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霓虹灯下 -- 审度

陈赓说他校长瘦：校长瘦而天下更瘦

他家族发财，污点去不掉。

但中国百姓普遍富裕了，这比污点重要得多。

为了验证这个结论是否正确，我在国家统计局的官网找到了一组数据，从官方发布的数据来看，我国2019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0732元，平均到每个月也就2561元，按照官网上给出的解释，居民可支配收入指居民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即居民可用于自由支配的收入。既包括现金收入，也包括实物收入。按照收入的来源，可支配收入包含四项，分别为：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

那么这6亿又是怎样算出来的呢？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间偏下与低收入的人群占了40%，按照我国人口的基数来说，也就是人口占了将近6亿！这两个区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15777和7380元，如果按照平均值来算，也就是每月964元，不到1000元。虽然我国这几年来的经济发展成就有目共睹，在世界上是第二大经济体，GDP排名仅次于美国，但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低这个残酷事实我们必须要看清，我国人均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

下面是各省份2019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为了更好地展示数据，我用了pwerbi的地图效果进行演示，从图中可以看出，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城市，而西部区域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仍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说明贫富差距比较悬殊，所以那么多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也就不奇怪了。中西部由于地理位置的劣势，在历史上长期处于落后的水平，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这个差距正在逐渐减少，目前国家也在大力推动西部大开发，相信若干年后，这个差距会降到非常低的水平。

如果一个政府15年不投资高科技

按照科研经费占国民产值之比计算，从七十年代2.5%下降到八十年代0.6%

我的大飞机梦

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原所长 王德明

40年物换星移，岁月如歌。改革开放初期那段峥嵘岁月，至今令人心潮澎湃。我1966年毕业于哈军工航空工程系，大学毕业后便投身祖国的航空事业，先后在西安603所、南昌512厂工作，1972年调入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现中国商飞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工作，先后任强度设计室技术助理、室主任，副总设计师、所长、党委书记，2003年2月退休，今年已经76岁。作为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的一名退休工程师，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一直没有离开航空工业。可以说，我亲眼见证了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

上海的工业基础这么好，可以搞飞机嘛

我经历了中国多个飞机的研制工作，印象最深刻的还属“运十”客机的研制。“运十”客机是中国首次自行研制的大型喷气式客机。

1970年7月中旬，毛泽东主席视察上海时说：“上海的工业基础这么好，可以搞飞机嘛。”8月21日，国家计委、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原则上批准了航空工业领导小组提出的《关于上海试制生产运输机的报告》，任务定名为“708工程”，飞机代号“运十”（Y-10）。“运十”飞机的工程目标是为国家领导人研制出国访问的专机，为在国际外交场所树立中国的大国形象。最初确定以轰-6轰炸机作为基础改型设计的研发思路。在上海方面要搞“大飞机”的指示传达到西飞以后，后来的“运十”总设计师马凤山提议大型运输机虽然以轰-6为基础，但不一定完全仿照，“运十”也由此成为了中国第一架按英美适航条例设计的国产飞机。

在毛泽东主席要研制大飞机的号令下，我们于1972年初从三线来到上海，当时的设计基地就是龙华机场的候机楼。上千人的设计队伍来自全国各地，大家都怀着极大的热情不分昼夜地工作。今天我们回忆这段历史时，不能忘记那些当年在一线战斗，而如今已经去世的战友。他们呕心沥血、无私奉献，矢志不渝地献身中国航空事业。我们的总设计师马凤山同志长期从事技术领导工作，将毕生精力献给了祖国的航空事业，他在“运十”试飞成功后不久就去世了。在“运十”飞机研制的过程中，绝大部分同志都是在长期加班加点中度过的。食堂的师傅给我们晚上加班的同志每人准备一碗面条，吃完了接着再干。很多人通宵达旦。当时的设计条件十分艰苦，连办公用地都不够，很多同志就钻到大的集装箱里画设计图。单身的设计人员在十几人、几十人住的大房间里睡觉，蚊子到处飞，回到宿舍就只能钻到蚊帐里休息。当时我和我的爱人一起到上海参加研制工作，那时她已经怀有身孕，组织上照顾我们，给我们分配了一个废弃的配电间住，这在当时已经是最好的了。

