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吴克同学啥意思啊，不敢大大方方亮个相吗？ -- 不远攸高

省公安厅长，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交通厅长敢在他面前豪横，难以想象。

人穷志短。

再者，在那个位置上，并非你想象的跟下军棋一样，官大的级别高的就什么事都说了算。现实中很多事其实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跟人还有关系。比如铁道部，从朱开始98就要合并到交通部，08年又要合并，还是被刘志军运作下保留了，直到13年他下去才合并的。还有定点屠宰，这个本来也是要从商务部划到农业部去，但在不厚任部长期间就坚决不放，也是13年他被拿下后才划到农业的。你觉得一个部长能比国务院大吗？但事实上这俩人确实让上面的两次调整都停了。

拿文中的例子来讲，刨除人穷志短，有可能新晋外来公安厅长政法委书记vs老交通厅长；交通厅长有更大的背景靠山；或者岁数大了也不追求更高职位了，一个政法委书记未必能让人太当回事。更何况公安厅长的车坏了也是底下工作人员的责任，跟交通厅长有什么关系，公安厅长总不能因此去收拾普通的收费工作人员吧，那样更被人笑话。

还有一个因素，86改革交警划给公安引发交通公安两个系统的对立，是全国性的，连国务院其实都没法解决，最后到了93年还是和稀泥了。甚至十几年后，还‬曾现过将交通管理职责转移给专业交通管理部门的呼声。

而86改革，其实也是公安、交通两部争论了10个月才改革的。但双方其实一直在争执，所以到了92年，废止了1986年的规定，放宽了交通部门在道路检查站设置方面的权限，原本属于公安部的公路及公路设施的修建、养护、路政、运政管理及稽征等职责被重新划归给交通部，同时恢复了交通部所属的路政、运政执法队伍。即使这样两家还是在继续分歧，93年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召集俩家开会，继续让公安让步，原由公安部承担的汽车维修市场行业管理职责、客运线路和班次管理职责、公路标志标线设置和管理职责及相关经费转移给交通部，公路的发展规划、科研设计、建设养护、规费征收、路政、运政及相关法规建设等职责则划归交通部门。道路交通的安全立法、维护交通秩序、处理交通事故、车辆安全检查、驾驶员考核和发牌发证以及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等职责仍由公安部门负责。

所以很多事，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背后看不到的东西太多了。

再多说点，楼里有人把交巡警制度当成重庆的首创，觉得是不厚的功绩，这完全是不懂历史。重庆的举措不过是拾人牙慧而已。最早实行交巡警制度是99年在上海开始的，然后是福州厦门，福建全省03年推开，之后是北京，重庆实行这项改革，其实都是在人家干了10年之后了。而福建则是在15年正式实行交巡警分离。到了20年，又有13个省尝试“交所合一”，撤销交警队合并到派出所。而这次的改革又是学20年前福建的那一套，民警配发2顶帽子，处理交通事故时戴白帽子，处理其他事件时戴蓝帽子。

早于重庆的包括北京、上海、福建等省市。

而且，各省市公安系统这么多年的实践下来，对交巡警合一制度，包括福建曾试行的“三警合一”（交警、巡警、派出所民警），褒贬不一，反反复复，进进退退。主要原因是：

1、基层警察出警量过大，却并不能提高事故处理效率

2、相当多的巡警与交警，并不具备横跨两种专业警种的业务能力

所以经过12年的实践，福建省决定于2015年退出了从2003年开始实施的三警合一 ----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把交通和巡逻两项功能，从派出所剥离”，“交通警情等统归交警大队处理，派出所将不再处理”。但是：

之所以王立军时代的重庆交巡警声势比较大，原因大概有两点：

1、从老百姓的角度，遇到事时（大多数情况下是交通事故），感觉警察到场更快了 ---- 老百姓并不了解到场的其实往往是并不具备专业交警能力的巡警，但是老百姓看到有警察迅速到场，自然感觉更安心些；

2、当时的重庆市局宣传力度比较大 ---- 这就是这里很多河友讨论的角度问题了。

譬如前文提到的：

对方刁难我们的，是当时我家片区对口的小学。具体说就是对方小学的教导主任。理由是：过了转学期。

我母亲到处求告无门，甚至带着我们兄弟去武昌区教委门口抗议 ---- 人家理都不理。

事后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专门来我家找我母亲了解情况（当时我父亲常年出差在外），也是没有办法 ----- 你总不能说：

