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百姓有多恨老蒋？济南战役百姓支前物资之多，远超我方预 -- 忘情
家园 【原创】百姓有多恨老蒋？济南战役百姓支前物资之多，远超我方预 作者：忘情
发生在1948年9月的济南战役，既是华东野战军自1947年“7月分兵”后，全军首次集中作战，同时也是国共大决战的序幕。
对于华野来说，此役不仅是场规模空前的城市攻坚战，而且必须坚决挡住可能由徐州地区北上的国民党军援兵，并力争在野战中歼灭其一部。因此在战役规划上，中央军委和华野设想了最困难的情况，准备用两至三个月时间完成战役目标。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战役规划阶段，中共中央协调华东局和华北局，决定以华东为主，华北为辅，统筹解决济南战役后勤保障工作。
1948年8月中旬，也就是济南战役发起前1个月，中共华东局在曲阜召开了济南战役支前会议。华野副政委兼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和华东支前委员会主任傅秋涛，在会上分别作了动员讲话，号召华东解放区人民，做到支前生产两不误，实现“打下济南城，解放全山东”目标。会后，华东局、华东军区、山东省政府联合发出《济南战役总动员令》，进一步号召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支前机关，积极行动起来，既要做好动员民工民兵的支前工作，也要动员解放区一切全劳力与半劳力，包括妇女儿童也参加生产，以保障军需民食。各级地方党政组织也均下达了支前工作指示，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和后方机关所有工作人员，克服一切困难，忘我工作，坚决保障战时民力、畜力和军需物资的供应，夺取济南战役的全胜。
山东省支前委员会进一步充实健全了组织，由华东局秘书长郭子化及华东军区副参谋长袁仲贤分任正副主任，下设秘书、政治、财粮、民力、卫生等部门，直接负责领导指挥各地的支前工作。
在战前筹划时，华东局规定的供应标准是：每人每天3斤粮食（旧斤，每斤合16两，其中食用2.5斤，剩下0.5斤作为转运途中的损耗），5钱油、5钱盐，9斤烧草。一匹马折算3个人的消耗量。
由此计算，负责从济南城东发起进攻的第9、第13及渤海纵队8万人，每日需用粮24万斤，油盐各2500斤，烧草72万斤；负责从济南城西发起进攻的第3、第10及鲁中南纵队共6万人，每日需用粮18万斤，油盐各1750斤，烧草54万斤；在南线运河以东负责打援的华野第1、第2、第6、第7、第11纵队，以及晋冀鲁豫第11、第12纵队，以及鲁南军区地方武装，共约18万人，每日需用粮54万斤，油盐各5625斤，烧草162万斤；南线运河以西负责打援的华野第4、第8纵队及冀鲁豫独1、独3旅共约8万人，每日需用粮24万斤，油盐各2500斤，烧草72万斤。此外，两广纵队、野司直属队以及医院转运站，共约2.5万人，每天需用粮7.5万斤，油盐各781斤4辆，烧草22.5万斤。
以上总计，预计参战部队每天需用粮127.5万斤，油盐各13281斤4两，烧草382.5万斤。一个月需用粮3825万斤，油盐各39.84375万斤，烧草11475万斤。此外，华野还估计在战役进程中，还要供应8万名俘虏（预计北线俘虏5万敌军，南线3万俘虏）及数量尚无法准确估计的数十万民工的粮食，所需数量相当庞大。
要在短时间内，在饱受战争摧残的华东地区筹措这么多粮草，困难是非常大的。华东局根据各解放区实际情况及各部队所处位置，决定除位于运河西岸的第4、第8纵及冀鲁豫独1、独3旅由冀鲁豫战勤指挥部负责供应外，其他部队分别由渤海和鲁中南地区负责供应。
从8月底开始，山东解放区人员便被动员起来，掀起支前和生产的热潮。东起海滨，西到运河，南抵陇海铁路，北达渤海平原，男女老幼奔走相告，人人争先，决心为解放济南立功。在广阔的田野上，广大翻身农民昼夜突击秋收秋耕，以便腾出人力支前。妇女，儿童赶忙磨面碾米，供应军粮，进取济南必经的沿途，村村户户清扫院落，准备铺草和烧草，盛水用的锅缸，准备接待过境的解放军和民工。
