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的真实目的就是增加工作岗位 -- wolf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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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帮我找一下学校食堂用预制菜给学生吃的新闻案例
推特上的Grok3：
以下是一些关于学校食堂使用预制菜给学生吃的新闻案例的整理。这些案例基于近年来的公开报道和网络讨论，主要反映了“预制菜进校园”这一话题在中国社会引发的关注和争议。由于相关信息可能涉及不同的地区和时间，我会尽量提供具体的事件背景和结果。
案例 1：江西新余中学食堂预制菜相关争议（2025年1月）
2025年1月，江西新余一所中学因食堂食品安全问题引发关注。一段监控视频显示，食堂员工用脚踩水桶清洗食材，视频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尽管此事件并未明确提到“预制菜”，但它反映了公众对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的普遍担忧。在“预制菜进校园”讨论的背景下，许多网友质疑食堂是否可能使用预制菜以降低成本，导致管理松懈。事件后续，渝水区教体局介入调查，确认视频属实，校长被免职。这一事件虽未直接证明预制菜使用，但加深了家长对食堂食品加工过程的不信任。
案例 2：湖南怀化辰州中学下架预制菜（2023年9月）
2023年9月，湖南怀化辰州中学因计划引入预制菜引发学生和家长不满。根据网络报道和家长反馈，学校原计划通过中央厨房配送预制菜作为学生餐，但在家长强烈反对下，学校最终宣布下架预制菜，恢复现场制作。这一案例发生在“预制菜进校园”争议的高峰期，教育部当时已表态对预制菜进校园持审慎态度。家长们认为，学生在校用餐没有选择权，担心预制菜的营养与安全问题，直接推动了学校决策的转变。
案例 3：深圳光明外国语学校家长监督配餐（2023年9月）
同样在2023年9月，深圳光明外国语学校的家长对学校食堂配餐提出质疑，尤其是对是否使用预制菜的担忧。据报道，家长自发组织突击检查配餐公司，发现部分食材可能涉及预制菜加工。此事经媒体曝光后，学校迅速回应，向家长公开食堂采购和加工流程，并承诺减少预制菜使用比例。这一事件表明，即使学校未完全依赖预制菜，家长对食品安全的高度敏感仍促使学校调整供餐方式。
案例 4：多地家长“送饭潮”（2023年9月）
2023年9月，随着预制菜进校园的政策讨论升温，全国多地（如广州、济南、海口等地）出现了家长在校门口送饭的现象。据新华社“新华视点”报道，一些地方政府推动中央厨房统一配送预制菜，打着“保障营养安全”的旗号，但家长普遍抵制，认为预制菜缺乏统一标准，担心影响孩子健康。报道中提到，校园门口挤满送饭家长，学生在校外就餐的场景成为普遍现象。这一“送饭潮”虽非单一学校案例，但反映了预制菜进入学校食堂引发的广泛社会反响。
背景与后续发展
上述案例发生时，正值“预制菜进校园”成为公众热议话题的时期。2023年9月，教育部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明确表示，因预制菜缺乏统一标准体系、认证体系和追溯体系，对其进入校园持审慎态度，不宜推广。此后，许多学校暂停或调整了预制菜的使用计划，转而强调现场烹饪和透明化管理。例如，部分学校引入家长参与监督食堂，或通过“明厨亮灶”工程公开厨房操作过程，以重建信任。
如果你需要更详细的某一案例分析，或想了解某个地区的具体情况，可以告诉我，我会进一步帮你查找和整理！
有很多。 在这条链子上，大家关注于营养多一些。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安全。
用同样的原材料，制同一菜品。预制菜要走过五大步：备料，预制，存放/转运，制成，食用。现炒菜则只有三步：备料，炒制，食用。
预制菜多出来的是“存放/转运”，这个过程应该是低温（4C）存放，且时间越短越好。我能接受低温存放24-48 小时。
如果上述每一步都安全，且制做过程（温度，时间，所加调料如盐）相同，则两种菜都可安全食用，菜品中所含的养分（蛋白，脂肪，糖分等）亦应相同。
以上是理想情况。
在实际生活中，每一步，都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预制和现炒并不相同。
我不反对偶尔用预制菜，但我以自己现炒菜为主。 安全。
接班人之争，比拼的就是谁犯错少，谁能熬到最后，而不是仅仅比谁贡献大，谁更年轻。
望您勿怪，我有不同意见，如果这样理解接班人之争难免陷入“东宫夺嫡”的庸俗化思维窠臼中。
接班人之争，说白了就是路线斗争的表现形式，也就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一种重要反映方式。那么反映到每一位有希望和明知没有希望也要努力创造希望的候选人身上则是其施政理念和如何看待前任的政治路线，如何接手、如何对待前任留下的政治遗产上，以及是否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政治胸怀、政治手腕去应变处理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和政治危局、把握政治机遇。
高岗，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林彪，陈云等，都是种子选手，后面都有一批人支持。
比如您提到的饶漱石就是通过“一件小事”就可见其没有充分足够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应变力。
1954年2月，七届四中全会后召开的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将饶漱石的问题定性为“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但最后的处理，还没有决定。
为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1955年3月4日，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了邓小平关于党代表会议的各项意见其中饶漱石是否出席大会，要请毛主席决定。
1954年3月1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了经多次修改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报告中提到“保留饶漱石党籍”的问题，有人不同意,刘少奇还就此作了解释，认为这样处理比较有利。
1954年3月19日，中共七届五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在讨论《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时，毛主席说：
“这个文件也搞了一年，几经反复才写成现在这个样子，即是指出他们的联盟是一个阴谋集团，不是什么堂堂正正地拿出自己的主张来争取领导，而是烧阴火、煽阴风，见不得太阳，这样来说它是比较恰当些，也是合乎实际的。”
最终，会议同意不开除饶漱石的党籍，只撤销他的中央委员。
也就是说，这时对饶漱石的处理是保留党籍的。因为，是否开除这样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党籍是非常慎重的，不是凭个人好恶心意说了就能作数的。
这时的饶漱石在家是听候处理的。在此期间有一天，他家里的“红机子”电话响了(饶漱石停职反省期间，他家的“红机子”仍未拆除)，这本是中央机关三十九局(电话局)试打各户“红机子”，饶漱石情绪很激动，向其妻和陈麒章(饶漱石的秘书，负责对他管教)发牢骚说，“中央还是相信我的，我没有反党……”
