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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求助】向河友们求助：什么是效率？ -- 审度
计划经济是指资源的配置主要按政府指令来。
这里的资源主要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而生活资料的消费不需要按政府指令。特别是最终消费品的分配，既有政府配给，也有个人买卖。
比如，布票、粮票、油票等等就是一种混合形式。
生产方，相同质量的前提下成本低就是效率高。而成本是综合成本，就是人工成本，物料成本，管理成本，物流成本，财务成本统统算在一起。一般而言，发达国家成本低，发展中国家成本高，比如美国欧洲的成本比阿根廷，比加勒比海地区，比中东，比非洲低。因为产业集中，金融发达融资方便等等。所以发展中国家经常货币贬值，通货膨胀，产业发展非常困难等等。
当然世界上有几个异类，比如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是成本低，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现在政府管理效率极高。东南亚国家有部分产业成本低。这可能和儒家文化有点关系。日本和四小龙都已经混成发达国家或地区，本来就应该成本低。
对于采购方，效率高就比较简单了，就是买的东西在适当的质量范围内价格越低效率越高。因为作为采购方，资金是有限的，只要价格低就是自己的资金效率提高。所以中国成为全世界几乎所用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就是这个原因。
分析经济问题，要记住两条，1 美国是个特例，经济规律到了美国就被扭曲。2，中国是个特例，中国处处违反西方经济学。
发展中国家在日常正常竞争中，还要补上基础设施人才培养技术进步的课，二者本就不在一个起跑线上，采用一样的跑步姿势，输是肯定的，赢倒奇怪了。。
中国特殊在，恰恰吸取计划市场二种之长，计划的长时期规划，坚定的目标。市场经济的活力，赢者通吃的奖赏，再辅以最大单一市场的后盾。。新能源各领域，是最淋漓尽致体现这一混合体制的所向披靡。西方恨中国，除了对肤色不同的异教徒的天然不信任，可能也是感觉到极大的危机感，中国可以这样玩新能源，也可以玩任何产业。
中移动的效率要远高于沃达丰。但中移动的管理效率，和海底捞相比又不如了。
国企效率低，是因为国企的规模大了，同时背负很多必要的社会责任。小的私企不需要承担社会责任，同时企业主更有能力和进取精神（能力和进取精神不足的小型私企早就倒闭了）。
为什么企业大了后效率都会下降呢？
科斯曾经写过一本书：《企业的本质》。大家如果认真看这本书，就会发现它是对懒厨的绝对打击。如果市场经济这么好，大家还要搞什么企业？什么都外包就行了。全部根据合同生产、装配、发货、销售，我一个个体户就可以做1万亿生意。而现实不是这样的，这样的企业都倒闭了。
科斯解释说：
1. 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 科斯认为，企业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其存在是为了降低市场交易中产生的各种成本，即“交易成本”。这些成本包括搜寻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签订合同成本、监督执行成本等。企业通过内部化这些交易，能够更有效地配置资源，从而节约交易成本。
2. 交易成本决定了企业的边界： 企业的规模和范围受到交易成本的影响。当企业内部组织活动的成本低于市场交易成本时，企业会倾向于扩大规模，将更多活动纳入内部；反之，当市场交易成本较低时，企业会倾向于缩小规模，将部分活动外包给市场。
3. 管理成本限制了企业的扩张：*随着企业规模扩大，内部管理成本也会上升。当管理成本超过节约的交易成本时，企业的扩张就会受到限制。因此，企业规模存在一个最优点，在这个点上，企业能够实现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之间的最佳平衡。
科斯首次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并将其作为分析企业行为的核心要素。他认为，交易成本是决定企业规模和范围的关键因素。科斯将市场机制和企业组织视为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并分析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企业的存在是对市场机制的补充和完善，两者之间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
企业家职能：科斯强调了企业家在企业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企业家是降低交易成本、协调企业内部活动的关键人物。
陈王说：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中的计划，就是在社会层面复制企业内部运行机制，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
