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主席：没空听你忽悠！ -- dudu8972

在二战末期小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出兵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俘虏了几十万的日本关东军，但奇怪的是，苏联红军在缴获关东军的战利品时，并没有将他们的武器与弹药收缴，这又是为何呢？

说白了，这还是因为苏联红军他们非常嫌弃关东军的武器装备，日军的装备与苏军的装备相比较，无论是在性能方面还是火力方面，都只能属于小儿科。

最后，苏联红军决定将收缴的那些武器装备等全都送给咱们八路军，这些对于苏联红军算是“垃圾”的东西，对于咱们八路军来说，那可算是“宝贝疙瘩”，比八路军之前用的那些土枪土炮强得可不是一星半点。

据说，咱们八路军在搬运这些家伙的时候，整整拉了3天3夜才将小日本的这些武器装备等拉走。平心而论，苏联人瞧不上的这些武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帮了咱们八路军一个天大的忙。

日军活人能够为自己提供免费的劳动力，但至于关东军的那些武器与装备，在苏联人的眼里却成为了不小的累赘，毕竟在那个时候“运费”也是挺贵的（得不到好处）。更何况，苏联红军的武器装备更为先进。

因为一些情况，他们就借花献佛，将一部分次一些武器就给了八路军。在苏联人“赠送”的军火库中，曾藏有2万多支步枪，以及数量非常可观的火炮，这些物资，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我军提高了军事实力。

到了1946年，苏联人更是直接交付了我军15车火车皮的日军装备，各类武器不计其数。

这些武器装备对于当时的我军来说意义非凡，毕竟那个时候正处于解放战争前期，我军的军事实力与老蒋集团比较相差甚远。

尤其是在武器技术与性能方面，更是落后于他们（蒋介石），好在苏联人送来的日本关东军的武器，无疑在数量上帮助我军弥补了一些不足。

1945年4月，抗战尚未结束时，毛泽东就说：“东北四省（包括热河）是很重要的，即便我们把关内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有了东北，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正因为如此，抗战一胜利，敌我就开始抢占东北。有这样一位将军，第一个率部出关，在我军抢占东北的行动中立下了头功，他就是曾克林少将。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8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配合盟军作战，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紧接着，朱德总司令发布了第一、二号命令，令抗日部队按照波茨坦宣言的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发出通牒，限期投降。如拒绝投降缴械，即坚决消灭之。

时任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的曾克林和政委唐凯，决定遵照朱总司令的命令，率部挺进东北，接受日伪军队的投降。他们带领第12团、第18团、朝鲜支队和军分区直属队4000人，在8月25日从抚宁县出发，向锦州、沈阳方向前进。

曾克林率部到达山海关以后，发现这里仍驻扎有日军600多人、伪军1000多人，虽然日本已宣布投降，但他们并没有放下武器，仍固守据点，拒绝向我军投降。

曾克林深知此行的任务是挺进东北，不能因小失大，他当即决定避开山海关，绕道九门口，迅速向锦州、沈阳挺进。8月28日，曾克林的部队与一支苏联红军会师，两军的会师给了他信心和力量，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们为何不与苏联红军一起，来杀山海关一个回马枪？

但苏军却拒绝了曾克林的请求：“我们的任务是到东北作战，山海关属于华北，我们不去。”

曾克林据理力争：“我们是受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到东北来的，任务是配合你们作战，收复东北失地，接管东北主权。而山海关是我军通往东北的要道，还有日军的战斗部队没有投降，不打败他们，怎么谈得上配合？”

最终苏方被说服，曾克林决定由我军主攻，苏军配合。8月28日下午5时，曾克林下达了总攻命令，经过4个小时的激战，我军解放了山海关。

9月3日，曾克林率部乘火车，浩浩荡荡向锦州、沈阳挺进。9月5日，满载着部队的列车来到了沈阳市郊。官兵们都为能马上接管这一东北第一大城市而激动不已。

但火车到站以后，苏军见这支部队没有军衔，十分疑惑，竟连忙调集部队把火车站包围了起来，不准我军下车。

为什么苏军不认八路军呢？因为早在1945年2月11日，苏、美、英3国政府的首脑在雅尔塔会议上签订了《雅尔塔协定》，同年8月14日，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又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规定，苏联解放东北后，要把东北政权移交给蒋介石政府，这就使抗战胜利后，谁能接管东北的形势变得十分复杂。（我们不好公开操作，可以理解）

此时我军已深入东北腹地400公里，如果退避三舍，就只能坐等国民党军队来接管。曾克林和几位领导同志经过研究后，决定到苏军驻沈阳卫戍区司令部进行交涉。

苏军城防司令部司令卡夫通少将见到曾克林等人后，傲慢地问：“你们是什么军队？从哪里来？是谁叫你们来的？”

曾克林回答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八路军，我们是遵照延安总部的命令，挺进东北，配合苏军解放东北、收复失地、接管东北的。”

卡夫通却说：“根据《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最高统帅部是不会同意你们进沈阳的。”

第一次交涉就这样宣告失败。曾克林回到火车上后，和同志们经过商量，一致认为：虽然中苏条约限制了我方的行动，但八路军是国民党承认的合法军队，是坚持抗日的中国人民武装，有权进入沈阳、接管东北。况且我们有中央的命令，所以一定要与苏军力争！

第二次交涉时，曾克林的态度强硬了起来，他对卡夫通说：“你们是苏联共产党、斯大林领导的队伍，我们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队伍，我们中苏两国的目标是一致的，为什么这样对我们？我们提出抗议！”

但卡夫通依然紧绷着脸，然后两手一摊，不置可否，第二次交涉再次失败。（这事应该是翻译问题吧）

此时我军已经在车上停留了一天，吃喝拉撒全成了问题。曾克林和唐凯决定第三次找卡夫通进行交涉。唐凯见到卡夫通后，直接伸出左手，卷起衣袖，指着参加革命后手臂上刺的斧头、镰刀和五角星，一边比划一边大声说：“毛泽东！毛泽东！共产党！共产党！”

此时曾克林也强硬地说：“我们已在山海关、锦州与你们苏军会师了。冀热辽是我们的土地，我们长期在这里抗日，你们不让我们来，让谁来？如果你们不相信，可以去问问莫斯科。”

我方连续的质问令卡夫通哑口无言，经过协商，他终于同意我军下车，但要驻扎在离沈阳30公里远的苏家屯。

部队下车以后，八路军到达沈阳的消息很快传开。成群结队的工人、学生、店员、市民冲破了汉奸、特务、国民党地下军的阻挠，潮水般地涌向车站、街头。当我军以整齐的四路纵队由西向东行走时，沿街两旁有三四万群众挥动旗子，热烈欢迎。

卡夫通看到这个场景后，十分震惊，他马上派人通知曾克林说：“你们不是一般的队伍，不要去苏家屯了，就驻在沈阳故宫东面的小河沿。”

后来苏军收到国内的电报，知道曾克林的部队是毛泽东、共产党的部队，便彻底解除了疑虑。9月7日，苏军进辽军第6集团军司令克拉夫琴科上将、军事委员会图马尼扬中将和各兵种军长接见并宴请了曾克林和唐凯。席间苏方代表主动道歉说：“你们来沈阳，我们没有去车站欢迎，很对不起。这主要是中苏条约及英美国家的限制，不得不这样做。”

双方经过商量，为避免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发生冲突，曾克林的部队对外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沈阳卫戍区，曾克林任司令员，唐凯任政治委员。自此以后，曾克林的部队终于在东北取得了合法、有利的地位，活动也方便多了。（苏联放水了，这时是最好的机会，然而应该守住秦皇岛、山海关，可惜这里的军事领导人太弱智了，太自由了）

