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西河20多年来左右摇摆的过程 -- 七天

社会到底是谁把权力关进了笼子？--是资本。

现在的美国就是标标准准的官僚资产阶级社会。权力就是为资本服务的。

实际上，全世界都是如此。我们的邻居，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哪个不是。

无非就是成熟不成熟，效率高低，科学技术水平的差异。

官僚毕竟不能世袭，官员和官员之间有矛盾，一代人走了后就要重新洗牌，官僚阶层要想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就必须把官僚资本转化成私营资本。稻家有了保利、五矿，还是要搞平安，把钱彻底抓在手里。因此社会的本质矛盾永远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其他矛盾都是次要的、派生的、暂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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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是阶级矛盾是主流？你去社会号召革命试一试？

我支持私营企业发展，但同时支持对私营企业的历史罪行清算。哪怕他们逃到海角天涯都要清算，他们逃跑一天，就追究一天，只有投降认罪，才能够从轻量刑，轻罪免于追究。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华民族利出一孔，力出一孔，一飞冲天。

我走遍全世界，还没有看到哪个运营商比中移动更好，还没有看到哪个国家的电力网络比国家电网更好。大企业都有腐败，我看到的国企比海外同等规模的私企腐败程度要小，服务更好。

至于国家活力，过去75年，我还没有看到哪个国家和中国一样，在重重阻碍中绝地奋起，到世界之巅的，一个都没有。

在竞争性领域，放开竞争，国企与私企一视同仁。

第十二讲 ”改革开放（下）：集权主义的回归

从铁本案到四万亿计划：第六次“国进民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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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资本遭受排挤的景象，从2003年年底就开始出现了。当时，面对发生在能源领域的投资热潮，国务院下达《关于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盲目投资若干规定的通知》，并组织来自审计署、发改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农业部、商务部、人民银行等部门的人员，组成8个督查组分赴各地清查。清查重点便是那些进入三大行业、“盲目投资”的民营企业。其中遭到高调处理的是江苏常州的铁本钢铁公司，温家宝总理亲自飞抵苏州督战，九个部委组成专项检查组赶赴常州对铁本进行全面检查，认定了“越权分拆审批、违规征地拆迁、骗取银行信贷、违反审贷规定、大量偷税漏税”五大罪状，将之定性为“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关门严重失职违规、企业涉嫌违法犯罪的重大案件”，铁本董事长戴国芳被捕入狱。

以此为分水岭，许多民营企业在钢铁、电解铝及水泥等行业的投资项目纷纷搁浅。然而，就当民营资本被严令喊停的时候，国有资本则纷纷大踏步挺进。以“投资过热”最为严重的钢铁业为例，在严厉处理铁本的2004年，全国只有两家钢铁厂的钢材产量超过1000万吨，而到2005年则一下子猛增到了8家，其中除了沙钢，均为国有大型企业。到2006年3月，在羁押两年之后，戴国芳受审罪名为“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当初被九部委铁板认定的“五宗罪”无一被指控。

民营资本在2004年的惨败，令人印象深刻。时任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曾用“玻璃门”来形容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尴尬局面，他描述道：“一些行业和领域在准入政策上虽无公开限制，但实际进入条件则限制颇多，主要是对进入资格设置过高门槛。人们将这种‘名义开放、实际限制’现象称为‘玻璃门’，看着是敞开的，实际是进不去的，一进就碰壁”。在一次恳谈会上，浙江万向集团的鲁冠球当面请教温家宝，对铁本的处理是否意味着国家政策的转变。

民营企业家们的失望情绪曾让决策层颇为紧张，2005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其中有放宽市场准入、加大财税金融支持、改进政府监管等多项措施，因文件内容共36条，这份文件通常被简称为“非公36条”。这份文件一度被视为民营经济的重大政策利好，可是，从日后的执行来看，几乎均无落实。

