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317-John Curatola：更大的炸弹与更光明的未来 -- 万年看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fNh3WufLYU&list=PL4i9YSoIJiPeWWDfOimNzy08bFl_pX8Zl&index=17
……今天讲座的标题《制造更大的炸弹，迎接更光明的未来》不是我想出来的，并非出自我的灵光一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父亲曾经在新墨西哥州的科特兰空军武器实验室工作，当时这句话是他们用来自嘲的内部玩笑。不过我这本书的主题并不是核武器制造或者核战争的发展，而是转向了相反的方向。今天我想讨论的是二战之后美国掌握了全球核垄断的时期。1945年冷战正式开始，在此后五年，我们相信我们掌握的核垄断足以在二战之后的世代逼退苏联的侵袭。我今天想要主张，尽管当时我们已经掌握了核技术，但是将空投核武器当做战争手段的理念却并非一蹴而就。一开始这一理念只是个没有多少内容的空壳。尽管杜鲁门总统与空军高层大肆鼓吹所谓的核垄断，但是假如那时候我们不得不执行一场战略核轰炸作战，美国国内无论在民间还是在军方都会陷入分裂。今天我要讨论美国人为何一度在核武问题上陷入分歧，以及我们最终如何统一了思想。我这本书原本的标题是《核武失灵》，不过出版公司不喜欢，于是我就借用了我父亲当年的话。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曼哈顿工程如何耗费了二十亿美元研发核技术。1942年，恩里科.费米实现了第一次自持续的链式反应，证明了核武器的可行性。二战结束时，曼哈顿工程已经雇佣了六十万美国人为其服务，其中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自己正在制造什么，不知道自己的日常工作最终会构成核武器的宏大马赛克拼图。大部分理论工作实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完成的，由格罗夫斯将军全盘掌管。顶尖物理学家奥本海默负责领导参与项目的平民科学家——也就是军方口中的“长头发”，相对而言军事人员则被称为“短头发”。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内的曼哈顿项目工程部，参与者们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毫无道德顾虑。只要读一下洛斯阿拉莫斯项目参与者的访谈记录或者书信笔记就会发现，他们的看法几乎众口一词：这是一场残酷的战争，我知道我正在研发一款威力惊人的武器，这件武器或许会被用于结束战争。当然，当时也有很多物理学家不喜欢核武器并且反对核武器研发，不过借用理论物理学家珀西.布里奇曼的话来说：“如果任何人要因为核武器而抱有负罪感，那只能是上帝。是上帝允许了核武器的存在。如果日后我下了地狱，那肯定是因为别的事。”在曼哈顿项目之外，在科学界内部，确实存在反对核武的声音，但是在洛斯阿拉莫斯并没有这样的声音。
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二战结束时存在两种核武器，分别以“小男孩”与“胖子”为代表。小男孩的核心是铀235——多说一句，我是历史学家，不是物理学家，不要问我物理学问题，我答不出来——其原理是将一块铀235 当成子弹，射入另一块铀235做成的靶子，让两块铀合成一体，然后就会触发裂变，链式反应会导致相当于两万吨炸药的核爆炸。在1945年2月，洛斯阿拉莫斯已经证明了这种机制的可行性。理论与技术都已经得到了证实，我们知道小男孩的设计肯定管用。问题在于，在1944到1945年，铀235很难制造。1945年，白宫成立了所谓的临时委员会，由杜鲁门总统的一干顾问们组成，负责向总统通报核武器原理、技术进度以及核武器的正确用法。