了胜利。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6月初，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举行叛乱，占领广州。东征的学生军奉命撤离东江，回师平叛。6月12日，回师校军和其他革命军队一起，向叛军全线进攻，仅用了一周时间，便击溃滇、桂联军，收复广州，杨希闵、刘震寰逃往香港。 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中央党部门前遭到暴徒袭击，中弹身亡。当天，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织特别委员会查处。后查明这次刺杀廖仲恺是由国民党右派朱卓文、胡毅生、魏邦平、林直勉等人策划的。这些人有的是胡汉民的老部下，有的是许崇智管辖下的现役军人。蒋介石乘机把刺廖的罪名推到胡汉民、许崇智的身上，派学生军包围了他们的公署，逼迫胡汉民出国，许崇智逃亡上海。8月24日，蒋介石当上了广州卫戍司令。26日，蒋介石把黄埔军校的两团学生军组成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自任军长。这样，蒋介石利用廖案扩大了权力，掌握了军队。

　　1925年10月，蒋介石率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等进行第二次东征。当时，周恩来担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和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教官和毕业学生，担任第一军各级指挥官和党代表。经过激战，东征军攻占陈炯明老巢惠州，其他残余部队也很快被肃清，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

　　蒋介石羽翼渐丰以后，开始露出他反动的真面目。1926年3月16日，蒋介石指使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欧阳格，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名义，传令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共产党员），调中山舰到黄埔候用。当中山舰开到黄埔后，蒋介石派系随即散布谣言，诬陷“中山舰擅入黄埔，是共产党阴谋暴动”。3月20日，蒋介石宣布全城戒严，命令解除中山舰武装，逮捕李之龙，派军队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住所，强迫在第一军工作的周恩来等共产党员退出该军。中山舰事件（也称“三·二O”事件）是蒋介石阴谋夺取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领导权的重要步骤。毛泽东、陈延年、周恩来主张以叶挺独立团为主，发动工农群众，联合国民党左派和其他各军，声讨蒋介石，逼其下台，但中共总书记陈独秀采取让步政策，结果，共产党员全部退出第一军。同时，蒋介石借中山舰事件排挤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将事件诿过于汪精卫，说汪精卫挑拨国共关系，迫使汪精卫离开广州出国。4月16日，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联席会议，改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进一步掌握了国民党军政大权。 数天后，蒋介石又提出“整理党务案”，共九条内容，规定共产党人不能再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部长；限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者，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额权不得超过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权三分之一等。此案于5月15日获得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蒋介石借此改组中央党部。当上了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委员长一职由张静江代理，中央政治会议席由谭延闓代理，张、谭二人均受蒋介石操纵，至此，蒋介石把国民党的党权也抓到手。

三

　　1926年初，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统一和巩固，广西李宗仁、湖南唐生智等也加入了革命阵营，武装讨伐北洋军阀的条件基本具备。同时，北洋军阀联合进攻北方冯玉祥国民军并准备南伐，国共两党及时决定出兵北伐。1926年5月，第七军钟祖培第八旅和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分途由桂、粤入湘援助唐生智，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 蒋介石是极力主张北伐的。其时，他已初握大权，希望通过北伐，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势。1926年5月31日，国共合作的北伐总司令部成立。6月4日和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先后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9日，蒋介石举行了总司令就职及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典礼。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为李济深，总政治部主任为邓演达，前敌总指挥为唐生智，行营参谋长为白崇禧，兵站总监为俞飞鹏，军事总顾问为加伦。

　　国民革命军共辖八个军，第一军军长何应钦，主要将领有王柏龄、蒋伯诚、顾祝同、张贞、冯轶裴、谭曙卿、叶剑英、王俊、刘峙、钱大均等；第二军军长谭延闓（副军长鲁涤平代），主要将领有鲁涤平、岳森、张辉瓒、谭道源、戴岳、陈嘉佑等；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主要将领有黄实、王均、朱世贵、李明扬等；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副军长陈可钰代），主要将领有陈可钰、陈铭枢、蒋光鼐、张发奎、朱晖日等；第五军军长李福林，主要将领有刘敏、练炳章、王若周等；第六军军长程潜，主要将领有唐蟒、邓彦华、杨源浚等；第七军军长李宗仁，主要将领有王应榆、钟祖怀、陶均等；第八军军长唐生智，主要将领有张一鹏、李品仙、刘兴、何健、夏斗寅、周澜等。另有航空队，由林伟成、张静愚指挥。第二、三、四、六各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分别由中共党员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担任。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师北伐，苏联顾问亦随军出征。北伐战争所面对的军阀势力主要有三支：一是据有河南、湖南、湖北和直隶南部的吴佩孚约二十万人；二是盘踞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的孙传芳约二十万人；三是据有东北和山东、直隶、热河、察哈尔等地的张作霖约三十五万人。北伐军总兵力十余万人。根据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北伐军决定采取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先打吴佩孚，再打孙传芳，后打张作霖。

　　北伐军首先进入湖南作战，7月11日便攻占长沙。8月中旬，北伐军总司令部迁往长沙。由于孙传芳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没有积极援助吴佩孚，蒋介石于8月12日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白崇禧、邓演达、唐生智、李宗仁、陈可钰及军事总顾问加伦等出席。会议同意蒋介石提出的“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暂放张作霖”的策略，决定以四、七、八军为中央军，分左、右两路首攻武汉；以二、三、六军为右翼，担任江西方面作战；以第九军（军长彭汉章）、第十军（军长王天培）为左翼，担任洞庭湖以西地区作战。 蒋介石、唐生智率中路军直趋武汉，很快突破了吴佩孚的汩罗防线，继而攻克鄂南重镇汀泗桥和贺胜桥。唐生智率第八军从嘉鱼、金口渡江绕攻汉阳；蒋介石亲率四、七军直取武昌，以期达到“先入者王之”的目的。但是武昌却久攻不下，而唐生智则早已拿下汉口、汉阳。蒋介石只好让唐生智的第八军围攻武昌，自己率部转向江西作战。唐生智于10月10日武昌首义纪念日攻下武昌，吴佩孚的主力被消灭殆尽。1927年初，广州国民政府迁往武汉。 孙传芳原来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当北伐军进入湖北以后，孙传芳认为北伐军战线拉长，而吴佩孚又即将被打败，正是他收拾残局的时候，于是调集大军进入江西。9月，江西便成为主要战场。蒋介石指挥北伐军向赣西、赣北、赣南发起攻击，很快占领二十余地县及赣南重镇赣州。但是，在进攻南昌时却遭到孙传芳部的顽强抵抗，蒋介石、白崇禧等亲临前线督战，从9月中旬起，连续进行了三次激烈的攻城战，直到11月8日才攻下南昌。与此同时，留守粤东的第一军由何应钦指挥，向福建进军，一路上没有遭到多大的抵抗，于12月占领了福建省。

　　1927年1月，蒋介石等北伐军将领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北伐部队编成东路军、中央军、西路军。东路军总指挥为何应钦，前敌总指挥为白崇禧，主攻浙江和上海。中央军总指挥由蒋介石兼任，下分江右军和江左军。江右军总指挥为程潜，江左军总指挥为李宗仁，进攻安徽和南京。西路军总指挥为唐生智，留守武汉并北上进攻河南。

　　由于孙传芳的部将夏超、陈仪、周凤岐等在浙江率部投靠北伐军，所以东路军很快于2月18日攻占杭州。3月中旬，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配合下，东路军进占上海。3月24日，中央军之江右军攻克南京。至此，孙传芳的主力所损过半，残部退往苏北地区。

　　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即与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密谋举行反革命政变。其实在此之前，蒋介石已在南昌与帝国主义分子及江浙财团密谋反共反革命，下令枪杀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以武力捣毁了南昌市、九江市、安徽省等国民党党部和总工会，提出将国民政府从武汉迁往南昌。进入上海以后，蒋介石多次与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吴稚晖、张静江等举行秘密会议，商谈反共清党问题。在这时候，汪精卫也从国外返回上海。4月3日，蒋介石、汪精卫、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黄绍竑 、张静江、吴稚晖、宋子文、蔡元培、李石曾、古应芬等十余人在上海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会上，蒋介石等人力主马上实行反共清党，汪精卫虽同意反共，但在具体方法和时间上持异议，而主张于4月15日在南京召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解决“党事纠纷”问题。4月5日，汪精卫离开上海去武汉。而蒋介石与李宗仁等则在龙华北代司令部召开会议，决定在上海清党。英、美帝国主义、上海大资产阶级虞洽卿等，以及青红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都表示支持配合蒋介石的“清党”。4月9日，以白崇禧、周凤岐为正副司令的淞沪戒严司令部成立，并发布“战时戒严条例”十二条。蒋介石在一切布置就绪之后，于当天离开上海去南京。

　　4月12日凌晨，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帝国主义军队和青红帮分子的配合下，大肆逮捕和枪杀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查封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据不完全统计，在事变后的三天中，共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三百多人，拘捕一千多人，流亡失踪者五千多人。

　　4月15日，蒋介石发布了《清党布告》和《清党通电》，下达“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指令，下令通辑著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百九十余人。4月15日当天，留守广州的李济深、古应芬、钱大均等亦在广州戒严，开始大屠杀，中共党员、工人积极分子总计被杀害二百多人，包括邓增、肖楚女、熊雄、李启汉、刘尔崧等中共领导人。此外，有二千多人被捕。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广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等省亦相继“清党”，白色恐怖笼罩了蒋、桂军阀控制的地区。 4月17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下令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他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与武汉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相对抗，这样，便出现了宁汉分裂的局面。

四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宁汉同时存在两个相对立的政权。武汉国民政府受到四面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汪精卫、唐生智等认为继续北伐，与冯玉祥会师中帮，再北联阎锡山共讨奉张，最后解决宁汉对立问题较为有利。1927年4月19日，武汉北伐军在武昌南湖誓师，以唐生智为总指挥，分三路进行北伐。

　　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以后，受到北方孙传芳残部及直鲁联军的威胁，蒋介石为了解除北方的威胁，以及想先于武汉北伐军抢占交通要道和军事重镇，也决定进行北伐。1927年5月1日，蒋介石制定了三路渡江北伐的计划：第一路军总指挥为何应钦，率部由镇江攻扬州，直趋淮海；第二路军总指挥由蒋介石亲自兼任（白崇禧代理），陈调元为前敌总指挥，担任津浦铁路正面作战；第三路总指挥为李宗仁，率部由芜湖渡江袭击北面之敌。此外，海军舰队司令陈绍宽亦率军舰七艘相机作战。

　　6月1日，武汉北伐军与冯玉祥部会师郑州。6月2日，占领开封。奉军全部撤出河南。唐生智会见冯玉祥，希望联冯倒蒋。而冯玉祥主张停止宁汉之争，共同北伐。6月10日，汪精卫等与冯玉祥召开郑州会议，决定北伐军一律撤回武汉，河南让与冯玉祥。 与此同时，南京北伐军亦节节胜利。6月2日，第三路前敌总指挥王天培占领了徐州，其他各部也相继推进到陇海路南侧苏北皖北一带，直鲁联军退守山东。6月20日，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邀冯玉祥举行徐州会议。蒋介石极力拉拢冯玉祥，当冯玉祥到徐州时，蒋介石亲自到黄口车站远迎，立即馈赠五十万硬币犒军，并一再表示“继续北伐”。冯玉祥对蒋介石产生了好感。6月21日，蒋冯联合发出通电，“决定清党及贯彻北伐大计”；攻击武汉地区的工农运动；呼吁宁汉“通力合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集团也加快了蜕变的进程，开始限制工农群众活动，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势力。5月21日，在三十五军军长何健的阴谋策动下，该军驻长沙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发动了反革命事变。武汉国民政府并没有对此事严肃查办，许克祥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马日事变（因21日的电报代日韵目是“马”字，故称。）是武汉国民政府走向蜕变将与南京国政府合流的信号。7月15日，汪精卫集团终于公开宣布“分共”，背叛革命，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加以血腥屠杀。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蒋介石、李宗仁等通电欢迎武汉重要分子到南京“炳权”。但武汉的汪精卫、唐生智以国民党“正统”自居，力主倒蒋。8月，唐生智通电讨蒋，发兵进逼，沿长江两岸东进。蒋介石急令白崇禧率军回击武汉东征军，但白崇禧拒绝接受命令，反与不满蒋介石的分子谋划和武汉方面妥协，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其时，蒋介石亲临徐州作战，又惨遭失败，何应钦则与桂系串通，寻机向蒋介石发难。李宗仁为首的桂系集团，乘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外之机，武装控制了南京。蒋介石内外交困，不得不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解脱困境。 8月12日，蒋介石辞去总司令职，当晚离开南京去上海。13日在上海发表下野宣言，谓：“环顾四周情况，党国呈分裂之兆”，“然政治同志等不查真因，诽谤集余一人。余之存在既非党之利益，故余毫不踌躇，即刻下时。”同时提出武汉要员来宁，继续北伐，肃清共产党等三项条件。同日下午，蒋介石启程回奉化原籍。蒋介石下野之前，无端枪毙了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既推卸徐州战局失利的责任，也为自己被迫下野而泄愤。

　　由于蒋介石的下野，宁、汉双方暂取得和解。8月19日，武汉方面决定迁都南京。9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监联席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接管宁汉两方政权。16日，特委会成立，改组国民政府，由谭延闓出任政府主席，汪精卫、胡汉民、李烈均、蔡元培、谭延闓为常务委员。17日，推定各部长、院长人选。至此，宁汉合流完成。

　　而蒋介石在奉化住了一段日子后，于9月29日携张群等人离开上海赴日本。10月3日，蒋介石与宋子文乘车前往神户的有马温泉，晋见在那里疗养的宋母倪桂珍，请其允许与宋美龄结婚。由于宋家与美国关系颇深，大姐宋蔼龄嫁给了中国的大富商孔祥熙，二姐宋庆龄和孙中山结婚，蒋介石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向宋美龄求婚；而宋家同样是出于政治的目的，希望能得到蒋介石这位军事强人作为靠山，也同意将二十五岁的宋美龄嫁给四十岁的早有发妻及侧室的蒋介石。婚约成交之后，蒋介石在日本各地漫游了二十天，并会见了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等。11月8日，乘船回上海。 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前，先与发妻毛福美达成协议，蒋介石与毛福美离婚，离婚后仍让毛福美住在溪口蒋家老宅，保持丰镐房主人的地位，生活仍由他供给。从此，毛氏终日诵经念佛，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蒋经国的身上。1938年农历11月2日，毛氏被日本飞机炸死于溪口。对于侧室姚怡诚，蒋介石安排她移居苏联，仍保持蒋纬国的养母身份。1949年，姚怡诚随蒋纬国去了台湾。对于另一侧室陈洁如，蒋介石送给她十万大洋，要她到美国“深造”。陈洁如被迫赴美后，苦修英文，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回上海，守着女儿蒋瑶光，终身未再嫁。六十年代移居香港，1971年病逝。

　　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举行了婚礼。婚礼分两次进行。首先在西姆路宋家的宅邸里举行了基督教式的婚礼，由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担任司仪。接着去大华饭店，蔡元培、余日章为证婚人，谭延闓 、何香凝、王正廷为介绍人，参加者达一千三百多人，其中有英、法、日、美等国的上层人物及外交官。蒋介石在婚礼上发表了《我们的今日》，称“我们的结婚，可以给中国旧社会以影响，同时又给新社会以贡献”。蒋宋联姻，它既使蒋介石通过宋氏家族和美国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同时又使中国的买办财团和军事独裁者稳固地结合在一起，还使蒋介石与孙中山的家庭连结成一体。 在蒋介石下野期间，宁、汉、沪（西山会议派）合流，9月16日，成立了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行使中央职权，三方共推举32人为特委会委员，其中汪派占少数，大权落入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手中。武汉方面的汪精卫不仅没当上“正统”领袖，反而在宁、沪两方的联合反对下，被迫通电下野。汪精卫回到武汉，联合唐生智，成立了武汉政治分会，与特委会抗衡。桂系则以特委会的名义武力讨唐，打败了唐生智，占领了武汉，唐生智逃往日本。汪精卫不甘失败，拉拢张发奎的第四军跑到广州，成立了广州国民党中央，出现了宁粤对立的局面。

　　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集团，本想趁蒋介石下野独揽大权，但是南京方面的党政班底仍为蒋介石的部属，桂系无法控制，反而陷入困境。11月22日，南京召开“庆祝讨唐胜利大会”，蒋介石指使陈果夫策划枪击游行队伍事件，事后嫁祸于西山会议派，使西山会议派声名狼藉。

　　蒋介石看到时机成熟，便积极进行复职活动。他首先联合汪精卫，电邀汪精卫来沪商讨统一问题，借此打击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桂系怕蒋汪联合对付自己，便建议宁、粤、蒋三方在上海举行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在会议上，汪精卫为了摆脱不利地位，抢先提出请蒋介石复职。当时冯玉祥和阎锡山正遭到张作霖的猛烈进攻，也电吁蒋介石复职，继续北伐。桂系和西山会议派已处于孤立，只好随声附和。蒋介石复职已成定局后，他又利用中共在广州起义的事件打击汪精卫，说汪精卫与共产党联合搞暴动，汪精卫被迫离开上海，再次亡命法国。不久，蒋介石又逼走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为他重拿大权扫清道路。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当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执委常委、组织部长和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这样，蒋介石又一次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集中到自己手中。

五

　　蒋介石复职之后，即着手进行国民政府的第二次北伐。2月15日，蒋介石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次日，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相会于开封，决定组成四个集团军，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第一、二、三、四集团军司令，蒋介石为总司令。

　　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主要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下辖四个军团、总预备队、后方警备部队直辖部队。第一军团总指挥为刘峙，下辖刘峙、缪培南、顾祝同、杨胜治四个军；第二军团总指挥为陈调元，下辖曹万顺、陈焯、陈调元三个军；第三军团代总指挥为方鼎英，下辖谷正伦、张克瑶、夏斗寅三个军；第四军团总指挥为方振武，下辖阮玄武、鲍刚、马文德、高桂滋四个军；总预备队总指挥为朱培德，下辖王均、金汉鼎两个军及熊式辉、刘士毅两个独立师；后方警备部队司令为钱大钧，下辖钱大钧、方鼎英、谢文炳、任应岐四个军；第一集团军直辖部队有警卫军（司令官陈诚）五个团，炮兵（司令官樊煦）两个团；此外，有铁甲车部队（司令官屠金声），航空部队（司令官张静愚），兵站（司令官黄振兴）等。

　　1928年4月5日，蒋介石在徐州誓师，4月9日下达总攻击令，各集团军同时出动。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沿津浦路北上；李宗仁指挥第四集团军沿京汉路北上；冯玉祥指挥第二集团军在鲁西、直南策应京汉和津浦线；阎锡山指挥第三集团军攻打石家庄再转攻京津。

　　5月1日，蒋军攻取济南。5月3日，日军制造“济南惨案”，阻止北伐军北进。蒋介石穿着衬衣，狼狈逃出济南。为避免与日军冲突，蒋介石决定绕道北上。孙传芳战败通电下野，残部投降。张作霖眼看无法抵抗，于6月3日率文武官员离京出关，6月4日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6月8日，阎锡山在保定就任京津卫戍司令。6月12日，南京政府任命张荫梧、傅作义为京、津警备司令。6月15日，南京政府发表宣言，宣布“统一”告成。

　　7月6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在北平开会，到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北伐完成祭告典礼”。蒋介石主祭，冯、阎、李襄祭。奏哀乐，施礼，开棺盖，瞻仰总理遗容。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宣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蒋介石的祭文，称“统一大业完成”。次日，北平各界在天安门前举行北伐胜利祝捷大会。 北伐奉张的成功，是国民党新军阀暂时联合，共同对敌的结果。奉系军阀退出关外，尤其是1928年底张学良东北易帜之后，国民党新军阀之间尤其是蒋介石与其他军阀之间的矛盾很快又产生和激化。

　　1929年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编遣会议”，决定将现有的八十四个军，计二百七十二个师，裁减为六十五个师，六十万人。蒋介石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强调“统一”和“集中”，要求各集团军“奉还大政”、“任命中央”，企图削弱蒋系“中央军”以外军阀实力派，但立即遭到各派的反对。

　　1929年2月，桂系利用蒋系将领鲁涤平与唐生智旧部何健的矛盾，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撤免鲁涤平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第十八师师长的职务，任命何健为湖南省主席。与此同时，桂系叶琪的第九师、夏威的第七军向长沙进兵。3月26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下命免去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本兼各职及永远开除党籍。同时，蒋介石下命讨伐李宗仁等。“湘案”（也称鲁案、湘变）成了蒋桂战争的导火线。

　　为了消灭日渐强大的桂系集团，蒋介石利用“湘案”借机发难。他起用唐生智，让其策动旧部李品仙、廖磊等脱离桂系。他又借解决“湘案”为名，将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广东省主席和第八路军总指挥的李济深骗到南京，3月21日将李济深囚禁于南京东郊之汤山，从而拆散了两广联盟。3月26日，蒋介石组成“讨逆军”，自兼总司令，何应钦为参谋长，朱培德、刘峙、韩复榘分任一、二、三路军总指挥，大举讨伐桂军。4月3日，被蒋收买的桂系将领李明瑞在孝感地区阵前倒戈，反桂投蒋，桂军全线动摇。4月21日，桂系将领胡宗铎、陶钧、夏威放弃武汉败逃后联名发表通电，表示服从中央。蒋军解决了桂系在两湖的主力，直捣广西。湖南的何健，广东的陈铭枢、陈济棠，云南的龙云等助蒋攻桂。6月，蒋介石打败了桂系，收编了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 通电下野，逃亡国外。

　　在蒋桂战争中，蒋介石以给行政院长职和两湖地盘为条件，引诱冯玉祥出兵助己。蒋桂战争结束后，蒋介石不但没有履行对冯的诺言，反而积极进行讨冯军事部署。5月中旬，冯玉祥在华阴召开会议，决定武装反蒋，自任护党护国军西北路总司令。冯军行动开始，蒋介石先后收买策动韩复榘、石友三、刘镇华、杨虎城、马鸿逵等部叛冯附己。5月22日，蒋介石下令讨冯，接着宣布开除冯玉祥党籍，下令通辑。5月27日，冯玉祥通电下野。同年8月，蒋介石召开编遣实施会议，欲强行削弱各地方实力派的兵力。冯玉祥与阎锡山结成联盟，决定武力讨蒋。10月10日，西北军将领宋哲元等27人通电蒋。10月11日，蒋介石下讨伐令，亲自率部讨伐冯、阎。正当蒋冯两军激战之际，阎锡山却违背诺言，按兵不动。12月1日，冯军被迫退到潼关以西。蒋冯两次军事冲突，蒋介石都取得胜利。

　　曾经拥汪反蒋的张发奎，在蒋桂战争中被蒋介石起用，任为第一路追击司令。1929年9月，张发奎再次反蒋，率部进入广西，联系桂系发动护党运动，任护党救国军第三路总司令，后与桂系组成张桂联军。12月，蒋介石派何应钦率部将其击败。 原为冯玉祥部将的石友三，在蒋冯冲突中被蒋介石收买。但蒋介石对石友三处处防范和限制，石友三便暗中与唐生智紧密谋反蒋，参与改组派发动的护党救国运动，任护党救国军第五路军总指挥。蒋介石获马鸿逵告密，下令将石友三部从安徽调往广东，名为支援陈济棠攻打桂系，实则密谋在途中加以歼灭。石友三获悉，遂于1929年12月通电反蒋，炮击南京，爆发了蒋石之战。石友三战败后投靠阎锡山，反过来在阎锡山指挥下又去打唐生智。

　　蒋介石见唐石联盟破裂，转而主攻唐生智。唐生智被桂系打败后，依附蒋介石。但蒋介石对他十分猜忌，多方防范。唐生智又暗中与改组派联系，任护党救国军第四路军总指挥。1929年12月，唐生智在郑州通电反蒋，爆发了蒋唐之战。蒋介石在阎锡山等的协助下，击败唐生智。唐生智逃往天津租界隐居，残部被蒋、阎改编。 阎锡山本与唐生智、石友三秘密联合反蒋，但被蒋介石分化瓦解，助蒋攻打唐、石。当看到蒋介石把一个个对手击败之后，阎锡山知道自己将是打击的主要目标，于是，1930年2月，阎锡山与蒋介石展开了一场“电报战”，谴责蒋介石的武力统一政策和个人独裁统治。3月，阎、冯、桂三集团结成了以阎锡山为中心的反蒋联盟。4月，阎、冯、桂起兵反蒋，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爆发。5月1日，蒋介石发表讨伐阎、冯誓师词，并调集4个军团部署在津浦、陇海、京汉线上。5月11日，蒋介石在徐州下达总攻击令。在中原大战期间，蒋介石依靠美、英及江浙财团的支持，利用反蒋各派间的矛盾，使用金钱收买和分化瓦解的政治策略，逐步取得军事上的优势。9月18日，张学良在蒋介石的拉拢下，发表了拥蒋通电，接着派12万军队入关。11月初，阎锡山、冯玉祥宣告失败，通电下野，桂系退回广西，中原大战结束。

　　中原大战，蒋介石打败了他的主要对手，使阎、冯、李失去了与之争雄的实力。从此，蒋介石及其中央军控制了中国的军政舞台，使蒋介石能够实行长期的独裁统治。

六

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的对手或被消灭，或实力大损，已难以和蒋介石进行军事上的较量。然而，蒋介石要实行独裁统治，却又不是一帆风顺的。 1930年10月，蒋介石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提出立即召开国民会议，制订训政时期约法，由蒋介石出任总统，把五院院长统一置于总统管辖之下。但这一主张，遭到了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的抨击。11月，国民党召开三届四中全会。蒋、胡在会上围绕国民会议应否制定约法而发生的激烈的争吵。胡汉民虽然同意召集国民会议，但认为国民会议无权代替国民大会制定约法，激烈抨击蒋介石擅制约法的独断专横的行为。蒋介石也引典反驳胡汉民。双方相持不下，会议最后只通过了召开国民会议的日期，而对是否制订约法则只字不提。会后双方又开始了争夺国民会议代表席位的角逐，胡汉民占了上风。为此，蒋介石先派吴稚晖劝胡去“休养”，遭到拒绝后，蒋介石便于1931年2月28日将胡汉民扣留。3月1日，胡汉民被迫提出辞呈，并被软禁于南京东郊之汤山。事后蒋介石移胡汉民是“引咎辞职”，改选林森为立法院长。3月2日，国民党举行常委会议，蒋介石不顾胡汉民派系的抗议，组成十一人的约法起草委员会，并于5月5日在南京召开了国民会议。会上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从而结束了蒋胡之间的约法之争。 蒋介石扣押胡汉民之后，国民党内部矛盾尖锐起来，粤派要员纷纷离宁赴穗，汪精卫等人乘机活动指责蒋介石。1931年4月，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四位监委正式提出《弹劾蒋中正案》。两广方面的陈济棠、陈策、李宗仁、张发奎等人相继通电响应，限令蒋介石在48小时内下野。5月27日，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和两广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等，联合在广州成立了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28日成立了国民政府，公然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相对峙，形成了宁粤分裂的局面。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致使东三省沦入敌手，全国人民群情激愤，反蒋派更乘机谴责蒋介石。12月10日，孙科提出要蒋介石在20日前下野，否则四届一中全会就在上海举行。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蒋介石只好以退为进，准备下野。在下野之前，为了日后东山再起，他进行了一系列的谋划和安排。首先他安插亲信，任命顾祝同、鲁涤平、熊式辉、邵力子为江苏、浙江、江西、甘肃省的主席。其次是唆使财政部长宋子文辞职，拿走重要档案，遣散部员，使财政部工作陷于瘫痪，再者是策划建立特务组织复兴社，由黄埔军校毕业生贺衷寒，康泽、滕杰、邓文仪、桂永清、戴笠等亲信负责。还有，趁下野之前，蒋介石于11月29日将国民党左派首领邓演达枪杀。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发表下野通电，宣布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等本兼各职。随后，携宋美龄回到奉化溪口老家。12月29日，南京国民政府改组为合议制，由林森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院长，张继为立法院院长，伍朝枢为司法院院长，戴季陶为考试院院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院长。由于蒋介石还有汪精卫、胡汉民均躲在幕后操纵所属势力左右政局，孙科政府无法行使职权，内外交困，不足一个月便夭亡了。于是孙科及朝野上下又呼吁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出山，希望三巨头合作执政。

　　蒋介石看到东山再起的时机已到，采取拉汪排胡的政策，以便重新夺回大权。1932年1月，蒋介石和汪精卫在杭州多次密谈，进行政治分赃，由汪主政，蒋主军，蒋汪全伙主党。1月25日，孙科宣布辞去行政院长职务。1月28日，蒋汪联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改组南京国民政府，汪精卫继任行政院长。3月1日，国民党召开四届二中全会。经汪精卫提议，推举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使蒋介石获取了国民党的整个军事大权。由于汪精卫手中无兵，并无实权，蒋介石又成为实际上的专制独裁者。

　　1927年“四·一二”及“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以后，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毛泽东、朱德等率部起义队伍上井岗山，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之后，湘鄂西、鄂豫皖等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蒋介石当时正忙于与其他军阀混战，无暇顾及红军的壮大。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调集兵力，先后五次向中央、湘鄂西、鄂豫皖及其它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

　　1930年12月，蒋介石出兵十万，以鲁涤平为总司令，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结果，被歼、俘虏万余人，张辉瓒也当了俘虏。 1931年2月，蒋介石以何应钦为南昌行营主任，出动二十万人马，向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结果，被歼三万余人，一败涂地。

　　1931年6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以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等嫡系部队为主力，出动三十万人，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历时两个半月，结果，也是损失三万余人而告失败。

　　1933年1月，蒋介石集中五十万兵力，以何应钦为总司令，陈济棠为副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指挥，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历时五十天，结果，被歼三个精锐师，损失万余人。事后，蒋介石伤心地说，自带兵打仗以来，从来没有这样的失败过。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一百万兵力，二百架飞机，采取“持久作战，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策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敌我双方兵力悬殊，加上中共领导人王明、博古及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红军坚持作战一年多，终于在1934年10月中旬，被迫离开江西等地，开始了长征。 蒋介石调集部队进行围追堵截，试图将红军消灭在长征路上。他亲自飞到贵州，飞到云南，飞到四川，指挥中央军和地方军阀对红军作战，但一一遭到失败。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建立了陕北革命根据地。

　　除了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对于抗日的部队，蒋介石进行破坏和打击。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蔡廷锴、蒋光鼐、戴戟等指挥第十九路军奋勇抗敌，蒋介石不仅不支持十九路军作战，反而加以限制、破坏，并于5月5日，与日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出卖了中国的主权。淞沪抗战后，蒋介石把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剿共”。蔡廷锴等不愿与红军作战，于1933年11月发动了“福建事变”，在福州建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粤系将领蔡廷锴、蒋光鼐、戴戟、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邓世增等参与了这次事变。蒋介石调派十五个嫡系师，由张治中、卫立煌、蒋鼎文率领，兵分三路，合围福建，镇压了这次事变。 1936年6月，两广实力派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以抗战为名，发动了反蒋的“两广事变”。早在1931年5月蒋介石第二次下野之前，胡汉民等与两广军人另立中央与国民政府，与南京对抗。1936年5月，胡汉民病死，蒋介石趁机分裂两广联盟，陈济棠联合李宗仁、白崇禧打起“抗日救亡”的旗帜，公开反蒋，与之抗衡。蒋介石一方面调兵镇压，一方面发动“银弹”攻势，大肆收买粤军将领，分化粤军。6月9日，粤军主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通电“拥护中央”。7月4日，陈济棠的空军司令黄光锐率飞机数十架投蒋。陈济棠被迫于7月18日下野香港。陈济棠垮台后，李宗仁即从广州返回南宁。蒋介石调动大军进逼广西，李宗仁也动员十万兵力准备作战。由于全国上下一致反对，并经冯玉祥等人反复调停，蒋、李双方于9月达成协议，蒋介石接受李、白抗日救国的建议，两广事变和平解决。

　　蒋介石虽然接受了李、白的抗日救国的建议，但并无真心抗日，他念念不忘的是剿灭共产党和红军。两广事变解决后，蒋介石即于10月飞往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进攻陕北红军，导致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七

　　1931年“九·一”事变后，蒋介石不准张学良抵抗日军的侵略，十余万东北军被迫撤出关外。其后，蒋介石又将东北军调往陕西，联同西北军杨虎城等部“围剿”陕北革命根据地。但张、杨在中共的感召下，出于民族大义，和中共签订了停战协定，主张团结抗日。

　　张、杨的态度使蒋介石十分恼怒，1936年10月，蒋介石飞抵西安亲自督战，并调其嫡系蒋鼎文等部到陕西来监视东北军和西北军。在洛阳过完五十岁生日后，蒋介石于12月4日又飞到西安，以临潼华清池作为“行辕”，逼迫张、杨服从他的“剿共”命令。随蒋介石一起到西安的，还有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蒋百里、邵元冲、钱大钧等南京大员。

　　被蒋介石逼得没有办法的张学良，先是向蒋介石再三“劝谏”，继而“哭谏”，最后不得已，联合杨虎城实行“兵谏”。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活捉，邵元冲被击毙，钱大钧负枪伤，其他随员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等也被拘捕。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部，何应钦等主张武力讨代张、杨；宋美龄、宋子文等则主张和平解决，以维护蒋介石的地位。12月14日，宋美龄请曾先后当过蒋介石和张学良顾问的澳大利亚人端纳乘飞机到西安，将南京的情况告知蒋介石，蒋介石同意派宋子文来西安商谈，并派蒋鼎文飞回南京制止何应钦的讨伐行动。12月17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抵达西安，协助张、杨逼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2月23日，三方开会商谈，周恩来提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停战，撤兵至潼关外；改组国民政府，排除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12月24日晚，蒋介石作出六项承诺。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结束了中国长期军阀混战的局面，国共两党的内战亦基本结束，给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建立了必要的前提。蒋介石虽然背信弃义囚禁了张学良，但西安事变后，他毕竟从反共到联共，从不抗日到抗日，时势把他推到了中国抗日的领袖地位上。

　　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会议确定了与共产党重新合作和抗日的政策。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大举入侵华北，中国守军宋哲元部顽强抵抗。7月29日，北平沦陷；30日，天津失守。至此，蒋介石下定决心“决战”，认为“现已到最后牺牲关头，已无和之可言”，又说：“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8月20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将南北战场划分为五个战区。大敌当前，曾经混战多年的国民党各派军阀在抗日的旗帜之下终于联合起来，共同对敌。8月22日，蒋介石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朱德、彭德怀分任正、副总指挥。10月12日，正式承认华中华南的红军改名为新四军，叶挺、项英分任正、副军长。从此，国共两党共同投入到民族抗战之中。

　　抗日战争初期，蒋介石及其李宗仁、白崇禧、卫立煌等将领组织、指挥和参与了不少重大的战役：

　　太原保卫战。1937年9月底，日军南下直迫太原。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调集16个师兵力会同八路军进行防御会战。10月中旬，板桓征四郎率5万日军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在奋起抵抗，在忻口、娘子关等战线与日军展开血战，至11月9日撤出太原。

　　南京战役。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后分三路向南京进犯。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率十余万兵力守卫南京。12月初，双方展开激战，伤亡惨重。12月12日，唐生智奉蒋介石令弃城突围。次日，南京失陷。日冠进行了南京大屠杀。

　　台儿庄战役。1938年1月，日军沿津浦线南北对进，企图占领战略枢纽徐州，打通津浦线。蒋介石调集大军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下于徐州外围进行会战。3月下旬，战役打响，双方展开血战。4月3日，中国军队发起反攻。4月6日，日军后撤，中国军队取得战役胜利。是役共歼敌一万余名，取得了抗击日军的重大胜利，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

　　武汉会战。1938年6月，日军35万人在华中派遣军司令烟俊六指挥下分三路合围武汉。蒋介石集中129个师、110万兵力进行防御。其中第五战区李宗仁部负责长江以北防务，第三战区顾祝同部防守湖口以东的江南地区，第九战区陈诚部防守武汉以东的江南地区。6月上旬，至10月24日，蒋介石下令放弃武汉，次日，武汉失守。

　　抗战初期，虽然中国军队进行了奋勇的抵抗，但由于蒋介石实行的是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线军事防御的战略方针，使国民党军队节节溃败。仅一年又三个月的时间，中国的七大城市——北平、天津、上海、徐州、南京、广州、武汉均沦入日军之手。此外，蒋介石的一些错误指令，也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1938年6月5日，开封沦陷，郑州危急。6月9日，蒋介石为阻止日军前进，炸开了郑州以北花园口的黄河大堤，使豫皖苏三省三千多平方公里的田园尽成泽国，数十万人被淹死。而这，并未能阻止日军的前进。1938年11月12日，长沙警备司令 悌根据蒋介石的密令，实行焦土抗日，日军未至便纵火焚毁长沙，大火燃烧三日，烧死二万余人。11月20日，蒋介石为了平息民愤，在长沙枪决了 酆 悌、徐昆、文重孚三人。

　　11月20日，蒋介石在衡阳南岳召开军事会议，部署第二期抗战，制定了指导方针，提出：“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队，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扰袭，化敌人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根据已经变化的战场形势，蒋介石重新调整战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辖河南及安徽之一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辖山西及陕西一部；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辖苏南皖南及闽浙两省；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辖两广；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辖皖北鄂北及豫南；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辖甘宁青及绥远之一部；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辖陕西。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辖苏北及山东之一部；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辖冀察方面。

　　此后，蒋介石主要坐镇陪都重庆，指挥了一些较大的战役，如华南战役、桂南战役、随枣战役、中条山战役、鄂北战役、豫南战役、三次长沙会战、浙赣战役、豫湘桂战役等。此外，1942年3月，蒋介石还派罗卓英任中国远征军总司令，率军入缅甸协助英军抗日，打通了滇缅公路和中印公路。

　　然而，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1939年后改变战略方针，把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打击为主改为对蒋介石诱降及将主要兵力移向解放区战场，蒋介石在抗战的同时也进行反共活动，掀起了一次次反共高潮，派出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不断与八路军、新四军搞武装磨擦。1940年底蒋介石命令新四军渡江北移。1941年1月6日，新四军九千人北移至皖南茂林地区，遭到受蒋介石密令的顾祝同所属上官云相等八万人的包围袭击，几乎全军遇难。“皖南事变”发生之后，蒋介石反而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将军叶挺交付“军法审判”。

　　八年抗战中，蒋介石注意保存其嫡系中央军的实力，尤其在战争的中、后期，在正面战场上与日军交战的，主要是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国民党的桂、川、滇、粤等“杂牌军”，他的几十个美式机械化师，远在滇西、缅北的崇山峻岭之中。

　　1945年5月8日，德国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苏联及美英盟军加入大规模对日作战。中国军队也在各个战场展开战略大反攻。日本法西斯在中国人民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人力、物力、财力消耗殆尽。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日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天皇、政府和大本营在东京湾美军旗舰“密苏里号”上，向同盟国代表（中国代表为徐永昌）正式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9月9日，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陆军大将冈村宁茨，在南京向中国政府代表、陆军上将何应钦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至此，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八

　　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纷乱复杂，而蒋介石嫡系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同样是派别林立，山头众多，彼此争斗不息。蒋介石不仅无法遏止各种派别的形成，反而有意无意地扶植这一派来抗衡另一派，以保住自己最高的统治地位。由于蒋系之中大大小小的派别很多，无法一一叙述，在此，我们加插一节谈谈何应钦、陈诚、胡宗南、汤恩伯这蒋系中的四大派别。

　　何应钦，字敬之，贵州兴义人，1889年生。何应钦早年就读贵阳陆军小学，武昌陆军第三中学。1909年秋，与谷正伦（贵州安顺人）等被保送日本，入振武学校、陆军士官学校，加入同盟会。1911年曾回国参加辛亥之役，在沪军都督府陈其美手下任职，认识了蒋介石。1915年学成回国后，在王文华黔军第一师任团长。1916年4月，何应钦与贵州督军刘显世之外甥女、王伯群、王文华之胞妹王文湘结婚。之后，何应钦升黔军第五混成旅旅长，并创设了“少年贵州会”，自任会长，联合王文华准备推翻刘显世，夺取贵州政权。1920年，王文华指挥部下推翻了舅父刘显世，而自己在上海被刺身亡，贵州局面陷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何应钦企图与王伯群重建贵州政权，但此时谷正伦乘机发兵入贵阳，限令何应钦即日离黔。何应钦被迫交出兵权，流亡昆明。然而，何应钦到昆明不久，又被贵州守旧派买凶杀伤，身中两枪，险些丧命，其后，何应钦走避上海等地活动，但无所作为。

　　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黄埔军官学校，蒋介石任校长，何应钦以与蒋介石同过学、共过事的关系，进入了黄埔军校，并出任少校总教官。刘峙、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陈继承等都是他属下的军事教官，这批人后来都成为蒋介石嫡系的重要将领，同时，也是何应钦的亲信心腹。

　　何应钦以黄埔军校开始发迹，以后历任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团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第一军军长兼北伐东路总指挥、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陆军训练总监、军政部长、行营主任、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长、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抗日战争时任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等。在国民党的军政界，何应钦已到了“位极人臣”的地位，甚至有蒋何并称。

　　何应钦虽然是拥蒋起家，然而，当他执掌大权以后，他便极力培植自己的势力，形成自己的派系，刘峙、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是他的手下“四大金刚”，位居集团军总司令、行营主任、战区司令长官等职务。在合适的时机，何应钦还敢向蒋介石下手。例如1927年夏，汪精卫、唐生智通电讨蒋，发兵进逼南京，何应钦则串通桂系，利用蒋介石在徐州战败而发难，实行“逼宫”，迫使蒋介石下野。1936年12月，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何应钦力主以武力讨伐张、杨，解决“西安事变”，实则置蒋介石性命于不顾，想趁此机会取而代之。他组织了两路讨逆军，以刘峙、顾祝同为总司令，并与王伯群密商党、政的新人选。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何应钦的美梦化为泡影。

　　对于何应钦的所为，蒋介石自然含恨在心，但为了巩固黄埔系的势力，未便公然发泄而加以宽忍。为了遏制何应钦派的势力扩张，蒋介石极力扶助陈诚与之抗衡。

　　陈诚，字辞修，浙江青田人，1898年生。1917年毕业于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1919年考入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1922年毕业后，在浙军中任职。同年底，邓演达到上海招收军官，在广州大本营组建粤军，陈诚私自报名，随邓演达南下广州，任副官、连长等。 1924年6月，黄埔军校正式成立，陈诚被调入该校，任副官、炮兵教官、炮兵连长、参加了两次东征，立有战功，并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北伐战争时，升任第二十一师第六十三团团长。攻下南京后，升任第二十一师副师长兼六十三团团长。“四·一二”政变后，陈诚追随蒋介石，历任第二十一师师长、南京警备司令、第十一师师长、第十八军军长。第十八军是陈诚军事集团的基础，他属下的主要将领有周至柔、罗卓英、胡琏、高魁元、尹俊、阙汉骞、戴朴、叶佩高、吴仲直、刘云瀚、彭战存等。1931年底，第十八军已扩充到五个师，二十九个团，成为蒋介石嫡系中的主力。也是在1931年底，蒋介石将干女儿谭祥（谭延闓 之三女）嫁给了陈诚，陈诚与蒋介石的关系更加紧密了。

　　此后，在蒋介石的提携和扶植下，陈诚更加青云直上，历任“剿匪”军中路军总指挥、第一路总指挥、宜昌行辕参谋长、武汉行辕参谋长、军政部常务次长、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抗日战争爆发后，陈诚的职位更加显赫，历任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武汉卫戍总司令兼军委会政治部部长、湖北省主席、三青团中央团部书记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军政部部长等。陈诚的冒升以及陈诚军事集团的壮大，使他在国民党内部已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人称他是“蒋介石的替身”、“第二号人物”。其实力完全足以与何应钦抗衡，而陈诚又绝对忠于蒋介石，所以蒋介石对他们互相之间的争斗并不会过分担心，只是在闹得不可开交时才出面调解，平息事端。

　　陈诚虽然在黄埔军校任过教官，但说到出身，则属保定军校。因此，他独揽大权，自然会受到其他派系尤其是黄埔系的不满。蒋介石虽然宠爱和重用陈诚，但是，也培植了别的嫡系势力，以遏止陈诚派系的过分的壮大，这就胡宗南集团。

　　胡宗南，字寿山，号琴斋，浙江镇海人，1896年生。1915年，胡宗南在湖州吴兴中学毕业后，在考丰县高等小学任教。后与考丰人王微争夺小学校长位置失败，又遭到婚姻问题的打击，便于1924年春离家出走上海，得旧同学章旭初的资助，南下广州考上了黄埔军校第一期，当时，胡宗南已经二十八岁。

　　由于胡宗南谨小慎微，又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很快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北伐时，历任营长、团长，1927年3月攻克上海、南京后，胡宗南被蒋介石晋升为第一师少将副师长，成为黄埔系学生中第一个晋升将军的人。同年11月，胡宗南升任第一军第二十师师长，他又是黄埔学生中最早被提升为师长职务的。1930年，胡宗南出任第一师师长，该师下辖四个旅十三个团，是蒋军中最庞大的师，也是蒋介石最亲信的嫡系部队之一。后来胡宗南的黄埔系军事集团，就是从这个第一师发展起家的。

　　此后，胡宗南在蒋介石的大力持植下，历任第一军军长、第十七军团军团长、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抗战胜利后，胡宗南出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这时他已拥有李延年第三十四、陶峙岳第三十七、范汉杰第三十八和李铁军第二十九四个集团军以及其他部队，兵力合计四十余万，统治着除共产党控制的陕甘宁边区以外的西北诸省，成为了“西北王”。

　　胡宗南的用人标准是“黄、陆、浙、一”四个字，即必须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陆军大学毕业的；浙江人；第一师的。后来又加上一个“七”字，即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设在西安）毕业的。胡宗南还建立了自己的帮会组织——铁血团，主要成员是他的师、旅长以上高级军官，如李文、罗列、袁朴、赵龙文、盛文、钟松、周士冕、王微等。

　　胡宗南之所以飞黄腾达，除了蒋介石的培植之外，还与他能得到军统和戴笠的支持分不开。戴笠，字雨农，浙江江山人，1891年生。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后在胡宗南部任副官。胡宗南认为他有“异才”，把他推荐给蒋介石。1931年蒋介石第二次下野，授意一班亲信成立黄埔系的法西斯帮会组织，于是，胡宗南、贺衷寒、曾扩情、康泽、邓文仪、周复、戴笠、滕杰、酆 悌等组织了蓝衣社，胡宗南和戴笠都成为蒋介石手下的“十三太保”之一。1938年8月，蒋介石成立了特务组织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戴笠以副局长负全责。由此，戴笠亦成为蒋介石身边的大红人，与陈诚、胡宗南并称为蒋介石门下的“三鼎甲”。那时，国民党军队包括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将领，提起军统和戴笠，无不谈虎色变。唯独胡宗南，因对戴笠有提携举荐之恩，戴笠对他只是隐恶扬善，处处吹捧，这也促使蒋介石对胡宗南愈益宠信。

　　由于胡宗南坐大一方，自成派系，常与陈诚在蒋介石面前争宠而弄得积怨很深。1940年，胡宗南就联合戴笠、贺衷寒、邓文仪等黄埔系干将，迫使蒋介石把陈诚的政治部部长、三青团中央书记长两个全国性的要职让出，由张治中继任，使陈诚受到一次不小的打击。1944年4月，蒋介石重划战区，陈诚争得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由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改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由陈诚节制，这对胡宗南来说，也是沉重一击。不过，在陈诚上任之前，胡宗南秘密召开军师长会议，商议拒陈策略，自己则上华山“养病”。陈诚到西安后，对胡宗南的部队根本指挥不动。7月，蒋介石又改任陈诚为军政部部长，将胡宗南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蒋介石的心腹爱将陈诚、胡宗南、戴笠等都是黄埔军校师生，以杂牌军而成为蒋介石嫡系亲信的极少，而汤恩伯就是其中一个。

　　汤恩伯，原名克勤，浙江武义人，1899年生。1920年毕业于杭州体专后，不务正业。1921年春，汤恩伯伴随同乡富商童乐勋赴日本留学。1922年3月入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后考入士官学校，1925年因经济拮据回国，后得浙军师长陈仪资助，得以再赴日完成学业。1927年回国，在陈仪部任职，时陈仪已依附蒋介石，经陈仪举荐，汤恩伯也一步步投靠蒋介石，历任教导二师第一旅旅长、第八十九师师长、第十纵队指挥官、第十三军军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汤恩伯率部北上作战，出任第二十军团军团长、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这第三十一集团军是汤恩伯军事集团的骨干和核心。1940年，国民党设立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部，汤恩伯兼任总司令。此后几年间，汤恩伯没有指挥部队和日军打过一仗，而是盘据四省边区，极力扩充实力，横征暴敛，拥兵称王。汤恩伯不是黄埔军校出身，但他深知黄埔系即蒋系，因此他以黄埔系统奠定自己的人事基础，大量任用黄埔生，他手下的重要将领张雪中、陈大庆、关麟征、王仲廉、马励武等都出身于黄埔军校。不久，他便拥有第十五、第十九、第二十八、第三十一、第四十五共五个集团军，此外，还掌握了贺粹之第十二军、刘昌义暂十五军，顾锡九暂九军、李仙洲第九十二军，王毓文第九十七军，以及骑二军。除上述正规军，他又以陈又新为总指挥，将四省边区游杂部队编成八十多纵队，总兵力号称四十万之众。于是，汤恩伯踌躇满志，自封为“中原王”，成为继陈诚、胡宗南之后蒋介石的三张红牌之一。

　　汤恩伯当上“中原王”以后，目空一切，对辖区内的中下级官员随意撤换甚至杀害，位居河南省席的李培基、山东省主席的牟中珩、以及先后任江苏省主席的王懋功、韩德勤，也得看他的颜色行事。1940年冬，蒋介石及何应钦的亲信蒋鼎文到洛阳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做了汤恩伯的顶头上司，汤恩伯根本不把他放在眼内，两人一直明争暗头斗至1944年，汤恩伯最终占了上风。此外，汤恩伯盘踞中原四省边区，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人们称之为“汤灾”，与当时发生的水灾、旱灾、蝗灾并称“水、旱、蝗、汤”四大灾害。他因杀人如麻，又有“汤屠夫”之浑名。

　　1944年4月，日军为打通从北平到南洋的大陆交通线，发动了豫湘桂战役，首先进攻中原，发动了中原战役。当时，汤恩伯和蒋鼎文之间仍在争权夺利，致使中原战役开始不到十天，蒋鼎文、汤恩伯掌握的四、五十万大军便一败涂地。蒋介石异常气怒，将两人撤职，由陈诚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汤恩伯的部队，则由陈诚和胡宗南吞并改编，而这又是受蒋介石所指使，主要原因，是汤恩伯做了中原王还不满足，还想学刘秀学曹操，发迹于中原而最后称帝，蒋介石当然要伺机削藩的。

　　在蒋介石统治中国的二十二年当中，大大小小的地方军阀都曾被他打败或吞并，但是，其中有一个军事集团却又例外，它能够长期保持其军事实力并与蒋介石作抗衡，这就是以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 为首的桂系军阀集团。桂系军阀存在的时间很长，分为旧桂系和新桂系两个阶段。旧桂系的首领是陆荣廷，所以，有关桂系军阀，还得从陆荣廷谈起。

　　陆荣廷，广西武鸣人。壮族。1859年8月13日生于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小名阿宋，字干卿。陆荣廷出生后不久，父亲陆业秀就被人打死，母亲不久改嫁，他被交由邻居收养。七、八岁时，由于养母家生活亦极端贫困，陆荣廷经常到别人家的果园、菜地偷东西吃。有一次，他到野外雀窝里捉到几只乳雀，用家里仅有的一点生油炸了吃，养母一怒之下把他赶出家门。陆荣廷食宿无所，只得回到生母处。但十岁时，生母又病死了，他只得到雨伞店当徒工学艺，因受不了老板娘的虐待，只得出走，成了行乞的流浪儿，过着讨吃、偷盗、浪荡的生活。

　　1879年二十一岁时，陆荣廷到了龙州厅当县役，结识了一些衙门中人，交游了一些江湖朋友，听了不少草莽英雄的故事，使他萌发了闯荡江湖，造出一番事业的念头。后来，他因得罪了法国传教士，只得逃走，去给士官看守坟场。由于有一杆枪在手，他利用看守坟场的机会，练得一手好枪法和超人的胆量。1882年，他与人合伙当了强盗，加入了三点会，凭着他的枪法和胆量，很快成为水口地区的首领，称作大哥。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曾投唐景崧部当兵；中法战争后，组织绿林武装，与会党游勇结合，在中越边界打劫法国侵略者。陆荣廷讲义气，守信用，对贫苦农民和小生意人不加骚扰抢劫，所以也很得民心，他们队伍亦不断壮大。

　　1894年，广西提督苏元春和边防军统领马盛治认为陆荣廷一伙行踪飘忽不定，难以征剿，不如改为招安，于是派人前往说服。陆荣廷因为一向不曾与清军交战，而招安则可以获得功名利禄，总比再过绿林生涯好，于是，便与其结拜兄弟桂平人莫荣新、龙州人韦荣昌等率从接受招安，所部编为一营，陆荣廷任管带。

　　陆荣廷二十一岁时在水口镇结识了龙州人谭浩明，结拜为兄弟。1882年，陆荣廷与谭浩明的姐姐结婚，两人的关系又加深了一层。陆荣廷受招安后，便把谭浩明也邀至军中，当了哨官。另外，陆荣廷招安后，又认识了在龙州苏元春提督衙门当差的柳州人陈炳焜，很快，两人结拜为兄弟，成了莫逆之交，陈炳焜、谭浩明、莫荣新、韦荣昌以及后来招抚的林俊廷等人，都成为陆荣廷日后大展鸿图的得力干将。

　　陆荣廷受招安后，多次参加清廷组织的“剿匪”，镇压农民暴动。由于他本身是土匪出身，熟悉“匪情”，所以往往取得胜利，官职也越升越高，当上了荣字军统领。1907年12月，孙中山、黄兴等策动镇南关驻军及会党黄明堂等举行起义。清廷震惊，严令龙州兵备道龙济光与陆荣廷部讨伐，限七天收复被革命军占据的炮台，成则赏银八万，官升三级，逾期则将统领以下的军官一律军前正法。陆荣廷尽力为清廷效命，率荣字军与革命军激战多天，黄明堂等被迫撤走。此役后，陆荣廷获清廷封授“捷勇巴图鲁”的名号，并提升为左江镇总兵兼广西边防督办，而龙济光则提升为广西提督。1911年6月，龙济光调任广东，陆荣廷升任广西提督。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此后，各省纷纷响应。陆荣廷对突然而来的革命怒潮，并无思想准备，当时他坐镇南宁，静观局势的发展。在南宁的革命党人想争取他响应辛亥革命，派出代表与他谈判，陆荣廷心存戒心，使谭浩明手执大刀在身旁，对革命党人提出的要求，则未置可否。这时，在省会桂林的革命党人已准备发动起义，响应辛亥革命。广西巡抚沈秉堃，布政使王芝祥十分害怕，派人与革命党人谈判。革命党人为了避免新旧军队的冲突，也为了尽快响应革命，与沈、王妥协，推沈秉堃 为都督，推王芝祥、陆荣廷为副都督，于11月7日在桂林宣布独立。陆荣廷得知桂林宣布独立，并推自己为副都督时，也就见风使舵，对革命党人表示“赞成共和”，于11月9日召开大会，宣布独立，组成以他为首的南宁副都督府。但是，他没有如革命党人所希望的那样立即派兵北上援鄂，而是处处排斥革命党人，扩张自己的势力，迅速巩固了他在南宁的地位。

　　沈秉堃和王芝祥虽然被推为正、副都督，但是，他们掌握的军事实力很有限，加上他俩都不是广西人，难以与手握重兵的本省土著陆荣廷相处抗衡。很快，沈秉堃和王芝祥相继以率队北伐援鄂为名，离开广西。于是，广西省议会推举陆荣廷继任都督。1912年2月，陆荣廷率巡防营进驻桂林就职，并改组广西军政府，以陈炳焜 为军政司长，陈树勋为民政司长，严端为财政司长，唐钟元为教育司长，卢汝翼为法制局长，苏寿松为铨叙局长。不久，他便将省会迁到老巢南宁。这样，广西的革命果实就完全被陆荣廷所窃取，广西是辛亥革命时纯由旧官僚重新掌权的少数几个省份之一。

　　陆荣廷宣布独立，后当上广西都督，当然，并非他赞成共和，倒向革命，孙中山曾派潘乃德和陆荣廷联系，希望广西出兵北伐，一连几次，他都以各种借口推托，他急于要做的事，就是扩展自己的势力，巩固自己在广西的统治。他招抚各路绿林队伍，如沈鸿英等部，改编为桂军。另外，他大量安排自己的亲信心腹，控制和指挥军队，除了陈炳焜 、谭浩明、莫荣新、韦荣昌、沈鸿英、林俊廷等人外，陆裕光、陆福祥、陆德标、马济、韩彩风等，既是他的义子和养子，又是他军队中的重要将领。由于他的极力扩张和经营，桂军很快成为西南地区一支重要的军阀队伍。 袁世凯上台后，陆荣廷仍然保住都督的位置，他尽量靠拢和追随袁世凯，甘心为他效力。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南方各省相继响应讨袁，孙中山又派潘乃德动员陆荣廷，陆荣廷不但拒绝，后来还镇压了柳州刘古香的讨袁行动，又杀害了到广西活动的荆豫招抚使、武昌起义元勋蒋翊武。陆荣廷虽然效忠袁世凯，但他对袁世凯又深为疑忌，同时也感到袁世凯对自己也是既利用又猜疑。1915年底，袁世凯酝酿称帝，在洪宪封爵时，龙济光被授封一等公，而陆荣廷只授封一等侯，对此，陆荣廷大为不满。革命党人利用这时机，派纽永建、林虎分路入南宁，联络陆荣廷起兵讨袁。陆荣廷表示“绝对尽力做到”，但当云南蔡锷宣布独立，起兵讨袁时，他又称病蜷居于老巢宁武庄，静观形势变化。袁世凯任陆荣廷兼贵州宣抚使，令其率部进军贵州，威胁云南。陆荣廷表示接受新任命，但提出附带条件，请袁世凯在广东拨给军饷一百万元和枪械五千支。陆荣廷的亲信陈树勋，闻悉他接受袁世凯的任命，即从梧州赴南宁，于1916年2月到武鸣县宁武庄劝说陆荣廷反袁。陆荣廷召开军事会议，陆荣廷及诸将看到袁世凯已众叛亲离，觉得时机已到，亦同意反袁护国。