有的同志设计过交通图，上街卖过西瓜

历经奋斗，1980年9月26日，“运十”飞机终于在上海首次试飞成功。试飞当天上午，当“运十”飞机在跑道上安全着陆的一刹那，人人都热泪盈眶。那一时刻，没有人感到自己吃了多少苦，所有人心里都充满了甜。“运十”飞机首次试飞成功后，又进行了研制试飞和转场试飞，先后飞抵北京、哈尔滨、乌鲁木齐、郑州、合肥、广州、昆明、成都等国内主要城市，并多次飞往西藏执行救灾任务。“运十”的成功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当时的外电评论说：“在得到这种高度复杂技术后，再不能视中国为一个落后国家了！”。当时的波音公司总裁称赞：“你们毕业了，我们也毕业了，我们只不过比你们早毕业几年。”可以说 “运十”是为中国赢得荣誉和国际地位的伟大创举。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在当时极难取得的成果——“运十”却被宣布下马，“运十”飞机研制计划终止。此后，我们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磨难。“运十”下马，研制工作被迫中断，科研经费也随之中断，广大的科研人员甚至拿不全自己的工资，被迫无奈大家只能到处打工。在这段时间内，我们为社会各行业设计了各种设备数百项。有的同志甚至还设计过交通图，从事过卖西瓜的行当。

在这最艰难的时刻，我们没有忘记要研制国产大飞机的历史使命。我们在坚持民品生产的同时，还组织了相当的力量坚持飞机研制的方向，没有科研经费就用民机生产的费用来补贴。我们始终坚信，总有一天会重新开始为中国的民机研制贡献力量。

我又想起“运十”（上）

1969年国庆节前，毛主席路过上海，毛主席听取了上海工业生产情况，当时毛主席就问相关工作人员：“有没有可能造飞机？”

1970年7月下旬，毛主席在上海视察工作时又提出这个话题，毛主席说：“上海工业技术基础这么好，可以搞飞机嘛。”

随后，7月26日国务院航空工业领导小组向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提交《关于上海、广州地区制造飞机问题的请示》报告，7月30日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同意航空工业领导小组的请示，并上报国务院。

经国务院总理周总理批准，国家计委、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于1970年8月27日联合批‍‍复发文：原则同意上海市试制生产运输机的报告，并纳入国家计划。该项目定名为708工程，飞机代号为“运十”。

1976年9月，第二架“运十”飞机推上了总装线，1980年9月26日首飞成功，从1984年3月9日至16日，先后7次为驻藏部队藏族同胞运去急需的物品。

由于该机场没有相应的加油和充电设备，飞机上午到贡嘎机场，发动机不关车，在卸货后下午立即离开贡嘎机场返回成都双流机场。

在7次货运拉萨的飞行中，未产生任何故障和事故，十分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运十”飞机是世界上第一架在试飞阶段货运拉萨的飞机，它经受住了考验！（很明显运十的冗余是够的啊）

“运十”大飞机的成功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我国距离完全研发成功只有一步之遥，飞机的出色表现和性能，是上海飞机制造厂、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等一批杰出科研工作者，和付出汗水积极配合项目的亿万人民的结果，更应该是在毛主席带领下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

但是，“运十”的命运即将面临失败的转折。这就是“运十”项目的下马。

程不时：一个花车一样的，这是新中国设计的第一架飞机，是一架纸飞机，然后我们经过天安门的时候，天安门上面刚选出来的国家领导人，鼓掌，一片鼓掌，我想他们并不是对这个灯笼的一个赞扬，而是对前面一个条幅，清华大学航空系，后面有一架很大的飞机，像真的飞机，是对我们的志愿的一种鼓励，所以我们后来去游行，经过北京的各种大街小巷的时候，两边观看的群众，有的看到我们就喊，希望你们将来，为中国真的设计飞机出来。

