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百姓有多恨老蒋?济南战役百姓支前物资之多,远超我方预 -- 忘情
“61个叛徒集团”写自首书至少事先请示并批准过
出于种种原因刘少奇写自首书不可能事先请示,写自首书事后及时汇报了吗?献策反革命算怎么回事?
淮海战役初期阶段粟裕指挥围歼黄伯涛甚至阻援再次丢人现眼,不得不移交给谭震林王建安指挥
淮海战役时是刘邓陈指挥粟裕还是反过来?
李延年了吗?你的眼睛是实在令人失望。
黄伯韬是谭震林后来打的,但是总指挥是粟裕不是刘邓,这是常识。
你真没意思,瞪眼瞎说真的好吗?
至于自首,有了请示就可以了?还有个没写的,你就说不行了吗?
无论官方还是我个人,都认为刘少奇没问题,是,刘少奇没请示,但是当年刘少奇这种也符合规则。
他这种逃出生天的地下党,也是合理的啊。
是,没汇报,和后来平反的潘汉年差不多嘛。
无论怎样,刘少奇后来坚持下来了,虽然有瑕疵,但是也不错,当然了,我想你对他支持毛主席感到不满意吗?
你快得了吧,和你探讨没意思,除了瞎话就是瞎话,反对粟裕罗荣桓毛主席,你反对疯了,没法多谈。
粟裕打了你家窗户玻璃了?弄明奇妙,大秦猛士算个粟粉?还是和你观点不同的就是粟粉?简直乱弹琴。
你就别扯了,全是胡说。
47秋开始一年多,淮海战役在内,粟裕向刘邓陈请示还是反过来?
刘少奇挨整以至于骨灰都没了是因为它支持毛主席吗?
刘少奇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难道不是官方的态度?
被捕写自首书不汇报,被敌人抓住把柄,还不知道干过多少缺德事!
潘汉年是收监关押监督改造,可不是”软禁“
“饶漱石后期只是软禁,不是身陷囹圄,和潘汉年一样” ---- 这句话值得商榷。
潘的情况不清楚。扬帆在湖北沙洋农场的状况,他当年在上海的老领导、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亲自回忆过的:
最近看到潘汉年和扬帆就想起所谓的“情报工作”了。 @真离 有兴趣的话可以读一读曾龙的《我的父亲袁殊》,里面讲了“潘汉年案”的一些被隐瞒的情况和一些国民党视角的分析。
只不过现在说起各类情报工作,很多人总是想到代号某某的谍报人员,运用种种智慧计谋,打败了一个个敌特分子,取得了某个关键情报,从而为革命工作作出了很大贡献。现在不管是谍战剧、还是致敬地下工作者的影视互动游戏《隐形守护者》(在这里得感谢桃花兄推荐的原神,让我开始了用游戏来给生活减压的游戏人生😂),因为种种限制,或多或少有着个人主义的倾向。给人的印象往往是主角单打独斗,至多是与搭档一同行动,就取得了某个情报或刺杀行动。可是很少有人想过,如果实际的情报工作真的是这样,那么当时的共产党,即无产阶级先锋队下的谍报人员与国民党中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从以往的大多数文艺作品中只能看出情报工作主要不是靠组织、靠群众,而是靠个人计谋,神出鬼没,靠某些“特殊人物”,这样的答案其实非常扯淡,因为反动派同样可以靠个人计谋,靠人脉关系。难道说共产党的情报工作比国民党的情报工作更有成效,是因为共产党的谍报人员比国民党的更机智?这显然不是问题的关键,对于资产阶级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我们的敌人同样不是泛泛之辈。
有人说是信仰不一样,不可否认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共产党的情报工作人员信仰共产主义,而国民党的情报工作人员信仰金钱,只有极少部分真正信仰三民主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工作中的主观能动性与斗争意志不然就不会有相当数量的烈士,在被捕后没有叛变组织而是英勇就义。也是如此,使得中西功、西里龙夫、白井行幸、尾崎庄太郎等日本人在目睹了日本侵华真相、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后,能够放下国籍和民族的差异,不但加入日共甚至还成为日籍中共党员,加入到抗战时期中日情报战线中来。这显然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做不到的,这也是至关重要的,但差别并不仅限于此。
“美国之音”这个经典反共媒体中这样写过:
“(中共)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员是重中之重,是把纪律看的比生命还重的一个特殊的群体,比一般的军人,比一般的党员干部,把纪律看得更重,这个是他们情报工作的生命所在,也是他们一切工作的生命所在。
——(《恶谋(中):谁背叛了中华民族?重庆轰炸与红色间谍》)