我军的部队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队伍很快扩张到了数万人，但部队的物资和武器弹药补给却跟不上了。

于是曾克林去找苏方协商，希望他们能够开放东北的物资仓库给我方提供补给，但苏方却不同意，他们说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曾经与他们签过条约，苏联不得把任何关东军留下的物资转移给共军。尽管曾克林与苏方多次交涉，但他们始终不肯让步。

此后在一次中苏军方的宴会上，曾克林总算找到了机会，他借着酒劲表示出不满情绪，指责苏军不把物资仓库给予我军。苏军的一位将军为了缓和现场气氛，拿起桌上的洋酒对着曾克林说：“你喝满一杯，我就给你一座仓库，喝两杯就两座，你看怎么样？”曾克林立马拍板答应了。

苏联的酒的度数都非常高，酒桌上的酒杯容量也非常大，苏联人在倒酒时还故意将酒杯完全倒满，明摆着就是故意刁难曾克林。曾克林咬咬牙，想着绝不能怂，他一口气喝下了12杯烈酒，直接晕倒在地上，并被送到医院治疗。

第二天曾克林醒来以后，身边的战友告诉他，苏方对他的豪气深感敬佩，果真兑现承诺，给了我方12座仓库。（苏军第二次放水）

这件事后来在部队中广为流传，大家都为曾克林的行为感到自豪。

得到仓库以后，曾克林马上抓住机会，组织官兵运炮、运武器。部队运了三天三夜，运出步枪2万支，轻重机关枪1千挺，还有150门各种口径的迫击炮、野炮和山炮，这些武器不仅装备了出关部队，还为当时的扩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曾克林还将一部分武器支援给了留守在晋察冀的后续部队和关内其他部队。

但此时由于欧美一些不明真相的通讯社和国民党报刊、电台制造舆论，大肆指责和攻击苏联政府非法允许中共正规军进入沈阳， 甚至美、英等国还直接向苏联政府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苏军派人告诉曾克林和唐凯：根据中苏条约，苏方要把沈阳、长春、哈尔滨、锦州、热河等城市都交给国民党政府，希望他们带领部队离开沈阳。

曾克林和唐凯当即表示：“我们是奉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来的，只有中共中央下令才能撤走，你们命令我们是不行的。”

苏方没有办法，只好向驻长春最高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和远东前线最高司令华西列夫斯基作了报告。

此时曾克林的压力也非常大，有很多问题困扰着他：怎样开创工作的新局面？党中央何时派人来东北？关内的主力部队何时才能来？如何才能与党中央联系上？……最后曾克林决定到延安去找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请示，他的想法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正好此时苏军针对东北的复杂形势，也急于找我党中央联系，马林诺夫斯基于是决定派一架飞机和两名代表和曾克林一起飞往延安。（苏联诱导我们）

9月15日，曾克林的飞机在延安着陆。

当时党中央正在酝酿决定是否将战略方针“向北防御，向南发展”改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因此迫切希望得到东北的最新情况。曾克林此时回来，对党中央可谓是“雪中送炭”。

9月1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杨家岭召开会议，曾克林也参加了，主持会议的刘少奇微笑着对他说：“先锋官同志，你从前线回来，辛苦了！我们很想了解东北的情况，你来得正好。为了力争控制东北，中央准备派大批干部和主力部队向东北开进。但是我们对东北的问题研究了好几天，就是不知道那里的具体情况，因而下不了决心。现在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这里，请你谈谈东北的情况，越详细越好。”

曾克林乘于是详细汇报了接管沈阳和经过和当前东北的形势，他说：“我军到达东北以后，深受群众欢迎，部队发展很快，但现在苏军只驻守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各中小城市及乡村无人管理，秩序混乱，我军应该趁这个机会迅速进入东北，站稳脚跟。”

刘少奇听后高兴地说：“东北是战略要地，现在人民斗争胜利了，国民党一定会抢占东北。我们的部队先进去了，就站住了脚，就可以控制东北，就能为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在重庆谈判创造有利地位。我们有了东北，就可以加速中国革命的进程。曾克林同志，你们执行朱总司令的命令坚决，行动快，发展迅速，值得表扬！”

这天晚上，刘少奇等中央首长请曾克林吃饭，席间彭德怀对曾克林说：“你们首先进入东北，是有功的，希望你们多搞点武器和大炮。”

正是曾克林的这一番话使中央定下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党中央决定成立从各解放区抽调10万主力部队和2万名干部前往东北，并成立中共中央临时东北局，由彭真任书记，同时命令林彪不再去山东，转赴东北，统一领导军事工作。

9月16日，曾克林陪同彭真、陈云等6人乘飞机离开延安。9月18日，他们到达了沈阳。从此以后，我党在东北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局面！（苏联第三次放水）

首先是1945年8月下旬至9月中旬，这一阶段苏军对中共部队的态度非常友好。他们共同作战，举行了盛大的联欢活动，中共军队还负责城市卫戍任务，并接收了政权和重要工厂、武器库等。

第二阶段是在1945年9月下旬前后，当时苏军意识到美军准备在华北登陆，为了避免被指责违反中苏条约，他们收回了之前交给中共的工厂、武器库和部分政权，并劝说中共军队退出城市。

第三阶段是从10月上旬到11月中旬，苏军发现美军在华北地区大规模登陆，他们怀疑美军有意在苏军撤退后进入东北地区，因此积极支持中共占领东北。中共军队大规模进入城市，接管政权和工厂、武器库，并阻止国民党军队登陆东北沿海口岸。

最后一个阶段是1945年11月17日至1946年2月中旬，国民党政府发现中共军队已经开始先期进入中心城市并占据交通要道，于是采取了撤退东北行营的措施，并向美国政府提起控告。

在这四个阶段中，苏军对中共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开始时，他们表现得友好并支持中共。然而，随着美军的介入和战略考虑的变化，苏军逐渐收回了之前交给中共的资源并要求他们退出城市。但在美军在华北地区大规模登陆后，苏军又改变了立场，积极支持中共占领东北地区。这种态度的转变对中共来说是有利的，他们得以大规模进入城市并接管政权和工厂、武器库。

这种支持也引起了国民党的不满，他们认为苏军在协助中共夺取东北地区方面存在偏袒。

从刘文的角度来看，苏军的态度在解放战争期间并不一致。尽管在特定的时期，苏军对中共表现出了支持和友好，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对中共的全面支持。根据刘文的观点，苏军在某些时间对中共军队的态度相当恶劣，并驱赶他们离开城市，这让许多中共干部感到愤慨和失望。然而，刘文也承认这只是个别时间的情况，他无法提供大量的证据证明当年部队领导人对苏援的不满。

总的来说，苏军在解放战争期间的态度对中共的胜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也存在着一些矛盾和不一致。苏军的行动受到了战略考虑和外交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历史对我们理解中苏关系的发展和解放战争的背景具有重要意义。苏方撤军不成，迫于外交压力，不得不考虑与国民党进行外交和经济谈判，力图与蒋介石达成妥协。

为此，因急于与中共撇清关系，苏军不顾中共方面的反对与不满，在一些地方采取了强行驱赶中共军队出城的做法。第五阶段是1946年3月以后，由于美国坚持东北要门户开放，苏联与国民党谈判不成，苏军态度再度改变，全力推动中共抵抗国民党进入东北。