　　1916年3月15日，陆荣廷在柳州发布护国讨袁通电，宣布广西独立。陆荣廷宣布反袁，给袁世凯重大打击，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撤销帝制，但仍当大总统。为加强各派反袁力量的联合，西南护国各省，于5月8日在广东肇庆组织护国军务院，唐继尧、岑春煊出任正、副抚军长，陆荣廷、陈炳焜 代表广西出任抚军，接着，陆荣廷亲率部队一万人，取道柳州、桂林、全县直指湖南，配合云南护国军向北洋军进攻。5月中旬，陆荣廷部进入湖南，下旬到达衡阳。袁世凯的亲信、湖南都督汤芗铭为大势所迫，亦宣布湖南独立，接着乘船北遁。湖南独立，使重病的袁世凯怨愤交加，于6月6日死去。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任命陆荣廷为湖南都督。陆荣廷知道自己难以控制湖南，他所图的是两广地盘，所以并不受命，荐谭延闓 代。北京政府于7月6日改任陆荣廷为广东督军，陈炳焜为广西督军，这才合符他的心意。当时，护国战争结束，军务院也于7月14日宣布撤销。于是，陆荣廷率莫荣新、谭浩明、马济等军南下广东，围攻龙济光于广州，迫使龙济光退居琼崖，9月中旬解决了广东。就这亲，陆荣廷利用护国战争之机，控制了两广，成了西南地区炙手可热的一方军阀。

二

　　陆荣廷进据广东以后，不久，即以年事已高为由，乞归故里，实际是想回到广西老巢，遥控两广。1917年4月，黎元洪委任他为两广巡阅使，以谭浩明为广东督军。谭浩明原为草莽粗人，大字不识，不学无术，凭着与陆荣廷的亲戚关系，当上护国第五军总司令等职务。他到广东后，无法应付广东复杂的政治局面，即与陈炳焜 对调，由陈炳焜到广东当督军。

　　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由皖系段祺瑞控制，段祺瑞企图武力统一中国，引起西南实力派的反感和恐惧。为求自保，陆荣廷提出“桂人治桂”的口号。1917年6月20日，陆荣廷授意广东督军陈炳焜 和广西督军谭浩明联盟通电，宣布两广自主。所谓自主，与独立有所区别，是一种半独立状态。自主时期，两广不受北京内阁的干涉，但遇有重大问题，仍可直接请命总统。桂系提出两广自主，目的是稳固地方割据，但客观上也为孙中山南下开展护法运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1917年7月6日，孙中山与廖仲恺、朱执信等南下广州，利用两广自主的局面，联合滇桂军阀，举起了维护《临时约法》的旗帜。7月21日，北京海军总长程璧光和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联名通电，响应孙中山的护法号召，率舰队南下广州。8月25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召开，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成立护法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

　　由于两广宣布自主，广州护法军政府成立，段祺瑞决定征讨西南及两广，计划由四川进攻云南、贵州，由湖南进攻两广，主要战略目标是广东，而湖南便成为南北争夺的前哨站。8月6日，段祺瑞派心腹大将傅良佐为湖南督军取代亲南方的谭延闓。谭延闓急电陆荣廷求援。陆荣廷乃于10月3日南宁召开两广军事会议，讨论援湘问题。会议决定：由陈炳焜、谭浩明、程璧光、李耀汉联名通电，斥责段祺瑞毁法叛国，发动内战的罪行。提出迎接黎元洪复职，罢免段祺瑞，恢复国会，撤回傅良佐等四项主张。还决定：推广西督军谭浩明为两广护国军总司令，广西出兵四十五营，广东出兵三十五营，共八十营组成五个军，由陆裕光、林俊廷、韦荣昌、马济、林虎分别任第一至第五军司令，出兵援湘。10月6日，护法军湖南总司令部成立，程潜为总司令。接着，湖南护法军与北洋军在湘潭交战，护法战争正式爆发。

　　再说陈炳焜出任广东督军后，同样面临广东局面的一大堆难题，既要“自主”于北京政府之外，又要应付护法军政府；既要和广东省长李耀汉争权夺利，又要提防入粤滇军及广东地方军事势力的坐大。陈炳焜 虽然粗通文墨，能力比谭浩明强，但也无法处理好广东事务而大失人心，遭到各方的强烈反对，陆荣廷只得于11月间由莫荣新接替陈炳焜出任广东督军。

　　莫荣新和陆荣廷一样，出身绿林，是陆荣廷的把兄弟，辛亥革命之后，历任梧州府长、广西陆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桂平镇守使、护国军第三师师长、第五军军长，1916年10月任广东广惠镇守使。莫荣新是落籍广西不久的广东人，对粤人说是广东人，对桂人说是广西人，加上处事圆滑，惯于手段，所以能督粤四年之久。

　　莫荣新出任广东督军后，秉承陆荣廷的指令，排挤并驱逐省长李耀汉。李耀汉是广东新兴人，也是绿林出身，后被清廷收编。辛亥革命后，投靠龙济光，出任肇阳罗镇守使，建立肇军。1916年见龙济光大势已去，响应护国军迎滇、桂军到肇庆，后出任广东省长。李耀汉受桂系军阀排挤，被撤消省长和肇阳罗镇守使职务，并遭通辑，只好率部重返肇庆、新兴一带。 当桂系在广东的地盘进一步巩固后，又对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施加压力，陆荣廷联合滇系军阀，与北方政府妥协，通电主和。1918年1月，组成护法各省联合会。1918年4月10日，非常国会通过了《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改大元帅首领制为七总裁合议制，由唐绍仪、伍廷芳、孙中山、岑春煊、陆荣廷、唐继尧、林葆怿为总裁，旋即推举政学系首领岑春煊为主席总裁。改组后的这政府完全由桂、滇军阀及其附庸政学系所控制，护法成为空名。孙中山见状，于5月4日辞职，5月21日离穗赴沪。第一次护法运动亦告结束。

　　桂系军阀推翻了孙中山的政治地位之后，又要对付滇军和粤军。当时粤军远在潮汕一带地区，一时难以下手，陆荣廷、莫荣新便先向滇军开刀，首先要解决张开儒，张开儒是云南巧家人，是年加入同盟会，曾任云南护国军梯团长、滇军第三师师长兼护法军政府陆军总长，坚决支持孙中山的护法。1918年5月，莫荣新突然发布命令，解散陆军部警卫队，通令各县解散陆军部所设的招兵机关，并诱骗张开儒来省接洽公务，将其逮捕。同年8月，莫荣新兼任军政府陆军总长。 张开儒被捕，入粤滇军失势，桂系军阀又急急要剪除陈炯明、许崇智等粤军。早在护法军政府改组前，孙中山就想建立自己的一支陆军，适值北洋军阀派兵从福建进攻潮汕，广东告急，孙中山和省长朱庆澜商量，拨出省长亲军中的二十营粤籍军队，由陈炯明率领“援闽”（征讨福建的北洋军阀）。桂系军阀对此事始则加以阻挠，继则因潮梅镇守使莫擎宇投靠段祺瑞，宣布独立，形势危急，勉强同意。桂系军阀亦想借此排挤国民党的势力出广东，利用粤军去和北洋军阀互相厮杀，以坐收渔人之利。1918年1月初，援闽粤军在广州成立后，陈炯明率军屯驻粤东，却又徘徊不前，经孙中山多次催促，才于6月间正式攻闽，至11月间，已占领了闽西南的汀州、漳州、龙岩等地，立住了脚跟。1919年6月，皖系为对付直系的威胁，指使其福建督军李厚基与陈炯明的援闽粤军达成停战协定和划界协议。此后，粤军利用停战机会，从事扩编整训，发展兵员至二万人，编成两个军，以陈炯明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许崇智为第二军军长，邓铿为总部参谋长。

　　1920年6月，孙中山特派朱执信、廖仲恺到漳州，力速陈炯明回师广东，肃清桂系军阀，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孙中山同时派绍桢回广东，在江门等地领导民军起义，配合粤军回粤。7月11日，直皖战争爆发，几天后，皖系失败。桂系与直系早有密约，相约北倒段，南倒孙，桂系认为时机已到，乃于8月11日通过军政府下了进攻福建粤军的动员令，以沈鸿英为总司令，分三路进攻粤军。陈炯明听到桂军进攻的消息，才最后下了回师广东的决心。8月12日，粤军在漳州公园举行返粤誓师大会，同时发出讨伐桂系广东督军莫荣新通电，第一次粤桂战争（又称两广战争）爆发。

　　8月16日，粤军分三路进攻桂军：左路由参谋长邓铿指挥，自诏安直超黄岗、澄海，占领汕头；中路由陈炯明亲自指挥，对枫朗、高陂桂军作重点突破，进攻饶平、潮安；右路由许崇智指挥，出上杭、永定，进攻大埔、梅县、兴宁等地。桂军的军事实力虽然占优，但桂系占据广东四年，作恶多端，广东人民恨之入骨，故粤军进攻时，广东各地军民纷纷起义响应。同时，虎门要塞司令丘渭南、广惠镇守使李福林、广东护国第五军军长兼广东省警察厅厅长魏邦平等又宣布脱离桂系，响应粤军，桂军兵败如山倒，狼狈溃退。10月22日，惠州失守；10月28日，广州失守，莫荣新、沈鸿英等率桂军残部逃回广西。

三

　　粤桂战争以桂系战败而告终，从而也结束了桂系军阀对广东长达四年的统治。桂系经此失败，内部四分五列。桂币发生贬值，军饷发生困难，对从广东退回的陈炳焜、莫荣新、沈鸿英的权力地位也无法安排，因此内部分化为以陆荣廷为自的武鸣派和以陈炳焜为首的柳州派。柳州派急于反攻广东找出路，于是武鸣派操纵省议会发表通电，主张广西实行自治，这引起柳州派的激烈反对。陆荣廷为了避免桂系破裂，同意帮助柳州派向外发展，陈兵一万五千人于梧州，归陈炳焜指挥，承诺打下广州后将广东地盘给他们。

　　桂系退出广东后，孙中山于11月重返广州恢复军政府，宣布继续护法。1921年4月7日，非常国会和参众两院联合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并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此时，湖南督军赵恒惕出面“调解”，劝两广息兵，陈炯明亦通电赞成，但陆荣廷表示要陈炯明驱逐孙中山出境，才能弃怨修好。6月13日，桂军分三路攻粤。6月26日，孙中山发布命令，派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率兵攻桂。

　　战争开始不久，重镇梧州被粤军攻陷，随后，双方在北流一带展开激战，很快，桂军溃败瓦解，前敌指挥官刘震寰阵前倒戈；龙州镇守使韦荣昌在桂平通电附粤；百色镇守使沈鸿英在贺县宣布自治，脱离陆荣廷，旧桂系集团分崩离析。在南宁广西督军署内的参谋甘朗廷、副官黄桂培以及林俊廷等便乘机发动签名反动陆荣廷，各部下级军官以及一些中上级军官都参加了签名。陆荣廷见形势已无法扭转，乃以依南宁绅商各界的请求为由，决定退出南宁。7月16日，陆荣廷通电下野，令龙州镇守使黄培桂移驻南宁，代理督军、省长两职。其部队一部分交陆福祥率领，退往武鸣，其余大部分撤往龙州。8月5日，韦荣昌迎接粤军和平开进南宁。陈炯明派黄培桂、韦荣昌主持改编桂军事宜。陆荣廷于是流亡上海，暂作寓公。

　　粤军入桂后，残败的桂军被收编，桂系军阀只能作些零星的抵抗，如陆荣廷的叛将韦荣昌被派往龙州宣抚，到龙州后即被谭浩明等杀害。更多的桂军残部，暂散入各地的山区。孙中山任命老同盟会员、广西人马君武为广西省长，以陈炯明为广西善后督办。孙中山据有两广，决定乘胜出师北伐。12月10日，孙中山在桂林下令北伐，以李烈钧攻江西，许崇智出湖南。但是，留守广东的陈炯明，这时已公开背叛孙中山，3月21日，他派人暗杀了留守广州的粤军参谋长邓铿。孙中山在桂林大本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先行回师广东。而陈炯明亦于4月密令在广西的前敌总指挥叶举率“陈家军”主力，迅速回师广州，对对抗孙中山。

　　粤军撤离广西，省长马君武亦辞职，广西顿时成无政府状态，驻扎在各地的散军、土匪蜂涌而起，纷纷自称自治军。当时，刘日福在南宁自称广西自治军第一路总司令，李宗仁在玉林自称广西自治第二路总司令，梁华堂在桂林自称广西公民自治军总司令，林俊廷也自称接受各界推举就任广西自治军总司令，其余钐军称司令者达数十人。5月，陆荣廷旧部陆福祥及自治军首领刘日福、陆云高、蒙仁潜、李宗仁等，在南宁组织广西自治军临时军剿处，为广西军事临时最高机关。 6月15日，在广州，陈炯明反叛孙中山，令所部叶举、洪永麟围攻总统府。孙中山下令讨伐陈炯明，无暇顾及广西，广西局面急转直下。陆荣廷旧部陆福祥、韩彩凤等和各地号称自治军的大小头目纷纷通电上海，恳请陆荣廷返桂。于是，北京政府委任陆荣廷为广西边防军务督办，又另委任广西永福人、吴佩孚的亲信张其鍠为广西省长。10月间，陆荣廷回到广西任职，督办署在龙州。

　　1923年1月，各路自治军公推驻柳庆的林俊廷为自治军总司令。北京政府又委任他为广西督理军务，3月，兼任省长。但林俊廷实际上无法督理广西的军务，北京政府又想到起用陆荣廷。10月，调林俊廷为钦廉防务督办，改任陆荣廷为广西全省善后总办。11月，陆荣廷由龙州移驻南宁，派陆福祥任南宁善后处处长。

　　陆荣廷到南宁后，决心先整顿全省军队。但是，当时广西全省变成市场诸侯割据的局面，互相争斗和兼并，都不接受陆荣廷的节制指挥。当时主要的军事力量，除了陆荣廷、谭浩明的驻扎在柳庆和左右江的三万多人马外，就是数盘踞桂林一带的沈鸿英部二万多人以及盘踞梧州、玉林一带的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部一万多人（李、黄、白的崛起在下一节谈及）。沈鸿英自1921年6月在贺县宣布自治，脱离陆荣廷后，自称救桂军总司令。后率部退入湖南，投靠吴佩孚。1923年1月进入广东，参与击败陈炯明叛军，被孙中山任命为桂军总司令。但4月在广东花县新街率部叛乱，进攻广州。后被孙中山指挥滇桂粤联军击败，退回广西桂林。陆荣廷决定先打击沈鸿英，再消灭李、黄、白。

　　1924年1月，陆沈桂林之战爆发。陆荣廷乘沈鸿英又调兵准备进攻广东，后方空虚之机，谋夺桂林。当时恰巧吴佩孚赠送给陆荣廷的长短枪约二千支，子弹一批，运至湘桂边，等待接收。陆荣廷便以接收武器，需借道为由，率领韩彩凤、陆裕光所部四千精兵及幕僚“出巡”，进驻桂林。沈鸿英开始深信不疑，但日久未见陆部开拔，方知上当。3月，沈鸿英令邓瑞澍率部突然合围桂林，双方展开激战。这时，李宗仁、黄绍竑抓住这个有利形势，决定联沈倒陆。李宗仁亲率一部由水路自贵县溯江直迫南宁；白崇禧率一部由陆路自贵县出宾阳、上林转武鸣，会师南宁，黄绍竑留驻梧州作内应。6月25日，李、白两部进入南宁，省长张其鍠仓皇由安南出走，投奔吴佩孚；陆荣廷部属蒙仁潜、陆福祥率残部逃往都安一带，与柳州谭浩明配合，侍机反攻。

　　再说陆荣廷被围桂林，老巢南宁及左右江各县被李、白占领，处境危急，吴佩孚令马济武卫军陈良佐团及湘军叶琪旅入桂，进行武装调停，迫使沈鸿英部撤围。于是，陆荣廷得以率卫队旅从桂林北门出城，退到全州，设行辕于湘山寺，韩彩凤率部从西门出，退往柳州。

　　李宗仁占领南宁后，成立定桂讨贼联军总部，以李宗仁为联军总指挥，黄绍竑为副指挥，白崇禧为总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联军整编后，兵分三路，进剿陆荣廷残部。右路李宗仁、白崇禧联合沈鸿英向柳州进攻，韩彩凤败退黔湘边境。中路俞作柏向武鸣进发，消灭那马、都安一带的陆福祥、蒙仁潜残部。左路春宗铎溯左江直捣龙州，打败谭浩清等所部千余人。这样，陆荣廷的残余势力被消灭殆尽，陆荣廷于8月24日在全州湘山寺通电下野，把仅存的卫队旅拨给马济的武卫军，自己辗转到上海、天津等地居住，并在苏州买了一座“清芬别墅”。1928年，陆荣廷听说苏州的房子被蒋介石没收，急忙从天津到南京交涉，蒋介石才给回苏州的房子。陆荣廷为此心病剧发，在11月间死于上海。次年春，遗体运回武鸣啸山埋葬。

　　陆荣廷的失败，标志着旧桂系集团的结束，旧桂系的主要将领，也都失势并先后死去，如谭浩明，失败后移居上海，1925年在寓所被其卫弁枪杀。陈炳焜 ，失败后移居香港，1926年回柳州居住，1927年秋病死。马济，失败后投北洋军张宗昌部，任直鲁联军第十五军军长，1927年春在皖西抗击北伐军时负重伤，不久死于青岛。莫荣新，失败后离开广西，1927年返回桂平，1930年4月病死。林俊廷，在1923年曾投靠孙中山，被委任为广东钦廉高雷琼崖罗阳八属军务督办。1924年9月遭邓本殷部的袭击，败退回贵县。1925年春，自称建国联军粤桂边防军督办，攻入南宁，并宣布兼任广西省长。7月，李宗仁、黄绍竑 攻入南宁，林俊廷逃离广西，1933年在宁明病死。沈鸿英，与李、黄、白联合击败陆荣廷后，1925年初，又被李、黄、白击败，逃往香港，1938年病死。

四

　　1924年至1925年，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首的定桂讨贼联军，先后消灭了陆荣廷、沈鸿英、林俊廷等旧桂系势力，统一了广西。以李、黄、白为首的新桂系军阀，开始走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在此，还须回过头来谈谈李、黄、白三人及其崛起的经过。 李宗仁，字德邻，广西临桂人，1891年8月13日出生。父亲是位私塾先生，母亲在家耕种。李宗仁六岁入私塾，1908年十七岁时入桂林广西陆军小学第三期，1911年辛亥革命后转入广西陆军速成学校。1913年毕业后，曾任南宁将校讲习所教员、桂林模范小学体操教员等。1916年入靖国滇军任排长，次年转到林虎部任连长，随军入湘参加护法之投，升任营长。桂军入粤，李宗仁亦奉命到广东新会县驻防。1920年粤桂战争后，率部退回广西玉林一带驻防。1921年粤军入桂，李宗仁亦接受改编，任粤桂边防军第三路司令。1922年粤军退出广西后，李宗仁抓紧时机发展自己的势力，所部自称广西自治军第二路军，抢占玉林、贵县、荣县等地。不久，黄绍竑由百色率四百人枪来归，使他的队伍更加壮大。

　　黄绍竑，字季宽，广西容县人，1895年生。父亲是位前清孝廉，后改习医学。黄绍竑七岁入私塾，1909年十四岁入广西陆军第三中学学习。1914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1916年毕业后，回广西陆军任准尉见习官。1917年调任马晓军的模范营三连少尉连附。10月参加护法之役，入湘作战，升任连长。1921年，马晓军部护编为四个营，黄绍竑与白崇禧、夏威同升为营长。

　　白崇禧，字健生，广西桂林人，回族，1893年生。父亲是位杂货店老板。白崇禧五岁入私塾，1907年十四岁时考入广西陆军小学，但不到半年，因患恶性疟疾而申请退学。1909年，考入广西省立初级师范。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瞒着家人参加北伐学生敢死队到武汉参战。后被编入南京陆军入伍生队，到南京受训半年，后又被送入武昌陆军预备学校学习三年。1914年升入保定军官学校学习两年，与黄绍竑、夏威同学。1916年毕业后回广西见习，1917年参加护法之役，入湘作战，后调至马晓军的模范营任连附。一年后，白崇禧晋升第一连连长。其时，夏威为第二连连长，黄绍竑为第三连连长，张淦为第四连连长，黄旭初为副营长。1921年，马晓军部扩编为四个营，白崇禧与黄绍竑及夏威同升为营长。

　　再说黄绍竑率部投造李宗仁，是因为他的部队在粤军撤离广西后，不断遭到自治军的打击，难以立足，而当时李宗仁据有玉林，以陆小同学的关系收编各路队伍，所以黄绍竑也把队伍拉到玉林，李宗仁委任他为第三支队司令。但不久，他又感到玉林的地理形势和李宗仁的关系不能使自己有发展的机会，于是，1923年，他假借投靠沈鸿英，把队伍开驻梧州。同时，他联络在广州养伤的白崇禧，由白崇禧以全权代表的身份晋见孙中山，表示愿意加入革命的行列。孙中山即委任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总指挥，白崇禧为参谋长。白崇禧回梧州后，即与粤军李济深部合作，解决了沈鸿英镇守梧州的冯葆初部，宣布起义讨沈，树起了广西讨贼军的旗帜。同年9月，黄、白又在粤军李济深部配合下，打败了从广州回师广西的独立师陈天泰部，讨贼军的力量大为增强，下辖俞作伯、伍廷飏、夏威三个团及八个游击队共计八千人，统管了整个西江上游各县。

　　为了打败陆荣廷、沈鸿英两大势力，黄、白自知讨贼军的力量不足，必须和李宗仁合作，才能有所作为。于是，黄绍竑 派吕竞秋、伍廷飏为代表到玉林，和李宗仁商量合作问题。白崇禧也向李部参谋长黄旭初表示：“若李率其所部与讨贼军合作，登高一呼，四方必定归，功劳岂在广西。”李宗仁经过考虑，决定将部改为“定桂军”，自封总指挥，以定桂军名义与讨贼军合作。

　　李、黄、白这批少壮派军人联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足以与陆荣廷、沈鸿英三足鼎立的势力。根据当时的形势，李、黄、白决定先联沈灭陆，最后铲除沈鸿英，统一广西。1924年初，黄绍竑派人向沈鸿英表示愿意与之合作，推倒陆荣廷后平分广西，沈鸿英表示同意。4月，沈鸿英与陆荣廷爆发了桂林之战，双方相持不下，并有媾和之意。李宗仁等认为，双方和议如成，则广西仍三分之局，陆、沈还会合谋对付自己，决不能坐失良机。于是，在5月，他们乘陆、沈和议未成之机，分水陆两路进军，袭取陆荣廷的老巢南宁及左右江各县。

　　李宗仁攻取南宁等地以后，深感讨贼军和守桂军虽然合作成功，但也存在较深的矛盾，担心会重蹈太平军天京事迹的覆辙，于是电请坐镇梧州的黄绍竑来南宁商讨对策。李、黄都认为，想统一广西，就要彻底消除两军间的嫌隙，而唯一的办法则是使两军合二为一，统一军令和政令。于是，他们成立了“定桂讨贼联军司令部”，以李宗仁为总指挥，黄绍竑为副总指挥，白崇禧为参谋长。定桂讨贼联军接着兵分三路，进剿陆荣廷残部，迫使陆荣廷于8月24日通电下野。年底，孙中山将李宗仁部改编为广西省绥靖督办公署，下辖两个军，李宗仁为督办兼第一军军长，黄绍竑为会办兼第二军军长，白崇禧为督办公署参谋长。

　　1925年初，李宗仁准备消灭沈鸿英部。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这时，曾拒绝孙中山的要求，不愿充任大元帅府副统帅的滇系军阀唐继尧，趁广州群龙无首之机，忽然通电就职，准备自滇、黔两省派三路大军，假道广西，前往广州视事，其妄图占据两广之心昭然若揭。李宗仁连夜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利用唐军尚在准备的空隙，先讨平沈鸿英，以除后患，再回师合力抵抗唐军。4月，李宗仁兵分三路对沈鸿英发动突然袭击，经过数日激战，沈鸿英部全线崩溃，李宗仁占领桂林，沈鸿英化装逃走。临走前，他约集桂林绅商话别时说：“我沈鸿英十余年来，带兵数万，横行桂湘赣粤四省，谁亦莫我奈何，初不料今日竟败于几个排长出身的小子之手。”

　　当李宗仁消灭沈鸿英之际，唐继尧已令其号称“建国军”的滇、黔两省部队约六万余人，兵分两路东指。一路由龙云为总指挥，率三万余人，1月下旬由云南广南府进发，占领广西百色县，沿江直趋南宁；一路以唐继尧弟唐继虞为总指挥，率二万五千余人，由贵州榕江县进入广西，占领三江县、融县、直趋柳州。第一次滇桂战争爆发。由于桂军实力薄弱，李宗仁、黄绍 竑 便令南宁驻军退出南宁，保存实力，待机反攻。同时，派人向广州国民政府求援，和驻粤滇军范石生部联络，广州国民政府派范石生率二万余滇军援桂。5月中旬，黄绍 竑与范石生合力于昆仑关击败滇军，迫使进犯的龙云部退守南宁。随后，李宗仁等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首先以部分兵力牵制住南宁方面的滇军，然后集中兵力，在柳州北的沙浦地区与滇军激战，滇军大败。接着又在庆远、怀远之战再败滇军。柳州之唐继虞部只好退回云南。南宁之龙云部由于势孤也被迫于7月上旬撤出南宁，经龙州、靖西退回滇境。第一次滇桂战争以滇军失败告终。

　　1925年间，李宗仁、黄绍竑 、白崇禧统一了广西，并成为新桂系军阀三巨头，其部队扩编为九个旅。1926年初，广州国民政府派汪精卫、谭延闓 到广西，在梧州与李、黄就两广统一问题交换意见。其后，李、黄亦派白崇禧到广州具体商谈。3月15日，达成军、政、财统一的三项决议。3月24日，桂军改编者按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为军长，白崇禧为参谋长，黄绍竑 为党代表。两广统一，为北伐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五

　　1926年3月12日，北洋军阀、湖南省长赵恒惕被湖南人民赶走，3月25日，唐生智接任湖南省长。4月19日，吴佩孚任命叶开鑫为湘军总司令，4月21日，叶开鑫率军向唐生智发起进攻，唐生智连连战败，遂致电李宗仁请示广西出兵增援，并派刘文岛赴桂请兵。李宗仁认为与其坐视唐军败退入广西，叶军追随入桂，还不如先发制人，出兵援唐，这样一则可保全统一的局面，二则可乘此机会向外发展。于是，先派一旅部队先行援湘，这就是钟祖培的第八旅。

　　5月20日，广州国民政府派出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也赴湘援唐，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李宗仁率领第七军亦开赴湖南。北伐军与北洋军在湖南战场上展开激战，攻占了株州、醴陵，8月12日夺取长沙，北伐军将领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李宗仁及北伐军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参加了会议，会议对作战计划作了重新部署，第七军编入中央军，分左、右两纵队，李宗仁任右纵队指挥。中央军的任务是直取武汉，李宗仁率右纵队连续攻占了平江、岳阳，又在汀泗桥、贺胜桥战役大败吴佩孚的主力，于9月1日攻至武昌城下。李宗仁对武昌发起三次攻势，但未能攻下。后汉阳、汉口先后被北伐军攻占，9月14日，北伐军司令部正式封锁武昌，使敌军粮草断绝。10月10日，北伐军发起总攻，收复了武昌，吴佩孚的势力基本被消灭。

　　攻取武汉以后，蒋介石调李宗仁第七军沿长江东下。李宗仁挥师转战于赣皖战场，打垮了孙传芳的精锐部队，1927年3月初进驻安庆。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桂系势力也迅速扩大，除了李宗仁的第七军外，白崇禧组建了第十三军，黄绍竑 组建了第十五军。

　　1927年3月中下旬，蒋介石正积极准备政变，桂系集团亦参与其事，李宗仁向蒋建议，将第七军主力从安徽调到南京附近，以监视沪宁线的“不稳”部队。4月3日，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 参加了上海反共秘密会议。4月12日，桂系集团配合蒋介石进行了反共政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蒋介石对于在北伐期间迅速崛起的桂系势力深感不安，准备加以削弱和消灭。4月底，蒋介石不顾形势的危急，密令何应钦解散李宗仁的第七军，何应钦认为不妥，拒绝执行。这事，加剧了蒋桂之间的矛盾，促使李宗仁下了决心，对蒋采取不合作态度并准备逼蒋下台。7月，武汉政府派唐生智率部东征讨蒋，李宗仁便以讨唐为名，将第七军部署在南京以西地区，又联络浙江周凤岐将二十六军开到南京周围，形成对南京的包围。当武汉程潜部到达芜湖以西时，李宗仁与程潜取得联系，相约互不攻击。8月6日，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徐州战役一败涂地，津浦南线尽失，这不仅使蒋介石企图以军事上的胜利对武汉方面施加压力的愿望破灭，而且使南京政府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困境。李宗仁决定利用这一时机逼蒋下台。8月8日，李宗仁领衔致电冯玉祥及武汉方面，声言要宁汉和解，“整个善后”。蒋介石从徐州回到南京，令白崇禧部署军队与武汉作战，但遭到白崇禧的公开顶撞，拒绝执行。蒋介石意识到桂系在“逼宫”，于是采取以退为守的办法，提出“辞职下野”。不料桂系当即表示同意，连何应钦等也并不提出挽留，蒋介石被迫于8月12日通电下野。 蒋介石下野后，桂系控制了南京国民政府。8月下旬，孙传芳部节节南逼，威胁南京。李宗仁、白崇禧以及何应钦等指挥部队抗击，在龙潭一带与孙军展开血战，8月30日发动全线进攻，大败孙军，共缴获枪械四万余支出，机关枪、迫击炮各数千门，俘获孙军官兵三万余人，使孙传芳之精锐尽丧，也扫除了威胁南京国民政府的严重障碍，保卫了南京。龙潭之战后，李宗仁的第七军也扩编为第二路军，下辖第七军、第十九军、第十八军。

　　9月11日，李宗仁撮合宁汉沪三方在上海开会。会上，桂系与西山会议派联合，排斥了汪精卫“正统”地位，把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大权抢到手，成立了一个由桂系控制的“中央特别委员会”。汪精卫愤而通电下野，暗中策动武汉的唐生智拥兵割据与特委会对抗，又联合张发奎在广州公开另立中央。

　　桂系早想夺取唐生智控制的武汉和两湖，打通与广西老巢的联系，趁此机会，李宗仁宣布武装讨代唐生智，爆发了李唐之战（又称宁汉战争）。1927年10月，李宗仁、白崇禧争取了与唐生智不和的谭延闓、程潜的支持和配合，又得到冯玉祥、李济深在河南、广东的遥相呼应，率领西征军讨唐。开战不久，唐军纷纷溃败，叛唐附桂。至11月11日，武汉危急难守，唐生智被迫下野，东渡日本，所部由刘兴、李品仙、何健率部撤回湖南。11月15日，西征军占领武汉。武汉政治分会被取消，代之以湘鄂政务委员会，程潜任主席。唐军各部相继接受改编，桂系的势力得到进一步的壮大。

　　李宗仁虽然在军事上取得辉煌战绩，但在政治上的形势并不好，他取代了蒋介石成了众矢之的。此时，蒋介石又与汪精卫联合起来，准备东山再起。冯玉祥在北方也吁请蒋介石出山，继续北伐。一时间，“拥蒋复职”的呼声四起，桂系也被迫公开表明“拥蒋”的立场。1928年1月4日，蒋介石回到南京，1月9日正式通电复职。2月2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蒋介石又把党政军权集于一身，桂系的发展遭到了挫折。 蒋介石复职后不久即宣布继续“北伐”，因要借助桂系力量统一北方，所以对李宗仁等暂采取忍让态度。1928年4月，李宗仁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第四集团军由桂系部队和两湖部队所组成，共辖十六个军又六个独立师。参谋长为张华辅，前敌总指挥为白崇禧，辖鲁涤平第二军、胡文斗第六军、夏威第七军、吴尚第八军、叶琪第十二军、白崇禧第十三军、陈嘉佑第十四军、周斓第十七军、陶钧第十八军、胡宗铎第十九军、向成杰第二十一军、魏益三第三十军、何健第三十五军、廖磊第三十六军、李燊 第四十三军、邹鹏振第四十四军以及罗启疆、刘和鼎、陈汉章、刘春荣、周朝武、陈渠珍六个独立师。此外，黄绍竑 的第十五军留驻桂粤，辖黄旭初、伍廷飏 、吕焕炎、吕光烽、刘日福五个师。

　　1928年4月，李宗仁、白崇禧率第四集团军沿京汉线北进，一路上接连大败奉军，5月底已攻下邯郸、保定、石家庄等地，6月1日向京津地区推进，张作霖于6月3日退出北京，6月4日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国民革命军占领京、津，李宗仁还率部攻取唐山，其后，兵临山海关，桂系势力达到极盛。7月6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在北平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北伐完全祭告盛典，蒋介石声称“统一大业完成”。

　　然而，桂系集团势力的迅速膨胀及其咄咄逼人的气势，使得蒋介石寝食难不安，在“统一大业完成”之后，为消除后患，他首先向桂系开刀。1929年2月，蒋介石偷运武器给湖南省长鲁涤平，策动反桂。李宗仁即与白崇禧、黄绍 等密商对策，决定与蒋介石对抗。2月19日，李宗仁在南京指示负责武汉政府分会的部下胡宗铎，以政治分会的名义罢免鲁涤平的湖南省主席兼第十八师师长的职务，同时派夏威、叶琪两军从武汉入湖南，鲁涤平仓皇出逃。蒋介石即以“湘案”为由，打击桂系。蒋介石首先折散粤桂联盟，将广东省主席兼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请”到南京处理“湘案”，于3月21日将李济深囚禁。3月22日，蒋介石发布讨伐令，并宣布免去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本兼各职及永远开除三人党籍。其时白崇禧正在河北，蒋介石派唐生智去策反其旧部，李品仙、廖磊等背叛白崇禧，白崇禧即乘日轮南逃上海。蒋介石获悉后急电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令其派快轮到吴淞口截留逮捕。熊式辉秘书王又庸将此事密告从南京逃入上海法租界的李宗仁，李宗仁通过日本关东军司令宇都宫的帮助，在白崇禧到达吴淞口前将他接往日本。后白崇禧从日本经香港回到广西。李宗仁也在3月25日夜间逃离上海法租界经香港回到广西，与蒋介石展开蒋桂战争。

六

　　“湘案”是蒋桂战争的导火线。蒋介石借处理“湘案”之机发难，兵分三路讨伐桂系。李过仁也拉开决战的架式，委任何健、叶琪、夏威、胡宗铎、陶钧分别为第一、二、三、四、五路军司令，将部队布防在湘东和湖北黄陂一线。1929年3月30日，蒋介石下达总攻令，蒋桂战争正式爆发。

　　战争开始，防守湘东的第一路军总司令何健即声明拥护中央反对桂系，使湖南落入蒋军之手。防守黄陂、祁家湾一线的第三路军代总司令李明瑞（总司令夏威因病未到职）及杨腾辉等，早已被蒋介石派余作柏所收买，于4月3日在考感地区阵前倒戈，反桂投蒋，使桂军全线动摇。胡宗铎、陶钧、夏威等桂军将领被迫放弃武汉，率军向鄂西败逃。蒋介石一面派兵追击，一面进行招抚。4月21日，胡宗铎、陶钧、夏威联名发表通电，表示服从中央，部队听候改编。随后，胡宗铎、陶钧出国，夏威出走香港。蒋介石解决了桂系在两湖的主力后，广东的陈铭枢、陈济棠亦联名发表通电，反桂拥蒋。蒋介石令何健率军由湘攻桂，占领桂林；陈济棠率军从肇庆攻桂，占领梧州；云南的龙云率军经贵州南部南下攻桂，占领柳州。

　　面对这不利的形势，李宗仁只得让黄绍竑 出面与蒋介石进行交涉，以争取喘息之机。休战一月之后，5月5日，李宗仁在梧州又打起“护党救国军”的旗号，自任总司令。随即去香港联络反蒋势力。白崇禧、黄绍 竑 则后分两路，进攻正被蒋控制的广东，双方在广州西北的赤坭、白坭地区展开连场激战，5月21日桂军被击败，退回广西月2日，湘粤联军攻占梧州。6月27日，俞作伯、李明瑞率军进驻南京，白崇禧、黄绍 逃往国外，蒋桂战争结束。

　　蒋桂战争以后，李、黄、白流亡越南、香港等地，蒋介石任命俞作伯为广西省主席，李明瑞为广西区编遣主任。俞作伯，广西北流人，1911年加入同盟会，保定军校第三期毕业，曾入林虎部。1921年因林虎部败于粤军，遂率队加入李宗仁部，曾任统领、纵队司令、黄埔军校南宁分校主任兼广西省政府农工厅厅长等职。后因受新桂系排斥，出走上海。蒋桂战争中，为蒋介石策动第七军李明瑞师、杨腾辉团拥蒋倒桂，所以被蒋介石任命为广西省主席。俞作伯主政广西后，启用了许多进步人士，甚至请中共中央派邓小平等去南宁协助工作，使蒋介石甚为震怒，密令陈济棠准备发兵广西。俞作伯感到形势不妙，决定先发制人，于9月27日通电反蒋。但一经交战，部队便于前线倒戈，俞作伯只得于10月13日逃离南宁。这时，广西境内无人主政，桂系军人及民众团何呼吁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回广西重整局面。

　　1929年11月间，李、黄、白又回到广西，在南宁组织救党护国军，李宗仁任总司令，黄绍竑 任副总司令，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挥。蒋桂战争后，粤军将领张发奎在鄂西收容桂军残部，势力日益膨胀，因识破蒋介石命其部移防的阴谋而起兵反蒋，这时也率部由宜昌取道湘西回到广西。李宗仁决定联合张发奎，东下进取广东。11月中下旬，张发奎的第三路军与李、黄、白的第八路军，分别经广东怀集、德庆到清远会合，向广州进攻。蒋介石除了布置陈济棠的谭道源、余汉谋、蔡廷锴、香翰屏、李扬敬各师迎战外，还派朱绍良、毛炳文等三个师援粤，令何健的第四路由湖南进攻广西，并以何应钦为广州行营主任负责指挥。11月26日，李宗仁到梧州设立了大本营，桂张军分别从横石、洲心圩渡过北江，攻击前进。12月4日，何应钦下令分五中知陆空协同下，向张桂军进攻，双方下面战场达八十华里，经过激烈战斗，张桂军失败，退回广西。粤军追击至广西境内作战。1930年2月，黄绍 竑 指挥张发奎的第四军、桂系的第十五军与粤军主力余汉谋、香翰屏、蒋光鼐三个师在北流一带决战，激战四昼夜，桂张军失败。就在这时，粤系首领胡汉民被蒋介石扣留南京，粤桂达成休战协议，粤军撤兵。第二次粤桂战争（又称桂张攻粤之战或两广战争）结束。

　　在粤桂战争结束的同时，北方的阎锡山与冯玉祥又联合起来对抗蒋介石。3月间，各地反蒋派云集太原，组成了以阎锡山为中心的反蒋联盟。3月15日，由晋军将领商震和西北军将领鹿钟麟等五十七人联合通电，拥戴阎锡山为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4月1日，阎、冯、李分别在太原、潼关、桂平通电就职，中原大战爆发。

　　李宗仁所部桂张联军被编为第一方面军，李宗仁任总司令。李宗仁在南宁举行会议，决定率军入湘进攻武汉，与阎、冯会师中原。其作战计划是：由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率第四、七、十五军先行出发，由黄绍竑 率教导第一、二师作后卫跟进。并决定当桂张军攻占长沙时，黄绍竑 的后续部队应占领衡阳。5月下旬，桂张军攻下衡阳，6月初进入长沙、岳阳。但黄绍竑 部行动迟缓，此时刚进抵湖南零陵，而蒋介石命粤军蒋光鼐、蔡廷锴部已先机占领了衡阳，把桂张军截成两段。为解除后顾之忧，李、白、张即放弃长沙，退回耒阳，向粤军反攻。7月1日，李、白、张部与黄绍竑 部，于衡阳五塘附近与粤军激战，结果被粤军打败，桂张军只得退回广西。

　　在桂张军出湖南作战时，蒋介石令滇系龙云攻打广西。1930年5月，龙云令卢汉为总指挥，率领四个师约一万九千人，先攻占百色，5月中旬经果化围攻南宁。南宁桂军韦云淞部只有三百人，以镇宁炮台为制高点，凭城固守，两军对峙至9月下旬。桂张军退回广西经整顿后，决定对湘粤方面敌人取守势，全力反击入侵之滇军。9月底，桂军在白崇禧指挥下回援南宁，经过两周激战，至10月中旬，滇军失败，退出广西。第二次滇桂战争结束。 中原大战以后，桂系集团发生了分化，黄绍竑因与李宗仁、白崇禧常常意见相左，同时，也厌倦与蒋介石打内战，在征得李、白的谅解，并表示并不出卖团体以后，离开广西到南京附蒋。蒋介石即任命他为广西军务善后督办，但他并没有马上到广西就任，而是拿了蒋介石的钱在上海、香港、广州等地闲住，直到1932年2月以后才出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而李宗仁、白崇禧仍然留在广西，坚持反蒋活动。

　　 1931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广东实力派人物胡汉民因反对蒋介石集党权、军权于一身，被蒋扣留。于是，反蒋派人物纷纷南下广州。蒋粤反目，促成粤桂联合。陈济棠停止了对广西的进攻，与李宗仁握手言和。5月27日，反蒋派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李宗仁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及军事委员会常委。广西省经过改组，由第十五军军长黄旭初（广西容县人）出任省主席。桂军改编为第四集团军，李宗仁任总司令。9月初，粤桂联军进入湘南，向南京国民政府挑战。但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在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中，宁粤议和。迫于形势，南京国民政府于12月改组，批准蒋介石辞职。广州国民政府亦于1932年1月5日宣布撤销，另立西南政委员会和国民党西南执行部。1932年3月蒋介石复职后，主要精力放在围剿红军，无暇顾及解决桂系问题，使李宗仁能够有机会整治广西，积蓄力量，以图日后东山再起。

　　1932年4月，李宗仁任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任副主任、黄旭初任省主席，他们三人成为桂系新的三巨头。李、白、黄提出了自卫、自治、自给的“三自政策”和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的“三寓政策”作为建设广西的纳。1934年，李宗仁、白崇禧还从上海礼聘胡讷生、万民一、万仲文、徐梗生、刘士衡、朱五健六人来广西充当高级谋士，此六人被称为“桂系六君子”。对于蒋介石要桂系堵截中央红军的命令，李宗仁、白崇禧则阳奉阴违，力求保境而“护送”中央红军通过湘桂边境进入贵州。经过五年的惨淡经营，李宗仁等消除了广西境内的匪患，建立了大量的民团组织，改革了饷捐制度增加了财政收入，创办了各类学校培养了大量人才，桂系集团渐渐恢复了元气。

　　1936年5月，胡汉民去世，蒋介石乘机要夺陈济棠的广东军政两权。以陈济棠为首的广东实力派，联合李宗仁、白崇禧打起“抗日救亡”的旗帜，与之抗衡，激发了两广事变。6月初，两广组成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陈济棠任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副之。接着，以北上保卫华北为名出兵湖南。蒋介石在调兵弹压的同时，对两广尤其是粤军施以“银弹”收买的攻势。6月9日，粤军主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通电拥蒋。7月4日，陈济棠的空军司令黄光锐率飞机数十架投蒋。7月18日，陈济棠被迫通电下野去香港。

　　陈济棠垮台后，李宗仁即从广州返回南宁。蒋介石又紧逼李宗仁，调他到南京，又电令白崇禧出洋考察。李、白对此坚决反对。蒋介石调集军队准备以武力解决，李、白也动员了十万之众准备应战，蒋桂战争又即将爆发。但由于全国民人的强烈反对，加上冯玉祥等反复调停，蒋介石不得不收回成命，并于8月12日飞抵广州，向广西发出了和平信号。李宗仁也于8月17日飞到广州，两人会面协商，终于达成了中央接纳李、白抗日救国的建议，日军如再进逼，由蒋领导全面抗战，广西立即出兵参加抗战等主项和平协议。至此，两广事变遂告结束。

七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集团坚决主张抗日救国，桂军立即开赴华北战场，加入中国军民抗战的行列。

　　李宗仁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津浦线南段苏鲁方面作战，司令长官部设在徐州。白崇禧则被任命为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协助蒋介石指挥抗战。在抗日战争期间，李、白二人指挥过不少重大的战役，其功不可没。

　　1938年3、4月间，李宗仁、白崇禧指挥中国军队在徐州附近的台儿庄地区围歼日军第十师团、歼敌二万余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取得的第一个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斗志。当时武汉行都举行十万人游行，并用卡车载着李宗仁、白崇禧的巨幅画像为先导。

　　此外，李宗仁、白崇禧还参与指挥了1938年6月至10月的空前规模的武汉会战。李宗仁还指挥了1939年4、5月间的随枣战役，消灭了大量日军，收复了枣阳、随县。白崇禧还指挥了1939年11月至1940年2月的桂南战役，两度收复战略要地昆仑关。还领导了南昌会战、三次长沙会战等。

　　桂军在抗日战争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也牺牲了无数忠勇的将士，如：陆军第一七五师少将副师长夏国璋（广西容县人）、陆军第一七一师第五一一旅少将旅长秦霖（广西桂林人）、陆军第一七0师第五一0旅少将旅长庞汉桢（广西靖西人），都在1937年12月的淞沪抗战中为国捐躯，后都被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陆军第八十四军第一三七师中将师长钟毅（广西扶南人），在1940年5月的枣宜战役中率部与日寇血战至弹尽粮绝，自戕殉国。桂林城防司令部中将参谋长陈济恒（广西岑溪人）、陆军第一三一师少将师长阚维雍（广西柳州人），在1944年11月的桂林保卫战中，与日军血战至城破后壮烈牺牲，阚维雍后被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宗仁被任命为北平行辕主任，但这只是一个并无实权的闲职。白崇禧出任国防部长，但也并没有部队指挥权。以李、白为着的桂系集团不甘受制于蒋介石，在寻找机会与之争斗。

　　1947年初，国民政府声称从速召开行宪国大，选举正副总统。当时，正值解放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蒋介石在军事上处处失利，美国政府对蒋介石越来越感到失望，有意以李宗仁取而代之。李宗仁获此信息，决定参加副总统竞选。1948年3月，他在北平向报界首次发表竞选副总统的谈话，并在南京成立竞选事务委员会，正式参加竞选。除李宗仁外，竞选副总统的还有孙科、于右任和程潜，而蒋介石则已内定孙科为副总统，劝李宗仁“顾全大局”，退出竞选。但李宗仁根本不听蒋的“劝告”，坚持参加竞选。于是，蒋介石和李宗仁为副总统竞选开展了明争暗斗。4月23日，国民大会选举副总统开始。前两次投票结束，李宗仁得票都是领先，孙科次之，程潜第三。但因没有一人得票超过代表的半数，依法再进行选举。但蒋介石指使亲信要挟代表把投程潜的票改投孙科。李宗仁连夜召集白崇禧、黄绍竑 、黄旭初、程思远等桂系头目商议，决定联合程潜以“罢选”争回主动权。结果，蒋介石看到选举将要流产，只好请回李宗仁重新出来竞选，最终由李宗仁获选副总统。 李宗仁获选副总统，是与蒋介石斗争的一个胜利，当然也加深了与蒋的矛盾。一个多月后，蒋介石免去白崇禧的国防部长之职，调任华中“剿总”总司令。开始，白崇禧拒绝接受此项任命，跑到了上海。蒋介石派时任监察院副院长的黄绍竑 去劝说。黄绍竑 则从另一个角度劝说白崇禧：应借此机会脱离蒋的控制，掌握军权，一旦时机成熟，逼蒋下台，以李宗仁取而代之。白崇禧感到有理，即回南京和李宗仁商谈后，于6月底到武汉就职。

　　1948年秋冬，蒋介石正处于焦头烂额的境地，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军被歼一百多万，美国已明确表示不再支持蒋介石，桂系乘机逼其下野。蒋介石在国内外一片谴责以及李、白的逼迫之下，不得不得出下野自咎。但是，他并没立即付之行动，还想拖下去。1948年底，白崇禧从汉口拍来电报，依仗军事上的军力再次逼其下台。除夕夜，蒋介石在南京总统官邸举行晚宴，李宗仁及其他党政军高级官员应邀参加。宴会的气氛异常冷清，人人神情沮丧，餐后蒋命张群宣读了准备第二天发表的《求和声明》，表示“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听”。蒋介石故意问身边的李宗仁有何意见，李宗仁回答：“我与总统并无不同意见。”桂系其他将领也都表示赞同。谷正纲、张道藩等少数几人反对蒋介石下野，蒋介石站起来恨恨地大声说：“我并不是要离开……我志愿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终于，蒋介石在1949年1月21日正式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李宗仁上台后，即寻求与中共谈判，希望尽快达到停战而获得喘息机会。李宗仁、白崇禧等更幻想依仗残存的兵力，固守长江，与共产党两分天下，隔江而治。经过与中共的协商，4月1日，李宗仁派出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 、章士钊、李蒸、刘斐等为和谈代表，到北平与中共举行谈判。4月16日，黄绍竑携带谈判文件《国内和平协定》飞返南京。尽管中共已作了不少让步，但因国民党提出“就地停战”和“划江而治”两点均被拒绝，李宗仁不肯在条约上签字。这除了蒋介石的牵制和白崇禧的制约之外，李宗仁本人也过高估计了国民党残余部队的力量，相信其固守长江的能力。 4月20日最后签字日期一过，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长江。4月23日，南京解放，李宗仁飞返广西桂林。李宗仁在代行总统职权的三个月中，处处受到蒋介石的牵制和拆台，使他气愤难平，他表示：除非蒋介石切实履行诺言，保证不再干预政治、军事和人事，否则决不下当时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广州。5月6日，蒋介石作出保证：“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闻问。”5月8日，李宗仁才离开桂林飞抵广州，为挽救残局作最后的努力。他派人到美国争取援助，派何应钦、白崇禧重新部署兵力，准备作长期顽抗，但均告失败。7月14日，蒋介石从台湾飞到广州，又从幕后走到了前台，李宗仁更加无所作为。

　　1948年8月，白崇禧率二十万兵力退至湖南衡阳、宝庆（今邵阳）地区，凭借湘江、资水布防。人民解放军采取长距离包围迂回战法，切断了白崇禧部退向云贵及广东之路。10月7日，白崇禧部向湘桂边界败退，解放军乘势追击。10月9日，白崇禧部主力四个师被合围于祁阳以北地区。10月14日解放军发起总攻，10月17日衡宝战役结束，白崇禧部被歼四万七千余人。

　　白崇禧集团退入广西后，解放军又尾随进入桂北，对其老巢广西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白崇禧以张淦、鲁道源两兵团共五个军南下雷州半岛，企图与广东国民党残部会合，以保持雷州半岛的海上退路，但遭到解放军的坚决阻击，残部退回广西，于12月1日在博白地区被围歼。解放军于12月4日解放南宁，12月7日攻占钦州，12月12日攻占镇南关，至此，逃入广西的白崇禧部十七万余人，除五万人逃入越南外，其余全部被歼灭。曾经显赫一时的桂系军阀，也随着蒋家王朝的覆灭而最终消亡了。

　　有趣的是，桂系三巨头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 ，还有其后的首领之一的黄旭初，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各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先说黄绍竑 ，在参加北平和平谈判失败后，看到国民党政府已无可挽救，即于4月24日飞到广州转往香港。8月13日，他与刘斐、贺耀祖、龙云等四十四位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发表声明，表示与国民党政府决裂，与中国共产党合作。9月，黄绍竑应邀到北平参加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成立后，黄绍竑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等，为新中国的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遭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迫害，1966年8月31日，黄绍竑自杀身亡。1982年12月29日，民革中央在北京为他召开了追悼会。

　　再说白崇禧，当初还迷信自己那点军事力量，以为可以逼迫国民党内部各派统一到桂系为中心的领导之下；同时，也可以向共产党讨价还价，隔江而治，形成南北朝的局面。但随着他的部队在广西被全歼击，他的军事、政治生涯也宣告完结。他先乘飞机逃往海南岛，此时，蒋介石“恳请”他到台湾“共商善后”，他先是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飞到了台湾。白崇禧到台湾后，出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但实际无职无权，甚至还受到特务的监视，过着孤独寂寞的生活。白崇禧其实是被蒋介石骗到台湾，加以控制。1966年12月2日，白崇禧在台北寓所因心脏病逝世。不过，有些人因他死前曾痛苦地挣扎，死后尸体周身发绿等现象而觉得他的死有可疑。但不管怎样，精明一世，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晚年在台湾过着半软禁的生活，最后郁郁而终，这却是事实。

　　而李宗仁，则于衡阳战役桂系败逃后感到完全失望，于1949年11月20日以治病为由从南宁飞往香港。以后又严辞蒋介石要他去台湾的劝告，于12月5日由香港飞往美国。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宣布“复位”，李宗仁也开始了的流亡生活，并正式与国民党阵营决裂。晚年，他渴望叶落归根，回到祖国。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程思远（1949后居住香港）的帮助下，1965年7月18日，李宗仁及其夫人郭德洁排除险阻远渡重洋飞回到祖国，受到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多次接见。分别十六年后，李宗仁与黄绍竑等老友部属又重新聚首，更是感慨万千。此后，李宗仁到祖国各地参观，对祖国的建设成就感到由衷的喜悦，并努力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因患直肠癌和肺炎，在北京病逝。

　　桂系另一首领黄旭初，于1949年底赴香港，台湾当局委其为总统府国策顾问。1975年11月19日，黄旭初在香港病逝。

绍粤系军阀，似应从胡汉民谈起。胡汉民并非军阀，只因他是辛亥革命后广东第一任都督，所以从他谈起会方便些。

　　胡汉民，字展堂，广东番禺县人（祖籍江西吉安卢陵县），1879年12月9日出生于一个并不富足的官宦之家。七岁入私塾，十五岁时，父母相继去世，胡汉民一边教书为生，一边自学，与史坚如（广东番禺人）等结识并交往，了解到孙中山的为人和他从事的革命活动，1898年，胡汉民出任《岭海报》记者，逐渐产生了变革社会的思想。1900年10月，史坚如在广州参加反清活动被捕杀，给胡汉民很大的震动，激发了出洋留学并从事革命活动的念头。1902年，胡汉民终于得机会东渡日本留学，但不久即因参加留日学生的反清请愿活动失败，愤而退学回国，在梧州、香山等地教书。1904年，胡汉民再度赴日留学，与留日同学兼番禺同乡汪精卫、朱执信、古应芬、胡毅生（胡汉民堂弟）等结成一个小团体，开始倾向于革命。1905年9月，胡汉民加入了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不久担任书记部长，受到孙中山的倚重。1905年11月26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创刊，胡汉民又担任编辑和主要撰稿人。 1907年3月，胡汉民随孙中山离开东京前往南洋，此后在中国南部发动了多次反清武装起义，尤其是镇南关起义，他抱病参战，表现出很高的革命热情。1908年，胡汉民出任同盟会南洋支部支部长，1909年到香港，出任同盟会南方支部支部长，与黄兴等策划了广州新军起义和辛亥广州黄花岗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响应。胡汉民当时尚在西贡，闻讯后即返香港，派出朱执信、胡毅生等潜回广东，策动民军起义，运动清军反正。广东各地民军蜂起，纷纷进逼省城。清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等也向同盟会输诚，通电反正。清两广总督张鸣岐见大势已去，只好召集广东各界代表讨论广东独立问题。11月9日，广东宣布独立。各界代表原推张鸣岐为广东都督，推第二十五镇统制兼警卫军副司令龙济光为副都督，但张、龙二人均不肯就任，于是各界代表重新推举胡汉民为都督，后又增被陈炯明为副都督。11月10日，胡汉民从香港返抵广州，就任广东都督，组成了以同盟会员为骨干的广东军政府。

　　胡汉民出任都督后，即命财政部正、副部长李煜堂、廖仲恺着手解决财政困难；命胡毅生、李文范成立全省军务处，管理旧军队，将最不稳定的龙济光所部“济军”调往钦廉剿匪，解除军政府的心腹大患；又命朱执信、胡毅生、何克夫、黄世仲等对各路民军进行整顿和编练。胡汉民还领导军政府粉碎了原清新军标统黄士龙篡夺军权的阴谋，回击了英国军舰对军政府的挑衅行为，建立了临时省议会。

　　待广东局面稍为安定，胡汉民又以姚雨平为总司令、马锦春为副司令，黄慕松为参谋长、邹鲁为兵站总监，组织了一支八千余人的广东北伐军，北上与清军作战，该军后来在宿州、固镇、徐州战役中大破清军张勋部，为捍卫南京立下了赫赫战功。

　　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从欧洲返国途经香港，胡汉民与廖仲恺同往香港迎接。胡汉民拟留孙中山在广东，但孙中山则以建立中央政府为当务之急，说服了胡汉民。胡汉民当即决定随孙中山北上，将广东都督一职交由陈炯明代理。

　　陈炯明，字竞存，广东海丰县人，1878年出生于海丰县城一个绅商之家。陈炯明从小接受封建教育，1898年考中秀才，1906年就读于广东法政学堂，1908年毕业。1909年，陈炯明在海丰县一些官绅的支持下，当选为广东省咨议局议员，成为立宪派积极分子。同年，各省咨议局代表在上海开联合会，陈炯明是广东代表之一，在上海期间，陈炯明与革命党人有了联系，加入了同盟会。1911年辛亥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陈炯明亦参加了这一战役，但他贪生怕死，中途单独逃跑出城，事后受到黄兴等的严厉谴责。 武昌起义爆发后，陈炯明和邓铿（字仲元，广东梅县人）被同盟会南方支部派往东江组织民军起义。他们组织了一支民军到“循军”（取惠州为古循州之义），陈炯明任总司令，邓铿为参谋长，于11月1日在惠州附近起义，联合王和顺组织的“惠军”及清巡防营洪兆麟部，于11月9日光复惠州。陈炯明因有此功，故被推为广东副都督。 胡汉民随孙中山北上后，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长，陈炯明代理都督一职，独揽了广东的军政大权。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排斥异己，残杀同志，镇压民军。他以“裁减”民军以解决财政困难为由，用武力镇压和强行解散了王和顺、黄明堂、关仁甫等各路民军（只有李福林等部保留下来）；先后杀害了对革命有功的同志和民军首领黄世仲、许雪秋、陈芸生、陈涌波、石锦泉、温阿拱等人。为辛亥革命建立了卓越功勋的广东北伐军，在“南北议各”达成协议后，本拟调回广东，但陈炯明不予接收，致使该军被迫解散。而对“反正”的清将清军，陈炯明委任潮梅绥靖督办；龙济光则被委任副绥靖经略，还让他把“济军”带到广西梧州。

　　陈炯明的所作所为，是他军阀面目的初次暴露，激起了广东人民及同盟会员的极大愤慨，当时便有“革命成功，革命党人死亡”的歌谣出现。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与袁世凯达成了“南北议和”的协议，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让位给袁世凯。4月1日，孙中山离开南京，偕胡汉民等经上海、武汉、福州，于4月25日返抵广州。陈炯明隔天即避居香港。胡汉民曾有意留学欧美，但孙中山所止，在孙中山的敦促下，胡汉民于4月27日复任广东都督，后兼民政长及同盟会广东支部长。而陈炯明则由朱执信等劝返广州，兼任广东总绥靖经略。陈炯明由此对孙中山产生不满，认为孙中山信任胡汉民而不信任自己。

