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下半场开踢 -- 方平

邓小平鲜为人知的自我评价：能作宣传及组织工作

2014-09-10 10:47:16

http://gov.hebnews.cn/2014-09/10/content_4064927.htm

邓小平重视政策宣传教育工作

蒋永清

2019年01月16日08:25    来源：广安在线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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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陈云、邓小平生平思想对比研究

蒋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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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陈云与邓小平各自的工作境遇发生了重要变化。陈云由此前在第一线领导全国财经工作的角色改变为在同样的岗位上却不再发挥主要作用。而邓小平则是得到毛泽东的充分信任，主持中央书记处处理大量日常事务，协助毛泽东实现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成为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从而走上领导全国经济工作的前台。

邓小平被毛泽东委以重任，在党内的工作地位得到不断提升，在各项事务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就曾形象化地打比喻讲：我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为副司令、副元帅；我们两个人一正一副；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在工作中，毛泽东对邓小平既充分信任，又给予了多方具体指导。毛泽东让邓小平抓大事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这期间国务院各部门直接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工作。与实际决策权的加强相适应，邓小平个人的公开宣传也得到了加强。1958年9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增挂林彪、邓小平同志像的通知》，要求在今后党和人民解放军以及各人民团体机关悬挂领袖像时，除过去规定悬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像之外，应增挂中央副主席林彪和总书记邓小平的像。

由于邓小平党内地位的提升，也由于他主持处理中央的日常事务，所以1958年的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有他的重要参与。在批评反冒进及制订总路线的过程中，邓小平学习体会毛泽东关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方面有两点突出的体会，一是关于解放思想，一是关于加快速度。他在一些场合的讲话中指出：思想解放运动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思想一解放，就会迸发出无穷的力量，大大推动文化革命、技术革命，因此，要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独立思考；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有两种方法的斗争。一种是搞得快一些，一种是搞得慢一些。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方法，就是根据客观可能的条件，加快建设。只要是可能的，只要不是主观主义的就应该快。

此后，除了参与重大事件的决策外，与当年的大跃进运动有关，邓小平的活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8月北戴河会议后至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是第一阶段，主要是在全国各地调研工业生产和人民公社问题，作鼓动工作。郑州会议后至年底是第二阶段，主要是协助毛泽东开始对大跃进出现的问题进行纠偏。

在第一阶段，邓小平从东北一直向南走，9月10日至17日在黑龙江调研。9月24日至29日在辽宁调研。10月7日至14日在河北调研。10月22日至11月6日在广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调研。他一路视察工厂、人民公社、学校，听取工作汇报，召开干部大会作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他明确指出我们出去主要是鼓动，并在各地调研时对生产、人民公社体制、群众路线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第二阶段主要是毛泽东开始对大跃进运动中的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等过“左”的东西进行纠偏。

邓小平积极学习和贯彻毛泽东随着实际情况变化而发展的思想。他于11月初直接从调研地重庆赴郑州参加第一次郑州会议，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主持起草《郑州会议纪要》。邓小平结合他在各地的调研成果，在会议上阐述了对人民公社一些带原则性和政策性质问题的观点。在随后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他作《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针对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共产主义过渡和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两个突出倾向，着重阐述几个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

二、一九五九年、一九六0年——从大跃进运动向经济调整的过渡阶段：陈云从一件件具体事务做起，积极调研渡灾的应急措施；邓小平协助中央处理重大事件，精力集中在中苏两党论争的国际斗争（哈哈哈）

就1959年来说，巧合的是，陈云和邓小平都因病没有出席七八月份的庐山会议。在此之前，陈云主要是调研落实当年的钢铁指标；邓小平则主要是协助毛泽东作压缩空气、降低指标的工作。

1958年北戴河会议建议1959年钢产量指标是3000万吨。11月武昌会议将指标降为1800万吨至2000万吨。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将好钢降为1650万吨。即使这样，毛泽东仍不放心，委托陈云对此进行研究。中央书记处也责成财经小组研究钢铁指标问题。