之所以叫做“临时委员会”，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委员会只是战争期间的举措。一旦战争结束，还需要建立一个永久性委员会来进一步研究核武器的相关政策。临时委员会提出，或许只要向日本人展示一下如此可怕的火力就能吓得他们投降。格罗夫斯将军表示反对，理由有三：其一，他们未必相信；其二，核武器未必真能爆炸；其三，就算核武器真能爆炸，我现在也没有铀了，还得再过六个月才能生产出足够再造一枚核弹的铀，目前的铀就只够造一枚小男孩。在这一时期，洛斯阿拉莫斯的大部分工作都侧重用制造“胖子”。胖子的核心是钚，采用了所谓的内爆式设计。在1944到1945年，钚相对而言——只是相对而言——容易制造一些。如果胖子的设计也管用，那么短时间内确实可以制造出多枚核弹。使用铀235的枪式核弹对于核原料的利用率并不很高，内爆式设计的利用率要高得多。具体来说，胖子的机制是一团钚内核中间包着一个铍引信——别问我具体原理，我只知道铍能制止电子运动，从而防止钚爆炸——外面裹上一层炸药。所有炸药会围绕这团球形钚原料同时爆炸——必须同时爆炸且各处爆炸强度必须一致——炸药外壳上安装了32个引信，全都要在同一毫秒之内爆炸。这样的爆炸会压缩钚原料，然后铍引信会引发钚原料的裂变。1945年洛斯阿拉莫斯的工作重点就是夯实这款设计。1945年7月16日在新墨西哥州三位一体试验场试爆的就是胖子式内爆核弹。当时他们将核弹称作“设备”，听上去就像科学实验——将核爆当做科学实验的理念我们待会儿再细说——7月14日清晨5点29分，他们开始在广播喇叭里进行核爆倒计时。由于电台频率混淆，倒计时的背景音里传出了柴可夫斯基的《弦乐小夜曲》。核爆在180英里之外清晰可见，蘑菇云直冲到了41000米的高空，弹坑直径足有130英尺，深度有6英尺。我们都听说过奥本海默在观看核爆时引用了印度诗歌，声称自己“化身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这里还有一则更有美国风味的轶事：三一核爆测试项目主管肯尼斯.班布里奇当场回应道：“现在我们都是婊*子养得了。”
直到1949年末，内爆式设计都是美国核军备的基础。我们对外宣传，这就是美国的核攻势将要采用的炸弹。我刚才说过，内爆式核弹听上去像是科学实验的产物，事实也的确如此。此时的内爆式核弹还远远算不上一款完善的武器，换句话说就是尚且不能大规模生产。此外刚才我还提到了所谓的临时委员会，现在我们则需要建立真正的委员会来敲定美国的核政策。1946年，国会通过了《麦克马洪法案》，成立了原子能委员会。关于委员会的构成，当时有许多争议：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应该是文官还是军人？最后文官派获得了胜利，不过他们随后又设立了核联络委员会，其中成员主要是陆海军代表，负责向原子能委员会传达核武与裂变原料生产的优先事项与需求。军方会告诉文官：“我需要这么这么多的核原料。”至于预算则由国会通过原子能联合委员会加以控制。这是一个权势极大的委员会，凡是有心在政坛更进一步的议员都想要加入其中。委员会的负责人名叫戴维.利连撒尔/David Lilienthal，此人的本业是律师，原本是田纳西州电力公司的一把手，在工作当中经常接触大规模新技术工程项目。利连撒尔很不喜欢他所谓的“军方思路”。他认为自己身为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的首要任务就是抵制军方的影响，从而遏制核武器可能带来的恐怖前景。他对于军方的不信任也影响了后来关于谁有权掌管核裂变原料的辩论。文官主张：“我们要负责研发核武项目，因此核裂变原料应该交给我们。”军方主张：“我们要负责执行核武项目，因此核裂变原料应该交给我们。”这将是1948年的争执重点。