　　胡汉民复任广东都督后，按照孙中山“造成一模范省”的指示，积极建设广东。在军事上，他主要依靠陈炯明、朱执信、邓铿等同盟会骨干，积极整顿民军和肃清盗匪。陈炯明出任总绥靖经略，后经略处改为全省绥靖总处，陈炯明改任督办，又将全省分为广阳、肇罗、南韶连、琼崖四区，设置绥靖处。陈炯明由于和孙中山、胡汉民已产生矛盾，他尽量利用副都督兼全省绥靖督办的身份总揽军权，扩大自己的势力，很快，他拥有两师一旅的正规军，还有警卫军和地方部队，成了广东的实力派人物。

二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于上海车站，举国惊骇。孙中山当时正在日本访问，闻讯即赶回上海，与黄兴等人商议起兵讨袁，发动二次革命，并密电广东陈炯明做好出兵准备。但陈炯明回电以“内部不一致，实力不薄弱”为借口，拒不执行孙中山的指示。

　　袁世凯深知陈炯明与都督胡汉民不和，便用威逼利诱、分化瓦解的手段来阻止广东的讨袁运动。6月14日，袁世凯撤销胡汉民的广东都督职务，同时命陈炯明继任都督。面对袁世凯这一明显的分化手段，孙中山和黄兴决定乘机让陈炯明就任都督，然后起兵讨袁。孙中山随即到澳门，约见陈炯明，敦促他接任都督职并宣布独立讨袁，但陈炯明犹豫不决。黄兴也在上海一连给他三封电报，促他“就职讨袁”。这时，袁世凯则通过他的亲信、国务院秘书长梁士诒（广东三水人）转告陈炯明，三天内再不接任都督，过一星期中央即改派龙济光接任。至此，陈炯明知道不能拖延，才于7月8日就任广东都督，但仍不愿宣布独立起兵讨袁。

　　7月12日，江西都督李烈钧首先在湖口宣布独立讨袁，接着，安徽都督柏文蔚和黄兴、陈其美也分别在安徽、南京、上海举兵讨袁，陈炯明也被迫于7月18日宣布广东独立讨袁。袁世凯见状，即另任龙济光为广东都督，令其率济军由广西梧州向广东进攻。同时，又派梁士诒等收买了陈炯明手下的主要将领第一师师长钟鼎基、第二师师长苏慎初、独立旅旅长张我权、都督府参谋长覃鎏钦、副官长谢超、虎门要塞司令饶景华等。

　　陈炯明对龙济光的进攻并没有认真地部署抵抗，7月30日，龙济光的三千军队一出梧州，陈炯明在西江的防线即不战自溃，驻肇庆的肇军统领李耀汉（广东新兴人）投降，宣布脱离陈炯明，而就任袁世凯任命的罗肇阳镇守使。8月4日，陈炯明的第二师师长苏慎初宣布取消广东独立，炮轰都督府，自立为广东都督。陈炯明一听到炮声，即仓皇偕同副官黄强，携带巨款避居于广州石室天主教堂，在法国神父的庇护下，乘坐法国炮艇逃往香港，然后转赴新加坡。苏慎初只做了三天都督，就被部下推翻，由独立旅旅长张我权继任都督。张我权只做了二、三天，也下了台。8月11日，龙济光部在毫元抵抗的情况下进占广州。孙中山事后在总结广东“讨袁”失败时说：“是自败也，非袁败也。”当然，主要的责任是在陈炯明的身上。

　　“二次革命”失败后，开始了龙济光统治广东的时期。龙济光何许人也？他并非广东籍，也不是袁世凯的嫡系，他是云南蒙自人，1867年生，彝族土司出身，后成为清军将领。1903年任广西右江道尹，镇压会党起义。1907年12月任龙州兵备道时，配合陆荣廷部，镇压了孙中山、黄兴、胡汉民、黄明堂等举行的镇南关起义，被擢升为广西提督。1908年，率南宁防营，镇压革命党人领导的云南河口起义。事毕，岑春煊奏准清政府将其部编为巡防营三十营，称为济军。1911年6月，龙济光调任广东，任陆军第二十五镇统制。广东独立后，都督胡汉民为防止济军生事，将龙济光调任高廉雷琼宣抚使。其后，陈炯明又将济军调往梧州，使这支专事镇压革命的军队得以保存并继续发展。二次革命时，龙济光率济军进攻广东，占领广州，出任广东都督兼民政长，并授为陆军上将，后又授为将军府振武上将军，所部亦改称振武军。

　　龙济光治粤期间，充当袁世凯的爪牙，大肆镇压革命党人和残酷统治广东人民，在经济上横征暴敛，肆意勒索。当时的报纸揭露“全粤九十四县无一人不受其祸，无一处不遭其灾”。其杀人之多，“比诸前清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亦有过之而无不及”，“或者湖南之汤屠户（汤芗铭）可及其十分之五六”。因此，广东“三千余万同胞，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一人不痛恨龙氏者”。龙济光处处秉承袁世凯的旨意，亦积极支持袁世凯的称帝活动。袁世凯称帝后，龙济被封为一等公加郡王衔。1916年袁世凯称帝，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蔡锷率先在云南起义，护国战争爆发，云南、贵州、广西等省相继宣布独立讨袁。龙济光的老上司岑春煊以及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这滇、贵、桂三督，纷纷致电龙济光，以维持都督地位为条件，促其自动宣布独立。对龙济光来说，更为可怕的还是广东内部各派讨袁驱龙民军的进攻。当时的广东护国军分五大支：一支是任鹤年领导的护国军（实际是打着护国军旗号的奉孙中山为大元帅的中华革命军），活动于香山等地。一支是以陈炯明（自称广东大都督）、林虎等为首的“十路十八支队”的共和军，活动于惠州、博罗、增城等地。再一支是以进步党人徐勤和会党领袖王和顺为首的护国军（徐勤自称广东全省护国军总司令），专力夺取省城广州。此外，还有活动于顺德一带的魏邦平部，在潮州反正的莫擎宇部等。除了护国军之外，还有朱执信、邓铿、叶夏声、古应芬等人领导的中华革命军，活动于南海、新会、江门等地，也是讨袁驱龙的主要力量。 在护国战争之初，龙济光奉袁世凯之命，派出其兄龙觐光（袁世凯任命为云南查办使）率粤军第一师假道广西，赴云南镇压护国军，在桂滇边界与护国军发生激战，攻占广南等地。3月14日，龙觐光部被陆荣廷缴械，给龙济光沉重打击。在这内外压迫的情况之下，广东都督龙济光以及巡按使张鸣岐被迫于4月6日宣布广东独立。

　　在护国战争期间，旧官僚岑春煊、进步党首领梁启超和国民党政学系首领李根源等，联合西南实力派唐继尧、陆荣廷等，准备成立护国军务院，以加强各派反袁力量和统一军事，广东宣布独立为军务院的组织提供了条件。4月8日，陆荣廷、梁启超应龙济光及讨袁民军各方之请，由南宁启程赴粤，帮助广东内部的调停和统一。但是，他们行抵梧州时，广州便发生了4月12日海珠惨案。以陆荣廷、梁启超代表身份先期抵粤的汤觉顿及粤方陆军少将谭学夔、警察厅长王广龄、徐勤部中路司令吕仲铭等，在徐勤召集的海珠联席会议上竟遭到龙济光警卫军统领颜启汉等人的袭击，上述四人皆中弹身亡。

　　龙济光的所为引起了广东各派尤其是护国民军的极大义愤，陆荣廷也急令莫荣新率桂军入粤。但是，陆荣廷与龙济光是旧日同僚，且又是儿女姻亲，并不想双方交战两败俱伤。事实上，陆荣廷、梁启超到达肇庆后就驻足不前，莫荣新部也在三水停下。4月19日，岑春煊偕温宗尧、章士钊、李根源、周善培、杨永泰等由沪、港同至肇庆，经商议后，决定采取逼龙济光让粤督位给岑春煊，使龙济光率军北伐的措施。龙济光在军队的驻防上稍作让步，但始终不肯让出粤督的地位。

　　为了尽快结束广东内部的混乱局面和出师北伐，梁启超等人又煞费苦心地提出成立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的新方案。5月1日，都司令部在肇庆正式宣告成立。岑春煊为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李根源为副都参谋，章士钊为秘书长，冷遹为参谋厅长，温宗尧为外交局长，杨永泰为财政厅长，曾彦为饷械局长，杨其礼为副官长，两广都司令部直辖莫擎宇、林虎、李耀汉、莫荣新四师，程子楷、魏邦平两混成旅以及张习的独立团。龙济光虽然仍然把持广东军财两权，但名义上已在都司令部节制之下，这为军务院的成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5月8日，作为南方护国军的统一指挥机构的护国军务院在肇庆正式成立（龙济光拒绝在广州提供办公地点），由唐继尧任抚军长，岑春煊任副抚军长并代理抚军长，梁启超任政务委员长，抚军由唐继尧、岑春煊、梁启超、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蔡锷、李烈钧、陈炳焜、罗佩金、戴戡、刘存厚、吕公望、李鼎新等组成。另外，章士钊为秘书长，唐绍仪为外交专使，温宗尧、王宠惠为副使，范源濂、谷钟秀为驻沪委员，钮永建为驻沪军事代表等。军务院直辖滇桂粤护国联合军，即云南护国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部，两广新编第三、四、五、六军总司令莫荣新、李耀汉、谭浩明、林虎部，两广新编第一师师长莫擎宇、第一混成旅旅长程子楷部，独立团张习部以及龙济光的振武军等。联合军的作战计划分四期进行：第一期扫除赣闽边界敌军；第二期进占赣闽；第三期进占湘鄂；第四期直捣幽燕。

　　护国军务院成立前后，曾发表一系列宣言和通电，对袁世凯展开政治攻势。与此同时，军务院还督率大军，分湘、赣、闽三路北伐。陆荣廷率桂军及湖南护国军总司令程潜部负责主攻湖南，龙济光部配合作战；李烈钧、莫荣新及林虎部主攻江西；莫擎宇部进攻福建。

　　龙济光对于军和院的北伐讨袁不仅不热心，而且还处处干扰阻拦。他威逼军各院，责令广东各路讨袁民军听候改编，实质是想趁机取缔民军。当李烈钧出师北伐，由粤出赣时，他增兵粤北，假托各界名义电拒李军经过，驻在韶关的龙部振武军甚至开炮轰击李军，引起了战争。龙济光的所为，再次激起了中华革命军及广东民军的义愤，纷纷要起兵驱龙，朱执信还提出：“必俟龙济光离粤始允停战”。但军务院对龙济光的倒行逆施却一味迁就和容忍。

　　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讨伐声中死去。皖系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为了缓和国内矛盾，北京政府于6月中作出恢复旧约法、召集国会的决定，南北双方达成了妥协，7月14日，护国军政府宣告撤销。

　　龙济光在袁世凯死后三天，即宣布广东取消独立。他在韶关的振武军与滇军发生冲突后，即向段祺瑞求援。段祺瑞电令江西将军李纯集结兵力于赣南，准备出击李烈钧。但北洋军尚未行动，振武军已被滇军击败。这时，陆荣廷也令桂军乘势由西路攻入三水，将龙济光困在广州。段祺瑞原想支持龙济光出任广东督军（都督改称督军），但因各方反对，陆荣廷又兵临广州城下，于是，7月6日，北京政府任命陆荣廷为广东督军，朱庆澜为广东省长，龙济光调任两广矿务督办，在陆荣廷未到任前，仍以龙济光暂署广东督军。陆荣廷于7月10日从湖南返回广西。8月下旬，陆荣廷率兵入粤，以武力逼迫龙济光交卸。龙济光在桂滇大军的压力下，被迫放弃广州，率部移驻海南岛。

　　陆荣廷任广东督军，开始了桂系军阀统治广东的时期。1917年4月，陆荣廷长任两广巡阅使，广东督军由陈炳焜 继任。同年11月，广惠镇守使莫荣新接替陈炳焜任广东督军，直至桂系败退离粤止。这段时间，广东的民军和地方实力派掌握的军队，不是被解散，就是依附于桂系军阀。如陈炯明，自动把所部民军交出，被改编为二十个营，分驻于东江各地。随后，这二十营军队编入朱庆澜的省长亲军中。陈炯明交出军队后，即上北京谒见黎元洪和段祺瑞，获得“定威将军”的封号，后回广东充当督军府高等顾问。但不久，陈炯明又感到郁郁不得志，便于1917年夏天到上海，投向孙中山门下，向孙中山“认错”表示“竟诚拥护”。孙中山不咎既往，再度与他合作。

　　当时，北京政府发生“府院之争”，继而督军团叛变，演成张勋复辟。段祺瑞重新控制北京政权后，拒绝召开国会和恢复约法。孙中山于是在上海倡议护法运动，先派胡汉民、朱执信等赴两广游说桂系陆荣廷、陈炳 焜 以及滇系军阀唐继尧等。当时两广正打出“自主”旗号，表示欢迎孙中山南下。于是，孙中山于1817年7月与廖仲恺、陈炯明等率支持孙中山的海军南下护法，随后，部分国会议员也相继来粤，于8月25日至9月1日，召开非常国会，会议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这是孙中山第一次在广东建立政权，与北洋军阀政府相对抗，但当时统治两广的桂系军阀以及滇系军阀，并不是真心拥护护法运动。他们对孙中山的活动，采取不合作态度，甚至遇事加以掣肘，致使护法军政府一成立，就隐伏着分裂的危机。

　　广东省长朱庆澜，因拥护孙中山，受到桂系的排挤，不得不去职，广东省议会乃于9月6日推举胡汉民为省长，但陈炳焜 不同意，后终推李耀汉为广东省长。11月间，陆荣廷指派莫荣新接替陈炳焜任广东督军。莫荣新对孙中山及其军政府十分无礼，并指令部下捕杀孙中山大元帅府六十多人。孙中山强烈要求严惩肇事者和向军政府谢罪，莫荣新置之不理。1918年1月3日，孙中山密令海军、滇军等炮击观音山广东督军署，并令朱执信、陈炯明等响应举事。孙中山炮击观音山，教训莫荣新，莫荣新也无可奈何，一时不敢还击。随后派代表向孙中山求和，接着又亲赴大元帅府请罪。

　　护法军政府除了内部有分裂行为之外，还受到龙济光的进攻。1917年11月8日，段祺瑞任命驻琼州的龙济光为两广巡阅使，令其出兵进攻护法军政府，龙济光受命后，立即率二万余人分三路进攻：李嘉品为第一路，段云源为第二路，马存发为第三路，分别从阳江登陆准备攻取广州，从雷州半岛登陆准备攻取南宁。12月30日，莫荣新任命钦廉镇守使沈鸿英为讨龙军第一军司令，令其率所部在石城至化州一线阻击龙军；以原高雷镇守使林虎为讨龙军第二军司令，令其率警卫军在恩平方向迎敌。1918年3月7日，莫荣新任命李烈钧为讨龙军总指挥，率部反攻。3月16日，攻克恩平；3月25日，又攻占阳江；4月12日，占领电白，逼龙济光集主力在高州、化州、石城一带顽抗。讨龙军分水、陆两路进击龙军，4月25日收复化州，4月27日攻克石城，4月28日拿下遂溪，龙济光进退失据，被迫弃军逃走。讨龙战争成功。龙济光后来跑到山东、安徽一带招募土匪，组成振武新军，准备重新攻粤，旋因部队哗变而未果。1921年1月，被免去两广巡阅使职，列名将军府，授为隆威上将军。1926年3月龙济光在北京死去。

　　广州护法军政府除了在南面受到龙济光的进攻之外，北面也受到北洋军的进攻。1918年4月，东西督军陈光远遵照段祺瑞的指令，攻占南雄。护法军政府陆军总长、靖国军第五军军长张开儒（云南巧家人），急调驻韶关等地兵力，增援南雄。由于援兵立足未稳，被赣军击溃，南雄陷落。莫荣新急调李根源为粤赣湘边防军务督办，率所部滇军从讨龙战场疾速北进。5月初，李烈钧也奉命率讨龙部队增援北代，会同李根源整顿部队，分三路于6月3日发动全面进攻，激战四昼夜，逼使赣军向江西败退，靖国军克复南雄。是役史称为南雄之战。

　　孙中山虽然是护法军政府的大元帅，但在滇桂军阀的排挤之下，当时毫无实权，他极想建立自己的一支陆军。其时北洋军从福建进攻潮汕，广东告急。孙中山派胡汉民游说桂系军阀，请拨出省长亲军中的二十营粤籍军队，由陈炯明率领“援闽”（征讨福建的北洋军阀）。桂系军阀开始不准，后因潮梅镇守使莫擎宇投靠段祺瑞，宣布独立，形势危急，才勉强同意。陆荣廷还有另一阴谋，想借此排挤国民党的势力出广东，利用粤军去和北洋军阀互相厮杀，他可坐收渔人之利。于是，陆荣廷分别在1917年11月10日和27日于梧州和广州召开军事会议，商定了攻闽方略。 1917年12月2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任命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并派许崇智（广东番禺人），邓铿等主要军事干部相助。1918年1月25日，陈炯明在广州东郊举行援闽誓师，出发东征。但陈炯明到达粤东后，即停滞不前，只是进行部队的整顿和补充。从2月至4月间，孙中山多次去电函催其从速攻闽，但陈炯明仍不作行动。 此时在广州，滇桂军阀联合起来排挤孙中山，改组军政府的元帅制为合议制，并和北京政府实行妥协，迫使孙中山不得不于5月4日辞去大元帅职，并于5月21日离开广州赴上海。孙中山的第一次护法运动，在南北军阀的夹击下失败了。孙中山唯有将希望寄托在陈炯明的援闽粤军之上，在赴上海途中，特于5月26日至三河坝粤军总司令部会晤陈炯明及粤军将领，力劝其攻闽。

　　在孙中山及粤军将领的逼使下，陈炯明在5、6月间兵分三路攻闽。经过了大大小小的战斗，到8月底，援闽粤军打败了福建督军李厚基的北洋军，占领了闽西南的汀州、漳州、龙岩等地共二十多个县，建立了“闽南护法区”。这时，皖系控制的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总统。11月16日，徐世昌发布停战命令。11月22日，广州军政府也下令停战。于是，援闽粤军与北洋军在福建前线划界停战。

　　粤军攻闽成功，使孙中山和国民党掌握了一支自己的军队，并且有了一块闽南根据地。孙中山指示援闽粤军利用停战机会，从事扩编整训。很快，粤军发展兵员至二万余人，编成两个军，以陈炯明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许崇智为第二军军长，邓铿为总部参谋长。但这时陈炯明已致力培植自己的势力，其部属多为自己的亲信和家庭兄弟，拥陈过于拥孙，第一军也渐渐变成了“陈家军”。

　　孙中山由于第一次护法失败，已认识到南北军阀是一丘之貉，依靠滇桂军阀不可能推行护法运动。1919年8月7日，孙中山又辞去军政府总裁（七总裁之一）。以后，孙中山又多次主张取消由桂系军阀及官僚政客所把持的军政府。1920年，孙中山力主粤军回粤，以肃清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但陈炯明对此并不热心，只求与桂系和平共处。6月29日，孙中山特派朱执信、廖仲恺到漳州，力促陈炯明回师广东。8月11日，桂系通过军政府下了进攻福建粤军的动员令，以沈鸿英为总司令，分三路进攻粤军，这才使陈炯明下了回师广东的决心。

　　8月16日，粤军分三路进攻桂军：左路由邓铿指挥，进攻饶平、潮安；右路由许崇智指挥，进攻大埔、梅县、兴宁。由于桂系治粤四年，作恶多端，广东人民恨之入骨，纷纷支援粤军回师。各地民军也起义响应。广东地方派军人李福林、魏邦平等又宣布脱离桂系。这样，桂军兵败如山倒，狼狈溃退。粤军于10月22日占领惠州；10月28日攻克广州。岑春煊、莫荣新等率桂军残部逃回广西。是役，孙中山损失了一位亲密战友。9月21日，朱执信为调停虎门驻军（叛桂反正）与东莞民军的冲突时不幸遇难牺牲。

　　粤军攻克广东后，11月10日，孙中山在上海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废除广东督军一职。11月25日，孙中山偕唐绍仪、伍廷芳等离开上海，28日抵达广州，重组护法军政府。1921年4月7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陆军部总长兼内务部总长，又说服他加入国民党，并任命他为国民党广东支部长。孙中山对陈炯明的抬举和忍让，并没有使陈炯明与孙中山等同心同德，他反而更加飞扬跋扈，政治野心越来越膨胀。

　　孙中山组建政府后，主要目标是要进行北伐，打倒军阀，统一中国。为巩固广东政权，首先要肃清桂系军阀。但陈炯明却提倡“联省自治”，反对伐桂。而桂系军阀退回广西后，并不甘心失败，1921年6月13日，桂军分三路攻粤。至此，陈炯明才被迫进行反击，和孙中山暂趋一致。

　　6月27日，孙中山下令讨伐桂系军阀，任命陈炯明为“援桂”粤军总司令，兵分三路还击桂军。与此同时，总统府参谋总长李烈钧与云南唐继尧、贵州卢焘也组成滇黔赣讨陆联军，从桂西、北直捣桂林、柳州，配合粤军作战。在桂粤两军决战于梧州之际，桂军刘震寰部因事先受国民党之运动，宣布独立响应，桂军便兵败溃退。粤军长驱直入，协同滇、黔、赣各军，只三个多月，全部攻占广西，陆荣廷、谭浩明等逃往越南河内。

　　孙中山据有两广，决定乘胜出师北伐，并屡电陈炯明令他出师参加北伐，但陈炯明以准备不足为由加以反对。10月23日，孙中山亲到广西南宁会晤陈炯明，但陈炯明仍不听劝请，最后，孙中山只得说：“两广请兄主持，唯无阻我北伐，并请切实接济饷械。”陈炯明表面答应，然后返回广州。12月10日，孙中山在桂林设立大本营，抽调军队，准备大举北代。当时参加北伐的军队有许崇智的粤军第二军、李福林的福军、朱培德的滇军、彭程万赣军、谷正伦的黔军等，共十三旅约三万人。以李烈钧为参谋长，胡汉民为民官长。而陈炯明的粤军第一军除抽出三营编为大本营警卫团外，都不参加北伐。

　　1922年2月3日，孙中山在桂林下令北伐。陈炯明留守广州，不但不接济饷械，反而与湖南督军赵恒惕勾结，欲置北伐军于死地。正如孙中山事后所说的：“综此二者，一为阻我前进，一为绝我归路”。3月21日，孙中山的亲密同志，留守广州的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被陈炯明的亲信部属暗杀。孙中山闻讯，极为哀痛和义愤，决定回师广东。在回师途中，孙中山在梧州和肇庆，两度电召陈炯明前来会晤。陈炯明不但不来，反而以辞去本兼各职相要挟。孙中山震怒，于4月21日下令免去陈炯明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及内务部总长三职。陈炯明于即日宣布下野，离开广州赴惠州，令其部布防于石龙、虎门等地；又密令在广西的前敌总指挥叶举（广东惠阳人）率“陈家军”主力，迅速回师广州，以对抗孙中山。

　　4月22日，孙中山回到广州。手下将领主张先消灭“陈家军”，再进行北伐。但孙中山为避免引起内战，同时仍希望陈炯明能回心转意，故令北伐军暂不进入广州，改在韶关一带集中。但这样做，反使叶举能率军迅速从广西回师，占据广州。陈炯明不但不回心转意，而且和北洋军阀达成反孙协议：发难成功，则授陈两广巡阅使职。

　　6月15日深夜，陈炯明公开叛变。他指令叶举、洪兆麟率部围攻炮击总统府和孙中山的住地观音山粤香楼，以及占领省市机关。孙中山在部属林直勉、林树巍等护送下离开总统府，天明后登上永丰舰得以脱险。孙中山在永丰舰上坚守了五十五天，指挥广州军民与陈炯明作斗争，历尽艰险，直至8月9日才离开广州，经香港赴上海。8月15日，陈炯明从惠州回到广州，自任粤军总司令，对广东实行其军阀统治。

　　在陈炯明广州发难的同时，陈军另一将领，第四独立旅旅长邓本殷（广东防城人），乘机在粤西攻城掠地，自树一帜，成立高州、雷州、钦州、廉州、琼州、崖县、罗定、阳江“八属联军总指挥部”，任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后投靠北洋军阀以自固，被封为高雷钦廉琼崖罗阳八属督办，与陈炯明东西响应。

　　1922年10月19日，孙中山将进入福建的北伐军许崇智部改为东路讨贼军。同年冬天，孙中山派人联络了在广西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部和驻梧州及西江的部分粤军，组成西路讨贼军。1923年1月4日，孙中山发出讨伐陈炯明的通电，西路讨贼军出梧州沿西江东下，“陈家军”迅速溃败。讨贼军于1月9日占领肇庆，10日占领三水，16日占领广州。陈炯明于15日通电下野，逃回老巢惠州，他的三、四万残兵也退到东江、潮梅一带，继续实行残酷的军阀统治，与革命政权对抗。

　　2月21日，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在广州河南土敏土厂设立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府，并出任大元帅职。这是孙中山第二次在广东建立政权。但这是国共合作时期建立的革命政权，孙中山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把他一生的革命事业推向更高的阶段。

　　陈炯明对孙中山的革命政权恨之入骨，多次进行军事围攻。1923年4月，桂军沈鸿英部在广州北郊发动叛变，陈炯明配合沈鸿英，发兵进攻石龙、增城；同年11月，帝国主义出动军舰，对孙中山收回粤海关税款进行威胁，陈炯明又紧密配合，兵力四路进攻广州。这两次进攻，都被孙中山率领革命军击退。1924年9月，孙中山举行第二次北伐，在韶关设立大本营，出师攻赣。10月10日，广州商团武装叛乱，陈炯明和商团分子陈廉伯（广东南海人）互相勾结，阴谋里应外合，颠覆革命政权，但商团叛乱很快被广州军民平息。1925年1月，陈炯明又会同江西北洋军阀方本仁部，兵分三路进犯广州，很快又被革命军所击退。

　　为了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消灭陈炯明武装，1925年2月，广州大元帅府组成了以黄埔军校学生为主力，有粤、湘、滇、桂各军参加的第一次东征，以许崇智为总指挥。东征军先后占领潮州、梅县、汕头等地，击溃陈军主力林虎部三万余人，陈炯明率残部退入江西、闽南。6月，桂军刘震寰、滇军杨希闵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东征军不得不回师广州平叛。陈炯明趁此机会，又重占潮州、汕头，谋攻广州。9月，广州国民政府以蒋介石为总指挥，又发动第二次东征。10月14日，东征军攻占惠州，11月初完全收复东江，全歼陈部一万二千余人，陈军残部七、八千人，由刘志陆率领往北逃窜至山东，投靠张宗昌，被编为直鲁联军第三路军，至1928年夏，又被国民革命军击败，被改编为陆军新编第二师，刘志陆仍任师长。1930年后，刘志陆历任军事参议院参议，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高等顾问、广东省政府委员等，1941年病逝。 陈炯明在彻底失败后逃往香港，后曾在香港组织洪门致公党，任总理。1933年9月22日，陈炯明在香港病逝。陈军重要将领叶举，失败后逃往香港，后客死香港。洪兆麟，兵败后只身逃往香港，同年12月，在赴上海途中，被人击毙于舟中。还有林虎，兵败后逃亡香港等地。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国民参政员、国民党立法委员等。1949年后留居大陆，曾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广西政协副主席、全政协常委等。1960年2月病逝。

　　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时，盘踞广东南路八属的邓本殷趁机率部大举进攻广州，策应陈炯明。国民革命军以李济深为总指挥进行南征，击退邓本殷部并乘胜追击，将其赶至海南岛，连续作战，全歼邓本殷残部。邓本殷仅带随从数人潜逃大陆，同年3月在上海病死。

　　在前面四节中，我们主要叙述了陈炯明如何从革命党人蜕变为反动军阀以及最终灭亡的经过。由于叙述之中难以兼顾两头，所以对粤军的形成、发展及分化未能作系统的交待，而这又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以后的国民党粤系新军阀的部队，正是由粤军分化发展而形成的，在这一节中先作系统的回顾。

　　1917年11月，孙中山鉴于桂系军阀把持护法军政府，而自己又没有军事力量，决定利用援闽之机，以省长亲军（警卫军）二十营粤籍军队为基础，组建援闽粤军。援闽粤军以陈炯明为总司令，邓铿为参谋长，黄强为副官长（由罗翼群代），叶举为参谋处长。此外，原陈其美的亲信参谋蒋介石，前南京临时政府的警察总监吴忠信等都被派往该军任职。援闽粤军编为五个支队、一个预备队、一个游击队。第一支队司令李炳荣，辖三营；第二支队司令许崇智，辖四营；第三支队司令罗绍雄，辖三营；第四支队司令邓本殷，辖三营；第五支队司令洪兆麟，辖三营；预备队司令熊略，辖二营；游击队司令徐连胜，辖二营。后在潮梅地区集中整训时，又加入杨坤如一营，共计二十一营，约六千人枪。

　　1918年6月，援闽粤军正式攻闽，经过近十个月的战斗，建立了“闽南护法区”，后扩编为两个军，陈炯明以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辖李炳荣、洪兆麟、熊略、罗绍雄、邓本殷五个支队及梁鸿楷、黄凤纶、丘耀西、陈炯光、罗翼群五个统领（相当于团）。许崇智为第二军军长（蒋介石后出任该军参谋长），辖吴忠信、关国雄、蒋国斌、谢文炳四个支队，以及孙本戎所率的卢兴邦民军。邓铿仍为总司令部参谋长，叶举仍为参谋处长。 1920年8月，援闽粤军回粤，10月底，将桂系军阀逐出广东。孙中山回粤重组军政府，并将援闽粤军及原在广东的部队进行整编，其编制是：陈炯明任粤军总司令，邓铿任参谋长，叶举任参谋处长，黄强任总参议。第一军军长陈炯明（兼），参谋长邓铿（兼），下辖邓铿（兼）第一师、洪兆麟第二师、魏邦平第三师；邓本殷、翁式亮、杨坤如、熊略、陈炯光、李炳荣六个独立旅以及李福林、钟景荣、黄大伟、罗绍雄、黄明堂五路。第二军军长许崇智，参谋长蒋介石，下辖吴忠信、蒋国斌、谢文炳、关国雄四个旅。

　　邓铿在整编粤军时，尤其对他的第一师进行彻底的整训，提高官兵的思想觉悟和军事技术知识，多方罗致如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青年军官。后来成为国民党军队重要将领的李济深、邓演达、陈可钰、薛岳、黄镇球、张发奎、黄琪翔、余汉谋、李汉魂、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李章达、叶挺、梁鸿楷、陈济棠、邓世增、邓龙光、缪培南、李扬敬、徐景唐、香翰屏、朱晖日、钱大钧、陈诚、罗卓英等，都曾先后在第一师中任过职（除李济深、戴戟、钱大钧、陈诚外，其余均为粤籍）。 1922年6月，在孙中山进行第一次北伐的时候，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变，使粤军发生了大分化。第一军随陈炯明叛变，后盘踞惠潮梅地区，主要有叶举、林虎、洪兆麟三部分。叶举为总指挥，林虎为各路总指挥，洪兆麟为潮梅总指挥，计有林虎第一军，洪兆麟第二军，尹骥第三军，刘志陆第四军，熊略第五军，杨坤如第六军，李易标第七军，陈修爵独立师，号称五万众。陈炯明则居住香港，遥为节制调遣。陈炯明嫡系师长邓本殷，在陈炯明叛变后，亦占据南路八属，出任八属联军总指挥，申葆藩为副指挥，黄志恒为参谋长，苏廷有为右翼指挥官，号称二万众。

　　孙中山将北伐福建的粤军改为东路讨贼军，许崇智任总司令，蒋介石任参谋长，下辖三个军。第一军军长黄大伟（后投陈炯明），辖王懋功、陈得平、丘鸿钧、龚师曾四旅；第二军军长许崇智（兼），辖许济、孙本戎、黄国华、张民达四旅；第三军军长李福林，辖林驹、吴近、袁德穉 、郑泳深四旅。 其余粤军，由大元帅府直辖，称为中央直辖粤军即第四军，军长梁鸿楷，辖两师一独立旅和一支队。第一师师长李济深，辖卓仁机第一旅、陈济棠第二旅；第三师师长魏邦平（后陈章甫、郑润琦）；独立旅旅长徐汉臣；支队司令丘耀西。

　　当时，由大元帅府直辖的还有以杨希闵为总司令的滇军，以刘震寰为总司令的桂军，以朱培德为总司令的赣军，以谭延闿 为总司令的湘军，以樊钟秀为总司令的豫军。此外，还有于右任的陕军，路孝忱的晋军，但懋辛、熊克武的川军，但都只有旗帜而无兵员。

　　粤军经此分化和改编以后，力量大为削弱，但孙中山为了巩固广州革命根据地，为了统一两广进而北伐，仍在作不懈的努力，多次亲率粤、滇、桂各军，进击东江陈炯明叛军及平定沈鸿英叛乱。同时，孙中山又派中央直辖粤军李济深部入桂，扶助李宗仁、黄绍竑 、白崇禧收拾广西局面。

　　1924年1月，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接着，孙中山即进行军事上的整顿。3月间，决定将原属中央直辖的粤军和东路讨贼军，统一改编为建国粤军。以许崇智为建国粤军总司令，蒋介石为参谋长。除李福林的第二军仍驻广州河南，未另编师外，其余各军部队，改编为四个师及若干独立旅。计第一师师长李济深，第二师师长张民达，第三师师长郑润琦，第四师师长许济；另有徐汉臣、梁鸿林、卓仁机等独立旅及吴铁诚的警卫军。建国粤军以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作为教育课程，孙中山期望把它建设成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

　　1924年5月，孙中山建立的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正式开学。黄埔军校的建立，得到粤军尤其是第一师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积极支持。师长李济深、团长邓演达分任教练部正副主任，邓演达还兼任学生总队长，后又出任教育长等。一般的军事干部，大部分由粤军第一师抽调任用，学生队的班长大部分也由李济深主办的西江讲武堂调来。

　　1924年间，孙中山一面继续调遣部队进击东江陈炯明叛军，一面继续督师北伐。8月间，挫败了广州商团叛乱。10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成功。随后，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等电请孙中山入京共商国是。11月，孙中山令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谭延闿负责大本营事务，驻守韶关，主持北伐军事。然后，孙中山偕宋庆龄等北上赴上海，假道日本再转抵津、京。

　　1925年2月，广州大元帅府进行第一次东征，击溃陈炯明军林虎、洪兆麟等部。与此同时，大元帅府又派出建国粤军第一师第二旅陈济棠全旅、黄镇球补充团、蔡廷锴营以及滇军范石生军先后入桂，帮助李宗仁、黄绍竑 歼灭沈鸿英部及击退攻入南宁的云南的唐继尧滇军，统一了广西。

　　在第一次东征期间，孙中山不幸于3月12日在北京病逝。广东革命军民，深切哀悼。而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两部，却乘机在广州发动叛乱。6月，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定了刘杨叛乱。在东征军回师之前，第二师师长张民达（广东梅县人）赶赴汕头许崇智指挥部共商回师计划，不幸在潮安舟覆殉难。 平定刘杨叛变后，广州又发生了6月23日沙基惨案，接着，爆发了省港大罢工。国民党中央为着对内对外一切急切需要，乃于7月1日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扩大其职权，以汪精卫为主席。国民政府决定改编驻粤各军，取消过去带有封建色彩的地方军队名称，一律改称为国民革命军。

　　就在改编驻粤军队期间，8月20日，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赴国民党中央党部开会时，被国民党右派暗杀身亡。廖案发生后，蒋介石即紧紧抓住这一时机，与汪精卫合谋，排斥了所谓廖案重大嫌疑犯胡汉民。接着又大施权术，逼走了建国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从而汪、蒋完全控制了党政军局势。建国粤军的权力则为蒋介石所掌握，不久，建国粤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四、五、六等军。第一军军长蒋介石（后为何应钦），以原有黄埔军为基础，编成两个师，将原许崇智一部改编为第三师；第二军军长谭延闿 ，以原有湘军为基础编成；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以原有赣军为基础编成；第四军军长李济深，以原有建国粤军第一师为基础编成；第五军军长李福林，以原有建国粤军第三军为基础编成；第六军军长程潜，以广东的地方军如罗翼群统率的潮梅军、吴铁城的警卫军以及原胡祥等部改编组成。后来，又将广西李宗仁、黄绍 竑 部队改编为第七军，湖南唐生智部队改编第八军。

六

　　建国粤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分布在第一、四、五、六各军之中，而其中，又以由粤军第一师改编而成的第四军实力最强大，在后来的第二次东征和南征，第四军都是主力部队。在广东统一之后，又按照国民革命军三三制彻底整编，第四军的战斗序列如下： 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副军长陈可钰，参谋长邓演达，政治部主任麦朝枢。第四军辖有第十、十一、十二等三个师及一个独立团。

　　第十师师长陈铭枢，副师长蒋光鼐，参谋长戴石孚，政治部主任李笠农（后徐名鸿）。辖蔡廷锴、孙绳、戴戟三个团。 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副师长徐景唐（后邓世增），参谋长李扬敬，政治部主任林翼中。辖余汉谋、香翰屏、黄镇球三个团及黄涛炮兵营。

　　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副师长朱晖日，参谋长李汉魂，政治部主任廖乾吾。辖许志锐、缪培南、黄琪翔三个团。 独立团团长叶挺。

　　此外，属第五军建制的第十三师（师长徐景唐，副师长陈章甫），也拨归第四军节制。

　　1926年初，广东统一以后，第十师调驻钦廉，第十一师调驻高雷，第十二师留驻琼崖，从事地方绥靖和积极准备北伐工作。

　　1926年夏，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陈可钰以第四军副军长名义，率领陈铭枢第十师、张发奎第十二师和叶挺独立团参加北伐，称前方第四军；李济深以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的名义统率陈济棠第十一师、徐景唐第十三师留守广东（尚有广西黄绍竑 的部队），称后方第四军。

　　前方第四军经历了衡阳、长沙、岳州、武昌等地，长驱直进，所向披靡，尤以汀泗桥、贺胜桥两大战役，将盘踞两湖称霸一时的北洋军阀吴佩孚的主力击溃，战绩显著，被誉为“铁军”。不久，第四军扩编成两个军，第十二师扩编为第四军，张发奎任军长，黄琪翔任副军长，叶剑英任参谋长。第十师扩编为第十一军，陈铭枢任军长，蒋光鼐任副军长。 正当北伐顺利发展的时候，1927年4月12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政变之前，留守广州的李济深及桂系李宗仁等已和蒋介石联合，参与其事，出席了4月3日和5日在上海召开的反共秘密会议。“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4月15日，李济深、古应芬、钱大钧等立即策应，发动了广州“四·一五”大屠杀。 随着蒋介石、李济深等的反共，不仅国共合作遭到破坏，而且国民党及粤系部队也发生了分裂。张发奎拥护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而陈铭枢、蒋光鼐、戴戟等拥护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先后离开武汉。于是，张发奎又兼任第十一军军长，蔡廷锴则由团长升任第十一军第十师师长。

　　张发奎率第四军和第十一军参加了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的“第二次北伐”，一直攻至郑州、开封，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师。后因鄂、湘的夏斗寅、许克祥部叛变，于是，6月13日，张发奎随唐生智班师回武汉，升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辖第四军、第十一军和贺龙的第二十军。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反共的“七·一五”政变，在武汉地区对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张发奎属下共产党员最多，且为军中的骨干，他为了保存实力，并不热心反共，后来只将各军（除第二十军）的共产党员遣散。7月下旬，张发奎奉命东进讨蒋，当部队到达江西的时候，第二方面军所属的贺龙、叶挺以及蔡廷锴等部，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于8月1日举行了“南昌起义”。张发奎开始是阻拦起义，后当起义军退出南昌南下，张发奎即令所部进占南昌。不久，汪精卫指使张发奎率部回粤，伺机占据广东。张发奎将部队交黄琪翔率领，自己经上海转道先去香港。9月中旬，张发奎部已悄悄回到广东，时任广东省主席兼第八路军总指挥的李济深，迫不得已派人去香港迎接张发奎到广州主持军政。张发奎回到广州后，表面上声称拥护李济深，实际上，与李济深及广西省主席兼第八路军副总指挥黄绍 竑 明争暗斗，并与第五军军长李福林及李济深的基本部队薛岳、黄镇球两师进行秘密勾结，以驱逐桂系出广东为名（李济深是广西苍梧人），暗中进行倒李、黄的活动。

　　再说蔡廷锴率第十师参加南昌起义后，感到和共产党信仰不同，于是率部离开南昌开往赣东。不久，蒋光鼐、陈铭枢应邀回到部队，恢复第十一军，重建第二十四师，陈铭枢仍任第十一军军长，蒋光鼐任副军长，蔡廷锴仍任第十师师长。这时，广东的李济深正受到张发奎胁迫，便电邀第十一军开回广东。于是，第十一军从福建往广东回师。

　　南昌起义的部队，在江西失败后，在贺龙、朱德、叶挺等率领下亦南下广东，进驻潮梅一带地区。李济深急调薛岳师，协同陈济棠、徐景唐两师，在汤坑与起义军展开激战。交战双方多属原第四军的部队，此时已为各自的阶级在战场上撕杀。在汤坑之战中，开始起义军取得胜利，几乎全歼薛岳部，后叶挺部营长欧震叛变革命，阵前倒戈，被薛岳等抓住时机，与赶来增援的邓龙光部协同下进行反攻，起义军寡不敌众，被迫撤退。

　　11月底，汪精卫从上海到达广州，召集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等开会，决定另立政府，与桂系控制的南京特别委员会对抗（此时蒋介石已下野），但遭到李济深的反对。李济深，字任潮，1885年出生于广西苍梧县。早年就读于广东武备学堂、广东陆军速成学堂，后入保定军官学校。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李济深南下上海，加入姚雨平率领的广东北伐军。广东北伐军遣散后，返北京就读于陆军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官，后兼军事编辑局编修。1920年应邓铿之邀回粤，历任粤军第一师参谋长、师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总参谋长等。李济深是广西人，是桂系的老大哥，因此不同意与李宗仁、白崇禧对抗。第四军的将领虽支持张发奎、汪精卫的主张，但又感到李济深是粤军的元老，多年的老上司，不愿与之兵戎相见，所以，张发奎等欲要举事，唯有先设计将李济深骗离广州。

　　11月，从日本回到上海的蒋介石，以及南京的谭延闿 、孙科等均致电汪精卫赴上海，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共商国是。张发奎与汪精卫便以此电邀，骗李济深随行。与此同时，张发奎带电邀黄绍竑 从南宁到广州，说是商讨政局。李、黄均不知是计。

　　11月16日，张发奎、黄琪翔用兵舰将汪精卫、李济深送离广州。当天晚上，张发奎、黄琪翔即发动了反对李济深、黄绍 竑 的所谓“护党运动”的政变。李济深的留守部队被包围缴械，黄绍竑 寓所和其他军政机关被包围，黄绍竑化装逃离广州。驻粤桂军其后亦退回广西。17日，张发奎等宣言反对南京特委会，发表谴责桂系新军阀的声明。19日，广东政治分会任张发奎为临时军委会主席，陈公博代理广东省政府主席，黄琪翔为广州卫戍司令。接着，张发奎集结大军于东江、西江、北江，准备与李济深、黄绍 的部队作战。这事，史称“广州事变”，也称“张黄事变”。

七

　　张发奎发动政变，掌握了广东的军政大权。

　　张发奎，字向华，广东始兴人，1896年出生。早年就读广东陆军小学堂、武昌第三陆军中学。1916年回粤参加讨袁。1917年随援闽粤军去漳州。1918年8月回粤后，历任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第四军军长等。随同张发奎发动政变的黄琪翔，字御行，广东梅县人，1898年出生。早年与张发奎一起就读广东陆军小学堂、武昌第三陆军中学。后入保定军官学校。1922年回广东，历任粤军参谋、营长、团长、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师长、第四军副军长兼第十二师师长等。张、黄联合发动广州政变后，在国民党内部引起了一场混乱，南京政府动摇，给蒋介石复职制造了机会；而李济深知道自己受骗，即调动广东、广西、福建的部队，从东、西、北三面包围广州，使得张、黄面对一个复杂的局面。但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对李济深作战方面，没有估计到刚刚失败了共产党人会有什么大行动。

　　然而，就在1927年12月10日深夜，叶挺、叶剑英等共产党人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张发奎第四军所属的教导团和警卫团的大部分参加了起义。那天深夜，张发奎被黄琪翔唤醒，仓皇逃到珠江南岸李福林第五军军部，催促李福林部镇压起义军，但李福林一时也无兵可调。张发奎即电调东、西江的薛岳、缪培南、李汉魂、黄镇球、许志锐等部回到广州，与起义军激战三天，起义军被迫撤离广州。张发奎、黄琪翔即乘“江汉”号轮回到广州市里，对广州革命群众进行野蛮的屠杀。

　　共产党在广州发动起义，以及张发奎所属的教导团和警卫团大部分参加起义，这给桂系和反汪派提供了攻击汪精卫和张发奎的口实。12月14日，南京政府下令解除张发奎、黄琪翔等职务。与此同时，张发奎的部队又受到陈铭枢、陈济棠、黄绍竑等的联合进攻，损失惨重，师长许志锐阵亡，师长黄镇球亦被击伤。12月18日，张发奎、黄琪翔被迫通电下野出国，由缪培南任第四军军长，薛岳任副军长，率部退出广州。第五军军长李福林也因与张、黄有牵连，被迫辞职到香港作了寓公。

　　1928年1月4日，李济深重返广州任职，裁撤了广州临时军事委员会，组织建设委员会办理“善后工作”。为拉拢拥蒋的陈铭枢，后把省主席职位让给他。李济深又将驻粤军整编为三个军，将陈济棠升任第四军军长，统辖余汉谋、香翰屏、陈章甫三个师，驻防广州以及肇、罗各县；陈铭枢第十一师驻防南路钦、廉、雷、琼一带；徐景唐第五军驻防东江。

　　1929年1月，蒋、冯、阎、桂联合击败奉系军阀，全国“统一”之后，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编遣会议，以裁兵遣设为名，削弱非嫡系武力，引起各路新军阀强烈不满。3月，蒋桂战争爆发。李济深虽不敢公开联桂反蒋，但和桂系互相响应。蒋介石决定拆散粤桂联盟，派吴稚晖来粤，诱骗李济深到南京出席国民党中央执监会议。此时，陈铭枢和陈济棠都有意取代李济深在广东的地位，但陈济棠通过南京政府文官长古应芬、立法院长胡汉民的关系得到蒋介石的默许。于是，陈济棠怂恿李济深前往南京。为坚定李的信任，他与李同赴南京出席会议。

　　李济深到南京后，于3月21日被蒋介石囚禁于南京东郊之汤山，陈济棠则被蒋介石任命为广东编遣区主任，南返广州。当时，粤军将领均主张武力解救李济深，并推徐景唐为总指挥，出师讨蒋。陈济棠及拥蒋的陈铭枢极力说服众人。陈济棠还生怕有意外，回到广州后一直呆在海虎号军舰上，不敢上岸。4月初，桂系失败，广东各将领见反蒋大势已去，只得听命于陈济棠。陈济棠这时才从海虎舰上岸，接管广东编遣区主任办事处，接收李济深的宪兵营，限令驻粤桂军二十四小时内离境。不久，陈济棠又被蒋介石任命为讨逆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取代李济深统辖驻粤的陆海空军，陈铭枢则仍任广东省主席。

　　陈济棠，字伯南，广东防城人，1890年出生。早年就读广东陆军小学、广东陆军建成学校。1920年应邓铿之邀入粤军，历任粤军营长、团长、旅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第四军军长等。陈铭枢，字真知，广东合浦人，1889年出生。早年就读广东陆军小学，南京陆军中学。武昌起义爆发后，加入姚雨平的广东北伐军，后入保定军官学校。1915年回广东参加反袁活动，后历任肇军营长、粤军营长、团长、旅长、国民革命军第十师师长、第十一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总政治部训练部部长、广东省南区绥靖主任等。二陈之中，陈铭枢是陈济棠的老上司，但此时，陈济棠已掌握广东的军权，实力当然已在陈铭枢之上。

　　蒋桂战争中，桂系失败退回广西，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 转而向广东进攻，于5月上旬占领了西江各县。拥护李济深的粤军第五军军长徐景唐在东江也举兵响应，直逼广州。陈济棠以保境安民为号召，调动全部粤军与桂军决战。他以蔡廷锴旅牵制徐景唐部，集中兵力于花县的赤坭、白坭一带向桂军进行全力反攻，将桂军击败，并乘胜追至广西边境，再以香翰屏旅会同增援的蒋军分途入桂。当击败桂军以后，陈济棠又增兵粤东反攻徐景唐部，将徐部追至赣南，并于7月10日将徐部全部围歼于信丰地区。陈济棠取得两广战争的胜利后，将粤系部队整编为五个师，即余汉谋第五十九师、蔡廷锴第六十师、蒋光鼐第六十一师、香翰屏第六十二师、李扬敬第六十三师。

　　再说张发奎部于1927年失败后退出广东，奉调北上，参加了第三期北伐。1928年8月在泰安整军，张发奎部被缩编为第四师。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张发奎又被蒋介石起用，任第一路追击军司令官兼第四师师长。桂系失败后，张发奎率部进驻鄂西宜昌、沙市。9月初，蒋介石令张发奎部移防陇海线，企图在途中将该师缴械。张发奎拒不从命。9月22日，蒋介石电令免张发奎之职，由黄镇球接任师长。张发奎于是联同薛岳、黄镇球在枝江通电反蒋，发起第二次“护党运动”。由于反蒋的共同目标，桂系对张发奎的举动表示欢迎。于是，张发奎率部南下，投奔桂系，所部归李宗仁节制，与桂军合称“护党救国军”。

　　1929年12月，张桂联军为了夺取广东，兵分两路进攻。张发奎部由四会、清远入花县、从化；李宗仁率桂军沿西江经肇庆攻军田、佛山。陈济棠急调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分路阻击，又急电请蒋介石发兵支援。不久，朱绍良率蒋军第三师入粤助战，陈济棠在赤白坭地区展开全面反攻，重创张发奎部，迫使张桂联军退回广西。1930年3月，陈济棠坐镇梧州，指挥粤军进攻广西，双方在北流一带展开血战，彼此伤亡重大。

　　1930年5月，中原大战全面爆发。李、白、黄及张发奎决定放弃广西，挥军入湘，与冯玉祥、阎锡山会师中原。陈济棠即将部队调往粤北韶关一带集结，伺机行动。6月3日，张桂军攻占长沙，前锋进抵平江、岳阳，但黄绍竑 率领的后续部仍未到达衡阳。陈济棠奉蒋介石令，即调蔡廷锴、蒋光鼐、李扬敬三师入湘作战，6月10日攻占衡阳、衡山、安仁一带，把张桂军拦腰斩断。张桂军回师攻衡阳，双方展开衡阳大战。7月1日，张桂军全线溃败，损失一万二千余人，被迫退回广西。而此时，蒋介石已令云南的龙云分兵两路进攻广西的南宁和柳州。陈济棠担心，桂系被消灭，滇系军阀将会威胁广东；保存并联合桂系，还可以取得对蒋介石的抗衡作用。因此，他停止对张桂军的追击，并派人与李宗仁、张发奎联系，表示修好，使张桂军能将滇军击退回云南。

八

　　陈济棠、陈铭枢自分管广东的军、政后，矛盾很快产生并激化。陈铭枢为了搞垮陈济棠，独掌广东的军政，挑拨余汉谋等与陈济棠的关系，并大力扩编由省政府直属的保安队。陈济棠也不甘示弱，伺机削去陈铭枢的实力。衡阳之战后，蒋介石为了加速打败冯玉祥、阎锡山，要求陈济棠抽调粤军北上作战。陈济棠便乘机将陈铭枢的嫡系蒋光鼐、蔡廷锴两个师北调，扩编为第十九路军。削去陈铭枢在广东的军事势力，使得广东军队成了清一色的陈济棠嫡系。同时，陈济棠又向蒋介石请求增编军队，军费由广东筹措，得到蒋的同意。陈济棠便增编了两个直属独立旅，三个直属独立团，三个师属的教导团，六个旅属的特务营，并秘密购买大批捷克、德国制造的军火，以增强军事实力。

　　1931年2月，蒋介石策划召开国民大会，攫取大总统宝座，但立法院长胡汉民表示反对。蒋介石迫胡汉民辞职下野，但遭到胡汉民的拒绝。蒋介石便于2月28日，将胡汉民软禁于南京西郊的汤山。消息传开，舆论哗然。胡汉民的亲信古应芬逃出南京到广东，策动陈济棠反蒋。

　　古应芬，字勷勤，广东番禺人，不仅是国民党的元老，也是陈济棠的恩师，所以陈济棠同意联古反蒋，想乘此机会壮大势力，独霸一方。陈济棠一面以巨款接济古应芬去联络各方势力，一面派林翼中、香翰屏为代表与广西李宗仁、白崇禧达到妥协，将驻桂粤军撤回广东，组成两广联合反蒋阵线。陈铭枢得知陈济棠的所为，只得借出巡为名，离职北上，到庐山投靠蒋介石，并企图指挥第十九路军回师广东，消灭陈济棠。陈济棠指派民政厅长许崇清代理广东省政府主席职务，派兵将陈铭枢的保安团缴械，另外，派香翰屏去游说第十九路军的蒋光鼐、蔡廷锴，劝其勿为陈铭枢、蒋介石所利用，造成粤军自相残杀，得到蒋、蔡的同情和答允。

　　4月30日，国民党中央四监委邓泽如、肖佛成、林森、古应芬等联名通电弹劾蒋介石。5月3日，由陈济棠领衔，十名广东高级将领通电表示拥护。5月26日，陈济棠、李宗仁等两广将领二十余人联衔通电，限令蒋介石于四十八小时内下野。该日，陈济棠还发表了出师讨蒋通电。5月27日，汪精卫的改组派、孙科的太子派、古应芬、邓泽如、肖佛成的元老派、邹鲁的西山会议派以及陈济棠的粤系、李宗仁的桂系等，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另组国民政府，推定唐绍仪、汪精卫、孙科、古应芬、邹鲁、邓泽如、肖佛成、林森、李宗仁、许崇智、陈济棠、唐生智、蒋尊簋、李烈钧、陈友仁、熊克武等十六人为国民政府委员（后加伍朝枢）。推举孙科、汪精卫、古应芬、唐绍仪、许崇智（全为粤籍）为常务委员，轮流但任主席，汪精卫首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同时，成立了由十九人组成的军事委员会，以陈济棠、李宗仁、唐生智三人为常委，将陈济棠的第八路军改称为第一集团军，李宗仁的桂军改称为第四集团军。另任命张惠长为空军总司令，陈策为海军总司令。改组了两广政府，以林云陔、黄旭初分任广东、广西两省主席。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粤桂军即向湘赣进兵。蒋介石也调兵遣将南下，战争一触即发。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收复失地。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实行改组，释放胡汉民，批准蒋介石的辞职。11月初，双方代表在上海议和，达成宁粤复合的协议书。1932年1月5日，广州国民政府宣布撤消，另设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表面上，两广归属中央，但实际上仍维持半独立局面。古应芬于1931年10月26日因拔牙中毒暴卒，胡汉民获释后回到广州主持西南政务，而广东的军政大权则完全掌握在陈济棠的手中，陈济棠被称为“南天王”。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以及蒋介石忙于“围剿”中央苏区，无暇顾及广东的统治地位。他把“整军经武，改革政治，发展经济，阐扬文化”作为治粤的方针，取得了显著成效。 陈济棠首先扩充军力。他将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三个师扩编为三个军，各辖两个师，另外又增编教导师一个、独立师两个、独立旅五个、独立团八个以及炮兵团、战车营等，使陆军兵力猛增至十五万人。以后，他又多次增编和整编部队。除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外，缪培南、李汉魂、邓龙光、李振球、叶肇、张达、张瑞贵、黄廷桢、黄质文、王任寰、莫希德、王赞斌、张枚新、谭朗星、陈汉光、陈章、罗梓材、李浩之、范德星、严应鱼等人，都是他的师、旅长。

　　陈济棠把历来由陆军节制的海、空军划出来，独成体系并大力扩展。1932年4月，他突然下令撤销陈策的海军司令部和张惠长的空军司令部，以武力接收，并以他的亲信张之英和黄光锐分任海、空军司令，独揽了广东海空军大权。接着他购买了四艘鱼雷快艇装备海军；将空军扩充为四个飞行大队，拥有各种飞机一百三十余架，在全省各要地分建中型飞机场十多个，大大加强了海空军的战斗能力。

　　另外，陈济棠还创立第一集团军军事政治学校，因校址在燕圹，故又燕塘军校。陈济棠兼任校长，杜益谦为副校长，林翼中为政治部主任。军校分设学生队各兵科，并有军官班、高级军官班、政治深造班等，培养各类的军事、政治人才。此外，还办有海军学校、空军学校等。

　　陈济棠十分注重广东的地方建设。他自1931年全面掌握广东的军政大权后，经过一年的筹划准备，于1932年秋正式颁行《广东三年施政计划》，从事广东的省政建设。在省主席林云陔、民政厅长林翼中、财政厅长区芳浦、教育厅长黄麟书、建设厅长何启澧、广州市长刘纪文等人的协助下，陈济棠在建设城市、发展工业交通文教事业，整顿经济，繁荣市场，清剿匪患等方面，均取得较好的效果。1980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接陈济棠的儿子，美籍华人、电子学家陈树伯博士时说：“令尊治粤八年，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怀念他。”这是对陈济棠治粤八年所作出的中肯的评价。 陈济棠在治粤期间，因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时时怕被蒋介石搞掉，所以，他既要接近反蒋派，又要为蒋效力。他几次奉命派兵入赣、闽“剿共”，甚至出任南路军总司令。不过，陈济棠在“剿共”过程中，十分注意保存实力，以“防共”为主。尤其是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陈济棠并没有奉命尽主力作堵截和追击，使中央红军能顺利通过湘粤边境，这不能不说是陈济棠做的一件好事。 在此，还应该为离粤北上的第十九路军大书一笔。1930年夏，粤军蔡廷锴第六十师、蒋光鼐第六十一师组成第十九路军被抽调北上与阎锡山、冯玉祥作战，为蒋介石击败阎、冯立下了“大功”。1930年12月至1931年10月，以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的第十九路军又被蒋介石调往江西，参与了对中央苏区的二、三次“围剿”，结果损失惨重。1931年10月下旬，由于宁粤合作，第十九路军开赴京沪铁路沿线担任警卫，总指挥总设在南京两广会馆。当时第十九路军辖三师，第六十一师驻南京、镇江；第六十师驻苏州、常州；第七十八师驻淞沪、南翔。