一个正厅级的常务副厅长，一个小学教导主任敢在他面前豪横，难以想象罢。

可这就是事实。

实际上，人家教导主任根本不是冲着常务副厅长去的，他是冲着我父亲来的 ---- 他知道我父亲当时是单位主管人事的主要领导，因此要求解决他的孩子进公安系统的问题。

你说我父亲能答应嘛？当然不能。所以我兄弟两个辍学了两个多月。直至最后，也没能进这所按任何规定都应该能进的小学。最后只好另找各种关系，去了一家离家更远的，排名更低的小学，直至毕业。

主要是个人原因。也有在美国后的客观原因（包括学业与导师的病情），包括几次因各种原因未能回国的工作及人事因素。

另外，家庭原因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也许，是有些事经历得太多、过早了罢。

我先通过公开的新闻，讲一个类似的故事：

《萍乡一位有口碑的前市长 前日突然离开了》

《江西省水利厅原党委书记汪普生逝世，享年75岁》

我真正想引用的，是与此相关的一个人：“气功大师”王林

《前萍乡市委书记：谁再抬出王林，我就让他进去》

《高官陈安众往事：一斤八的酒量、十八岁的姑娘》

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因为，在那个年代，以上这种状况，并不是孤例。

汪市长是与我父母同时代的人。汪及其妻，是当年与我母亲一起保送进中央秘书干校、又一起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的同学（主席的女儿李讷也在该农垦农村）。尤其是：当年分配工作时，若不是汪妻主动代替我母亲去最艰苦的江西偏远地区（我母亲想离家更近，去了九江），也许我母亲的命运就是另一种轨迹，也不会有我了。

我最后想说的是：汪市长的儿子，也在美国。

我绕了这么一大圈，希望能帮助你更能理解一点：当年那个时代，曾发生过的很多的“黑白颠倒”的事情，以及由此影响到的很多人的选择，与命运 ---- 虽然这种选择，远谈不上理想，但这就是生活的现实。

上面第一个链接，汪市长一位前故人的悼词：

其中两句非常的精辟：

诡谲云波谁作祟，圣堡慨叹星梦碎

主席文革期间那封著名的黑信里，引用的李固写给黄琼的那句：“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 ”，也是一解。

俺们东北边陲的市外贸局下面的土畜产进出口公司在城郊有一个大院子。除了收购山野菜晾晒后打包出口日本的短期忙碌时间之外，大院子平时空空如也。交通局看中了这里，外贸局就借用给他们考“车票（驾照）”用。好处是，外贸大院子里几个打杂的普通女工都拿到了驾驶证。成了外贸系统的一时笑谈。

那个年月，毕竟全市也只有公交公司开大客车的才有一些女司机。市里其他的社会车辆，基本上都是大解放大东风卡车和212吉普车。这些女工估计揣着驾照也轮不上有车开。那时候司机比车多得多。

后来驾管归交警，驾校姜校长的名望极大，四十多年后，我现在都能张口说出他的名字。找他批条学车，是一门莫大的灰色生意。那时候不光要钱，还得有“指标”（CA-10B的解放教练车数理少，每期人数只能招那么多）。我印象里，学费最早850元，后来涨价到1750（指标费另算，好像合计要3千左右），当时普通学徒工人月薪只有六十块钱。很多人都想通过学车改变命运。可见当年外贸大院子里那几个女工驾照的含金量。

不久，市里成立了全省第一批巡警队。一批社招的年轻人气盛，在家属楼处理警情时候音量过大，惹得校长发怒走出家门，据说是端着大盖帽，毫不客气的批评了他们，可能话不太好听，几个小伙子直接把他按倒扭送回队。队长听走廊吵吵八火的，扒门一看，马上躲出去跑了——因为不但认识，而且还欠人家不少人情。过后，几个通过关系进来的小年轻直接打发回家，再也牛不起来了。后来，这个队伍里面很多都想办法拿到编制。我认识的一个人，小学成绩都很渣，初中混完都没上高中。不知道他日后在工作中的这点文化会让他受了多少憋屈。有了编制后，又想办法拿到本地大学的学历，嗯哼。

有时自己也会想如果没有出国现在会怎么样，结果就是或多或少的会贪腐，名声不保或者折进去也有很大的可能性。不会像现在的自己，可以问心无愧的说自己赚到的每一分钱都是劳动所得，没有拿任何昧心钱。国内那种环境下多少本来非常优秀的人都主动被动的被拉下了水，真的能够坚持秉公办事不谋私利的人真的是少之又少。