在企业内部，基本运行模式是指令式的，不会出现一个生产计划要在企业内部招标的消化，也不会搞价高者得，相反它得运行模式和TG解放后搞的模式基本一致：计委根据上年状况和本年进出口订单状况确定大的生产目标，分解成若干小目标，要求骨干企业执行。骨干企业自行和它的上下游供应商商谈，确定价格。如果这些供应商再根据自己的订单状况和自己的上下游进一步洽谈，制定计划。计委真正控制的经济规模，起始仅占全国GDP的20~30%，但经过层层扩展，间接可以调控全国80%的经济生活。
另外必须强调一个交易成本，就是交易风险。你只要看到火车站招待所前面有国营二字，你就会放心地去入住，国企也不会签订了合同，就敢耍赖不收购农民种的生姜，这就是交易风险的魔力。你买三鹿奶，就有喝了三聚氰铵的风险。你买众泰车，就有跑路的风险。克服交易风险，把市场化交易变成指令交易是企业做大的主要动力。
是不是必须在全社会恢复大量国营企业呢？当然不是。前面啰啰嗦嗦说了那么多，关键是看一个大型企业的交易成本收益能不能覆盖管理成本，如果不能，则应该降低企业规模，降低管理成本。
在大宗商品和基础设施上面，成本透明，管理可以做得很规范，这个时候国营企业显然是更适合得。在基础科研、重大科技攻关突破等，国企也可以充当主力军或者先头部队。
说的文雅点，就是更快的出清。
举个比方，动物的优良品种为什么这么快就能选育出来？
那是因为劣质品种都被处理掉了。
人可不可以这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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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那些死掉的私企也算入成本，那么私企不见得比国企整体效率更高。
在比较贫穷的时候，要收刮每一分钱办大事，这时候集中力量来办大事，效率最高。
在钱泛滥成灾的时候，管得细，怨言多，没有外部压力的话，没啥效率优劣可谈。
把资源腾出来给头部企业，让它们长得更快去pk别人。
相当于队员层层淘汰，最后刘翔拿了冠军。被淘汰的大家就忘了
可能市场经济的主要目的就是选出强者，淘汰弱者。这种宏观意义上的浪费在支持者眼中属于必要的成本。
如果一个国家是永恒国，个人长成了就不老不死，肯定比一代人不断从小到老到死更省能量，但是不强。
说西方经济学的效率，首先要定义一个最优化的问题，利润最大、成本最小、社会福利最大，等等等等；你搞一堆假设后，就有一个最优解。你离这个最优解越近，效率就越高。这在某些条件下和一般语义里的“效率”能够相等价，但经常也不等价。什么时候能达到最优解，大二微观经济学里是很容易的；到了屁挨着地第一年，数学复杂了许多，道理还是清楚的。基本的结论就是大多数情况下市场提供最优解，即使有时候不能达到最优解市场也能达到最不坏的那个非最优解；也有无解的时候，但政府只需要改变环境、也就是模型里的假设，自己出手肯定不会更好。这背后直观的原因其实也不复杂，因为这个“市场”并不是真空，而是已经被设定为一个最好的组织结构：在进行经济活动之前的生产要素分配没有公平问题，生产要素和信息达到或近乎无摩擦流动和传递，市场能瞬时或者及时“出清”。这个“出清”又是一个不能望文生义的词，是个要求极高的假设。
有了以上设定，证明市场比政府或者其它非西方组织方式更有“效率”就可想而知地顺畅。然后，或者是掠夺者们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有意为之，或者是营苟小资们为了打发无聊无意为之，把这个模型里的“效率”延申到一般的语义之下，从此理性、逻辑涕泗横流，无一叶亦可障目。
苏联为什么能够战胜德国，就是因为计划经济建钢铁厂的效率更高。
对于确定无疑要做的事情，计划经济都做的很好，效率更高。
但是对于需要灵活机动的事情，计划经济就容易呆板僵化。
苏俄在二战期间利用计划经济打造的军工体系，当时是世界第一第二大的 但需要灵活运作的电子工业，越来越落伍。
电子半导体产业需要的是企业自己去根据技术发展和用户需求自己摸索发展方向，这点苏联做得不好
科斯的文章我看过，完全同意他对交易成本的论点。
陈王说：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中的计划，就是在社会层面复制企业内部运行机制，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
你这句话，跟你引用的这段有矛盾
管理成本限制了企业的扩张：*随着企业规模扩大，内部管理成本也会上升。当管理成本超过节约的交易成本时，企业的扩张就会受到限制。因此，企业规模存在一个最优点，在这个点上，企业能够实现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之间的最佳平衡。
一个国家远大于一个企业，你如何确定“社会层面复制企业内部运行机制”，管理成本还会低于节约的交易成本？
你看，我用你的矛，来刺你的盾😄😄😄
所以拿公有制和私有制，或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比“效率”的，都是不懂经济学。
就拿“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不可能比市场高”这句话来说，计划经济里”人“不是”资源“，但市场经济里是，但换了个词，叫”劳动力“，现在高级了，叫”人力资本“。
所以工业革命刚开始时童工盛行，因为机器普及后，只要会按按纽就可以工作了，这时候童工就非常有吸引力，因为工资大概只有成人的一半，一般也不会反抗，当然反抗起来也更容易镇压。那时候甚至认为“一个标准的恶棍就是游手好闲的儿童”。
然而，18世纪以来的小大人们不同以往。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他们的价值可以用薪水来衡量了。凭借“敏捷的小手指”，他们操纵巨大且省力的自动机械，