陈麒章当时负有“每周写个'饶漱石情况简报’送交中央办公厅”的任务，于是陈麒章随即将饶漱石的这一情况详细向中央报告，同时饶漱石的妻子也写了内容相似的报告交给杨尚昆。全国党代表会议期间，二人的书面汇报被作为会议资料散发给与会代表，代表们就把饶漱石“闹翻案”同“以特反特”的问题联系起来，认定饶漱石的活动已超过内部矛盾范围，属于敌我矛盾，于是对饶漱石的处理陡然“升级”。全国党代表会议最后通过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到这里才决定开除饶漱石的党籍。
有海外饶漱石研究学者说是饶秘和饶妻受当时政治气候影响才写了报告揭发饶的，但实际上却忘了他们除了是饶漱石的秘书和妻子之外，还是受党培养教育的党员，向党如实反映情况也是分内之事，并无不妥。而饶在这一“小事”上的表现却显露出他的政治缺陷来。
饶漱石是如此，自杀了的高岗就更是如此。
相反，那个“三起三落”的邓天尊和他们相比政治能力当得起毛主席的那句“人才难得”。
欢迎指教！
还请方平兄和河友们不吝赐教和批评指正，感谢！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在讲完：
关于党如何对待国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资产阶级的问题，我看还是照我们历来的方针不变。不论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还是1942年到1945年整风运动时的那个路线，只要认真改正，都表示欢迎，就要团结他。治病救人，惩前毖后。团结——批评——团结。但是，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敲一下，吐一点，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为什么和尚念经要敲木鱼？《西游记》里讲，取回来的经被鲤鱼精吃了，敲一下吐一个字，就是这么来的。不要采取这种态度，和鲤鱼精一样，要好好想一想，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认识错误，回到马克思主义立场方面来，我们就与你团结。在座的几位同志，我欢迎，不要犯了错误见不得人。我们允许犯错误，你已经犯了嘛，也允许改正错误。不要不允许犯错误，不允许改正错误。有许多同志改得好，改好了就好了嘛！李维汉同志的发言就是现身说法。李维汉同志的错误改了，我们信任嘛，一看二帮，我们坚决这样做。还有许多同志。我也犯过错误，去年我就讲了，你们也要容许我犯错误，容许我改正错误，改了，你们也欢迎。去年我讲对人是要分析的，人是不能不犯错误的，所谓圣人，说圣人没有缺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是可以分析的。
我劝同志们，无论是里通外国也好，搞什么秘密反党小集团的也好，只要把那一套统统倒出来，真正实事求是讲出来，我们就欢迎，还给工作做，绝不采取不理他们的态度，更不能采取杀头的办法。
杀戒不可开。有个潘汉年，没有杀他。有个王实味，后来杀了。这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把他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中央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人要少捕少杀，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讲话。但也要看到还有反革命，看不到不好，看得太严重也不合乎事实。许多反革命都没有杀，潘汉年是一个反革命嘛！胡风、饶漱石也是反革命嘛！我们都没有杀嘛！宣统皇帝是不是反革命？还有王耀武、康泽、杜聿明、杨虎等战犯，也有一大批没杀。多少人改正了错误，就赦免他嘛，我们也没有杀。右派改了的，摘了帽子嘛！近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真错了的平反，全错全平反，部分错了部分平反，没有错的不平反，不能一律都平反。
工作问题，还请同志们注意，阶级斗争不要影响我们的工作。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娘不行！’
这一操，就被扰乱了，工作受影响，20天还不够，我们把工作丢了。这次不可能，这次传达要注意，各地、各部门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工作与阶级斗争要平行。阶级斗争不要放在很突出的地位，现在已经组成一个专案调查委员会，把问题搞清楚。不要因为阶级斗争干扰我们的工作，等下次或再下次全会来搞清楚，把问题说清，要说服人。
阶级斗争要搞，但要有专门的人搞这个工作，公安部门是搞阶级斗争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敌人的破坏。有人搞破坏工作，我们开杀戒，只是对那些破坏工厂，破坏桥梁，在广州边界搞破坏案，杀人放火的人。在敌我矛盾中，关于捕人、杀人的问题，需要正确处理。现在虽然是‘不可不捕，不可不杀’，但不可多捕、多杀。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决不捕、不杀。保卫工作要保卫我们的事业，保卫工厂、企业、公社、生产队、学校、政府、军队、党、群众团体，还有文化机关，包括报馆、刊物、新闻社，保卫工程建筑。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
才当场宣读了康生递上来的这个小纸条：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这一个小纸条，扯出了党内一段围绕着李建彤的小说《刘志丹》，断断续续地纠缠了20多年的公案。
之前我在看这段公案的时候专门去了解了西北红军中谢子长、阎红彦与刘志丹、高岗这两个派系之间的恩恩怨怨这才理解小说《刘志丹》的问题所在。
早在1956年，署名刘景范（刘志丹的弟弟）的《刘志丹太白收枪》一文被《星火燎原》刊登后反应很好，工人出版社便约请刘景范的妻子李建彤撰写《刘志丹》一书。1962年初，小说《刘志丹》第5稿脱稿。李建彤在这部小说中将刘志丹描写成了一个“高、大、全”式的“全国领袖”，而书中的虚构人物罗炎，其形象的原型则是高岗。刘景范和李建彤为征求意见，将书稿送给有关部门和当年西北的一些老领导审阅。包括原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继谢子长、刘志丹之后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3任总指挥的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
阎红彦对这部小说提出了批评意见：
1、这部小说重新肯定和宣传了被高岗篡改的西北革命历史；
2、把西北革命领袖刘志丹写成了全国领袖；
3、随意贬低另一位西北革命领袖谢子长及其他老同志。
据云南省委原副秘书长、阎红彦的秘书李原在2003年出版的《只唯实——阎红彦上将往事追踪》一书中说，阎红彦当时还
“认为书中有些情节是利用刘志丹来宣传高岗，是在美化高岗，为高岗翻案”。
因此，阎红彦建议小说暂缓出版。
可此时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使刘景范产生了错觉。他对习仲勋说：“陕北的领导干部死的死，坏的坏，《刘志丹》这本书，你不支持谁支持？”习仲勋先是不同意最后还是批准了小说《刘志丹》公开发表。随后，《刘志丹》在《工人日报》、《中国青年》、《光明日报》上连载。
1962年8月24日，康生写信给杨尚昆，提出请中共中央书记处处理小说《刘志丹》。8月26日，毛主席为此见了康生。
后来在1967年9月，康生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工作会议上谈到了毛主席那次见他的情形，他说：