事实上，在经历了2004年的宏观调控后，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产业界线已然划定：前者在资源、能源性领域取得了垄断性的地位，而后者则被压缩在中下游的产业领域，如历史上一再出现的景象，两者楚河汉界，泾渭分明。因垄断的生成，国有企业集群的效益出现全面复苏，在国资委成立后的三年里，中央直属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78.8%，年均递增21.4%；利润增长140%，年均递增33.8%；上缴税金增长96.5%，年均递增25.2%；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达到144.4%。2006年，民营企业家、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撰文描述了民营企业的失望情绪和可悲的生存之道：“民营资本从来都是国有资本的附属或补充，因此，最好的自保之道是要么远离国有资本的垄断领域，偏安一隅，做点小买卖，积极行善，修路架桥；要么与国有资本合作或合资，形成混合经济的格局，在以自身的专业能力与严格管理为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同时，使民营资本获得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可，创造一个相对安全的发展环境。……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裕如，持续发展。”这段文字心酸悲观，颇可以与1945年荣德生的那封写给政府的书信前后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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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秋季，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中国的外贸产业严重下滑，自此结束了长达十年的黄金时期，而国内经济也出现衰退和萧条迹象，中央政府在年底果断推出“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全面加大铁路、公路、城市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使得中国经济在半年后率先“V形见底反弹”，在这一投资热潮中，国有企业得到超过九成的信贷款项，民营企业再次成为“旁观者”和下游承接商。

2010年5月，国务院再次下达了一份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文件，名为《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社会事业、服务等领域，时称“非公新36条”。然而这一次民间资本对此类宣示表现得已远不如五年前那么积极。

他的意思是这样的：两个经营主体来贷款，条件都是一样的，但是一个叫国有企业，一个叫民营企业，从内心讲，他更愿意贷给国有企业，而内心的天平一倾斜，他就会罗列出很多贷给国企而不贷给民企的理由，尽管他完全认可国家发展民营企业的大政方针，理解促进和保障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制度、法律等等。但是，还是听从了内心的安排。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理呢？从根子上说，还是自保。这位朋友问我：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这就是个问题。其实，这样的心理，不光是银行贷款的人有，相关部门也有。为什么会有隐性壁垒？为什么隐性壁垒长期破而不除？根本问题还是在人的心里、头脑里、观念里。而这，才是阻碍民营企业发展隐藏得更深的隐性壁垒。

俗话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民营经济相关部门人员，都不免自问一下：我们心中有没有这个贼？

中央五一六专案组组长吴德回忆抓五一六运动（书摘和评论）

作者：老田

　　老田按：文革期间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在全国造反派中间抓出反革命分子一千多万人，这是文革期间最大的冤案，受残害的无辜者数量惊人，占文革期间冤案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由于吴德等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仍然把持中央专案组，胡耀邦等人在甄别冤案时对此也不闻不问。今天国史党史研究中间，对五一六冤案问题还设置禁区，很多关键问题仍然是云遮雾障。

　　根据前中组部部长宋任穷的回忆，五一六专案材料在七八年后移交给中组部处理了，而且相关专案（包括审查干部的专案）不存在四人帮插手的问题。“我刚到中组部时，在落实干部政策工作上，首先遇到的是接收并复查平反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第三办公室和‘五·一六’联合专案办公室移交给中组部的大量案件。中央专案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成立的。本来党中央在1978年6月就曾确定把原中央专案材料全部移交中组部，但专案办的主要负责人把着不交，说什么：专案办没有‘四人帮’干扰。”“1978年12月19日，由原中央专案负责人汪东兴和纪登奎、吴德召集中央专案组和中组部的同志讨论交接工作。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副部长陈野苹，公安部部长赵苍壁等同志和3个专案办以及中组部干审局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会上宣布：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第三办公室、‘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办公室，自即日起撤销。所有专案工作，一律交中央组织部办理。在移交过程中，不准销毁材料。会议后各专案办公室即停止办案；已送交中央档案馆的专案材料，全部调出，统一交中组部。”（《宋任穷回忆录》（续集）解放军出版社1996.8，第77－78页）胡耀邦等人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对文革期间受审查干部的案件，基本上无论对错都予以平反了，但对于涉及大量群众受残害的五一六冤案，即便是掌握了大量专案材料，且明知是重大冤案，却不闻不问。更为奇特的是，武汉文革期间制造的五一六冤案涉及到六十多万人，胡耀邦单单为宋洛一个人作了平反处理（有人说这是因为宋洛有一个亲戚在中组部工作，跟胡耀邦讲得上话），胡耀邦甚至让中组部违反组织原则单独下文件为宋平反（宋洛本不是中组部管理的干部），而对于武汉存在的数十万件五一六冤案，则听之任之。中央五一六专案小组的组长，六八年是陈伯达担任，七○年陈倒台之后由吴德接任。五一六冤案的扩大化，正是从七○年“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升级和全面铺开的，吴德还说他借着周总理“批极左”的指示，也作了很多的努力。