这么看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纪律性是连帝国主义敌人都不得不承认的东西,这正是民主集中制的集中性的体现,在情报工作中自然也不会缺失。因而国共两方情报工作的另一相区别之处,组织差异就呼之欲出了,没有这样的组织纪律性,情报工作人员就很容易被敌人一网打尽,也会被敌特轻易地渗透进来而这样铁一般的组织纪律性从何而来呢?主要还是靠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如果没有相应的党组织的建设与党的正确路线的指导,组织纪律性建立不起来。
如果以毛主席所指出的“三大法宝”来归纳,这应该属于其中“党的建设”,因而我认为如果没有延安整风运动这类的真正的党建(邓天尊都说我党真正成熟起来是在经过延安整风之后的七大),情报工作同样无法蓬勃发展。在这一问题上可不能犯把“红区党”和“白区党”进行割裂的错误。同样也不能因为情报工作的特殊性,就忽略了情报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组织建设与思想建设。
根据1986年《国家安全部负责同志在认真落实情报侦察人员政策座谈会上的讲话》,可以知道过去在白区的情侦工作有着“核心”与“外围”的区别,“核心”是在敌区的骨干,“外围”是在敌区所依靠的力量。其中提到,“过去在敌区,为了隐藏自己,开展情侦工作,必须广泛地使用社会力量,因此,在敌区的情侦人员除我们自己同志、秘密干部和内线关系等骨干力量外,还有我们必须依靠的各种社会关系和运用的原敌伪人员,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多数同盟者又转化为我们的同志,许多利用关系转化为我们的骨干力量,这三部分人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有正确的部分,也有为一些“宜粗不宜细”的历史问题、历史人物辩护的部分。开展情报工作当然需要广泛地使用社会力量?但在情报工作中是对“统一战线”的运用与发展显然只能是作为“外围”部分。真正的地下工作革命家就康生说过,“是利用关系”,因为这些社会关系以及原敌伪人员绝大多数都不属于无产阶级,不可能说随着斗争发展轻易地就能够转化为骨干力量。
而该《讲话》中的某些地方显然是为潘汉年等人包庇其他有问题的历史人物提供说辞,是要在情报工作中放弃马列毛主义,掩盖阶级斗争,“保护一小撮”。这也印证了,为什么在改开之后,便把“平反”所谓的“反革命”冤案作为复辟后的工作重点,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就在这样的“实事求是"下,得以官复原职。有人说“这是让地下革命先烈的斗争成果付诸东流,实在是让人感到痛心”。
情报工作有其特殊性,但并不意味着情报工作就能够搞成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情报工作具有保密性与隐蔽性,如果搞成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那么就使得情报工作脱离了群众,那么就无法得到最为关键的人民群众的支持。就成了与敌对分子的硬碰硬,将极大地增加情报工作的难度,显然与马列毛主义不相符合。
所以我一直认为情报工作与“群众路线”并不相冲突,恰恰相反,“群众路线”能够增强情报工作的隐蔽性,“人民群众是我们最好的掩护”。所以,我认为大家应该对情报工作有个正确的认识不能夸大情报工作的作用,仿佛历史是由于某某情报而决定的,这种想法显然不符合唯物主义。
毛泽东:不要讲假话,不要搞鬼。你的文件我们是不偷的。你故意放到那里试试看嘛。我们也不搞窃听器那一套,搞那些小动作没用,有些大动作也没用。我跟你们的一个记者Edgarsnow(埃德迦·斯诺)谈过,我说你们的中央情报局大事也不行,不管用。
基辛格:这确实是真的。我们的经验是这样的。
毛泽东:因为,当你们下令时,譬如说,你们的总统下令,你需要关于某些问题的信息,情报单位的报告却像雪片般飞来。我们也有情报局,情形也一样。他们做得不好(周恩来在一旁笑了),例如,他们就不了解林彪(周继续笑着)。同样的,他们也不知道你想来中国。
——《接见基辛格时的谈话 》
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是善于从各个方面获得情报并加以预测,而不是说一味依靠情报机构来获取情报,这是值得我们在今后加以学习的。当然,并不存在完美无缺、纯洁无瑕的革命工作,因为革命的过程中总是会伴着泥沙俱下的,但革命终会迎来在大浪淘沙中洗尽铅华的。
作者: 曾龍
出版社: 獨立作家
出版年: 2016-6
页数: 454
定价: NT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