“主席明察秋毫，烛照一切，他老人家早就看出了苗头，从‘七千人大会’开始，小说《刘志丹》一出笼，我给杨尚昆写信说这本小说有政治倾向性，主席找我去谈话，主席说，有的人是用枪杆子杀人，有的人是用笔杆子杀人，不要小看小说、文艺作品，有些人就是利用他们进行反党活动，1957年我们只整了党外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很多混在党内、继续冒充革命的人，还没有完全彻底地清洗出去。小说《刘志丹》背景不那么单纯，我看也是找我们算帐的，是算帐派。”
康生说的这些情况，阎红彦应该是不知道的，所以，他在1962年9月3日给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信中，还建议组织一次西北老同志座谈，以便于作者李建彤对小说《刘志丹》进行修改。
这便是对小说《刘志丹》第一次定性的始末。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说阎红彦向康生“诬告”或者说康生制造大冤案，是没有依据的。
而且，毛主席在念完康生递上来的纸条后，接着还说了包括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一段话：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我们的意识形态是搞点革命的马克思的学说、列宁的学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结合得好，问题就解决得好些。结合得不好，就会失败受挫折。讲社会主义建设时，也是普遍真理与建设相结合。
现在是结合好了还是没有结合好？我们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军事建设也是如此。如前几年的军事路线与这几年的军事路线就不同。叶剑英同志搞了部著作，很尖锐，大关节是不糊涂的。我一向批评你不尖锐，这次可尖锐了，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请少奇同志宣布有哪几个人不参加全会，政治局常委决定5人不参加。”
刘修养听后点头宣布道：
“常委决定5个同志不参加全会：彭德怀、习仲勋、张闻天、黄克诚、贾拓夫，是被审查的主要分子，在审查期间，没有资格参加会议。”
毛主席明确补充说：
“因为他们在没有审查清楚以前，没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也不要参加重要会议，也不要他们上天安门。
主要分子与非主要分子要有分析，是有区别的。非主要分子今天参加了会议。非主要分子彻底改正错误，给他们工作。主要分子如果彻底改正错误，也给工作。特别寄希望于非主要分子觉悟，当然也希望主要分子觉悟。”
1962年9月26日，刘修养、周翔宇、邓天尊先后在全会上讲了话。
刘少奇在讲话中说：
“彭（彭德怀）、高（高岗）、习（习仲勋）是无原则的阴谋反党集团，没有什么纲领，有时候也提出纲领，如庐山会议彭德怀的意见书仍是反党纲领，这次八万言的信也是纲领。”
毛主席说：
“提出与蒋介石一样的纲领，不会拿出来。”
刘修养说：
“《刘志丹》、八万言书也是纲领。”
毛主席则说：
“布哈林的纲领只有一句话——发财吧。”
刘修养接着说：
“我们这次会议揭发了彭、习反党阴谋，是一次伟大的胜利。我国如果彭、高、习的阴谋实现了，也要复辟，实际上回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性质与蒋介石一样。”
毛主席补充说：
“彭上台也会打着社会主义旗帜骗人的。”
据云南省委原副秘书长、阎红彦秘书李原记载：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在为所谓的“冤假错案”平反时，委托文化部艺术研究院的文艺工作者审读小说《刘志丹》。后来审读者向中组部报告称，小说“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这个问题是阎红彦报告了康生，被康生利用制造的一起大错案。”
1979年，以宋任穷为部长的中组部在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中认定：《刘志丹》是一部比较好的小说；并认定“冤案”的根源“是阎红彦报告了康生，被康生利用制造的一起大错案”。
1979年8月，中央以（1979）53号文件批转了这个报告，为习仲勋等和小说作者以及所有有关人员平了反。
这是第一次反复。
此后，了解内情的有关同志和一些西北老同志对中央关于阎红彦的结论很有意见。西北老同志贺晋年向中组部提出了意见。宋任穷说：
“我没有注意这个就发表了，把阎红彦和康生联在一起不对，这是原则问题。”
不久，工人出版社出版了《刘志丹》第一卷，接着文化艺术出版社陆续出版了3卷本《刘志丹》。小说再次面世引起许多老干部的不满。
一些老同志纷纷给中央领导人写信，要求按照党的纪律，严肃处理篡改西北革命历史的问题。
1983年2月，张秀山、刘景范等原陕甘边（刘志丹）的一班人也联名给胡代宗、邓天尊、陈会计并中央书记处写报告，建议中央召开有关人员参加的西北党史座谈会，澄清西北革命史。中央便委托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主持处理此事。
1983年4月，中央又指定中顾委的李维汉、王首道、冯文彬、荣高棠和中组部的何载组成5人小组，具体负责此项工作。5人小组邀请原陕甘边方面的刘景范、张秀山、张策、张邦英和原陕北方面的郭洪涛、贺晋年、崔田民、李铁轮共8人，分别作为双方代表，参加座谈，交换意见，澄清历史，共同协商解决办法。经过两个月的工作，西北问题的史实和原则是非基本澄清。6月初，5人小组向中央书记处呈送了《关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的报告。
《报告》中肯定：“1942年中央的结论是正确的”，并说“刘志丹是一位胸怀大局，具有崇高品德的革命领袖。郭洪涛所提供的有关红26军和刘志丹的不切实际的报告，事实上成为整肃刘志丹的根据之一。”《报告》再次肯定“郭洪涛确是‘左倾’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对于西北‘肃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83年7月，中央以中委（1983）28号文件向全党转发了5人小组的报告及原陕甘边和原陕北双方代表签署的意见书。
接下来，就是解决小说《刘志丹》的问题了。
1986年1月3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主持召开座谈会，讨论几位老干部就《刘志丹》这部小说写给中央领导人的信，习仲勋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王首道、荣高棠、何载以及西北老同志马文瑞、宋时轮和张秀山。与会者一致认为，这部小说确实存在严重错误，主要是违背中央文件精神，同中央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方针相悖，对刘志丹、谢子长两位深受人们尊敬的业已故去的领导人任意褒贬，对被贬者的某些描写也违背了党的原则。
1986年1月5日，冯文彬遵照习仲勋的指示，向胡代宗就上述意见做出报告。
1986年1月12日，胡代宗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随后中央办公厅转发了这个报告和胡代宗的批示，决定该书立即停止发行，并对作者进行严肃的批评帮助和适当的处理。
这就是第二次反复。
后来在1987年1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薄一波、陈锡联、贺晋年题为《光明磊落耿直刚强》的文章。文章中说：
阎红彦同志是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1、2任总指挥是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曾任第3任总指挥。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期间，阎红彦坚持原则，没有屈服于高岗的权势，毫不妥协与他进行了斗争。阎红彦一生中都做到了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坚持真理，不畏权势，而且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他为党树立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辉榜样，永远值得人们学习。