利连撒尔说过，核武的威力“足以将匈奴王阿提拉吓成胆小鬼。”至于他对美国军方的看法则可以通过下面这句话得到体现：“令人震惊的是……武装人员与我讨论核武备战的话题时居然可以如此轻描淡写地做出最嗜血的主张……”画面上是格罗夫斯将军与利连撒尔的合影，这两人的关系可谓势同水火。从格罗夫斯的角度来看：“核弹研发项目是我在战争期间一手经营起来的，现在我却要将辛苦经营的一切交给这个文官？”从一开始，军方与文官阵营之间的关系就很紧张。不过话又说回来，格罗夫斯这人的脾气本来就不好。他的一位下属称他是“我这辈子共事过的最大号王八蛋。”用我的话来说，他的自负就像他的腰围那样突出。再举个例子：1948年柏林危机期间，军方与文官之间就核武的监管权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官司一直打到白宫，杜鲁门听取了简报。时任战争部长肯尼斯.罗亚尔/Kenneth Royall宣称：“我们将89%的预算都花在了原子能武器上面，如果不用一下那也太不合理了。”利连撒尔担心的正是他这样的态度。此时的美国政府最高层在核武托管的问题上显然缺乏协调。
随着广岛与长崎的核爆终结了二战，许多关于核武器的道德争议随之涌现。我们今天不打算讨论这些争议。总之当时的美国军事思想家们——尤其是空军出身的思想家们——认为未来的战争形态将会迅捷短促，以空军为核心，依靠核武器来进行。1947年，有一位卡尔.斯帕茨/ Carl Spaatz就任了美国空军总参谋长。此人曾在1945年的杂志访谈当中主张美国需要抛弃防御心态，养成进攻心态。美国不仅需要采用精确轰炸来摧毁敌方的工厂设施——当年的精确轰炸其实没那么精确——还需要用核武器攻击敌方主要城市，将其彻底夷平。这就是时人心目当中的未来战争形态。未来陆军的任务无非是保卫空军基地，唯有空军可以充当大棒。美军教条在这一时期发生了转变。用斯帕茨的话来说：“今后我们将再也见不到二战这样烈度如此低下、进展如此缓慢、杀伤与破坏如此轻微的战争。”世界上最伟大的民主国家如果依然保持防御心态，必将自取其祸。而且“空军打击力与过去相比已经增强了二百倍。”谁知道二百倍这个数值是怎么来的？——没错，就是他随口瞎编的。当时几乎全部的军事思想家以及相当一部分民间思想家都认为原子弹无非是大一点的常规炸弹，毫无特别之处，只不过性价比更高。当然如今我们知道核武器会带来更加复杂的后果，当时的美国军界就像手拿枪支的婴儿。即便在广岛长崎核爆过后，当地人依然不断死于辐射，监测器依然不断报数。人们问奥本海默，“为什么当地还能检测到辐射信号？”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还以为辐射很快就会消散呢。”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还在跟踪研究核爆幸存者与他们的后代。总而言之，如此轻率的心态确实在当年的美国军界广为流行。
那么应该怎样执行战略核攻势？首先需要目标，也就是依靠军事行动期待达成的结果。我们在莱文沃思美国陆军高级军事学院指导学生们制定作战计划时总会反复提醒他们：“你期望达到怎样的最终状态？”如果你发动了核攻势，那么你期待敌方在你动手之后做出怎样的应对？其次，我们需要足量的核弹。再次，我们需要投送核弹的手段——不仅需要轰炸机，还需要训练有素的专业机组成员。接下来你需要具体的核打击标靶或者地点。如果要扔核弹，那么关于轰炸地点的情报肯定越准确越好。尽管一枚核弹能释放两万吨TNT的爆炸力，但是依然不能随便乱扔。敌方的工厂设施可能藏在深山里，埋在地下，或者得到了加固。因此核弹的落点至关重要。最后还有一点经常被人忽略：如果你要建立一支由上百架轰炸机、上千名机组成员组成的核轰炸机群，那就必须确保后勤供应——油料、维修、核弹制造厂、机组人员生活设施、跑道、停机坪等等，这些都是现代机场运行的组成部分。只有满足上面所有条件才谈得上发动核攻势。接下来我逐项分析一下。