1951年，程不时从清华大学毕业，从事了新中国第一批飞机工厂及航空发动机工厂的建厂设计工作。在新中国开创了飞机设计事业之后，他又成为我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歼教1的总体设计师，不仅如此，我国的“初教6”和“强5”等机种，也是在程不时担任总体设计师时完成研制与定型工作的。

记者：怎么从军用转到民用了？

程不时：后来就是周总理到欧洲，然后一离开中国，发现中国航空业已经离世界的进展，已经脱离很久时间了，甚至于向巴基斯坦，去租借它的客机，它的客机是美国飞机，租借它的客机给周总理出国，所以当时空中运输已经空前的发展。

记者：但是我们落后了？

程不时：我们完全落后了，我们用前苏联的螺旋桨飞机，还在勉强地飞，而且事故率很高。

记者：中央当时明确了我们的这样一个和世界航空的差距之后，决策是什么？

程不时：决策就是我们要为我们国家出去代表的我们的领导人员，要准备出差的专机，所以陈毅元帅当时是外交部长，他曾经讲我们出国去开会，如果坐上中国飞机，

这个是我们大大增加底气。

运十飞机的研制任务是1970年8月下达的，因此工程代号被称为“708”工程。“708”工程启动后，国家先后从各地调集了300多名航空技术人员，前往上海研制运十，当时只有41岁的程不时就是其中一员。

记者：您负责什么呢，参加这个项目？

程不时：我是总体设计，就是“708”工程总体设计组的副组长，我们的组长，当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思潮，所以我们的组长是个工人。

记者：事实上您是负全责的？

程不时：对，我是副组长，那个组长他没有参加过任何讨论。

在运十之前，中国设计的只是10吨量级乘坐一两个人的小型飞机，而运十设定的技术指标是最大起飞重量110吨，载人100到120名。摆在程不时和研发团队面前的，不仅有技术难点，还有现代企业管理上的盲区。

记者：当时你们整个工作环境和条件如何呢？

程不时：一方面这个条件是很差的，因为我们当时的口号是先生产后生活，所以我们二十几年没有办公室。

记者：那在哪儿做设计？

程不时：我们借民航的候机楼，在一个废弃的候机楼，候机楼不用了，我们就借用它，租借在那里，做了二十年，我们的会议室讨论技术问题，是在食堂里头讨论，

快吃饭了，马上把图纸收集起来，全上来吃饭，吃完饭人家出去了，我们把图纸再摊开，是这样干。

记者：条件这么艰苦？

程不时：分很多组，因为有很多很多专业，有的专业组有五六个人在工作，房子实在没有了，在走廊上，在楼梯上，楼梯下来这里摆，还有就是干脆，这空的不是有包装箱吗，来把包装箱拖过来，开一个门，我们有的设计组，就在这个包装箱里面工作，有这样的情况。

解说：运十项目启动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增大了项目的难度。

记者：这么大的影响，动荡，对你们而言，还能静心地潜心设计吗？

程不时：大家是很认真，认真到什么程度我举个例子，第一次涉及到噪声问题，大家都没接触过，这怎么办，就跟民航联系了，从这个最基层的调查起，而且说噪声的来源是什么，最大的来源是这个发动机喷口，这个喷口后面喷出来的喷流，有一个三角锥，这个里面噪声是最大的，那么这个噪声到底有多大，我这个隔音要隔多少，把它隔掉，没有数据，那么他们进去测，我们搞噪声的那些人就去测，怎么测呢？往里拿着拾音器，一个杆子伸到前面，伸到噪声锥里面去，还不够近，还要往里走。

记者：危险吗？

程不时：那是怕危险，怕震昏，把人要震昏，震昏就倒在那里头出不来了，所以你用绳子绑住，这是最土的方法，简直是过泸定桥的办法。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程不时他们完成了一项又一项的技术革新。