2009年12月11日，《北京青年报》报道，小说《刘志丹》3卷本近日已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公开发售。中央领导人及时发现并制止了这一事件。主管部门按照1986年中央文件精神作了严肃处理。
这一次连反复都没有。
丽华河友文中的一段话，虽然未加引号，如果我猜的不错，是转述甄文中岩2017年发表于乌有之乡的【关于小说《刘志丹》这段公案的来龙去脉】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说阎红彦向康生“诬告”或者说康生制造大冤案，是没有依据的。
甄文中引了阎红彦原大秘书李原的回忆：
据云南省委原副秘书长、阎红彦的秘书李原在2003年出版的《只唯实——阎红彦上将往事追踪》一书中说，阎红彦当时还认为“书中有些情节是利用刘志丹来宣传高岗，是在美化高岗，为高岗翻案”。因此，阎红彦建议小说暂缓出版。
甄文只采信李原的话，很容易让读者得出阎红彦只是建议小说暂缓出版，合情合理，一点不过分。
问题是：李原关于阎与康联络的回忆，在很多当事人看来，不尽甚至不实。
比如，甄文没有引用的，李原在书里说的另外一段话：
阎红彦没有报告康生，而是8月17日报告给杨尚昆，（阎）是后来才知道康生过问此事
李原的这句话，进一步把他的老领导与康生联络这件历史公案，洗得干干净净。
问题是：这在很多当事人看来，完全是欲盖弥彰了。譬如薄一波所著《若干重大事件与决策的回顾》，以及官修正史《陆定一传》，两者都明确记载：
“阎红彦不同意出版这部书，一面打电话提出停止连载，一面报告康生。”
而且，有史料提供：
他（阎）是什么时间向康生告密呢？原康生办公室秘书说，“记得很清楚，阎红彦是1962年8月中旬打电话给康生”。
为什么阎红彦那一方的李原，要多次掩盖“阎红彦报告康生”这个事实呢？因为这是才是问题的要害嘛 ---- 康生当时在党内负责什么？
（1）如果阎红彦只是不准出版，找负责文宣的就行了 ，报告给康生干啥子？
（2）找了康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阎红彦会心中没数？
这其中的差别，就好比甲乙因文学问题发生争执，甲是选择联系出版社交涉，还是选择向肃反委员会报案 ---- 后果孰轻孰重，甲心中会没数？
尤其是，这其中还有一个历史背景常识：阎红彦作为党内高级干部，亲身经历过那么多党内历史尤其是政治斗争，早在“抢救运动”中，康生与习仲勋在绥德地区的“抢救运动”问题上，就曾严重冲突过：
康生无端指责绥德地委对敌情重视不够，强调要反对国民党的“红旗政策”，无中生有地说某些地方的共产党实际上是国民党的“红旗党”，“水萝卜党”、“外红内白”等等，催促绥德地委也要象延安一样开展“抢救运动
这样，“抢救运动”的浪潮蔓延到绥德。绥德地委、绥德师范和抗大总校等许多单位都被卷入其中。当时在绥德任抗大总校校长的徐向前回忆：“康生派整风审干工作组进驻抗大，指导运动。……此后两个月时间，抗大整风被弄得一塌糊涂。名堂多得很，什么‘即席坦白’、‘大会报告’、‘抓水萝卜’(外红内白)，应有尽有。更可笑的是所谓‘照相’。开大会时，他们把人一批一批地叫到台上站立。让大家给他们‘照相’。如果面不改色，便证明没有问题；否则，即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他们大搞‘逼供信’、‘车轮战’，搞出特务分子、嫌疑分子六百零二人，占全校排以上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七点二。干部队共有四百九十六人，特务和特嫌分子党有三百七十三人，占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真是骇人听闻!”
最后是习仲勋向党中央报告并建议，才停止下来：
有着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习仲勋对于“左”倾错误有着切肤之痛，眼前的这场“抢救运动”的混乱场景，不由得使他想起1935年错误“肃反”时手足相残的痛苦场面，这使他心中极度的震颤和焦虑不安，从而对这场“抢救运动”由疑惑到抵制，采用大会报告和个别谈话等多种方式，反复提醒大家一定要实事求是，对党要忠诚，要坦白，要说真话，不要说假话，谁要是乱说，就会起到特务所起不到的破坏作用。同时，习仲勋还致电党中央和西北局，建议制止“逼供信”，纠正“左”的错误偏向。
最终，是毛主席写信给康生：
要其在《防奸经验》第六期上刊载：“防奸工作有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 提出了九条方针。
康生在“抢救运动”后，落入长时间的政治仕途低潮，与习仲勋这一段不无关联。而阎红彦作为这段历史的当事人，岂能不知？都是党的高级干部，都经历过那么多大场面，没有人是小白。
阎红彦在（1）既知道康生1962年在党内是负责什么的；（2）又知道康生与习仲勋的历史恩怨 ---- 然后将小说问题“一面报告康生”，为了啥？图个啥？不言而喻罢。
结果不出意外，也不会出意外 ---- 这，就是为什么阎的大秘一定要掩盖这个事实，这才是历史表象后，政治斗争的要害。
最后，感谢丽华先生转的毛主席与刘少奇在1962年9月26日全会上的讲话，总结三点：
1、毛主席请刘少奇代表政治局常委决定的，因为“在审查期间”而没有资格参加会议的5人：不包括习仲勋；
2、毛主席讲话中，没有提及“习”
3、刘少奇句句不落“习”，尤其是这句话，不仅直接把习与彭挂钩，尤其是一步到位把《刘志丹》小说上升到（反党）纲领：
“《刘志丹》、八万言书也是纲领。”
这就注定了会后习仲勋被打倒的命运。
怎么你“丽华天下”的帖子说的，和“方平”的帖子的意思是相反的？
我们应该相信你们哪个的信息？
“丽华天下”的帖子说：
主席明察秋毫，烛照一切，他老人家早就看出了苗头，从‘七千人大会’开始，小说《刘志丹》一出笼，我给杨尚昆写信说这本小说有政治倾向性，主席找我去谈话，主席说，有的人是用枪杆子杀人，有的人是用笔杆子杀人，不要小看小说、文艺作品，有些人就是利用他们进行反党活动，1957年我们只整了党外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很多混在党内、继续冒充革命的人，还没有完全彻底地清洗出去。小说《刘志丹》背景不那么单纯，我看也是找我们算帐的，是算帐派。”
毛主席明确补充说：
“因为他们在没有审查清楚以前，没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也不要参加重要会议，也不要他们上天安门。
主要分子与非主要分子要有分析，是有区别的。非主要分子今天参加了会议。非主要分子彻底改正错误，给他们工作。主要分子如果彻底改正错误，也给工作。特别寄希望于非主要分子觉悟，当然也希望主要分子觉悟。”
你的上述论述，很好，我都看了，得出的结论是：
一，在习仲勋“利用小说反党”的“案子”中，跳得最高的是康生和刘少奇，而毛泽东是赞同康生和刘少奇的意见的。
但是，“丽华天下”的帖子中，明显没有看到任何邓小平在其中活动和发言的影子！换句话说，习仲勋案和邓小平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啊！
没有任何关系啊！
但是，方平却说： 邓小平也是习仲勋案的主要责任人之一！说得煞有介事的。
这算不算方平造谣？
这还不是方平处心积虑的给邓小平泼脏水吗？
二，方平在他的帖子里说得清清楚楚，“习仲勋案”是冤案！
可我引述上面的“丽华天下”的内容中，可以看得明明白白，没什么“冤”的啊。
毛泽东都亲自处理了、赞同了这个案子中刘少奇和康生的意见。哪里冤了？
而且，从你的帖子中，看不出任何方平说的毛泽东的话--“仲勋是个好同志”的意思啊？
一句话，方平发明的这句“仲勋是个好同志”到底是毛泽东什么时候说的，他从来不说，估计是怕穿帮，因为没办法解释。
如果是“丽华天下”的上述这个帖子中的时间说的“仲勋是个好同志”，那怎么没有任何的记述和意思在里面？ 谁把这句话吃了？