挣到足以养活自己乃至帮衬家庭的收入。对此，英格兰的纺织厂主们非常欢迎。美国也一样。1790年，罗得岛上的美国纺纱厂里工作的第一批工人就是9个孩子，年龄在7岁到12岁之间。到了 1820年，这个厂55%的工人都是童工。
一个名叫威廉•赫顿的英格兰人回忆道，他7岁的时候就在德文特河边的一家磨坊里工作。由于个子太小，监工就做了一双很高的木底鞋，紧紧地绑在赫顿的腿上，让他好够着机器的操作台。有人甚至在听证会上作证，说他见过一个3岁的婴儿在劳作。据1851年的统计，5到14岁的童工占了当时英格兰劳动力总数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美国1900年的人口普查报告显示，约有175万10岁到15岁的孩子从事有报酬的工作。由于这一数字没有包括10岁以下的儿童，显然被低估了。即便如此，时隔十年，官方统计的数字还是上升到了199万。
可资定价的数字越来越详实：1850年的英国，一个纺织童工的工作时间在12小时至28小时之间，周薪每周1先令到9先令不等；1880年的美国，一个爱尔兰移民家庭，孩子的经济贡献占全家劳动收入的38%~46%,而本地出生者的这一比例为28%~32%。有了这些数字，要给孩子定一个价，不困难。在一份杂志上，一个专栏作家就热情洋溢地估算了孩子的价值。他预测，假如当地有200个7至16岁的孩子，在没有工厂的情况下，他们除了花销，毫无贡献可言。现在他们被雇佣了，情形立刻不同一一他们为这个镇贡献了13500美元的生产价值！社会的制度与文化都在为“有价”的孩子唱赞歌。社会学家泽利泽就指出，在那时的报纸和儿童读物上，“一个标准的恶棍就是游手好闲的儿童。”事实上，19世纪的儿童福利组织主要关注的，也是那些无所事事四处游荡的孩子，而不是众多童工。针对19世纪末出现的反对雇佣童工的声音，一位作家愤愤不平地写道，如果一个体制阻止儿童干任何苦差事，而是鼓励他们去街上踢球，那么林肯就根本不会出现。
考虑到居高不下的死亡率，孩子的价格中包含的现实价值远大于未来。17世纪的蒙田提到，他有两三个孩子夭折了，“在此，我没有过度的悲痛，也没有遗憾”。即使在18世纪的早期，也很少有人会为早夭的孩子花钱办丧事，或者出席葬礼。避免对没有未来的事物投入过多的期望，无疑是明智的——当时的人甚至用“它”这个词来指代自己的新生儿。唯一不同的可能是，计算的痕迹变得浓重了。就像一个刚失去孩子的父亲所说的那样，“这是我们必须交的税。”他大概懂得什么叫税率。
19世纪末，一对夫妇因两岁的孩子死于非命将一家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对方按照每个月2美元的价格计算赔偿额。理由是他们的孩子已经能够到邻居家工作，比如照看更小的孩子。法官驳回了他们的诉求，并表示死去的孩子太小，根本没有任何获得经济收入的能力，故而“被告无需为这个悲剧作出赔偿”。这个判决并不违背当时美国法律对孩子的标准定价。标准是这样的：从孩子死亡到他成年之前的时间段内，他所能提供的劳务损失，减去他在这段时间内维持生活的费用。也就是说，一个孩子的现实价值取决于对他的未来价值的估计。然而，婴儿和2岁以下的儿童通常被视为没有未来，也没有价值的。在一系列的儿童死亡判例中，一个纽约男孩获赔6美分，一个内布拉斯加州女孩获赔10美元，而密苏里州的一个男孩只获得1美分的赔偿。
未来的价值实在太低，连买卖儿童的黑市都不活跃。在1870年代，一个美国孩子的价格通常不到10美元，只有极缺人手的农场主才会买。有时候，他们的售价不到2美元，甚至低至25美分。
然而进入20世纪，局面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一方面，社会政策有所改善。另一方面，卫生条件也有很大提升。这导致儿童的死亡率迅速下降。如此，可能活得更久的孩子，有了更多可以计算的未来。当然，这里所说的“未来”，与其说是孩子的未来，不如说是成年人在孩子身上寄托的期许。有趣的是，随着计算观的深入人心，这种期许每时每刻都在被清楚地算计。泽利泽在《给无价的孩子定价》一书中就记录了这一有趣事实。比如她写道，1917年，报纸的广告上有写“花100美元买个婴儿比自己生一个更便宜更容易”。1930年代，孩子的黑市价格为1000美元；1940年代，黑市价约5000美元；1951年，这个价格飙升至10000美元。1975年，据美国国会的一场听证会估计，全国每年大概有5000个儿童被出售，价格在2.5万美元左右。据此，孩子们在“正规市场”里的价格如何，不难估计。实际上，领养费、抚养费，还有保险额等等，都是可以拿来做参数的。
2014年美国农业部估算，美国家庭供一个孩子到读大学，所花成本约为24万美元。2013年，中国媒体报道，北京家庭抚养一个孩子，成本高达276万人民币。有了成本核算，有了朝向未来的计算观念，每个孩子都能做到明码实价。可见，什么可以计算，什么不在计算之列，观念有决定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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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偶尔有用“效率”指代”投入产出比“、”效益“等概念的，可以从上下文区分。
农村以及其他集体企业那种状况算管起来了吗？至少是没有包括在计划里吧。
苏联人计刬了“联合利华”但一遇到黑天鹅（战争制裁）就不行了，而市场让他可以用“广州立白“来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