　　前北京市高官吴德的回忆录对此也有涉及，从而对于我们了解五一六冤案内幕有所帮助。在吴德的视野里面，之所以要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有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北京市革委会的成员很多是“戚本禹的人”，他还借周总理之口说这些不清理就“稳定不了、工作不了”，抓反革命分子的第一个理由是要解决革委会内部的权力份额分配问题，把掌握在造反派手里的权力夺回来，经过吴德的努力之后，实际上“等于”改组了北京市革委会，调回了“大多数不是造反派”“没有什么派性”的干部重组了革委会，最后通过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达到了把“五大领袖”拿下的目的，这五个人在北京市革委会里头分别担任了副主任和常委。第二个原因是吴德反复强调的，他罗里罗嗦说了一大通，其实就是找一个当权派清理五一六的“道义借口”，吴德说彭德怀挨打和朱德、陈毅等人被人贴大字报，并提出口号“谁反总理，谁就是反革命”，还说这些都是戚本禹等人驱使造反派干的，翻译成为民间的通俗语言，就是你们这些造反派反对当权派在先，所以现在要进行报复，至于吴德是否特别关心那些被触及的老干部如张霖之等，则大有疑问，在这个意义上吴德是把当权派（老干部）和造反派作为对垒的两个不同阵营来看待的，造反派攻击在先，吴德们反击在后，没有什么党纪国法可言，清理五一六只是一派对另外一派的问题。第三个理由是很现实的，就是要建立起革委会的合法性和威信，并且以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行使权力，只要是反对革委会的，就作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论处，按照吴德的说法是定性扩大，反总理固然“好像”是五一六，揪军内一小撮也是五一六，把矛头指向新生革委会的也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

　　吴德自己也说“‘五一六’定性的扩大，使‘五一六’问题大无边际，成为了全国性的问题。‘五一六’问题愈是严重扩大，所谓‘五一六’的反革命组织问题就愈是被搞得玄而又玄。最后，不仅在北京抓‘五一六’分子，而且在全国抓‘五一六’分子。这里固然打击了一些造反上来的坏人，但也使许许多多无辜的干部和群众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害和打击。”按照吴德先生的看法，不管用什么手段打击“造反上来的坏人”都是应该的，就算是用他在“批清”运动中间发明并实施的各种法西斯手段也在所不惜。因为要报复造反派群众对于当权派的冲击，要夺回造反派在革委会中间的代表地位，要永远地“根绝造反行为”，确实需要把一切对于当权派的不满都作为反革命处理，以儆效尤。这就不可能不处理非常多的人，总而言之，要达成这吴德那三个代表当权派的心愿，全国不抓出来上千万反革命分子，肯定是达不到他们的目的，而且，如果处分的人数太少，肯定对老百姓就缺乏威慑力量，所以对于吴德来说，抓反革命是越多越好，处理手段越残酷越好，毛泽东破口大骂的各种法西斯手段吴德们就是要用在逼供信中间去。

　　吴德作为五一六专案的高层负责人士，他非常清楚这个案子是彻头彻尾的冤案：“但到底有没有一个经过填表的严密的‘五一六’反革命组织，这却是清查过程中发生的疑案，恐怕是逼供信的产物。”“有一段时间，下边报上来的揭发数字天天往上涨。发现不对头了，哪有这么多的人，如果是反革命组织怎么能弄到那么多的人呢？张铁夫很怀疑，就向市委汇报。市委专门开了一次常委会，决定抓住一头，甩开一头。所谓抓住一头，就是抓住几个反革命案件，指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发生的几个重大案件和重要人物，查事件、查人物。所谓甩开一头，就是不要追什么组织、什么表，一般的，没有罪行的，就不要去折腾人家了。这以后就集中力量，查事件、查罪行，逐渐搞了核实、定案。”“我们组织查了几个事件，是涉及到全国性的东西。一个是围困中南海，几十万人安营扎寨；一个是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个是午门大会，就是香港问题。这三个都是对着周总理的。在清查中发现他们有一句口号，叫做‘要揪一个永远健康以下的、保人保得最多的、揪出来让你吓一跳的人’，矛头所向清清楚楚。以后，我们在清查中提出了一个口号，就是‘谁反总理，谁就是反革命’。我们清查的这几个事件，都涉及到他们反总理。围困中南海，他们就是想把总理轰出来，戚本禹就逼周总理搬出中南海。然后，他们冲进去，抓刘少奇，再嫁祸周总理，他们是这么个阴谋。火烧英国代办处也是这样，总理负责外事嘛。午门大会也是这样。查了这三件事，基本上查清。”看一看吴德的推理逻辑，就非常奇妙，明明知道不存在五一六组织，但是还要抓，组织不存在了，就继续按照“事件”去抓，围困中南海明明是针对刘少奇的，但是被他说成是针对周总理的，而且目的定位成要把周总理赶出中南海。不过有一点倒是很清楚，吴德清理五一六反革命的目的，就是要针对多数响应中央号召起来造反的群众的，按照吴德这种奇妙的推理，清查“事实”都找那些参与人数特别多的事件，清查五一六运动就不可能不扩大化和涉及到数十万人了，如果把吴德说的这三件事都作为反革命事件对待，北京的造反派多数都要落入吴德的“反革命搜捕”大网了。