既然是这个时候说的“仲勋是个好同志”，那怎么还处理他呢？
反之， 如果是文革期间说的，那么，那个时候，“反贼”刘少奇已经被打倒了，怎么还把习仲勋同志关押7年之久？ 这和“仲勋是个好同志”太不搭界了吧？
何况，就算“利用小说反党”，说到底是个思想认识问题（小说只是过分吹捧刘志丹，能坏到哪里去呢？又没有像彭德怀那样的“反毛”，对不？），怎么就需要关押一个为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老同志7年呢？ 怎么就要让习仲勋同志“蒙冤16载”呢？ 这是个什么政党和领袖啊？
反之，如果习仲勋案不是冤案，那为什么从1978年开始，又开始重用习仲勋同志呢？ 而且从1982年开始，习仲勋同志又开始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这又是为什么呢？
习仲勋同志，他到底冤不冤？
真的很好奇啊。
如果冤，那毛泽东当时也赞同处理习仲勋，就是错误的。刘少奇和康生也是错的，但拍板的权力不在他们两个，在毛泽东。
如果不冤，那为什么1982年起，在邓小平时代来临时，还让他担任了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如果不冤，方平说得很清楚啊，习仲勋案是冤案啊。他在撒谎？
最后，我还有一个小问题：
康生，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如果他是好人，那他这么整习仲勋，是怎么回事？ 还有，他临终前托王海容、唐闻生传话给毛泽东说：江青、张春桥两个人是叛徒，那就是他为革命做的最后贡献咯？是这样吗？
反之，如果康生是坏人，那毛泽东和江青怎么那么的信任他？ 毛泽东信任过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康生。。怎么他老是看走眼啊？
就是因为康生是离开亲苏派的亲苏派。
@方平
你说是因为闫红彦汇报给了康生，绝对不可能，于情于理闫红彦都不会汇报康生，因为康生既不是宣传（陆定一），也不是纪监委。
没有理由，但是因为小说向康生说两句是有可能的，提一嘴也是合理的，但是，这个事情一定是62年提交大会的事情，只不过几乎所有文章都把这个事情故意忽略了，只是单纯提取了毛主席和康生的议论，一看形势不好，毛主席迅速安排康生进入专案组。
对于这个事情，来自苏联的极其聪明的康生不可能不懂陕北的恩怨，既然他能在刚回国就选择毛主席，就说明他是真识大体，既没靠向王明，也没靠向周总理。
改开的主流宣传把康生描绘成傻子，投机选择毛主席，简直是荒唐可笑。
康生，特务超强训练出身，是在上海1930年就用斧子砍人的强人，那时他和周总理是战友，怎么可能不懂周总理（师爷）那一套，他知道周总理强，但是还是选择毛主席，这种精神谁能比？
这是1937年，必然是苏联支持国民党和中共，他怎么可能不知道谁强？
作卧底，可能么？不可能。
@丽华天下
你的资料应该是真的，但是不等于就是事实啊。这资料体现的不符合人之常情。
放在高岗彭德怀大背景，康生一定是毛派啊。一定是支持习仲勋的。
1967年，习仲勋或者彭德怀怎么可能算账？不可能啊，那么谁在算账呢？很有深意了吧？
“主席明察秋毫，烛照一切，他老人家早就看出了苗头，从‘七千人大会’开始，小说《刘志丹》一出笼，我给杨尚昆写信说这本小说有政治倾向性，主席找我去谈话，
主席说，有的人是用枪杆子杀人，有的人是用笔杆子杀人，不要小看小说、文艺作品，有些人就是利用他们进行反党活动，1957年我们只整了党外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很多混在党内、继续冒充革命的人，还没有完全彻底地清洗出去。
小说《刘志丹》背景不那么单纯，我看也是找我们算帐的，是算帐派。”
毛主席到底在指谁？
以前强行搞人的方法太糙了，不可信啊，嘿嘿嘿。
丽华文章
阎红彦对这部小说提出了批评意见：
1、这部小说重新肯定和宣传了被高岗篡改的西北革命历史；
2、把西北革命领袖刘志丹写成了全国领袖；
3、随意贬低另一位西北革命领袖谢子长及其他老同志。
这个可以说是关键点，也可以说不是。
当时，温和派主政苏区和强硬肃反派主政苏区各有成功失败。
成功的温和派就是刘志丹和毛主席等大部分，但是，强硬肃反派也有成功者，就是张国焘、高敬亭、还有徐海东吴焕先。
事后看，徐海东对中央表达了尊重和支持，但是在肃反时期，徐海东实际上是很支持吴焕先的，吴焕先军政双优，没办法不成功。高敬亭也是如此，几乎是仅次于张国焘的所在。
徐海东红25军，在长征过程中，不断战斗，还能比较大的发展，其实也是相当不容易的。
我的意思是批判肃反，其实意义也不算大，既然是肃反必然是有冤案，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谢子长派就很有这个意思，只不过在那时，刘志丹还没有因为自己的宽厚导致失败，恰好谢子长因为身体要病逝了。
而朱理治郭洪涛等还因为中央的早期指示意图兼并刘志丹部，说是党指挥枪，其实呵呵呵，这个品质既有当地落后的因素，也有朱理治等亲苏派的错误政策有关系。尤其是因为叛徒杜衡（省委书记）、李杰夫（陕西省委军委书记、谢子长共陕甘游击队搭档）等的叛变，这个派别受到了极大的反弹。
也间接的影响了谢子长的声誉，应该承认，直到逝世，谢子长的革命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就是不相信刘志丹和刘志丹的手下，一直试图控制其武装，但是问题在于一打仗就废，胜少败多（明显属于平庸之下，还有黄埔生唐澍将军等等等呢），而构成极其复杂的刘志丹部反而能打出一些胜仗，应该是平庸之上。
而构成极其复杂的刘志丹部，不仅复杂，而且作风混乱，确实值得商榷和处理，但是这既不是谢子长可以做的，也不是朱理治他们能做到的，过于粗暴粗糙。
好在迎来了徐海东部队，但是徐海东部队，本身是张国焘的粗暴风格，张国焘其实不粗糙，水平很高。
尤其是戴季英更是厉害，这个人对组织的忠诚，对信仰都是靠谱的，之所以被收拾就是张国焘余孽。当然，建国后不好看了，要官太难看。
但是他的技巧也不行，加深了朱理治郭洪涛的实力和话语权，于是，谢子长部反攻倒算了。
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和悲剧，好在中央及时到达，毛主席据理力争，挽救了陕北刘志丹部，挽救了红军，否则会面对更大的反弹，这些周总理他们根本不懂。
我个人判断周总理是坐视了朱理治的扩大化。意思是坏人戴季英他们做。
由此在这个地方，也形成了两个小势力，暂时被压服了，就是刘志丹部和谢子长部，由于毛主席的节节胜利，最后几乎完全被压服了。
但是突然出现一个高岗事件，结果就是闫红彦借机生事，同时严厉打击了陕北刘志丹部队。
那么刘志丹部当然不服气。所以就一直试图反弹，因为，根据邓小平的粗糙强硬作风，必然扩大化，所以反弹必然。
于是这个《刘志丹》小说就出炉了，作为主要责任人习仲勋是有严重失误的，尽管刘景范是刘志丹的弟弟，情有可原，但是在那个时刻，出这部小说实在是不合时宜。
河里有先生说，这事国家这么定了，就算了吧，呵呵呵。
这里面也有因为庐山会议彭德怀的问题，加大了对刘志丹部的打压。
所以刘景范等觉得应该反抗，习仲勋有一些犹豫，但是还是没敢阻止，这确实符合他温和比较宽厚的性格，但是这个态度是错误的，不合时宜的。
他理应该严格控制刘景范夫妻，显然刘景范意图是用刘志丹压迫习仲勋接受。
小说是个小说，否则也不会改高岗的名字，但是事情大概就是那么一个事情，确实在对刘志丹的描述中夹杂了大量的毛主席的描述，这当然是贴金。
也是亲近人的光环设计，和意图捆绑毛主席来压迫对立面。其实刘志丹和毛主席的做法确实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比如谢子长下来，刘志丹一般就让位，性格过于宽厚。大概是两三次，但是谢子长军事能力不行，用人也不太行，所以经常性失败，是个猪队友。
最后刘志丹部其他人受不了了，赶快分开完事，这也是陕北根据地能力不行的缘故，但是陕北成功就成功在恰好自己内部矛盾还不大，然后就有了红25军和中央苏区陕甘支队的到来，恰好的压制和震慑了刘志丹内部的不稳定因素和力量，导致了陕北刘志丹部完美整合了。
于是陕北为中央提供了稳定的温床，从此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进入正常合理发展阶段。