　　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吴淞之间发动了新的侵略战争。1月28日夜间，日军以“日本和尚被中国工人击伤死于医院”为借口，向上海闸北一带发动进攻。蒋光鼐、蔡廷锴以及淞沪警备司令戴戟等，不顾国民政府要第十九路军撤退三十公里的指令，率部奋起还击，多次打退日军的进攻，迫使日军三易主帅。到二月底，日军总兵力增至四万四千人，发起全线总攻击，国民政府只派张治中率两师部队赴沪，此外再无援兵。第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三十三天，最后被迫全线撤退。5月5日，南京政府与日方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上海不设防、不驻军，将第十九路军调防等。第十九路军淞沪抗战，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毙敌万余人，在中国人民抗日斗争史册上写了光辉的一页。 5月23日，蒋介石下令将第十九路军调离上海，派往福建“剿共”。蒋光鼐、蔡廷锴等知道，这是蒋介石要借红军之手来消灭第十九路军，于是，蒋、蔡决定联合国民党内的反蒋势力，在福建另立政权，以达到反蒋抗日的目的。1933年11月20日，以蒋光鼐、蔡廷锴为首的第十九路军将领，以及原粤军将领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李章达等，还有陈友仁、徐谦、余心清（冯玉祥的代表）等，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权，以李济深为主席。这事，史称“福建事变”。

　　福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调集蒋鼎文第二路军、张治中第四路军及卫立煌第五路军共二十五万人开拔入闽，对只有五万人的第十九路军实行讨伐。第十九路军进行顽强的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1934年1月，福州被蒋军占领。不久，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相继离国。第十九路军残部被陈济棠收编为粤军独立第三旅，但不久，蒋介石又命令陈济棠将该旅缴械解散。

九

　　由于宁粤对立，蒋介石也想急于解决，于是，释放被软禁的胡汉民，派他赴欧洲考察。1936年1月，胡汉民归国到香港时，并不理会南京蒋介石派去的迎接大员，却回到广州，这无疑为陈济棠增加了反蒋法码。但是，5月9日晚上，胡汉民在与人象棋对弈中突然脑溢血，延至12日晚去世。

　　蒋介石要趁“胡死”之机解决广东一向处于半独立状态问题。5月中旬，蒋介石派王宠惠赴粤吊丧之机，向陈济棠提出取消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改组广东省政府，将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改称第四路军总指挥，各军师长由军委会重新任命等五条。这实际上是要夺陈济棠的广东军政两权。在陈济棠正感到焦虑不安之时，白崇禧也以吊丧为名来穗与陈济棠会晤，极力怂恿陈济棠联合桂系，以“抗日救亡”为旗帜，与蒋介石抗衡。白崇禧分析当时的国内形势时认为：蒋介石既要陈兵于黄河流域，防备日军的进犯以及监视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张学良、杨虎城，又要部署兵力向陕北共产党包围进攻，因而决无余力南犯。如果两广联合，再拉拢湖南的何健，凭着抗日的招牌，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拿下武汉，再采取昔日太平军的战略，马上转移东下袭取南京，就能夺取中央政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对白崇禧的分析，陈济棠认为十分精确。陈济棠有兄叫陈维周，擅长星相之术，曾于1935年春到南京见过蒋介石及到奉化看过蒋介石的祖坟，肯定蒋介石气运将尽。陈济棠十分相信其兄的星相之术，再经白崇禧的怂恿，便决心发动事变反蒋。5月16日晚，陈济棠与粤军向级将领余汉谋、张达、缪培南、黄任寰、黄廷桢等开会密商，对于联桂起事，将领们的意见不一。5月19日，陈济棠再次召集在穗粤军将领近二十人进行密商，并请出白崇禧到会说服众将，虽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等仍不表支持，但陈济棠已决定反蒋起事。

　　6月1日，陈济棠授权西南两机关作出决议，呈文南京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吁请抗日。次日，又复电全国，请国民政府准予“北上抗日，收复失地”。接着，组成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陈济棠任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副之。另一方面，陈济棠、李宗仁还暗中与日本联络，欲借日本的力量反蒋，并出兵湖南，企图夺取国民党政权。

　　面对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蒋介石一方面立即秘密调兵遣将向两广进逼，同时派人四出向广东海陆空军将领进行收买分化；另一方面，故作镇静，发出通电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作为对付之策。粤军主要将领余汉谋等秘密接受了蒋介石的收买，决定背陈投蒋。7月4日，余汉谋以接到第一军将领电催回部主持军事为名，取得陈济棠的许可，由广州回到驻地大庚，与参谋长罗梓材，政治部主任李煦寰，师长莫希德、叶肇、张瑞贵等会议讨论反陈，取得一致意见。7月6日，余汉谋以出席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名义，乘坐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前往南京，蒋介石随即任命余汉谋为第四路军总司令和广东绥靖主任，并派钱大钧、陈诚、黄镇球等同行，协助余汉谋回去收拾粤局。余汉谋于7月13日回到赣南，次日在大庚宣誓就职，并发表通电，敦促陈济棠离职下野。同时，第一军亦向韶关推进。

　　另外，7月6日，第二军副军长兼东区绥靖委员李汉魂在汕头离职赴港，次日通电反陈。到7月17日，第二军军长张达也被蒋介石收买。粤军其他将领以及西南机关要员萧佛成、陈融、刘芦隐、邓青阳、杨熙绩和广东省主席林云陔、广州市市长刘纪文等亦纷纷走避以示决绝。

　　尤其给予陈济棠致使打击的，是他的空军也被蒋介石收买而背叛。6月底已有一个中队北飞南昌投蒋。7月18日早晨，空这司令黄光锐、参谋长陈卓林等分乘教练机三架飞赴香港机场降落；各大中队飞机七十二架先后北飞投蒋。至此，陈济棠完全绝望，于当晚借英国战舰保护，携带家眷离开广州前往香港，并通电下野。李宗仁亦于当天下午乘飞机回广西，在广西继续坚持反蒋，李济深以及原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区寿年、翁照垣等也入桂支持，但到9月间，李宗仁、白崇禧也和蒋介石达成协议。至此，曾经震惊中外，扰攘了五十多天的“两广事变”遂告结。同时，也结束了陈济棠对广东的统治。

　　余汉谋于7月24日由韶关进驻广州接管了陈济棠原有的军权。南京国民政府任命黄慕松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以王应榆为民政厅厅长，宋子良为财政厅厅长，刘维炽为建设厅厅长，许崇清为教育厅厅长，曾养甫为广州市市长。蒋介石于8月来广州座镇了一个月，设置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广州行营。至此，广东的党政军大权完全归蒋介石控制。

　　蒋介石解决了两广事变后，又飞赴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进攻陕北红军，结果爆发了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此后，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建立。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开始。

　　在抗日战争期间，粤军及其粤军将领也参加了这场伟大的战争。如张发奎，曾出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第二方面军司令长官等；薛岳，曾出任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等；余汉谋，曾出任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等；黄琪翔，曾出任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十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等；蒋光鼐，曾出任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蔡廷锴，曾出任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粤桂边区总司令等；李汉魂，曾出任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而李汉魂，还从1939年元旦起，出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以及广东省保安司令，直至1945年8月由罗卓英继任省政府主席止，长达六年又八个月，主政广东期间，李汉魂能认真行使职权，经常巡视各地，对广东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均有成绩。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国民政府发表的十六个受降主官中，就有粤籍张发奎（广州、香港、雷州半岛、海南岛地区）、余汉谋（曲江、潮汕地区）和薛岳（南昌、九江地区）三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发奎出任军委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兼广东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李汉魂等则被调离广东。1947年9月，张发奎又被免职调京，由宋子文出任广东省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宋子文邀请时任国防部次长的黄镇球赴粤任广州行营副主任兼广东警保处处长。1948年4月，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张发奎与余汉谋、薛岳、香翰屏、李扬敬等粤系将领，支持孙科竞选副总统，结果失败。

　　辽沈、淮海战役之后，蒋介石被迫下野，张发奎、薛岳、余汉谋等乘机提出“粤人治粤”的口号，反对宋子文主粤（宋也是粤人，但他属蒋介石派系）。宋子文被迫辞职。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前，任命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张发奎则接任余汉谋的陆军总司令之职。

　　1949年2月，张发奎又接受薛岳、余汉谋的电请，回到广州。他们以“团结大广东”、“继续第一师精神”为号召，大力收罗广东旧军政人员，扩编军队，企图将广东建成一个反蒋反共的基地。当时，国民政府已迁往广州，张发奎还建议代总统李宗仁把蒋介石扣留，但计谋未成。7月，张发奎得知蒋介石将来广州，便辞去陆军总司令职务，出走香港。余汉谋、薛岳则继续部署兵力，企图阻人民解放军南下广东。但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军队节节溃败。10月14日，广州被解放后，余汉谋集团往粤西逃走，中途大部被歼灭，残部退往海南岛。李汉魂出走香港，后随李宗仁飞往美国。黄镇球亦出走香港，后逃往台湾。香翰屏、李扬敬等亦逃往香港。

　　薛岳、余汉谋则退往海南岛，分别出任海南防卫总司令和副总司令。而陈济棠于1949年4月被国民政府任为琼崖行政长官，薛、余率部进入海南后，陈济棠则专管民政。为阻止解放军解放海南，薛岳在全岛设立了三道防线，部署的兵力有十万之众，自称为“伯陵防线”（薛岳字伯陵）。但是，1950年4月解放军渡海作战，薛岳部兵无斗志，一击即溃，被歼五六万之众。4月底，薛岳、余汉谋、陈济棠率残部逃往台湾。至此，国民党粤系军阀完全瓦解。

　　还有另一批粤军高级将领如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李章达、黄琪翔等，则走上另一条道路。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们从事反蒋民主运动，成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并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而曾任粤军参谋长的叶剑英，更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帅。

桂、粤以北便是湖南，古有“三湘八泽”之称。湖南地处南北要冲，历来是南北军阀争夺的军事重地。在中国近代史中，湖南是发生战乱最多的省份之一。这一章，我们就来谈谈湘系军阀。

　　先从辛亥武昌起义谈起。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湖北武昌起义。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震动了全国，最先起来响应的，便是邻近的湖南省。武昌起义以前，两湖革命党人已相约：若湖南首义，湖北立即响应；若湖北率先发动，湖南即日跟上。可是，武昌炮响，湖南巡抚余诚格当天就得到消息。为防止新军起义，余诚格收缴了新军的子弹，并将其调离长沙，另调受革命影响较少的巡防营入防。湖南革命党人三天后才得知武昌首义的消息，故未能及时发难，后经过多次组织发动，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等才于10月22日领导起义成功，光复长沙，成立湖南军政府，焦达峰、陈作新出任正副都督。

　　但是，湖南革命党人缺乏政治经验，没有采取强有力的镇压反革命的措施，反而组织了纯然由旧官僚和立宪派参加的参议院，使之掌握了军政府的实权。10月31日，参议院议长、立宪派首领谭延闿策动新军中的反动军人梅馨等举行军事政变，谋杀了焦达峰和陈作新，谭延闿自任湖南军政府都督。 谭延闿 是个什么人？如何当上立宪派首领和参议院议长？这里还须作个交待。

　　谭延闿，字组庵（后改左庵），号无畏湖南茶陵人。1876年出生。其父谭咏麟曾任清朝总督、巡抚，是权倾一方的封疆大吏。谭延 闿 自幼从安化名儒黄凤岐为师，熟习诗赋文章，且还善于骑射之术。1904年，谭延闿进京参加会试，得中会元，被委为翰林院编修。后回湖南长沙办“新学堂”，1909年，积极参与“立宪”运动，不久便以他的才学、名望、门第而被推为湖南咨议局议长，成为湖南立宪派的核心人物。辛亥革命湖南军政府成立后，谭延闿又被推为参议院议长。但是，他并不甘心只当一个实权不大的议长，于是，他利用革命党人的软弱，策动军事政变，使焦达峰、陈作新遭叛军杀害，革命军政府被颠覆，湖南处于一种无政府的混乱局面。然后，他唆使党羽发起各种请愿活动，造成唯有他出任都督收拾残局不可的假象。这位后来曾经当过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闿，正是踏着革命党人的鲜血走上民国的军政舞台的。

　　谭延闿毕竟是个文人，当上都督以后，手下的将领并不把他放在眼里，私下称他“谭婆婆”。为了显示一下自己“文武兼资”的本领，谭延闿 故意搞了一次校场骑射的表演，他跃马横枪，十发十中，使众将惊骇。当然，仅靠这些走马骑射的小技是难以维持其统治地位的，谭延 闿 施展出各种本领。

　　首先，他知道革命党人有一定的实力和影响，狡兔三窟，他于1912年加入了国民党，并担任了湖南国民党的支部长。国民党首领黄兴（湖南善化人）回湘时，他为黄兴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俨然与革命党人站在一起。另一方面，他也和袁世凯的御用工具“共和党”、“进步党”保持密切的联系，通过熊希龄（湖南凤凰人）以结好袁世凯。此外，他与湖北黎元洪、广西陆荣廷交结，以求自保。对于省内的一些下野军人、政客，他也尽量收容，大都给以名义。正是依靠这种八面玲珑的本事，谭延闿 在湖南维持了两年的统治。

　　1913年3月，国民党首领宋教仁（湖南桃源人）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于上海，孙中山决定发动二次革命讨袁。7月，革命党人李烈钧、黄兴、柏文蔚、胡汉民等相继在江西、江苏、安徽等地起兵讨袁。在国民党的压力下，谭延闿也不得已宣布湖南独立。袁世凯派大军镇压南方的革命，当北洋军大兵压境时，谭延闿慌忙宣布取消独立，通电下野。北洋军进入湖南后，谭延闿 跑到北京向袁世凯负荆请罪，因有黎元洪等求情，谭延闿免受责罚。 湖南取消独立，谭延 闿 通电下野后，袁世凯任命海军中将汤芗铭为湖南查办使、湖南都督兼民政长。汤芗铭，字铸新，湖北蕲水人，1885年出生。其兄汤化龙是湖北省立宪派首领，后曾任民主党干事长、众议院议长、教育总长、内务总长等。汤芗铭1903年中举人，1904年留学法、英学习海军。1905年在欧洲加入同盟会，但因偷割孙中山皮包盗取志愿书，被开除会籍。1909年回国后，出任镜清舰机长、南琛舰副舰长。1911年武昌起义时，随海军统制萨镇冰至鄂镇压起义。其兄汤化龙密函劝其归顺民军，适逢萨镇冰离职东下，汤芗铭在海容舰组织起义。中华民国成立后，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海军总次长兼海军北代司令。袁世凯上台后，汤芗铭即委身投靠，成为袁世凯的心腹，授海军中将衔。二次革命爆发，汤芗铭受命率北洋军入湘镇压讨袁军。谭延闿下野离湘，1913年10月，袁世凯任命其为湖南查办使、湖南都督兼民政长，独掌湖南的军政大权。

　　汤芗铭入主湖南后，成为袁世凯在湖南的忠实代理人。他治湘三载，横征暴敛，疯狂屠杀革命党人和无辜群众，据他自己呈报上中央的，所杀已达一万一千余人，因而，有“汤屠户”之称。他处处秉承袁世凯的旨意办事，尤其在支持袁世凯称帝方面，各省地方长官，唯他出力“最早最勇”。他所办的报纸《大中报》，当时的人就这样揭露：“日日排二号大字，鼓吹君宪不遗余力。‘一人有庆’、‘万寿无疆’、‘皇气郁葱’、‘圣德汪洋’等各种奴婢口吻，连篇累牍，触目皆是。而掐名劝进，制造民意，亦无所不用其极”。正因如此，所以时人又称他为袁世凯的“屠户干儿”。由于他对袁世凯竭尽忠诚，所以也长期受到袁世凯的“特别超擢”和“异常信用”，1914年被授予将军府靖武将军，袁世凯称帝时又受封一等侯。

　　但是，袁世凯恢复帝制，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以梁启超为首的民主派进步党人掌握了反袁运动的领导权。1915年12月初，梁启超的学生蔡锷（湖南邵阳人）在昆明联合各派反袁力量，发动了护国战争。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人联名通电，宣布云南独立。其后，贵州、广东、广西、浙江等省也相继独立。袁世凯派兵镇压无效，帝国主义这时也表示不支持称帝，袁世凯在内外压力下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撤销帝制，但仍想继续当大总统，又遭到各言反对，护国运动仍在进行。

　　作为袁世凯的亲信的湖南将军汤芗铭（当时都督改称将军），其时正陷于窘境，邻省黔、桂、粤已宣布独立，湖南省内各县亦独立纷起，计有五十余县之多，汤芗铭所能控制的仅有二十余县。此外，在湘南靖县还有以程潜为总司令的护国湘军，与西面的护国黔军和南面的护国桂军互为声援。汤芗铭的统治岌岌可危，自省以下各级官吏恐慌万状，纷纷潜逃。进入5月份，同属袁世凯亲信的陕西将军陈树藩、四川将军陈宦也不得不宣布“独立”。在此形势下，汤芗铭自知大势所趋，如再不宣布独立，就会地位不保。于是，他通过跻身护国行列的长兄、进步党人汤化龙，与革命党人取得联系，得知革命党同意在他宣布独立后仍承认他的都督地位时，他才于5月29日宣布独立。袁世凯得知亲信陈树藩、陈宦尤其汤芗铭宣布独立的消息，重病之中更遭到沉重的精神打击，6月6日便病死了。故时人有“催命二陈汤”之说。

　　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的实权，以恢复旧约法和召集国会等为条件与南方所国军务院达成和议。汤芗铭还想依仗黎元洪、段祺瑞继续当湖南都督，但程潜统率的护国湘军向长沙进逼，杀人如麻的“汤屠户”惊恐万状，便于7月4日晚逃出长沙，结束了他在湖南的三年统治。汤芗铭其后投靠直系，直系兵败亦下野。抗日战争中曾附敌。晚年研究佛学，直至1975年初才在北京病逝。

二

　　将汤芗铭逼离湖南的，是湖南护国军，其总司令是程潜。程潜，字颂云，湖南醴陵人，1882年出生。1900年，程潜入长沙岳麓书院，1903年入湖南将弁学堂，1906年保送日本留学，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炮科，同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程潜毕业回国，任陆军第六镇正参谋官。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程潜赴汉阳协助黄兴作战。湖南起义后，任都督府参谋部长、都督府军务司司长、二次革命失败后，程潜逃往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1914年参加李根源、李烈钧等组织的欧事研究会。1915年10月回到上海，护国战争爆发后，被护国军总司令部任命为湖南招抚使。1916年4月，率部从贵州进入湖南，攻克靖县，就任护国军湖南总司令。7月，程潜率部进逼长沙，驱逐汤芗铭。 段祺瑞执政心后，即调整各省军政长官，以稳定北洋派，瓦解西南护国阵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实现北洋政权下的“统一”。对于湖南这样重要的省份，段祺瑞当然要加以控制。7月6日公布的各省军政长官的名单中，湖南督军兼省长就是前四川将军陈宦（湖北安陆人）。而梁启超则希望由黔军将领戴戟（贵州贵定人）出任湖南省长（戴发表任贵州省长），虽经奔走，但段祺瑞并不理会。不过，对袁世凯走狗陈宦的任命，立即遭到湖南军民的强烈反对。7月6日，程潜率军进入长沙后，与曾继梧、赵恒惕等湘军将领及各界代表协议，于7日举刘人熙为湖南临时都督。刘人熙，湖南浏阳人，曾任广西道台，与陆荣廷有交，程潜等想通过他取得桂系的援助。而陆荣廷也从广西的安全考虑，表示支持湖南抵制陈宦督湘。这时，黄兴刚从日本回国，程潜等认为黄兴是最合适的人选，于是，7月14日，程潜等联名致电黎元洪、段祺瑞，要求任命黄兴为湘督，但黄兴力辞不就，推荐谭延闿 或蔡锷出任此职。7月20日，蔡锷表示愿意回家乡湖南任职。段祺瑞当然不希望由护国军首领蔡锷出任湘督，于是，他选中文人出身，且当时在湘军中尚无很大实力的谭延闿。

　　由于上述的原因，谭延闿再度回湘主政，出任督军兼省长。谭延闿吸取过去手下无兵的教训，开始着手整编军队抓军权，通过整编军队，他将赵恒惕等亲信给以重任，而对湖南境内其他军事力量如程潜的湖南护国军宣布解散，程潜被迫离开湖南前往上海。通过党同伐异，谭延闿在湖南省内基本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也开始由政客变成了军阀。

　　当时，段祺瑞准备武力统一中国，一直打算大兵南下，解决西南地方军阀，只因“府院之争”，还无暇实施。谭延闿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时时结好总统黎元洪，望他在朝中为自己撑腰；另外，他联络广西陆荣廷，结成湘桂攻守同盟。在省内，他多次提出“湘人治湘”的口号，以收取民心。

　　1917年7月，段祺瑞利用张勋复辟，赶走黎元洪，重新掌权。8月，段祺瑞决定武力讨伐西南军阀，因湖南必定是南北军阀争夺的主要战场，所以段祺瑞急于将湖南控制。8月6日，段祺瑞以傅良佐为湖南督军以代替倾向桂、粤的谭延闿。傅良佐虽是湖南乾城人，但他与段祺瑞有姻亲关系，更是段祺瑞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这时，谭延闿仅剩下一省长名义，他一面向桂系陆荣廷求救，一面想组织力量与北洋军决战，但赵恒惕“丁扰”在籍不在军中，其他将领反对用兵，而陆荣廷的桂军一时也无法开到，所以谭延闿只得放弃抵抗，被迫离任。

　　1917年9月，孙中山南下广东，联合滇、桂军阀，成立护法军政府，并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孙中山准备发动护法战争，讨伐北洋军阀；而段祺瑞也调动大军，急欲消灭护法军政府，于是，湖南便是南北争夺的主要战场。

　　9月13日，湘督傅良佐撤去谭延闿 任命的零陵镇守使刘建藩。9月18日，刘建藩和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梅联衔宣布湖南自主，与护法军政府一致行动。不久，湖南第一区守备司令吴剑学、第二区守备司令周伟、铁道守备司令林仲麟、第五师第三团团长宋鹤庚等相继宣布自主响应。对此，孙中山专门致电刘建藩、林修梅等，表示祝贺，并派革命党人林祖涵（即林伯渠，湖南临醴人）为湖南劳军使，前往湘南慰劳举义部队。湖南自主揭开了护法战争的序幕。

　　9月底，北京政府调北洋第八、第二十师入湘，冯国璋、段祺瑞分别发布讨伐令。10月3日，两广援湘军事会议在南宁召开。会上决定：出兵援湘，推桂督谭浩明为两广护国军司令，两广共出军队八十营，组成五个军，以陆裕光、林俊廷、韦荣昌、马济、林虎分任第一至第五军司令。接着，谭浩明率军入湘，与湘南的护法军会同作战。护法战争正式拉开战幕。

　　桂系大举援湘，段祺瑞也即下讨伐令，傅良佐任命第八师师长王汝贤为湘南司令，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为副司令，兵分三路夹攻湘南：正面攻衡山，右翼攻宝庆，左翼攻攸县。湘南护法军集结在衡阳地区，计有四十营兵一万五千人。这时，程潜受孙中山的派遣，也从广州抵达衡阳。10月6日，湖南护法军各路将领在衡阳开会，决定组织“护法军湘南总司令部”，公推程潜为总司令。于是，南北两军在湘南地区展开了厮杀，其大战役计有衡山之战、宝庆之战和攸县之战。

　　就在南北双方在湘南鏖战之际，北军王汝贤和范国璋于11月14日突然发出通电，主张停战议和。原来王、范均是直系将领，皖系头子段祺瑞一直要直系军人打头阵，为其“武力统一”服务。而直系首领冯国璋则主张“和平混一”，为保存实力，他授意王、范通电议和，并自行停战，撤军回长沙。湘督傅良佐遭此突变，不知所措，慌忙于14日晚携带印信乘坐军舰逃离长沙。

　　王、范两军擅自停战求和，犹如晴天霹雳，给段祺瑞当头一棒，且“直系四督”亦通电响应，段祺瑞亦无可奈何，只得电令王汝贤以总司令代行督军职务，维持长沙地方治安。但湖南护法军趁北军后撤，向北推进，连克湘潭、株州，直趋长沙。王、范被迫逃往岳阳。湘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抢先进入长沙。11月21日，程潜也赶到长沙。次日，湖南各界代表会议公举陆荣廷为湘粤桂巡阅使，谭浩明为湖南督军，程潜为省长。11月24日，程潜就任湖南省长，但谭浩明立即电令程潜“勿得擅自建立，致涉纷歧”。于是，程潜于12月8日解除省长职务。12月12日，谭浩明到达长沙。12月18日，谭浩明宣布“暂以湘粤桂总司令名义兼领湖南军民两政事宜”。这样，谭浩明把湖南划入了桂系的势力范围，充分暴露了桂系军阀“援湘”的目的。再说湖南前省长谭延闿，这时也出来争取复职并兼署督军，无奈势单力孤，最后只好出走上海。

　　湘粤桂护法联军占领长沙以后，由于桂系想保住已得的地盘，所以按兵不动，并没有向北推进，引起了湘军和护法军政府的不满。桂系军阀迫于无奈，只得同意调兵北上，进攻湘北军事重镇岳州。1918年1月16日，谭浩明、程潜、赵恒惕分路进兵岳州。程潜对部队慷慨激昂地指出：“夺得岳州，湖南必生；不得岳州，湖南必死。我胜敌人，国家必存；敌人胜我，国家必亡。生死存亡，在此一战。凡我军人，努力杀敌。”湘军为解放故乡，士气大振。1月23日，护法联军开始五面攻击岳州，经过数天的激战，击败了北军王金镜等部，于1月27日攻占岳州。

　　联军攻克岳州后，西南各省人心振奋，纷纷要求乘胜进攻武汉，与湖北黎天才护法军会师。但桂系军阀从自己打算，又按兵不动，断送了大好时机。

　　南军夺取岳州，皖系主战派纷纷攻击冯国璋，迫使冯国璋再向西南下讨伐令，进行第二次攻湘之战。1月30日，冯国璋令曹琨、张怀芝进兵湘鄂，以张敬尧为援岳前敌总司令。2月中旬，各路北军分别向湘鄂、湘赣边界进军，并以杜锡珪 的海军由水路策应进攻。护法联军方面，以湘军赵恒惕部守岳阳，刘建藩部守平江，而桂军马济、韦荣昌、陆裕光等部在岳阳至羊楼洞之间。桂系这种部署，其目的明显在于胜则居功，败则先退，并不打算与北军力战。

　　2月26日，北军吴佩孚部抵达蒲圻，兵分两路进攻岳阳，双方展开连日激战。由于桂军没有作积极的配合，反而先往南撤，至3月18日，北军占领岳阳。以张敬尧第七师为主的北军，于3月11日分三路进攻长沙东北的重镇平江，经过十天激战，张敬尧于3月22日占领平江。张敬尧纵容部下“三日不封刀”，大肆烧抢淫掠，惨状前所未有。平江失守，谭浩明于3月25日弃长沙南逃。26日晚，吴佩孚部也随后赶到。3月27日，段祺瑞任命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省长，同时电令吴佩孚立即率部向湘南进军。

　　4月下旬，谭浩明将大部分军队撤回广东，湘军也被迫往后撤。4月22日，吴佩孚不战而占领衡阳，不久，又攻下宝庆、安仁、攸县、耒阳等。这时，吴佩孚没有再往南推进，他是直系将领，南征的功劳最大，对段祺瑞把湘督兼省长一职授予皖系嫡系张敬尧十分不满，意识到再战下去，徒为皖系扩大地盘，所以有意停战。陆荣廷也想保住两广的地盘，也希望和吴佩孚讲和，于是，5月25日，双方代表在耒阳谈判。6月15日签订停战协定。8月，吴佩孚通电主和，直系将领纷纷响应，段祺瑞被迫命令前线各军暂取守势，湖南战事暂停息。

三

　　南北战争的结果，使湖南落入了北洋军阀的手中。张敬尧的第七师驻扎长沙地区，吴佩孚的第三师驻扎在衡阳一带。张敬尧任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安徽霍立人。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清末曾任清军管带、统带。民国成立后，历任北洋陆军团长、旅长、南昌卫戍司令、第三混成旅旅长、第七师师长等。张敬尧出任督军兼省长后，对湖南人民进行残暴的镇压，他的第七师号称有七万之众，军纪极坏，奸淫抢掠无所不为，湖南人民恨之入骨，称之为“披着军衣的活强盗”。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湖南人民乘着这股民主爱国的浪潮，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由于张敬尧的统治极不得人心，所以湖南各界也参加了驱张运动。直系将领吴佩孚与张敬尧矛盾很深，对此坐视不理，何况当时他是“爱国将军”的面孔出现，并且正酝酿着一个非常的行动。 谭延闿 这时也从上海回到湖南。他利用湖南人民的驱张情绪，以及吴佩孚与张敬尧的矛盾，周旋于直、桂军阀及省内实力派之间。在桂系的支持下，他在永州重任督军兼湘军总司令，他积极拉拢各路湘军，取得赵恒惕等将领的支持。

　　1919年后，由于直皖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吴佩孚决定率部北撤，夺取北京政权。为防止撤防时遭到皖军的袭击，他需要和西南军阀取得进一步的联合。8月下旬，吴佩孚起草了一份《救国同盟军草约》，通过湘军总司令谭延闿 转致西南各派军阀首领。经过三个月密谈，11月下旬，西南各派军阀与吴佩孚在草约的修改稿上签了字，双方缔结了军事同盟。草约签订以后，吴佩孚更加了北撤的决心。1920年5月25日，吴佩孚率所部第三师及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三混成旅一齐撤出湘南防地，其防地按协定由湘军进驻。段祺瑞令张敬尧等于沿途堵截并消灭吴军，但吴军顺利闯过多道险关，抵达武汉。

　　吴佩孚一走，湘军在赵恒惕的指挥下，立即行动起来，步步紧跟，抢先接防。5月间占领祁阳、耒阳。6月7日，进占衡山，并由湘潭、湘乡直逼长沙。张敬尧部军纪腐败不堪，毫无抵抗能力，不战自溃。6月11日晚，张敬尧从长沙逃往岳州。次日，赵恒惕率部进占省城。后乘胜追击，于6月26日攻下岳州，张敬尧率第七师残部退往湖北，由王占元接管改编。至此，湘军完全控制了湖南全境。6月17日，谭延闿 回到长沙，第三次主政湖南，出任督军、省长和湘军总司令的职务。

　　湘军在驱张战争胜利后，实力大增，当时境内湘军大致分为谭延闿 、程潜、赵恒惕三派。谭延闿 挂名湘军总司令，其实并没有自己的基本部队。程潜掌握一部分军队，但他受到谭延闿 的排挤，无法在湖南立足，后来他南下广东任孙中山大元帅府陆军部次长等，他的军队也是支持孙中山政权的。赵恒惕是驱张战争的主要功臣，他的部队也在此役中得到发展，所以赵恒惕是三派中实力最强大的。

　　谭延闿回湘主政后，将其党羽一个个都委以高官，这就与赵恒惕为代表的军人发生的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更加激化。最后，赵恒惕唆使中、下级军人进行“兵谏”，逼谭延闿下台。1920年11月，谭延闿 主政湖南仅五个月后，不得不自动下台。年底，他悄然离湘赴沪，以后投靠孙中山，走上了另一条发迹的道路。

　　将谭延闿逼走的赵恒惕，是湖南衡山人，1880年出生。早年入湖北方言学堂，后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炮科。1904年与黄兴等在东京组织革命同志会。1905年后加入同盟会。1909年回国在广西陆军干部学校任职。武昌起义后被黎元洪任为左翼军司令。二次革命时因反袁被捕，叛刑十年，1915年获得释放。1916年6月后，历任湖南护国军第一军第一梯团长、第二师师长、湖南水陆军总司令等。1920年11月，赵恒惕逼谭延闿下台，广东护法军政府任命他为湖南总司令，任命林友宇为省长。林友宇，湖南武陵人，曾任湖南省警察厅长，只做了半年的省长，便被赵恒惕取代。1921年4月，赵恒惕兼任湖南省长。 为保住湖南的地盘，防止北洋军阀的进犯，赵恒惕宣布成立湖南制宪筹备处，发表“联省自治”的主张。这时，在邻省湖北，直系军阀、两湖巡阅使王占元贪污成性，克扣军饷，激起兵变多起，尤以宜昌兵变和武昌兵变为烈。1921年5、6月，湖北人蒋作宾、孔庚等纷纷集中长沙，要求赵恒惕以武力援鄂自治。赵恒惕认为，这是扩张势力的好时机，援鄂自治，无形中也为湖南建筑起一道屏障。于是，6月20日，赵恒惕自任援鄂自治军总司令，举行援鄂誓师大会，以宋鹤庚为总指挥兼第一军司令，鲁涤平为第二军司令，兵分三路：左路以唐荣阳为指挥，由澧县攻湖北公安、石首；中路以夏斗寅为先锋司令官，由岳州攻湖北蒲折、咸宁；右路以叶开鑫为指挥，由平江攻湖北崇阳、通城。7月22日，在长沙还成立了湖北自治政府，蒋作宾为临时省总监，夏斗寅为湖北自治军前敌司令。

　　7月30日，湘军全线猛攻。31日占领湖北赵李桥。8月5日，攻克通城。王占元派兵抵抗，同时急电曹锟、吴佩孚援鄂。曹、吴决定援鄂不援王，派靳云鹏第八混成旅、萧耀南第二十五师进驻汉口。王占元见大势已去，遂于8月6日辞职。8月9日，北京政府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8月12日，吴佩孚抵达武汉，将五万余兵力分三路反攻湘军。8月17日，两军各下达总攻击令。吴佩孚命令海军在金口决堤以淹湘军，直军乘水势攻占金口、　州、嘉鱼、新堤，8月22日经过激战夺回汀泗桥，8月28日占领湘北重镇岳州，并水陆夹攻蒲圻湘军。湘军全线动摇。9月1日，经过英国驻汉口领事居间调停，吴佩孚、赵恒惕签订了岳州休战条约共九条。至此，湘鄂战争结束。

　　赵恒惕援鄂不成，反引狼入室，丢失了湘北重镇岳州。在吴佩孚的虎视之下，赵恒惕也只得依附直系军阀，保住自己的地盘。在省内，他还是号称“自治”，1922年1月，还正式公布了湖南省宪法，主要内容有：湖南为中华民国之自治省；议员民选；省长由议会选举，有统率全省军队、管理全省军政、任免法官和行政官员等大权。宪法也规定了人民的一些权利，但赵恒惕实行的是军阀统治，省宪仅仅是一种形式，并未对湖南的政治发生实质性的影响，倒是他在当年9月当选为湖南省长，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了他在湖南的军政地位。

　　再说谭延闿，虽是1912年国民党刚成立就加入了国民党，并任湖南支部支部长，但实际上他和国民党并没有多少联系，与孙中山更在政见上有分歧。1920年底他被赵恒惕逼迫下台后到了上海，与孙中山见了面，便决定利用孙中山的名望，来发展他的事业。1922年，他经孙中山介绍，在上海重新加入国民党。1923年1月，孙中山回广州联合滇桂军队驱逐了叛将陈炯明，再度成立革命政府，任命谭延闿 为内政部长。当时有人劝孙中山，说谭延闿为人圆滑，不可大用，孙中山不以为然。不久，陈炯明部反攻广州，孙中山携谭延闿赴石龙前线指挥作战。谭延闿一时也不离孙中山的左右，躬冒矢石，十分镇静，这更加深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 但是，谭延闿 身在广东，心却在湖南，他觉得自己在孙中山身边，充其量只是一位高级幕僚，没有自己的军队，就难以有真正的地位，相反，程潜早年即追随孙中山，曾任护法军政府陆军部次长。陈炯明叛变时，又被孙中山委为讨逆军总司令。而此时，正担任大元帅大本营军政部部长，手中握有军权。如此一对比，谭延闿 更感到掌握军队的重要。也就在这时，湖南方面传来消息，为谭延 闿 入湘讨赵，重掌军权提供了机会。

四

　　湘鄂战争后，赵恒惕北附直系军阀，反对南方孙中山的广州政府，引起了一些湘军将领尤其是谭延闿系统的将领的不满，他们准备反叛赵恒惕。谭延闿闻讯，决定抓这个机会，回湘讨赵。

　　1923年6月，谭延闿指令其旧部、湘西镇守使蔡巨猷等在湘西宣布独立。7月，蔡巨猷等组成讨赵军，从湘西分三路讨伐赵恒惕。7月16日，孙中山任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入湘讨赵。8月11日，赵恒惕组织护宪军与讨赵军相对抗。当时，谭延闿 的主力是湘西镇守使蔡巨猷、宝庆镇守使吴剑学、衡阳镇守使谢国光以及张辉瓒 、陈嘉佑等部。赵恒惕的主力则是贺耀祖第一旅、唐生智第二旅、叶开鑫第一混成旅。而湘军第一师宋鹤庚、第二师鲁涤平，原为谭延闿旧部，此时名中立，实则倾向谭延闿。8月25日，双方开始在衡山一带接战，赵军初有所胜。8月31日，鲁涤平部团长朱耀华突然引谭军自湘潭乘虚袭攻长沙，赵恒惕仓皇逃离长沙，远走醴陵。贺耀祖、唐生智、叶开鑫等亦退至衡山以下至湘阳、湘江东岸一线。9月13日，赵恒惕在吴佩孚的援助下，又攻入长沙。中立军鲁涤平见状，建议谭赵双方议和，以图抵制直军入湘。之后，谭赵两军夹湘江两岸相持四十余日。此时，吴佩孚又令马济等率大军入湘，于岳州组织两岸司令部，吴自任总司令，湖北督军萧耀南任副司令。10月中旬，赵恒惕在直军后援下，大举反攻。正在战争重起的时候，盘踞广东东江的陈炯明叛军又进犯广州，形势危急，孙中山急电谭延闿 回师救粤。于是，谭延闿即将自己的旧将宋鹤庚、鲁涤平、蔡巨猷、吴剑学、谢国光、陈嘉佑及一万多湘军带入广东，谭赵之战，因而结束。 此役，谭延闿虽然没有在湖南立住脚，但总算也带出了一支军队。有了军队就有了政治资本，凭借着这支湘军，他被孙中山委为湘军总司令兼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入粤湘军在讨伐陈炯明等叛军以及拱卫广州革命政府的确起了重要的作用。1925年7月1日，在孙中山逝世后，广州国民政府成立，驻粤各军一律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谭延闿的湘军编为第二军，谭延闿任军长，鲁涤平任副军长，岳森任参谋长，共产党人李富春（湖南长沙人）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第二军辖张辉瓒、谭道源、戴岳、陈嘉佑四个师。而程潜，则任第六军军长。1926年两军都参加了北代战争。

　　再说赵恒惕依附直系军阀，对湖南实行独裁统治，遭到湖南各界人民的反对。1925年后，湖南的群众运动，尤其是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人民希望打倒土豪劣绅，消灭北洋军阀，但遭到赵恒惕的阻挠和镇压。赵恒惕的省长任期到1926年双十节时将届满，根据省宪法，省长由议会选举，赵恒惕自知已失尽民心，难以再当选，但他又不想息影下台，于是修改了省宪法，规定省长可以连选连任，还想进一步把兵权、财权都抓到手中。赵恒惕的所为不仅激起湖南人民的愤慨，其部下唐生智等也加入反赵行列。

　　1926年3月2日，长沙各界举行示威游行，要求省政府出兵讨伐吴佩孚，并公推共产党人谢觉哉（湖南宁乡人）等四人向省政府请愿。3月8日，唐生智令所部从宜章、郴州向衡山集结，并请赵恒惕到衡州检阅，实际上是向赵示威。3月9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在长沙召开了各群众团体参加的三万人大会，并组成了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组织全省人民起来驱赵。3月10日，唐生智兵分三路向北推进，迫进长沙。在民愤鼎沸和唐军进逼的双重攻击之下，赵恒惕被迫任命唐生智为内务司长兼省务院长并代行省长职权。3月12日，赵恒惕离开了长沙，结束了他在湖南的五年统治。赵恒惕后来依附张作霖和蒋介石，1949年去台湾，1971年在台北病逝。

　　将赵恒惕驱逐下台，是湖南军民的胜利，当然，唐生智的作用最大。唐生智，字孟潇，湖南安东人，1889年出生。早年就读湖南陆军小学、湖南陆军中学。1911年参加了辛亥革命。1912年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步科。1914年毕业后入湘军，历任第二师第二旅旅长、第四师师长兼湖南善后督办等。赵恒惕被驱逐后，唐生智代理湖南省长职务。此时，广州国民政府即派陈铭枢、白崇禧与唐生智联系，唐生智表示拥护三大政策，参加北伐。

　　然而，湘军其他将领未必都肯追随唐生智服从广州国民政府的领导，第一师师长贺耀祖（湖南宁乡人）、第三师师长叶开鑫（湖南宁乡人）就不服唐生智的指挥，唐生智不得不采取非常的行动。3月25日，就在唐生智正式宣布接任代理省长的当晚，唐生智举行军事会议，以促使湘改统一为由，扣留了第二师、第三师的主要将领，并下令解除第三师师长叶开鑫等人的职务。在这一形势下，直系军阀吴佩孚决定起兵驱唐。他直接任命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贺耀祖为副司令（拟任湖南省长）以合作驱唐，把湖南完全纳入其势力范围。于是，叶军开赴汩罗与唐军隔江对峙。4月27日，唐生智起兵讨伐叶军，唐叶之战爆发。4月28日，叶军邹鹏振部攻占宝庆，并取道洪罗庙直趋衡州。同时，向常德、桃源移动，使唐军陷开四面受敌的地位。5月1日，唐军退出长沙。次日，叶军进入长沙。

　　面对这种形势，广州国民政府决定提前北伐，派出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及第七军第一旅进入湖南增援，揭开了北代战争的序幕。6月2日，广州国民政府把唐生智部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任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前敌总指挥、湖南省长。7月上旬，北伐军到达湘境，唐军分兵三路反攻湘乡、宁乡、湘潭，沿途农民配合作战，北洋军不战而退，叶军也无心恋战。7月9日，唐军占领湘潭，次日占领长沙。随后，唐军追至岳阳，迫使贺耀祖部接受改编。叶开金部败退至汩罗江北岸据守待援。7月14日，唐生智宣布废除省宪法，解散省议会，湖南假自治的局面告终。唐叶之战为北伐军大举北伐，进占两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赵恒惕被逐，唐生智崛起，使湘系又形成了谭延闿 、程潜、唐生智三大派，谭、程、唐三部分别被广州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六、八军，出师北伐。而谭、程、唐三人更在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中担了重要的角色。

　　谭延闿追随孙中山之后，历任大元帅大本营内政部长、建设部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建国粤军北伐代总司令、国民政府常委兼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被迫出国，谭延闿任代理国民政府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等。北伐战争时，第二军由副军长鲁涤平代行军长职务参加北伐，谭延闿留守广州。1927年1月，国民政府迁往武汉，谭延闿仍任代理国民政府主席。

　　程潜，1926年7月率第六军参加北伐战争。第六军参谋长为唐蟒（湖南自主军首领唐才常之子），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为林伯渠，辖第十七、十八、十九三个师。第六军为北伐总预备队，随第四军后向北进发，很快攻至湘、鄂，然后进入赣境，11月占领南昌。1927年1月，程潜任江右军总指挥，统率第二、第六两军以及贺耀祖独立第二师沿长江南岸东进，击败直鲁联军及湘军叶开鑫等部，于3月23日攻占南京。

　　唐生智，1926年8月任北伐军中路军前敌总指挥，统率第四、第七、第八军和叶挺独立团等部直趋湖北，很快攻克平江、岳阳等地，进入湖北，经过汀泗桥、贺胜桥两战役，直抵武汉。唐生智与李宗仁、陈可钰等策定攻城计划，于9月7日先攻克汉阳和汉口，然后包围武昌城。10月10日，唐生智命所部发起总攻，一举攻下武昌。唐生智乘势将第八军扩编为第八、第三十五、第三十六、第二、第十七军，分别以李品仙、何健、刘兴、叶琪、周斓为军长，成立第四集团军司令部并自任总司令，控制了两湖的军事大权。1927年初，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北伐军继续分三路进军，唐生智任西路军总指挥，率部进入河南。

　　然而，正当北伐顺利进行的时候，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极右派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使北伐遭到严重的挫折，同时，也使湘系三派卷入了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之中。

五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早在政变前，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已经显露，3月10日，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了二届二中全会，通过坚持国共合作和将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等大权集中于党，限制蒋介石权力的决议。3月23日，程潜率部攻下南京，同时，也收到武汉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 派人送来的写在一块绸料上的密令，要他逮捕蒋介石。程潜觉得事关重大，且力不胜任，不便贸然行事。3月25日，蒋介石乘兵舰抵达南京下关，程潜等登舰欢迎，蒋介石却不登陆，而直趋上海。3月27日，程潜赴沪参加蒋介石召集的会议，察觉蒋介石将会叛变，便找借口急赴汉口报告。不料程潜离开后，负责南京卫戍的贺耀祖被蒋介石收买，蒋介石由上海到了南京。

　　由于第二军、第六军是谭延闿 、程潜的部队，拥护武汉国民政府，蒋介石限令两军于4月6日前全部渡江北上作战。二、六两军急电汉口请求程潜，程潜复电不许渡江，待他回南京处理。不料，程潜的复电被蒋介石扣留，待程潜回到南京，两军已被调往江北，而程潜已察知蒋介石即将叛变，情势危急，仓促易服携亲信随从四五人乘小火轮逃离南京。几天之后，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程潜逃离南京后，蒋介石借口扬州失陷，须保卫南京为名，又将程潜的第六军调回南岸，包围监视起来。到4月28日，又借口驱逐共产党，解除了第六军的武装，然后遣散改编。但不久，程潜在汉口重组第六军，在林伯渠等协助下，整顿训练，该军很快又成为一支劲旅。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出现了宁汉分裂局面。4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免去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任命唐生智为总指挥，继续北伐。唐生智指挥其第四集团军进攻河南的奉军，经过一个多月的激战，唐生智部于6月1日与第二集团军冯玉祥部会师郑州，6月4日占领开封。在唐生智率部北伐的同时，被蒋介石收买的夏斗寅师和杨森部乘虚进攻武汉，叶挺率第二十四师奋力反击，将夏斗寅部击溃。唐生智也急调第八军在仙桃镇将杨森部围歼。而在湖南，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亦指使驻长沙的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5月21日），解散了湖南省工会、农会等一切革命团体，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事变发生后，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谭延闿、 孙科三位主席派周斓去湖南代理省主席，处理善后事宜。这个时候，武汉国民政府仍未公开反共。但是，到了6月10日，汪精卫、谭延闿 、唐生智、孙科、徐谦等人在郑州同冯玉祥举行秘密会议。会议决定公开反共。会后，唐生智率部返回武汉。6月26日，唐生智到达长沙，以许克祥擅自行动，要严惩之。许克祥闻讯，率部南逃，投靠了蒋介石。

　　7月15日，汪精卫与谭延闿 、唐生智联合，公开反共，在武汉地区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武汉国民政府虽然公开反共，但宁、汉之间矛盾仍然尖锐。8月初，武汉国民政府下令东征讨蒋，程潜受命任东征军江右军总指挥率部东进，当推进到芜湖、宣城一带时，8月12日，蒋介石在桂系的逼迫下被迫宣布下野。于是，8月20日，宁汉双方在庐山谈判，于是宁汉合流。9月16日，宁汉沪三方在南京组成“中央特别委员会”，谭延闿 任成立大会主席，程潜、唐生智都被推为特别委员。

　　但是，汪精卫、唐生智等因未能取得特委会的实权，心怀不满，乃于9月21日返回武汉，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武汉分会，与南京特委会对抗。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联合谭延闿、程潜共谋讨唐。10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讨伐唐生智，由湘桂联军组成西征军，李宗仁、程潜、朱培德分别为三、四、五路军总指挥。此外，樊钟秀、方振武、鲁涤平、方鼎英、李福林、范石生等部也从四方合攻湘鄂。11月11日，唐生智只得准备下野，他召集李品仙、何健、刘举等将领开会，布置撤军湖南事宜，并将暗中联系程潜的第八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张国威处决。当晚，唐生智乘日本军舰前往日本。11月14日，西征军占领武汉，组织湘鄂临时政委会，由程潜任主席，主持湖北政务。

　　1928年1月，程潜、白崇禧兵分三路，进攻湖南。1月17日，击溃刘兴第三十六军，进占岳阳。1月21日，西征军强渡汩罗江，击溃南岸守军，直逼长沙。此时，第四十四军军长叶开鑫受蒋、唐指使，中途倒戈,会同李品仙部袭击程潜第六军，第六军损失惨重。程潜急调部队包围叶部，激战两天，将叶部解决。之后，西征军继续进攻唐军，1月25日进占长沙。2月，连克衡阳、宝庆、津市、澧县等，何健、叶琪、李品仙、刘兴等相继通电，接受程潜、白崇禧改编。至此，西征军入湘作战即告结束。 这场战役，表面上是湘桂联军合攻唐生智，但实际上是桂系李宗仁为了打通与广西的联系，夺取唐生智控制的武汉和两湖而发动的一场战役，谭延闿、程潜的湘军不过是桂系利用的反唐势力而已，所以，史称“李唐之战”是准确的。当唐生智的第四集团军被瓦解，两湖地区夺到手之后，桂系又联合蒋介石向程潜开刀。1928年3月，国民党设立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以李宗仁为主席，程潜只挂一委员的虚名。李宗仁还多次开会密议，要将程潜扣留撤职。5月是旬，李宗仁在汉口召集会议，程潜不顾左右反对由长沙前往参加。5月21日，李宗仁以所谓“专横跋扈，把持湘政”的罪名为借口，拘禁程潜，宣布免除程潜本兼各职。与此同时，程潜的第六军迅速被分化，剩下的两师七个团由第十八师师长张轸率领撤往江西。蒋介石密令朱培德、金汉鼎、王均等部进行围歼。结果第六军仅剩一营突围至福建，为卢兴邦收编。至此，程潜十余年艰辛组创的第六军彻底被消灭。此后，程潜虽然在中国政治、军事舞台上再度被起用，但已没有一支自己的嫡系部队了。

　　至于谭延 闿 ，由于他不似程潜、唐生智那样直接统领重兵，再加上他为人圆滑善变，所以在唐、程倒台后他仍稳坐钓鱼船。1927年12月，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早在1921年，谭延 在上海投靠孙中山，就通过孙中山认识了宋氏家庭，并保持友好关系。谭的次女谭祥还认宋美龄为义母，谭延闿与宋美龄则兄妹相称。因此，蒋、宋联姻，使蒋、谭关系也无形中密切起来。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谭延闿 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担任了国民政府主席。1928年7月，国民党“二次北伐”成功，蒋介石统一了全国（其后东北易帜），谭延闿 感到自己再占着国民政府主席的高位势必遭到蒋介石的猜疑，对己不利，所以自请辞职。同年10月，蒋介石委任谭延闿为行政院长。行政院长同样是个极重要的职位，但蒋介石知道谭延闿此时只会唯唯诺诺，感到十分放心。而谭延闿的确也是一切唯蒋介石之命是从，恭顺地充当蒋介石的“护印官”和传声筒。他抱定“三不”主义，一不负责，二不建言，三不得罪人。每次行政院开会，他都闭目养神，对讨论的问题从来不置可否。在行政院“混”了两年之后，1930年9月22日，谭延闿因患脑溢血在南京逝世，时年五十五岁。

　　蒋介石对谭延闿的死很难过，因为象谭延闿这样听话的行政院长确实难以寻找。谭延闿的葬礼办得极为隆重，陵墓也仅次于中山陵。谭延闿的次女由宋美龄作主，不久嫁给了蒋介石的亲信将领陈诚。不过，国人对谭延闿的评价则不高，认为他有五代冯道之滑，有明代严嵩之奸，送他一句话：“写一笔严嵩字，做一世冯道官”。

六

　　湘系军阀三巨头之一的谭延闿于1930年9月22日去世了，而程潜、唐生智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此外，其后又冒起的何健，所以，湘系军阀的历史还须往下写。

　　先说程潜。1928年5月21日，程潜被李宗仁拘禁免职。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正式决议停止程潜的职权。直至他的第六军被消灭之后，国民党中央才于11月28日解除了对他的监视。此后，程潜寓居上海，过着忧愤的生活。直至1931年12月蒋介石第二次下野，程潜才能重登政界，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12月，程潜出任参谋总长，授二级陆军上将衔，重新成为军界要人，并在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

　　再说唐生智。1927年11月11日，唐生智在李唐之战中下野赴日。1928年冬，唐生智回到上海寓居。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利用唐生智与桂系的矛盾，请唐生智到唐山接收白崇禧所指挥的由唐军改编的部队。唐生智到了天津，白崇禧即乘船逃走。唐生智将旧部李品仙、刘兴等部接收，蒋介石任他为第五路军总指挥。桂系失败后，蒋介石又于6月1日任命唐生智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到南京任职，实质是对他存有戒心，剥夺了他的军权。10月，蒋冯战争爆发，蒋介石又派他率旧部与冯军作战，11月，将冯玉祥击败。唐生智深知蒋介石对自己存有戒心，又要加以利用，十分不满。11月底，唐生智与冯玉祥达成谅解，并与阎锡山、石友三、杨虎城、刘文辉、夏斗寅、何健等策划联合反蒋，由阎锡山领衔通电。但石友三先在浦口起事，炮击南京。唐生智害怕被人抢了头功，于12月1日也迫不及待由自己领衔在郑州通电反蒋，于是，蒋唐战争爆发。蒋介石一面派刘峙等主力部队讨唐，一面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离间阎、唐、石的联合。不久，阎锡山、石友三均背弃前约，投靠蒋介石，出兵讨唐。刘文辉、夏斗寅、何健则按兵不动。12月30日，蒋军在平汉线发动总攻。1930年1月，阎锡山更亲赴郑州督部南下夹击唐军。杨虎城也被蒋介石收买，率部由南阳突然袭击唐生智的总司令部，占领了驻马店，把唐军拦腰中断。1月9日，唐生智再次被迫通电下野，化装逃往天津，然后流亡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地。唐军残部被蒋介石、阎锡山改编。1931年，唐生智回国参加了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成立的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宁粤合作后，唐生智到南京。1932年初，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军事参议院院长，以后又兼军事委员会第一厅主任、训练总监部总监、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等。1935年4月，授一级陆军上将衔。

　　程、唐二人，几经曲折，虽然嫡系部队已丧失，也还身负要职，不过已离开湖南。至于湖南本土，又谁来统治？

　　这里要说到何健。何健，字云樵，湖南醴陵人，1887年出生。早年入湖南崇古学堂和湖南公立政法学堂、湖南将校养成所。后相继在南京入伍生队、湖北陆军第三中学、保定军官学校学习。1916年毕业后，在湘军任少尉排长。1918年3月北洋军入湘，何健回家乡组织游击队。1919年接受收编，任营长。后所部扩大为骑兵团，任团长。1923年11月升任唐生智第四师第九旅旅长。唐生智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何健升任第二师师长，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春，第二师扩编为第三十五军，何健升任军长。同年11月，唐生智兵败下野，何健率部回湖南。1928年春，程潜率西征军入湘，何健利用与程潜的同乡关系，与桂系将领叶琪、夏威的同事、姻谊关系，取得程潜和桂系的谅解和保护，他的三十五军没有被编遣，他也保住军长的宝座，还兼任清乡会办。三十五军留驻湖南，直接归程潜指挥，而李品仙、刘兴两军则被调往参加“二次北伐”。

　　1928年5月，程潜被桂系扣押撤职，何健即急电李宗仁、白崇禧，表示绝对服从桂系指挥。程潜被扣押后，谭延闿 的嫡系将领、第二军军长兼十八师师长鲁涤平被委任为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继续当清乡会办，掌握地方武装。鲁涤平，字泳安，湖南宁乡人，1887年出生。湖南兵目学堂毕业，在湘军中历任连长、营长、旅长、师长、军长、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军长兼代军长，是谭延 闿 的嫡系将领，无疑与何健合不来。不久，鲁涤平即将清乡督办公署撤销，将何健打发到江西“围剿”红军。

　　何健当然不甘心受排挤，他积极靠拢桂系，与桂系将领密切来往，取得他们的好感和信任。当时桂系与蒋介石矛盾十分尖锐，蒋桂战争一触即发，桂系认为湖南是战略要地，也希望由何健取代亲蒋的鲁涤平。于是，1929年2月19日，桂系把持的武汉政治分会决议，撤免了鲁涤平的湖南省主席兼十八师师长职务，任命何健为湖南省主席，并调李明瑞、杨腾辉两旅开赴长沙，逼鲁涤平去职。鲁涤平仓皇退出湖南，桂系势力控制了湖南。这事，史称“湘案”。又称“鲁案”、“湘变”，是蒋桂战争的导火线。2月27日，南京政府任命何健为湖南省代理省主席。 何健上台后，并没有完全倒向桂系一方，3月初，他派人到南京见蒋介石和谭延闿，希望蒋、谭谅解并表示拥护中央。蒋介石任命何健为讨逆军第四路军总指挥，并拨发给养七十万元，参与讨伐桂系。但是，何健并没有通电任职，直到蒋介石讨伐桂军战争节节胜利，桂系失败已定，他才于4月初发电任职。4月11日，何健赴汉口面见蒋介石。同日，南京政府任命何健为湖南省政府主席。

　　此后，何健完全倒向蒋介石一方，4月底，何健奉蒋介石之命，出兵入桂讨伐桂军，直到桂军被打败，何健才于7月中旬率部退回湖南。9月底，何健又参加围堵反蒋入湘回桂的张发奎部，双方在石门、武冈、宝庆等地激战，伤亡惨重。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后，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为配合冯玉祥、阎锡山作战，决定放弃广西，北上中原与冯、阎会师。桂张军入湘作战，何健部节节败退。5月28日，衡州、宝庆被桂张军攻下。6月2日，湘军又大败于醴陵、渌江。6月4日，何健率领文武官员放弃长沙逃往岳阳。当晚，桂张军占领长沙。6月8日，桂张军攻克平江。这时，何健奉蒋介石命令集中于湘西，桂张军又占领岳阳。正当桂张军准备乘胜直下武汉时，蒋介石命令粤军蒋光鼐、蔡廷锴、李扬敬三师于6月9日进逼衡山、醴陵，桂张军被拦腰截断，李宗仁、白崇禧急忙回师进攻粤军。6月11日，何健也自常德督军三路，反攻长沙。6月18日，何健率省文武官员回到长沙。7月2日，湘军与桂张军激战熊黑岭，湘军大获全胜，缴枪五千支，俘虏约七千人。7月4日，何健攻占永州，桂张军全部退回广西。

　　何健队了投靠蒋介石，为蒋介石消灭地方势力而效劳之外，还坚持执行蒋介石的指令，在湖南进行“清乡铲共”，并多次率部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早在1927年，何健便指使其部下、第三十三团团许克祥、教导团团长王东原、第三十五军留守处主任陶柳等于5月21日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武装袭击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长沙市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党校、党农讲所等革命组织和机关，抢夺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枪支，劫掠了武汉国民政府采办的军米和购米巨款，释放了在押的土豪劣绅，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工农群众。这是何健反共反革命面目的初次暴露。1928年4月，何健任湖南省清乡督办署会办后，继续进行“清乡铲共”，他将全少划为十一个“清剿区”，每区派一个师的兵力“清剿”，后又将十一区制改为五区制，各区各县建立地方武装清乡队。在清乡中，何健本着“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的反动方针，采取“血洗火烧”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何健的反动统治和残酷屠杀之下，湖南全省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1929年元旦后，何健出任湘赣两省“剿共”代总指挥，纠集了十八个团的兵力，对井冈山根据地进行“会剿”，曾占领井冈山，受到蒋介石的嘉奖。1930年7、8月，何健与红军为争夺长沙展开了两个月的激战。同年10月，何健参加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1931年又参加了第二次“围剿”。1933年5月，何健出任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联军西路军总司令，参与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11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何健任“追剿”红军总司令，率五路“追剿军”，企图堵截和消灭红军于湖南。但中央红军突破了四道封锁线，进入贵州。1935年初，蒋介石委任何健为湘鄂川黔边区“剿总”军第一路军总司令，进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围剿”红军第二、六军团。后红军第二、六军团开始长征，何健命李觉纵队随后追击至贵州普定。