程不时：比如说油量的移动的问题，我们这个飞机要装56吨油，要装到机翼里面，但是飞机在空中，它要倾斜的，它一倾斜，油箱就在里面晃荡了，油就流了，怎么保证继续供油呢，有个实验，要做一个真正的，机翼一样大的油箱，我们真的做了这么一个油箱，很大的，几十吨油装进去，然后让它在空中可以这样动，几个动作怎么做呢？我们工人工程师，他设计的时候，用三个点把它支起来，这三个点不同的移动，就可以造成几个角度的变化，你知道吧，后来航空部的副部长，搞技术的副部长，他一看这是开创性的，都没看见过的，他就是利用这个原理，利用创造性思维，他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我后来到了美国，美国有个造大飞机的公司，我去看，他们做了一个实验，我看他们做，他们怎么做，机翼上吊很多钢索，然后这边拉那边拉，可以让它在空中变成各种形状，那比我们土多了。

1980年9月26日，上海大场机场，经过十年的研制，运十开始了首次试飞。

记者：当时飞机飞上天那一刻，我想在您心里肯定不一样？

程不时：飞上天以后。

记者：是不是就意味着放下心了？

程不时：那当然了，不只是飞上天一刻，而且是整个一直到安全下来，心才放下来，试飞的王金大同志跟我讲。

记者：试飞员叫王金大。

程不时：叫王金大。

记者：您跟他交流了吗？

程不时：问他怎么样你感觉怎么样，就像大个子打篮球一样，我说大个子打篮球什么意思，原来这个打篮球的都是大个子，但是打篮球的大个子，他生龙活虎， 对吧。穿插传递什么，生龙活虎，他说运十在空中那么大的东西，但是飞起来它得心应手。

数据记录，运十起飞重量110吨，最大速度超过0.8马赫，实用升限12000米，最大航程超过8000千米。在更高、更快、更远的飞行性能上，运十实现了我国20世纪内研制过的民用飞机从未有过的超越。程不时清楚地记得，从1980年9月的首次试飞，到1984年，运十一共飞行130多个起落、170多个飞行小时，先后到达北京、哈尔滨、乌鲁木齐、广州、昆明等国内主要城市，同时运十还是第一架飞抵拉萨的国产飞机，并往返七次向拉萨运送救灾物资。虽然在飞行中，运十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但在七次飞抵拉萨这个短暂的辉煌之后，运十的试飞戛然而止。

记者： 因为什么原因？

程不时：搁置就是说有两条不同的思路，一条就是中国哪怕是简陋的条件，可以慢慢丰富起来，另外一条思路，是中国发展航空必须要有拐杖，拐杖就需要外国人来辅佐，没有拐杖不行，这就是他们的话。

记者：但是首飞成功了，而且国外行业也认可，这不都是最好的事实吗，在当时？

程不时：同时我们在试飞的时候，麦道在谈判，就是两条路摆在路上，一个是跟美国人走，一个就是在自己再发展下去，那么包括具体造飞机的人中间都有一部分认为，我要造就造美国飞机，我造中国飞机多不光彩，对吧，我造就造美国的，这说起来多响亮。

程不时回忆，也就是在那时候，运十飞机的研制经费出现了问题，最终，运十因为缺乏后续资金而终止研制。

记者：做什么呢？

程不时：还得补充一些试验，再继续飞行，再造几架出来飞，然后这六千万这个情况底下，上海是作为一个地方了，就表态了，因为你这个工程是在上海，我愿意出一半三千万，另外的三千万，本来规定你的资金是由航空部提供的，这是国家通过航空部下达指令，你向航空部提要，航空部说没有，没有这个钱。

记者：那你们这些设计人员，没有和他们进行解释？

程不时：设计人就291个，研究员跟高级工程师联名签名。内容

记者：争取什么呢？

程不时：争取不要引进外国的飞机，来打压中国的飞机，争取在中国来生产麦道飞机，是不合适的，这样把中国飞机熄火了，这个意见上去了。

记者：结论呢？

程不时：结论就是生产外国飞机，赶紧把厂房腾出来。

1985年3月31日，运十下马一个月后，上海航空公司的代表和美国麦道飞机制造公司的代表在合作生产MD-82大型喷气式客机的协议书上签字。从此，中国开始利用美国技术，建立自己的民用航空工业。