　　吴德对于清查五一六的成就，还是很满意的，因为很难查到五大学生领袖有什么反总理的罪行，恰恰相反，他们造反多数时候都是总理亲自支持和指导的，例如为蒯大富平反、清华批判王光美大会都是总理亲自办理和批准的，但是吴德还是很有办法的人，真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随着这几个事件查罪行，查到罪行联系到这些头头，解决事件的发动者和幕后操纵者。还有周景方从学部带来的一批夺权的人，他们来后把持了市里的几个主要口，比如建筑。这些人都是支持造反的。还有参加工代会的那几个造反派头头。就是通过这次清查，把‘五大领袖’拿下来的。把‘五大领袖’搞下来，批判、查清了他们的罪行，然后把他们下放去劳动改造。张铁夫他们写了材料、写了报告。我传达了毛主席对这几个人区别对待的意思：谭厚兰是不行了；韩爱晶是蒯大富的军师；聂元梓的问题牵涉到林彪的问题，没有查清，放一放；王大宾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可以安排工作、给出路。粉碎‘四人帮’以后，北京市又把这些人抓起来，批判了一下，批判的材料就是当年的那些，没有新的。”吴德领导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作用大得海了去了，小平同志拨乱反正期间，还继续运用他们当年清查时期的逼供信材料。

　　因为自己残害的老百姓数目太多，所以总是存在一个为自己开脱罪责的必要，大概也为了在政治上分化毛泽东和响应毛泽东号召起来造反的造反派，吴德轻飘飘把清查五一六的责任转嫁到毛泽东身上去了，他说清查五一六不仅有毛泽东的批示，而是还是江青和谢富治开了动员会的结果，似乎吴德先生多么真诚地执行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指示似的。根据吴德的回忆，周总理在落实毛泽东批示的时候，非常明确，就是针对外国语学院的情况提出三条具体意见。但吴德不是这样，毛泽东的批示本来是针对外国语学院、北师大等几个具体单位的，吴德先生接过这一“指示”之后，就进行广泛延伸，无限扩大，来落实自己的意愿，实现他的三大目标；等到毛泽东进行批评的时候，吴德先生又极端精明地大事化小了，甚至以“抓也抓不到”为依据，以没有事实为依据，拒绝制订具体的政策进行甄别落实，甚至连向上级写报告都免了。按照吴德自己的说法，他本人不是决策抓五一六分子的人，但是这个执行者是多么高明，真值得一切政客和阴谋家学习，以便提高“阳奉阴违”水平。对照一下周总理的执行方法与吴德先生执行方法的不同，可以看到吴德先生的高明和创意。

　　吴德对待毛泽东批评的手腕之高明，也是非同小可的：“我们商量说：抓‘五一六’扩大化了，我们只好认这个账。现在就按毛主席的批示精神，落实政策，统统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给他们去掉。北京市有关‘五一六’的情况，张铁夫很清楚，毛主席的批示落实，以及摘帽子等工作都是他来负责的。为此，李震提出要向上写个报告，他写了一个。我提出‘五一六’抓也抓不到，怎么写呀？而且毛主席已批评了，就不要再写什么报告了。李震还想向下发个指示，说明政策界限等。我也不同意。我说毛主席指定我们成立联合办公小组，周总理找我谈话时，我就提出过应该有个政策，周总理当时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延安肃反时的九条方针说，就按这个原则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办。现在还想搞个政策界限，这没有必要，而且很难，没有查出‘五一六’有什么证据，你怎么能够提得出区别政策来呢？后来报告没有报，指示也没有发。”吴德在为自己开脱的同时，还时刻不忘把责任推卸给别人，周总理也成为他推卸罪责的合理对象。