七

　　抗日战争爆发后，湘系将领和湘军也参加了这场伟大的民族战争。不过，程潜、唐生智、何健等的各自遭遇又有所不同。

　　还是先说何健。还在1936年，粤桂军阀发动了反蒋的“两广事变”，何健为自身打算，曾与粤桂军阀暗中联系。但蒋介石大兵压境时，他又急忙倒向蒋介石一边，他的两面派手法，结果是把双方都得罪，尤其是蒋介石，对他失去信任。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准备委任何健为东战场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由蒋介石兼任），实际是要把湘军推上第一线。何健明白蒋介石的用心，于是，提出一个人事安排和兵部署等计划，故意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配备到第一线正面，而把自己第四路军的主力作为第二线的预备兵团。蒋介石见此计划后，很气愤地抛在一边。1937年11月，蒋介石把何健调任内政部长，从此结束了何健统治湖南九年的历史。1939年春，蒋介石又撤消了何健的内政部长职务，调任抚恤委员会主任委员。从此，何健深居简出，不问政事。抗日战争胜利后，何健因病辞去抚恤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此后长期在衡山南岳休养。1949年春，解放军逼近长沙，何健迁居香港，1950年夏去台湾，被聘为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1956年4月25日，何健因脑溢血在台北去世。

　　再说唐生智，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积极参与抗战的军事策划。1937年11月12日，上海失陷，日军乘胜西进，直扑南京。当时，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主张放弃南京，而唐生智则主张死守。11月20日，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组织卫戍司令部和调整防卫部署。唐生智以罗卓英、刘兴为副司令长官，周斓为参谋长，部署十万大军守卫南京。11月25日，日军以八师团分三路向南京进攻。唐生智指挥中国守军与敌军展开激战，阵地屡失屡得，彼此伤亡惨重。中国守军坚守了半个多月，到12月12日，南京终于陷落，日军在南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杀约三十万人。唐生智于12日晚上九时渡江，经滁州转到汉口见蒋介石，自请处分。不久，他回到湖南东安，后又居住重庆，蒋介石派了宪兵加以“保护”，实则被软禁起来。

　　而程潜，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受命担任平汉线方面指挥，率领有限的兵力，与敌对阵相持达三月之久。1938年1月17日，程潜正式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统辖三十多个师，数十万大军，驻节郑州。2月上旬，又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统一军政。程潜指挥部队，参与了徐州会战和兰封会战，消灭了大量日军。1938年11月28日，程潜改任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主任，统一指挥北战场的抗战。1940年5月，程潜调任重庆国民政府军委会副参谋总长，并继李济深之后接任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以后又一度代理参谋总长之职，直至抗战胜利。

　　其他一些湘军将领，在抗日战争中也出任了要职，如刘建绪（湖南醴陵人），曾任第十集团军总司令、第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福建省主席等；李觉（湖南长沙人），曾任七十军军长、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等；陶广（湖南醴陵人），曾任第二十二军团军团长、第二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苏浙皖边区挺进军副总司令等；刘兴（湖南祁阳人），曾任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江防总司令、南京卫戍司令部副司令长官、军委会点验委员会副主任等；周斓（湖南祁东人），曾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司令部参谋长、湖南省民政厅长、湖南行署主任等。

　　抗日战争胜利后，湘系军阀也被蒋介石卷入了内战的旋涡。1946年5月，程潜改任军委会武汉行营主任。9月，行营改称国民政府主席武汉行辕，程潜仍任主席。1948年春，国民党召开行宪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程潜在部属、同僚的劝说下，决定竞选副总统。后因蒋介石在幕后为孙科拉选票，程潜愤而放弃竞选，支持李宗仁击败了孙科。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白崇禧出任华中“剿总”司令长官，总部设在武汉。武汉行辕随之撤消，程潜于1948年7月回湖南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8月10日，他在省政府宣誓就职。

　　程潜一回到湖南，就抓紧扩充军队，编训新兵，仅用了四个月时间，就扩充编组了两个军共五个国防师，又将保字部队扩编为三个旅共九个团，掌握了近十万部队。同时，程潜又将长沙绥署主任、湖南省主席、省党部主任委员、省保安司令、省军管区司令五大要职集于一身。但此时，程潜与蒋介石及桂系的矛盾也日渐加深。蒋介石企图利用程潜牵制桂系，在他身边安插了一批亲信以作监视。白崇禧拥重兵在武汉，则常常对程潜施加压力。程潜处境艰难，何去何从，举棋不定。随着国民党军在三大战役中的惨败，程潜及其部属都意识到，湖南以及湘军必须寻找自己的出路，否则会成为蒋家王朝的殉葬品。 1949年1月，桂系逼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理总统。此时，李宗仁、白崇禧仍企图凭借长江天险，与共产党隔江而治。但程潜已决意走和平道路，他派族弟程星龄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为了加强湖南的军事实力，他派刘斐（湖南醴陵人）到汉口说服白崇禧，将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湖南醴陵人）部调到湖南。2月，陈明仁率第二十九军和第七十一军开回湖南，陈兼任长沙警备司令。陈明仁是程潜同乡，又曾当过程潜的学生，与蒋介石有矛盾，经程潜开导，也同意走和平道路。

　　沉寂了多年的唐生智，这时也积极谋划湖南的和平起义。抗战胜利后，唐生智回到湖南东安老家办学。1948年秋，他拒绝了蒋介石给他的衡州绥靖主任的任命，1949年2月，又拒绝了李宗仁、何应钦请他到南京任职的邀请，他公开呼吁“湖南人民走湖南人的路”，并会晤旧部刘兴、周斓等人，告诫他们要走和平自救的道路。1949年4月底，他应程潜邀请到长沙共商和平解放大计，并出任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主任委员。其弟唐生明也积极协助程、陈筹划起义。

　　1949年5月，武汉解放，白崇禧率部退往长沙。白崇禧加紧对程潜的控制，将程潜扩编的五个师与陈明仁的两个军合编为三个军九个师，并借机消灭了程潜一个嫡系师，引起了程潜及陈明仁的不满与不安。7月14日，李宗仁又派人到长沙敦促程潜去广州就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长，程潜断然拒绝。白崇禧想以武力强行裹胁程潜去广州。程潜派长沙绥署副主任唐星（湖南新化人）找白崇禧设法开脱，白崇禧同意程潜和长沙绥署移驻邵阳。程潜于7月21日到邵阳后，暗中加紧与中共联络，筹备起义。7月26日，陈明仁通知程潜速回长沙。程潜回长沙后，即与陈明仁会晤，接着又和陈明仁同解放军代表团代表李明灏（原国民党将领、湖南醴陵人）会面，商讨和平起义事宜。此时，人民解放军已对长沙形成包围之势，白崇禧率桂系军队退守衡宝、湘桂一线，正是宣布起义的好时机。

　　8月4日，湖南三十八名高级将领，由程潜、陈明仁领衔发表起义通电，前面提到过的湘军高级将领刘兴、周斓、李觉等都参加了起义行列。同时，唐生智亦领衔发表湖南各界人士一百零四人的响应通电。次日，人民解放军进入长沙，湖南和平解放。至此，湘系军阀的历史也告结束。

　　原湘系军阀的两大首领程潜、唐生智，在1949年都选择了和平起义的道路，投入人民的怀抱。新中国成立后，程潜历任湖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人政府主席、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1968年4月5日，在北京逝世。唐生智历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委等。1970年4月6日，在长沙逝世。

贵州省简称黔，位于桂、湘、川、滇四省包围之中。在中国近代史上，黔系军阀也是西南军阀中一支重要的力量。由于贵州是一个贫瘠、弱小的省份，经济基础薄弱，因而它具有依附性和掠夺性两个突出的特点。所谓依附性，是指黔系军阀在其形式和发展过程中，常常要依附邻省如滇系军阀等大势力；所谓掠夺性，是指黔系军阀在对外发展过程中，矛头常指向四季、湖南等比较富庶的地区。

　　黔系军阀的鼻祖叫刘显世。刘显世，贵州兴义县人，字如周（如舟），1870年出生于地主家庭。其堂兄刘显潜，字如渊，1865年生，也是黔系军阀的重要首领。刘显世的父亲刘官礼，以办团练镇压回民起义受到清廷赏识，先后授游击、同知，后又以功擢升知府，赏戴花翎，控制了一支武装力量，成为盘据兴义的一霸。旧日部下，均为各属大绅，兴义知县遇事非咨请不敢行。地方大小事项，由他一言而决，刘家俨然成为地方小朝廷。

　　1902年，广西会党起义军进入贵州，攻陷兴义府城。刘官礼与子刘显世、侄刘显潜乘机扯起团防局大旗，协同清军收复府城，得到清政府嘉奖，刘显世被委为靖边团正营管带。后刘官礼年老多病，刘显世继承了其父的衣钵。刘显世比其父亲更加阴险，有“笑面虎”之称。刘氏父子不仅血腥镇压各族人民起义，还肆意兼并土地。时人写了一副对联，贴在刘氏团防局的大门上，上联是：“缙绅诸公，狼公、虎公、饕餮公，公然办公，公心何在，公理何存，无非借公图私利。”下联是：“团防总局，饭局、酒局、洋烟局，局中设局，局内人甘，局外人苦，何日了局庆升平。”这副对联足见兴义人民对刘氏父子的义愤。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贵州巡抚沈瑜庆万分恐慌，急电刘显世速集团防军入省城，协同镇压革命。刘显世即招募队伍，向省城进发。但刘显世尚在途中时，贵州同盟会领袖张百麟（祖籍湖南长沙，生于贵阳）、贵州立宪派首领任可澄（贵州安顺人）以及杨昌铭、周培艺、黄泽霖、谭西庚等人，于11月4日逼使沈瑜庆承认贵州独立。各派经会议，推举贵州新军第一标教官兼讲武堂堂长及陆军小学堂总办杨荩诚为贵州军政府都督，赵德全为副都督，张百麟为枢密院院长，任可澄为副院长，周培艺为秘书长兼行政总长。

　　但是，革命党人张百麟等人掌握政权以后，未能采取有力措施巩固和加强自己的地位，反而对立宪派及旧官僚采取了妥协让步的态度，如将奉沈瑜庆令率部入省城镇压革命的刘显世委为枢密院军事股长要职，同时，又把宪政预备会分子多人引进枢密院，客观上鼓励了他们夺权的欲望。任可澄、刘显世及旧官僚郭重光等大肆破坏革命秩序、打击革命力量。他们迫使都督杨荩诚率队离省北伐，迫使枢密院院长张百麟离省城到各地巡视。1912年2月初，他们还把掌握省城治安巡防大权的贵州同盟会首领之一的黄泽霖杀害。当时张百麟巡视各地回来不久，也险遭杀害，不得不逃出贵阳。

　　革命力量虽然已大大被削弱，但任可澄、刘显世、郭重光等人仍感到力量不足，不敢遽然发动政变，全面夺权。经郭重光献策，他们决定派戴戡（贵州贵定人）到云南找云南都督蔡锷，极力诬蔑贵州军政府和革命党人，请蔡锷派兵入黔“代定黔乱”。蔡锷经过一番犹豫之后，令率师北伐的唐继尧顺路入黔，解决黔政。唐继尧是滇军的一名中级军官，野心颇大，想趁入黔之机谋取个人的发展。当时，贵州同盟会领袖之一钟昌祚由南京回省路过昆明，得知消息后，即亲见蔡锷，详细介绍黔省两派政争的由来，劝蔡锷不要干涉黔省内政。蔡锷即改令唐继尧取道四川入湖北，但唐继尧已得到贵州反动势力推其为都督的许诺，向蔡锷报称前队已入黔，势难改道，遂挥师直进贵州。钟昌祚尾追滇军，企图说服唐张尧停止入黔，但在安顺被暗杀。1912年3月初，唐继尧率滇军进入贵阳，武力推翻军政府，自为都督，残酷屠杀和迫害革命党人，贵州政权落入唐继尧及立宪党人、旧官僚的手中。

　　1912年3月4日，唐继尧出任贵州都督，刘显世为军政部长，这样就形成了唐继尧、刘显世对贵州的联合军事统治。为了培养军事人才，唐继尧创办了贵州陆军讲武堂，由滇军将领韩凤楼兼任堂长。讲武堂的队长、大队长均由云南讲武堂毕业生充任，学员则从滇黔军中各部队抽调连长以下军官进行轮训。唐继尧统治贵州后，为把贵州变为他的独立王国，严禁外地进步思想传入，积极扶持地方势力，建立御用组织贵州统一党。贵州统一党的骨干分子是刘显世、任可澄、戴戡、何麟书、郭重光等人。唐继尧以贵州统一党来阻止国民党在贵州省的发展，并为他的统治服务。

　　1913年11月，唐继尧调任云南都督。由于贵州省小，袁世凯撤消都督一职而设护军使，由刘显世出任，这样，刘显世便接替唐继尧统治贵州。1914年9月，袁世凯晋升刘显世为陆军中将。1915年，刘显世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护国战争爆发，刘显世首鼠两端，后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不得不于1916年1月27日宣布贵州独立，并自任贵州都督。6月，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任命刘显世为贵州督军，戴戡为贵州省长。8月，戴戡调任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贵州省长一职由刘显世兼任。自此，刘显世集贵州军政大权于一身，对内实行军事统治，对外追随唐继尧向四川扩张，形成了以刘显世为首的黔系军阀集团。 由于刘显世兄弟是贵州兴义县人，以刘显世为首的军阀集团称为兴义系，以区别于后来以周西成为首的桐梓系；又由于兴义系中有“旧派”和“新派”之分，所以，以刘显世为首、以刘显治、刘显潜等刘氏兄弟为骨干，以熊范舆、何麟书、张协陆、郭重光为“四大台柱”的黔系军阀集团称为旧兴义系。熊范舆于清末在兴义为刘家襄办学务，是刘显治的长子刘公亮的岳父，又是刘显世的秘书长兼中国银行贵州分行行长；何麟书是清末贵州立宪派骨干，又是刘显治的次子刘君卓的岳父，曾任贵州政务厅厅长；张协陆于清末在兴义为刘家主办学务，曾任刘显世的财政厅长；郭重光是清末旧官僚、贵州耆老会头目、刘显世的顾问。这帮人资历较深，思想守旧，行动保守，被称为“旧派”、“元老派”，亦叫“文派”或“刘派”。清末贵州立宪派是“旧派”的主心骨，它的三巨头任可澄、唐尔镛、华之鸿无论在省在外都是刘显世政治经济的积极支持者。在中央，刘显世则通过其驻京代表刘显和及贵州籍国会议员蹇念益、陈国祥、姚华等人与北洋军阀及各政党交往；在地方，以刘显潜及其入居要津的子侄辈掌握全省地方游击军，控制老巢黔西南，左右地方各级政权。旧兴义系的主要成员，不是刘氏宗族姻亲，就是门生故旧，它是贵州清末地方团练、立宪派和旧官僚“三合一”的组合体，代表了大地方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旧兴义系对内实行封建军阀统治，对外则依附滇系向外扩张，首先，就是利用护国战争之机协同滇军进攻四川和湖南。

二

　　1916年1月27日，刘显世在讨袁形势的压迫下，不得不宣布贵州独立，加入护国战争的行列。刘显世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编滇军炮队、机械队及黔军第五、第六两团为护国军第一军右翼军，以戴戡为总司令，率部攻打四川綦江，威逼重庆。在四川的袁世凯北洋军，以綦江为重心，集中五、六个团，右至江津、荣昌，左至南川、涪州，组成一道弧形防线。2月中下旬，两军在綦江一线展开激战。由于兵微力弱，黔军进取重庆的战略计划未能实现。綦江之战后，黔军退守川黔边境松坎一线。

　　护国战争爆发后，湘西成了护国军与袁军的必争之地。护国军制定了由贵州出湘西，欲直捣武汉的战略计划，遂组织护国军右翼军东路司令王文华率黔军第一、二、三团挺进湘西。袁世凯则调北洋军经湘西欲进夺贵州，攻取云南。1916年2月2日，两军在湖南晃州接火，拉开了湘西之战的序幕。2月间，黔军击溃袁军三个混成团，攻占黔阳、沅州、麻阳等八座县城。3月间4月初，袁世凯急调大军反攻黔军；收复沅州、麻阳。这时，程潜发动和领导湘西护国军加入护国讨袁行列，二十余县宣布独立。加入讨袁行列的桂军亦沿湘江直捣衡阳、长沙，袁军被迫收缩战线，未敢深入黔境。

　　袁世凯死后，护国战争结束。1916年7月，北京政府任命黔军将领戴戡为贵州省长。8月，北京政府又任命戴戡暂署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四川督军则由滇军将领罗佩金暂署。罗、戴二人在护国战争期间率滇、黔军不仅无意撤出四川，而且还继续增兵。罗、戴入主四川，双方的矛盾也立即暴露。戴戡在重庆就省长职，而在成都就督军职的罗佩金不愿手握兵权的省长和他同理军务，便与川军将领刘存厚相勾结，反对戴戡。戴戡不得不派人到成都疏通有关方面后，才于1917年1月14日率黔军熊其勋一混成旅到达成都。

　　川军刘存厚曾参加护国战争，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护国战争后，四川大权却落入罗佩金、戴戡这些滇、黔外籍军人手中，这正是段祺瑞分化瓦解西南地方军阀的阴谋手法。果然刘存厚对此安排极为不满，埋下了川军与滇、黔军矛盾的伏线。罗佩金在段祺瑞的支持下，于1917年4月召开了在川各军将领的成都会议，中心议题是缩编川军，引起了川军将领刘存厚等的强烈不满。戴戡则煽风点，挑动刘存厚与罗佩金的矛盾激化。戴戡还与刘存厚暗中约定，若刘存厚驱逐罗佩金后，即把军务会办一职让与刘存厚。4月18日，刘存厚率部围攻驻成都皇城的罗佩金部，刘罗之战爆发，双方以大炮、地雷等攻击，巷战达七昼夜。4月24日，罗佩金战败，从成都退往简阳、自贡等地。北京政府电令免罗佩金四川督军职，免刘存厚川军第二师师长职，由戴戡暂代四川督军。这样，戴戡坐收渔利，一下子手执省长、督军、军务会办三颗大印，令刘显世十分高兴。

　　按刘戴事先约定，击败罗佩金后，由刘存厚任军务会办。戴戡借口刘存厚在查办期间，拒不交出。刘存厚求官不得，反而被撤职查办，刘戴矛盾加深。张勋复辟，任命刘存厚为四川巡抚。戴戡闻讯，乘机发难。刘存厚也欺入川，黔军不过七千余人，决定武力驱戴。7月5日，刘戴之战爆发，川军围黔军于成都皇城，双方巷战达十余日。戴戡曾电请滇军罗佩金支援，罗佩金恨戴戡在刘罗之战中坐收渔利，以怨报怨，迟迟不予支援。戴戡被围不支，向刘存厚交涉，愿交出督军、省长、会办三印，撤兵回黔。刘存厚假意允许。7月17日，戴戡率部从成都南门撤出。7月21日，行至仁寿县时却遭到川军伏击，参谋长张承礼、财政厅厅长黄大暹被击毙，旅长熊其勋被捕杀。载戡目睹情势险恶，难以逃生，亦自杀身亡（一说被击毙）。自此，入川黔军瓦解。同年12月8日，北京政府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

　　入川黔军被逐，戴戡身亡，令刘显世十分伤心，但黔系军阀所处的政治、地理状况决定了它只能继续向外扩张。孙中山掀起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运动时，滇系军阀唐继尧也打出了靖国的旗号，组织靖国联军，唐继尧自任总司令。刘显世追随唐继尧，加入靖国联军，出任副总司令。黔军协同滇军，进攻四川，取川东为立脚之地。黔军的“靖国”，目的不过两点，一是“出师四川，为戴戡复仇”，二是掠夺川省的财富。如1917年8月，黔军就由重庆提取现款二十八万元回省费。其后，黔军又与川军熊克武达成协议，每月取饷款十八万元。黔军主力就是这样，分驻川、湘，寄食于人，由不足建制的六个团扩充到五旅十个团，兵力近二万人。为了发展兴义系势力，1917年8月，刘显世指派刘显潜在贵州兴义创办了随营学校，由刘桂初出任校长。学校开设以战术、步兵操练、射击、野外实习、精神讲话等课程，采用日本军事教育方法。学员主要来自兴义、兴仁、普安、盘县、安龙等盘江八属，其中多是权势人家的子弟。刘显世从此为其旧兴义系不断补充军事骨干。

　　就在旧兴义系企图进一步巩固其在贵州的统治并继续向外扩张的时候，以王文华为首的军事集团——新兴义系正在迅速崛起。王文华，字电轮，又字果严，贵州兴义人，1888年出生，是刘显世的外甥。1911年10月，随刘显世以队官身份率团练到贵阳，追随刘显世窃夺贵州辛亥革命果实，协助滇军镇压贵州革命派而步入军界。1914年7月，王文华趁唐继尧回滇之机，重建贵州陆军六个团，利用唐继尧督黔时留下的一批云南讲武堂毕业生领兵，王文华则以贵州护军使署副官长身份统率全军六个团，并兼任黔军第一团团长。护国战争时，王文华任护国军第一军右翼军东路司令，在湘西与北洋军作战，使他进一步得志于军界。1917年3月，王文华组建贵州陆军第一师，自任师长。贵州陆军第一师的建立，标志着兴义系“新派”的正式形成。“新派”又称“少壮派”、“武派”或“王派”。王文华罗致其妹夫何应钦以及朱绍良、谷正伦、张春圃、李毓华、王纯祖等一批日本士官生，先后委为团长。何应钦、王纯祖、朱绍良、谷正伦等还担任贵州陆军讲武学校校长、教育长及教官。此外，还有附己的卢焘、窦居仁、李雁宾、袁祖铭等人，在王文华周围形成了一个以日本士官学生为主，保定系和云南讲武堂毕业生辅之的年轻军人集团。王文华之兄王伯群，与在京的国会议员牟琳、符经甫“二参议”，在省内的李仲公、张步先“两秀才”以及黔军驻沪代表双清等人，成了新兴义系的智囊。1917年9月，王文华任黔军总司令，进一步掌握了军权。

　　新兴义系的主要骨干大多是辛亥革命前后从戎或从政的青年知识分子，比较年轻，容易接受新思想，他们主张适应世界潮流，刷新贵州政治。1918年11月，何应钦、谷正伦等在王文华的支持下，成立了少年贵州会，何应钦任主任理事，这是兴义系军阀集团中，以少壮派为领导，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团体。爱国、民主、创新一度是该会思想的主流。兴义系“新派”同“旧派”在对待北洋军阀和孙中山、对待滇系军阀关系、财政等问题上，存在着极大的矛盾，展开了激烈的争斗，终于爆发了“民八事变”和“民九事变”。

三

　　1919年，新兴义系与上海华侨振兴实业公司签订了从重庆经贵阳至柳州修筑铁路的条约和借款条约，但未获得贵州省议会的通过，于是新派与旧派的斗争因“渝柳铁路借款安全”愈演愈烈。新派从揭露贵州财政厅贪污舞弊着手，向旧派发起进攻。同时，又发动数百名黔军伤兵集体到财政厅索要欠饷和恤金。伤兵三五成群，手持棍棒闯入财政厅长张协陆住宅吵闹。王文华等人还借《勤报》刊出广告，扬言要刊登《贵州财政厅黑幕大观》。何应钦、谷正伦等还组织暗杀团，专门对付反对借款诸人。11月，政务厅长陈廷策遇刺负伤。张协陆要求辞职未获批准，于12月3日服毒自杀。当时留下遗书六封，劝督军兼省长刘显世与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双方息争，以地方为重，并劝刘显世引退辞职。接着，省议会议长张彭年逃往上海，其他人物也纷纷避走。这次事件实际是新派向旧派夺权的一次预演。因这事件发生在民国八年，故称“民八事变”。

　　民八事变以后，兴义系中的新旧两派的矛盾更加尖锐，刘显世、王文华两舅甥的关系也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当时，王文华以黔军总司令的身份率黔军占领四川重庆等地，滇军赵又新、顾品珍等部占据成都等地。1920年8月，熊克武联合刘存厚以及川军各部驱逐入川的滇黔军，爆发了靖川之战（又称川滇黔之战）。8月6日，川军夹击成都，经过两个月的激战，将滇军逐出四川。10月上旬，川军分三路直攻驻重庆黔军，展开重庆合围战。10月15日，川军刘伯承部率先破城，击毙黔军一旅长，黔军总司令王文华携带勒索得来的巨款，搭轮东下逃往上海。黔军残部由卢焘代总司令率领，逃往贵州。

　　王文华因黔军在川战中失利，知道别无出路，决定黔军全部回黔，以“清君侧”名义推翻刘显世政权。10月初，王文华在重庆召集谷正伦、朱绍良、卢焘、胡瑛等高级将领布置行动计划。王文华为避“以甥逐舅”之嫌，不便直接参与这次夺权，而避往上海。任命卢焘代理黔军总司令，胡瑛为总指挥，谷正伦为副总指挥兼参谋长，配合在贵阳的何应钦行动。10月下旬，谷正伦派警卫营营长孙剑锋率黔军警卫营到贵阳实施计划。11月10日，何应钦坐镇警察厅指挥，孙剑锋和副营长林子贤具体执行。黔军首先将刘显世调进省城的游击军三千多人缴械，并杀掉了郭重光，熊范舆、何麟书等人逃离贵阳。11月13日，刘显世被迫通电，解除贵州督军、省长职务，流亡云南。谷正伦、卢焘于事变后到达贵阳。卢焘代理黔军总司令发布安民告示，何应钦操纵省议会推选任可澄任贵州省长。事变结束，统治贵州七年的兴义系军阀旧派集团瓦解，新派执掌贵州大权。因这一年是民国九年，故称“民九事变”。

　　民九事变的幕后策划者是新兴义系军阀集团的首领王文华，如果在民九事变后，王文华能够及时回到贵州，收拾局面，则贵局也不至陷入混乱。但是，王文华在尚未返省时，已在上海被人暗杀。暗杀王文华的，是黔军另一将领袁祖铭。袁祖铭，字鼎卿，贵州安龙人，1889年生。1909年毕业于贵州陆军小学。1911年初任兴义县团防局附设将弁学堂教练。辛亥革命爆发后，随刘显世进省城，任右队队官。1913年后，历任黔军营长、团长，入川黔军纵队长、黔军第二师师长兼第四混成旅旅长、黔军前敌总指挥等。因与王文华争权夺利而发生矛盾，民九事变后，投靠北洋军阀吴佩孚，旨在夺取贵州军政大权。因王文华是新兴义系的首领，袁祖铭与原贵州参议会议长张彭年合谋，于1921年3月16日派人将王文华刺杀于上海。王文华曾于1917年赴上海拜谒孙中山，加入中华革命党。民九事变后，又被孙中山委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1940年3月，国民党政府追赠其为陆军上将。

　　王文华被刺杀后，黔军内部发生混乱，代总司令卢焘无力控制贵州，王文华所部五旅互相争斗，都想夺取贵州的统治权。袁祖铭见时机已到，于1921年4月，由北洋政府拨款二十万购买枪械，在湖北武昌小街正式成立了定黔军总指挥部，袁祖铭任总指挥，张彭年任总参议。袁祖铭将两湖巡阅使王占元调拨给的北洋军组成一个纵队，准备开赴贵州，但因川滇黔和旅居外省黔人反对甚烈，川湘两省不准假道，贵州又无内应，该军到5月份被解散，袁祖铭只得再等待时机。

　　这时，在贵州，贵州督军兼黔军总司令卢焘响应孙中山号召，出兵广西，参与讨伐陆荣廷。卢焘，广西思恩人，壮族，1882年生。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入云南陆军讲武学堂。1911年参加云南辛亥起义。1912年随滇军入黔。1914年起，历任黔军营长、团长、旅长、代总司令、总司令。1921年5月，为响应孙中山伐桂号召，减轻贵州粮饷开支，缓和黔军内部五旅的磨擦，卢焘应谷正伦、胡瑛之请，派其率军入桂。6月，黔军分两路入桂。7月，孙中山任命谷正伦为援桂第四路司令、胡瑛为第五路司令，分别向柳州、百色进发。第四路彭汉章、王天培两梯团，会同滇、赣、粤各军攻下柳州。第五路援桂军进抵百色，因虐疾流行，大部染病，又遭土匪袭击，损失惨重。12月，孙中山在桂林设大本营，召集各路援桂军筹商北伐大讲，谷正伦、王天培到会。1922年1月，谷正伦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央直辖黔军总司令、彭汉章为第一独立旅旅长、王天培为中央直辖黔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黔军隶属于李烈钧第一路军，拟北伐时攻击赣南、鄂东。后由于黔军内部纷争，谷正伦、王天培、彭汉章、胡瑛先后回黔。至此，黔军援桂之役结束。

　　1922年初，新兴义系内部火拼更趋激烈，黔军参谋长何应钦也因内讧被逐出省。黔军将领王华裔在湘西洪江电请袁祖铭到洪江指挥队伍入黔。袁祖铭已在汉口重组定黔军，自任总指挥，3月5日，袁祖铭赶到洪江。同一天，谷正伦所部参谋长刘其贤、旅长王天培、彭汉章等公开发出通电，欢迎袁祖铭回黔，定黔战争爆发。

　　定黔战争在贵州东南部、西南和西北部、东北部三个地区进行。东南部是定黔战争的主战场。3月下旬，袁祖铭进驻镇远，发布了《定黔军誓师词》、《定黔军讨逆檄文》等文告，随后会同西北两路攻贵阳。谷正伦因实力所限，退往遵义，卢焘通电退职，避往安顺，职务由张春圃代理。张春圃与孙勤梁、窦居仁等联合抵御定黔军，但因战略上失误，使王天培、彭汉章于4月10日乘虚占领贵阳。张春圃、卢焘、谷正伦在遵义组织行署抵抗，但无从可救，败逃四川。袁祖铭于4月19日进驻贵阳，取得定黔战争的基本胜利。其后，在西南、西北、东北各战场，定黔军也取得胜利，定黔战争于6月全部结束。

　　定黔战争的结果，是袁祖铭掌握了贵州的军政大权，新兴义系瓦解。新兴义系的几个重要人物，如谷正伦、何应钦、朱绍良等，都先后投靠广州国民政府，后来都成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

四

　　袁祖铭发动定黔战争，掌握了贵州的军政大权，1922年8月，袁祖铭就任贵州省长。但是，贵州的局面并没有因此而平静，因为滇系军阀这时又在凯觎贵州省。

　　云南督军唐继尧，于1920年6月宣布废除督军称号，以靖国联军总司令名义行使职权，出兵四川。8月，滇军在靖川之战中被遂，滇军将领顾品珍班师回滇驱唐，唐继尧被迫于1921年2月通电辞职，出走香港。1922年3月，唐继尧返回昆明，重新控制云南军政大权，扩编所部滇军为“建国军”，自任七省建国联军总司令。此外，唐继尧还组织滇、黔联军，自任总司令，以流亡云南的刘显世为副总司令，决定重新控制贵州。1923年3月，唐继尧以其弟唐继虞为东南宣抚使兼滇、黔联军前敌总指挥，率军进入贵州。3月12日，贵州省长袁祖铭不敌滇军，退入四川，宣布参加“武力统一”四川之战。唐继尧、刘显世联名委任唐继虞为贵州军事善后督办，刘显世恢复省长名衔。唐继虞将贵州分为五区、十余分区，设置卫戍司令，进行严密控制，贵州再次沦入滇系军阀的控制。

　　滇系军阀虽然控制了贵州，但其兵力也受到牵制，难以向外扩张。1924年，唐继尧决定乘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下台之机，摆脱困境，问鼎中原，向外扩张。为解除后顾之忧，唐继尧与时任川黔边防督办的袁祖铭实行妥协。滇军方面派出与袁、唐双方均有故旧或亲戚关系的毛鸿翔、何麟书、卢焘为代表，于1924年10月开始进行和平交接贵州的谈判。同年12月间，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主要内容为驻黔滇军全部由黔入湘、桂，由袁祖铭派彭汉章回黔主政。12月25日，袁祖铭公开通电表示尊戴唐继尧和派彭汉章回黔自治。1925年1月5日，唐继尧通电黔境滇军全部开拔，黔政概归黔人自理。1月23日，彭汉章率黔军进抵贵阳，接收军民两政。刘显世恢复贵州省长名义一年多，这时也随之下台，归家隐居。1927年10月病逝。其兄刘显潜，在民九事变后赴云南投靠唐继尧。1922年任滇黔边防督办。1923年任滇黔联军前敌总指挥。重返贵州后曾代理贵州省省长。滇军离黔时，任唐继尧第一路军第七军总司令，入桂进攻柳州，失败后回黔，后所部被彭汉章缴械，归家隐居，1938年病逝。

　　1925年1月，彭汉章率黔军进抵贵阳，主持黔政。2月，彭汉章出任贵州全省清乡总司令、贵州省省长。彭汉章并非贵州人，而是四川潼川人。1890年出生。1902年在云南入伍当兵，后进云南讲武堂学习。1912年初随唐继尧入黔。唐继尧返滇后，彭汉章留黔隶属袁祖铭所部，历任连长、营长、团长。1922年6月，支持袁祖铭定黔有功，升任黔军第一混成旅旅长。1923年3月，随袁祖铭离黔，参加川战，被北洋政府任命为黔军第一师师长，后改任第二师师长。1924年1月，被授予将军府志威将军。由于彭汉章出身于滇系，又在黔军中长期任职，所以他接收黔政，对唐继尧和袁祖铭来说，均认为合适。

　　袁祖铭指派彭汉章率部分黔军回黔主政，而他自己仍率黔军主力参与川战，与川军刘湘部组成川黔联军，合驻重庆。1925年12月，川黔联军在自流井召开善后会议。为争夺四川兵工厂、防区等，刘湘与袁祖铭交恶。当时，刘湘有潘文华、鲜英、李雅材、兰文彬等师、旅，袁祖铭有二师及一警卫旅。1926年1月24日，袁祖铭返抵重庆，立即下令增调黔军四个团入城，在浮图关、两路口、磁器口等要地配置重兵，一时全市人心惶惶。而这时，刘湘正滞留成都，处理善后会议未完事情。重庆各界深恐战祸再起，乃分推代表，向川黔呼吁和平。袁祖铭佯装接受民意，邀刘湘部驻重庆将领潘文华、王陵基、兰文彬等会商，达成协议，城内除留少数军警和警卫部队外，所有川黔军各部均于1月30日移驻城外。1月29日，刘湘部队正移防时，袁祖铭突然策动鲜英、何金鳌部哗变附己，鲜英仅率残部一营突围与兰文彬会合。1月30日，袁祖铭又派兵攻击刘湘部守城卫队，占据刘湘的川康边务督办公署，接收川军各驻重庆的机关，收缴川军守卫队枪械，追击已撤退至白市驿等地的兰文彬、鲜英师，将刘湘势力全部遂出重庆。刘湘各部且战且退，分别退至壁山、垫江一带。这事，史称江巴事变（又称渝变）。江巴事变成了其后驱袁之战的导火线。

　　刘湘势力被遂出重庆之后，刘湘与袁祖铭公开决裂。刘湘自度势单力薄，决定联合在“统一”之战中兵败奔赴汉口投靠吴佩孚的川军将领杨森，共同驱袁。杨森也想趁此机会东山再起，于1926年3月1日返回川东万县，召旧属六部来归，渐达八万余众。4月20日，刘湘部师长兰文彬发出讨袁通电，刘湘、杨森、赖心辉部师、旅长联名通电响应，驱袁之战爆发。5月5日，川军兵上川东、下川东两路，由刘湘、杨森分别统领，夹击重庆，川军另一将领刘文辉亦在川南发起进攻。5月18日，刘、杨联军兵临重庆。面对川军联合进攻，袁祖铭自度无法抵抗，于5月19日、20日将黔军全部退出重庆，移驻南岸。5月21日，川军占领重庆。5月24日，袁祖铭向川军请求，准许黔军于5月25日全部从南岸退出，取道回黔，希望川军五日内不加攻击。川军允许。5月28日，黔军全部退出南岸。6月上旬，黔军全部离川返黔。

　　当袁祖铭被逐离川返黔时，贵州的军政大权已被以周西成为首的桐梓系所控制。袁祖铭已无立足之地。周西成，贵州桐梓人，1893年出生。早年加入清军。辛亥革命后，随贵州军政府都督杨荩诚之北伐黔军援鄂。1913年入贵州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分入黔军，历任哨官、连长、营长等。1922年1月，周西成乘黔军第一混成旅旅长窦居仁离职赴沪之机，逼走参谋长徐朝光，自称旅长。同年6月，率部入川，任四川讨贼第三混成旅旅长，并加入国民党。1923年11月，周西成被孙中山委任为四川讨贼军第三师师长。1925年2月，周西成被北京政府委任为贵州军务会办兼第二十五军军长。1926年6月，周西成出任贵州军务督办兼省长，原省长彭汉章下台。周西成是黔系军阀桐梓系首领，周西成主黔，标志着兴义系的最后结束。

　　袁祖铭回黔后，已无力与周西成争斗。当时，广州国民政府举行北伐，袁祖铭亦乘机宣布加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被任为左翼军总指挥。但袁祖铭当时仍拥有两个军四个师，号称十万之众，一方面表示愿意靠拢革命政府，支持北伐，另一方面又与吴佩孚暗中勾结，企图占据湘西，进袭长沙。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唐生智令其部进攻宜昌、沙市，但袁祖铭借故不行。后查获吴佩孚委任袁祖铭为靖国军总司令并允许他组编十个师的秘密文件。国民政府令唐生智先剿灭袁祖铭，再图北伐。1927年1月，唐生智命令教导师师长周斓，趁农历年关请吃年饭之机，设宴诱杀了袁祖铭。其部属经过两昼夜激战，亦被唐生智消灭。

　　袁祖铭部将彭汉章，原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参加北伐。1927年8月12日，亦在汉口被唐生智枪决。另一部将王天培（贵州天柱人），原被任命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四·一二”政变后，任南京政府军委会委员、东征中路江左军第二纵队指挥、第三路军前敌总指挥。1927年8月在徐州战役后被蒋介石召回南京囚禁，9月2日，被蒋介石秘密处死于杭州。

五

　　周西成是桐梓系军阀的首领。桐梓系的形成要追溯到1920年。当时，贵州桐梓县人周西成任黔军第一旅第十团第二营营长时，就将同乡毛光翔、刘楷森、江国璠、王家烈等人升为连长，为桐梓系集团形成打下了基础。随后，他们利用西南军阀之间的矛盾，活跃在贵州、四川等地，抓住同乡和亲戚关系，逐渐发展。1923年，周西成组织“靖黔军”，又纠集了犹国材、侯之担、蒋在珍、车鸣翼等一批骨干分子，在四川涪陵召集军官会议，公开确定了“群（毛光翔号群麟）、绍（王家烈号绍武）、佩（江国璠号佩玙）、用（犹国材号用侬）”的继承序位，标着桐梓系集团正式形成。几年时间，周西成由营长升任团长、旅长、师长、军长，1926年6月1日，周西成担任了贵州省省长，掌握了贵州的军政大权。

　　桐梓系集团高级文武官员，非桐梓人不用，时人有“无官不桐梓”之说。周西成对内加强统治，扩充军力，他将贵州陆军讲武学校改为贵州陆军崇武学校，刘其贤任校长，彭鸿业任教育长，严余春、钟山瑛等任教官，陈仲英、黄集成等任大队长，大量培养各类军事人材。对外，周西成联合两广，对抗蒋介石。蒋介石对周西成这股割据势力怀恨在心，欲除之而后快。蒋介石屡次挑起贵州内部和滇黔两省的战争，但未能达到倒周西成的目的。1928年秋，蒋介石终于找到机会，指使第四十三军军长李燊 回黔倒周。

　　李燊，号晓炎，贵州贞丰人，1889年出生。早年入贵州陆军小学，毕业后投黔军袁祖铭部，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后所部被改编为第十六军，后又改为第四十三军，李燊 仍任军长。袁祖铭、彭汉章、王天培相继被唐生智、蒋介石杀害后，省外黔军只有李燊 一个军。李燊率部长期在外征战，深感孤军在外的危险。周西在对李燊 部不仅不容，而且为了削弱李燊 的实力，派人收买其部属，这就促使周李矛盾更加尖锐。当时李燊的部队驻守宜昌，旅汉黔人主张周李合作，共赴时难，进行了多方调解。周李双方遂派代表协商，于1928年初达成了《周李协定》。该协定规定第二十五军和第四十三军在兵员、军费、武器、情报等方面互相支持。根据协定，两军在宜昌组织了联合办事处。但是，此协定不过是周西成的缓兵之计，不久，即被周西成撕毁。在蒋介石的策动和支持下李燊 决定率这回黔倒周。

　　1928年10月，周李之战（也称黔东之战）爆发。周李两军开始在四川酉阳、秀山及黔东之松桃、铜仁带激战，李军战败，又在贵定石门坎遭到周军伏击，李燊 负伤，遂向西退入云南，求援于云南军阀龙云。1929年4月，李 燊 在龙云的支持下，陈兵黔边，伺机反攻。周西成分三路迎击，自领一路从安顺出发，亲赴前线指挥。李燊亦分两路向盘县进攻，相继进战盘县、普安、花江等地。周西成率部进驻镇宁，见情势危急，亲赴鸡公背督战，不料被李部包围抄袭，在激战中周西成中弹负伤，落水身亡。5月28日，李燊 率部到达贵阳，组成贵州省临时政务委员会。不久，蒋介石明令李燊为贵州省主席子。6月中旬，周西成旧部之毛光翔、王家烈、犹国材、廖怀中，联合向李燊 发起反攻，逼使李燊 随滇军退出贵阳，西走云南。李燊 将残部交与龙云，只身去香港，不久在香港病死。

　　李燊退出贵阳，桐梓系重新控制贵州大局，蒋介石不得不任命第二十五军副军长毛光翔为贵州省主席兼第二十五军军长，第二师师长王家烈升为副军长。毛光翔是周西成的表弟，又是王家烈的妹夫，被定为桐梓系第一继承人，毛光翔主持黔政，王家烈也无可奈何。但毛、王原来就有矛盾，此时矛盾则更为加深。毛光翔虽然不久又被蒋介石委任为第十八路军总指挥，但他对蒋介石的态度，始终若即若离；对王家烈，毛光翔更是担心他势力得到发展，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多次设计想夺取王家烈的兵权。蒋介石极力拉拢和支持王家烈，使他逐步占据了黔东南和黔东北。另外，蒋介石又资助王家烈各类新式武器，扩充部队，使王家烈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新增加了几个团。对蒋介石的“关怀”，王家烈也投桃报李，几度奉蒋介石之命出兵湘西，“围剿”红军。因他“剿共很有成绩”，受到蒋介石的赏识。当王家烈认为自己的羽翼丰满时，便公开与毛光翔决裂，决心夺取贵州政权。

　　1932年2月，王家烈在蒋介石的怂恿下，在洪江率领四团人马，直趋贵阳，对贵阳形成包围之势，胁迫毛光翔交印让权。当时，毛部不少师、旅长主张对王开战，但受到毛光翔之母力阻。毛光翔权衡利害，也只得遵从母命，交贵州军政大权交给了王家烈，自己专任第十八路军总指挥，退往遵义。

　　王家烈胁迫毛光翔交印让权后，国民政府立即任命王家烈为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生于1893年，1914年8月起入黔军当兵，后入桐梓同乡周西成部，连年征战，由排长逐级提升至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大权在握之后，他不禁飘飘然，唯我独尊，终日沉溺酒色，尽情享乐，昏庸度日，不理政事。其妻万淑芬，贵州铜仁县人，是个颇有野心的女流，趁此机会即肆无忌惮地干预政事。万淑芬自幼饱读诗书，虽是女流之辈，却喜读兵书，能屡屡给王家烈出谋划策。许多以王家烈名义发表的文告文章，其实是出自万氏之手。每当王家烈行军打仗，万淑芬又总是乘轿随行，在军中作参谋。这时，她把头发高束，戴上帽子，穿一身西装，并穿着宽大而塞了棉絮的皮鞋，掩饰着一双小脚，外人还不知她是女流。万淑芬还有着“外交夫人”的美誉，她代表王家烈，到各地活动。她到广西访问李宗仁、白崇禧，协商贵州烟土输入出境“通关税”。她到广东会见陈济棠，代表王家烈订立黔、桂、粤“三省互助条约”，暗中反蒋。她又到南京访问蒋介石，争取补助；到香港访问胡汉民，分担在西南政务委员会承担的任务。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她又在《贵州日报》增设副刊，亲自撰稿提倡礼义廉耻。她还插手军队，很快掌握了八个团的兵力。在人事方面，她援引自己的兄弟子侄出任要职，其叔父万稚新任省府秘书长，其兄万载之任第二十五军军部经理处长兼省总金库主任，万式俊任县长，万式炯任团长，万式楷任营长，万式师、万式德任排长，旅长蒋德铭、军械处长黄集成都是侗仁人。这样，就在王家烈的政权中形成了一个以万淑芬为中心的铜仁人掌权集团。时称这个集团为“铜仁派”。铜仁派从桐梓系骨干分子手中夺去了相当部分权力，致使桐梓系骨干深为不满，两派之间互相争权夺利，斗争十分激烈。而王家烈对此不闻不问，致使贪官污吏比比皆是，兵匪横行，税收多如牛毛，军队成了手握步枪和鸦片烟枪的“双枪兵”，人民陷入深重灾难之中，怨声载道。当时，有人作了一副对联讥讽王家烈的统治：王纲坠地，万恶滔天。对联中的“王”指王家烈，“万”指万淑芬。

　　不久，“金克木”的舆论开始流传。“金”代铜，指铜仁派；“木”代桐，指桐梓系，“金克木”显然暗示铜仁派将取代桐梓系，使桐梓系分子更为不满和恐惧。1932年8月9日，桐梓系将领江国璠 策动政变。政变虽然未遂，但一场更大的战争——王犹之战在两个月后即爆发了。

六

　　毛光翔被迫让出贵州军政大权给王家烈后，退避遵义，既受冷遇，又受限制，加上以万淑芬为首的铜仁派不断抢权夺势，使他及其桐梓系将领十分恼怒。这时，黔西的犹国材和黔北的蒋在珍正在策划倒王，于是，毛光翔、犹国材、蒋在珍聚集遵义密谋，拟邀请王家烈前往桐梓参加周西成祠堂落成典礼，借机达到目的。但王家烈恐生意外，托词未往。毛、犹、蒋遂以王家烈“背叛长官，破坏团体，为害人民”以及“搞垮桐梓系”，“建立二十五军新系统”等罪名，通电讨王。蒋在珍首先在遵义宣布独立，随即派兵封锁乌江和鸭池河。王家烈也以“破坏行政系统，截留赋税，封锁乌江，以下犯上”为由，派简文波、犹禹九两个旅对蒋在珍进行戡乱，并急令驻湘西洪江的参谋长何知重率部回援。蒋在珍战败，退守遵义老城。毛光翔电促犹国材出兵支援。犹国材原先与王家烈的关系还不错，但此时见蒋在珍已成了瓮中之鳖，深恐一旦蒋在珍被歼之后，自身也难积极，故在“奉毛总指挥转中央电令，为了解除人民痛苦，迅速平定贵州内乱，以安地方”的招牌下，于1932年11月5日，由安顺起兵进攻贵阳，王犹战争正式爆发。

　　犹国材部以强行军及汽车短途接运，快速进至距贵阳三十多里的狗场附近。王家烈没有想到犹国材会反对自己，直到前两天，还接济犹国材部三万元，因此，对犹国材毫无戒备。双方经过激战，王家烈无力对抗，即率残部取道平越、八寨、三合退至榕江。11月24日，犹军进占贵阳。12月5日，毛光翔亦从遵义返回贵阳。

　　1933年1月1日，蒋介石电令犹国材接任第二十五军军长，为此，毛光翔、犹国材、车鸣翼等在贵阳大肆庆贺，并议决组织联军全力进攻榕江，彻底歼灭王家烈势力或迫其就编。接着，犹国材、蒋在珍、车鸣翼联军分兵两路进逼榕江。王家烈亦在榕江整顿部队，与何知重的部队合兵反攻。联军在八寨大小登高首战失利，被迫回救贵阳。在龙里观音山一仗，联军又遭败绩。王家烈随即全力围攻贵阳。1月17日，王家烈攻破贵阳东门，毛光翔、犹国材等向北败走，王家烈进占贵阳，重新恢复其统治，并派兵分头追击联军残部，双方又混战了一年。1934年1月，王家烈收复铜仁。

　　王家烈由于连年作战，部队亟需休整，同时，又恐怕犹国材等狗急跳墙，勾结邻省军阀入黔；而犹国材等也多次战败，已无力与王家烈对抗，遂提出划地罢战。王家烈接受犹国材等要求，至此，历时两年多的王犹之战结束。 王犹之战后，毛光翔便隐退赤水，1947年11月在赤水病逝。不过，原属毛光翔的几个师长仍各霸一方，各自为政：犹国材割据盘江八属；侯之担割据赤水、仁怀、习水、绥阳等县；蒋在珍割据正安沿河各县。他们对王家烈口头上表示拥护，但王家烈并不能直接调动他们的部队，王家烈的防区仅辖黔南十几个县和黔东几个县，只掌握何知重、柏辉章两个师计十五个团的兵力。

　　1934年10月以后，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境地，蒋介石电令王家烈率部堵截。王家烈自知力量单薄，难以与红军抗衡。同时，他也很清楚，因曾与陈济常、李宗仁订立三省互助联盟，暗中反蒋的密约被蒋介石所获，担心蒋介石乘追击红军之机派兵入黔，夺取贵州，吃掉自己。因此，他采取对策，以求自保。一面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尽量堵截红军，迫其早日离境；一面暗中与李宗仁、陈济棠联系，求其援助。而蒋介石，早由余汉谋告密得知王家烈与两广订立密约，蒋介石已视王家烈为眼中钉，这次趁追击红军之机派出薛岳率八个师尾随进入贵州，伺机除去王家烈，夺取贵州，控制西南各省。

　　11月上旬，王家烈在贵阳召开军事会议，商议对策，决定侯之担部四个团防守乌江以北，犹国材部两个团防守乌江以南，王家烈指挥所部十五个团担任东路的防御。12月中旬，中央红军取道湘西进入贵州，薛岳率八个师尾随。王家烈觉察到红军的进军意图似不是夺取贵州，而是由余庆向北，企图渡过乌江。为了自保，王家烈急忙与犹国材率军部转回贵阳，取观望态度。

　　1935年1月初，红军分路渡过乌江，进逼遵义。侯之担部很快被红军打垮，遵义被红军占领。1月中旬，薛岳部进驻贵阳，接管了贵阳城防。中央军反客为主，连王家烈进出城垣也经盘查。不仅如此，蒋介石还派何成浚到贵阳，迫王家烈在省主席和军长两职中选择一职。王家烈迫于无奈，只好表示愿意让出省主席而专任军长。蒋介石立即下令免除王家烈的贵州省主席职务，派其亲信吴忠信接任，同时，任命王家烈为第二路军追剿总指挥，继续让王家烈为他追剿红军卖力。王家烈在贵阳又难以立足，只好派出何知重、柏辉章两师收复遵义作为安身之所。红军为了调动敌人，主动撤离遵义，何、柏两师得以进驻遵义。 2月下旬，蒋介石电令王家烈率部往黔北堵截回师东下的红军，王家烈只好离开贵阳到了遵义。红军回师渡赤水，再入贵州，并于2月27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又攻占遵义。王家烈率部逃往南郊，遇到增援的薛岳部吴奇伟师。28日上午，王家烈、吴奇伟两部反攻遵义，结果被红军击溃。王家烈率残部逃至黔西，遇到滇军将领孙渡率部至此，王家烈心灰意冷，请孙渡转达给龙云，求龙云暂划出云南几个县作为他安身之所。

　　当王安烈败逃黔西时，蒋介石命薛岳部以武力完全控制了贵阳，并改编了侯之担师。接着，蒋介石以督师为名飞到了贵阳，决定彻底解决王家烈。当时，陈诚主张杀掉王家烈，但蒋介石考虑到王家烈的第二十五军尚有二万之众，杀了王家烈，恐会使其部属不服，所以决定采取逼其下台的办法。第一步先以军饷卡他，使他的第二十五军无饷可发；第二步就是煽动第二十五军官兵闹饷，反对王家烈，并用重金收买了何知重、柏辉章两师长（何知重是王家烈的姨母兄弟）背叛王家烈。在内外逼迫下，王家烈自知无法维持，嘱咐秘书连发四次辞职电给蒋介石。蒋介石即召他到贵阳，假作拘留，然后给他一个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的空衔，让他离开贵州。1935年5月3日，王家烈带着爱妾梁氏飞往汉口，所部被蒋介石改编。至此，桐梓系在贵州的十几年统治宣告结束，同时，黔系军阀的历史亦最后终结。

　　黔军作为一支独立的军阀势力，到此虽已终结，但黔军的余脉仍存在一段时期，尤其在抗日战争期间，黔籍子弟兵在各个战场上，在随时会被其他军事集团并吞的情况下，仍英勇抗战，为国家民族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此仍要书写一笔。

　　第25军第2师，1935年5月在贵州威宁接受中央政府改编为第102师。改编后的建制为两旅四团，共9000余人，首任师长柏辉章。柏辉章，号健儒，贵州遵义人，贵州讲武堂第二期毕业。后跟随周西成累升至旅长，王家烈主政贵州时任25军第2师师长，是逼王家烈下台的高级将领之一。第2师改编为102师后，柏辉章被国民政府委任为第102师中将师长，在当时的几个中将级师长里，可算是资历较深的一个。后曾任该师师长的还有贵州六枝人的陈伟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该师调往淞沪，参加了淞沪会战，将士英勇抗击日寇，部队伤亡惨重。1938年5月，102师又参加了徐州会战。战况同样惨烈，师长柏辉章之胞弟、师部兵站站长柏宪章因运送弹药赴前线时在开封阵亡；304团在苇楼铁路附近与敌发生激战，团长陈蕴瑜阵亡。后国民政府予以表彰，柏宪章追赠上校；陈蕴瑜追赠少将。陈团长阵亡后蒋介石送挽词“忠烈可风”、挽联“裹革痛无尸，一夕苇楼埋碧血；报功原有典，千秋青史表丹心”。李宗仁题词“不以履险而却，不以临危而避，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壮烈牺牲，足以泣鬼神动天地”。冯玉祥题词“成功成仁”。何应钦题词“毅魄英姿”。此后，102师又参加了南昌保卫战、长沙会战等。抗战结束前，该师归入粤军薛岳部，真正结束了其身为黔军的历史。柏辉章被任为赣南师管区司令、江西军管区当参议、第88军副军长等职，未几辞职闲居于上海。1946年通过何应钦的关系被授予国防部中将部员的虚职。1950年1月在第2绥靖区副司令官任内率部起义。1952年因镇反丧命。

　　第25军第1师，1935年5月奉令改编为第103师，首任师长何知重。何知重，字良权，贵州桐梓人，贵州讲武堂第二期毕业。军校毕业后服务于黔军，毛光祥主政贵州时任25军军部副官长。王家烈主政后升任25军第1师师长。是逼王下台的高级将领之一。王家烈下台后何知重改投何应钦，所部被改编为103师后出任该师的首任师长。

　　1937年8月，103师参加了淞沪抗战。部队亦伤亡惨重，第613团团长罗熠斌阵亡。罗熠斌是贵州台江人，在何知重部下征战多年，为何之亲信。在突围至江阴县城以西约十华里的一个公路桥时，遭到日军一个中队的袭击，罗熠斌在率部反击时不幸阵亡。罗是103师在抗战期间阵亡的最高级军官。12月，103师又参加了南京保卫战、黄梅保卫战、长沙会战等；后又编入中国远征军序列，入缅作战。

　　1938年7月，何知重调任86军军长，103师师长改由何绍周接任。何绍周，贵州兴义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五期炮兵科毕业。是何应钦的侄子，参加过淞沪会战。对于这次调职，不难看出，何应钦正逐渐将103师改编为他的嫡系部队，103师从此脱离老黔军的系统。

　　第86军军长何知重在军部被裁撤后调任军委会中将高参。何知重在脱离王家烈投靠何应钦后，希望在巩固地位后进一步发展，而何应钦也确实将两个黔军改编的师合编为一个军，委任何知重为军长，这着实让何知重高兴了一阵子，但是这个军长的位子未及一年就丢了。而且中央也乘此时将何的实权削去，虚委一个军委会高参的职务给何。因此何知重愤而辞职，回家“养老”去了。建国后何知重被捕入狱，释放后被聘为贵州政协资料室的顾问，攥写过“围剿”红军的回忆。1976年病逝于贵阳。

　　黔军中原犹国材部被改编为121师，师长先后是吴剑平、牟廷芳、戴之奇和朱敬民。 吴剑平，贵州绥阳人，号吴谟。毕业于贵州讲武堂。牟廷芳，贵州绥阳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后又留学日本步兵学校。戴之奇，贵州兴义人，又名子奇。黄埔军校潮州分校第二期步兵科毕业。朱敬民，贵州平坝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步兵科毕业。121师参加了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等大战役，也涌现了不少抗战英雄，如361团团长霍世才等。霍世才，贵州贞丰人，号敏文，抗日战争爆发后在121师任连长，因功累升至363团副团长，1941年升任为361团团长。不幸在湖南武岗地区遭日机扫射身负重伤，于5月16日伤重而亡。霍世才是121师在抗战中阵亡的最高级军官，死后被追赠为陆军少将。同时《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刊登了霍世才的英勇事迹。

　　原25军第3师，改编为新编第8师，师长先后为蒋在珍、陈牧农、马叔明、胡栋成。蒋在珍，贵州桐梓人，号丕绪。贵州讲武堂毕业。军校毕业后从事于军事教育。1926年后担任团长、旅长。1932年王家烈任命蒋为25军第3师师长。1939年1939年12月师长蒋在珍调升93军副军长，军长刘戡以其亲近的补训处长陈牧农接任新8师师长。

　　蒋在珍是第一个被夺取实际军权的老黔军将领，这支黔军也落入刘勘手中。新8师在抗日战争中参加了陕晋战役、晋南战役、长治战役等。1939年，22团团长彭镇璞在晋南战役中牺牲，被追赠陆军少将。

　　原25军教导师，改编为第140师。原师长为25军副军长侯之担兼任，但很快被刘湘以“勦共不力”为由撤职，但蒋介石将该师拨归薛岳，因而薛岳亲信沈久成任师长。后何应钦趁沈久成调任、安插其姻亲、王文华之弟王文彦继任。此后的师长为宋思一、李棠、毛定松。140师参加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也为抗战作出了很大的牺牲。 此外，黔军还改编为82师和85师。82师师长先后为罗启疆、欧百川、吴剑平、王伯勋；85师师长先后为谢彬、陈铁、陈弦秋、谷嘉、张际鹏、王连庆、王景渊、谭本良等，两师都参与了抗日战争，在其后的军事活动中或分化或被并吞。