记者：那意味着你们多年的心血，就付之东流了？

程不时：没有，我觉得是中华民族必然要经过的一段过程，在历史上付出的代价。

记者：您为什么这么解释呢？

程不时：很多人一直把我往这方面诱导，你一定觉得很可惜，一定觉得什么，自己这个人生中碰到的挫折，又不是这一件事，多少了，是为民族惋惜，我最后有差不多一半的时间，有三十年的时间，我就是在呼吁中国应该把民族工业搞起来，应该攻克像民用运输机，这样高端的占领住。

2007年3月，中国重启大飞机项目，并在第二年成立专门的商业飞机设计公司，程不时担任专家组成员，与大飞机之缘得以重续。从1970年运十飞机立项，到今天C919成功首飞，中国人的“大飞机梦”经历了几代人的不断努力和付出。47年，改变了程不时的容颜，但没改变他那份航空报国的情怀。

记者：现在C919已经首飞了，然后成就了这样一个航空梦的实现，未来您对中国民用航空，还有什么样的一种希望？

程不时：已经开了这个门就应该走进去，这是很大的历史转折，它不是一架飞机的试飞的问题，而是民族转了一个大弯以后，回到康庄大道上来，这个一走去的话将是一大片。

记者：一大片？

程不时：一大片新的形势。

（原标题：程不时：大飞机之梦）

他跟“运十”一道被遗忘：运十副总设计师程不时

2014-05-26 13032 0

作者: 文杰 来源: 《新生代·调查》

　　程不时的家在繁华上海的市中区，室内面积30平方米。

　　房子很老了，修建于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的单位宿舍，程不时和妻子贺亚兮作为双职工家庭而分得一套，后来房改买下。

　　家里的拥挤一目了然。没有客厅，没有书房，没有卧室，临街有阳台、有窗户的那间小房囊括了客厅、书房和卧室的功能。所以，它被塞进了一张双人床，两把样子不同的木椅子，一个小书桌，一台组装旧电脑，一台21寸旧电视，一张旧沙发。还有很多书。

　　我们根本无法相信，住在这里的主人设计了中国第一架大飞机。但这是真的，在墙上挂着的巨幅照片中，著名的“运十”安静而孤独地停放着，已经21年了。它昏黄的颜色像一面镜子，映照了屋里主人同样落寞的岁月。事实正是这样，如果不是国家又提出了大飞机的概念，程不时就该像“运十”一样，彻底地被人遗忘在这间小屋子里。

　　算起来，从1970年程不时接受国家召唤从沈阳来到上海，时间已经过去37年了。本来命运的安排正好，让这个天才的飞机设计师在他最好的时光遇到了“运十”，给了他成为一个国家英雄的机会。但最好的安排似乎又是一个玩笑，历经10年研制成功的“运十”在试飞6年后就停飞了，停飞的原因让后来的人觉得不可思议：没有3000万元购买试飞用油。

调查：“运十”停飞后，你们一大批技术人员做什么?

　　程：“运十”搁置后，领导想了很多事情来让我们这些人不闲着。一会儿说，你们又设计一架飞机吧。我们就设计。设计了，他们说，你们这论证不清楚呀。我们就不断地论证。很多人没有工作做，整天坐着特别难受，正好所里为了增加些收入，就叫这些人编地图手册。地图手册编好后，我们这些搞飞机设计的人又没有发行渠道，只得自己上街去卖。那都是飞机设计人员硬着头皮去卖的。

我之后最主要的工作是制定《适航条例》，担任“运十二”适航审查组的小组长。它是一架小飞机，坐19个人。这个飞机有很不错的成绩，最后卖给了14个国家，但我们国家很少用它。

陈方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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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港四人帮”之一