鲁中南地区担任了供应前线的最繁重的任务。仅沂蒙一个分区，即完成缴纳公粮1250万斤的任务，超过预定任务四分之一.滨海地区也及时完成了620余万斤的预征任务。新泰县凤凰泉村，展开缴粮竞赛。在“缴早、缴快、缴好”的口号鼓舞下，一上午即预交13000斤粮，不少村庄一天即全部完成任务。泗水县肖家庄军属赵正荣在缴粮前，簸了又簸，上缴的粮食十分干净。兰陵、赵镈、蒙山等县的妇女，日夜赶磨面粉，冒雨送到前方。兰陵南桥区3天内磨面78000斤。赵镈县部分区、村的妇女，组织变工组，白天生产，晚上推磨。这个县的东郭庄一带群众，在磨麦面时先去皮，再磨面，每百斤麦粒可出面80斤，面粉又细又白。由于小米供应量很大，石碾不够用，新泰县北公家庄等地群众，便以磨代碾加工谷子，保证了加工任务的完成。
渤海地区也为前线供应了大量的粮食柴草。据2、3、4三个分区的统计，共供应粮食1743万斤，柴草260多万斤。
据事后统计，华东各地筹集的粮草数目如下：
渤海一分区：面粉400万斤。
渤海三分区：面粉560万斤，小米250万斤，马料200万斤
渤海四分区：面粉1000万斤。
鲁中南一分区：原有存麦70万斤，购买200万斤，预借秋粮1250万斤，共1520万斤。
鲁中南二分区：原有存麦360万斤，购买200万斤，预借秋粮2000万斤，运入150万斤，共2710万斤。
鲁中南三分区：原有存麦500万斤，征收秋粮1000万斤，预借秋粮200万斤，运入200万斤，共1900万斤。
鲁中南四分区：原有存麦1000万斤，征收秋粮1000万斤，预借秋粮4100万斤，购买340万斤，共6440万斤。
鲁中南五分区：原有存麦880万斤，征收秋粮2000万斤，预借秋粮1000万斤，购买300万斤，共4180万斤。
鲁中南六分区：原有存麦2000万斤，征收秋粮4000万，共6000万斤。
鲁中南七分区：原有存麦200万斤，购买400万斤，预借小米1500万斤，极2100万斤。
淄博特区，预借秋粮300万斤。
济宁市购买160万斤。
以上共计筹集粮食27720万斤。能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从饱受战争催残的山东大地上筹集出这么多粮食，甚至大大出乎华东局和华东支前委员会的预计。究其缘由，是因为土改后，广大翻身农民觉悟空前提高。他们觉得倾尽全力支援人民子弟兵，就是在保卫土改的胜利果实，就是在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
在粮草使用上，华野后勤司令部规定：各纵队成立一个约50人的粮食总站（每个师1个分站，纵队直属队1个分站），为全纵总的粮草经理，负责与各地县及分区以上政府（支前委员会）接洽粮草数量。纵队以下单位，不得向各村各区直接提粮。各伙食单位的粮食，尽量自行组织运输，不再使用临时民夫。油盐购备，亦统由粮站向政府接洽。同时各部队应经常保存自带3天粮食。鉴于筹集的粮食中，小麦所占比例不足五成，因此规定各部队从9月份起，领用的粮食中，面粉占三分之一，小米等杂粮占三分之二，相互调剂食用。其中，面粉应尽可能供应给伤病员。
在战役进程中，华野各部队严格执行上述规定，深入动员，切实做到不浪费一粒粮一根草。在厉行节约的同时，各部队也非常注意给指战员们增加营养。例如，在食用小米时，部队就尽可能做成小米煎饼。
而随着战役的进程和作战部署的调整，南线、北线需要供给的人数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据事后统计：北线各野战部队、地方部队、野战医院、常备民工、俘管处，计35.5万人。
南线作战部队、野司直属队，共计21.75万人；总部医院、总部担架、俘管团5.63万人，各野战医院2万人，常备民工10万人。以上总计，南线打援部队共39.38万人需要供应。如果再加上后方临时民工20万人，则济南战役需要供应粮食的人数达到了94万人。
由于厉行节约的举措落实到位，因此这94万人，每天实际消耗粮食235万斤。如果加上喂牲口所需的28万斤，共计263万斤。济南战役结束时，总计消耗粮食7969万斤，节余粮食19751万斤。