画面上是一座在二战期间被美军常规轰炸过的日本城市。那么你期望通过这样的轰炸攻势达成怎样的目标？是谁设计了期望的最终状态？军方应当向谁负责？文官领导层，是吧？总统及其顾问，负责战略空军行动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各位成员。但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直到1948年才成立。这一年的委员会第20/4号备忘录宣称，美国在应对苏联时的目标是“反制苏维埃对于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我们的政策则如列表所示。看看表上是怎么写的：如果与苏联开战，我们“并不必然要求对方无条件投降”，但是又要确保苏联“不再具备充分军力来发动侵略性战争”，还要让苏共当局不再有能力“对其治下公民施加道德与规训权威。”那么怎样才能将这些要求转化成一场轰炸？这话就不太好说了，一点头绪都没有。同年晚些时候的第30号备忘录的主题是美国的核武战略，主张总统拥有使用核武的“唯一权威”。用杜鲁门的话来说：“我可不想让随便哪个中校就把原子弹扔出去。”根据这两份备忘录，用不用原子弹总统说了算，可是就算真的将原子弹扔在苏联头上，不出两个小时将苏联化作一片辐射废土，接下来又该怎么办？怎样才算实现了胜利？下面这句引言出自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研究所所长William Walton Butterworth。1948年9月15日他这样写道：“这样的武器应当在何时以及如何投入使用？我们是否应当首先轰炸大型城市？还是作为交通枢纽或者特定工业所在地的中小型城市？回答上述问题的依据不应当是人道主义原则，而应当是基于美国长期优势的实际权衡。”
我在杜鲁门图书馆找到了下面这张便签，当时它被曲别针别在另一份文件里。写便签的人是卡尔.斯帕茨，接收方则是第一任美国空军部长斯图尔特.赛明顿/Stuart Symington：“你在接受我们的新工作时是否意识到，一旦我国与俄国开战并且战败，你我都会沦为战犯并且被送上绞架？我们最好老老实实地想一想，怎样才能避免失败。”简而言之：“你希望核空袭起到怎样的作用？”我再举一个例子。美国空军第一任副参谋长霍伊特.桑福特.范登堡曾经这样质问：“一旦与俄国开战，我们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是尽量杀伤俄国人口？摧毁俄国工业？打碎政府结构？还是上述三者的结合？战争胜利之后有没有占领乃至重建俄国的需求？还是应当封锁俄国，听任其自生自灭？”可见军方也在思考核武器的现实问题。
在这一时期，美国提出了若干套核战争计划：1946年有Pincher计划，1947年有Broiler计划，1948年有Halfmoon计划，1949年有Offtackle计划。四套计划全都假想了相同的场景：美国不太可能蓄意发动针对俄国的核战争，但是两国之间的核战争依然有可能因为某一国的误判而爆发；一旦核战爆发，苏联最有可能的第一轮打击目标将会是伊拉克或者沙特的油田。在Halfmoon与Offtackle的构想当中，苏联在打击了中东之后还会继续西进打击欧洲。当时美国人的备战计划全都基于这样的构想来展开。Pincher计划圈定了苏联境内的20个城市区，为它们总共分配了50枚核弹；Broiler计划圈定了27个城市区，分配了34枚核弹，并且还留出了一二百枚核弹用于后续打击；Halfmoon计划圈定了210个目标，70个城市区，并且预期针对苏联人口造成心理震慑；1948年的Offtackle计划终于得到了第20/4号备忘录的指导——尽管备忘录本身的内容也很不靠谱——预计用147颗核弹打击70座苏联城市。
然后计划制定者们逐渐意识到：“等等，如果往城市投放核弹，那就必然会打击平民以及无关战时经济的基础设施。”他们的打击目标是苏联城市，不仅仅是工厂或者基础设施。假设我有一颗百万吨级核弹，扔在两个工厂之间，那就能起到一石二鸟的效果。他们将其称作“增益效应”。军方与文官在杜鲁门面前为了争夺核弹监管权而展开辩论时，杜鲁门曾经这样说过：“我认为不到万不得已不该使用这玩意。下令使用这种东西太可怕了，它的破坏力太可怕了，我们从未有过这样的破坏手段。你们必须理解，这玩意不是军事武器。它的作用是抹除手无寸铁、没有军事作用的妇孺。所以我们对待它的态度必须不同于枪支火炮。”我再问一遍：假如你是当时的军事计划制定者，面对总统的明确表态你该怎么办？