　　二○○七年一月十三日

附录：朱元石记录整理的《风雨十年记事》，当代中国出版社正式出版物

第四部北京市抓“五一六”的情况

　　戚本禹也被关起来了

　　“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事情起的时候急，收的时候疾，跟不上挨批，跟上了又错了，又挨批。北京市抓“五一六”的情况也这样。北京市的革委会筹备时，把原来的老市委、新市委的人统统下放了。进来的人基本上都是“王、关、戚”那一派的，主要是学部的人；还有学生，“五大领袖”；还有工人，如刘锡昌、鲁文阁等。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后，基本控制在中央文革小组手里，戚本禹在抓。有一种说法，不知是不是真实：开始成立革委会时，戚本禹要当革委会的主任，直接抓了很多事，革委会的成员很多都是戚本禹的人。听说毛主席不同意。谢富治任“革筹”小组组长以及任革委会主任后，一方面积极向中央文革小组靠拢，另一方面又与他们有矛盾。周景方是市革委的秘书长，曾几次给戚本禹、中央文革小组写信告谢富治的状，说谢富治阻碍发动群众。革委会中很多戚本禹的人，想把谢富治架空，所以才出现了保谢的一派和反谢的一派。保谢的这一派叫“地派”，还是戚本禹抓的一派；反谢的一派叫“天派”，是聂元梓抓的。我们当时知道，这两派都是中央文革小组在背后直接操纵的。

　　1967年8月底，王力、关锋被抓起来了，当时说先关王力、关锋，留下戚本禹加以分割。以后，戚本禹的活动更频繁。1968年1月，把戚本禹也关起来了。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最先发迹，也是最早倒霉的暴发户。他们得意的日子不长，却罪恶累累，他们的垮台是罪有应得。例如，煤炭部长张霖之的死就同江青、戚本禹有关系。1966年12月，戚本禹学江青的舌，在矿业学院的大会上说“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鼓动学生“要集中炮火狠狠地打击”。结果，张霖之被造反派残酷批斗和刑讯，不到一个月就被折磨死了。也是在江青的唆使下，戚本禹策动中南海里造反派贴朱老总的大字报，诬蔑朱老总是“黑司令”、“大军阀”。在1966年11月的一个夜里，在中南海、全国妇联、北京的大街上贴出了“打倒朱德”、“打倒康克清”的大标语。戚本禹还到人民大学去煽动，透露人民大学的副校长孙泱曾给朱老总当过秘书，要造反派通过搞孙泱的问题，“把朱德的问题搞清楚”。一夜之间，在人民大学校园内外，贴出了许多“打倒朱德”的大标语。

　　在1967年2月初，人民大学的造反派开始组成“揪朱联络站”。1967年3月，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来头很大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对刘少奇大肆污蔑，恶毒攻击刘少奇是什么“假反帝、真投降”，“日夜梦想着复辟资本主义”，“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是“假革命”、“反革命”、中国的“赫鲁晓夫”。戚本禹因此声名大噪、红极一时。与此同时，戚本禹还唆使韩爱晶等人贴“打倒陈毅”的标语，在首都组成“批陈联络站”。1967年4月，戚本禹在陪同陈伯达接见“批陈联络站”等组织时，鼓动说“外事口的盖子还是要揭开”。一时间在外事口、外交部等单位又掀起了揪斗陈毅的风。1967年5月中旬，江青把他们从上海弄来的一份诬陷周总理的材料《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送给林彪、康生和周总理，还居心叵测地写了一封信，说红卫兵“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要求同我面谈”。周总理为此不得已写信向毛主席报告，附上有关历史材料说明真相。

　　这个启事是1932年国民党在上海伪造的，周恩来当时已到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康生知道这件事，陈云、康生他们当时在上海还及时揭穿过敌人的阴谋。在毛主席的阻挡下，江青等人的罪恶阴谋才没有得逞。此事，听说戚本禹也是搞了一手的。1967年7月中旬，彭德怀同志被残酷批斗，也是在戚本禹的怂恿下，韩爱晶等人对彭老总大打出手，把硬铮铮的彭老总的肋骨都打断了。戚本禹的罪行，在这里只能举一些例子。“王、关、戚”倒台以后，周总理专门找了谢富治去谈，后来把我和傅崇碧也一起找去参加谈话。周总理向我和傅崇碧明确交代，要把与“王、关、戚”有关的人员，清理出市领导机关。我们回去，经过研究，首先把杨远抓起来了，让周景方等学部的人统统回了原单位。周景方回到学部后，另一派认为戚本禹已经倒台，也就一下子呼啦起来，声势很大，揪斗了周景方等人。周总理让我们贴出类似布告的东西，要求不要揪斗。后来，周总理让以监护的名义把周景方逮捕了，是傅崇碧去执行的。由戚本禹派到市委的学部和其他单位的人全部回到了原单位，对市革委会以及党委成员，如“五大领袖”和其他学生中的造反派头头、工人造反派，学生毕业的就分配了，工人造反派的人员回到原来所在的工厂，这个活动清理出去了一百四五十个人。