在副食方面，仅鲁中南地区就成立了5个随军供应站，2个固定供应站，筹集的副食数量如下：
鲁中南一分区：生油22.5万斤，食盐120万斤，咸鱼9000斤，虾皮1.2万斤，细粉2000斤，咸菜1500斤
鲁中南二分区：生油24万斤，食盐103.5万斤
鲁中南四分区：生油46940斤，食盐147.4万斤
鲁中南五分区：生油48830斤
鲁中南七分区：生油5万斤，咸菜5万斤，大蒜1万斤，食盐10万斤，豆子30万斤
济宁市：生油1万斤
以上总计，鲁中南地区共筹集生油62万余斤，食380.9万斤，咸菜5.15万斤，虾皮1.2万斤，细粉2000斤，大蒜1万斤，黄豆30万斤。
由于在副食供应上，华野各部队以自行就近采购为主，后勤部门调拨为辅，因此鲁中南地区筹集的这些副食，部队仅耗用了生油2.4万斤，食盐2.9万斤，咸菜450斤，咸鱼3000斤，虾皮7000斤，细粉2000斤。
在烧草、马料供应方面，因济南周边草料不敷使用，因此地方政府动员群众将高粱秸杆压碎晒干，并砍树劈柴以供军用。各部队以团为单位统一筹借，并付给群众草票，以便日后与地方政府清算。驻地靠近胶济铁路沿线的各部队及后方医院，还尽可能使用从后方运来的煤当燃料，以节约草料。
通宝推：紫梁,广阔天地,onlookor,胡一刀,真离,家园 不能这样单方面理解的，有些在误导现代人。 济南战役之后，整个华东华北，除去个别大城市，都在解放军控制之下，因此，才有经济实力进行淮海战役。
家园 冯德英的小说《迎春花》描述了山东人民支前情况 农民们把孬粮留给自己吃，好粮食存下送给解放军。有个老农民大儿子参军牺牲在前线，又动员二儿子参军。女主角春玲为了动员两个追求者参军，毅然提出谁参军我就嫁给谁。最后春玲原先钟意的小学教师孙若西逃了，青年农民江仲儒胜出。
冯德英的小说里，知识分子出身的小学教师大都不是好人，《苦菜花》里宫少尼也如孙若西，好色卑劣。大概孔孟之乡的农民早就认定了“仗义每是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的定律。
家园 艺术创作表达出作者的思想 我听说过《苦菜花》小说但没有读过。
【冯德英的小说里，知识分子出身的小学教师大都不是好人】
这个构思的倾向性太明显了😂
家园 当时山东农村的小学教师大都出身小地主家庭 在城里受了中等教育，接受了些新思想，比如恋爱自由，反对婚姻包办之类的。但是阶级立场并没有变，参加革命工作可以考虑，但革命不能革到分自己家田地的地步。喜欢并追求年轻漂亮、勇敢泼辣的革命女青年，一旦追求失败，找个不那么勇敢泼辣的女青年也要玩玩爱情。
这是我从冯德英小说中提取的人物分析。
家园 47年批黎玉右倾富农路线 有一条就是当时山东的土改政策，家里有人参加革命的地主要给照顾，地要多留一些，人要给留面子。。。
于是被饶漱石和康生抓住猛批一通，又涉及到抗战时冀鲁边和清河两区的矛盾，冀鲁边在黄骅被刺后被清河区兼并变成渤海区，主要领导都是清河的，借着批黎玉冀鲁边的人翻身了。
从此拉开了人称山东翻烧饼的序幕，54年饶漱石失势，搞掉一批干部。58年舒同又搞掉一批。后来山东饿死人舒同完蛋，又搞掉一批平反一批。接着文革，当年跟康生的一批人又火起来，然后又垮台，三十年间每隔五六年就闹腾一次。。。
记得看过一个回忆录，80年代初主人公去北京探望三位山东老领导，三位都等着中组部给平反，也是巧了中组部临时给了套三室一厅的房子让三人暂住，虽然泛泛说起路线斗争斗来斗去每个人都是满腹怨言，但三人绝对唠不到一块去，各回各屋谁也不理谁，山东翻了这么多次烧饼，说不定哪次就是对立面。这三人，一位当年在沈阳工作时和刘少奇一起被警察围住，警察点名要抓胡服，他自报我就是胡服，于是刘少奇脱险但他被抓去蹲了十年监狱，文革时显然又倒了大霉。另一位领导起义失败被抓到北京监狱，36年得到刘少奇的通知可以自首出狱，众所周知一群人自首出狱，但他却立场坚定拒绝自首，又蹲了几年监狱直到刑满释放，48年又跟着康生批黎玉，可想而知文革初期他就成了大红人。第三位也是48年批黎玉的主力，但文革期间受了冲击，80年代他又成了山东高官，仍然坚决认为当年批黎玉没错。。。