清单上的第二条是充足的核弹供应，而一开始美国的核弹生产能力至多也就是科学实验的水平。直到1947年美国才累积了可观的核弹储备，此时距离二战结束已经过去了两年。与此同时常规炸弹的生产也不能落下，常规炸弹与核弹必须保持恰当的比例。杜鲁门刚刚得知核计划时曾经问过：“我们手头有多少核弹？”答曰：“大概五六颗左右，赢下战争不成问题。”我们刚才提到的马克3型核弹或者说胖子直到1949年才开始批量生产。一开始40人花了三天时间才将胖子组装完成。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颗手工打造的核弹，因为核弹的内爆设计要求组装人员将手工铸造的炸药透镜装进炸弹内部，并且用胶水粘在——没错，确实是用胶水——正确的位置上，然后还要等着胶水硬化。总之组装一枚这样的核弹需要三天。而且组装完成之后三天内必须投弹，否则为引信供电的电池就会耗尽电量，甚至就连引信本身都会因为钚核心释放的中子不断轰击而失灵。真要出现这种情况，就只得将炸弹拆卸开来重新安装一次。这样的武器显然无法在库房里长期存放并且随取随用。此外，胖子需要的载弹空间是14英尺乘以12英尺乘以8英尺。二战刚刚结束时，美国唯有B29轰炸机具备这样的能力，而且还必须是经过专门改装的“银盘”机型。这款B29轰炸机拆掉了全部装甲与炮塔，更换了引擎与投弹舱门，唯此才能应付一枚一万磅重的炸弹。装弹的时候需要将轰炸机尾部向下倾斜，从而将炸弹直接推进弹仓而不必抬离地面。总而言之，这颗炸弹是设计局限极大的试验品。
在1947年，美国掌握了七套制造核弹的零配件，但是现成的核弹一颗都没有。出于刚才提到的原因，这些零件全都没有组装起来，而是存放在新墨西哥州的桑迪亚空军基地，旁边就是阿尔伯克基的核武研究实验室。假设你是一名平民科学家，1945年参与了洛斯阿拉莫斯的工作，那么战争结束后你打算干什么？当然是回家。回到斯坦福大学，回到芝加哥大学，回到你原本的来处。问题在于这帮人走了之后新来的科学家们往往摸不着头脑。“你看这两个零件怎么拼接起来？”“我不知道，这不是我设计的。”“这个零件是小男孩用的还是胖子用的？”“我不知道，我没见过。之前的科学家把工作心得全都写在个人笔记里，他们离职的时候把笔记都带走了。”当时还不存在完善的工作流程来帮助后来人了解核弹的精密构造。换句话说，一方面核武研究遭遇了人才流失，另一方面核弹零件放在仓库里拼不起来。于是核能委员会首先前往桑迪亚基地检查了核弹零件的库存情况。用一位检查员的话来说：“我们刚刚意识到我国所谓的核防御手段并不存在。我们非但没有核武库存，甚至就连一颗现成的核弹都没有。”另一位检查员表示：“我们没有核弹，只有一堆零碎。”因此他们不得不重新学习如何制造核弹。比方说“胖子”核弹里有一个零件的尺寸参数令后来的研究人员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只得求助于当年曼哈顿项目的车床与夹具制作方。后者的答案是：“我当时手头恰好有个可乐瓶子，于是拿来当成模型设计了零件的形状。”二战之后冷战之前，我们就要依靠这种程度的核武具备来抵御赤色威胁。借用某知名科学家的观点：“说老实话，当时我们的核弹就是一坨翔……”洛斯阿拉莫斯的大部分研究人员都没有留下工作交接文件，因为最初的核弹研发项目进度太快，以至于没有时间建立完善的文件制度。此外战争的结束致使洛斯阿拉莫斯一下子失去了前进的方向。这里的生活条件本来就艰苦，胜利的喜悦过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士气低落。这里需要重新打起精神，需要重新引入一批年轻科学家来重振核武项目。
这还不算完。制造核弹需要裂变材料。钚看起来挺好用的，那么谁知道要怎样制造钚？要是都不知道的话我就再冒充一把专家。首先拿一块铀235，然后将其放入反应堆，反应堆里有大量细管，铀在通过细管时会遭受高强度电子轰击，这样从另一头冒出来时就成了钚。当时这还是新兴技术，在1946至1947年，反应堆因为制造钚时产生的高温而发生了变形，细管都弯曲了，以至于铀很难通过。我们只得关闭一部分反应堆进行检修，因此钚的生产能力也打了折扣——打折扣这话说得太好听了，其实最低点的产能只有设计产能的20%。还有铍质引信也需要重新制造，因为这种引信的有效期只有138天。所以说不仅核武储备十分欠缺，制造核武所需的裂变原料也凑不齐。1947年2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一份备忘录中承认，“似乎就原子弹而言，未来几年内军方对于裂变材料的需求将无法得到满足。”画面上的图表展示了二战结束前后钚反应堆的产能状况。可见从1945年直到1949年之间反应堆几乎处于关停状态，1949年之后才开始恢复运行。再接下来还有人力问题。这张图表反映了二战过后美国核武器工业的从业人员数量。1945年7月，美国共有10万人就职于核工业，一年之后就打了对折。