宝推你父母的的正直和坚持。

最早一批出国的，不少人都是同时因为两个原因，而选择了“挂冠而去”和“弃学而去”的，这正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决定的。

一是经过了文革和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后，觉得自己已经看不清党和政府的方向了，或者是厌恶那些“内斗”和“谋私舞弊”了。二就是在当时的“崇洋媚外”的大潮的推动下，有了去西方看看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冲动。

几十年过去了，历史的变迁，是出乎所有留下和“出走”的中国人的意料的。

通过反思，也通过自己的实践，许多人才真正认识、理解和接受了“毛泽东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一家之言。

权力之间的交易嘛

非常的真诚，关于王林的几篇文章拜读了，我因为在北京，可能其他城市的政商环境并不了解，但是通过陈和汪的故事，可以想象想干些事情在天时、地利和人和三方面的处理难度，向方兄学习了，再次感谢

您这前半部分内容，对照福州启动交巡警制度跟取消交巡警制度时的理由对比一下，才是最有意思的地方。同样是因为浪费警力，同样用两个交警两个巡警在一起处理事故做例子，却能得出不同的结论跟做法来。说明什么？理由根本不是原因也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要改革，敢为天下先。

后半部分关于重庆的，所有先于重庆改革的地区，老百姓都能得出感觉警察到场更快了的结论，但没看到哪个地区给人高于重庆的影响。第二个才是真正的原因，就是饱和式轰炸宣传让大家得出的这个结论，即重庆是交巡警改革的发起地，是领先全国的。事实是否如此，绝大多数听众网民是不知道的，只会人云亦云，因为他们不了解整个的过程跟全貌，既不会了解也不想去了解，所以在他们的认知里，就是重庆开了交巡警的先河。而真正掌握全面情况的少数人，要么不说要么有意隐瞒，事实真相慢慢就被隐藏了。包括重庆的唱红打黑也是如此，是否真如媒体报道的那样呢？真了解情况的人是知道的，而后来的历史发展也证明了所谓的唱红打黑真就是一个唱。但同样，还是一大批人只记着当年的媒体宣传，所以现在还搞所谓的怀念。这些人，你问他重庆有什么真正独创的管用的东西在里面，他们根本说不出来。无他，全面真实情况不了解，无脑信了十几年，根本就没走自己的脑子思考过。

略说几件趣事：

1、驾校一开始穷的叮当响，要钱没有，要车只有少量老旧的东风卡车。校长于是到东风总部，跟对方老总谈判。空口白牙的贷到了X0辆崭新的小轿车。成立了当时全国领先的“小车培训班”，学费是六千人民币（90年代前期）。名额供不应求，迅速回本，按时还贷。

2、大卡车市场生源竞争激烈。为扩大生源，校长到该省最大的驻军（那个军种中国唯一的军），跟对方的副军长一顿酒下来，达成了合作协议 ----- 对方每年X千复员军人，悉数到该校接受培训、考驾照，价格非常优惠（是市场价的40%），因为量大，驾校还是赚的。而军队也愿意出这个钱，让老兵们复员后能有一技之长。这就是典型的商场双赢。

3、当年GA部有5家上市名额，只用了两个，其中之一就是当年将武汉（公安）前卫足球队运作到重庆的那个后台寰岛集团。校长曾建议省厅一把手，将驾校包装上市，获得资金后，再扩大经营，打造真正意义上的纯商业运作模式。厅长犹犹豫豫，最终还是不敢为天下先，错失良机。

4、2000年左右，校长曾拍板以2200万买下一块地皮，当时不被单位绝大多数同事理解。最后该地皮升值到数亿。

5、该校长退休离任时，所遗留的驾校资产从当初接手时基本为零，成长为X亿。最后被省厅无偿划拨给该省公安大学，终于填完了该大学那个拖延多年一直无法偿还的天价债务窟窿。

驾校校长与公安大学校长，是同乡，更是从高中到大学的同学。80年代公安学校筹建时，前者将后者夫妻全家从外地（广东）运作回省，为学校准备了一位将来的校长与一位正教授。几十后，前者又替后者擦干净了债务屁股，终于可以轻轻松松退休。也算是全了一辈子的同学缘份。

驾校校长曾说：“我最后这几年最大的心思，就是整天琢磨怎么想办法做生意搞钱。我感觉比做官有意思得多。”

驾校校长，只是他多个兼职之一。车管、驾照、经费、基建等处，才是他的本职分管。

不能称为做生意搞钱，这些工作有点经国济民的意思，古称经济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