通宝推：林三,偶卖糕的,方平,青青的蓝,迷途笨狼,袁大头,雄阔天,家园 对饶漱石一直蹲监狱非常奇怪 9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0册）[M].1979年04月. 第313-314页.
“1954年5月，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的饶漱石专案组给中央提出了一个结案报告，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对饶漱石在执行中央路线方面暴露出来的资产阶级观点，会议做了很多的揭发。初步揭发的主要问题有：
（1）饶的根本思想是害怕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彻底摧毁旧秩序，表面上以“稳重”出现，而实质上是拖延整个社会改造，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他曾在一九五一年九月华东和上海党员干部大会上说过“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方针是教育、团结与提高。……共产党员要自觉地团结民族资本家，作为对付封建势力的动力之一”。在上海第一次与四百多个资本家会面时，他预言将来必有许多资本家进步到可以加入共产党。这证明饶是竭力为资产阶级在党内扩大其影响的，这与党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没有丝毫共同之点。
（2）在执行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中，他片面地强调团结，取消了应有的斗争，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不敢提出“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的口号，在他个人的掌握下并曾一度布置上海资产阶级进行“自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极不重视，迟迟不敢动手，不调配干部，不讨论研究。在中央提出后仍举棋不定，多方约束，致时间拖长，搞得不彻底。
（3）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亦充分暴露了他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早在一九四二年苏北锄奸会议上，他即认为“强调阶级成分的原则是不对的”，主张“各抗日阶层、抗日党派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否定了法律是为阶级服务的原理。解放后对上海镇压反革命运动，他表现了没有决心和勇气，不是采取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动员一切力量来肃清反革命的方针，而是采取了“以特反特”的神秘主义的错误做法，不敢长期放手发动群众。一九五二年取缔圣母军，他估计“斗得愈狠，敌人将愈团结”，再压下去会发生“惨案”，因而临阵退却，使这一斗争遭受失败。对清理“中层”和“内层”工作也没有抓紧贯彻，展开不久，就草率收兵。
（4）饶漱石对农村工作的指导也是如此。解放以后很久不敢提“反霸”口号，在土地改革中一再强调反“左”、防“左”，而不谈或很少谈放手发动群众。他主张土地改革中一律不退押，甚至主张一般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纠纷”应采取调解仲裁的方式解决。
（5）关于建党工作。他在土改后仍过分强调“慎重”的一面，而没有同时强调“积极”的一面，在他的这种错误指导思想的约束下，华东各地建党计划普遍没有完成，这对以后工作曾造成了很大困难。