故其撤军时处处让中共预先接收，抢占先机，并主动提供了许多积极的帮助。在此以后，苏联与美蒋交恶，与中共的合作关系逐渐趋向稳定。

由上述说明可以看出，在整个东北解放战争过程中，苏方态度“恶劣”只在个别时段。除了第二、四两个阶段大约三个多月的时间以外，其他三个阶段三年左右时间苏军对中共的态度基本上是好的。

不论其利益着眼点是否与中共不同，但其放手让中共发展，甚或帮助获取武器的态度是明显的。否认中共有过不满固然不可，只根据上述两个阶段的一些言论就否定存在着苏援的事实，显然更不可取。既然苏援是事实，那么当年苏军到底向中共转交了多少武器装备呢？

彭真抵达沈阳后，继续得到了大量的武器援助。根据9月21日的报道，他们得到了数千支枪支。9月30日，他们报告说通过各种途径得到了一万多支枪支，次日又发现了新的武器库，其中包括80门山炮、100多门迫击炮和大量子弹。尤其是在10月3日与一位苏共中央军委委员会见面后，情况变得更加乐观。

东北局于4日向中共中央发电称：“苏军已下最后决心，大开前门，此间家务全部交给我，因我力量微小，现只能接受一部分，允许在一月内替我保存。”

其中的“家务”指的是在东北的所有日军武器。

由于此时在东北的中共部队规模还不够大，无法接收几十万件装备。

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接收了一部分武器，其中包括了《恩怨》书中提到的3万支步枪、100挺机枪和15门大炮。基于这种情况，东北局明确告知中共中央，说这里的武器数量很大，全部交给他们是远方（指苏共中央）的决定，要求中央派遣30万主力部队在一个月内赶到东北，以便接收“大量武器”。到25日，东北局进一步向中共中央发电，说明苏军要求中共迅速接收东北工业中心城市及其各工厂，苏军除已搬走的工厂外，都交给中共。除了已经交给中共的飞机和日本航空大队的人员之外，抚顺还有300万发炮弹可供使用。苏方建议中共尽快接收，并加快炮兵编练和大炮生产。

然而，兵工厂和武器库最好保留一部分并分散，以免受到轰炸。在此期间，中共陆续将一些武器和弹药运出，但由于各地的出关部队还在路上，大量的武器库只是得到了部队的看管。然而，由于国民政府于11月17日撤退东北行营，苏军的态度发生了改变，许多已经接收的武器库和兵工厂再次被苏军收回。因此，尽管黄克诚等人赶到东北，但并未迅速获得他们预期的大批武器。中共在解放战争期间得到了苏联的大量武器装备，这一事实已经不被争议。然而，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对中共在战争中胜利的影响有多大，仍然是历史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本文将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苏联为中共提供武器的情况。一方面，可以通过对刘文所引述的数字进行分析，来了解中共在战争中得到了多少武器。刘文指出，在1945年底，中共的武器数为步枪39641支，轻机枪1139挺，重机枪105支，掷弹筒59支，迫击炮64门，其他重武器一无所获。

然而，在比较1945年底和1946年5月期间东北部队的武器装备增长情况之后，可以发现中共得到了大量武器，包括步枪超过12万支，轻重机枪3500余挺，各种炮492门等。这些数字不仅反映了中共得到的武器数量，还说明苏联在解放战争期间为中共提供的武器是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另一方面，可以从战争的背景和苏联的政治考虑来理解苏联提供武器的原因。解放战争期间，苏联一直试图通过支持中共来扩大自己在中国的影响力。

在1945年前后，苏联曾经试图通过与国民政府合作，来保护在东北的自己的利益（是不得不，国民党有美国站台，苏军无法直接动粗）。然而，由于国民政府对苏联在东北的势力不断扩张感到威胁，苏联开始转向支持中共。

这一转变，除了出于对共产主义的共同理念支持，也是出于对中国政局的判断。苏联认为，在中国内战中，中共有更大的胜利可能，因此应该支持中共。在这种情况下，为中共提供武器就成为苏联政策的一部分。

这也就是为什么苏联在1946年强硬地态度，坚持中共应该全力阻止国民党进入东北，为此特将沈阳以北地区全部交给中共接收。

总的来说，苏联在解放战争期间为中共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这是中共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苏联的这种支持，不仅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理念支持，也是出于对中国政局的判断。这种背景下，苏联提供武器成为了苏联政策的一部分。

从前苏联提供给中国的武器数量来看，存在着一些保留和怀疑。前苏联公布的数字足以装备百万人的部队，但并不代表这些数字一定是真实的。当时的情况十分复杂，苏军会时不时地将一部分武器库交给中国共产党，然后又收回一部分；他们在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做法，导致实际上报的数字可能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

9月2日，国民政府向驻渝的美苏大使递交备忘录，正式宣布没收日本的公私财产及日本在华经营的一切产业作为赔偿。声明说：

“关于日方在华财产事，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因日本之侵略遭受重大之损失，为抵偿此种损失之一部分起见，中国政府决定没收日方在华之公私财产，以及日方在华经营之一切事业，拟请贵国予以支持，并在中国政府接收之前，令伤贵国在中国收复区内之军队，对于日方公私财产以及日方所经营之商店、工厂、矿业、交通、通信事业以及其他资产，暂为保护，以防日方之破坏隐藏或运往他处。”

同月在伦敦举行的五国外长会议上，中国提出三项建议，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必须防止在中国领土上或将为中国所收复的领土上损坏、摧毁、或转移日本财产，特别是苏联可能拆迁在东北的日本工业资产。但是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不赞成将日本赔偿问题提交会议讨论，中方的要求也未得到莫洛托夫和贝文的答复。

在莫斯科的谈判桌上没有解决的战利品问题，随着苏军出兵东北而再次呈现在国民政府面前。苏军占据东北全境后，苏联与国民政府谈判的就不仅局限于战利品，而是扩展为中苏在东北的经济合作问题。

苏联占领下的东北

10月17日，熊式辉、张嘉缴、蒋经国、董彦平与苏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举行第二次会谈，关于日本在东北的资产问题，中方表示：

“……我方，先希望接收伪满州国政府及日本经营的工场、中国人与日本人合办的工场。”

马林诺夫斯基对中方此项要求的答复是前者应全部看作苏联的战利品，即便是后者，由于这些中国人是与敌人协作的人物，应被视为敌产。对此，张嘉缴在日记中写到：

“……苏联的意图是，以战利品的名义攫取东北的工业，以继承日本在满州经济中占有的特殊势力。”

此后，围绕中苏关于东北经济合作问题，张嘉缴与马林诺夫斯基及其经济顾问斯特拉科夫斯基多次会谈(1945年10月—1946年2月)。苏方坚持东北重工业均由中苏合办，在1945年12月7日张嘉缴与斯拉特科夫斯基的会谈中，斯氏恫吓道：

“战利品由各国共同参加讨论一节，亦不能赞成。须知此项战利品既在红军手中，中国方面，惟有两途可择，一为设法合作，继续经营。一为任使其被尽数破坏。……”

面对苏联的无理要求（呵呵），国民政府也针锋相对，坚持在东北的日资企业均应由中国没收抵充赔偿，拒不承认苏联的战利品解释。

除了张嘉缴在长春与苏联占领军商谈外，1945年12月25日到次年1月，蒋经国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1946年1月一3月，蒋介石、王世杰与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在重庆也多次会谈，但均未成功。