此外核弹的装配也是个问题。真到了需要投弹的时候，该由谁来装配核弹？于是他们设立了武装力量特别武器项目/AFSWP，旨在让科学家们培训军方人员装配核弹。但是原子能委员会丝毫不信任军方人员的能力，不相信军方能够自行装配核弹。借用“胖子”的爆炸透镜设计师乔治.基斯田克斯基/George Kistiakowsky的话来说：“那帮人肯定会提出一大堆蠢问题，跟他们打交道要有耐心。”随着军事联络委员会与原子能委员会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杜鲁门终于进行了干预。他将军事联络委员会的代表肯尼斯.尼克尔斯/Kenneth Nichols与原子能委员会的负责人利连撒尔一起叫到办公室，直截了当地命令道：“我知道你们两个相互仇恨到骨子里，但是我需要你们合作。”据估计，到1949年，特别武器项目可以在一天之内装配20枚马克3型核弹。而在此前的1948年，总共只有两支装配队伍。1948年美国在太平洋进行了代号“砂岩”的核试验，特别武器项目的专家们赶赴了核试验现场装配核弹。假如这时候战争突然爆发，美国本土根本没人知道如何装配核弹。特别武器项目当时的人手就是这么捉襟见肘。1947年，特备武器项目举行了一场代号“Ajax行动”*的联合演习，旨在测试核弹的组装流程与方法。在这场演习当中，军方对于核弹零件的存储方式很不满意。他们认为核弹零件没有得到妥善储存与维护，最好还是将这些零件的保管权交给军方。所以说即便在实操层面上，文官与军方也存在矛盾。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假如美国要发动核攻势，那么核弹装配要在哪里进行？如果在美国本土进行，那么装载核弹的轰炸机就得飞越美国本土，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就遗患无穷。在座各位要是有人来自南卡罗来纳，应该知道你们那边的海底淤泥里埋着一颗热核氢弹，直到今天依然没找到。
*【1953年中情局暗中支持伊朗政变的颠覆行动也采用了这个代号，两者不可混淆。】
代表文官的原子能委员会与代表军方的特别武器项目之间的矛盾可以概括如下：军方打算使用核武器，希望接受使用核武器的技能培训，但是原子能委员会拒绝放弃对于核武器的监管权。如果军方连核武器实物都搞不到，那还怎么培训？这就是当时美国人的处境——当然当时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不知道这么多幕后细节。1948年12月，人们开始制定核武移交手续。尼克尔斯声称“这是我们在目前条件下所能做出的最佳安排，但是依然必须改进。我花了整整四十个钟头才将裂变材料弄出库房。”我刚才说过当时美国人眼中的未来战争形态：迅捷短促，以空军为核心，依靠核武器来进行。可是现在要等上好几天才能发动攻击。
再来看看投放核弹的能力。库存有问题，组装有问题，现在就连将核弹从A点送到B点的能力都有问题。一开始投放核弹用得是B29轰炸机，此时我们又有了B50，看上去很像B29，但是装载量提升了25%，还采用了新引擎与新机身设计。问题出在哪里？就像平民科学家一样，假如你是空军的一员，1945年之后你会去哪？当然是退伍回家，买房生娃找工作，成为《广告狂人》里的背景群演之一。荣誉勋章获得者 Leon William Johnson——他的功劳是在1943年领导了普洛耶什蒂炼油厂大轰炸——后来回忆道：“当时空军几乎散架了，到处都是一团糟。”1946年，美军打算将5架B29发往欧洲，以此向俄国人彰显武力，结果一下子居然凑不齐机组成员。在1947年11月，50%的空军飞机都因为缺少备件而无法升空。1949年1月，也就是柯蒂斯.李梅就任战略空军指挥部的总指挥之后两个月，李梅下令组织了一场夜间轰炸演习，轰炸地点是俄亥俄州代顿市，参加演习的轰炸机要从三万英尺的高度向代顿市的目标投弹。结果没有一架轰炸机击中任务简报规定的目标。李梅将这次演习称作“美国航空史上最黑暗的一夜”。