（6）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时，饶通过情报关系把日寇参谋部代表带来，举行了一次滑稽的所谓“受降”仪式，这说明饶在重大事变面前也在玩弄投机手法。上述这些事实，充分暴露了饶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它与党的正确思想是带着纲领性的对抗，只是由于中央领导正确，华东各地党委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因而他的右倾错误除在某些问题上（如初期土改退押和城市工作等）发生过一定的影响外，在实际工作中并未得到贯彻，这是尚未造成更大损失的基本原因。””
看到不少文章说文革时老毛说要是高岗不死就可以用之类
对饶漱石一直蹲监狱非常奇怪
刘少奇是写了自首书出来的，还献策如何反革命。这方面饶漱石就干净？
按百度百科——“1929年到东北任共青团北满省委书记，并一度代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出狱后任中共满州省委宣传部长，曾一度为饶的部下)。在东北工作期间，饶曾负责组织了营救刘少奇的活动，并取得成功，又成功组织了奉天纺织工人大罢工。多次到哈尔滨巡视工作，并与唐巨经等人成功组织过著名的哈尔滨皮鞋厂工人大罢工。
1930年4月，饶漱石因所谓“满洲破坏案”，与赵尚志等30人一同被逮捕入狱，内定为枪决，后经党组织派人做张学良的工作，才改为监禁。在狱中，饶漱石经受了各种酷刑，但他坚贞不屈。他在狱中建立了党团支部干事会，领导难友们与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自己带头绝食，并取得了胜利。后又染上了瘟疫，险些丧命。“九一八”事变后，饶漱石和赵尚志等人一同被党组织营救出狱。”
纳闷饶漱石怎么营救的刘少奇？
另，掩护胡服的被判了10年，重犯小姚早早的出狱……
家园 这段营救历史有两个说法。 一是饶漱石的说法，说胡服同志是在工厂被抓，说是小偷，关了十天就被放了，根本就没营救，期间未发生其他事情。就是说，胡无叛变的行为。
这是刘被打到时，饶的证词，以此观之，这个人比较宽仁，也有点幽默。
二是第二种说法，胡服的长辈是湘军军阀，有很多社会关系，走后门说清，把他放了。据说还不止一回。
饶和刘的关系不错，说刘后来愤怒背叛，可能不是事实。刘可能是无话可说。
饶的倒霉真实原因，是情报系统内部派系斗争所致，具体原因不清楚。
未落文字，是康老操作的。
土工建国前的情报系统派系复杂，历史说不清楚，大多没好下场。
粟裕在华东是香饽饽，陈毅张云逸都欠他的情，饶和康极其看重。
底下将领不服气的很多，但高层集体对他极其信任。
拿他压人，底下是既憋屈，又不敢反驳，总不能说，您就是个昏君吧。
倒不是没人干过，碰了一鼻子灰。
当然他儿子是有点虎父犬子。
开国元勋的后人大部分都这样。
家园 饶身陷囹圄，却没对刘落井下石 您提到的“饶的倒霉真实原因，是情报系统内部派系斗争所致，具体原因不清楚” ---- 杨尚昆在《回忆高饶事件》中，讲了两件事：
1、扬帆案件，火上浇油
2、潘汉年的“交待”，引发更大“爆炸”
此外还有最重要一个原因：1954年赫鲁晓夫为铁托恢复名誉后，饶漱石“闹翻案，激起了众怒”。否则，按照中央的原来安排，不会开除饶的党籍，只撤销他的中央委员和中组部部长职务。更不会坐牢。
饶漱石对刘入狱的证明材料如下：（1967年6月1日）
我是1929年到满洲(即东三省)担任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之职的。当时刘少奇同志担任党的满洲省委书记。刘出狱不久即离开满洲。刘离开满洲后，我当代理党的满洲省委书记之职。关于刘少奇在满洲被捕事件，因为时间已隔三十多年，详细情况无法回忆，我只记得他是因为到沈阳奉天纱厂等候工人党员谈话被敌人把他当作小偷而被捕的。因为敌人未得刘的其他材料，故刘只在监狱住了十天左右即获释放。刘被释放后即到我家将上述情况告诉了我。当时我们对秘密工作都缺乏经验，故发生刘被捕后我仍未立即搬家和刘于被释放后即到我家的事情。当时我对刘被捕被释事件过分信任刘的报告，故未作详细研究，当时党内已有个别同志因刘被释放手续过于简单，而向我提出过意见的。现在，我认为我当时对刘过分信任的态度是有错误的，我认为今天把此事彻底审查清楚是完全有必要的。