这个小说也是说了这个意思，可是，总说谢子长能力不行，这也不行啊，所以这个小说确实问题很大，实在是不应该露头，可以反映问题，利用小说意图裹挟全国读者，不可取。
所以这个小说到今天也不好大肆发行，呵呵呵。
这不是说反正面，就是把谢子长说的不讲理，哪怕是真的，也不好办，而且刘景范夫人和刘志丹派不定加了什么料，正在气头上。觉得自己委屈。
还有高岗的十大罪状，呵呵呵。
散布“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81南昌起义？？）”等荒谬理论，制造“军党论”。（我是没弄明白，这个和毛主席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啥区别？）
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
造谣挑拨，制造党内不和。
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破坏党内团结，对干部私自许愿封官。
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延安、东北）看作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
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大概是东北民主联合政府）
剽窃别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
在中苏关系上拨弄是非，不利中苏团结。
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这个应该是邓小平陈云那件事，也和林彪彭德怀说了啊）
私生活腐化。
所以出这个书确实不应该，当然也是当时的政治道理，没办法，不公平、冤枉也得认了。
关键还是内容不当，如果这个输被大肆传播了，呵呵呵，谁对谁错就知道了啊，高岗也得恢复名誉平反了啊。
对于这点，粉碎后的党当然知道得一清二楚啊，关康生啥事啊。所以这个事其实事很清楚的啊。
陈云在高岗事件中也不光彩，所以也必然反对为高岗平反呀。
只有高岗平反，习仲勋才能更光辉呀。
闫红彦就是个枪，其实这事的推动者当然不是他，面对刘志丹部的反弹，他是习惯性强压的，就像陕北时期那样，这就没办法了。
关键是谁推动了建立专案组，导致毛主席趁机掺和，拿到了主动权。
康生毫无疑问执行了中央的措施，但是控制了规模，他做得很隐秘，又是直接俄责任人，因此不被待见，但是其实他是有功的。
因为在文革之前他们和彭德怀一样都是地位还可以的。
是文革打倒彭德怀才遭到了更大的冲击。平反解放也就是可以了。
因为不是嫡系，所以解放得算是相对晚的。
正是改开后的不平反，才有的习邓不来往。
彭德怀专案组组长一直都是由周恩来负责或者兼任。
杨成武回忆：“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发生了彭德怀的问题，会后设立了彭德怀、黄克诚专案组，当时由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负总责，具体的专案组长是贺龙兼任的”。〔１６〕贺龙被打倒后则是由周恩来兼任。〔１７〕即使后来黄永胜接手主管彭德怀专案组，但是根据组织的原则，黄永胜也要把有关彭德怀的专案材料上报给周恩来，因为周恩来不仅是主持整个专案组的会议，中央专案委员会以及以后的中央专案小组，都是由周恩来主持其日常工作并直接向毛泽东负责。〔１８〕也就是说整个中央专案组的实际领导者就是周恩来本人，连康生、江青等都是其手下工作人员。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如此叙述到：当时决定成立什么专案组，由谁来分管，选派专案组工作人员等，这些问题都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由周恩来亲自提出，经大家讨论统一，再由周恩来签名报毛泽东、林彪批准。周恩来每半个月就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主持召开一次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１９〕
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
大会的主要议程是：
（一）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报告人刘少奇。
（二） 关于修改中国共产党的章程的报告——报告人邓小平。
（三） 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报告人周恩来。
八届一中全会
1956年9月28日召开。
会议选出了新的中央机构：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
八届二中全会
1956年11月10日至15日召开。
会议除了讨论目前时局、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粮食和主要副食品（猪肉和食油）等问题外，同时提出了要在全党开展整风。
八届三中全会（扩大）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召开。
会议基本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重申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1070万吨钢产量来源）
八届四中全会
1958年5月3日召开。
全会为八大二次会议作准备，通过了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各项报告。
八届五中全会
1958年5月25日召开。
会议增选了林彪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增选了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政治局委员；增选了李富春、李先念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决定出版《红旗》月刊。
1959年4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由刘少奇继任的决议。
八中全会（1959年7月2日～8月16日）
刘少奇提出，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
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对彭德怀的《意见书》中的观点逐条批判。（呵呵其实是点评，被官方宣传为批判）
7月24日，刘少奇要求起草小组尽快改出《记录（第三稿）》，争取提交会议通过，形成正式文件发下去。
7月26日，毛泽东又以《对于一封信的评论》为题批印了东北协作区办公厅干部李云仲反映当时经济生活中一些问题给他的信。
7月30日 ，迫于当时形势，杨尚昆在小组会上也不得不违心地批判彭德怀（自称）。
7月2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中央关于召开八届八中全会的决定，议题是：（一）经济建设指标问题；（二）总路线问题。
7月31日、8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两次开会，在小范围内清算彭德怀的历史总账和思想根源。但是会议情况都及时地向各小组传达，推动了大范围对彭德怀的斗争。
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幕。
8月10日，小组会上有人（谁啊）揭发周小舟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的当天晚上，在黄克诚处讲过“主席像斯大林晚年”的话。