当时的空军人员正在丧失工作效能，他们的设备没有得到良好维护，他们的工作流程越发懈怠，而且此时美国空军乃至军方吸纳的新兵也不算优秀。二战期间，要想接受空军技术培训，那就必须在军队智力测验当中拿到100分以上的成绩——实际上绝大部分得分超过100分的受试者都被空军拉走了。二战结束后，这项标准很快就降低到了80分，然后又降到了60分。在比较极端的案例当中，整整一课堂的技术培训学员里只有一名学员的智力测验成绩高于60分。换句话说高水平的机械师也在流失。某个B29机群总共只有6名接受过全套培训的机工长。在电子元件方面，就连装配黑匣子的技师数量都很缺乏。李梅承认，美国空军正面临着“缺乏合格人才的窘境”。
此外还有领导层问题。画面上这位名叫乔治.肯尼/George Kenney，二战期间他是麦克阿瑟在北非的空军搭档，两人合作得很顺利——考虑到麦克阿瑟那个脾气，要做到这一点确实不容易。在北非，肯尼指挥第5航空军进行了好几次出奇制胜的攻势。战争结束后他一度被送到联合国，差点就成为了筹建当中的联合国空军的总司令。肯尼很喜欢抛头露面，因此成为了美国空军的外宣招牌人物。但是与此同时他也是战略空军指挥部的一把手，频繁奔波的外宣工作显著影响了他的指挥效能。卡尔.斯帕茨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为肯尼派去了好几位副手，其中有一位名叫克莱门茨.麦克穆伦/Clements McMullen成为了他的副总指挥。问题在于麦克穆伦的领导能力有点问题，空军人员背地里都叫他“水泥脑袋”。麦克穆伦很不喜欢空军里所谓的“非战斗人员”/non-rated personnel。在空军里，战斗人员都会佩戴标注身份的有翼徽章，例如导航员、投弹员、机组成员等等。麦克穆伦不待见一切没有有翼徽章的空军成员。他要求每一位飞行员同时也要受训成为导航员、投弹员与飞行工程师，要接受轰炸机上所有职位的培训——导航员也一样，所有人都要接受交叉培训。机组成员们全都非常厌恶交叉培训，认为这是滥用人力。此外许多没有有翼徽章但是却很有能力的空军成员——尤其是地勤——也因为麦克穆伦的排斥而离心离德。1948年9月，战略空军指挥部的总参谋长请来了一位外部专家，也就是首次飞越大西洋的查尔斯.林德伯格。他让林德伯格评估一下美国战略空军的现状。林德伯格在评估报告中认为，目前美国战略空军的标准低下，机组效能不尽人意，维修养护不充分，士气低下，人员普遍超负荷工作。此外，投下小男孩核弹的保罗.蒂贝茨也进行了独立调研并且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于是肯尼在1948年遭到解雇，李梅这才在同年10月就任。
此外B29与B50作为核打击的主要载具也有问题。1945年美国一共有35架银盘式B29，到了1947年就只剩下了18架，而且都很老旧。B50已经开始服役，但是依然不能完全达到要求。而且无论是B29还是B50都没法完成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往返飞行。解决之道很简单：敢死队。用空军少将卡尔.帕特里奇/Karl Partridge的话来说：“舍弃机组，舍弃炸弹，舍弃飞机。吻别他们，然后送他们上路。”且不说飞行员都不是傻子，原本就不多的轰炸机也经不住这种有去无回的玩法。此外还有精度问题。军方要求核弹着弹点距离目标不能超过3000英尺。画面上是广岛的核弹破坏范围示意图，以市中心为圆心画出一连串同心圆，半径3000英尺的圆圈大约覆盖了全市一半面积。但是1948年到1949年间美军的投弹精度只能达到10000英尺。如果炸弹当真落在这么远的地方，一大半广岛市区都会位于冲击波范围以外。