　　在此，还须提及王家烈以后的去向和归宿。1935年11月，蒋介石让王家烈免试入南京陆军大学高级班学习。抗日战争期间，王家烈曾任第二十军团副军团长（未及两月）、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军政部参事。1946年5月，王家烈退役回遵义闲居，结束了他的军事生涯。1949年7月，贵州省主席谷正伦委任他以绥靖公署副主任，但王家烈尚未上任，贵阳即告解放。新中国成立后，王家烈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省人委委员，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66年8月11日，王家烈在贵阳病逝。

要谈滇系军阀，不妨先从云南陆军讲武堂谈及新军第十九镇谈起。

　　1907年8月，云南创办了一所新式的军事学校，就是云南陆军讲武堂。但是，到了1908年3月，讲武堂又告停办。1909年，当时的云南总督锡良重办，延聘李根源、李烈钧、方声涛、赵康时、沈汪度、唐继尧、张开儒、庚恩旸等一批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担任教官，李根源任讲武堂总办。李根源，字印泉，又字雪生，云南腾越人，1879年出生。1904年，李根源入日本振武学校，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6年升入士官学校，1909年毕业回镇，即被聘任此职。云南讲武堂的规模较大，开设甲、乙、丙三个班。甲班学员第一期为一百二十人，来源于陆军第十九镇的管带、督队官、队管、排长等。乙班学员第一期为一百人，来源于巡防营的管带、帮带、哨官、哨长等三十岁以下，文理通顺者。丙班学员第一期为二百人，来源于贡生、禀生、中学学生，年龄在十六至二十二岁之间，学成后用来补充下级军官。以后，又从丙班学员中挑选成绩优秀者一百名，特授学术，为特别班。由于讲武堂总办李根源以及其他教职员工多为同盟会员和激进分子，云南讲武堂实际上成了培养民主革命战士的新式军事学校。辛亥革命前夕，讲武堂甲、乙、丙三班毕业，特别班也提前毕业一百人，分配到新军第十九镇各营担任下级军官或见习军官，成为辛亥云南起义的基本骨干力量。

　　云南新军从1902年开始编练，到1909年暂编成陆军第十九镇，共有步、马、炮等二十一营。第十九镇统制为钟麟同，总参议为靳云鹏，兵备处总办为王振畿，都是清廷的鹰犬。但是，第十九镇却也聚集一大批革命党人，充当各级军官。如镇参谋官殷承瓛 、统带罗佩金、管带李鸿祥、唐继尧、刘存厚、雷飚、谢汝翼、韩凤楼、李凤楼等。他们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同盟会员。1911年2月，蔡锷由广西被调入云南担任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统领。

　　蔡锷，字松坡，湖南邵阳人，1882年出生。蔡锷是梁启超的学生，戊戌政变后，追随梁启超到日本，1903年在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1904年回国后，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等省任军职，做过广西新军混成协统领。蔡锷在政治上虽然追随梁启超，但他是一位真诚的爱国者，具有强烈的民主主义理想。到云南后，蔡锷同李根源等革命党人相处很融洽，同情他们的革命主张。

　　1911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云南，革命党人十分振奋，决心起义响应。蔡锷等人频频在唐继尧或刘存厚家里举行密谈，商量起义计划。大家公推蔡锷任总指挥，决定旧历九月初九重阳节（新历10月30日）发动。云南都督李经羲（李鸿章之侄）以及钟麟同、靳云鹏、王振畿等有所觉察，想将李根源、罗佩金、李鸿祥、谢汝翼等革命党人调职或撤职，但九月初九夜，革命党人发动了起义（史称“重九起义”），次日上午攻占了督署，中午控制了昆明全城。与起义军顽抗的钟麟同、王振畿被俘后处死，靳云鹏化装成轿夫逃出城外；李经羲以下很多官员被俘。蔡锷、李根源等与李经羲有旧谊，馈送川资护送出境。云南其他地方也先后发动起义，云南全省很快被革命党人控制。

　　11月3日，云南军政府成立，举蔡锷为都督，李根源为军政部长兼参议院长，殷承 瓛 为参谋部总长，韩建铎为军务部总长，张惟聪为省议会议长。不久，李根源任滇军第二师师长兼迤西国民军总司令，罗佩金继任军政部长。云南独立后，军政府立即着手整编军队，改革弊政，清理财务，平定匪乱，使全省政局很快趋于稳定。云南与四川历来关系密切，不但地理上互相邻接，而且云南的财政要靠四川协济。而此时，四川的局面仍在混乱之中，云南军政府决定以援助四川独立的名义，于11中旬组成谢汝翼、李鸿祥两个梯团入川，并以韩建铎为援川军总司令。

　　云南军政府原来并无援黔计划，但在已经宣布独立，组织了军政府的贵州省，立宪派分子、旧官僚与革命党的矛盾和斗争十分激烈，立宪派和旧官僚为了打击革命党人，请求蔡锷派兵入黔。蔡锷命令率师北伐的唐继尧，顺路入黔解决贵州两党争斗。唐继尧，字蓂赓，云南会泽人，1882年出生。1904年留学日本，后加入同盟会，毕业于士官学校。1909年回云南后，初在督练公所任参谋处提调兼讲武堂教官，后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七十四标一营管带。唐继尧在云南重九起义过程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起义后，他出任云南军政府军政部次长、参谋部次长兼讲武堂总办、陆军干部学校校长等。唐继尧颇善计谋，具有野心，这次能带兵入黔，他当然想乘机谋取个人的发展。1912年2月，唐继尧以“代平黔乱”为名率军进逼贵阳。3月，在贵州立宪派的支持和配合下，唐继尧指挥滇军推翻了贵州革命政府，夺取政权，随即被贵州立宪派控制的省议会推举为贵州临时都督。5月，袁世凯正式任命唐继尧为贵州都督。就这样，滇军以武力在贵州建立了军事统治，唐继尧因此也跨进入军阀的行列。

　　蔡锷领导了云南重九起义，出任云南都督，在南北议和期间，他对袁世凯的阴谋活动曾有所揭露。但是，随着清帝宣布退位和袁世凯的上台，他追随老师梁启超，变成了拥袁派。1912年2月，南北争都事起，他是袁世凯建都北京的支持者。6、7月间，同盟会为组阁问题与袁世凯发生一系列冲突，他以政府拥护派自居，积极作袁后盾。在地方，他支持唐继尧控制贵州，联络黔、蜀、桂各都督为袁世凯“保障西南”。在中央，他先后倡议军人不入党和解散一切政党，以瓦解同盟会，并且极力反对《临时约法》，主张给予袁世凯以自由解散议会和任命国务员之权。1913年3、4月，“宋教仁被刺案”和“善后大借款”事件相继发生，他无视全国舆论，为袁世凯多方辩护。及至“二次革命”爆发，他又不顾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人对他的善意争取，公然奉袁世凯之命派兵入川，参加镇压重庆熊克武的起义。

　　当然，蔡锷的拥袁与其他的军阀、政客的拥袁有不同，蔡锷的拥袁始终坚持以爱国为前提，最终还是为了维护共和政体，为了改良政治。尽管蔡锷属于拥袁派，但仍然受到袁世凯的猜忌。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之后，于1913年10月将蔡锷调往北京，担任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虚职，实则将蔡锷监视起来。而云南都督一职，蔡锷力荐唐继尧继任，获得袁世凯批准。11月，唐继尧率部回滇任都督，掌握了云南军政大权，控制了全部滇军，开始了以他为首的旧滇军阀对云南的统治。

二

　　唐继尧出任云南总督后，在云南继续奉行蔡锷先前确立的方针。他虽然是老同盟会员，但是，此时，他和革命党人已经不是一条心，他限制和阻止革命党人进入云南，甚至亲自审讯并杀害过孙中山派往云南的革命党人。但是，云南毕竟不是袁世凯直接控制的地方，它经过辛亥革命血与火的考验，同盟会的影响根深蒂固，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因此，当1915年袁世凯帝制阴谋日益公开以后，不少云南籍或与云南有某种历史关系的革命党人，都利用云南富于革命传统而又地处边陲等有利条件，纷纷假借各种名义奔赴云南，从事反袁秘密活动。前云南同盟会支部长吕志伊，暗中与军界的罗佩金、李曰垓、杨蓁、邓泰中等旧同盟会同志密敌反袁方略，联络滇军中各级军官和士兵，使滇军上下统一了思想和行为。8月间，袁世凯使人组织筹安会鼓吹帝制的消息传到云南，云南舆论公开反对，尤其是《觉报》，旗帜鲜明地公开反对帝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与此同时，军界也在加紧密筹武装讨袁，这时，争取唐继尧反袁，成为滇军将领的首要任务。

　　唐继尧出任云南都督后，袁世凯又授他为将军府开武将军，极力拉拢，而唐继尧也无反袁之心。当滇军将领派出原旅长黄毓成、团长邓泰中、杨蓁为代表向他进言时，唐继尧仍以不了解在京的蔡锷的意向和各省各方的真相，以及云南只有两师兵力，且财力匮乏等原因而不肯公开宣布反袁。唐继尧的暧昧态度，激起了滇军将领的强烈不满。10月间，他们开会决议：一、于适当时期，要求唐氏表示态度；二、如唐氏反对帝制，则仍拥其为领袖；三、如中立，则将他送往安南；四、如赞成帝制，则杀之。11月上旬，唐继尧通过明查暗访，发现如不再表示反袁的立场，两师滇军就不是他所能掌握的了。另外，他也了解到蔡锷也转向反袁，因此，他迅速改变态度，要把反袁的领导权抓到手，以巩固自己在云南的统治。1915年12月19日，蔡锷历尽艰辛，回到了云南昆明。

　　蔡锷自1913年10月奉调入京后，先后担任过政治会议委员，约法会议议员资格审定会会员、参政院参政、将军府将军、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职。在筹安会发生前，蔡锷还没有公开反袁，而是力图通过拥戴袁世凯以维护共和政体。1915年8月，由袁世凯一手操纵的筹安会成立，袁世凯要恢复帝制的野心昭然若揭，蔡锷感到失望，从此追随老师梁启超走上积极反袁的道路。之后，蔡锷秘密联络云、贵旧部和各方反袁势力，准备发动军事讨袁。为了麻痹袁世凯，他依约装出与梁启超分家的样子；对所任各职，他比以前更为主动和积极；在生活上，他故意表现出沉迷酒色，与京中名妓小凤仙时有往来。

　　尽管如此，袁世凯对蔡锷秘密联络云、贵旧部的消息已有所闻。10月14日，袁世凯派军警突然借故搜查蔡锷住宅，虽未查出证据，但蔡锷已深感北京不可久留，经和梁启超等密商，决定尽快逃出北京回云南发动起义。11月初，蔡锷以喉疾为由，要求赴天津就医，袁世凯没有怀疑，准假七天，这样，蔡锷名正言顺地到了天津。之后，蔡锷避过了袁世凯派来的耳目，于11月18日乘船再往日本“治病”，12月初抵达东京。袁世凯无奈，只得准假两月，并促他“早日回国销假任事”。随后蔡锷悄悄离开日本，经上海、香港转赴越南河内，途中挫败了袁世凯几次行刺阴谋，终于在12月19日到达昆明。

　　抵滇当日，蔡锷便不顾旅途劳顿，立即开始了各项准备工作。12月21日，唐继尧在其寓所召集了蔡锷、李烈钧、任可澄、罗佩金、刘祖武、张子贞、方声涛、顾品珍、熊克武、黄毓成、殷承瓛 、由云龙、籍忠寓、刘云峰、杨蓁、唐继虞、李曰垓、戴戡、孙永安、龚振鹏、戢翼翘、但懋辛、周官和、王伯群、李雁宾、瘐恩旸 等云南省内外重要人士参加紧急会议，会上宣读了梁启超起草的讨袁通电，决定成立“护国军”讨袁。至于都督人选，唐张尧和蔡锷推让不止，最后只好公决由唐继尧任中华民国云南都督府都督兼护国军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蔡锷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官，率部出征；并推李烈钧任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官兼筹饷局总办。其出兵总方略是，第一军北出四川，第二军东进广西，第三军居中策应，以四川为战略进攻的重点。12月25日，唐继尧、任可澄正式发出反帝制通电，限袁世凯25日10时以前答复。12月25日，未见袁世凯答复，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蔡锷、戴戡遂联名发出二次通电，宣布云南即日起独立，护国战争爆发。

　　护国战争的重要战役有四川泸纳之战、湘西之战、滇桂边之战等，其中湘西之战已在上一章谈及，这里主要介绍泸纳之战和滇桂边之战。

　　云南宣布独立次日，即12月26日，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部在昆明成立。总司令官蔡锷，参谋总长罗佩金、参谋处长殷承瓛 、秘书处长李曰垓、副官处长何鹏翔、军需处长陈之阶，刘云峰、赵又新、顾品珍各为第一、二、三梯团团长，邓泰中、杨蓁、董鸿勋、何海清、禄国藩、朱德各为一、二、三、四、五、六支队长。1916年初，蔡锷率第一军经贵州比节入川，取纳溪、泸州。1月5日，袁世凯令曹锟、张敬尧组织征滇军，入川进攻护国军，以张敬尧为统领。护国军入川顺利，接连攻占燕子坡、横江、安边，于1月21日攻下叙州。2月2日，川军刘存厚师在纳溪倒戈反袁，刘自任护国川军总司令，迎蔡锷军入纳溪。2月5日，滇、川护国军会攻泸州，2月7日，张敬尧率征滇军杀至，护国军退回纳溪，北洋军穷追不已，护国军攻泸之役变为纳溪保卫战，在北起长江，南抵永宁，纵横百里的广阔战场上展开顽强抵抗，战况异常激烈。2月28日，护国军发起总反攻，朱德率部直扑陶家瓦房吴佩孚司令部，打得张敬尧落马，吴佩孚手足无措。但由于护国军兵少弹乏，未能逆转危局，3月7日，被迫退往永宁大州驿。3月17日，护国军再次发起总反攻，得熊克武、但懋辛等四川义军配合，进攻势如破竹，不数日，克纳溪、江安，围张敬尧于泸州城内。鉴于大势已去5月22日，四川将军陈宦宣布独立。同日，蔡锷去电促张敬尧倒戈反袁，不久，亲赴泸州劝说张敬尧。张敬尧将北洋军所余军械、子弹、马匹、粮秣等悉送蔡军，离部离川。6月13日，护国军进驻泸州。

　　1916年1月，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部在昆明成立，第二军总司令官为李烈钧，参谋总长为何国钧，张开儒、方声涛分任第一、二梯团团长。第二军的战略目标是东出桂、粤，转道入赣。唐继尧将准备开往湘西的第三军一部也调往桂粤方向，以增加第二军的兵力，保证攻粤计划的完成。袁世凯令广东陆军第一师师长、龙济光之兄龙觐光为云南查办使，率粤军抵南宁，准备由百色、西林进攻云南。于是，双方军队在滇桂边境的富州、广南一带展开激虞。2月底3月初，双方互为攻守，呈僵持状态。3月15日，广西将军陆荣廷宣布独立，使护国军士气大振。3月16日，方声涛部举行反攻，收复龙潭。这时，另一支护国军从贵州兴义进入广西西隆，进而抄袭龙军黄恩锡部的后路，迫使黄恩锡率部逃遁。坐镇百色的龙觐光被马济、陆裕光等率领的桂军包围，缴械投降，接受改编。龙军右翼军司令李文富见状，也率部投降。此后，护国第二军进入广东活动，成为护法军政府的重要支柱。滇桂边之战粉碎了袁世凯迂回袭滇的计划，保障了护国军大后方的安全。

　　护国战争爆发之后，贵州、广西、浙江等省也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在内外压力之下，于1916年3月22日被迫宣布撤消帝制，但仍想当大总统，结果又遭到各方反对。广东、陕西、四川、湖南等省又相继宣布独立。西南护国各省，还于5月8日在广东肇庆组织护国军务院，推举唐继尧为军务院抚军长，蔡锷、罗佩金等滇系将领也出任抚军。但由于唐继尧坐镇昆明，军务院实际为桂系岑春煊、陆荣廷等把持。6月6日，袁世凯病死，护国战争胜利结束。不久，南北议和，护国军务院也于7月14日宣告撤消。

三

　　滇军凭借护国战争，将势力扩展到了四川。袁世凯病死、护国战争结束后，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也正式形成。

　　护国战争结束后，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希望在西南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所以梁启超极力与北京政府段祺瑞接洽，为他的学生蔡锷在四川谋取职位。7月6日，北京政府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

　　对于蔡锷入主四川，唐继尧并非很高兴。早在护国战争之初，蔡锷率军入川作战时，唐继尧就唯恐蔡锷部在与北洋军作战中发展壮大，于己不利，因而对蔡锷的护国军第一军多方掣肘，无论在经费、兵员、武器各方面都未予必需的援助。蔡锷被任命为四川督军，鉴于蔡锷的声望，唐继尧难以反对。对入川的滇军，他更无法进行遥控。

　　然而，蔡锷就任川督不久，病势即日渐恶化，最后实在无法坚持正常的工作，只得电请北京政府准假养病。8月7日，北京政府批准蔡锷暂离职休养。8月9日，蔡锷离开成都，到泸州等地休息治病。但是，蔡锷的病日趋严重，不得不于8月底离川东渡日本治疗。蔡锷离川前，保举入川滇军总参谋长罗佩金暂署四川督军，入川黔军总司令戴戡为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蔡锷到日本后，仍医治无效，于11月8日在日本逝世，享年仅三十四岁。蔡锷是中国近代史中一位重要的军政界人物，尤其是他策动和领导了护国战争，推翻了袁世凯的统治，这功绩是永垂史册的。

　　蔡锷病逝后，罗佩金出任四川督军。罗佩金是云南澄江人，1878年出生。1904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6月毕业回国后，曾任广西武备学堂监督、新军标统兼南宁讲武堂总办、滇军督练处参谋兼陆军小学堂总办、新军第七十四标标统等。1911年参加云南重九起义，后历任云南军政府军政部总长、云南民政长、护国军第一军总参谋长等。由于罗佩金早已倾向唐继尧，因此唐继尧得以遥控入川的滇军。

　　当时，入川滇、黔军占据了四川省大片地方和成都、重庆等重要城镇。罗佩金完全抛开蔡锷的“重建四川”的计划，秉承唐继尧的旨意，尽力搜刮四川的财富，掠夺盐税，强令四川人民负担入川滇、黔军的军饷，由此，与四川军民矛盾日深。罗佩金又奉行“强滇弱川”政策，扩充入川滇军，压制川军。1916年冬，罗佩金召开编遣会议，裁减川军，激起川军五师长联名通电控诉。1917年3月，罗佩金又以武力解散川军第四师，川军将领深感祸将及己，第二师师长刘存厚乘机联络川军各部共谋驱罗。

　　1917年4月18日，刘存厚率部围攻驻成都皇城之罗佩金部，刘罗之战爆发。滇军用煤油喷射四周民房，声言“亮城”，防止川军凭借民房伏击。刘存厚亦以大炮、地雷进击，很多炮弹落在民房区。双方巷战达七昼夜，死伤惨重。由于滇军增援部队赵又新部在资阳、内江地区遭到川军第二师的阻击，罗佩金孤立无援，被迫交出督印，于4月24日率部从成都退往简阳、自贡等地。在战争期间，北京政府电令免罗佩金四川督军职，调为将军府超武将军；免刘存厚川军第二师师长职，调为将军府崇武将军，两人停止战争，进京供职。同时任命刘云峰为川军第二师师长，戴戡暂代四川督军。刘罗之战是西南军阀史上的第一次军阀混战。是役，成都民房被毁三千余间，民众死伤八千余人，财产损失无数。

　　刘罗之战后，紧接着又爆发了川军刘存厚与黔军戴戡的刘戴之战，结果黔军又被赶出成都遭歼灭，戴戡身亡。（刘戴之战详见第十一章第二节）滇黔联军在与川军作战中连连失利，退入川南，四川脱离了滇系军阀的控制，使唐继尧十分恼怒和失望。1917年7月，针对张勋复辟，段祺瑞解散国会，孙中山南下广州领导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运动。唐继尧认为有机可乘，决定利用护法，把滇系势力重新深入四川，于是通电响应护法。但是，唐继尧并非站在孙中山的护法旗帜之下，而是另树一帜，宣布“靖国”，把滇黔所部八军编成靖国军，号称“滇黔靖国联军”，唐继尧自任总司令，以杨蓁为总参谋长，以顾品珍、赵又新、瘐恩旸 、黄毓成、张开儒、方声涛、张熙、叶荃分任八个军总司令，加上黔军王文华第一师，共七十多营约四万人。11月14日，唐继尧以川军刘存厚阻碍滇军为名，率滇黔联军誓师出发，发动了靖国战争。

　　唐继尧将滇黔靖国联军总司令部驻在贵州毕节，然后挥军入川。滇军顾品珍部由泸州东下，联合黔军王文华部突袭重庆。12月3日，北京政府派入四川的四川查办使吴光新和四川督军周道刚撤出重庆。吴光新部一直退入湘鄂边境，周道刚则败走永川。12月4日，滇黔联军进入重庆，向川南进击，于12月14日占领泸州。12月8日北京政府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在成都令川军第一、二、三师重新部署，以对付滇黔联军的进攻。12月21日，川军熊克武、但懋辛、石青阳等通电加入靖国联军，推举熊克武为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并推举唐继尧为滇川黔靖国联军总司令。1918年1月9日，熊克武召集川、滇、黔靖国各军将领在重庆开会，决定兵分三路，直取成都。东路由滇军顾品珍、赵又新统领；中路由黔军袁祖铭、王天培统领；北路由川军第五师但懋辛统领。2月20日，三省联军攻入成都，刘存厚等部退往陕南汉中地区。至此，唐继尧以夺取和控制四川为目标的靖国战争基本结束。

　　唐继尧控制了滇、黔、川三省，声势显赫，更加飞扬跋扈。2月25日，他自任熊克武为四川督军兼省长。3、4月间，他借援鄂、援陕名义，又连续任命八个总司令，即以黄复生、叶荃、王文华、顾品珍为援鄂第一、二、三、四各路总司令；以石青阳、颜德基、李国定、丁泽煦为援陕第一、二、三、四各路总司令。此外，他还安插王文华为重庆镇守使，赵又新为四川军务会办，顾品珍为叙泸镇守使，叶荃为夔万镇守使等。

　　唐继尧为了牢固地控制四川，并进一步向陕西、湖北扩张，便以商讨北伐为名，决定于1918年9月在重庆召开川、滇、黔、鄂、豫五省联军会议，并就任“五省联军总司令”职。会议除了川、滇、黔军主要将领外，还有湖北靖国军总司令黎天才、河南靖国军总司令王天纵等。

　　9月10日，唐继尧以贵州毕节到达重庆南面的綦江，故意逗留一周之久，以显示“联帅”的威风。9月17日，他才前呼后拥、戒备森严的情况下到达重庆。这一天，重庆全城戒严，唐继尧在二十一响礼炮和盛大的仪仗伴随下，乘坐八抬绿呢大桥入城，然后乘其黄骠坐马，足登金镫，浩浩荡荡，威风凛凛，进入行辕。

　　在重庆联军会议上，唐继尧抛出一份早已草拟的以“准备北伐案”为题的《川滇黔三省同盟计划书》。他和贵州督军刘显世早已签了字，现在就等四川督军熊克武签字。这份同盟计划书的主要内容有：四川兵工厂作北伐军械弹药补充，归联军管辖支配，实则全归滇黔军所有；造币厂亦归联军管辖支配；四川全省厘税，包括盐税、并税、酒税等，作北伐军军饷的补充，实则是作滇黔军的军饷；资中、资阳、简阳、叙府、泸州、重庆、万县及自流井、荣县、威远和会理、宁远、酉阳、秀山各属，凡川东南财富之区，悉作滇黔军所有；上述各项由联军总部在重庆特设机构主持办理。对于这份实则“亡川”的同盟书，熊克武拒绝签字。唐继尧无奈，于10月2日发布援鄂援陕命令后，会议草草收场。唐继尧也于10月8日离开重庆，经泸州返回昆明。

四

　　唐继尧利用孙中山护法这块招牌，打着靖国的旗号，以滇、川、黔、鄂、豫、陕、湘、闽八省联军总司令自命，使他的声威达到顶峰。这时，北洋直系军阀为对付皖系段祺瑞，鼓吹以“和平”方式解决西南争端，以唐继尧、陆荣廷为代表的西南军阀立即响应。1919年2月南北和议开始以后，直系吴佩孚与西南军阀的勾结进一步加紧。随后，双方共同签订了《救国同盟条约草约》。这样，唐继尧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距离愈来愈远。

　　由于熊克武拒绝在《川滇黔三省同盟计划书》上签字，唐继尧完全控制四川的野心未能实现。唐继尧深感熊克武是他企图控制四川的最大障碍，他想法分化拉拢熊克武的部属，胁迫其就范。1919年6月22日，在唐继尧的授意下，滇军将领顾品珍、赵又新等在重庆发起成立了川滇黔俱进会。参加该会的，有黔军将领袁祖铭等；熊克武的得力部将但懋辛、余际唐、吕超；与熊克武有矛盾的民军首领黄复生、卢师谛等。公推顾品珍、余际唐、袁祖铭为会长，并发表了通电和成立宣言，主张维护西南护法政府，加强三省密切合作，促进共同利益的发展。其实该会的真正目的是为分化熊部并最终倒熊。

　　1920年春，川军将领吕超、石青阳等策划倒熊克武，反动了倒熊之战，唐继尧乘机鼓动支持。3月，唐继尧下令免去熊克武四川靖国军总司令职。5月，又任命吕超为四川靖国军总司令。5月下旬，川军吕超、石青阳等率部从绵阳、中江攻成都；滇军顾品珍、赵又新部从川南攻成都；黔军王文华部与川军黄复生部在重庆、綦江一带攻熊系余际唐部。熊克武见局势于己不利，遂宣告辞去四川督军职。后得旧川军将领支持，发起反击，但失利。7月10日，熊克武离开成都，退往川北保宁一带。7月18日，吕超率军入成都，通电就任川军总司令，兼任川滇黔联军副总司令。

　　川军吕超部虽然进入成都，然而，滇黔军却凌驾于吕超之上，并设立了三省联军总部，以唐继尧为统帅，要把川省军、民、财各政统归联军总部管理，川省中央税收及地方财政收与四川兵工厂、造币厂，全归联军总部支配，这是过去唐继尧强令熊克武接受但遭到熊拒绝的条件，他又企图强令吕超接受。吕超同样深感事关重大，未予同意。

　　唐继尧及滇黔军对四川的侵入和压迫，激起了川军将领的普遍不满和反对。熊克武、刘存厚等联合起来，决定以武力驱逐滇黔军，发动靖川之战。1920年8月6日，刘存厚在汉中组织靖川军，自任总司令，委任田颂尧为第一路司令，唐廷牧为第二路司令，张印本为第三路司令。熊克武部亦进行了整编，委任但懋辛为第一军军长，刘湘为第二军军长，刘成勋为第三军军长。熊、刘共推刘湘为前敌总指挥，两军分道出发，夹击成都。川军各部，亦相机通电响应。9月8日，川军攻入成都，接着，川军与滇军赵又新、顾品珍部在成都近郊及龙泉山展开会战。川军集结兵力八十一营，滇军及依附滇军的川军吕超部集结兵力六十三营，双方激战十二昼夜。9月21日，滇军战败。随即，川军发起追击战，昼夜强行军，连克简阳、资阳、隆昌等县。10月3日，川军咬住溃败的滇军赵又新部，将其围困于泸州，击毙了军长赵又新，顾品珍无心再战，率军回滇。10月上旬，川军分三路直攻驻重庆的黔军，黔军总司令王文华逃往上海，残部由卢焘代总司令率领，逃回贵州。靖川之战，滇黔军完全退出川境。

　　入川滇军将领顾品珍，云南昆明人，早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任云南讲武堂教官。1911年参加重九起义，后历任滇军第一师师长、云南讲武堂监督、护国军第一军第三梯团长、第五师师长、靖国联军参谋长兼第一军总司令等。顾品珍原来就不满意唐继尧强驱滇军入川混战，更不同意倒熊之战。这次率部离川返滇，决定乘机联合第八军军长叶荃发动倒唐，与熊克武达成默契，并得其资助。1920年12月，先回滇的叶荃计划袭取昆明。不料唐继尧已得知叶荃部下告密，调集重兵迎击，叶军连遭败绩，几乎全军覆没。后叶军退往玉溪方向，而唐军尾随追击。顾品珍乘唐军兵力分散，远离省城之机，于1921年2月初突然进军昆明。唐继尧措手不及，无力抵抗，于2月7日旧历除夕仓皇逃至蒙自，企图收集部队反攻。2月8日，顾品珍率部进入昆明。顾品珍一面派民意代表“劝”唐继尧出国游历，一面派兵进逼。唐继尧不得已委任李友勋为第二卫戍区司令，龙云为近卫团长，同驻蒙自地区，作为日后东山再起的力量，然后率少量亲信护卫乘滇越铁路火车向南出走，流落香港。顾品珍即以滇军总司令名义总揽军民政务。倒唐之战的结果，使顾品珍取代了唐继尧在云南的统治地位。

　　顾品珍执掌云南军政大权后，起用了一些滇军旧将。如罗佩金，在1917年刘罗之战失败后回滇闲居，顾品珍委任他为迤南巡阅使。但是，顾品珍也与某些将领不和，如叶荃（云南云州人），后来出走广州，在孙中山大本营中，任参军长。又如杨蓁（云南昆明人），原任第三卫戍司令，也与顾意见不合，被逐入粤。对唐继尧旧部亲信，顾品珍更是处处防范并加以打击。

　　唐继尧到达香港后，积极筹划，准备返回云南夺权，返滇之战随即打响。1921年秋，唐继尧亲信李友勋、龙云等部借响应孙中山讨伐桂系军阀陆荣廷的名义，进兵广西，攻下柳州。这时，唐继尧即令所有在两广的滇军，迅速脱离北伐大本营，开往柳州，与李友勋、龙云部汇合。1922年2月，唐继尧将集中在柳州的四千余人编为第一、二、三、四军。李友勋任第一军军长、龙云任第一军的前敌司令，率部返滇攻打顾品珍部。在回滇途中，李友勋被广西自治军击毙，龙云即代理第一军军长，继续向顾品珍部进攻。顾品珍率部在滇东抵抗。3月，顾品珍战死于路南天生关鹅毛寨，余部溃散。第八旅旅长范石生、第一梯团长杨希闵部到广东投孙中山。罗佩金则逃亡迤西，5月3日，被土匪普小洪捕杀于苴却。

　　1922年3月，唐继尧返回昆明，重新控制云南军政大权。唐继尧将所部滇军扩编为“建国军”，自任川、滇、黔、鄂、豫、陕七省“建国联军总司令”。1922年，在贵州军阀内讧中，刘显世下台，流亡昆明，贵州实际已脱离了滇系军阀的控制。这年底，唐继尧已经在云南重新站稳了脚跟，他组织了滇、贵联军，自任总司令，以刘显世为副总司令决定重新控制贵州。1923年3月，唐继尧以其兄唐继虞为东南宣抚使兼滇贵联军前敌总指挥，率军进入贵州。3月12日，贵州省长袁祖铭退入四川。唐继尧、刘显世联名委任唐继虞为贵州军事善后督办，刘显世恢复贵州省省长职。唐继虞将贵州分为五区、十余分区，设置卫戍司令，进行严密控制，贵州再次沦入滇系军阀的手中。

　　唐继尧虽然控制了贵州，但是，其主力也被牵制在贵州这个贫瘠的省份，难以向外扩张。为了摆脱这种局面，唐继尧只得和黔军袁祖铭妥协。1924年，唐继尧决定乘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下台之机，摆脱困境，问鼎中原，向外扩张，于10月份派出毛鸿翔、何麟书、卢焘为代表，与袁祖铭进行和平交接贵州的谈判。到12月间，双方达成了《滇黔和解协议》，主要内容为：驻黔滇军全部由黔入湘，由袁祖铭派彭汉章回黔主政。1925年1月5日，唐继尧通电黔境滇军全部开拔，黔政概归黔人自理。不久，唐继尧即为占领两广而发动了第一次滇桂战争。

　　当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大元帅府时，为了争取唐继尧，曾推举他任副元帅职，但唐继尧拒不就任。1925年初，唐继尧趁孙中山北上病危之机，忽然通电就任副元帅，派出两路大军，假道广西，声称前往广州视事。1月下旬，龙云率一路三万余人由云南广南府进发，占领广西百色县，沿各江直趋南宁。唐继虞率一路二万五千余人由贵州榕江县进入广西，占领三江县、融县、直趋柳州。当时，桂军李宗仁、黄绍竑 部正在追击沈鸿英，力量单薄，主动退出南宁。龙云部即入驻南宁。桂军以部分兵力牵制住南宁方面的滇军，然而集中兵力，联合半援的驻粤滇军范石生部（总指挥杨蓁于6月在广西遇刺身亡），先后在沙浦、庆远、孙远等地击败滇军。柳州之唐继虞部只好退回云南。南宁之龙云部也由于势单力孤，被迫于7月上旬撤出南宁，退回云南。

五

　　滇军从广西退回云南后，云南各界反唐继尧的呼声日高。当时，全国革命的激流汹涌澎湃，国民政府于1925年7月在广州成立。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举行北伐，横扫两湖和浙赣，北洋军阀的统治已近末日。云南人民对唐继尧穷兵黩武，勾结北洋军阀的行为十分愤恨。此外，自第一次滇桂战争后，唐继尧乘机撤销各军番号，加强亲信近卫部队，宠信亲族，排斥异己，也引起了不省滇军将领强烈的不满。1927年2月6日，蒙自镇守使胡若愚、昆明镇守使龙云、昭通镇守使张汝骥、大理镇守使李选廷共同发动了云南二·六政变（也称云南四镇守使倒唐事件）。

　　2月6日，四镇守使发出联名通电，要求唐继尧驱逐肖小唐继虞、陈维庚、李伯勋、白之瀚、李秉扬、李子由等。同时，胡若愚、张汝骥两军即向昆明进发。2月10日，胡若愚、龙云等在宜良开会后，又以四镇守使的名义发出通电，提出立即改组省政府，确立会议制度，提前成立军事机构，统一军权，清发欠饷，惩办贪污，与广州方面合作等要求。声称各项要求如唐氏不采纳，势必以兵戎相见。唐继尧在各军的军事压力下，被迫同意了这些要求，令唐继虞等人出走，同意改组省政府。2月中旬，胡、张两军先后到达昆明。经过多次协商，最后决定废除省长制，采取合议制，于3月初由各法团联合会拟定组织大纲。根据组织大纲，推唐继尧为云南省政府总裁，推胡若愚、龙云、张汝骥、李选廷、王人文、王九龄、周钟岳、马聪、张耀曾九人为省和委员会委员。在省务委员会之下，设军政、内政、财政、外交、司法、教育、实业、交通八个厅。3月8日，新政府成立，总裁及省务委员宣布就职。在第一次省务委员会议上，公推胡若愚为省务委员会主席。

　　云南二·六四镇守使倒唐事件，名曰“兵谏”，实质政变，唐继尧成了有名无实的“总裁”，他对云南十四年之久的统治亦宣告结束。四镇守使尤其是胡若愚、龙云，都是唐继尧一手提拔的部将，这次倒戈相向，令他气愤交加。两月后，即5月23日，唐继尧病死，享年不过四十四岁。唐继尧死后，旧滇系军阀亦告结束。

　　二·六政变之后，蒋介石委任龙云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军长，胡若愚为第三十九军军长，张汝骥为独立第八师师长。云南的实际大权操纵在胡若愚、龙云之手。张汝骥倒向胡若愚一边；而李选廷只有一个团的兵力，只求自保，不敢参与相争。唐继尧死后，胡若愚、龙云、张汝骥各怀野心，为争夺云南的统治权，矛盾日益尖锐，不久即发生了六·一四政变，龙云被囚禁。

　　在此，有必要先简介龙云及其发迹史。龙云，字志舟，原名登云，彝族人，彝名纳吉鸟梯。1884年11月9日，龙云诞生于云南昭通炎山。龙云幼年时，父亲病逝，家境沦落，流浪于昭通和四川凉山等地，学了一手好拳法。辛亥云南起义时，龙云已二十七岁，与卢汉、邹若衡等投永善人魏焕章率领的义军，不久加入滇军谢汝骥梯团，随部入川。回滇后，龙云被保送到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1914年秋，有一法国拳师在讲武堂摆擂三天，头两天，均无敌手，到了第三天，龙云上台，击败法国拳师，轰动了昆明，也引起了云南都督唐继尧的注意。1915年底，蔡锷率护国第一军入川，要调唐继尧身边的随从副官邹若衡为副官。邹若衡便推荐龙云为唐继尧的副官。唐继尧想起龙云打败法国拳师的情景，即表示同意。从此，龙云在唐继尧手下，历任侍从副官、警卫军（称为佽飞军）中队长、副大队长、大队长、近卫军团长、第五军军长兼滇中镇守使、昆明镇守使等。1926年2月6日，龙云参与了二·六政变，并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军长、云南省务委员会委员兼云南陆军讲武堂学校校长。

　　1927年6月14日夜，胡若愚联合张汝骥，突然派兵袭击龙云在昆明翠湖东路的住宅及第三十八军军部。一颗小型炮弹在龙云住宅的花园爆炸，击毁了门窗。龙云的一只眼睛被玻璃片砸伤，顿时鲜血淋漓，束手就擒，被胡若愚并在铁笼子里。龙云的眼睛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后来成为终生残疾。这就云南六·一四政变。

　　在六·一四政变生时，龙云部主要将卢汉、朱旭、高荫槐、周文人等趁混乱之机逃到滇西，邀请滇军元老胡瑛代理第三十领先军军长，指挥部队反击昆明，在祥云、禄丰等地展开激战，击溃胡若愚军，乘胜进逼昆明。7月24日，胡若愚被迫挟持龙云撤离，并将省主席的印信交给周钟岳，请周转告第三十八军切勿追击，他将保证龙云的人身安全。7月25日，胡瑛率第三十八军进入昆明，胡若愚退至昆明东郊大板桥时，恐怕第三十八军追击，于是便向龙云表示和解，双方达成了“板桥协议”，商定龙云回昆明主持省政，胡若愚、张汝骥即行北伐，由龙云在后方补充饷械。8月13日，龙云回到昆明，接任第三十八军军长兼代云南省政府主席，重新改造云南省政府。

　　龙云重新掌权后，并不遵守“板桥协议”，命卢汉、朱旭等部将胡若愚、张汝骥部包围于曲靖，准备加以消灭。但此时，逃亡大理的唐继虞趁昆明城防空虚，发兵进逼昆明，昆明危在旦夕。龙云一面指挥部队固守，一面派代表向胡、张疏通，表示不再为难，维护“板桥协议”。说成后，即将朱旭部调回昆明，将唐继开部击退。

　　胡若愚、张汝骥被解围后，也不执行“板桥协议”，却与贵州周西成相勾结，联合黔军向昆明反击。龙云任命胡瑛为第三十八军前敌总指挥，双方在曲靖、宣威一带反复混战，龙云部将周西成之黔军击退，进而将胡、张部赶至川、滇、黔边境。1928年1月，龙云被蒋介石任命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并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从而在云南的地位逐渐巩固。

　　1929年初，龙云为报周西成黔军进犯滇东之仇，乃以胡瑛代理省主席，自率朱旭、张凤春等师进军贵州，发动了滇黔战争。与此同时，黔军将领李燊 也在蒋介石及龙云的支持下，由湖北宜昌率部回黔倒周西成。在龙云和李燊 的联合攻击之下 ，周西成节节溃败，4月间，周西成部在镇宁一带被击溃，周西成也被击毙。

　　滇黔战争爆发后，胡若愚、张汝骥认为有机可乘，联合龙部叛将孟坤，分别从川南、滇东北合攻昆明，龙胡之战又爆发。龙云急调入黔之滇军，星夜赶回昆明增援，与胡、张部激战于昆明碧鸡关。龙云采用参谋长孙渡所献之反间计，由胡瑛寄信给孟坤，却故意将信送往胡若愚、张汝骥处，信中暗示与孟坤已部署当合击胡、张，使胡、张对孟坤大为怀疑。当龙云部发动反击时，胡、张不增援孟坤，使孟坤部几乎全这覆灭。待胡、张知道上当时，后悔已晚，只有退往滇西。龙云挥师追击，胡、张节节败退，由华坪、宁蒗退入四川盐源、木里一带。1930年春，张汝骥在盐源战败被俘，押到云南下关枪毙；孟坤在渡江进，翻船淹死；只有胡若愚只身逃脱，后率残部并入桂军。

　　从1927年六·一四政变算起，这场龙胡之战经历了近三年。龙云最后消灭了对手，统一了云南，确立了他在云南的统治地位，当上了“云南王”，云南从此也进入新滇系军阀的统治时期。

六

　　旧滇系以清末陆军第十九镇为基础发展而成，其首领是唐继尧；新滇系则由旧滇系演化而来，其首领是龙云，已属于国民党新军阀之列。新滇系的主要将领有卢汉、孙渡、朱旭、张凤春、张冲、刘政富、安恩溥、龙雨巷、龚顺壁等。其中卢汉，也是彝族人，是龙云的同乡（昭通炎山人），与龙云的家仅有一山之隔。卢汉原名卢邦汉，字永衡，1895年出生。辛亥革命时，卢汉刚十六岁，跟随龙云投身滇军，以后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成为新滇系军阀中仅次于龙云的实权人物。

　　龙云掌握云南军政大权以后，即依附蒋介石，参与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混战。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及张发奎率部北上入湘，企图与冯玉祥、阎锡山会师中原。蒋介石命令龙云发兵讨桂，并许诺如攻下南宁，则委派卢汉为广西省政府主席。龙云欣然受命，挑起了第二次滇桂战争。5月，龙云令卢汉为前敌总指挥，率领三个师共十五个团二万余人进入广西，抄袭李宗仁的后路。滇军先攻占百色，7月，包围南宁。南宁守军韦云淞部凭城固守，而滇军则因气候恶劣，水土不服，疾病流行，致使军心怠惰，士气沮丧，攻打南宁城三月而未下。9月底，桂张军从湖南撤回，白崇禧率部回援南宁。经过两周激战，至10月中旬，滇军失败，退出广西。1931年2月，滇军撤回昆明，经过整编，仅剩下六个团，损失大半。

　　这时，龙云借整编部队之机，削弱异己力量，提出“废师改旅”的整军方案，而他可以越过旅长直接指挥团长。卢汉、朱旭、张凤春、张冲四个师长不服，于1931年3月10日以“清君侧”为名，进行倒龙，演出了“四师长倒龙”一幕。龙云为了避免“二·六政变”时唐继尧的下场，以“扫墓”为名，离开昆明回昭通，实际只到寻甸羊街躲避风险。龙云离开昆明后，四个师长由谁来当主席，议论纷纷，争执不下。最后，卢汉、张冲只好把龙云请回来当省主席。龙云重返昆明后，宣布四个师长以下犯上之罪，下令全部扣押起来，立即撤销各师番号，实行废师改旅。不久，他又将卢汉、朱旭、张冲释放，另行安排工作。未获释的张观春不服，说话激怒了龙云，当场被打了两耳光，一直关押到抗战初期。

　　这之后数年，龙云全力加强云南的统治，并建立起忠于自己的滇军系统，成立军官学校，直接向法、德、比、捷等国购买军火，武装滇军。此外，在1935年及1936年间，龙云奉蒋介石之命，对长征路过滇黔边境的中央红军进行防堵追剿，受到蒋介石的嘉奖。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龙云先后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他在云南积极组织人力物力，支援全国抗战，并编成三万人的第六十军，以卢汉为军长，安恩溥、高荫槐、张冲为师长，开赴抗日前线。之后，又新编成第五十八军和新三军，与第六十军合组成第三十军团。之后，第三十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和第一方面军。滇军在抗日战争中，参与了台儿庄战役、武汉保卫战等，为国家民族作出重大贡献。出身于滇军的第三军中将军长唐淮源、第三军第十二师（追赠）中将师长寸性奇、第七十九军（追赠）中将军长王甲本、第四十八军第一七一师少将副师长周元等，都是为抗战而牺牲的烈士。1942年5月，日寇从缅甸入侵滇西，龙云领导云南军民奋起抗战，于1945年1月收复滇西。由于滇西抗战及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国民党蒋介石的嫡系杜聿明、宋希濂、关麟征等部乘势进入云南，打破了由滇系军阀统治的云南这个独立王国。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蒋介石任命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卢汉为中国战区越南方面受降主官，令其率第一方面军开往越南。当滇军开拔后，蒋介石即坐镇西昌，亲自指挥昆明防守司令官杜聿明，于10月3日凌晨突然占领昆明市各要害地区，包围龙云的住宅。龙云在仓皇中逃上五华山。清晨，杜聿明派人给龙云送去蒋介石的命令，免去他军委会昆明行辕主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及所兼各职；任命他为军委会军事参议院上将院长，由杜聿明接收云南地方部队。龙云拒绝离开昆明去重庆任职。蒋介石先后派何应钦、宋子文来劝驾，又以武力相威逼。龙云无奈，只得于10月6日乘飞机到重庆任职。蒋介石这次“小偷式政变”（龙云语），从此结束了龙云在云南的十年统治。

　　此后，龙云担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代主任）等闲职，实质遭到蒋介石软禁。1948年秋，龙云得到消息，蒋介石要劫持他到台湾，因而决心出走。在行政院救济部署空运大队队长、美国人陈纳德的帮助下，12月8日，龙云乘飞机秘密离开南京，经上海转广州，于9月乘轮船到达香港。龙云到香港后，即从事反蒋民主活动，加入中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为民革中央负责人之一。

　　再说卢汉，于是1945年9月20日率领总部人员直飞河内，9月28日在河内总部主持了日军受降仪式。当几乎全部滇军进入越南以后，蒋介石发动了10月3日“小偷式政变”，以武力解除龙云职务，改组云南省政府。10月4日，何应钦以中国陆军总司令身份飞往河内，名为视察，实则监视卢汉行动。接着，空军副司令王叔铭飞往河内，向卢汉宣布蒋介石的命令，任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未接任前，由亲蒋的新任民政厅长李宗黄（云南鹤庆人）代理。对此事变，卢汉也无可奈何。

　　蒋介石原想以李宗黄取代卢汉，但李宗黄与警备司令关麟征镇压昆明民主运动，遭到云南各界的强烈不满。就在昆明“一二·一惨案”（殴打、杀害爱国请愿的师生）的当天，卢汉回到昆明就任云南省政府主席。但蒋介石要把滇军调往东北参加内战，卢汉此时受到控制，被迫同意。他将滇军两个军即曾泽生的第六十军和卢浚泉的第九十三军交由孙渡指挥，合编为第六兵团，孙渡任兵团司令，于1946年春开赴东北参加内战，孙渡还兼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但是，不到两月，即5月31日，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就在师长潘朔端的率领下在海城起义。到1948年10月，第六十军二万余人在军长曾泽生率领下在长春起义。而第九十三军则被东北解放军消灭于锦州，军长兼第六兵团司令官卢浚泉被俘虏，派到东北的滇军就这样瓦解了。

　　由于滇军被调往东北打内战，卢汉在统治云南的几年间，为了掌握自己的武装，不断建立和扩充新型的以保安团队为牌号的滇军。到1949年，已扩编有十七个保安团，组成了以余建勋为军长的第七十四军和以龙泽汇为军长的第九十三军。6月，迫于形势，蒋介石撤销了由国民党中央接近指挥的设在昆明的云南警备司令部，成立云南绥靖公署，卢汉以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正式合法地总揽了全省的军政大权。

七

　　龙云从南京逃到香港以后，积极参与反蒋民主活动，成为民革中央的负责人之一。他多次派人回云南与卢汉联系，策动云南起义。卢汉也看到人民解放军战争的形势迅猛发展，蒋家王朝崩溃在即，也不愿充当蒋介石的殉葬品，暗中也在作起义的准备。他一面与中共地下党和游击队联络，一面派人与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以及西南军政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相约，在适当的时候共同举行反蒋起义。因而，他在云南开放了一定限度的民主运动，放松了新闻限制，拒绝国民党中央军和桂系部队进入云南境内，反对在云南发行银元券，撤销军师长管区和警务处，停止征兵征粮等。

　　8月15日，龙云与黄绍竑 等四十四位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在香港发表《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和主张》的声明，表示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归向人民，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欢迎。这事，史称“香港起义”。同一天，香港报纸登出“云南在龙云的策动下，已准备成熟，即将举行起义”的消息。国民党行政院长阎锡山获悉后，主张即以武力解决云南问题，代总统李宗仁也下令指派桂系部队入滇震慑。蒋介石恐怕云南落入桂系之手，于8月24日由台湾飞往重庆，连续发电报召卢汉赴渝。

　　卢汉顾虑重重，怕被扣留，称病不去，一拖再拖。蒋介石派俞济时到昆明催促，卢汉无奈，只好派民政厅长杨文清、省政府秘书长朱景暄代表他前往。但蒋介石一定要卢汉亲自去面商，同时派出中央军余程万第二十六军、李弥第八军、刘伯龙第八十九军分路向云南进逼，形成对昆明的包围之势。另外，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多次来电催促，表示愿意担保安全。卢汉迫于形势，不得已于9月6日飞往重庆。临行前，卢汉对安恩溥、龙泽汇等人说：“我这次去重庆，吉凶难卜，万一被扣，就插红旗，通电起义，不要管我。”他指定军事由龙泽汇负责，政务由安恩溥负责。

　　卢汉到重庆后，即主动向蒋介石提出辞职。当时，蒋介石要利用云南作为反共基地，需要稳住这块大后方的秩序，因而他不仅没有扣留卢汉，反而表示交给卢汉全权处理云南问题，并拨军费银元一百万元以及武器、弹药装备补充云南两个军，但是，要卢汉逮捕黑名单上的一大批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卢汉表面上同意，于9月8日下午即飞回昆明，立即通知了黑名单上的一些共产党员迅速转移。

　　9月9日下午，云南的特务在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等的率领下进行大搜捕，共逮捕近五百人之多。这就是“九·九整肃”事件。经过残酷的审讯后，准备枪决的有一百多人，其余的也大多判了刑。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企图借刀杀人，嫁祸卢汉，将处理人员的名单送交卢汉，要他立即批准。卢汉采取复审拖延的办法，直到11月初，李宗仁逃往香港路过昆明，经卢汉请求，李宗仁同意从宽处理这批人员，卢汉即下令一律释放。

　　11月下旬，贵阳、重庆相继解放，人民解放军已迫近云南，卢汉将其第七十四军和第九十三军调往昆明及其附近地区，作好起义的准备工作。12月1日，卢汉下令成立昆明警备司令部，加强治安管理，维持社会秩序。

　　卢汉准备起义这一情报，国民党国防部驻云南区专员兼军统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已经掌握，他电告毛人凤，请求指示。由于时局紧张，怕杀了卢汉会导致云南人民更加强烈的反抗，毛人凤迟迟没有下达命令，只命令沈醉严密地监视卢汉。12月6日，深醉亲自去见卢汉，对他进行试探，提出要在昆明进行一次大搜捕和大破坏，但卢汉摇摇头说：“目前时局紧张，不能这样做，免得人心混乱。”以此来应付沈醉。同一天，西南军政长官张群飞到昆明，监视卢汉，要把云南建成反共的基地。

　　12月8日，蒋介石召集驻滇各军军长余程万、李弥等开会。卢汉即利用余程万、李弥离开昆明的时机抓紧布置，并决定于12月9日夜举行起义。9日下午，张群、余程万、李弥等又回到昆明。卢汉突然派兵把张群软禁在自己家中，然后把张群的图章抄走，并以张群的名义发出通知，邀请国民党中央驻滇军事首脑于当晚九时在卢汉公馆举行紧急会议。结果，当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师长石补天、空军第五军区副司令沈延世、宪兵副司令李楚藩、军统云南站站长沈醉等依时到达后，亦遭到软禁。晚上十时正，卢汉在五华山云南省政府主席办公室宣布了“云南起义”的命令。同时向全国发出起义的通电，成立了以卢汉为主席的云南人民临时军事委员会，作为临时的最高权力机关。

　　12月10日，卢汉迫使李弥、余程万、沈醉等发布手令，命令国民党中央军及军统特务停止一切的活动，服从卢汉的指挥。但是，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并没有执行手令，从12月16日起，三面包围昆明，全面发起攻势。卢汉指挥昆明军民，开始了艰苦的昆明保卫战。由于战况危急，卢汉不得已将李弥、余程万、石补天释放。他们出去之前都满口答应，归队后，一定制止部队攻打昆明。但是，他们归队后，不但没有停止对昆明的进攻，反而打得更加激烈。国民党军一度进占昆明飞机场，推进到昆明城边，但仍被昆明人民和起义部队击退。到12月21日，敌军得知人民解放军即将进抵昆明，纷纷撤退，坚持了一周的昆明保卫战胜利结束。不久，人民解放军迅速进军滇南、滇东，彻底消灭了国民党在云南的全部军事力量。1950年2月20日，陈赓、宋任穷率领解放大军进入昆明。3月，云南省成立军政委员会，卢汉任主任。

　　云南起义，标志着滇系军阀的最终结束。新滇系军阀的首领龙云和卢汉，在历史的转折关头，都站到了人民的一边。

　　1950年1月3日，龙云离开了避居一年的香港回大陆，于1月18日到达北京。在新中国期间，龙云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等。1957年，龙云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62年6月27日，龙云在北京病逝。1980年7月，中共中央给予他彻底平反。

　　在新中国期间，卢汉历任云南省军政委员会主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体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委等。1974年5月13日，卢汉在北京因肺癌逝世。

　　而担任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的孙渡，兵败后逃匿隐藏，1952年在清匪反霸运动中被人民政府逮捕，被关押改造，1963年获特赦，曾任云南省政协委员。1967年逝世。

　　还想加一段：曾任滇军团长、少将旅长的朱德，1922年因厌倦军阀混战，为寻求救国真理，弃官离职，赴德国留学，认识周恩来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后成了红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建国后，成了共和国元帅、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川系军阀是辛亥革命以后逐渐形成的，但其来源可追溯到清末编练的四川第十七镇新军。1901年，清朝政府废除绿营制度，建立新军，规定全国各省共编练三十六镇（镇相当于后来的师）。四川因省区较大，兼控制康藏地区，决定编练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三个镇。四川不仅负担三个镇的全部经费，每年还要定额接济邻省：西藏一百万两，云南五十万两，贵州四十万两，甘肃、青海各三十万两。为了培养军事人材，四川先后派遣周道刚、徐孝刚、胡景伊、张毅、刘鸿逵、徐海清六人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同时，四川相继设立了武备学堂、陆军小学堂、官弁学堂、陆军速成学堂、陆军讲武堂等，培养中下级军官。然而，到了辛亥革命前夕，四川计划编练的三镇新军的任务并未完成，仅编成了第十七镇。

　　1911年武昌起义前，爆发了一场规模浩大的“保路运动”（又称“铁路风潮”），四川人民是这场运动的主角。1911年5月，清政府假借铁路国有名义，将民办的川汉、粤汉筑路权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激起了湘、鄂、粤、川等省人民的反对，四川尤为激烈。6月，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在成都开会，当场成立保路同志会，推选立宪党人蒲殿俊（四川广安人）、罗伦（四川西充人）为正副会长，各县保路同志会亦先后成立，很快发展至数十万人。在革命党人的推动下，至8月下旬，保路运动发展为罢课罢市和抗粮抗捐的群众斗争。清政府下令镇压。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屠杀请愿群众，激起四川人民更大愤怒。同盟会会员乘机组织同志军，在各县发动武装起义，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成为武昌起义的前奏。

　　然而，当武昌起义爆发以后，四川由于地域辽阔、交通不便，加下革命党人没有形成强有力的领导中心，以及会党众多，斗争分散，未能迅速建立起一个统一的革命政权。直到11月22日，重庆地区同盟会首领杨庶堪（四川巴县人）、张培爵（四川隆昌人）、谢持（四川富顺人）联络新军军官夏之时、林绍泉、朱之洪等起义成功，才建立起蜀军政府。杨庶堪谦让都督，仅负顾问名义，由张培爵出任都督，夏之时任副都督。重庆蜀军政府成立后，川南、川北、川东相继发起起义。革命党人发动民军包围省会成都，因赵尔丰指挥清军顽抗，成都未能攻下。这时，立宪派首领蒲殿俊、罗伦等决定同赵尔丰以妥协谈判的方式实现成都和全川的独立。谈判结果：四川政权转交谘议局；赵尔丰交出政权后，仍带兵办理藏边事务，但暂不离成都，以备顾问；以蒲殿俊为军政府都督，以第十七镇统制朱庆澜（浙江山阴人）为副都督并统领军队。11月27日，赵尔丰宣告四川地方自治，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

　　然而，革命党人对蒲、赵妥协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甚为不满，重庆蜀军政府商议组织西征。而在成都，蒲殿俊和朱庆澜实际上也无力控制局面，新政权极其软弱无能。12月8日，蒲殿俊和朱庆澜在东校场阅兵，突然军队哗变，蒲殿俑和朱庆澜仓惶逃离成都，成都城中秩序大乱。这时，军政部长尹昌衡急脱身出城，驰往凤凰山找第六十三标标统周骏和营长宋学杲。周、宋即率部入城平乱。平乱后，由军官和士绅共推尹昌衡为都督，罗伦为副都督。

　　尹昌衡，字硕权，四川彭县人，1884年生。1902年入四川武备学堂。1904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1909年回国，任广西陆军小学堂监督。1910年返回四川，历任军事编译局总办、督练处会力、代理陆军小学堂总办等。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后，出任军政部长。尹昌衡因平乱有功，被推为都督后，立即着手组织军政府，由周骏任军政部长，其他各部门首脑由革命党人与立宪派分子分任之。军队重新加以编制：以原第十七镇为第一师，宋学杲为师长；整编同志军为第二师，彭光烈为师长；整编原巡防军为第三师，以孙兆鸾为师长。这时，赵尔丰仍盘踞旧督署，擅发告示，并暗中召边军入省，妄图夺权。尹昌衡遂召集军事会议，决定逮捕赵尔丰。12月22日，尹昌衡派兵包围旧督署，将赵尔丰抓获，拉到明远楼下宣布其罪状，枭首示众。

　　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后，四川就出现了成、渝两个军政府并存。尹昌衡曾打算武力统一，蜀军政府也曾邀滇军入川帮助统一，后经各方调解协商，尹昌衡放弃武力统一，滇军也退出四川，双方于1912年1月派代表会商，于2月2日协定：以成都为政治中心，设四川军政府，以成、渝两处都督分任正副都督；重庆为重镇，设镇抚府。这样，四川宣告统一，尹昌衡出任四川军政府都督，张培爵任副都督，重庆镇抚府以夏之时为镇抚总长。