陈方安生（Anson Maria Elizabeth Chan Fang On Sang ，1940年1月17日－ ），本名方安生，生于上海，香港政治人物，"祸港四人帮"之一。曾任政府官员及立法会直选议员，先后获得大紫荆勋贤，GCMG，CBE，JP等荣誉。 [1]

陈方安生曾经是香港政府官员，1993年至1997年香港在受殖民统治时期出任首位华人布政司。1997年恢复行使主权后，她继续在特区政府担任政务司司长。至2001年，她以私人理由提早退休，结束近39年的公职生涯 [2]。退休以后，陈方安生仍然活跃于香港政坛，除了先后在2006年和2007年参与七一游行外。2007年9月11日，她宣布参选立法会港岛选区补选，最后她击败主要对手叶刘淑仪，成功当选，后于2008年9月30日卸任。 [3]

新华社：长期以来，陈方安生工于钻营取利，是不折不扣的政治“投机客”“变色龙”。香港回归祖国后，陈方安生出任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信誓旦旦表示效忠基本法，拥护“一国两制”，口口声声自称爱国爱港。但由于当行政长官的如意算盘未能得逞，遂与董建华先生貌合神离，不配合行政长官施政。一退休，陈方安生就与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公然对立，坐上立法会议员位子后，更打着“民主”的幌子领导反对派上演各种乱港祸港丑剧。陈方安生人格之分裂、虚伪，还见于其自称“香港良心”，兜里却装着一笔笔“政治黑金”。她在时不时“教导”别人“廉洁守正”的同时，自己谋取的却是不可告人的私利。多家香港媒体曾披露，仅在2013年至2014年间，陈方安生就3次收受黎智英给予的“政治献金”达350万港币，用于从事各种“反中乱港”活动。这种人前一套人后一套、毫无底线的弄权政客，没有半点政治操守和人性良知。 [9]

媚洋崇外

2014年香港发生非法“占中”期间，陈方安生被曝光与美国高层官员见面。2019年，她利用香港修例风波故伎重演，歪曲事实真相，大肆造谣生事，攻击香港法治，诋毁“一国两制”，乞求“洋主子”插手香港事务。她跑到大洋彼岸，与美国副总统彭斯及多位高官、政客会面，还公开宣称“美国完全有权过问香港人权和‘一国两制’”。陈方安生主动向西方反华势力投怀送抱，充当棋子，挟洋自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毫无民族气节和人格尊严。 [9]

参与乱港

2014年，在香港特区政府公布首阶段政改咨询报告的关键时刻，“祸港四人帮”中的前香港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及民主党前主席李柱铭为向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施压，到英国寻求支持；并与英国副首相尼克·克莱格等人见面。不尊重自己的民族，不尊重自己国家的主权，不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勾结外人对抗中央政府，他们提出的什么方案，都不符合基本法。挟洋自重，把香港变成一个英联邦制度一样的独立政治实体，搞甚麽“香港的政府香港人自己拣”，其实是分裂国家的行为。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表示，强烈不满英国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已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并敦促英方立即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务。 [10-11]

2019年8月，“祸港四人帮”祸港乱港的罪行已是路人皆知。更多证据表明，这四人不止乱港祸港，还热衷勾连西方势力，里通外国。这四个人应该被贴上新标签：叛国。

“地方没钱了，所以它只有发展房地产才有钱？”

朱镕基在清华说：“最近呢，还有一种谬论呢，国外的报纸也有，国内的报纸也有，说这个房地产项目这么沉重，都是过去这个分税制搞坏了，说税收都收给中央来了，地方没钱了，所以它只有发展房地产才有钱？狗屁！”座谈现场爆发大笑，连一旁的刘延东也不禁掩口而笑。

朱镕基说：“我们制定了一个错误的政策，就是房地产的钱，都收给地方政府，而且不纳入预算，这不得了。这个钱就是搜刮民膏，所以把地价抬得那么高。这个绝对不是分税制的错误。地方没少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