显然，中苏两国在战利品问题上毫无共同点可言，在经济合作方面，中国的模糊策略与个案处理方式也与苏联将日伪时期的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和满洲电业株式会社经营的企业全部纳入经济合作范围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大相径庭。

此外，国民政府要求苏联先撤军后协商，而苏联则要求在达成协议后再撤军，双方的立场无异于南辕北辙。

由于中苏在“战利品”问题上的立场差距太大，无法达成一致，苏联就加快从东北的拆迁工作。苏联对中国东北日伪资产的劫掠行径，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1946年2月下旬，在重庆、北平、太原等地爆发了反苏示威游行。游行的队伍高呼“苏联必须归还在东北抢夺的物资”、“苏联应归还东北运走之一切物资”等口号。

在国内舆论的压力下，国民政府的态度渐趋强硬。3月5日，中国外长王世杰声明：

“所有日本的公私财产，凡是在中国领土上的都应作为赔偿，归中国所有。中国政府不同意苏联把这些财产中的任何一部分当作`战利品’据为己有，以此作为从满洲撤军的交换条件。”

被拆除设备后的工厂

直到5月3日苏联从东北全部撤军，中苏仍未就战利品和经济合作事宜达成协议。虽然此后国民政府继续对苏联拆迁的物资和设备进行调查，收集详细的数据与证据，作为未来交涉的基础，但也不见下文，战利品问题就此搁置。面对苏联的蛮横无理，蒋经国不得不慨叹：“国家无实力，不得不动心忍性也。”

其实，从苏军8月18日进入沈阳等地伊始，苏军就有组织地没收粮食和其它库存品。从9月上旬起，苏军有选择地从东北的工矿企业中拆迁一些重要的机器设备运回苏联，到12月苏军预定的撤军期限来临前，拆迁工作基本结束。苏军拆迁的都是最新式的工厂和机械设备，发电和输变电设备、电动机、实验设备等。

据资源委员会估计，苏军从东北搬去的设备价值为482734053美元、原料价值为792167771美元，合计1274901825美元。

根据美国总统赔偿专员鲍莱的报告团，苏联拆迁中国东北工业设备将延缓中国经济发展30年，并妨碍美国之政策。苏军在驻留期间对东北工矿业的拆迁和破坏，据鲍莱估计工业上的直接损失达8.58亿美元，如果把这些工业设备的复置费用和品质的变坏计算入内，则损失高达20亿美元。

面对盟国的指责，苏联只承认拆迁了9500万美元的设备。

“大跃进”前周恩来的三次检讨

姜长青

2020年02月14日10:41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一、毛泽东力批“反冒进”

1957年10月9 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向全体中共中央委员作了以《做革命的促进派》为题的讲话。毛泽东从整风讲起，提出了“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的响亮口号。这无疑是为坚持稳定发展的人们敲响了“警钟”。这时的周恩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仍表明这样的主张：“既要反对在改革突出不合理的制度上缩手缩脚的保守倾向，又要反对不顾职工觉悟程度和实际困难、冒昧从事的急躁情绪。”他所坚持的，仍然是“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观点。毫无疑问，这是毛泽东不能满意的。毛泽东在讲话中严厉地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走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会上通过了具有冒进色彩的《1956 年到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 ，即所谓的《农业四十条（修正草案）》 ，把高指标重新摆到了人们的工作日程上。

毛泽东于11 月2 日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其间，毛泽东亲自审改、批发了两篇《人民日报》 社论，论点直指“反冒进”。11 月13 日的《人民日报》 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高潮》，对1956年的“反冒进”公开进行指责：1956年公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后，曾经鼓舞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掀起了全国农业生产高潮，但是，有些人却把这种跃进看成“冒进”，他们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听到赫鲁晓夫“15年后可以超过美国”的豪言，则以中国“15年后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的话来回应。毛泽东觉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可以进一步加快建设速度，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生产就会出现大的跃进。他在从莫斯科打回北京的一个电话中说：1956年的“反冒进”是不对的，以后不要再提“反冒进”了。11月下旬，毛泽东从苏联回国后，连续召开会议讨论他正在思考的如何取得经济建设更高发展速度的问题。

1957年12 月12 日的《 人民日报》 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对“反冒进”的人进行了更为严厉的批评。 1958 年更是在一种异乎寻常的气氛中开始的。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乘风破浪》，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它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社论批评“人们的思想常常落后于实际，对于客观形势发展之快估计不足”，明确提出“目前全国农业已经掀起了空前的生产高潮。各地党委必须积极地妥善地领导这个高潮，争取1958 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大丰收”，社论喊出的口号是：“让我们乘风前进！让我们乘压倒西风的东风前进！乘压倒右派、压倒官僚主义、压倒保守思想的共产主义风前进！”

1958年1 月2 日至4 日，周恩来在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了脾气。周恩来等提出过的反对急躁冒进的主张受到严厉批评。毛泽东借谈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问题，对周恩来等主张“反冒进”的人直截了当批评说：你们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为了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思想和组织动员，随后毛泽东召开了一系列的重要会议，就“反冒进”等问题继续批评周恩来等人。

二、南宁会议上一作检讨

毛泽东1月11日至22日在广西南宁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华东、中南等地区九省二市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接到了会上分发的12份作为批评对象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反对冒进的，许多都与周恩来有关。为准备检讨，周恩来从到达南宁的那天起，几乎天天约请参加会议的有关人员谈话。

就在南宁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就提出“反冒进”的问题，把三中全会以来对“反冒进”的批评推向高潮。毛泽东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包，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要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就好了，变过来了。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主要，还是错误主要？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第二天，毛泽东从工作方法的角度继续阐述他的观点：“我们要注意，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就很不好。群众观点是从六亿人口出发。看问题要分清主流、支流，本质、现象。”“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这一次千里迢迢请同志们来一趟，是总理建议的，本来我不想多谈，有点灰心丧志。”他还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这些措辞严厉的批评使“会议从一开始空气就非常紧张了”。

在1月16日的会上，毛泽东拿出柯庆施在上海市党代会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说：“柯文章很好，上海一百万工人，无产阶级集中的地方才能产生这篇文章。”当年随周恩来一起到南宁开会的他的经济秘书顾明后来回忆：“几乎每天晚上，先念、一波等都聚在总理那里讨论到夜里二三点，商议怎么检讨等等。那时，会议的形势很紧张。”

1958年1月19日，毛泽东约周恩来单独谈话。随后，继续进行大会讨论。会议从晚上八点多一直开到深夜一点多。当天晚上，心情沉重的周恩来在会议上开始作检讨性的发言。在他的检讨中，把毛泽东所说的“反冒进”这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的责任全都揽到自己身上。周恩来认为：这个“错误”的产生，是由于没有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变革后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现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看不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许多同志从周恩来的话中，听出了违心的成分。周恩来说：“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委员会、四十条、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也减少了一些项目。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1月21日，毛泽东在会议上作总结性发言，提出：从1958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点应放在技术革命方面。关于“反冒进”问题，他得出的教训是：“反掉了三个东西，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周总理不得不在这次会议上自我检讨，我说这个检讨呢，叫做不得不检讨，应该打上引号。

周恩来和刘少奇1月23日一同返回北京。南宁会议后，为掀起“大跃进”的高潮，毛泽东并没有放松对“反冒进”的批评。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我们的行动口号——反浪费，勤俭建国！》的社论，指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2月23 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反冒进”又一次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按毛泽东的说法，谁要是再“反冒进”，谁就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三、成都会议上二作检讨