通宝推：凤城,夜如何其,偶卖糕的,家园 饶严于律己！ 家园 高饶事件的本质就是建国后党内的第一次权力斗争。 建国不久，五大书记的任去世，递补上了陈云。
接着中央削藩，五马进京，高岗一马当先。
八大召开前的私下活动，说是挑战刘少奇，真是借口。
结果邓公或者出于正义感，或者有别的想法，找陈云去了。
他也不找别人商量。
最后出面的是周公和陈云。
犯了众怒。最强大的东北华东两藩的代表高饶被打倒了。
这也是为啥他两个不服气的原因：我们没啥罪过啊！
情报系统上到周公有“伍豪”，除去专搞军事情报的，各位大佬人人都有历史“叛徒嫌疑”，
扣这个帽子，也是同行的同志帮忙坐实的。
饶也挺有意思。
他父亲建国初当过江西省副省长，他妹妹比他小很多。
他的经历也很有意思，曾经在国外呆过很久。
也没有暴烈的传闻。
说他不好的，比较出名的是傅秋涛，傅带着一千多人，成建制地在皖南事变中脱身。
饶审查他和其他突围返回人员时，刨根问底，非常用力。
傅秋涛私下骂他：为啥不审审，你是咋跑出来的？
陈毅被他整的没脾气，后人这么得力，《陈毅传》里都不愿意多提饶。
通宝推：方平,家园 饶对傅秋涛太轻了，失去党的领导人处理坏下属的基本能力。
家园 饶漱石人就没那么坏，自然不会对刘少奇落井下石，当时他还清醒， 自然不会对毛派落井下石，因为延安时期，刘是毛主席的绝对助力，饶漱石也是个优秀政治官员，自然心知肚明。
同时华东刘少奇和饶漱石合作也算愉快。如果文革饶漱石清醒根本不可能对刘少奇所谓落井下石。
这只不过是改开派造假造出来的造谣而已，意思是指向毛主席迫害刘少奇饶漱石。
但是饶漱石丝毫不畏惧毛主席，这是多么扯淡的事情！！！？？
饶漱石确实丝毫不畏惧，但是肯定不是毛主席！！
不过也得承认，饶漱石后期只是软禁，不是身陷囹圄，和潘汉年一样。
潘汉年应该是上海独立派亲苏派，但是和周总理亲苏派关系还是密切，所以他选择和周总理小弟陈毅汇报，而不是党中央。
周派趁着高饶事件，打击了饶漱石。话说潘汉年的错误和饶漱石啥关系？就是在上海，也是陈毅潘汉年一体，而不是饶漱石一体。
饶漱石确实可算共产国际派，但是很明显饶漱石就是毛派。
担任了组织部长可能对周派拥有了威胁。
家园 潘汉年是收监关押监督改造，可不是”软禁“ “饶漱石后期只是软禁，不是身陷囹圄，和潘汉年一样” ---- 这句话值得商榷。
1967年春天，“中央文革”小组下令重新审查潘扬案件，同时将已经假释出狱数年的潘、扬重新收监关押。
1975年，潘汉年、扬帆分别被遣送到湖南洣江和湖北沙洋的劳改农场“监督改造”。
潘的情况不清楚。扬帆在湖北沙洋农场的状况，他当年在上海的老领导、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亲自回忆过的：
1955年，他和潘汉年相继被捕，并以“潘、扬反革命集团”的罪名判刑。扬帆在狱中经受了二十多年的折磨，双目几近失明，并在晚年患精神分裂症。
1978年10月，扬帆同志的夫人李琼到湖北荆门沙洋农场探望还在“劳改”的扬帆，她在路过武汉时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当时我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正在京开会。得信后我立即查找扬帆同志的下落，并迅速接他到武汉最好的医院。1979年1月8日，我特别安排了一架安24型专机将扬帆送回上海治病。
什么叫“沙洋农场”？其实就是隶属于湖北省沙洋监狱管理局的劳改犯的劳改农场。
农场那个条件之艰苦。我之前曾写过：我父亲因在那个地方（钟祥）的农场劳动量过大、伙食也不好，曾发急病 ---- 那还算是湖北省军区的农垦农场，比沙洋监狱农场的条件要好得多
通宝推：凤城,真离,家园 《我的父亲袁殊》可以一看。 潘汉年是收监关押监督改造，可不是”软禁“