　　市革委会里这样就几乎没有人了，工作又近乎瘫痪，不能开展。市革委会抓紧陆续从部队“三支两军”人员中调来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同志，从中央各部委调了一些没有什么派性的同志，又加上原市委下放的一些干部，这样就等于重建了市里的领导机构，等于又一次改组。调来的新同志是五湖四海，大部分不是造反派。原来革委会领导机关存在两派的问题一时没有市场，慢慢地在消除。这些步骤都是周总理和我们商量、给予指示和我们想了办法的，很多人不晓得这个情况。这是谢富治期间出现的一波。原来都是造反派，后来“王、关、戚”倒了以后，清除了一下。清除后，重新组织了市革委会的领导机关。周总理当时明确地说：那些人不清理，你们市里稳定不了，你们也工作不了。这以后，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成员。1968年的时候，具体的月份我记不清了，外国语学院“红旗”造反派成员章含之向毛主席写信，告市里谢富治的状。她说谢富治支持的一派“六一六兵团”是反周总理的，是反周保谢的，海军宣传队进驻外国语学院后一屁股坐在“六一六兵团”一边。

　　章含之教毛主席读过英语。毛主席当时对她的信作了批示。批示大意是批评北京市不抓“五一六”，说要市委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要周总理出面去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毛主席还说：“五一六”从极左跳到极右。以后又有一次，汪东兴同志找我去阅看毛主席对市里有关北师大的一个报告上的批示。毛主席的批示又批评北京市，说就是不抓“五一六”。在北京市报告中提到“有些造反派是坏人，也可能是‘五一六’分子”的地方，毛主席的旁批写道：这就好了。这样一来，谢富治很紧张。周总理找谢富治谈过话，内容我不清楚。谢富治回来告诉我们，周总理指示要李作鹏、谢富治和我研究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到外国语学院“支左”的是海军）。周总理提了三条：一是“支左”海军军宣队作检讨；二是市革委会作检讨；三是海军的“支左”人员撤出大部分，留下一小部分，派8341部队进驻外国语学院领导斗批改，这样可以使海军、北京市革委会解脱出来。市里派谁去检讨呢？谢富治去不合适，因为有人保他，也有人反他。就确定由我、丁国钰、刘绍文同志一起到外国语学院大会上检讨，我们检讨时，上纲到我们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以后，我们就不管外国语学院的事了。这以后，江青、谢富治开了市革委各部门的大会，动员抓“五一六”分子。到底有没有“五一六”反革命组织？一时难说。在北京是有过反周总理的“五一六”造反兵团。

　　1967年5月底，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奇为首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6月2日，张建奇就贴出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提出23个问题责问周总理，大字报贴在了很多地方。紧接着，大概在6月14日，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的头头刘令楷与张建奇等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筹划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当时，社会上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风潮正趋于高峰，外国语学院的“六一六兵团”就对陈毅发起进攻，矛头指向周总理。

　　1967年七八月间，以北京钢铁学院的“五一六”一派反总理为起端，许多污蔑攻击周总理的反动传单，贴到了北京市的一些闹市区，什么“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等等。反动传单上署了“首都六一六红卫兵团”的名。打击这些反动行为，打击这些造反群众组织里的坏人是必要的。但到底有没有一个经过填表的严密的“五一六”反革命组织，这却是清查过程中发生的疑案，恐怕是逼供信的产物。什么是“五一六分子”？好像是以反周总理为标志，实际上包括涉及“揪军内一小撮”等问题都在内，也就是所谓“三指向”者，把矛头指向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向了人民解放军的，指向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摊着一项，就都是以“五一六分子”论了。“五一六”定性的扩大，使“五一六”问题大无边际，成为了全国性的问题。“五一六”问题愈是严重扩大，所谓“五一六”的反革命组织问题就愈是被搞得玄而又玄。最后，不仅在北京抓“五一六”分子，而且在全国抓“五一六”分子。这里固然打击了一些造反上来的坏人，但也使许许多多无辜的干部和群众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害和打击，特别是当对立的两派在互揪对方的所谓“五一六”问题时，造成的扩大化就更可怕了。