为了巩固反“反冒进”的“成果”，毛泽东提出再到成都开一次会。他说：“我们在南宁是半个中国了，华东、中南、华南这三个区域，东北找了一个欧阳钦，华北找了一个刘仁，西北是张德生，西南是李井泉。这一次我们是到成都，大概是三月上旬，去谈一谈。” 成都会议是从3月9日至26日召开的，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外，还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在成都郊外金牛坝的金牛宾馆举行。会议的中心还是讨论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这个问题。3月9日即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又提出“反冒进”问题，他说，建设社会主义有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他更多地谈的是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并提出“鼓起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毛泽东认为：“过去八年的经验，应加总结，‘反冒进’是个方针问题，南宁会议谈了这个问题，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语言，好做工作。”

在3月25 日的大会上，周恩来再一次对“反冒进”的“错误”作检讨。他说：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反冒进”的错误主要在于将一个指头当作多数指头，没有给群众高潮撑腰、想办法，而是重重限制、层层束缚。但是，我当时却没有这样认识，以后才逐渐认识到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他接着说，“当时确没有这样认识，等到右派教育了我，主席提醒了我，群众实践更启发了我，才逐渐认识到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更深一层说也就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本质的东西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发动群众、发展生产看不到，自然就抓不起了。” 对周恩来的检讨，毛泽东说：“如果从经验上、从方法问题上作为例子，那倒是可以的。这个问题不是个什么责任问题，也不是老要听自我批评的问题，南宁我们都听过了，北京也听过了的。”可见周恩来的检讨离毛泽东的要求还有差距，还没有使毛泽东感到满意。

四、八大二次会议上三作检讨

1958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中央决定在五月五日召开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周恩来参加八大二次会议所进行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就“反冒进”问题继续进行检讨。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后来回忆：“1958年4月间，总理在准备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稿时，有一天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作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所以这次发言稿不能像过去那样由别人起草，只能是他讲一句，我给他记一句，再由我在文字连接上做一点工作。总理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接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5月5日在北京开幕。按毛泽东的安排，会议开幕的头一天，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报告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15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要当促进派、不要当促退派的口号”。报告认为，由于“反冒进”，1956年到1958年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一个“马鞍形”。并把“反冒进”放在反面教材的位置上进行批判。毛泽东在5月15日晚间，分别约陈云、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谈话。谈话后的第二天和第三天，周恩来和陈云在大会上对“反冒进”问题再一次作了检讨。在陈云5月16日作完检讨后的第二天，周恩来5月17日作检讨。周恩来在大会上所作检讨中，谈到“反冒进”的错误时说：“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我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间。当时我对于1956年的建设成绩和在跃进中出现的某些缺点和困难，作了错误的估计，把实际上不到一个指头的缺点夸大化，肯定1956年的年度计划‘冒’了，并且提出1957年适当收缩规模的意见。”“还应该特别指出，‘反冒进’的错误，是同政府工作中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分不开的，也是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分不开的。”他又谈到这一阶段中的思想变化说：自己对毛泽东指出的“反冒进”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这一点，“在相当时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陈云、周恩来相继作了对“反冒进”的检讨以后，毛泽东曾宣布“‘反冒进’解决了”。但同时，他在会上还多次发出要注意“我们党内搞得不好要分裂”的警告，毛泽东为了预防以后党内再次出现“反冒进”与“反‘反冒进’”之类的原则分歧，又向全党提出了警告：“代表大会的同志，你们注意一下，中央委员会要特别注意，要顾全大局，谁不顾全大局，谁就会跌筋斗。”他指出假如“有些人不顾大局”，“那就要分裂”。“有人认为讲了分裂，心里就不舒服，我看讲了好，大家有个精神准备。”在这样的情形下，党内已经很难再发表不同意见了。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提出总路线的同时，党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邓小平认为：“‘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后，迫于“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周恩来曾想过辞职。他向中共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与此同时，彭德怀也向中央提出“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6月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他们提出的请求。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等人。会上讨论了周恩来等人的工作安排，会议决定：“他们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这次常委会还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决定，具体组成是：财经小组十二人，陈云任组长；政法小组五人，彭真任组长；外事小组六人，陈毅任组长；科学小组六人，聂荣臻任组长；文教小组十人，陆定一任组长。6月16日，这个决定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达各省市自治区，其中，毛泽东写道：“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作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 会后，毛泽东嘱咐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起草一个会议记录。6月22日，邓小平将写好的会议记录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示：“退(杨)尚昆存。”尽管周恩来的职务没有变，但当时所形成的巨大政治压力和紧张气氛，使党内民主的健康发展受到很大制约，不同意见事实上已经难以再被提出。周恩来等一批主张“反冒进”的领导人，失去了对中国经济建设的主导权。

1958年到1960年这三年“大跃进”，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了很大的损害。积累率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1957年的24.9％上升到1959年的43.9％，创建国以来历史最高水平。三年基建投资总额超过“一五”期间投资总额的1.5倍，而农业总产值1960年比1957年下降30％。它使我国国民经济的比例遭到严重破坏，给国民经济造成极大损失。再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1960年7月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等原因，中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难局面：粮食短缺，财政连续几年赤字，通货膨胀，人民生活困难。党中央不得不对陷入僵局的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在困难时期，为了同舟共济，尽快度过难关，周恩来一方面担负起领导国民经济调整的艰难任务，另一方面又主动承担大办钢铁、“大跃进”错误的责任，经常自己作检讨。他常说，国务院领导负有主要责任，并鼓励大家紧密团结，战胜困难。有的同志对他说:“总理，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担在你的身上。”周恩来说：“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周恩来这种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精神和品格，是多么令人敬佩和感叹！

（《党史博采》(2008.1)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成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国家政权机关。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是中央人民政府的首脑机构，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人、副主席6人、委员56人，并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互选秘书长1人组成。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内领导国家政权。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每2个月举行1次，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召集和主持。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总理1人、副总理若干人、秘书长1人、政务委员若干人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作为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关。 [1]

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一次会议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同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三次会议任命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为副总理。

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十七次会议又任命邓小平为副总理。

政务院对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休会期间，对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负责并报告工作。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还组织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国家军事的最高统辖机关，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作为国家的最高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

1954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但它同建国初期的中央人民政府在性质、组织、职权、作用和在国家机构体系中的地位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别。

周恩来谈南昌起义：教训说得多 意义说得少 多次作自我检讨

金台资讯

2020-05-25 14:49

《党史文汇》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原标题：周恩来如何面对南昌起义这段历史

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

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的人字形附馆和牌楼式的景门，呈“八一”图案。

1927 年8 月1 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2 万余人的革命武装，举行南昌起义，从此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历史。1933 年6 月30 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指出：“南昌暴动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开始，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特决定自1933年起，每年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 1933 年7 月1 日，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并于今年‘八一’纪念节授与战旗于红军的各团，同时授与奖章于领导南昌暴动的负责同志及红军中有特殊功勋的指挥员和战斗员。” 1933 年8 月1 日，周恩来出席红一方面军为庆祝“八一”建军节而举行的阅兵式和前方军事比赛大会，作总结报告。这天，周恩来还获得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的一等红星奖章。

1949 年，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制定军旗时指出：军旗要有“八一”二字，表示1927年8 月1 日是中国人民举行南昌起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历史节日。“文革”初期，有人提出要将建军节日期改为9 月9 日，即秋收起义的时间，毛泽东坚决反对。1967 年，毛泽东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说：“‘八一’不能改，这是很重要的一天，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并要杨成武将这段话的内容向周恩来汇报。1969 年6 月28 至30 日，毛泽东在湖南、江西与当地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中，肯定了“八一”南昌起义的历史作用和周恩来等的历史功绩。所以从20 世纪70 年代以来，史学界在评价南昌起义时，都采用“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的提法。