当然，我们不必担心，因为新式轰炸机B36已经亮相了。这款轰炸机可以携带核弹飞越北极冰盖，轰炸苏联不在话下。飞机飞行高度是14000英尺，根本打不下来。不过还是有一点小问题：1943年到1944年德国人搞出了一项新技术，名叫喷气式引擎。B36能飞到14000英尺的高度，速度300节。装了喷气式引擎的战斗机也能飞到14000英尺的高度，速度却有500节。那么假设苏联人动用了喷气式拦截机的话，美军的核轰炸机的存活率有多高？当时已经服役的米格15作为第一代战斗机的性能已经很不错了。在朝鲜战场的天空当中，米格15 确实对B29造成了很大威胁——于是美国空军又与海军在核弹投送的问题上产生了争执，海军宣称他们用更小的航母起降飞机也能投放核弹，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于是美军打算通过演习来确定B36的生存能力，可是他们没能就演习参数的设置达成一致意见。在另一次演习当中，著名飞行员查克.耶格尔驾驶一架F86截击一架B29，结果“我开火50次，命中50次。”通过二战期间轰炸作战的经验，人们认为核轰炸机必须有四个战斗机编队的护航，但是在实际当中仅仅安排了一个。
此外还有关于核打击目标的情报。目标有多大？有什么价值？凭什么值得一枚核弹？苏联的国土面积是纳粹德国的63倍。当初针对德国发动联合轰炸攻势的时候动用了1500名军官，12000名情报人员，每个月都有上千次深入德国境内的侦查飞行。相比之下，直到1949年美国才在苏联境内安插了第一批间谍。当时我们至多能搞到的苏联情报全都来自针对德日两国战俘的审讯。这些情报首先并不及时，其次往往孤证不立。还有更加异想天开的做法，例如当时有一项 GENETRIX行动。我们向苏联境内投送了500个气球，下面挂着照相机。最后我们回收了41个气球，其中只有34个捕捉到了有用情报。我们还在苏联国境线附近进行电子监听并且拍摄照片，但是这些情报同样显示不出国土纵深处的情况。这种程度的情报根本不能告诉我们苏联境内有哪些值得打击的目标以及它们位于哪里。1950年战略空军指挥部的情报简报里包括了画面上这张图，标注了苏联境内的123个可能目标范围，其中63个的具体位置都要依靠轰炸之前的侦察机渗透才能确定。根据战略空军指挥部的要求，每次渗透都需要四个侦察机中队。但是侦察机很难直接进入苏联领空。1947年战略空军指挥部有55架侦察机，8个月后就只剩下了24架。此外苏联的防空火力也是个大问题。我们知道苏联人有100毫米、57毫米、130毫米口径的高射炮，其中130毫米口径可以打到50000英尺，虽说命中率不太高，但是毕竟够得着。我们还相信苏联的雷达可以侦测到70英里以外的轰炸机群，范围误差在2到5英里之内。当时某武器效能研究所的报告声称，如果在白天进入苏联境内轰炸，20%的轰炸机会被击落；晚上好一点，但是也有17%。这个数字听上去不很高，但是不妨与实际情况比较一下。1943年8月我们轰炸施韦因富特的时候，轰炸机的战损率就是20%。这样的战损率对于美国空军来说是不可持续的。当然这都是猜测，因为我们并不知道苏联防空火力的具体情况。
最后还要说到我的本行，也就是后勤问题。我们要把核轰炸机群安排在哪里？埃及还是英格兰？满载的B29或者B50要想起飞，起码需要10000英尺长的跑道。埃及有一条现成的跑道，周边没有任何配套设施，而且长度只有6000英尺。小男孩轰炸的飞行员查尔斯.斯维尼后来表示，他在起飞时“用尽了10000英尺跑道的每一寸”。这些地方没有油库，炸弹库，机棚，停机坪等等，这些都是现代空袭作战所必需的配套设施。而且话又说回来，我们还没问过埃及人与英国人能不能使用他们家的跑道。简单的解决方案就是把工兵派过去。不过要想修好一座轰炸机机场至少需要23个工兵营，而美军当时只有15个。而且这15个营也不可能全都划拨给空军，因为陆军同样需要工兵。所以美军当时修建机场的能力也很存疑。李梅本人都不得不承认这个问题很棘手。
总结一下：原子能委员会与军方不对付，核弹生产与组装能力严重不足，缺乏明确的核打击目标与战略，缺乏情报支持，缺乏轰炸机，还缺乏地勤资产。美国于1945年到1950年之间的核盾牌的状况就是这么惨淡。接下来大家可以提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