早在1958年陈云就对1959年钢铁指标表示了委婉的怀疑，他主要是从炼铁、轧钢、矿石、煤、运输等环节作说明。武昌会议期间，他仍觉得钢的指标还是难于完成，建议以不公布为好，但这个建议未能反映给毛泽东。1959年4月上海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在作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时，称赞了陈云在1959年指标问题上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态度，并说陈云这个人是很勇敢的，犯错误勇敢，坚持真理也勇敢，还是经验比较多一点。真理往往在一个人手里。在接受中央落实当年钢铁指标的任务后，5月3日至9日，陈云连续主持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听取冶金部关于钢铁生产总的情况以及矿石、焦炭、耐火材料、钢铁冶炼、钢材品种等问题的6次汇报。最后确定钢材的可靠指标为900万吨，钢的生产指标是1300万吨。这个指标得到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完全同意。实际执行结果，1959年钢完成1387万吨，生铁完成2192万吨，钢材完成897万吨。毛泽东对陈云的工作也很满意，多次表扬和关心，并且进一步联系到陈云此前提出的一系列理论观点，甚至联系到对陈云个人命运有重大影响的反冒进运动。毛泽东在6月13日 确定1959年钢铁指标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指出：明年的指标切记不可高，我看大体就是今年的指标，低一点也可以，搞一个马鞍形嘛；1956年的错误是不应该公开反“冒进”，至于1957年的降低指标，完全正确。此后他还说到：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不过，随后的庐山会议由纠“左”变成反右，毛泽东从1958年底开始的纠“左”暂时中断，“反右倾”斗争在全党和全国各地普遍展开。陈云虽因病未出席这次会议，但会议结果对陈云个人命运来说，仍有深远的负面影响。

对于邓小平来说，他的思想、活动是紧密围绕毛泽东展开的。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集中精力继续1958年底开始的纠左工作。2月至4月，他接连主持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中共八届七中全会，解决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降低1959年工业指标，就工作方法问题提出要多谋善断，定计划要留有余地、实事求是。邓小平在主持中央书记处贯彻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时作了精炼的阐发，他在5月28日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工业生产情况时指出：中央下了决心，退到可靠的阵地，钢、煤、粮、棉四大指标都要下调；日用生活必需品是关系6亿人民的生活问题，比1800万吨钢还重要；要迅速从压迫我们的几个指标下解放出来，抓市场、抓农业。对如何进一步改进工作，他在不同的场合强调以下几点：（1）农业主要是个劳力安排问题，今年劳力中浮肿病不少，一定要实行8小时劳动，最忙12小时，否则要出大乱子；（2）工业出乱子，可能把整个国家计划搞垮，因此要调整企业管理秩序，恢复过去好的制度，工厂还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3）降低指标要有决心，中央各部门忍得痛，地方也要忍得痛，要舍得，该压减的坚决压下来，坚决不搞；（4）要强调全国一盘棋，统一安排基建、主要产品的生产、原材料和两个部类（一个生产，一个生活）的主要物资分配，让有条件的地方先上去；（5）宣传要鼓干劲，但是要实事求是，力戒浮夸。等等。当然，对于总的形势的分析,邓小平还是持两点论，既肯定主流方向，又指出存在的问题和纠正的办法。因此,在落实完1959年钢铁指标后，他就针对松劲情绪指出：钢不能再退了，再退就全党全民泄气，不能说退就是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同样因病没有出席随后的庐山会议,但这次会议对政局影响至巨,因而不能说它就对邓小平的行为思想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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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知识界最真实的情状是，思想取向的互相扼制和对峙，远远大于对一些基本价值观的共识，对话的基础如此脆弱，以至许多冲突性的意见尚未展开，便陷入彼此的敌意乃至心怀叵测的构陷，而难以深入下去。这无疑造成了话语的互相抵消和损耗，最终流于泡沫化。

苟局上蹿下跳，归化等各种折腾，切切实实是把冬奥会金牌数提上去了，也算是个能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