“饶漱石后期只是软禁，不是身陷囹圄，和潘汉年一样” ---- 这句话值得商榷。
潘的情况不清楚。扬帆在湖北沙洋农场的状况，他当年在上海的老领导、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亲自回忆过的：
最近看到潘汉年和扬帆就想起所谓的“情报工作”了。 @真离 有兴趣的话可以读一读曾龙的《我的父亲袁殊》，里面讲了“潘汉年案”的一些被隐瞒的情况和一些国民党视角的分析。
只不过现在说起各类情报工作，很多人总是想到代号某某的谍报人员，运用种种智慧计谋，打败了一个个敌特分子，取得了某个关键情报，从而为革命工作作出了很大贡献。现在不管是谍战剧、还是致敬地下工作者的影视互动游戏《隐形守护者》（在这里得感谢桃花兄推荐的原神，让我开始了用游戏来给生活减压的游戏人生😂），因为种种限制，或多或少有着个人主义的倾向。给人的印象往往是主角单打独斗，至多是与搭档一同行动，就取得了某个情报或刺杀行动。可是很少有人想过，如果实际的情报工作真的是这样，那么当时的共产党，即无产阶级先锋队下的谍报人员与国民党中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从以往的大多数文艺作品中只能看出情报工作主要不是靠组织、靠群众，而是靠个人计谋，神出鬼没，靠某些“特殊人物”，这样的答案其实非常扯淡，因为反动派同样可以靠个人计谋，靠人脉关系。难道说共产党的情报工作比国民党的情报工作更有成效，是因为共产党的谍报人员比国民党的更机智？这显然不是问题的关键，对于资产阶级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我们的敌人同样不是泛泛之辈。
有人说是信仰不一样，不可否认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共产党的情报工作人员信仰共产主义，而国民党的情报工作人员信仰金钱，只有极少部分真正信仰三民主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工作中的主观能动性与斗争意志不然就不会有相当数量的烈士，在被捕后没有叛变组织而是英勇就义。也是如此，使得中西功、西里龙夫、白井行幸、尾崎庄太郎等日本人在目睹了日本侵华真相、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后，能够放下国籍和民族的差异，不但加入日共甚至还成为日籍中共党员，加入到抗战时期中日情报战线中来。这显然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做不到的，这也是至关重要的，但差别并不仅限于此。
“美国之音”这个经典反共媒体中这样写过：
“(中共)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员是重中之重，是把纪律看的比生命还重的一个特殊的群体，比一般的军人，比一般的党员干部，把纪律看得更重，这个是他们情报工作的生命所在，也是他们一切工作的生命所在。
——(《恶谋(中):谁背叛了中华民族?重庆轰炸与红色间谍》)
这么看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纪律性是连帝国主义敌人都不得不承认的东西，这正是民主集中制的集中性的体现，在情报工作中自然也不会缺失。因而国共两方情报工作的另一相区别之处，组织差异就呼之欲出了，没有这样的组织纪律性，情报工作人员就很容易被敌人一网打尽，也会被敌特轻易地渗透进来而这样铁一般的组织纪律性从何而来呢？主要还是靠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如果没有相应的党组织的建设与党的正确路线的指导，组织纪律性建立不起来。
如果以毛主席所指出的“三大法宝”来归纳，这应该属于其中“党的建设”，因而我认为如果没有延安整风运动这类的真正的党建（邓天尊都说我党真正成熟起来是在经过延安整风之后的七大），情报工作同样无法蓬勃发展。在这一问题上可不能犯把“红区党”和“白区党”进行割裂的错误。同样也不能因为情报工作的特殊性，就忽略了情报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组织建设与思想建设。