建国后，周恩来面对南昌起义这段历史，不管是在重要的中央会议上还是在轻松的宴会上，不管是正式动笔写稿还是私下的随意讲话，不管是在“文革”前还是在“文革”中，不管是身体健康时还是身患重病时，他总是对其失败教训说得多，对其伟大意义说得少；对战友的功劳大谈特谈，对自己的业绩避而不谈。这充分反映出周恩来谦虚谨慎和勇于自我批评的美德。

修改八一宣传提纲，排定领导人顺序，说明失败原因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在周恩来亲自关怀和指导下诞生的。这是1964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贺龙、柯庆施等观看演出后，祝贺演出成功。

1957 年8 月1 日，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 周年，《解放军报》刊登了《八一起义》连环画，这是军报第一次正式介绍南昌起义。连环画宣传提纲是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应《解放军报》之约而起草的。当时对南昌起义领导人的排名还没有定论，提纲中领导人的排名为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解放军报》社对此非常慎重，用红笔圈出，呈送周恩来。周恩来连夜审阅，指示传阅朱老总、贺老总、陈老总。朱老总说：“八一起义，我的人马主要作一些协调保障工作，作用不大，应排在叶挺将军之后。”周恩来批示，刘伯承同志在起义中任参谋长，做了大量军事工作，功勋卓著，应在起义领导人中加上刘伯承的名字，排在朱德之后。

宣传提纲共21 条，周恩来对其中的10 条作了修改或补充，包括标点符号。重要修改有以下四处。1、补充了起义的主要力量，改为：党为了挽救革命的失败，决定由周恩来等同志在南昌以贺龙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和朱德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一部分为基础举行起义。2、补充了起义的其他领导人，改为：全南昌市宣布戒严，将近半夜两点钟的时候，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同志率领了北伐军3 万余人，在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3、补充了起义失败的原因，改为：起义军胜利后，由于当时领导者没有能够坚持发动广大农民实行土地革命的政治路线而采取单纯军事向南挺进的方针，致起义军部队到达广东东部三河坝、汤坑、汕头地区的时候，在汤坑与广东军阀发生激战，后来敌人越来越多，加以敌人军舰向汕头猛击，结果起义军主力遭到失败。4、补充了革命的正确路线，改为：当起义军向南挺进时，毛泽东同志率领了秋收起义的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创立了土地革命的正确路线，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

审查军博展览，鼓励批评，多次作自我检讨

八一起义纪念馆内的起义领导人群像

《八一起义》油画

1959 年军事博物馆预展期间，周恩来亲自审阅军博的陈列计划，还亲临现场审查展览内容。在《南昌起义》的版面前，当讲解员讲到“大革命失败后，为了挽救革命，1927 年8 月1日，周恩来等同志领导了南昌起义”时，周恩来当即提出：“哪是我领导？是党的领导，应该说是党的领导!”又对陪同审查的军博领导说：“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同志，也都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嘛!”并亲笔写了一个南昌起义领导人排列顺序的名单交给了馆领导。当讲解员又讲到南昌起义部队由于没有和江西农民运动相结合，孤军南下，因而遭到了失败时，周恩来马上给予鼓励：“批评得好，批评得对!”当时，年轻的讲解员听了有点不知所措，周恩来郑重地说：“南昌起义失败了，我有责任，没有想到要和农民运动相结合，建立农村根据地，还是搞以城市为中心，当时也是没有经验。你们要把这件事讲清楚。”

周恩来特批了军博建馆所需的经费和制作军徽、馆标所用的黄金。开展向军博献宝的活动时，周恩来捐出了自己珍藏26 年的一等红星奖章。

为省委书记作报告，自我检讨

1960 年7 月14 至16 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常委会委托，作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说：“南昌起义的目的是南进汕头，占领海口，然后到广州。南昌起义本身是正确的，但在领导思想上有错误：单纯军事行动，中心是城市观点，没有跟当地农民结合起来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张太雷到汕头给我们传达八七会议，只批评了机会主义，没有提出如何做的问题。我自己当时是城市观点，没有从上海起义和南昌起义中取得经验，上山搞农村斗争。”

像这样在高规格会议上，向高级干部检讨南昌起义失败原因，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时期就早已为之。1944 年3 月3 日至4 日，周恩来在延安中央党校做报告《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深刻反思了南昌起义失败的原因，指出：“‘六大’对于南昌起义，总结也不够。南昌起义是反对国民党的一种军事行动的尝试，中央虽指出了南昌起义五点错误，但没有指出它的主要错误。我觉得它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

参观八一纪念馆，赞扬战友、总结教训、推崇毛主席

1961 年3 月，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旧址报批时，曾受到周恩来的“阻挠”。文物局当年的同志还记得，在碰到有关周恩来的文物时，就很难处理。比如在1960 年上报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八一南昌起义旧址，他几次都要去掉，因为这是他所领导的。但是这一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人民解放军的诞生纪念地，是无论如何不能不列的。

1961 年9 月18 日，中共中央庐山会议结束后，参观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即八一起义纪念馆时，周恩来不谈及自己，却深情回忆战友，并要求宣传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同志在起义中所起的作用。(见表)

在参观到第四陈列室时，周恩来第一次谈到自己：“当时也是没经验，只晓得生搬硬套苏联的经验，国际指示要建立根据地，而我们只想建立城市根据地，搞大城市起义，先后在上海、南昌、广州搞了三次。上海武装起义，是工人起义，失败了；南昌起义，是军队起义，也失败了；广州起义，是工人与军队结合的起义，还是失败了。工人、军队起义都试验过了，都失败了，还没有认识到要搞农村起义。”又说：“我们走了，人民群众是不高兴的。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当时只有毛主席提出来。其他的人对这一路线不明确，甚至有的怀疑，有的反对。关键问题在井冈山，没有井冈山的斗争就没有今天。宣传南昌起义一定要讲到井冈山。”“我给你们提个要求，讲解内容一定要讲到朱毛井冈山会师。起义是大家的一个共同想法，而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并不明确，是毛主席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当工作人员请周恩来题词时，周恩来说：“我拿回去，写好了再给你们。”

不看话剧《八一风暴》，鼓励京剧创新

最早将南昌起义搬上舞台的是江西省话剧团1958 年创作的《八一风暴》。1959 年9 月，《八一风暴》在北京演出，向国庆10 周年献礼。9 月16 日，周恩来设宴招待江西省话剧团和江西省歌舞团来京的全体成员。出席宴会的有邓颖超、贺龙、陈毅等。与周恩来同坐一桌的有编剧刘云和歌舞演员石坚等。吃饭时，石坚请周恩来观看《八一风暴》。周恩来说：“写我的我不看，要歌颂毛主席，不能歌颂我。”刘云补充说：“总理在戏中不出场，请总理看戏，提提意见。”周恩来有几分严肃地说：“要歌颂毛主席，不能歌颂我。”

1959 年底，张家口市京剧团将这出话剧改编为同名京剧，1963 年8 月20 日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演出，周恩来观看后与演出人员合影时说：“这出戏是江青同志推荐我看的，我问她有影射吗(指剧中的党代表方大来影射的是总理)？她说没有影射。今天看了戏还是有影射嘛。”合影留念时，大家请周恩来到中间去，周恩来却站到扮演杜震山的演员(杜震山的历史原型是贺龙)旁边说：“我挨着我们的师长，是我介绍他入党的。”