　　四川军政府成立后，4月，尹昌衡即改编川军为五个师：第一师师长周骏，第二师师长彭光烈，第三师师长孙兆鸾，第四师师长刘存厚，第五师师长熊克武。这里要简介刘存厚、熊克武两人。刘存厚，字积之，四川简阳人，1885年生。早年就读四川武备学堂，后留学日本士官学校。1909年归回后，任云南讲武堂战术教官。辛亥革命爆发后，任援川滇军总参谋，率两梯团进驻叙府、泸州和自贡盐场。滇军回师，四川军政府成立，所部改编为川军第四师，驻叙、泸一带。熊克武、字绵帆，四川井研人，1884年生。早年留学日本。1905年加入同盟会，同年12月回国，在四川各地密谋武装起义。1911年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后，在上海任蜀军北伐军总司令。1912年3月返川，任蜀军第一师师长。4月，所部改编为川军第五师，驻重庆地区。

　　对新改编的川军五个师，尹昌衡交给胡景伊统辖，让他出任川军军团长。胡景伊，字文澜，四川巴县人，1878的生。1901年官费留学日本，入士官学校。1903年毕业回国，任四川武备学堂教官。1907年调任云南新军督练处参议官兼云南陆军小学堂总办及云南讲武堂总办。1909年，云南布政使沈秉堃 调任广西巡抚，胡景伊亦随调广西任新军协统，1911年广西起义时潜回四川，受重庆蜀军政府聘为顾问，并委为代表与滇军谈判。后经往成都，投靠尹昌衡，受到重用。四川统一后，胡景伊被委为军团长，统辖各师。不久，重庆镇抚总长夏之时辞职出国留学，胡景伊兼任镇抚总长。

　　尹昌衡、胡景伊以及除熊克武外的四个师长，都是四川武备学堂的教官或毕业生。四川武备学堂是四川创办的第一所军事学堂，其毕业生分配到四川新军，渐渐成为川军中、上级军官。尹昌衡、胡景伊掌握了军政大权后，更进一步安置和重用武备生，以至武备生几乎控制了川军的各级领导权，开始形成了武备系。武备系是当时川军中唯一的派系。军中设有武备同学会以相联系，首脑人物为尹昌衡和胡景伊等。

　　1912年夏，因西藏发生暴乱，危及四川，都督尹昌衡电告北京政府，自请督师西征。袁世凯准如所请，委尹昌衡为征藏军总司令，由胡景伊代理四川都督。尹昌衡亲征藏边，平息了边境骚乱，驻扎在川西。1913年3月宋教仁案发生，孙中山决定领导国民党人讨伐袁世凯，发动二次革命。由于尹昌衡加入了国民党，袁世凯担心他也加入讨袁行列，便蓄意扶植共和党籍的胡景伊，而胡景伊也趁机投靠袁世凯。1913年6月，袁世凯正式任命胡景伊为四川都督，解除了尹昌衡的川督职务，任为川边经略使。

　　四川革命党人对此事十分愤恨，派出吕超等赴安雅安见尹昌衡，密邀他返省复政讨袁。尹昌衡于7月3日回到成都，胡景伊被迫避居昭觉寺。但是尹昌衡不敢复政反袁，在袁世凯的严令催促下，于7月底又返回川西。二次革命后，尹昌衡还是遭到袁世凯构陷下狱，直至1916年袁世凯死后才出狱，一度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后归隐成都，以著书自娱，1952年病逝。

二

　　1913年6月，胡景伊被袁世凯任为四川都督。其时，正处在二次革命酝酿和爆发之际，胡景伊秉承袁世凯的旨意，镇压四川的革命党人。首先，他企图编遣由革命党人组成的驻重庆的熊克武第五师。第五师是辛亥革命时在上海由川籍军校学生组建的蜀军演变而来，革命性较强。熊克武面临胡景伊的压迫，是否起兵反袁还犹豫不定，但重庆革命党人和第五师的旅团官兵群情忿怒，要求起兵，熊克武才最后下了起兵的决心。由于当时江西、南京、上海等地的讨袁战争败局已定，重庆革命党人决定西上讨胡。8月4日，熊克武在重庆宣布独立，重庆是二次革命最后宣布独立的重要地区。

　　熊克武成立重庆讨袁军总司令部，下设民政部、军政部。熊克武任总司令，杨庶堪任民政部长，刘植藩任军政部长兼参谋长，但懋辛任副参谋长兼督中路之师。讨袁军由原蜀军两个团，川军第五师两个旅共九千人合编为四个支队，一个川江水师，一个炸弹队。龙光、吕超、李树勋、刘植藩分任四个支队司令，余际唐任川江水师司令，曾子玉、颜德基分任炸弹队队长。讨袁军计划兵分三路，由第一支队取中路经永川、荣昌、隆昌，进取泸州；由第二支队扼守合川，防御北路；第三、第四支队防御南路，分拒滇、黔军。

　　与此同时，胡景伊令驻泸州的第一师师长周骏发兵进攻重庆，由王陵基模范团及川军第二、第三师编组为一支队，由北路南下，由第四师师长刘存厚编组一支队沿江东下。8月12日，袁世凯又命令鄂督黎元洪、陕督张凤翙 、滇督蔡锷、黔督唐继尧派兵合攻重庆。四都督遵令拨队援川。

　　战争开始后，两军在隆昌、泸州一线展开血战。开始讨袁军节节胜利，几乎攻下泸州，但终因兵力不足，伤亡严重。9月后，刘存厚部攻克资中、内江，王陵基部占领南充、定远、合川。与此同时，黔军黄毓成部占领綦江，逼近重庆，滇军叶荃部进至宜宾，陕军张钫部后临夔州。大本营重庆告急，吕超、余际唐率部还救，但熊克武等已于9月11日被迫撤退。9月12日，黔军占领重庆。川军等杀戒大开，讨袁军或被杀，或逃亡，很快瓦解。四川讨袁之役失败，同时，整个二次革命战争也完全沉寂。

　　胡景伊投靠袁世凯，镇压了国民党人发动的重庆起义，本以为可以稳坐川督的宝座。然而，其后，袁世凯准备复辟帝制，考虑到滇、黔两省会反对，特派自己的亲信陈宦于1915年3月以会办四川军务、四川巡按使的身份赴四川坐镇。而胡景伊则被调到北京，任参政院参政，授以将军府毅武将军，从此失势。抗日战争期间，胡景伊曾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解放后病逝。

　　陈宦是湖北安陆人，毕业于湖北武备学堂及日本士官学校。清末曾任武卫前军管带，四川新军协统、云南新军协统、云南讲武堂堂长、奉天督练公所总参议、新军第二十镇统制等。民国成立后，任参谋次长，授以将军府成武将军，是袁世凯的亲信将领，1915年5月底，陈宦受袁世凯派遣，率伍祥祯、冯玉祥、李炳之三混成旅以会办四川军务、四川巡按使的身份到达成都，后出任四川将军（都督改称将军）。

　　陈宦到达四川以后，控制了全部川军及全省政务。8月，帝制运动开始后，陈宦多次通电恳请袁世凯“迅择吉辰，举行大典”，是袁世凯称帝的积极支持者。同年底，蔡锷逃离北京回到云南，组织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1916年1月，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率中路主力军经贵州毕节入川，进攻纳溪、泸州。陈宦急令川南镇守使伍祥祯等部抗击护国军，同时急电袁世凯派兵增援。1月5日，袁世凯令曹锟、张敬尧组织征滇军，入川进攻护国军，由第二路总司令张敬尧统一指挥入川的北洋军。

　　护国军入川以后，连战皆捷，1月21日击败伍祥祯旅，占领叙州，并向泸州进逼。由于护国战争声势浩大，护国军在四川节节取胜，使得部分川军将领也决定倒戈反袁。1月31日，刘存厚在纳溪宣布加入护国军，自任护国川军总司令，迎蔡锷军入纳溪。2、3月间，滇、川护国军与张敬尧、曹锟、陈宦的北洋军在泸州、纳溪一线展开连场血战。泸纳之战在上一章中已有叙述，这里不再重复。在战争的过程中，四川人纷纷组织起来，支援护国军，甚至拿起武器，直接参战。国民党籍的川军将领熊克武、但懋辛等组织四川义军，配合护国军作战。到3月中下旬，护国军攻克纳溪、江安、围张敬尧于泸州城内。在这种形势之下，四川将军陈宦不得不求蔡锷停战议和，以保住自己在四川的统治地位。5月22日，陈宦宣布四川独立，和袁世凯断绝关系。6月6日，袁世凯病死，护国战争结束，陈宦为川军及四川人民所迫，无法留任，只得率部出川，蔡锷出任四川都督兼署民政长。不久，蔡锷因病赴日本治疗，入川滇军总参谋长罗佩金出任四川督军，入川黔军总司令戴戡为四川省长。这样，四川落入滇、黔军阀的控制之中。

　　当时，入川滇、黔军占据了四川省大片地方和成都、重庆等重要城镇。罗佩金秉承唐继尧的旨意，尽力搜刮四川的财富，掠夺盐税，强令四川人民负担入川滇、黔军的军饷，由此，与四川军民矛盾日深。罗佩金又奉行“强滇弱川”的政策，扩充入川滇军，压制川军。1916年冬，罗佩金召开编遣会议，裁减川军，激起川军五师长联名通电控诉。1917年3月，罗佩金又以武力解散川军第四师，川军将领深感祸将及己，第二师师长刘存厚乘机联络川军各部共谋驱罗。1917年4月18日，刘存厚率部围攻驻成都皇城之罗佩金部，刘罗之战爆发。4月24日，罗佩金战败退出成都，北京政府免去罗佩金四川督军职，由戴戡暂代。刘罗之战后，紧接着又爆发了刘存厚与戴戡的刘戴之战，结果黔军又被赶出成都遭歼灭，戴戡身亡。1917年7月，北京政府任命周道刚为四川督军。

　　周道刚，字莑 池，四川双流人，1877年生。1901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1903年回国后，历任四川武备学堂教习、四川新军管带、标统、代理协统、四川陆军小学堂监督等。辛亥革命后，历任总统府咨议、川军第一师师长等，是继尹昌衡、胡景伊之后，川军武备系首脑之一。周道刚出任四川督军不久，云南军阀唐继尧借护法之名；发动了靖国战争，率滇黔联军进攻四川。12月3日，周道刚与四川查办使吴光新战败撤出重庆，周道刚率残部败走永川、资中，从此脱离军界。12月8日，北京政府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在成都令川军第一、二、三师重新部署，推举熊克武为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1918年2月20日，川滇黔靖国联军攻入成都，刘存厚等部退往陕南汉中地区。2月25日，唐继尧自任熊克武为四川督军兼省长。3月，孙中山正式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杨庶堪为四川省长。

　　熊克武虽然出任督军之职务，但是，当时四川已在唐继尧的控制之下，滇黔军将领占据了重要职位和地区，如赵又新任四川军务会办，王文华任重庆镇守使，顾品珍任叙泸镇守使，叶荃任夔万镇守使等，熊克武实权不多。唐继尧为了牢固控制四川，并进一步向陕西、湖北扩张，于1918年9月以五省靖国联军总司令的身份到重庆召开了联军会议，并抛出一份《川滇黔三省同盟计划书》。对这份实则“亡川”的同盟书，熊克武感到难以接受，拒绝在上面签字。唐继尧暂也无奈，只得于10月8日离开重庆返昆明。上述刘罗之战、刘戴之战以及靖国战争等，均在前两章中详述过，此处只作扼要勾勒。

三

　　川军武备系首脑人物前期为尹昌衡、胡景伊等，后期主要为周道刚、刘存厚等。自从靖国之役周道、刘存厚相继被逐出四川，武备系已日渐没落。在1918年及1919年间，主政四川的，是以熊克武、杨庶堪为首的国民党势力。然而，四川国民党势力却又分裂为“九人团”和“实业团”两个派别。两派不断磨擦斗争，终于爆发了倒熊之战，实业团失败被逐出四川。

　　九人团是指四川国民党内以熊克武为首的派别。成员有熊克武、但懋辛、李蔚如、喻培棣、余际唐、张冲、吴秉均、刘光烈、龙光等九人。九人在早年均留学日本东京，因都是同学、同乡，过往甚密，遂被大家称为九人团，久而久之，形成派别。1917年熊克武任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和1918年任四川督军时，任李蔚如为参谋长，但懋辛为第一师师长，喻培棣为第一旅旅长，余际唐为全川江防司令兼重庆镇守使，张冲为督军署警卫团长及第二混成旅旅长，吴秉均为兵工厂兼造币厂厂长，刘光烈为政务厅长，以此掌握四川的军、民、财大权。九人团在发展中，竭力排挤四川国民党另一派别——实业团，激起尖锐争斗。

　　实业团是指四川国民党内以谢持为首的派别。谢持是四川富顺人，字慧生，1876年生。1906年加入同盟会。次年赴成都，成为四川同盟会主要领导人之一。同年11月，与熊克武密谋发动武装起义，事泄逃往广东。1909年，谢持等到陕西组织一牧场，计划以实业为根据，容纳更多同志，待机而动，遂成立四川同盟会内第一个小团体实业团，设机关于成都。实业团成员主要来自同盟会中四川高等学堂和通省师范学校学生以及四川教育界同盟会党人。骨干人物有谢持、张培爵、夏之时、颜德基、黄复生、卢师谛等。辛亥革命后，这批人投身军政界，成为长衫子军人，占据要津，渐与熊克武、但懋辛为首的九人团发生矛盾。

　　熊克武出任四川督军后，利用整编军队之机，对实业团石青阳、吕超、卢师谛、颜德基、黄复生等部军民多所排挤，双方矛盾激化。另外，熊克武对孙中山任命杨庶堪为四川省长亦心感不满，熊、杨之间亦矛盾重重。实业团遂与杨庶堪联合，拥杨倒熊。其时，谢持在广州大元帅府任内务部长、秘书长等职，对此亦有表示支持。1920年春，实业团与杨庶堪联合滇黔军发动了倒熊之战。3月，唐继尧下令免去熊克武四川靖国军总司令职。5月，又任命吕超为四川靖国军总司令。5月下旬，吕超、石青阳等率部从绵阳、中江攻成都；滇军顾品珍、赵又新部从川南攻成都；黔军王文华部与实业团黄复生部在重庆、綦江一带攻熊系余际唐部。熊克武得刘湘等部的支持，与滇黔军及吕超等部展开连场激战，开始声势颇振，取得不少胜利。但到7月，熊部遭到全面反击，难以抵挡，熊克武宣布辞去四川督军职，于7月10日率部离开成都，退往川北阆中进行整编。7月18日，吕超率军入成都，通电就任川军总司令，实业团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熊克武退往阆中后，将部队进行整编，以但懋辛为第一军军长，刘湘为第二军军长，刘成勋为第三军军长。刘湘向熊克武建议，把刘存厚在汉中请回四川，合作驱逐滇黔军及吕超等部。熊克武表示同意，与刘存厚联络，刘亦应允。双方商定：在战事未决胜负之前，熊克武、刘存厚均不作四川督军，以刘湘为四川军前敌各军总司令，负责统一指挥。8月6日，刘存厚在汉中组织靖川军，自任总司令；率田颂尧、唐廷牧、张印本、赖心辉等部返川，熊、刘联合发动靖川之战。

　　8月下旬，刘湘指挥各部由阆中向三台地区战略开进：刘存厚部及但懋辛的第一军为右方面军，经绵阳、罗江、沈阳、广汉向成都进攻；第二军为左方面军，经中江、金堂与右方面军会合，然后合攻成都。9月8日，川军攻占成都，熊克武、刘存厚两司令部相继入城。接着，川军与滇军赵又新、顾品珍部在成都近郊及龙泉山展开决战。川军集结兵力八十一营，滇军及吕超部共六十三营，双方激战十二昼夜。9月21日，滇军战败。随即，川军发起追击战，昼夜强行军，连克简阳、资阳、隆昌等县。10月3日，川军咬住溃败的赵又新部，将其围困于泸州，赵又新被击毙，顾品珍和熊克武商定，准其回滇倒唐，滇军全部退出四川。10月上旬，刘湘指挥川军分三路直攻驻重庆的黔军。黔军抵抗，节节失败。10月15日，川军攻占重庆，黔军总司令王文华仓皇乘轮船只身逃往上海，残部由卢焘代总司令率领，逃回贵州。

　　熊、刘联合发动的靖川之战，将滇、黔军全部赶出四川，结束了滇、黔军阀控制四川的局面。同时，实业团的势力亦遭到严重的挫败，战后，所有实业团高级军官一律被逐出四川，杨庶堪亦辞去省长职离川赴广州。

　　熊克武、刘存厚联合发动靖川之战胜利后，熊、刘之间的矛盾立即产生并尖锐，驱刘之战随之展开。1920年9月10日，刘存厚在成都设立北京政府任命的四川督军公署。10月30日，熊克武在重庆设立广州军政府任命的四川督军公署。熊、刘势不两立。这时，川军实力派刘湘等便成了关键人物。结果刘湘拥熊反刘，使熊克武在军力上压倒刘存厚。11月5日，但懋辛、刘湘会同各军将领商定了解决川局善后的六项办法，主张川人治川，实行地方自治。12月10日，但懋辛、刘湘、刘成勋等二十余位川军将领在熊克武授意下，联名分别致电刘存厚、熊克武，正式提出自治主张，请两人在五日内作出决定。12月16日，熊克武通电拥护，并于29日通电自解四川督军职。刘存厚依仗北洋军阀，反对自治。12月30日，北京政府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熊克武为四川省长，刘湘为重庆护军使。1921年1月，熊克武、但懋辛、刘湘等通电反对。2月28日，熊克武、但懋辛、刘湘、刘成勋等联名通电，宣布刘存厚依附北洋军阀，违反民意，反对自治，应予驱逐。随即，熊克武命令但懋辛率第一军，刘湘率第二军，刘成勋率第三军，以刘湘为前敌各军总司令，分三路夹击成都，发动了驱刘之战。战争开始后，刘存厚部即节节败退，赖心辉部前线倒戈，邓锡侯、田颂尧 、刘斌、唐廷牧四部离心，刘存厚自知无法抵抗，于3月20日通电下野，率护卫营离开成都，间道离川逃往陕南宁羌。刘湘、但懋辛督军追击刘存厚部在四川的残敌。这时，第一军第五师师长何光烈通电勒兵停战。前线各部通电响应，驱刘之战停息。刘存厚遗留在四川的部队被各军收编。

　　从上述几场四川军阀大战中，我们注意到刘湘的崛起，这里要介绍刘湘其人及以他为首的川军速成系。

　　刘湘，字甫澄，四川大邑人1889年生。1906年入四川陆军弁目队。1908年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1909年保送四川陆军讲武堂深造。毕业后在川军中任职。1916年在护国战争中，因阻击护国军有功，得袁世凯嘉奖，升任团长、旅长、授以陆军少将衔。1918年升任川军第二师师长。1920年在倒熊之战中站到熊克武一方，升任川军第二军军长。其后在靖川之战和驱刘之战中，地位拉高，实力膨胀。

　　速成系则是指川军中主要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出身的军人结成的派系，其首脑人物便是刘湘。速成系的骨干人物有杨森、唐式遵、潘文华、王缵绪、张斯可、徐孝刚、王陵基、乔毅夫、傅常、鲜英等。主要包含两部分：一是四川陆军弁目队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的学生，称为老速成；一是四川军官速成学堂的学生，称为新速成。此外，还包括与他们有师生关系的军人。速成系形成于1918年6月，当时熊克武整编川军为七个师，刘湘任第二师师长，大量吸收速成系同学以代替其他学堂毕业生担任中、下级军官，并在合川开办军官传习所，以为羽翼，提出了“统一四川，问鼎中原”的远景目标。这样，速成系势力形成并不断膨胀。当时，武备系已经随刘存厚被逐出川趋于没落，第三军军长刘成勋虽是武备生，但却不用武备系而用第三军名义相号召。保定系和军官系（均在后面介绍）尚未形成强大势力，能与速成系抗衡的，只有熊克武的九人团。

　　驱逐刘存厚之后，1921年6月，川军各将领在重庆召开善后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刘湘被推举为四川各军总司令。6月24日，刘湘又被四川省议会和川军各将领选为四川省省长。7月2日，刘湘在重庆通电就职，第二军军长由杨森代理。此时的第二军，下辖三个师、四个混成旅、两个独立旅，实力与熊克武不相上下。

四

　　刘湘出任四川各军总司令和四川省省长不久，原鄂军总司令李书诚和鄂西总司令潘政道特致电川湘两省当局，请求出兵支援，协力驱逐直系军阀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王占元，以使湖北实行自治。湘督赵恒惕有机可乘，决定出兵。刘湘亦考虑若进占宜昌，即可获取一处问鼎中原的前哨要塞，于是决定出兵，川鄂战争爆发。8月中旬，刘湘自任援鄂军总司令，出动两师四混成旅，兵分两路攻鄂。唐式遵为第一路总指挥，由长江北岸东进；但懋辛为第二路总指挥，由长江南岸东进。北京政府免去王占元本兼各职，特任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另派肖耀南为湖北督军，对付川湘军。8月19日，川军攻占巴东，随即夺取姊归，进逼宜昌。9月初，川军两次猛攻宜昌，不克。吴佩孚攻下湖南岳州后，即回师西援，于9月14日赶赴宜昌，发起反攻，于9月22日解宜昌之危，随后收复鄂西。11月下旬，刘湘又调集大军三路攻鄂。吴佩孚恐奉军南下和南军北进，遂与刘湘议和。双方代表订立川鄂停战分防条约，吴佩孚部孙传芳第二师驻宜昌。12月下旬，川军陆续撤出鄂境。1922年3月7日，川鄂和约正式签订，共七条。主要内容有：川鄂两军，各退回原来驻地，川鄂两军会同派军剿灭川鄂边境匪患。川盐运销楚岸，川鄂两省平均分配盐税收入。至此，川鄂战争结束。

　　在川鄂战争中，川军并没有得到什么利益，但刘湘却与孙传芳勾结上，结拜为盟兄弟，订立攻守同盟的密约。同时，刘湘还与肖耀南拉上关系，在汉口设立了办事处，派乔毅夫为驻汉口代表。熊克武虽于1920年12月30日宣布辞去四川督军职，但仍控制第一军，一直企图东山再起，总揽四川军政大权。对刘湘实力的大增，熊克武深感威胁。早在驱刘之战后，熊克武、但懋辛就暗中支持刘湘的参谋长兼第二师师长陈能芳背叛刘湘，但陈能芳事泄被刘湘扣押。此时，熊克武获知刘湘与孙传芳结盟后，深感于己不利，便煽动川军各部联合与刘湘为敌。刘湘鉴于川军各部多已站在熊克武一方，只得采取以退为进的手法，于1922年5月14日通电辞去本兼各职，由王陵基代理总司令，向楚代理省长，而暗中，却在调兵遣将，准备与第一军作战。6月，刘湘电令汉口的乔毅夫速往宜昌与孙传达室芳密谈，请孙传芳即时派兵入川支援。但是，在刘湘尚未部署妥当，孙传芳也未派兵的情况下，7月初，第二军军长杨森突然提前进攻驻忠县和万县的第一军一主力。于是，四川一、二军之战爆发。

　　7月12日，成都各军组织省联军，推第三军军长刘成勋为四川军总司令兼省长，推第三师师长邓锡侯，四川边防军司令赖心辉为正、副指挥，决定进攻重庆，支援第一军。战争初期，第一军实行有计划撤退，接连让出梁山、开县、绥定、渠县等。然后在渠县、蓬安县交界处集结精锐，与杨森决战，双方激战六日。8月1日，刘伯承率军冲破杨森部中央阵地，全军乘势猛攻，杨森大败，溃不成军。8月9日，省联军攻破重庆，杨森率残部退往夔府。败兵如惊弓之鸟，在黑夜中，一万多士兵竟被二百名追兵缴械。8月20日，杨森再退到湖北利川、宜昌，依附吴佩孚。此时，刘湘以在野之身，避居重庆王家沱义新纱厂。他通过大邑同乡刘成勋及第九师师长刘文辉等出面疏解，取得各方面同意，被允许率领随身卫队，由刘文辉派兵护送回到大邑县安仁镇老家暂作栖隐。

　　一、二军之战后，第三军军长、川军总司令兼省长刘成勋主持四川军政。刘成勋，字禹九，四川大邑人，1883年生。早年毕业于四川武备学堂。后在云南新军中任队官、管带等。辛亥革命后回四川，历任川军旅长、第一混成旅旅长。熊克武任督军后，被委为第四师师长。1920年在倒熊之战中通电拥熊，后被熊克武任为第三军军长。1922年一、二军之战中，刘成勋被川军各部推为总司令兼省长，支援第一军击败了第二军。

　　1922年10月，刘成勋在成都主持召开善后会议。第三师师长邓锡侯、第七师师长陈国栋自恃有功，要求升任军长。刘成勋、但懋辛及四川边防军军长赖心辉为巩固既有势力，不愿他人提升军长，与己抗衡，在会上提出废军长制和分期裁兵方案。邓锡侯、陈国栋及第二十一师师长田颂尧竭力反对，因第一、三、边军人多，遂获通过，这样双方结下仇怨。1923年1月5日，刘成勋以川军总司令名义通令全军裁兵。1月29日，刘成勋借口陈国栋擅自收编何金鳌部，电令解除陈国栋第七师师长职，派兵武力解决陈部。邓锡侯与陈国栋同为保定军校同学，又一起反对废军长制，唇亡齿寒，于是起兵援陈。2月10日，刘成勋下令讨伐陈、邓，但懋辛、赖心辉举兵响应，形成一、三、边军与三、七师之战。2月，邓锡侯、陈国栋挥师西上，围刘成勋于成都。后赖心辉边防军开到，邓、陈解围而退。一、三、边军推赖心辉为总指挥，率兵追击。邓、陈退至德阳，田颂尧率第二十一师支援。于是，形成一、三、边军与三、七、二十一师之战。邓、陈、田退至潼关，得到老长官刘存厚奉吴佩孚令，带来大批军火补充，士气转旺，在黑虎寨坚守七天七夜，赖心辉久攻不下，师疲而退。邓、陈、田乘机追击，至绵江、中江一带双方呈胶着状。3月下旬，邓锡侯突发奇兵，间道偷袭成都，围熊克武、刘成勋于孤立无援的空城。这时，第九师师长刘文辉率兵抵成都，双方协商，刘成勋等让成都与刘文辉，刘文辉网开一面，让刘成勋等部出城。3月30日，刘成勋通电辞职停战，率部撤离成都。4月2日，刘文辉入成都。4月5日，邓、陈、田部也开入成都。至此，这场四川军阀大混战宣告结束。

　　然而，这场大混战刚一结束，另一场更大的战争——四川讨贼之战随即爆发。而这场战争的性质有些不同，这是吴佩孚支持的杨森、刘湘等川军及五省北军与孙中山任命的四川讨贼军总司令熊克武等西南军队之战，是南北在四川的最大一次战争。

　　就在四川一、三、边军与三、七、二十一师混战时，直系军阀吴佩孚为武力统一中国，乘机动员直、豫、鄂、陕、甘五省兵力，组成援川军，以赵荣华任总司令，拥杨森回川，兵分鄂、陕、甘、黔四路入川。邓锡侯、陈国栋、田颂尧、刘存厚等川军呼应，拥护刘湘出山，并推举他为四川善后督办。1923年4月，孙中山回粤复任大元帅，兴师讨贼。孙中山说服熊克武，与四川国民党实业团联合讨贼，双方表示同意。6月，孙中山任命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刘成勋为川军总司令兼省长，赖心辉为前敌总指挥，统率一、三、边军与石青阳、吕超、颜德基等部。云南唐继尧、贵州刘显世亦派兵入川助熊讨贼，形成南北大战。

　　战争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杨森率部沿长江入川，4月6日攻占重庆，继续率大军沿成渝大道直取成都。其他北军亦分别从陕、甘、黔入川。5月，杨森主力在资中县被讨贼军主力击溃，退回重庆。9月，讨贼军会集重庆，昼夜围攻，达一个多月，死伤惨重。10月16日，讨贼军攻克重庆，杨森退往万县。第二阶段战役开始后，讨贼军内部矛盾显露，追击不力。而吴佩孚调整部署，撤赵荣华职，任命黔军总司令袁祖铭为援川军总司令，任命刘湘为川康善后督办。吴佩孚又补充北军大量弹药，士气复振。11月，援川军攻梁山、垫江、长寿，讨贼军溃败，总指挥赖心辉差点被俘虏。12月14日，援川军又攻下重庆。1924年1月27日，杨森出奇兵直扑三台县熊克武总指挥部，熊克武缒 城逃脱。2月2日，熊克武通电辞去四川讨贼军总司令职。同日，杨森、刘湘围攻成都。2月8日，刘成勋通电辞去四川省长职。2月9日，成都被攻破，刘成勋率残部退往川南及康定地区。刘湘、袁祖铭率部紧追熊克武残部。3月，熊克武率四川讨贼军残部离川入贵州，辗转赴广州。从此，第一军在四川势力瓦解。孙中山发动的四川讨贼之战亦告失败。

　　5月，北京政府任命杨森为四川军务督理，邓锡侯为四川省长，刘存厚为川陕边防督办，刘湘为川滇边防督办。

五

　　讨贼之战后，杨森被委任为四川军务督理（相当督军），大权在握。杨森，号子惠，四川广安人，1884年生。1908年加入四川陆军弁目队，1908年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在第十七镇任职，并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在王陵基部任营长。二次革命时，私下跑到熊克武部参加讨袁，兵败后被滇军俘虏，得滇将黄毓成赏识，后在滇军中任靖国二军参谋长、混成团团长等。1920年在靖川之战中转投川军，任川军第九混成旅旅长，第九师师长，靖川军第二军总敌总指挥，杨森在速成系中崭露头角。1922年，刘湘将第二军军长一职交给杨森，杨森乘机发展自己的势力，李树勋、王兆奎、王缵绪、郭汝栋、范绍曾等都是他的部将。于是，速成系分裂成刘湘的旧二军和杨森的新二军两个系统。在一、二军之战中，杨森部惨败，退往湖北投靠吴佩孚。在讨贼之战中，杨森在吴佩孚的支持下卷土重回，击败了熊克武的讨贼军，掌握了四川的大权。

　　对于杨森的后来居上，刘湘表面上不动声色，但暗中联络刘成勋、刘文辉、赖心辉等，形成“三刘一赖”的反杨联盟，并对杨森之王缵绪等部进行策反。而杨森入据成都后，正踌躇满志，对此产并不觉察。他把持四川兵工厂、造币厂，独占自贡盐税，并趁机扩充部队，准备以武力称霸全川。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直系曹锟、吴佩孚倒台，段祺瑞重新执政。刘湘等即决定投靠段祺瑞，派张斯可、乔毅夫到京，通过国务院秘书长邓汉祥（曾任四川都督府副官长）向段祺瑞要求，撤免杨森，还川政予刘湘。段祺瑞知道刘湘已归心，决意扶刘抑杨。1925年2月7日，段祺瑞参照刘湘的建议调整四川军政首脑，特任刘湘为川康边务督办，节制全川部队，委任杨森督办四川军务善后事宜；免去邓锡侯省长之职，由赖心辉继任；免去田颂尧帮办之职，由刘文辉继任；又任命刘成勋为西康屯垦使兼管民政。这样，刘湘策划的“三刘一赖”联盟隐然形成。3月，刘湘等又联名致电段祺瑞政府，要求调杨森赴京任职。杨森决定发动统一之战，以武力统一四川。

　　4月12日，杨森下达对赖心辉、刘成勋两部讨伐令，分兵五路，向赖心辉、刘成勋以及刘文辉、陈洪范、陈国栋等部进攻，连战告捷，很快就占领了七十二个县，其军队也扩充到十九个师又十二个混成旅。段祺瑞见杨森咄咄逼人，于5月明令免去他在四川的职务，调往北京署理参谋总长。杨森不肯离川，只在成都遥领参谋总长职。

　　被击败的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等部退往重庆，依靠刘湘，联合邓锡侯以及黔军袁祖铭，组成川黔联军，共同倒杨。公推袁祖铭为联军总司令，邓锡侯任前敌总指挥，刘湘只任后勤总司令，居幕后操纵。7月1日，联军下达作战令。7月8日，杨森亦下达作战令，向联军进攻。7月中旬，两军在永川、大足、荣昌一带激战。开始，杨森获胜。后来，他急于寻找联军主力决战，因大意而使王兆奎师被邓锡侯部击溃。7月21日，联军全线发起进攻，杨森被迫退往沱江右岸。正当杨森调集兵力，准备反攻之际，7月31日，早已被刘湘收买去的杨森部主力师师长王缵绪背叛杨森投靠刘湘，通电停战，使杨军全线震动。8月4日，联军强渡沱江，全线推进，杨军溃败，逃往乐山。8月10日，联军攻克成都。杨森派人与联军谈判停战。联军一定要他交出全部兵权，只留一个营护送其至奉节。9月4日，杨森被迫通电将所部交由刘湘节制，自率残兵到宜宾。9月9日，杨森将曾逼他交出兵权的第三军军长李树勋伏杀，再逃往横江、万县。11月1日，杨森自奉节乘船往汉口，再投吴佩孚。

　　刘湘联合黔军袁祖铭将杨森击败后，于9月在自流井召开善后会议。但在会议上，刘湘与袁祖铭因分赃不均，关系迅速恶化。当时，重庆由刘湘、袁祖铭合驻。刘湘有潘文华、鲜英、李雅材、兰文彬等师、旅，而袁祖铭亦有两师一警卫旅。1926年1月24日，袁祖铭返抵重庆，立即下令增调黔军四个团入城，在浮图关、两路口、磁器口等要地配置重兵，战争一触即发。而这时，刘湘正滞留成都，处理善会议未完事情。重庆各界深恐战祸再起，乃分推代表，向川、黔军呼吁和平。袁祖铭佯装接受民意，邀川军将领会商，达成协议，城内除留少数军警和警卫队外，所有川、黔军各部均于1月30日，移驻城外。但1月29日，刘湘部队正移驻时，袁祖铭突然策动鲜英师何金鳌部哗变投袁，鲜英仅率残部一营突围与兰文彬会合。1月30日，袁祖铭又派兵攻击刘湘部守城卫队，占领驻渝机关，收缴川军守卫部队枪械，追击已撤退至白市驿等地的兰文彬、鲜英师，将刘湘的主力部队全部逐出了重庆。这事，史称江巴事变（又称渝变）。江巴事变成为驱袁战争的导火线。

　　刘湘主力被袁祖铭逐出重庆以后，刘湘决定驱逐袁祖铭出川。但是，当时刘湘的部队被分别隔于上、下川东，无法集结，被迫又向在统一之战中战败赴汉投靠吴佩孚的杨森谋求合作。杨森亦想乘机再起，加上川军将领邓锡侯、田颂尧等因与刘湘分赃失和，亦欢迎他回川。于是，刘、杨在武汉签订了“丙寅公约”。公约规定：归还原来杨森所属的兵权，与刘湘合作收复重庆后，下川东则为他统治范围。

　　3月1日，杨森返回川东万县，召旧属六部来归，很快得八万余众。4月20日，由刘湘部师长兰文彬发出讨袁通电，接着，刘湘、杨森、赖心辉部师、旅长联名通电响应。5月5日，川军兵分上川东、下川东两路，由刘湘、杨森分别统领、夹击重庆，刘文辉亦在川南发起进攻。5月18日，刘、杨联军兵临重庆。5月21日，川军进占重庆。袁祖铭于5月下旬和6月上旬率黔军全部离川返黔。

　　驱袁之战后，杨森控制了下川东各县，势力与刘湘不相上下，彼此都寻找吃掉对方，进而独统全川。然而，全国政治形势的发展，迫使川军将领要作出何去保从的抉择。1926年6月，广州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深入湖南，攻克长沙、岳阳，兵锋直指武汉，川省震动。慑于北伐军威力，四川军阀亦投机革命，派代表与北伐军联系。8月13日，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联名发出讨伐吴佩孚的通电。尽管如此，川军各部仍首鼠两端，坐观时变。当时，北伐军为了防止川军援助吴佩孚，派出了四川籍共产党员朱德、陈毅到杨森部做工作。9月初，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之一，原川军将领刘伯承领导泸顺起义，以武力迫使川军易帜。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声威大震，四川军阀见大势所趋，亦表示服从国民政府。11月，广东国民政府分别委任杨森、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军军长。12月，任命邓锡侯、田颂尧为第二十八、二十九军军长。至此，川军全部易帜（刘存厚于1929年7月被蒋介石任命为新编第十五师师长），改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归属国民政府统辖。

　　川军虽然易帜，但其内部派别之争依然如故。除了刘湘的速成系，当时又已经形成了保定系和军官系。

　　保定系是由川军中四川陆军小学、陆军中学、陆军预备学校和这三校升入保定军官学校的军人结成的派系。1921年熊克武发起驱逐刘存厚之战，邓锡侯、田颂尧、刘斌三个师战败退保宁，因三人为保定军校同学，又同为刘存厚部下，加上当时同处困境，利害一致，初步形成保定系。1925年在驱逐杨森之战中，保定生刘文辉崭露头角，跻身保定系首脑之列。之后，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同驻成都，形成保定系三首脑。川军易帜后，刘、邓、田三军在成都设立三军统率办事处，后改名三军联合办事处，刘文辉为处长，邓锡侯、田颂尧为副处长，实行省城之军政、民政、财政三统一，与驻重庆的刘湘速成系相对抗。

　　军官系是川军中四川陆军军官学堂出身的军人结成的派系。由于四川陆军军官学堂的毕业生比起保定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待遇明显差，使得四川军官学堂的毕业生以同学相号召，互相联系，彼此照应，初步形成军官系。军官系实际形成并具有相当实力是在1926年间。当时，军官生李家钰由川军第一师师长升任四川边防军总司令，他与第十一师师长罗泽洲等在成都组织群益社，以联络四川陆军军官学堂及蜀军将弁学堂速成队的同学，不断接收来自各方面的军官学堂同学，两人成为军官系的首脑。李家钰驻遂宁，罗泽洲驻南充，并与驻万县的杨森合作，与成都的保定系、重庆的速成系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六

　　川军易帜后，内战不仅没有消除，而且还更激烈，在此后的数年间，又爆发了连场大战。

　　先说杨森，在易帜之前，即已进行投机，出兵配合吴佩孚部作战，进攻鄂西，夺取了枝江、松滋、公安、石首等县，还想往东推进，结果被国民革命军击败，狼狈逃回万县。易帜之后，杨森感到四川各地已难插足，念念不忘再往鄂西发展。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蒋介石指使粤、桂、川、黔军阀兵分六路，会同两湖军阀会攻武汉。刘湘被任命为第五路总指挥，杨森被任命为第五路前敌总指挥。蒋介石私下对杨森许诺，攻下武汉后，汉阳兵工厂归杨森管辖。杨森见有机可图，自然积极卖命。

　　5月5日，杨森率四万五千人自万县东下，以范绍曾部为先锋。驻宜昌的夏斗寅部背叛武汉国民政府，乘机顺流而下，为杨军开路。5月21日，杨军占领武汉外围仙桃镇，夏斗寅部占领汀泗桥、贺胜桥，武汉震动。当时，武汉国民政府的主力部队已赴河南作战，留守武汉的叶挺部急赴前线，击溃夏斗寅师。同时，武汉国民政府急调唐生智第八军李云杰师包围进犯仙桃镇的杨森部。6月8日，李云杰部发起进攻，杨军大败而逃至潜江，立足未稳，又遭到追击。仙桃镇之战，杨森被歼七个团，其直辖第九师几乎全军覆灭。武汉国民政府又调动鄂北一带的部队截击西逃的杨军。杨森唯恐归路被截断，于6月24日率范绍曾、白驹等抢先上了福川轮，逃回四川。不及上船的残部或逃散或被歼，向成杰一师被湘军程潜部收编。

　　正当杨森准备退回万县时，发现刘湘已派兵进驻万县，将他拒于夔门之外。刘湘虽然接受蒋介石之命出任第五路军总指挥，但出兵攻打武汉国民政府的，却是杨森的部队，他自己没有受到损失。及至杨森溃败，他又企图占有杨森的驻地。正当杨森走投无路，进退为难的时候，邓锡侯、刘文辉等乘虚进袭重庆，刘湘见势不利，即让回万县给杨森，回师击退邓锡侯等的进袭。

　　11月，直系军阀头子吴佩孚被北伐军击败后，辗转入川，投靠杨森。杨森对吴佩孚倍加关照。此举遭到四川各界人士激烈反对和指责。蒋介石也甚为恼火，明令免除杨森本兼各职，由师长郭汝栋取代其第二十军军长之职。但杨森不肯交权，与部将的矛盾激化。

　　1928年1月，刘湘奉蒋介石命令，接收杨森所属各部。刘湘认为倒杨时机已到，但又不便出面，于是指使赖心辉、郭汝栋、范绍曾、吴行光，组织“四部倒杨”。2月，借范绍曾为父亲做六十大寿之机，四部在长寿举行倒杨秘密军事会议，组织“讨杨逮吴联军”，由赖心辉兼任总司令。4月，赖、郭、范、吴四部对万县形成战略包围，杨森退出根据地，将主力向开江转移。刘湘以为大功告成，即电告蒋介石邀功。但5月18日，倒杨联军在开江任市铺附近与杨森部决战，却惨遭败北。刘湘借四部倒杨的目的未能达到，但也坐收渔利，得到了范绍曾师的全部武装和江北一线的防地。

　　刘湘自易帜后，对外积极投靠蒋介石，对内则大力发展势力，不断分化和打击异己。他长期占领四川繁荣富庶之区重庆，控制长江，势力不断坐大。1928年9月23日，刘湘与保定系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三军长在资中县举行会议，就统一意志，裁编军队及组织省政府三大问题达成了协议，由刘湘出任川康裁编军队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为四川省政府主席，邓锡侯、田颂尧等为委员。这次会议将川军其他各部屏之于外，激起各军怨恨。10月10日，杨森、刘存厚、赖心辉、郭汝栋、黄隐、李家钰、陈书农、罗泽洲八部联合成立“国民革命军同盟各军军事委员会”，简称“八部同盟”，推杨森为主席，李家钰、陈书农为副主席。八部同盟决定联合向重庆刘湘进攻，发动了下川东之战。

　　刘湘闻讯后，即拉拢刘文辉，让刘文辉等牵制同盟各部，致使真正能向重庆进攻的仅得杨森、罗泽洲两部。杨、罗原计划联合同时进攻，不料罗泽洲为抢占重庆，于10月中旬率先出兵，以至孤军突进。10月17日，刘湘集结主力，亲自督战，在江北一碗水地区迎战罗泽洲，激战两日，罗部溃败。10月19日，刘湘挥师东下，截击来犯的杨森部。10月20日，刘湘在长寿铁山坪发起猛攻，杨森部大败，逃入李家钰防区。刘湘连克梁山、忠州、万县等二十三县，尽收杨森下川东防区，收编了杨森近三万人以及郭汝栋部，势力大振。

　　八部同盟在反刘湘的下川东之战失败后，深怨刘文辉支持刘湘，牵制李家钰等部不敢动作，导致战争失败，决心报复。同时，罗泽洲、杨森在下川东之战失去防地后，与李家钰部同处一隅，僧多粥少，也必须往外发展。1929年4月，李家钰、罗泽洲、杨森、黄隐四部在顺庆组织同盟军，推李家钰为总指挥，决定兵分三路进攻刘文辉的资中、内江防区，发动了上川东之战。4月16日，同盟军出动，由遂宁经宁至向资中、内江发起进攻。4月19日，两军交战，刘文辉部守将向传义先收缩兵力，后发制人。激战两天后，突然全军出击，同盟军败北，退出遂宁。

　　下川东、上川东之战，刘湘、刘文辉击败了八部同盟，势力大增，四川成了“二刘”天下。这里，需要简介刘文辉其人。

　　刘文辉，字自乾，四川大邑县安仁镇人，1894年出生于一个大地主家庭，与刘湘同族，虽然比刘湘小四岁，论辈份却是刘湘的嫡堂叔。刘文辉幼年念私塾。十四岁后，先后就读四川陆军小学、西安陆军中学、北京陆军第一中学。1914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1916年毕业回四川，在川军中历任参谋、营长、团长、混成旅旅长、第九师师长等，在四川军阀混战之中不断发展自己的势力。1926年底，刘文辉随川军各部易帜，被国民政府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不久又兼川康边防总指挥，并成为川军保定系第一号巨头。1928年9月，刘文辉与刘湘在资中举行会议，刘文辉被推举为四川省政府主席。10月，南京政府正式发布此任命。下川东、上川东之战后，四川省政府改组，刘文辉仍任省主席。在十年之间，刘文辉不断击败对手，所部发展到十二万之多，防地除西康十几个县外，在四川则据有上、下川南，上川东等六十余县，等于大半个四川，且多是富庶之区。此时的刘文辉，不仅图谋统一四川，还想囊括西南，问鼎中原。

　　然而，刘文辉想统一四川又谈何容易！当时，刘湘也是拥兵十余万，同样想独揽四川大权。此外，还有大大小小的军阀也在谋求发展，未肯轻易俯首称臣。还有，1929年后，蒋介石又与唐生智、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打得不亦乐乎，也加速了刘湘与刘文辉关系的恶化。1929年3月至6月蒋桂战争时，刘湘认为蒋介石大有前途，通电拥蒋并出兵助蒋讨伐武汉的桂军。而刘文辉则支持桂系，与唐生智联系通电讨蒋。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刘湘根据驻京代表邓汉祥的密报，知道张学良率部入关助蒋，于是极力支持蒋介石。而刘文辉估计冯、阎将会获胜，则通电公开反蒋，并联合邓锡侯、田颂尧，准备出兵武汉，作为策应。结果，刘湘两度拥蒋，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支持，而刘文辉两度失算，陷于被动，虽还能保住四川省政府主席一职，但已成为蒋介石必欲除去的眼中钉。

　　1930年11月，罗泽洲师内部哗变，罗泽洲被扣，罗部隶属邓锡侯第二十八军，邓早有去罗之心，即升陈鸿文为师长，到顺庆接管该师。1931年2月，罗泽洲逃到李家钰部，李、罗联合杨森，向顺庆进攻，企图以武力强迫陈鸿文交出该师，挑起了北道之战。结果，陈鸿文败退成都。3月，邓锡侯率兵进攻李、罗，刘文辉、田颂尧亦派兵助战。李家钰兵败，求刘湘援助，于是，刘湘出兵援李。5月间，在顺庆城周围，全川大小军阀队伍云集，形成互相对峙和牵制的局面，被迫罢战言和。

　　北道之战，李家钰退据营山、蓬安两县，实际已依附刘湘，军官系从此衰落。邓锡侯失去所属刘、罗两部队及其防地，势力大弱。而刘文辉乘势占有了乐至、安岳、遂宁、潼南、蓬溪、南充各县，势力大增，川中仅乘下刘湘、刘文辉两强了。

七

　　北道之战后，四川呈现二刘对峙的局面。俗语说：“一山难藏二虎”，虽然二刘都在大唱“统一川政”，但又互不相让。1931年夏，二刘谈判合作，但毫无结果。当时，摆在他们面前的出路只有三条：一是一方主掌大权，一方为副手；二是一方向外发展，一方坐镇四川；三是兵戎相见，胜者为王。谈判的结果，唯有第三条路可走，双方都在厉兵秣马，调兵遣将，准备在战场上见高低。

　　1932年春夏间，刘湘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拟定了攻打刘文辉的“安川”计划。与此同时，刘湘尽力拉拢和收买川军将领，壮大自己的阵营。刘湘还利用刘文辉与田颂尧的矛盾，拉拢田颂尧反对刘文辉。继而又加紧与邓锡侯联络，致使田颂尧、邓锡侯都愿意站到刘湘一边，保定系分裂。当一切都准备好以后，刘湘已下决心向刘文辉开战。而刘文辉也别无选择，唯有积极应战。1932年10月，二刘大战爆发。这是四川历史上规模最大军阀混战，战线绵亘千余里，川北、川西、川南战火纷飞达一年多，四川大小军阀邓锡侯、田颂尧、杨森、刘存厚、李家钰、罗泽洲等均卷入其中。双方投入兵力约三十万人，死亡达六万余人，耗资五千万元，四川人民的惨状可想而知。由于二刘大战经历的时间很长，其间又分成若干个大战役，所以需要从头细说。

　　1932年10月初，刘湘唆使四川边防军总司令李家钰和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长罗泽洲，首先从南充下游李渡场向刘文辉部林云根部开火，但遭到第二十四军的反击，揭开了二刘大战的序幕。10月12日，以刘湘部师长唐式遵为首的全川九十四名师旅长通电讨伐刘文辉，并向刘文辉驻防的顺庆、隆昌、泸州等进进攻，二刘大战正式爆发。

　　战争开始，田颂尧在刘湘的支持下，乘势力胁迫刘文辉撤出成都，刘文辉决定解决田颂尧，免除后顾之忧，再集中力量对付刘湘，于是，集结兵力于东大街、春熙路和少城一带备战，刘、田双方爆发了省门之战（又称刘田成都巷战）。11月16日，两军打响，战斗在市内进行，自西到东，无街不战，无巷不争。经历了煤山争夺战、东郊之战、北门簸箕街决战几个阶段，田颂尧部被困于城内西北一隅。这时，邓锡侯玩弄“中立”手段，出面调停，刘文辉急于结束战争，也同意邓的调停。11月22日，刘、田双方达成休战协议：三军重新合作；刘军让出北道交通线；田军向新都撤退；城内两军恢复原状，由邓军执行中立任务。11月25日，省门之战结束。这场成都浩劫，刘军死五千余人，田军死四千余人，双方伤者一万余人，因战祸受灾的成都难民则达二万七千余人。

　　在省门之战结束后，刘文辉急将大部分兵员东调，刘湘与刘文辉又在沱江流域打了一场大混战。刘湘以唐式遵为东路军总指挥，潘文华为南路军总指挥，王缵绪为北路军总指挥，兵分三路攻打永川、江津、潼南、大足等县。刘文辉则退守隆昌、泸州一线，以资中、内江、富顺、泸州县城为主要据点，企图扼沱江之险以抵挡刘湘之师。10月28日，刘湘出动飞机、军舰轰击泸州。11月18日，刘湘越过沱江，王缵绪攻打内江、唐式遵攻打富顺，潘文华攻打自流井。11月31日，唐式遵、王缵绪联合李家钰、罗泽洲、杨森三部沿沱江进攻泸州。刘文辉之师长夏首勋率第二、第三师主力阻击，刘湘久攻不下，只好放弃围攻泸州重镇，集中主力攻打富顺、内江。两军对峙，战线长达四十余里。在刘湘的强攻之下，刘文辉终将资中、富顺、内江等地丢失。刘湘秘密买通泸州守军，加紧进行炮击轰炸。12月23日，泸州守军军心动摇，被迫接受刘湘收编。12月26日，刘湘进驻泸州并溯江而上，直取宜宾，刘文辉败退荣县、威远，沱江大战结束。

　　沱江大战之后，刘文辉以夏首勋为一路，张清平为二路，林云根为三路，陈鸿文为四路，冷寅东为第一预备总指挥，唐英为第二预备总指挥，集中主力于乐山、井研、仁寿、荣县、威远一带，以荣、威为重点，设总指挥部于眉山。刘湘以一路总指挥唐式遵在自流井、荣县、威远一线；二、三路总指挥王缵绪、范绍曾在资中、内江一线；四路总指挥潘文华在富顺、宜宾一线迎战。12月4日，荣威之战在宝马场打响。12月10日，全面战斗展开，刘文辉投入七万兵力，刘湘出动五万人马，双方展开连场血战，伤亡惨重。由于刘文辉部顽强抵抗，刘湘部节节后退，转攻为守。这时，刘湘见战局对自己不利，于是派人向刘文辉议和。刘文辉打算乘胜进击，消灭刘湘，但12月19日，刘文辉旅长陈鸣谦突然在资中倒戈叛变，所部被刘湘改编为师。邓锡侯、田颂尧又背叛成都协议，出师援助刘湘，袭击刘文辉后路。杨森、李家钰也有进攻之动向。刘文辉权衡利害，不得不于12月21日令冷寅东在老君台与刘湘签订停战书：刘文辉前线部队移驻乐山之笋子山及井研一线，其余部队仍屯原地，军部仍回省城；刘湘前线部队移驻荣县之白石沟、老林口、文昌宫一线。两军形成隔岷江而峙的胶着状态。

　　荣威之战后，刘文辉内部军心涣散，将领不和。1933年春，刘文辉在成都召开军事会议。刘文辉及不少将领都认为，在省门大战和荣威之战中，邓锡侯都在暗中作祟，应该加以讨伐，但这意见遭到保定系军官的反对，认为保定系互相残杀，实属不明智之举。刘文辉一意孤行，于4月间以川西平原为中心，重新布置兵力，与邓锡侯展开了毗河之战。5月6日，刘文辉开始发动进攻。邓锡侯沿毗河布防，并主动放弃温江。邓锡侯部师长黄隐为阻止刘军进攻，将都江堰调剂流量的杩槎砍去，毗河水顿时猛涨，两岸泛滥成灾。刘军数次强渡未成，两军对峙一个多月。鏖战之际，邓锡侯决定依附刘湘，其部由刘湘指挥。6月25日，刘湘、田颂尧、刘存厚、杨森、李家钰、罗泽洲六人联名通电，准备武力制止刘、邓纷争。刘、邓两军内保定系同学已无心再战，于新都三河场开会，签订和约，保定系内部停战议和，并打算脱离刘文辉。7月2日，刘湘指挥联军向刘文辉进攻。7月3日，刘文辉放弃井研，自知无法取胜，遂由冷寅东出面于同日致电刘湘，称“二十四军退出成都，拥戴其促进川事的统一”。7月8日，刘文辉率部撤出成都，通电辞去四川省政府主席职。7月14日，邓锡侯返回成都。7月21日，刘湘率部进入成都。

　　刘湘进入成都以后，蒋介石委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进击入川红军。刘湘为彻底消灭刘文辉，乘势力提出“先安川后剿赤”的口号，联合全川大小军阀在成都成立了安川军，分东、南、北三路，共一百一十个团，开赴岷江东岸与刘文辉对峙，岷江大战（又称安川大战）爆发。8月1日，刘文辉退集岷江右岸，发起反攻，但徒劳无功。双方隔江炮战，均无进展。刘文辉派参谋长刘吉甫到成都请刘湘息兵，要求政治解决争端，但谈判未成功。8月13日，刘湘下令总攻。邓锡侯派人收买了刘文辉河防部队营长叶青莲投诚，岷江防线开了一个缺口，邓军主即抢渡过江，刘军守江部队惊惶溃败。此时，旅长彭韩又倒戈，刘军全线军心动摇，土崩瓦解。8月16日，刘文辉退至雅安。师长陈鸿文、旅长石肇武在邛崃被俘，石肇武被枪决。8月17日，刘文辉又撤离雅安，其所部夏首勋、林云根、张清平、冷寅东等被刘湘改编。刘湘见大局已定，也顾念叔侄之情分，不忍置刘文辉于绝路，便令各军停止追击。9月，两军媾和，刘湘同意将雅安、荥经、天全、芦山、宝兴、名山、洪雅等县划给刘文辉，刘文辉总算能偏安西康一隅，有个立足之地。而刘湘，则占有川东、川南、川西地区八十余县，军队扩展至十余万人，登上了四川霸主宝座，为全川归于统一奠定了根基。至此，二刘大战宣告结束，而长达十七年的四川军阀混战亦告结束。

八

　　二刘大战结束后，刘湘即在成都宣誓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奉蒋介石之命，先后对付入川的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10月，刘湘将川中各军编为六路，分别以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杨森、王陵基、刘存厚出任一至六路总指挥，对红军各方面军展开围攻，然而，却遭到失败，刘湘先后将刘存厚、王陵基撤职查办。

　　1934年间，刘湘又在南充设立四川“剿匪”总部前方军事委员会，推出“神仙”军师刘从云为委员长。刘从云原是乡间测字算命先生，曾创立了一个“孔孟道”，自称道主，有道徒一万多人，刘湘等川军将领也入了道，营以上军官有百分之九十也是道徒，皆尊刘从云为军师。故此，时人讽刺刘湘拥有陆、海、空、神四大兵种。这次，刘从云用“神术”指挥“剿共”军事，结果被红军击溃二十多个旅。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自江西突围，开始长征。蒋介石想趁此机会派出中央军十个师到四川“援助”刘湘，电邀刘湘到南京面商机宜。刘湘到汉口时，即与从上海约来的邓汉祥密商，决定无论如何，要阻蒋介石派兵入川。10月20日，刘湘抵达南京。经过反复磋商努力，取消了蒋介石派兵入川的提议，达成了三项决定：一、仍由刘湘担任四川“剿匪”总司令，负计划、指挥全责，中央尽量补助饷款弹药；二、改组四川省政府，以刘湘为主席；三、组成南昌行营驻川参谋团，任命贺国光、杨吉辉为该团正副主任。12月10日，刘湘返加四川。1935年间，刘湘在蒋介石派去的参谋团的监督之下，积极参与了对红军的堵截和围追。

　　这里要谈谈参谋团的情况。蒋介石早想控制四川和西南，在派中央军入川“援助”刘湘“剿共”的提议遭到刘湘抵制后，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驻川参谋团（简称参谋团）的名义派其亲信进驻四川，1935年1月20日开始在重庆办公。参谋团以贺国光为主任，杨吉辉为副主任，下设第一处、第二处、政治训练处和总监处等机构。参谋团率康泽的别动队入川，指导监督四川的反共军务，实际控制了全川军队。它规定川军中师长以上军官要定期向参谋团汇报军事；向刘湘总部报告军情必须分报参谋团；参谋团向四川各路派员督察，实行监军；参谋团政训处派员到川军各军师设立政训处，还在峨眉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调训川军中营以上干部，进行分化和拉拢。参谋团别动队深入川康各地，进行“组训”民众，监视地方官吏活动。参谋团入川后对川军恩威并施，监督“围剿”入川红军，但遭到失败。1935年5月，蒋介石主力部队进入四川，形成了中央军控制四川的局面。6月，参谋团着手整顿川军，规定各军、师一律按现额缩减三分之一，军费减发三分之一。8月，参谋团又成立点验委员会，点验川军，核实名额。11月1日，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四川和西南各省的控制，改设军委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以顾祝同为主任，贺国光为参谋长，参谋团即行撤销。参谋团在四川近一年的活动，为蒋介石控制四川打下了基础。

　　面对蒋介石势力进入四川，控制和瓦解川军，刘湘深以为虑，不得不想办法对抗。首先，他在改组省政府时，尽量任用自己的亲信，如省府秘书长邓汉祥、财政厅长刘航琛、民政厅长甘绩镛、总参议钟体乾、川军参谋长傅常等，都是他的亲信幕僚。另外，刘湘还宣布废除近二十年的防区制，原防区内一切政权交给省府。在军队方面，刘湘仿效蒋介石组织黄埔同学会的方法，健全原先已有的松散组织武德学友会，作为团结、考核、控制军队的工具。同时，着手联络民主人士和共产党人，共同抵制蒋介石。冯玉祥系统的汪导予、李荫枫、高兴亚，共产党人郭秉毅、张曙时、黄子谷、罗世文、李一氓等先后到刘湘部工作。其后，刘湘在武德学友会的基础上，又组织核心组织“武德励进会”，自任会长。武德励进会对外保密，会员全为实职营长以上亲信军官。武德励进会在川军中每团设有小组，起着团结、监视、控制部队，防范蒋介石收买部队将领等作用。在川军缩编点验中，刘湘的第二十一、二十三、四十四军共九十六个团，缩编为六十个团，但刘湘将其余部队又纳入于省府保安部队，改成二十四个保安团，实力削弱甚微。