根据1986年《国家安全部负责同志在认真落实情报侦察人员政策座谈会上的讲话》，可以知道过去在白区的情侦工作有着“核心”与“外围”的区别，“核心”是在敌区的骨干，“外围”是在敌区所依靠的力量。其中提到，“过去在敌区，为了隐藏自己，开展情侦工作，必须广泛地使用社会力量，因此，在敌区的情侦人员除我们自己同志、秘密干部和内线关系等骨干力量外，还有我们必须依靠的各种社会关系和运用的原敌伪人员，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多数同盟者又转化为我们的同志，许多利用关系转化为我们的骨干力量，这三部分人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有正确的部分，也有为一些“宜粗不宜细”的历史问题、历史人物辩护的部分。开展情报工作当然需要广泛地使用社会力量？但在情报工作中是对“统一战线”的运用与发展显然只能是作为“外围”部分。真正的地下工作革命家就康生说过，“是利用关系”，因为这些社会关系以及原敌伪人员绝大多数都不属于无产阶级，不可能说随着斗争发展轻易地就能够转化为骨干力量。
而该《讲话》中的某些地方显然是为潘汉年等人包庇其他有问题的历史人物提供说辞，是要在情报工作中放弃马列毛主义，掩盖阶级斗争，“保护一小撮”。这也印证了，为什么在改开之后，便把“平反”所谓的“反革命”冤案作为复辟后的工作重点，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就在这样的“实事求是"下，得以官复原职。有人说“这是让地下革命先烈的斗争成果付诸东流，实在是让人感到痛心”。
情报工作有其特殊性，但并不意味着情报工作就能够搞成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情报工作具有保密性与隐蔽性，如果搞成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那么就使得情报工作脱离了群众，那么就无法得到最为关键的人民群众的支持。就成了与敌对分子的硬碰硬，将极大地增加情报工作的难度，显然与马列毛主义不相符合。
所以我一直认为情报工作与“群众路线”并不相冲突，恰恰相反，“群众路线”能够增强情报工作的隐蔽性，“人民群众是我们最好的掩护”。所以，我认为大家应该对情报工作有个正确的认识不能夸大情报工作的作用，仿佛历史是由于某某情报而决定的，这种想法显然不符合唯物主义。
毛泽东:不要讲假话，不要搞鬼。你的文件我们是不偷的。你故意放到那里试试看嘛。我们也不搞窃听器那一套，搞那些小动作没用，有些大动作也没用。我跟你们的一个记者Edgarsnow(埃德迦·斯诺)谈过，我说你们的中央情报局大事也不行，不管用。
基辛格:这确实是真的。我们的经验是这样的。
毛泽东:因为，当你们下令时，譬如说，你们的总统下令，你需要关于某些问题的信息，情报单位的报告却像雪片般飞来。我们也有情报局，情形也一样。他们做得不好(周恩来在一旁笑了)，例如，他们就不了解林彪(周继续笑着)。同样的，他们也不知道你想来中国。
——《接见基辛格时的谈话 》
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是善于从各个方面获得情报并加以预测，而不是说一味依靠情报机构来获取情报，这是值得我们在今后加以学习的。当然，并不存在完美无缺、纯洁无瑕的革命工作，因为革命的过程中总是会伴着泥沙俱下的，但革命终会迎来在大浪淘沙中洗尽铅华的。
作者: 曾龍
出版社: 獨立作家
出版年: 2016-6
页数: 454
定价: NT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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