周恩来指出：“《八一风暴》为京剧表现现代生活开了一个路子，京剧表演现代戏不容易，你们在表演艺术上有创造，方向对，这个戏还是第一次看。”“你们的表演很自然……在表演上突破了行当。这个戏在剪裁上还是可以研究的，前面松了些，后面紧凑，总之演得不错，时间压缩到两个半小时才好。今后你们的念白还可以注意些，你们的道白总的说还可以，但有的地方还像话剧，能不能多用京白，节奏上讲究一些，一定会更好。艺术上的创造应不断地研究、尝试。”

“文革”期间，《八一风暴》话剧被批判，京剧也被勒令停演。1977 年1 月18 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消息：“被‘四人帮’打入冷宫10 年之久的现代京剧《八一风暴》，最近在张家口市重新上演……”与此同时，江西省话剧团、总政话剧团等各地话剧院、团陆续开始重新演出话剧《八一风暴》。

策划导演《东方红》，不让表现南昌起义。晚年仍不忘总结其教训

1961年9月18日，周恩来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

1964 年，周恩来看了《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后，立即提出：以在京的文艺团体为骨干，抽调全国文艺精英，搞一台庆祝新中国成立15 周年的大型晚会——《东方红》。为了在不到3 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东方红》的排演，周恩来亲自担任了组织领导工作。

这部全景式展现当代中国革命历史包括秋收起义的艺术作品却没有表现南昌起义。事实上，创编小组的最初思路是要写南昌起义的，却被周恩来坚决否定了。周恩来指出，这部革命史诗一定要突出表现毛泽东对当代革命的正确领导和卓越贡献。有一次，陈毅对他说:“你这个总导演太霸道了，其他领导同志的事迹都表现了, 唯独你自己的事, 一点也没有。提意见, 你还不听。”最后，在大家的一再要求下，周恩来才勉强同意了在朗诵词中加上绝无仅有的一句：“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了第一声春雷。”

1972 年5 月18 日，周恩来被确诊患膀胱癌。6 月7 日，他将所写的《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提纲送毛泽东审阅，并附信说，“两次在主席处听到片言只字关于路线的教训，我更急于要写出初稿”。毛泽东圈阅了提纲及附信。6 月9 日，周恩来又修改、补充了提纲，形成二稿。6 月10 日，将此稿送中央政治局成员阅。

6 月10 日至12 日，周恩来连用三个晚上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报告。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共312 人参加会议。6 月10 日，在谈到南昌起义时，周恩来说：“八一起义在共产党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这在大方向上是对的。”周恩来强调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就是没有“就地闹革命”。“当时武装暴动的思想，不是马上就地深入农村，发动土地革命，武装农民。”“它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的名义，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到农村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还说：就在南下以后，经过会昌一战，伤员不少，“如果在那个地方深入土地革命，就会在农村安置不走嘛，留在会昌、筠门岭、瑞金、寻乌，那就很好嘛，靠近闽赣边嘛。当时没有这个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是为了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行为，促进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共同富裕，根据宪法，制定的法律。 [8]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国家通过财政、税收、金融、土地、人才以及产业政策等扶持措施，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6]

2024年6月2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自2025年5月1日起施行 [6]。

本法所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指以土地集体所有为基础，依法代表成员集体行使所有权，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区域性经济组织，包括乡镇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组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国家通过财政、税收、金融、土地、人才以及产业政策等扶持措施，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毛泽东是《六十条》最终的决策者及其修订的主要推动者。毛泽东最早发现大公社的体制问题并采取一些积极措施进行纠偏和整顿。在纠偏过程中，毛泽东逐渐发现，中央的指示和规定在许多地方并未贯彻执行，比如在山东、河南、甘肃、贵州等省，中央纠正“五风”的规定根本没有同群众见面，“后来查明，有的还被当成‘反面材料’加以扣留”。他还发现，中央这个时期发出的大量应急性文件和指示，许多是重复甚至自相矛盾的。毛泽东在1960年12月30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我们搞了十八条，十四句话，也搞了六条指示，这些就是为了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又大刮起‘共产风’。这就是前后矛盾，对不起来。虽然我们没有叫大家去平调，但没有塞死漏洞。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很重要。以后不要前后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次年2月8日，毛泽东与浙江省委和中央下派浙江嘉善调查组的负责人谈话，在谈到由于自留地几收几放农民开始不相信中央的政策时说：“还是要给农民自留地，而且要把为什么反复交代清楚，农民不相信，你变得太多了嘛……现在反复不下去了，再搞下去，就是你们所说的饿、病、逃、荒、死。”

为了避免中央的农村政策前后矛盾，使中央的指示令行禁止，并使农村形势尽快稳定下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于1961年初逐渐达成共识：制订一个相对稳定、各地农村必须遵守的公社条例，从制度上根除公社各级组织中的“一平二调”、“瞎指挥”和“干部特殊化”，尽量清除公社体制中的平均主义。毛泽东于2月上旬先后在杭州和长沙提出：“各同志分头去调查研究，将来在广州搞出一个条例来”，“要搞一个人民公社章程恐怕困难，准备一个工作条例，把公社各级组织的职能、权利、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都规定好。规定好了，就好办事了”。3月13日，毛泽东在“三南”会议上又表达了制订公社条例的动机和愿望：“看来人民公社需要有一个条例，高级农业合作社的条例已经过时了。几年来没有一个新的完整的条例。”

https://weibo.com/p/2304184ab1fdb40102wpi0

八、公社社员代表大会的代表，每两年改选一次。社员代表要有广泛的代表性。从事各种业务的社员，有经验的老农，农村的专业工人，青年和妇女，少数民族的社员，烈士家属和转业军人，侨眷和归侨，都要有适当数量的代表。

　　公社的社长和其他管理委员、监察委员，都由公社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任期两年，可以连选连任。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在选举管理委员和监察委员的时候，应该注意使老贫农和下中农占优势。

　　在那些有几个不同民族成分的社队，还要注意吸收少数民族的社员，参加管理。

　　公社的社长和其他管理委员、监察委员，如果不称职，都可以由社员代表大会随时罢免。

　　九、公社管理委员会，在行政上，就是乡人民委员会(即乡人民政府)，受县人民委员会(即县人民政府)和县人民委员会派出机关的领导。在管理生产建设、财政、粮食、贸易、民政、文教卫生、治安、民兵和调解民事纠纷等项工作方面，行使乡人民委员会的职权。

　　公社的社长，就是乡长。

　　十、公社管理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面向生产队，充分调动社员群众的积极性，发展农业、畜牧业、林业、副业、渔业等生产事业。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应该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执行群众路线，正确处理问题，把应该做的事情认真做好，但不能管得太多太死。

　　(一)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政策、法令。公社不能违反和改变中央既定的政策、法令，并且要随时督促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认真执行，检查他们的执行情况。

　　(二)根据国家计划和各生产队的具体情况，兼顾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向各生产队提出关于生产计划的建议，并且可以对各生产队拟定的计划，进行合理的调整。在调整的时候，只许采取协商的办法，不许采取强制的办法。

　　(三)对于各生产队的生产工作、进行督促和检查，经过同社员和干部商量，及时地帮助生产队解决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改进经营管理和财务会计工作，帮助生产队做好收益分配工作。对于困难较多的生产队，应该更多地给以帮助。