　　1937年日寇正策动大举侵华，全国抗战的呼声甚高，中菜中央明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刘湘认为，一致对外，可以转移蒋介石对准自己的矛头，决定改变拥蒋反共的方针，联共结友，参与抗战。这年春天，他派张斯可为代表赴广西，与中共代表及李宗仁、白崇禧签订了一个旨在“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川、桂、红协定》。此时的刘湘，激于民族义愤和对蒋介石排斥异己的不满，积极准备抗战，要让川中子弟为民族、为国家争光。

　　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刘湘即电呈蒋介石，请缨抗战。同时通电全国，吁请一致抗日。8月7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力主抗战。他表示：“抗战，四川可出兵三十万，供给壮丁五百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回成都后，按南京政府部署，刘湘组编了两个纵队，分两路徒步出川抗日。他以四十五军军长邓锡侯、四十一军军长孙震为第一纵队司令、副司令，下辖六个师；二十一军军长唐式遵、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为第二纵队司令、副司令，下辖五个师，两个独立旅。10月15日，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任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为副总司令；邓锡侯为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为副总司令。部队组编虽然没有变，但两集团军却被蒋介石调往各处。11月12日，刘湘抵达南京，设长官部于赤壁路，由参谋长傅常主持事务，刘湘则急于和出种部队取得联系。11月中旬，日军沿京沪铁路和太湖南岸，分两路向南京进攻。刘湘当即向蒋介石请求将川军两个集团军调集起来，保卫南京，但蒋介石没有同意。刘湘本来是抱病出征，此时，旧疾突发，生命垂危。不久，被送往芜湖，再送往汉口万国医院就医。

　　刘湘在病中，不忘抗战，稍有好转，即与来访者畅谈抗日大计。1938年元旦，刘湘特发表题为《长期抗战中的四川》的元旦论文，重申四川支持抗战的决心。1月7日，刘湘在挥毫遣兴时，写下两句古诗：“思亲泪落吴江冷，望帝魂归蜀道难”。在某一天，他又在一张纸上写上杜甫《蜀相》诗中的最后两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他又写下遗嘱，勉励出征川军英勇杀敌，“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1月13日，刘湘先后和冯玉祥、何应钦谈过话，不久吐血半痰盂，从此昏迷不醒。1月20日，刘湘逝世，终年四十八岁。

　　刘湘逝世后，国民政府明令褒恤，追赠陆军一级上将，1939年9月19日在成都举行国葬典礼。刘湘是四川的大军阀，有反人民反共的罪恶，但是他能结束四川近二十年的军阀混战，应算一件功绩，尤其是他力主抗日，抱病出征的壮举，为他晚年写下光彩的一笔。

　　由于刘湘力主抗战，且“出师未捷身先死”，也极大地激励了川中子弟。在国民党军队中，川军是抗战最英勇的部队，无数川军将士战死在抗日的疆场。我们前面提到的川军军官系首领李家钰（四川蒲江人），在抗战开始后历任第四十七军军长、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1944年5月21日在豫湘桂战役中英勇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上将，在成都南郊修建李将军陵寝。第二十一军第一四五师师长饶国华（四川资阳人），1937年11月30日在安徽广德保卫战中，举枪自戕，以死报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上将，后在成都中山公园内铸铜像一座，并竖立“饶上将国华纪念碑”。第四十一军前敌总指挥、代军长王铭章中将（四川新都人），1938年3月17日在山东滕县保卫战中壮烈牺牲（滕县保卫战为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有利条件）。王将军遗体安葬于新都家乡的国葬墓园。成都少城公园铸竖了王将军的骑姿铜像一座。第二十九集团军第一五0师师长许国璋（四川成都人），1943年11月3日在常德会战中，身负重伤，举伤自戕，以身报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

　　此外，川军中的很多将领都参加了这场伟大的民族战争，担任过重要的职务。如邓锡侯，曾任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曾任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孙震，曾任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杨森，曾任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二十军军长；潘文华，曾任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曾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王陵基，曾任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第九、六战区副司令长官；范绍曾，曾任第八十八军军长、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黄隐，曾任第九十五军军长；陈书农，曾任第四十五军、第四十七军军长；罗泽洲，曾任第四十七军副军长等。

九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后期，国民政府预感到首都南京难保。1937年10月29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发表了“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演讲。30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11月16日，国民政府主席杨森乘海军舰艇从南京沿长江西上，政府和党部各机关也陆续出发。11月26日，杨森一行抵达重庆，开始办公。国民政府虽迁到了重庆，但自南京陷落后，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实际上却在武汉。武汉失守后，其军政重心一度又迁移至长沙、衡山。直到1938年底，蒋介石及国民党最高军事机关才迁抵重庆。

　　抗战开始后，刘湘抱病出征，川政交由第四十四军军长王缵绪处理。1938年1月，刘湘在汉口病故之后，王缵绪就想继承刘湘的军政职务并积极进行活动。蒋介石打算以重庆行营主任张群接任四川军政，但又担心四川的留守军人不满。后来，蒋介石听取了重庆行营参谋长贺国光的建议，让其实并不孚众望的王缵绪接任，以便随时可取代。3月，王缵绪升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4月，代理四川省主席。为了进一步控制四川政局，蒋介石又于同年2月委任邓锡侯为重庆行营副主任兼川康绥靖公署主任。不久，邓锡侯从前线回到四川主持川康军务。

　　王缵绪，字治易，四川西充人，1885年生。1908年，王缵绪考入四川弁目学堂，与刘湘、杨森等同学，后成为速成系重要将领，为刘湘统一全川立下了汗马功劳。王缵绪志大才疏，威望不高，当上省主席不久，逼走了省政府高等顾问张澜。他借整顿吏治和财政，任用亲信，排斥异己，使得不仅刘文辉、邓锡侯的保定系军人反对，就连刘湘速成系的军人也对他不满。面对这种形势，王缵绪只有进一步投靠蒋介石，以保住自己的地位。1938年7月，邓锡侯、潘文华、王缵绪及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在成都一云南省主席龙云秘密签订了一个川康滇三省政治、军事、经济实行合作的盟约，以期相互支持，联合抵制蒋介石的宰割。事后，王缵绪全盘向蒋介石密电报告，使邓、潘、刘对其恨之入骨，于是策动川康军人反对王缵绪。1939年8月10日，邓锡侯等指使川康彭焕章、陈兰亭、刘树成、周成虎、谢德堪、杨晒轩、刘元瑭七师长倒王，发出通电，列举王缵绪十大罪状。同时，调动军队进逼省城。蒋介石乘此机会，以平息事态为由，劝王缵绪率部出川抗日，自兼四川省主席。到了1940年，蒋介石则把省主席职务交给了张群（兼成都行辕主任）。

　　张群，字岳军，四川华阳人，1889年生。1907年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年底赴日本士官学校，与蒋介石同学，并加入同盟会，是国民党的元老及蒋介石的亲信。张群主政四川，意味着四川的政务完全由蒋介石中央所控制。留在四川而拥有一定实权的川军将领，则只有邓锡侯了。

　　邓锡侯，字晋康，四川营山人，1889年生。1909年入四川陆军小学，后入南京第四陆军中学堂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1年回川入川军。1912年入刘存厚部，逐升至旅长。1918年依附熊克武，升任第三师师长。1922年参与倒熊。后历任四川省省长、四川清乡督办、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军长，是川军保定系第二号人物。1932年至1933年，参与反对刘文辉的战争。刘文辉败走西康，刘湘病逝汉口后，邓锡侯便成了川中军界第一号人物，被蒋介石任命为川康绥靖公署主任。

　　邓锡侯从抗日前线回川任职后，除了策动川康七师长驱逐王缵绪外，对一切嫡系、非嫡系的部属都能以他所说的“公、诚、和、信”四个字来对待，因而威信大大提高。为了抗日大局，他还要常常调和国民党中央政府与川康地区以及地方各实力派之间的矛盾。此外，在动员四川军民支援抗战以及争取美国、印度对四川的援助等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从重庆还都南京。邓锡侯仍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1948的春，蒋介石裁撤了川康绥靖公署，邓锡侯出任四川省主席，统兵权被大大削弱。不久，蒋介石要邓锡侯从四川调运十万石军粮和加征十二万名壮丁以增援胡宗南打内战。邓锡侯对蒋介石苛刻征调不满，担心造成官逼民反的局面，于是婉言拒绝。蒋介石很恼怒，加上邓锡侯处理学运不力，便强迫邓锡侯辞职“养病”。4月，蒋介石任其亲信另一川军将领王陵基出任四川省主席。

　　王陵基，字方舟，四川乐山人，1886年生。四川武备堂毕业，后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历任四川陆军学堂副官、队官等。民国成立后，王陵基历任团长、师长、重庆卫戍司令、四川第五路剿匪总指挥、四川保安司令等。抗日战争时期任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第九、六两战区副司令长官，抗战胜利后，任第七绥靖区司令、江西省政府主席。王陵基调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后，着手实施所谓“安川应变”计划。他自恃有蒋介石为靠山，一上任就着手打破省政府派系分赃的办法，独揽省政大权。接着，他利用兼省保安司令职权，以主要精力整顿、扩充保安团。后来，他将保安团扩充到近二十个团。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国民党的败局已定，但王陵基仍然叫嚣反共到底，誓不投降，并且打出“四川反共救国军”的旗号，在各县、市成立“自卫总队”。

　　与王陵基一样死心为蒋介石卖命的川军将领，还有重庆市市长兼卫戍司令杨森、重庆绥靖副主任兼川鄂边区绥靖主任孙震，以及王缵绪、唐式遵等。1949年春，蒋介石在三大战役和西北战场都遭到惨败，人民解放军又发起渡江战役后，为确保四川，特命胡宗南集团扼守川东北，宋希濂、罗广文兵团扼守鄂西北，孙元良兵团扼守川东大门，何绍周兵团扼守川南贵州，组成一道可谓坚固的西南防线。王陵基亦与驻重庆的杨森，驻万县的孙震组成一条成、渝、万防线，妄图保住自己在四川的统治地位。

　　1949年4月，蒋介石将西南绥靖公署改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由张群出任长官。为了拉拢川军将领，他先后发表邓锡侯、潘文华、杨森、王缵绪、唐式遵为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并无什么实权，他们看到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崩溃已是指日可待，不甘心为蒋介石集团殉葬，他们与西康省主席、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都接到中共周恩来等的电报，望刘、邓、潘等川军将领率部起义。此外，民革、民盟及原川军将领熊克武、但懋辛、吕超、钟体乾、鲜英等人士都在四川召集旧部，做策反工作。刘、邓、潘决心走起义的道路，他们三人经常秘密聚会，商量起义的准备工作。

　　1949年10月以后，人民解放军发起西南战役。两个月的时间，蒋介石的西南防线便彻底崩溃。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仓惶逃往成都。为了作最后的顽抗，蒋介石派张群对刘、邓、潘进行安抚和拉拢，刘文辉等只作搪塞应付。12月7日，蒋介石在撤离大陆的前夕，又以召开紧急会议为名，邀请刘、邓、潘到自己住地北较场，准备将他们挟持到台湾。在此紧要关头，刘、邓、潘于当天上午逃出成都，到达新繁县龙桥。蒋介石又派王缵绪从成都赶往龙桥，劝刘、邓、潘回心转意，但遭到严辞拒绝，王缵绪无功而返。为防止蒋介石派飞机轰炸，刘、邓、潘又率部转移至彭县。

　　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龙兴寺总指挥总联名发出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政权，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参加彭县起义的川军将领还有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原川军保定系首领之一田颂尧，第九十五军军长黄隐，川湘鄂边区绥靖副主任陈兰亭以及四川省财政厅长、省银行董事长邓汉祥等。四川挺进军总司令范绍曾亦于同月在渠县通电起义。成都市冷寅东亦宣布起义。

　　除了上述人员，原川军将熊克武、但懋辛、吕超、余际唐、鲜英、钟体乾、罗泽洲、陈国栋、郭汝栋、邓国璋、陈家农以及尹昌衡、胡景伊等，1949年后都留居大陆。其中熊克武、但懋辛、余际唐、鲜英、钟体乾以及刘文辉、邓锡侯、范绍曾等，都担任了人民政府以及民革、民盟等的重要职务，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其中，邓锡侯曾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副省长、民革中央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等，1964年逝世。熊克武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等，到1970年才病逝。刘文辉，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林业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1976年才病逝。八十年代以前，这批人物已先后作古了。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南游击第一路剿匪总司令王缵绪，迫于形势，也于12月14日率部在成都起义。但王缵绪本人于起义后，以“年老”为词，拒绝参加人民政府安排的工作。1957年王缵绪潜赴深圳企图越境，被逮捕关押，1960年病死于监狱，是川军起义将领中最不光彩的一人。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南游击第二路剿匪总司令唐式遵，率部与解放军顽抗，后退往西康。1950年2月在西昌被台湾当局任为四川省主席。3月28日，在流窜至西康越崔县境内时被解放军击毙。

　　四川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王陵基，负隅顽抗失败后，于12月25日化装成军医只身外逃，经乐山、宜宾，走到江安时被捕，成为级别最高的国民党被押战犯（上将省主席）。1964年12月28日获人民政府特赦。1967年3月17日在北京病逝。

　　能够逃往台湾的川军高级将领，只有刘存厚、杨森、孙震等。三人均担任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等闲职。刘存厚于1960年6月病逝。杨森于1977年5月17日病逝。孙震于1985年9月9日病逝。

　　还想加上一句：曾在川军中担任过团长的刘伯承（四川开县人），以及参与过四川军阀混战的滇军将领朱德（四川仪陇人），还有在杨森部工作过的陈毅（四川乐至人），1927年后都成了共产党红军的高级将领，建国后成了共和国的元帅。

　　随着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彻底失败，川系军阀的历史也宣告结束。

谈马家军阀，就应追溯到清朝同治年间。清同治二年即1863年，甘肃河州（今临夏县）人阿訇马占鳌会合马悟真等回民首领，举行了反清的河州暴动，攻破河州，势力在甘肃迅速扩大。河州白藏乡人马海晏也参加了这场暴动。马海晏早年贫穷，靠在河州、兰州之间“驮脚”（畜力运输）为生，尚武，广交游。参加河州起义后，马海晏作战勇敢，不久即成为马占鳌的左右手。

　　1872年，左宗棠率湘军入甘肃镇压，在太子寺战役中，马占鳌先诱敌深入，后以“黑虎掏心”战术，一举打败了清军三十个营。在太子寺战役之后，起义群众要求乘胜攻取清军统帅左宗棠设在安定（今定西县）的大营时，马占鳌却主张投降清军，说：“打了胜仗，比打败了投降好得多。”马海晏亦力赞其议，但很多起义群众表示反对。这时，一个四十来岁的汉子、河州韩家集阳洼山村人马千龄出来说话，支持马占鳌降清。马占鳌是马千龄的同族侄女婿，看到有马海晏及马千龄等支持，便决计降清受抚。结果，左宗棠改编马占鳌部为马队三旗，委任马占鳌为三旗督帮，以马占鳌之子马安良（原名马七五，左宗棠赐名“安良”）为中旗正旗官，马海晏为中旗副旗官。此外，清廷又授马安良、马海晏七品军功顶戴。马千龄因劝降有功，被左宗棠称赞为“良回”，也受到重赏。就这样，马占鳌、马海晏、马千龄等用起义人民的鲜血给自己换取了“红顶子”和清廷的赏赐，从此成为了清廷的鹰犬，这也是“河州三马”的子孙们得以发迹的因由。

　　马占鳌降清以后，过了十余年即1886年死去，其职务由儿子马安良继任。马海晏有两个儿子：一名马麒，1869年生；一名马麟，1873年生。两兄弟自幼随父军中，熟习军旅生活。后来，马安良、马海晏这支马队并入董福祥的甘军。

　　再说马千龄，亦有两个儿子十分出众：次子马福禄，生于1853年，在1880年中武举人、武进士，使马千龄家更增添光彩；四子马福祥，生于1873年，从小随父兄习武学文，已显露出不凡的气度。

　　1895年，河湟地区（今甘肃临夏及青海东部黄河、湟水流域）的回族、撒拉族人民再次发动反清起义。马海晏父子随清军参与了镇压。而马千龄父子也在家乡组织了民团“安宁军”，对抗起义军，曾解救被围清军总兵汤彦和。愤怒的群众将马千龄家宅院付之一炬，并到处“捉拿马进士家的人”，马千龄避走藏区，其子马福禄、马福祥则率安宁军辗转到兰州，被陕甘总督陶模收编为步骑两营，加入进攻河州之清军，不久，也归入了董福祥的甘军，马福禄任督带统领，马福祥任帮统。

　　1897年，清政府整治军队，编建精锐军，分中、前、左、右、后五军，由荣禄、聂士成、马玉昆、袁世凯、董福祥五人分别率领。不久，董福祥之后军奉调北京附近驻防，马海晏父子及马福禄、马福祥兄弟也随军前往。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津、京，马海晏、马福禄等曾参加廊坊之战，重创敌寇。当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马海晏、马福禄等率河湟子弟守卫正阳门（今前门），与攻城之侵略军展开多日血战。8月13日晚，马福禄乘雨夜率敢死队袭击敌军，在激战中身亡。同时战死者还有其族弟马福贵、马福全等百余人。

　　这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离北京，马海晏父子及马安良、马福祥等率众护驾。行至宣化，马海晏病死。马麒由哨官提升接任了其父的旗官职务。在晋南风陵渡过黄河时，马安良、马麒亲自掌舵，护驾过河，搏得了慈禧的赏识。在马安良、马麒、马福祥等的护卫下，慈禧和光绪总算平安逃到了西安。

　　由于护驾有功，不久，马麒升任花翎顶戴副将衔循化营参将，驻兵甘肃扎巴镇。其弟马麟也升任管带、都司等职。而马福祥，则升任甘肃靖远协副将，1904年又升任西宁镇总兵兼阿尔泰护军使，1910年率所部昭武军移防宁夏。

　　辛亥革命爆发，陕西革命党人举行起义，陕西巡抚升允逃往兰州，与陕甘总督长庚组织“东征军”讨伐，并妄图迎銮西来，把西北作为重振清室的基地。当时，马安良出任精锐西军总统，马麒任帮统，马安良之子马廷勷 任分统。他们组织了一支有步兵五千、骑兵一千共二十四个营旗的队伍，镇压革命。1912年清帝退位，民国成立，这支精锐西军也发生了分化，马安良父子及马麒、马麟兄弟都转而依附北洋军阀袁世凯，马安良出任甘肃提督，而马麒，则攫取了西宁镇总兵一职，从此，马麒兄弟抛开了依靠多年的马安良，另树一帜。

　　马安良父子也是马家军阀的一支，由于后来这支武装退出西北，在此，我们只作简略介绍。民国成立后，马安良出任甘肃提督。后来，马安良加入中国国民党，并任中国国民党甘肃支部长。1920年，马安良病逝，终年65岁。马安良之子马廷勷 ，贡生出身，1913年8月任甘凉观察使。1914年后，任北京大总统府侍从武官。1918年后，历任凉州镇总兵、凉州镇守使，1924年7月，授北京政府将军府勖威将军。1926年，马廷勷 举兵反对冯玉祥，1928年10月在甘肃河州战败，逃往西宁。1929年赴南京投蒋介石，蒋介石任其为讨逆军第十五路军总指挥，令其召集旧部未成，后被撤职，又去投靠冯玉祥，结果被冯玉祥杀于郑州（一说焦作）。马安良四子、马廷勷之弟马廷贤，1896年生，青年从军曾任西北军营长、团长、旅长，1928年11月与其兄马廷勷退往青海藏区，联合马仲英杀害许多无辜藏民。不久随马廷勷投蒋介石，任讨逆军第十五路军第一路纵队司令。1930年利用中原大战之机，率部回西北，攻下天水县城，自称西北回民联军总司令，屠杀县民数千人。1931年3月，其部接受改编，被南京政府任命为陇南绥靖指挥。1932年1月与川军作战失败后逃往天津。抗日战争期间，马廷贤被日军委为“西北长官”，后一度去包头，又化装回天津，改名换姓藏匿于民间。1941年回甘肃河州。新中国成立后，马廷贤被人民政府逮捕，后获释出狱。1958年再次被捕。1959年10月病死。

　　再说马麒，于1912年8月出任西宁镇总兵后，着手创建完全由自己掌握的军队，又多方罗致汉族官绅知识分子，组成自己的智囊团，开始了家庭割据事业。1915年，北洋政府裁撤青海办事长官，改设甘边宁海镇守使，统辖宁、海地区军政，马麒又当上了宁海镇守使，几年时间，马麒组织了一支有三十六个营的家庭武装，号称“宁海军”。宁海军由马麒及亲属马麟、马宝（堂弟）等指挥，他的儿子马步青（1898年生）和马步芳（1903年生）虽然尚还年青，但已在军中担任营长之职。

　　辛亥革命爆发后，马福祥在宁夏、内蒙一带镇压反清义军，后因大势所趋，也宣布“赞成共和”，民国成立后，出任宁夏护军使。这时，马福祥的左右手，是其侄马鸿宾及其子马鸿逵。

　　马鸿宾是马福祥之兄马福禄之子，生于1884年。马福禄在北京阵亡时，马鸿宾年仅十六岁，还在家乡练武习文。马福祥比先兄马福禄整整小二十岁，全由马福禄一手提携而发迹于军政界，为报答先兄之恩情，他一意栽培侄子马鸿宾，而马鸿宾亦少年老成，对叔父马福祥十分孝敬和尊重，马福祥更是喜欢。1905年，马福祥任西宁镇总兵，成立西宁矿务马队，交由马鸿宾率领，这支小队伍以后发展成了马鸿宾的基本武装力量。1910年，马鸿宾随马福祥的昭武军到宁夏，任骑兵营营长，后任甘肃新军司令，授陆军少将衔。1921年初，马福祥调任绥远都统，马鸿宾出任宁夏护军使（后改镇守使）兼新军司令，晋升陆军中将衔。

　　马鸿逵为马福祥之子，生于1892年。马鸿逵八岁时在西安行营中得见慈禧、光绪等人。十二岁由其父以一千两纹银捐得一“蓝翎知县”的虚缺。1909年，马鸿逵结束在家塾的中学学习，考入兰州陆军小学堂。1912年毕业后在其父部下任营长，后升任宁夏亲军统领。马福祥为了进一步依附袁世凯，于1914年将马鸿逵送到北京，担任袁世凯的侍从军官。袁世凯死后，马鸿逵又担任黎元洪的侍从武官。1917年7月，马鸿逵潜离北京，跑到天津，参加段祺瑞的马厂誓师，年仅25岁的马鸿逵，当了讨逆军的中将参谋。段祺瑞重新上台后，使其回宁夏扩编宁夏新军。1919年马鸿逵升任宁夏第五混成旅旅长。

二

　　在上一节，我们将马麒、马麟以及马福祥两大河州马姓家庭的发迹史作了介绍，并引出了马步青、马步芳、马鸿宾、马鸿逵等后来威震西北地区的马家军阀。由于他们有各自的派别，难以合在一起来写，所以二、三、四小节，我们分别重点讲述马鸿宾、马鸿逵、马步芳三支马家军的发展情况。

　　1921年7月，马鸿宾出任宁夏镇守使，开始了对宁夏的统治。此时，马鸿宾的势力已比较壮大，所部除原有步骑十二营和使署卫兵马队一个营外，又新扩编了步兵三个团共七个营。当时，宁夏属甘肃管辖，甘肃共分八个镇，镇守使中汉人、回人各半，即陇东张兆钾，陇南孔繁锦，肃州吴桐仁，河州裴逮淮，宁夏马鸿宾，西宁马麒，凉州马廷勷 ，甘州马璘 （非马麒弟之马麟）。前四人为汉族军人，后四人为回族军人。甘肃督军，则是江苏人陆洪涛。马鸿宾凭着自己的势力，加上得到担任绥远都统的叔父马福祥的照应，能够统治宁夏数年。1923年12月，被北京政府授予将军府锐威将军。

　　1925年，冯玉祥就任西北边防督办，有意联合西北回军势力，遂以马福祥为会办。马福祥慑于冯玉祥人多势众，只得表示依附，还将绥远都统一职让出。这样，马鸿宾也就成了冯玉祥隶下的宁夏镇守使。1925年9月，冯玉祥派部将刘郁芬代理其甘肃军务督办职务。1926年初，直、奉军阀联合攻打国民军，陇东镇守使张兆钾乘机通电声讨刘郁芬，并联合陇南孔繁锦与刘郁芬开战。马鸿宾担心张兆钾取胜会危及自己利益，企图通电调解消弭战乱，想在平番召集各方会议。但由于张兆钾提出了苛刻的条件，会议无法开成，使马鸿宾十分尴尬，最后还是冯玉祥派孙良诚、梁冠英、吉鸿昌等打败了张兆钾。

　　1927年4月，冯玉祥取销宁夏镇守使建制，改马鸿宾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二十二师师长兼甘边剿匪司令。9月，冯玉祥又将马鸿宾第二十二师与郑大章骑兵师合建第四方面军第二十四军，由马鸿宾任军长，但郑大章师远在河南，马鸿宾实际上只掌握一个师而已。

　　1928年春，蒋介石复职后，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联合北上进攻奉系张作霖。马福祥预感到蒋介石的势力会不断壮大，所以设法靠拢蒋介石，希望将来在国民党内捞取更大资本。他趁蒋、冯率部北上之机，秘密离开冯玉祥，到徐州晋见蒋介石，陈述其“统一安定北方”大计，搏得蒋介石的好感。不久，即被蒋介石任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编遣委员会委员等职。1929年5月，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这时，马福祥已站到蒋介石一边，他暗中策动了冯玉祥部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等倒冯投蒋。而马福祥自己，也在马鸿宾的巧妙安排下，脱离了冯玉祥的控制，由陕西到达南京。7月，马福祥即被蒋介石任命为青岛特别市市长，不久，又升任安徽省主席。

　　马福祥、马鸿逵父子倒冯投蒋，马鸿宾仍留在冯玉祥部。对马鸿宾，冯玉祥既使用又戒备。宁夏于1928年设省，冯部将领门致中、吉鸿昌先后任省主席。1930年5月，中原大战全面爆发，冯玉祥要调吉鸿昌部到河南前线，派马鸿宾继任宁夏省主席，但只准带五个营及手枪队等约两千人回宁夏。马鸿宾回到宁夏后，一面招兵买马，一面对众多的地方杂牌部队进行安抚和打击，暂时稳定住宁夏的局势。

　　1930年11月，中原大战结束，冯玉祥战败，当时，马福祥已升任民国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鸿宾因马福祥的关系，不仅为蒋介石所谅解，而且立即被委任为暂编第七师师长兼甘凉肃边防司令，接着又命代理甘肃省主席。1931年1月15日，马鸿宾赶到兰州就职。

　　马鸿宾为了巩固宁夏的地盘，只带一个步兵团、一个骑兵营、一个手枪营赴兰州，中途又让步兵团驻扎靖远，只以约两营兵力进入兰州。驻守兰州的西北军暂编第二旅旅长雷中田，表面归附蒋介石，实际上还秘密受冯玉祥的指使，有电台与冯保持联系。马鸿宾到兰州以后，由于不善理财和处理各方关系，渐渐与甘肃的地方大绅以及省保安司令马麟等发生矛盾，以致政令不出省城，陷于孤立地位。冯玉祥密令雷中田，准备发动政变，在兰州夺权，一举而推翻马福祥在甘、宁两省的势力。8月初，马鸿宾正式被蒋介石任命为甘肃省主席。这时，由蒋介石派往甘肃视察国民党党务的视察员马文车，富有政治野心，和雷中田相勾结，企图取马鸿宾而代之。8月25日，雷中田、马文车发动政变，率部队封锁城门，扣押了马鸿宾，并组织了甘肃临时政府，马文车为主席，雷中田为保安司令。此事，史称“雷马事变”。

　　雷马事变发生后，马福祥即在南京积极活动解救马鸿宾。这时，蒋介石也电令雷中田、马文车释放马鸿宾。这时，马麟已回到青海省任主席，也出面调停。临时省政府成立后，雷中田实力有限，难以左右局势。正当他骑虎难下之时，原北洋直系军阀头子吴佩孚由四川突然到兰州活动，力劝雷中田释放马鸿宾，以捞取政治资本。雷中田、马文车见有台阶可下，同意放人，条件是马鸿宾率部回宁夏。11月9日，由吴佩孚出面宴请兰州各界要人，特邀马鸿宾参加，既宣布已获释，又表示饯行。蒋介石深恐吴佩孚利用甘肃政局东山再起，遂令军队进攻兰州，雷中田、马文车、吴佩孚仓惶出逃。1932年，蒋介石任邵力子当甘肃省主度，渐渐控制了甘肃。

　　马鸿宾获释回到宁夏后，集中精力整顿部队，扩充兵力，企图再主政宁夏，但蒋介石不允许。后来，蒋介石发表马鸿逵为宁夏省主席，而马鸿宾则前往河南任第三十五师师长，马鸿宾借故仍留在宁夏。1932年8月，马福祥在涿州琉璃河旅途中病逝。马福祥病逝后，马鸿宾、马鸿逵在国民党中央失去了靠山，而蒋介石也深恐“诸马”在西北坐大，想法让他们与地方军阀火并而相互消灭。1933年冬，蒋介石命令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率部前往柴达木屯垦。孙殿英数万之众西进，使西北诸马感到威胁。蒋介石派往西北的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也从自身利益着想，暗中指示三马合兵堵截，阻止孙部进入西北。1934年春，马鸿宾、马鸿逵与马步芳、马步青联合起来和孙殿英在宁夏打了一场大仗，史称“四马拒孙”战役，双方损失惨重。三个月之后，孙殿英退归太原，所部三万余人由胡宗南、阎锡山整编。

　　1935年和1936年，马鸿宾奉蒋介石的命令，率第三十五师移防陇东，参加堵截和追击北上陕西的红军。马鸿宾指挥部队先后与徐海东红二十五军团及红军西征军进行了多次交锋，但都损兵折将，屡次被红军打得大败。

　　1937年“七·七事变”后，马家军也参加了抗日战争。马鸿逵、马鸿宾两部合编为第十七集团军，马鸿逵为总司令，马鸿宾为副总司令兼第八十一军军长。第八十一军下辖马腾蛟第三十五师、马献文独立第三十五旅及马培清骑兵团。1938年5月，马鸿宾兼任绥西防守司令，率部在狼山、乌拉山一带与敌军激战。1939年至1941年，马鸿宾部驻防在伊克昭盟北部达拉特旗、黄河南岸滩地及沙窝地带、新民堡等地，与日寇进行大大小小无数战斗，给日寇及伪蒙军沉重的打击。1942年，蒋介石任命傅作义为绥西防守总司令，马鸿宾被任为副总司令，驻防在包头之南。1943年，马鸿宾率部撤回宁夏休整。

三

　　马鸿逵是马福祥之子，1912年马鸿逵二十岁时，已在其父部下任营长，继升宁夏新军都统。1914年至1917年，马福祥为了讨好袁世凯、黎元洪，将马鸿逵送到北京先后当袁、黎的侍从武官。由于有这一段经历，马鸿逵对统治阶级最高层官场的活动颇多了解，渐渐养成了奸谋善变的性格。1917年7月，马鸿逵跑到天津投靠段祺瑞，参加马厂誓师。段祺瑞重新上台后，使其回宁夏扩编宁夏新军。1919年，马鸿逵升任第五混成旅旅长。

　　马鸿逵虽然投靠皖系段祺瑞，获得了一定的权势，但是，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马福祥、马鸿逵一直保持中立，直系获胜后即倒向直系，想攫取甘肃督军一职，但未成功。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双方都想拉拢马福祥父子，但马氏父子模棱两可，待直系取胜，即通电讨伐张作霖。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马鸿逵被曹锟、吴佩孚任为骑兵总指挥，率部开往热河。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马鸿逵权衡利害，也尾随冯玉祥撤退，把部队带到北京。1925年3月，冯玉祥就任西北边防督办，马福祥父子迫于冯军势力，对冯玉祥表示顺从。马福祥还将绥远都统一职交给冯玉祥手下大将李鸣钟，自己只担任没有实权的西北边防会办。冯玉祥为安慰马氏父子，委任马鸿逵为国民军新编第七师师长，驻防宁夏的金积、灵武。

　　1926年9月，冯玉祥从苏联回国，举行五原誓师，宣布响应南方北伐。马鸿逵部扩编为国民联军第四路军，马鸿逵任总司令，率部进军甘、陕，参加了西安解围战。1927年初，马鸿逵部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第四军，马鸿逵任军长。5月，冯军东出潼关参加北伐，马鸿逵部亦参加了战斗，他的骑兵由龙门以南登封通过京广线，迂回到开封以东，破坏陇海铁路，切断奉军后援，使冯玉祥部占领郑州、开封。此后，马鸿逵部又被调往山东一线作战。

　　1929年，冯玉祥与蒋介石的矛盾已经很深，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战争开始酝酿。马福祥、马鸿逵父子开始既怕冒犯冯玉祥，又不敢贸然投靠蒋介石。但是，随着冯玉祥和蒋介石的关系日益恶化，马氏父子决定向有英、美作后盾的蒋介石输诚，表示“决不参加背叛中央之任何军事行动”。5月，冯玉祥决定反蒋，命所部由山东、河南向郑州、洛阳集中。马福祥策动马鸿逵，从山东回到开封后，即与韩复榘密议反冯投蒋之事。然后，两部兵马集中洛阳，联合石友三、庞炳勋等通电拥护“中央”，维持和平。韩、马、石、庞的倒戈，打乱了冯玉祥的作战计划。

　　马鸿逵公开投靠蒋以后，为摆脱冯玉祥的围追，率部东走郑州，沿途炸毁桥梁，使冯军无法追击。马鸿逵控制了郑州，获得了大批军火、粮草。冯玉祥见追击无效，则屡电马鸿逵，好言劝慰，望其回心转意。蒋介石闻讯，即派出钱大钧、贺耀祖、邵力子等前往郑州宣慰，给马鸿逵带去百万元重赏。其后，蒋介石又在南京召见马鸿逵，款待的宴会十分隆重，宋美龄及各院、部长均出席。之后，蒋介石又拨款几十万元补充马鸿逵的部队，至此，马鸿逵便铁了心投靠蒋介石。不久，马鸿逵部奉蒋介石之命调驻徐州。同年12月，唐生智联合韩复榘反蒋，韩复榘争取马鸿逵支持。马鸿逵表面应诺韩的要求，暗中立即向蒋介石报告一切。蒋介石一面设法分化唐、韩的联系，一面急调大军进攻唐生智并将其击败。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蒋介石担心冯玉祥旧部马鸿逵、韩复榘会被冯玉祥重新拉过去，所以尽力拢络马、韩。他将马鸿逵部正式扩编为讨逆军第十五路军，又发表韩复榘为山东省主席。最后，马鸿逵等协助蒋介石打败了冯、阎。蒋介石论功行赏，马鸿逵增加了两个旅的编制。1931年1月，马鸿逵部被调往河南许晶、漯河一带，参与参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进攻。马鸿逵为保存实力，行动迟缓，招致蒋介石的不满。后来，马鸿逵部又丢失了鸡公山，河南省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大为震怒，派兵包围了马鸿逵设在信阳的总指挥部。后经马福祥出面斡旋，刘峙才撤兵罢休。

　　1932年8月，时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马福祥在涿州琉璃河旅途中病逝。马鸿逵失去了靠山，刘峙乘机压迫他，要将他逼离河南。于是，蒋介石任命马鸿逵为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在河南的部队基本不动，由马鸿宾接带，马鸿宾在宁夏的部队则交马鸿逵，双方互换番号。马鸿逵借蒋介石允许他可带直属部队返宁夏为理由，连夜选拔精壮，密藏优良武器，乘寒冷冬日，将部队运往包头，再由包头步行，星夜兼程进程宁夏。留在河南的士兵，仅剩一些老弱病残而已。马鸿宾知道这个情况，也托词不去河南而留在宁夏。二马的关系原来就不好，马鸿逵一向不满父亲悉习栽培堂兄马鸿宾而忽视自己。马福祥在世时，还可以调和兄弟俩的关系，但马福祥去世后，尤其是二马同处宁夏，彼此之间为地盘和军饷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矛盾。最后，马鸿宾部仅驻在甘肃固海一带。

　　1933年初，马鸿逵正式就任宁夏省主席。宁夏可以说是马福祥家庭的“领地”，民国成立后，马福祥就出任宁夏镇守使，马鸿宾继任宁夏镇守使和宁夏省主席，现在，又由马鸿逵主政宁夏。马鸿逵上任之后，摆出一副励精图治的姿态，提出了“实行三民主义”、“消灭烟毒土匪”两大施政目标，而实际上，马鸿逵的一切活动，无非是“扩军”、“抓权”、“刮钱”。马鸿逵上任时，手下兵员有一万二千，他不断地抓壮丁当兵，的部壮大至数万之众。为了独自控制地方政权，马鸿逵处处安插亲信，他以军管政，以政管党，俨然成为“宁夏王”。马鸿逵嗜财如命，想尽各种办法抓钱，如横征暴敛，走私烟土， 尅扣薪饷，强占房地等，宁夏人民怨声载道。

　　1934年初，孙殿英在蒋介石诱使下，移兵西来，声言借宁夏前往就任其青海柴达木屯垦督办之职。马鸿逵深恐孙殿英到来夺取了自己的地盘，于是联合马鸿宾及青海马步青、马步芳兄弟，全力阻止孙殿英西进，爆发了四马拒孙之战。四马一方面说动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请求蒋介石收回成命，另一方面调集大军，严阵以待。蒋介石并没有马上收回成命，拒孙之战全面展开。马鸿逵以重金收买了几个孙军将领，孙殿英部队全线动摇，孙殿英不得不于3月19日下令总退却。这时，阎锡山出兵截击孙军后路，何应钦指挥五省兵力进剿。孙殿英只得宣布离开部队，余部三万余人被阎锡山、胡宗南收编。马鸿逵借拒孙之战，增编了三个团级警备大队，以及收编了孙殿英之杨干卿旅，实力大增。

　　1935年底，中央红军到达陕北，马鸿逵极力防备和阻遏红军在陕甘宁边区的发展，多次向蒋介石呈进意见书，使蒋介石很满意，决定亲自飞往宁夏，布置防务。马鸿逵即赶在蒋介石到来之前，在省城中山公园内专修“怀远楼”，以宣扬蒋介石“关怀”边陲省份。蒋介石到宁夏后，马鸿逵亲自担任守卫，竭尽忠诚。蒋介石走后，马鸿逵立即划分全省为三个警备区，不断骚扰陕甘宁边区，一度攻占三边（安边、定边、靖边），但很快被红军逐出。

　　抗日战争爆发后，马鸿逵、马鸿宾两部合编为第十七集团军，马鸿逵出任第八战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七集团军总司令。然而，整个八年抗战期间，马鸿逵直接掌握的部队并未进入对日寇作战的战场，他除了巩固宁夏地盘，就是对付陕甘宁边区的共产党、八路军。马鸿逵将宁夏省政府和第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合在一起办公，其属下每天早上依次向他问安、汇报请示，马鸿逵则高坐在太师椅上，他的办公桌旁不另设椅凳，召入者只能站着说话。马鸿逵因事外出，军政事务则由其次子马敦静代行。抗战八年，国民党将领或多或少都参与了战斗，但马鸿逵却挂着个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集团军总司令的空名，过了八年土皇帝的生活。

四

　　如果说宁夏是马福祥父子的“领地”，那么，青海就是马麒父子的“独立王国”。马鸿逵被称为“宁夏王”，马步芳也被称为“青海王”。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光绪离京西遁，马海晏、马麒父子参与护驾。途中，马海晏病逝，马麒接任父亲的旗官职务。由于护驾有功，马麒、马麟兄弟受到清廷的赏识，率部回甘肃驻扎。民国成立后，马麒、马麟兄弟投靠北洋军阀，马麒攫取了西宁镇总兵一职，1915年，又改任甘边宁海镇守使，建立了一支号称“宁海军”的家庭武装。

　　马麒之子马步青，1898年生，自幼随父入军旅，马麒建立宁海军后，十七、八岁的马步青出任马队管带。马麒另一儿子马步芳，1903年生，自幼在家中成长，九岁时被送到西宁东关清真寺当“满拉”（学习经文的小学生）。年纪稍大些，马步芳看到兄长马步青挎枪佩剑，前呼后拥，何等威风，与自己在清真寺的孤单生活形成强烈对照，他当然不安心于在寺院学经，一再请求父亲安排军职。终于，1917年，马麒让十四岁的马步芳给马步青当了帮带，不久，升任步兵第十五营管带。1920年，17岁的马步芳转任骑兵营长。

　　马步芳进入军中以后，很快便表露出他的军事才能以及政治手腕，虽然年纪轻轻，但已深得马麒的信任。马麒为了巩固势力，把老巢河州与西宁联成一气，令马步芳驻兵河州与西宁之间的重镇化隆。马步芳到化隆后，招兵买马，仿照新式方法训练部队，练成了一支自己的“孩儿军”。他利用民族、宗教关系，使用“以教治回”、“以回制汉”、“以藏制藏”等统治手段，建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渐渐，马步芳在他的兄弟之中已取得领导地位，连马步青也要让他三分，别的兄弟只有受他的指使。例外的是他有个堂弟叫马步英（1909年生），也是个年少有为的军官，后因与马步芳闹矛盾，一怒之下离队出走，另立门户，甚至把名字也改为马仲英。

　　1925年3月，冯玉祥就任西北边防督办，马麒父子也不得不依附冯玉祥，以保住西宁镇守使的职位。1925年9月，冯玉祥派部队刘郁芬代理其甘肃军务督办职务。1926年初，陇东镇守使张兆钾联合陇南镇守使孔繁锦，乘直、奉军阀攻打国民军之际，起兵攻打刘郁芬，马麒父子没有参与起事。1927年6月，年仅十八岁的马仲英成立黑虎吸冯军，自任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同年冬，刘郁芬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七方面军总指挥兼甘肃省政府主席的身份，再次入甘。1928年5月，马仲英在凉州马廷勷 、甘州马璘 等地方军阀的支持下，发动了河州事变，率军围攻河州，与刘郁芬展开大战。这时，马麒已被冯玉祥任为国民军暂编第二十六师师长，仍驻防西宁，对马仲英发动河州事变，马麒父子也没有支持。刘郁芬从陕西调来孙连仲部参战，将马仲英击败。11月，马仲英率部退出甘肃，转入青海。河州事变后告一阶落。河州事变后，甘肃自民国初年来八镇割据的局面结束了。

　　马麒父子虽然没有参与河州事变，然而，冯玉祥却以追击马仲英为由，命令孙连仲部挺进西宁，马麒父子极不情愿，但亦无可奈何。孙连仲到达西宁后，马麒迫于形势，交出大权，西宁政局遂由国民军控制。同年12月，国民政府决定宁夏、青海分别建省，孙连仲任青海省主席，马麒只能省个省府委员兼建设厅长。对此，马麒父子采取忍耐的态度，马步芳极力拉拢孙连仲部将高树勋，很快得以从团长升任旅长，并允许扩编宁海军。1929年，马步芳在化隆、循化大肆招兵，组编了三个团，两个独立营，实力大增。

　　1929年10月，冯玉祥调孙连仲部东移，准备参加中原大战。孙连仲、高树勋离开青海前，将马步芳调入西宁，并让马麒代理青海省主席一职。1930年1月，马麒被正式任命为青海省主席，实现了马麟父子要控制青海全省的愿望。马麒出任省主席后，马麟则任甘肃省保安总司令，马步青任旅长，而马步芳则出任青海暂编第一师师长。

　　中原大战中，马麒虽派出马步青一旅随冯玉祥部参战，然而，他也在暗中与蒋介石联系，为自己铺设后路。1930年9月，中原大战结束，冯玉祥反蒋失败，马麒父子立即通电拥蒋，又请时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马福祥在蒋介石面前说好话，蒋介石终因青海鞭长莫及，也很快承认了马麒父子在青海的统治地位。

　　马麒父子投靠蒋介石后，积极为蒋介石效劳，马步芳以他在西宁所组编的青海暂编第一师，向国民军的余部进攻。1931年4月，马步芳又率部众，追剿马仲英部。马仲英节节溃败，最后走避新疆。

　　1931年8月5日，马麒在西安病逝。青海省地方官员黎丹等人推举马麟继任省主席，但马步芳虽只有二十八岁，也谋图其父的地位。不料，南京方面传来消息，蒋介石打算接受于右任建议，准备让青海民政厅长王玉堂暂代省主席。在此时刻，马步芳权衡利害，不想先辈创立的基业拱手让人，于是与青海官员以联名推荐形式，举马麟继任。终于，蒋介石任命马麟继任青海省主席，马步芳任新编第九师师长。

　　马麟虽然当上了省主席，但青海的军政大权实际掌握在马步芳、马步青之手。马步芳一边扩充军力，一边与叔父争权。马麟深知其侄儿心狠手辣，难以与之争锋，只有处处回避。1932年初，胡宗南的中央军第一师进驻天水。胡宗南深感马步芳势力日增，决心剪除。马步芳为了阻止蒋介石、胡宗南进占青海，利用玉树藏僧和青海商人因货物价格问题发生纠纷之机，故意扩大事态，迫使藏僧转请昌都藏军于6月进入玉树地区，爆发了青藏战争。由于马步芳大造舆论，故意造成紧张局势，蒋介石只得命令马步芳出兵反击藏军。双方经过几个月的战斗，至10月初，藏军全线溃败，马军逼进昌都，并与四川刘文辉部联合出击，进军昌都，藏方被迫要求停战。1933年4月10日，藏方与南京政府签订了《青藏和约》。青藏战争不仅使马步芳渡过难关，而且还巩固了他在青海的统治地位。

　　青藏战争刚结束，马步芳又遇到孙殿英率部前来“开发”青海柴达木的威胁。青海是马步芳兄弟的一统天下，当然容不得孙殿英来占去一部分地盘。宁夏的马鸿逵、马鸿宾以及甘肃省主席兼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都担心孙殿英到来会惹起事端。于是，四马联合朱绍良发起拒孙之战，于1934年3月将孙殿英打败。拒孙之战后，马步芳又派人到何应钦、朱绍良等处活动，使其新编第九师扩编为新编第二军，下辖一师两骑兵旅，兵力增至二万五千余人。

　　1935年下半年，红军长征到达川、康时，蒋介石急令马步芳在青海、甘肃南部阻击红军，马步芳为了保存实力，守住青海，采取了消极敷衍的态度。但是，到了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组成西路军，在甘肃靖远西渡黄河，进军河西走廊时，马步芳唯恐青海有失，倾其所部对西路军围追堵截。在这场河西战役中，西路军与马步芳部进行了连场血战，伤亡惨重。1937年4月，二万一千八百人的西路军只剩下七百多人，从安西星星峡进入新疆。马步芳杀害了数不清的西路军战士，仅在张掖，就杀害了西路军俘虏三千二百多人，有活埋、枪杀、火烧、扒心、取胆、割舌等多种残忍手段，对被俘女红军战士，还进行强奸，然后分给部下做妻妾丫环，甚至转卖多处。

　　河西战役期间，马步芳趁机扩充实力。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利用马步芳，1937年夏将其部扩编为第八十二军，下辖一00师和三个骑兵旅。同时，也将马步青的骑兵第五师，扩编为骑兵第五军。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马步芳、马步青的叔父马麟虽然担任省主席，但却是有名无实。1936年，马麟干脆跑到上海、南京访问，并远赴阿拉伯之麦加朝圣，其省主席一职由马步芳代理，到1937年才归国。终于，1938年3月，南京政府正式任命马步芳为青海省主席，马麟只挂了个国民政府委员的空衔。1941年后，马麟干脆卸职作了寓公，1945年1月26日病逝。

　　抗日战争期间，马步芳对抗日采取消极、观望的态度，却集中精力巩固和发展自己在青海的统治力量。抗战初期，蒋介石令马步芳派出一个骑兵师上前线，马步芳不动用自己的队伍，却从马步青骑五军中要一旅又一团人马，再补充一些民团，组成一个八千人的骑兵师派往前线应付。1943年7月，第八十二军与骑五军合编为第四十集团军，马步芳、马步青分任正副总司令。1944年春，马步芳把八十二军军长一职交给儿子马继援接任，乘机劝说马步青把骑五军军长一职交给处甥马呈祥。马步青不知是计，表示同意。但马步青交权后，逐渐受到马步芳的冷落，成了个光杆副司令。最后，马步青只好以养军鸽为消遣，不久，带了一营老弱残兵去察汉乌苏开垦，转而到重庆向蒋介石投状“控诉”马步芳，但已无被于事，只挂了个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的空衔。这样，马步芳实际吞并了马步青的骑五军。1945年，马步芳派马呈祥率骑五军进入新疆，向新疆发展。

五

　　在二、三、四这几小节中，我们分别介绍了马鸿宾、马鸿逵、马步芳这三支马家军阀武装的形成、发展过程。从前四小节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西北诸马的先人都是借镇压“回乱”而发家的，他们先后依附和效忠清政府、北洋军阀和蒋介石等历代统治者。他们以“甘、河、回、马”（即甘肃人、河州人、回族、马姓）这四条为用人标准，核心权力采取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封建继承方式，经数十年的发展，逐渐成为左右西北局势的军阀武装。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准备发动全面内战，他极力拉拢西北三马为打内战而效命，先后任命马鸿逵、马鸿宾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长官为张治中），对马步芳，他拨给了一个整师的美式装备。1947年3月，蒋介石集中三十四个旅对陕甘宁边区实行重点进攻，三马亦奉命派兵参与行动，其中马鸿宾部一个团在环东县的将台被西北野战军围俘；马鸿逵部占领了三边地区，马步芳部攻下了合水等地。同年7、8月，蒋介石计划成立陕甘宁边区剿总司令部，以马鸿宾为总司令，马鸿逵、马步芳为副总司令，希望促成三马合作进攻陕北的局面，但是，三马矛盾重重，互不相服，这事终无结果。

　　随着国民党在各个战场军事上的失败，西北的局势亦岌岌可危，此时，三马亦开始了分化。马鸿宾于1948年7月出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后，第八十一军军长职务由其子马惇靖接任。1949年初，蒋介石想以第八十一军和甘肃白海风的骑兵师合编为固海兵团，以马惇 靖为司令，希望马鸿宾部配合马鸿逵、马步芳部抵抗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北。对蒋介石的命令，马鸿宾不能不执行，但是，此时，马鸿宾已愈来愈感到前途无望，他约束部队，静观局势发展再作出抉择。

　　1949年4月，张治中作为国民党方面和谈首席代表到北平与中共谈判，遗下西北军政长官一职，成了马鸿逵与马步芳争夺的目标。西北军政长官一职，在二马的眼中，就如同“西北王”，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宝座，虽然在蒋家王朝分崩离析之际，二马仍不放过这一机会。当时，甘肃省主席郭寄峤以副长官名义暂时兼代理军政长官职务。马鸿逵认为，要想获得西北军政长官之职，必须要到兰州活动，同时，要想办法挤走郭寄峤。于是，4月下旬，马鸿逵以养病为名住到兰州，每日宴请各方大员，请他们为自己制造舆论。他还邀请马步芳、马鸿宾来兰州，共商西北大局，俨然以“西北王”自居，但马步芳、马鸿宾并不买他的账，来电拒绝。与此同时，马鸿逵抓住郭寄峤准备发行三百万元公债一事，大肆揭露和指责，弄得郭寄峤狼狈不堪。就在马鸿逵得意洋洋，以为大功告成之际，忽然从广州方面得到消息：代总理李宗仁和行政院长阎锡山打算委任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

　　原来，就在马鸿逵在兰州大肆活动的时候，马步芳却悄悄地走上层路线，施展“黄金外交”。青海生产黄金，马步芳依靠手中掌握的黄金，很轻易打通了李宗仁、阎锡山等的门路，李、阎等认为：马步芳是匹野马，马鸿逵是匹滑马，在此“戡乱”的紧要关头，只能用野马。当然，黄金有很大的效用，而马步芳的实力胜于马鸿逵，这也是李、阎任用马步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马鸿逵比马步芳长十一岁，是马步芳的长辈，1936年9月加授陆军上将衔，1945年12月即任西北军政副长官，军衔、职位都比马步芳高，败在马步芳手下，令他十分恼怒。然而，自己的实力终逊一筹，只得让步，另做打算。5月上旬，马鸿逵约马步芳到西宁与兰州之间的享堂会面，经过讨价还价，双方达成“君子协定”：马鸿逵保举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保举马鸿逵当甘肃省政府主席，并且将宁夏兵团开赴陇东，与马步芳之子马继援率领的青海兵联合作战，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以保住甘宁青。于是双方各怀鬼胎分了手，马鸿逵回到兰州后，一面致电国民党中央保举了马步芳担任西北军政长，一面电令宁夏第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出兵陇东，与青海兵团组成宁夏联合兵团合力进攻陕西。

　　5月18日，国民党行政院明令发表马步芳代理西北军政长官（不久又实任）。马步芳率领自己的一套班底从西宁赶到兰州上任，原长官公署的要员几乎全部撤换，只留下属桂系的副长官兼参谋长刘任等人。另外，马步芳故意留下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以抵制马鸿逵，等时机成熟再逼他让位。与此同时，马步芳还发动各地大肆献马献旗，派代表来兰州祝贺，为自己大造声势，完全把马鸿逵撂到一边。

　　马鸿逵在兰州左等右盼，也不见马步芳保举自己当甘肃省主席，一怒之下电令宁夏兵团往后撤。此时，宁夏兵团近十万人由马继援指挥，正在进攻陕西，但由于二马交恶不和，彼此无法协同行动。马继援在进军时，故意把宁夏兵团摆到正面第一线，而宁夏兵团则只听命于马鸿逵，对马步芳父子的命令根本不理。这样，宁夏兵团进攻陕西很快遭到失败，两部争相往后撤退。青海兵团撤退在先，想截住宁夏兵团退路。宁夏兵团一夜猛冲，冲过了马继援的警戒线。

　　马鸿逵当不成甘肃省主席，心里感到很气愤，又无从发泄，还是最得专宠的四姨太刘慕侠给他出了主意，趁马步芳暂回西宁之机，到广州见李代总统。马鸿逵到了广州，见到李宗仁，但李宗仁并不支持他，想飞往台湾见蒋介石，但李宗仁又不予批准。马鸿逵唯有再电令宁夏兵团继续后撤，结果，很快丢失了长武、泾川、平凉等重镇。

　　面对这种局势，李宗仁、阎锡山经商议认为，西北只有二马还有点力量，不笼络住马鸿逵，马步芳的势力更孤立，于是决定让马鸿逵当甘肃省政府主席。马鸿逵得知这消息十分高兴，即去电次子、宁夏兵团司令长官马敦静，第八十一军军长马惇靖（马鸿宾之子）以及一二八军军长、宁青兵团副指挥官卢忠良，要他们死守住宁夏的门户固原和瓦亭，为自己争回面子。然而，就在8月1日马鸿逵正式被任命为甘肃省主席的当天，宁夏兵团及各部阵地相继被解放军摧毁，卢忠良下令全军后撤，向宁夏溃逃。解放军乘势向西挺进，直压兰州地区。

　　李宗仁、阎锡山为消除二马之间的对立情绪，挽救西北危局，电召马步芳到广州，在爱群酒店安排与马鸿逵见面，又请出马全钦（马占鳌孙、马安良之子）从中说合调解，二马因解放军大兵压境，处境相同，因而表面上又言归于好，甚至还抱上古兰经发誓，要同生死，共患难，并商定次日一起乘飞机回兰州。然而，到晚上，马鸿逵即后悔，担心跟马步芳去了兰州，会被当作人质扣起，所以第二天，他不顾马全钦的劝阻，坐飞机直飞回宁夏。随后，马步芳亦飞回兰州。

　　马步芳回到兰州后，积极部署兵力，将全部精锐部队四、五万人马，凭借兰州南北二山上的国防工事固守。8月20日，解放军在兰州城外会合成东、西、南三面包围之势，发动了兰州战役。马步芳请求胡宗南部从汉中来援，尤其派出亲信马骥专程飞到银川向马鸿逵求救后。这时，马鸿逵故意刁难，讨价还价，马骥知事不谐，迳自飞往重庆逃命。不过，马鸿逵还是命令马全良率领一支刚刚拼凑起来的贺兰军，进驻宁甘边境，坐山观虎斗。

　　马步芳知道援军不会来，兰州亦不保，便于8月24日只身飞往西宁，再携眷逃往重庆，所部交由儿子马继援（升任西北军政副长官）指挥。25日，解放军发起总攻，26日，兰州即告解放，马步芳四、五万人马被歼灭，马继援率少数亲信逃往西宁。9月5日，西宁亦解放，马步青、马继援亦逃往重庆。马步芳进入新疆的骑五军，也在9月下旬参与了陶峙岳、包尔汉的起义，军长马呈祥不愿参加起义，被“礼送”出境。至此，马步芳家族拥有的武装力量全部瓦解。

　　兰州解放后，马鸿逵决意死守宁夏。然而，9月1日，蒋介石电召马鸿逵到重庆。马鸿逵将宁夏军政大权交给次子马敦静，匆忙飞到重庆。原来，蒋介石打算把宁夏部队调往四川，马鸿逵当然不愿意。但不几天，马鸿逵长子、骑兵第十师师长马敦厚携眷从宁夏飞到重庆，告之宁夏败局已定。9月19日，马敦静也逃到重庆。就在这一天，宁夏的马鸿逵部队在马全良、卢忠良率领下宣布起义。同一天，马鸿宾及其子马惇靖、马惇信率第八十一军与解放军在中宁县城签订了和平解放的协定，改编为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独立第二军，马惇靖、马惇信分任正副军长。至此，西北马家军阀的历史宣告结束。

　　还须交待西北三马的最后踪迹。新中国成立后，马鸿宾历任宁夏省副主席、甘肃省副省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等。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和统一大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1960年10月20日，马鸿宾在兰州病逝。

　　1949年9月底，马鸿逵及其妻妾儿子飞到了台湾，马鸿逵即受到台湾“国防部”次长郭寄峤及马步芳父子的指控，要他对西北败局负责。不久，台湾当局发表给予他“撤职查办”的处分。马鸿逵心灰意冷，决定出走。他先把四姨太刘慕侠送到香港“治病”，不久报称病危，马鸿逵以此请假离台赴港，接着“赴美就医”，以后长期居留美国洛杉矶。1970年1月14日，马鸿逵在洛杉矶病逝。

　　1949年9月下旬，马步芳及马步青、马继援等飞到了台湾（后马呈祥也到了台湾）。到台之前，马步芳已因“擅离职守”受到“撤职议处”的处分。到台后他预料会有不利，于是以三千两黄金贿赂蒋介石的几位亲信，取得了出国护照，飞到埃及开罗做寓公。后来，又移居沙特阿拉伯。1957年，台湾当局任命他为“驻沙特阿拉伯大使”，1960年辞职。1975年7月31日，马步芳在沙特阿拉伯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