　　抓“五一六”问题也时伏时起

　　抓“五一六”问题也时伏时起，1970年3月27日，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指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要求进行清查和重点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周总理找我谈话，说毛主席指定我任抓“五一六”的办公小组的组长，公安部的李震任副组长。这时，各机关开始抓“五一六”分子，提出查他们的登记表、组织情况等等，我们怎么查也查不出来东西，只有钢铁学院的“五一六兵团”，反对周总理的比如“六一六”等组织都是“五一六”分子，戚本禹是反对周总理的，搞周总理的什么“伍豪启事”，该是大号的了吧。我们开了若干次小会，也没有发现有什么登记表和组织情况等线索。但谢富治在报告中仍然说“五一六”是有组织的、有后台的等等。北京市也组织了一个抓“五一六”的办公室，由市委宣传部部长张铁夫负责这个工作。就在这时，北京的一些工厂被坏头头夺了权，那时，各级都在夺权，很多工厂因此停产。有一部分工人造反派的头头很坏。北京市面临工矿企业的大面积停产危险，怎么制止？这时，周总理在外交系统作了一次反极左的讲话，我们就借这个形势，提出反极左，把一些破坏生产的坏头头、打砸抢很厉害的分子作为“五一六”问题来抓。市里开始成立的叫“批清”办公室，临时调了一二十个人，主要是“三支两军”的同志多一些，负责人是市委宣传部部长张铁夫和李立功。批极左思潮，市里发了一个提纲，这个提纲是针对蒯大富搞的极左谬论的，突出抓了“造谣一千次就变成真理”、“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要踢开党委闹革命”等等这样的谬论。这次批极左思潮搞了一段时间。借此解放了一批老干部，提起来了一批老工人负责生产，发动群众，稳定了生产。

　　1970年春，市里就布置清查“五一六”。一开始，下边就有个问题，有的单位就交代了：有组织，叫做“五一六兵团”，还有什么政委、兵团司令。说得头头是道。有的人还交代填了什么表。这样，就有一阵子追查组织甚至有的单位就追查表。这就搞得触动的人比较多一点。这样搞了几个月，大概搞到最多的时候是群众揭发出来涉及五万多人，触动的有一万四五千人，下边报上来的重点人是七百多人。办留宿学习班，全市最多时有三千人。有一段时间，下边报上来的揭发数字天天往上涨。发现不对头了，哪有这么多的人，如果是反革命组织怎么能弄到那么多的人呢？张铁夫很怀疑，就向市委汇报。市委专门开了一次常委会，决定抓住一头，甩开一头。所谓抓住一头，就是抓住几个反革命案件，指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发生的几个重大案件和重要人物，查事件、查人物。所谓甩开一头，就是不要追什么组织、什么表，一般的，没有罪行的，就不要去折腾人家了。这以后就集中力量，查事件、查罪行，逐渐搞了核实、定案。

　　当时，我们组织查了几个事件，是涉及到全国性的东西。一个是围困中南海，几十万人安营扎寨；一个是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个是午门大会，就是香港问题。这三个都是对着周总理的。在清查中发现他们有一句口号，叫做“要揪一个永远健康以下的、保人保得最多的、揪出来让你吓一跳的人”，矛头所向清清楚楚。以后，我们在清查中提出了一个口号，就是“谁反总理，谁就是反革命”。我们清查的这几个事件，都涉及到他们反总理。围困中南海，他们就是想把总理轰出来，戚本禹就逼周总理搬出中南海。然后，他们冲进去，抓刘少奇，再嫁祸周总理，他们是这么个阴谋。火烧英国代办处也是这样，总理负责外事嘛。午门大会也是这样。查了这三件事，基本上查清。比如围困中南海，那时不是有“天派”、“地派”吗，实际上查来查去，“天派”、“地派”是一家，都是陈伯达、戚本禹他们在指挥的，在反总理上，他们是一致的。虽然“天派”、“地派”也有矛盾，但根子是一个。在北京市我们主要查清了几个重大武斗事件，一个是西单商场武斗，破坏性很厉害的，死了人。那是“财贸尖兵”干的，头子是洪振海，后来抓起来了。