　　不许乱开电话会议和各种会议，不许向生产队乱要统计表报，不许瞎指挥生产。

　　(四)推行经过反复试验、确实有效的增产措施和先进经验。推行的时候，必须因地制宜，并且只能典型示范和提出建议，不许强迫生产队接受。

　　(五)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生产队之间的生产协作。

　　组织这种协作，必须按照自愿互利和等价交换的原则，不许无代价地调用劳动力、生产资料和其他物资。

　　(六)从各方面帮助和督促生产队妥善地安排生产资料：(1)选留良种，并且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对种子进行必要的调剂。

　　(2)根据生产队的需要和货源的多少，同供销合作社商量提出农具、肥料和农药的供应计划，并且，督促供销合作社做好这些供应工作。农具、肥料、农药等生产资料的供应，必须注意保证质量，保证配套，讲求实效。这些生产资料，应该由生产队自由选购，不许摊派。凡是摊派的，生产队都有权拒绝接受。

　　(3)推行经过反复试验、确实有效、适用于本地条件的改良农具和运输工具。

　　(4)管好、用好属于公社所有的大型中型农业机具和运输工具。

　　十一、公社管理委员会，可以根据生产的需要，根据人力、物力、财力的可能，在不妨碍当年生产的增长和当年社员收入的增长的条件下，经过公社、有关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社员代表大会或者社员大会讨论决定，经过上级批准，兴办全公社范围的、或者几个生产大队、几个生产队共同的水利建设和植树造林、水土保持、土壤改良等基本建设，兴办几个公社共同的水利建设和其他的基本建设。

　　在兴办这些基本建设的时候，必须订立合同，规定各单位的权利和义务，并且按照各单位受益的多少，分摊劳动力和资金。对于不受益的单位付出的劳动，被占用的土地和土地上的附着物，都必须给以合理的报酬和补偿。

　　公社管理委员会，应该负责管理和维修公社集体所有的水利建设和其他农田基本建设。属于几个大队或者几个生产队共同举办的水利建设和其他农田基本建设，应该在公社的领导和参加下，由有关的生产大队或者生产队联合选举管理机构，制定公约，共同管理，共同维修。

　　公社管理委员会和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要保护水库、堤坝、渠道和苇塘，注意综合利用这些资源，养鱼养鸭，发展水生作物。

十三、公社管理委员会，在今后若干年内，一般地不办企业。已经举办的企业，不具备正常生产条件的，不受群众欢迎的，应该一律停办。需要保留的企业，应该经过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分别情况，转给手工业合作社经营，下放给生产队经营，或者改为个体手工业和家庭副业;个别企业，经过社员代表大会同意，县人民委员会批准，可以由公社继续经营，或者下放给生产大队经营。

　　公社经营的企业，都应该直接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服务，都不能妨碍农业生产和增加社员负担，也不能影响国家对农产品的收购任务。这些企业，都必须严格实行经济核算和民主管理，账目要定期公布。这些企业的人员任用，生产情况，物资情况，财务收支等等，都要定期向社员代表大会报告，并且征求社员的意见，不许营私舞弊。公社的干部和任何人，绝对不准利用这些企业，多吃多占，安插私人，铺张浪费。

　　公社企业的利润，除了用于企业的扩大再生产，用于公社范围的生产事业以外，应该拿出一部分，扶助生产上有困难的生产队。

　　十四、公社管理委员会，应该积极促进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农村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合作小组，是独立的经营单位，受手工业县联社和公社的双重领导。公社对于手工业组织，应该尽可能地帮助他们解决生产中的困难，督促他们遵守国家的政策法令。

　　公社管理委员会，应该同生产队商量，合理地解决生产队内部手工业者的口粮问题，合理地处理他们参加集体分配问题。对于亦工亦农的手工业者，注意安排他们从事适合自己情况的农业生产。对于熟练的手工业者，按照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办法，计算劳动报酬，不能同农业劳动一样。

二十五 、生产队应该积极开展多种经营。

　　生产队应该按照当地的需要和条件，积极发展农村原有的农副产品加工作坊(磨坊、粉坊、油坊、豆腐坊等)，手工业(农具、烧窑、土纸、编织等)，养殖业(养母畜、种畜、群鸭、群鹅、蜜蜂等)，运输业，采集，渔猎等项生产。

　　生产队的多种经营，可以根据不同的生产内容，采取不同的形式：有的利用农闲季节，临时组织劳动力，进行短途运输、渔猎、采集等活动;有的组织一部分有技术的社员举办各种加工作坊;有的统一供应原料，组织社员分散加工。

　　原来由公社或者生产大队经营的各种生产项目，凡是适合于生产队经营，而生产队经营又不妨害农业生产的，都应该下放给生产队所有，由它们经营;一个生产队无力经营的，也可以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由几个生产队联合经营，也可以由公社或者生产大队继续经营。

　　生产队的多种经营，必须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和民主管理，账目要定期公布。多种经营的产品和收入，都必须根据社员大会的意见，进行分配，任何人不许多吃多占。

四十一、社员家庭副业的产品和收入，都归社员所有，都归社员支配。在完成同国家订立的定购合同以后，除了国家有特殊限制的以外，其余的产品，都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

　　社员的自留地和开荒地生产的农产品，不算在集体分配的产量和集体分配的口粮以内，国家不征收农业税，不计统购。

　　四十二、人民公社各级管理委员会，对于社员经营家庭副业，应该给以必要的指导和帮助，不要乱加干涉。同时，又要教育社员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积极参加和关心集体生产，不损害公共利益，不弃农经商，不投机倒把。

　　对于生活困难的社员，生产队应该在家庭副业方面，例如养猪、编织等，注意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增加收入。

　　四十三、人民公社各级组织、供销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和国家指定的国营企业，可以根据社员自愿和公私两利的原则，分别采取加工、定货、代购原料、代销产品、收购产品和公有私养等适当的方式，帮助社员家庭副业生产的发展，并且使家庭副业和集体经济或者国营经济联系起来。

第七章　干部

　　四十七、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必须厉行精简，尽可能地减少脱离生产和半脱离生产的干部，尽可能地减少对干部的补贴工分。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的干部补贴工分多少，必须经过社员大会或者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经过上级批准，不能由干部擅自规定。

　　公社一级的干部，人数多少，应该根据公社的规模大小和精简的原则，严格控制在国家规定的编制数目以内，只许减少，不许超过。

　　生产大队的干部人数多少，应该根据生产大队的规模大小和精简的原则，由生产大队社员代表大会讨论提出，经过公社管理委员会批准，报告县人民委员会(县人民政府)备案。生产大队的干部都不能完全脱离生产，只能半脱离生产，或者不脱离生产。

　　生产队干部的人数多少，应该根据生产队的规模大小和精简的原则，由社员大会讨论决定，人数也不能多。生产队的干部都不脱离生产。

四十八、人民公社各级的干部，都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都应该是诚诚恳恳的人民勤务员。要关心群众生活，处处为群众打算。要和群众同甘共苦，反对特殊化，不许贪污私分，不许多吃多占。

　　人民公社各级的干部，要正确地理解国家利益和群众利益的一致性，把对上级负责和对群众负责正确地结合起来。在执行上级指示的时候，如果确实有困难，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报请上级处理。

　　人民公社各级的干部，都必须认真执行“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三大纪律是：

(一)认真执行党中央的政策和国家的法令，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二)实行民主集中制。

(三)如实反映情况。

　　八项注意是：

(一)关心群众生活。

(二)参加集体劳动。

　　(三)以平等的态度对人。

(四)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办事要公道。

(五)同群众打成一片，不特殊化。

(六)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七)按照实际情况办事。

(八)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提高政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