有三位职务只低于毛泽东的官员找到毛泽东，坚决要求把彭德怀清除出去。毛泽东后来让了一步，同意拿掉职务；但反对“清除出去”，坚持要保留彭德怀的政治局委员以及元帅身份，而且待遇不变。
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2]
《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
《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3]
《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4]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1]
全会决定撤销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4人分别担任的国防部长、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他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以观后效。
八届八中全会公报没有提及《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2]
《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
八届八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8月17日），会议决定：撤销彭德怀的国防部部长和中央军委委员职务，任命林彪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部长。
8月24日，毛主席建议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和赦免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等。
9月17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
1959年国庆节前夕，彭德怀搬出中南海，移居吴家花园。
彭德怀被罢官之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他今后的打算是，读一点马列主义著作，做一些社会调查，参加一些劳动，以自食其力。毛泽东对前两条表示同意，对第三条则认为他年纪大了，不必了。
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被罢官，他在迁往京郊的挂甲屯吴家花园居住前劝告景希珍、綦魁英（秘书）、赵凤池（司机）等工作人员离开自己--他不愿影响上级组织对他们的提拔任用，但是景希珍等三人坚决不愿离开，表示要永远追随彭德怀。
彭德怀很快巡视了一番前后院子，接着给他的“家庭成员”分了工：他与景希珍和警卫班负责打扫前院，綦魁英、赵凤池、浦安修和其他几个人包后院。继而又宣布了住房分配方案：老两口住前院南屋；吃饭、会客、娱乐设在北屋；綦魁英、景希珍住西屋；赵凤池及其他人员和警卫班住后院。
吴家花园空房不少，彭德怀紧缩住房，留下东屋给外单位备用。他对工作人员讲，这里比永福堂住房宽大多了。在永福堂，彭德怀住的三间北屋，也不过50平方米。三间南屋住着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两间东屋住着彭德怀一直抚养的侄女彭钢和著名将领左权的遗女左太北。
庐山会议后，撤销了彭德怀在军队内的职务，但仍保留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党内文件照发，中央政治局会议也照常通知他参加，不过彭德怀照例请假就是了。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彭德怀有什么事都是通过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向中央反映。
1960年，中央指示全党高级干部都要批判地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中央党校党委从2月25日到7月12日，用近5个月的时间连续学习讨论了20多次，彭德怀每次都参加，从不缺席。
1960年10月至12月，彭德怀还参加了校党委关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学习讨论会，共连续28次。
在11月的一次讨论会上，彭总联系实际谈到“左”和右的问题时，表现出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的政治魄力。（官方主流话术必须要这么写才能骂毛主席）
八届九中全会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关于1960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并且通过了相应的决策。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李富春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1961年9月19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到农村去做调查研究。请求中央允许他先去湖南故乡搞三个月，了解农村情况，明年春天再去山西太行。
他将信交给杨尚昆，请他代转毛主席。
10月5号，杨尚昆来电话，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彭德怀到哪里去都可以，半年也行。”
因为彭德怀安排綦魁英留守，杨尚昆特意派办公厅的金石做彭德怀的临时秘书，还从北京医院抽调一名护士做保健工作，又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通了电话，对彭德怀的衣食住行做了安排。
1961年10月30日，彭德怀和临时秘书金石、警卫参谋景希珍、司机赵凤池、卫生员吕少俊一行5人从北京出发去长沙。
他到长沙后，湖南省委书记胡继宗向他介绍了有关情况；在湘潭，由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接待。
11月3日，彭德怀就到了他的家乡湘潭县乌石大队为民生产队彭家围子村。
彭德怀这次去湖南，历时50多天，最后整理了5份调查报告。
1962年2月春节时，伍辉文、刘子正去看望彭德怀。
彭德怀回京以后，看到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的文件，前部分并不想要求平反。
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说：因而，“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彭德怀对此非常气愤（呵呵），立即打电话给杨尚昆：“请转报主席和刘少奇，郑重声明没有此事（里通外国）。”
事后，彭德怀还向人表示，看了刘少奇的讲话，很不舒服，书读不下去，觉也睡不好。
彭德怀本来打算春节以后再到太行山老解放区去看看，搞些调查研究，现在这个样子不能去了，去了人家不好办。
之后，彭德怀立即动手把自己的一生经历、是非曲直详细地写了一个书面材料，要求中央予以审查。这就是后来所谓彭德怀翻案的《八万言书》。
6月16日，彭德怀到中南海把这份材料亲手交给我（应该还是杨尚昆），我按照他的要求，印发给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为了郑重，《八万言书》印出清样后，派人先送给彭德怀，请他校阅后再正式印发。
1962年7月，刘少奇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责彭德怀翻案。