　　是什么罪就是什么罪

　　友谊商店的王景瑞也是头头。百货大楼的武斗、永定门粮库的武斗、琉璃河水泥厂的武斗，都造成很大破坏，也是伤了人、死了人的。另外一些事件，比如西郊的张兆庆，还有一个王洛宾，是造反派的头头，他们准备在西郊搞一个大公社，搞一块根据地，是戚本禹指挥的。二七厂的徐凯，他是准备把铁路系统抓在手里的。还有一个矿冶学院的造反派头头，名字记不起来了。随着这几个事件查罪行，查到罪行联系到这些头头，解决事件的发动者和幕后操纵者。还有周景方从学部带来的一批夺权的人，他们来后把持了市里的几个主要口，比如建筑。这些人都是支持造反的。还有参加工代会的那几个造反派头头。就是通过这次清查，把“五大领袖”拿下来的。把“五大领袖”搞下来，批判、查清了他们的罪行，然后把他们下放去劳动改造。张铁夫他们写了材料、写了报告。我传达了毛主席对这几个人区别对待的意思：谭厚兰是不行了；韩爱晶是蒯大富的军师；聂元梓的问题牵涉到林彪的问题，没有查清，放一放；王大宾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可以安排工作、给出路。粉碎“四人帮”以后，北京市又把这些人抓起来，批判了一下，批判的材料就是当年的那些，没有新的。

　　我们后来还想给点出路。谭厚兰劳动改造表现比较好，认罪态度比较好，写过几次认罪书。谭小的时候是童养媳，很苦的。后来做了小干部，送到北师大学习的。我们考虑到这些，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想让她回老家当个小学教员，她四十多岁了，没有结婚，还可以找个对象。但以后没有弄成，她病死了。包括“五大领袖”，是什么罪就是什么罪，是反革命就是反革命，是敌我矛盾就是敌我矛盾，你是打砸抢分子就是打砸抢分子，你有人命案就按有人命案处理。我们最后核实定案的结果，这个数字不是十分准确，大概是这样：定了10个；待批的有22人，当时有些人市里批不了，要报上去批；另外还有14个挂着的人，当时，重点人物总共有46人。此外，还有敌我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43人；犯有严重错误的608人，其中有200多人是要给适当处分的。这是1973年时的一个统计材料。这就是结果，清查“五一六”开始不是说扩大化了吗？以后市委就掌握逐步落实政策、逐步定案。当时是根据人证、物证、旁证，核实定案的，没有这三条不行，不能光凭个人口供，最后还要给出路。再补充一下，我们当时还查了两个案子。一个是讨孔，就是谭厚兰组织小分队到曲阜破坏孔庙；再一个是谭厚兰反大庆，她组织了一个班子到大庆去揪王铁人，记得好像把大庆的火车站都砸了。对清查“五一六”，不能一概而论，只讲扩大化的这一面，我们后来查的这些都是反革命案件，讨孔破坏很大，现在公安部还有他们破坏的纪录片，他们是打、砸、抢、烧。我们清查“五一六”中间，还搞了“一打三反”。这中间有人写匿名信给毛主席，告状说我打击了造反派，要复辟。毛主席把信转给了我，毛主席在信上用红铅笔批示：“五一六”是极少数，早抓起来了，是不是没有注意政策，请市委酌处。

　　我们商量说：抓“五一六”扩大化了，我们只好认这个账。现在就按毛主席的批示精神，落实政策，统统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给他们去掉。北京市有关“五一六”的情况，张铁夫很清楚，毛主席的批示落实，以及摘帽子等工作都是他来负责的。为此，李震提出要向上写个报告，他写了一个。我提出“五一六”抓也抓不到，怎么写呀？而且毛主席已批评了，就不要再写什么报告了。李震还想向下发个指示，说明政策界限等。我也不同意。我说毛主席指定我们成立联合办公小组，周总理找我谈话时，我就提出过应该有个政策，周总理当时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延安肃反时的九条方针说，就按这个原则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办。现在还想搞个政策界限，这没有必要，而且很难，没有查出“五一六”有什么证据，你怎么能够提得出区别政策来呢？后来报告没有报，指示也没有发。这是抓“五一六”的情况。毛主席讲是极少数，“王、关、戚”已经抓起来了。但一开始可不是那样，章含之的信毛主席批了，北师大的报告毛主席也批了，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出面和谢富治召集大会，动员抓“五一六”。北京市抓了一下，就是批极左40天。毛主席一批就没有“五一六”了，所有市里抓的“五一六”，主要是工厂的，统统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都摘了，这样就没有“五一六”分子了。一场声响很大的抓“五一六”的运动就此结束，但留下的后遗症却不是一下子就能消除的，在一段时间里，人们要轮流地吃它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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