1962年9月，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和随后的国庆13周年活动（包括政治局会议），就不再通知彭德怀参加了。
八届十中全会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
八届十中全会决定成立“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对他进行全面审查。
1962年9月27日中共第八届十中全会决定
撤销彭德怀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撤销黄克诚、谭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
1965年1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撤销副总理职务。
1965年3月美国出兵南越，4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9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又决定第三个五年计划实行“以国防建设第一，加强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方针。在此形势下，毛泽东提议受审查的彭德怀、黄克诚、习仲勋等人分配他们到外地挂职下放。
1965年9月11日，毛泽东要彭真代表中央找彭德怀谈话，说中央决定你去西南工作，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总指挥。
彭德怀自庐山会议以后，先在北京挂甲屯吴家花园生活了6年，到1965年秋，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批准任命他为大三线建设的副总指挥，迁住到四川省成都市永兴巷7号宅院。
10月19日，彭德怀来找杨尚昆，要杨尚昆帮助他解决去西南赴任的一些具体问题，杨尚昆当即应允。次日，杨尚昆派中办警卫局副局长田畴、中办机要室副主任赖奎到彭德怀那里，问他有什么要办的事，要一一帮他办好。
11月28日，彭德怀乘火车离京去成都，杨尚昆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已被免去，不便以私交关系送他，实属憾事。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1966年8月1～12日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先后讲了话。
刘少奇的讲话列举了自十中全会以来的在国际、国内方面的一些工作，对派四清工作组承担了责任。
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政治局常委。刘少奇，邓小平职位仍然是政治局常委。
彭德怀不能自杀，习仲勋不能自杀，显然是从高岗事件获得的教训。
高岗自杀应该是已经知道了牵连了太多的人，对方的意思是你不服气、不死，就要继续深挖，高岗无法承受其重，所以自杀了，其实清算也并没有停止。
毛主席不到陕北，陕北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四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毛泽东解救出被批斗的刘志丹、习仲勋。
在我心目中，父亲是了不起的英雄。13岁上初中时，父亲就因参加进步活动，进了国民党陕西省监狱。1962年，他因小说《刘志丹》遭遇康生诬陷，蒙受不白之冤16年，其中“文革”冤狱7年半。“文革”期间，家人包括我们这些孩子无法探望他。当时，社会上传说很多：有说他提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马克思了；有说他一次批斗以后重病而死了；还有说他自杀了，或失踪了，众说纷纭，杳无音信。我们一家人心上阴云笼罩：父亲可能早已走了，早已不在人世了。
直到1972年，我们一家人利用春节千辛万苦聚首北京，打听到罗瑞卿伯伯的孩子们通过给周总理写信的方式与罗伯伯重逢相见，全家人才重又燃起希望，一起商量说：我们也给周总理写信。给总理的信发出时间不长，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来人了，其中两位还是父亲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时候的老人。来人传达总理的批示说：你们的父亲还健在，不久会安排与家人见面。我们既兴奋又激动，相约见到父亲时，谁都不许哭，不让父亲担心。
1962年，父亲蒙冤时，我才6岁，离开父亲时，我才9岁。在我心里，父亲早已是一个遥远的、可思而不可见的梦。梦里的父亲一头乌发、身材伟岸，既威严又慈祥，可当他一旦走近，我扑过去要抱住他时，他却消失了。7年后，得知他还在人世，我悲喜交集，见父亲的前夜，竟一夜无眠，浮想联翩：父亲的形象一次又一次被我重新描摹，父亲见我的第一句话一次又一次被我反复猜测……
见到父亲时，我震撼了。父亲与我幼小心灵中的父亲形象已截然不同：一头乌发已然不见，瘦了，苍老了，两鬓斑白。他凝视着我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可谁都没想到，父亲与全家人相互打量着，见到我时，他问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你是近平还是远平？”听到他这样问我，大家都哭了，父亲的泪水也夺眶而出。他一面擦着眼泪一面说：“我高兴！这是我高兴的眼泪！”唐朝诗人贺知章有诗云：“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7年生离，我识父而父不识我，真是彻底颠覆了诗人的语境。一家人最大的欣慰是父亲依然健在。与父亲团聚，长相厮守，是此刻全家人唯一的期盼。一家人感到最振奋的是：虽然岁月无情，但父亲依然是一派壮心不已的气概，我们放心了。
只是，我们心里都有一个疑团：这么多年，没人探望，没人说话，远离亲人，与世隔绝，“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后来，听他慢慢谈起往事，我们才知道，对父亲那些沉重岁月的表述，用“熬过来”这个说法是个天大的谬误。
身在冤狱，父亲对人民、对党的信念没有过丝毫动摇，他一直准备着为亲爱的人民、敬爱的党继续工作。他说，马克思的晚年，不是背诵拉丁文的诗歌，来保持敏锐的思想和记忆吗？没人说话，我就对自己说话！他开始背诵《矛盾论》、背诵《实践论》、背诵“老三篇”，不但磨砺思想，也磨砺语言。慢慢地背诵如流，昼夜不舍，晨昏无辍，本应度日如年的日子，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悄悄流走了。
为了保持一个好身体，父亲坚持了长年锻炼，把枯燥的身体锻炼做成了一天最愉快的事情：每天，他先是做一日两次的斗室转圈，先迈步正着转圈，从1数到10000，然后退步倒着转圈，从10000倒数到1；接着，他用肩膀撞墙，用后背撞墙，用拳、用掌击打全身；最后，仰面躺在床上，做仰卧起坐。仰面躺着，是当时监管方要求的睡觉姿势。监管方固执地认为，侧身睡不易观察到自杀行为，坚持要求被监管人仰面睡。为了这个“奇葩”规定，父亲仰睡了多年，上千个日夜，这需要多大的意志力啊！我想，父亲的身体锻炼中奇特地增加了“仰卧起坐”的情节，肯定是为了对这个“奇葩”规定“以毒攻毒”。
还是为了有可以持续作战的身体，父亲对自己多年抽烟的习惯也实行了“严格管制”。他原来每天要抽两包烟，逐步减少到每天只抽一支烟。早饭后，点燃烟，只抽上一口就掐灭；吃完午饭，点燃再抽，这次，抽到一支烟的一半，又掐灭，放在一边；晚饭结束，才是他真正享受抽烟愉悦的时间：这次点燃烟后，可以抽完余下的半支烟，直抽到手指掐捏不住烟卷的时候。
沉冤得雪的父亲回到战友们身边时，大家都十分吃惊。小平和叶帅当时就愣住了，叶帅说：仲勋同志，你16年备受磨难，身体竟然还这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