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下半场开踢 -- 方平

之前我说17大可能是这个党最后一次提出“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南方周末》2007--2012年的新年献词也明言了，当时还有“新左派与自由派之争”。

自由派是伴随改开成长壮大起来的一股思想潮流的代表者，从1980年代开始，他们一直居于社会主流，扮演着“社会良心”和“启蒙者”的角色，主张“告别革命”，彻底否定文革乃至整个一共，让二共全面拥抱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如李泽厚、厉以宁、吴敬琏、张维迎、秦晖等，大多进入了《南方人物周刊》评选的“影响中国50名公共知识分子”名单。但“新左派”的出现，改变了这种长期单极化的思想局面，使中国自1981年的《八一决议》之后，首次以学术化、理性化而非政治化、妖魔化的视角和态度，来对待新中国前三十年即一共的社会主义实践。以此为契机，关于“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讨论，成为了“新左派和自由派之争”带来的另一场思想讨论。

这两场论争日趋激烈，都以各自的方式试图去影响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之后的中国的发展进程。在2008年主张西方宪政的自由派推出了带有宣言性质的《零捌宪章》，由于所占的先天优势和得到《南方周末》等各大媒体的推波助澜，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界的关注；“新左派”也不甘示弱地提出了《零九建言》，但它仅限于在乌有之乡几个左翼网站传播，影响要小得多。这并非因为它们的内容本身，而是由左右两股势力在中国社会占有的政治资源决定的。相对于位居主流的自由派，长期受打压的“新左派”仍然处于边缘和弱势。

这场论争后来虽然都无疾而终，但它对21世纪的中国思想进程的影响是不容忽略的。一是它让包括左翼、中间派等在内的不同理论创见提供了一定的生长空间；二是打破了以往知识精英和普罗大众之间的鸿沟和壁垒，出现了一种在互联网中才可能出现的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共荣共存的局面。

刘继明还在当时成为“新左派”重镇场地的《天涯》杂志上发文说

17大之后，在2011——2012年之间平西王和汪大海的“蛋糕论”之争，不仅将持续30多年的改开积累起来的如两极分化、贫富差距、三农问题、环境问题、城乡差距等掩盖不了的社会阶级矛盾以公共话题的方式浮出水面，而且把持续了数年的“新左派和自由派之争”推向了一个引起全社会关注的高峰（如《开放时代杂志》《文化纵横》等连续多篇幅对此进行过多角度地探讨），但这场引起全社会关注和参与的““蛋糕论”之争，随着曾被认为是一场重要社会实验的“重庆模式”的急速落幕为标志而迅速终止了，以及同时被宣告提前早逝的除了重庆模式的终结还有从出生就带有畸形的二共。

轰轰烈烈的重庆模式惨淡落幕后不久，18大就在一种焦灼和疑虑交织的社会情绪中召开了。当时很少有人预料到，这次会议将不仅改变了“新左派和自由派”中知识分子的命运，更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虽然我坚决反颂圣，但我必须承认：从党史角度来看，2012年18大的重要性，也许仅次于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官宣开启了中国改开进程，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后两个三十年的分水岭，以至外媒一度把党内主张改革的领导人称为“三中全会派”或“改革派”，反之则称为“保守派”。

“九二南巡”之后的主流知识界（包括政界），基本上是所谓“改革派”的天下，此后的一系列市场化改革都是由他们主持操刀进行的。中国的经济也因此迎来了长达近二十年的高速发展时期，但发展过程中埋下的各种社会矛盾也逐渐积累起来，并在进入21世纪第一个十年前后，接近峰值，吴敬琏还在接受《财新》采访时说“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临界点”，这就是重庆模式这场带有特殊使命的社会实验得以开展又急速落幕的背景和原因所在，一场潜在的社会危机似乎正在到来。

17大提出的问题必须给出解释了。

18大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

18大除了完成中央领导层更替，还提出了两个引人瞩目的口号：一是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为21世纪初页至中叶的发展目标，写进了不久后修订的党章；二是习核心明确主张“不能用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否定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否定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即“两个三十年不能互否”（其实甘阳的“通三统”可以理解为为其提供了最初的理论雏形）。前者是新的施政纲领，后者是新的意识形态定位，两者都释放出了一种强烈的政治信号，标志着持续三十多年的改开，进入了第二年三十年，新中国在建立两个三十年之后，进入到第三个三十年，更标志着三共时代的来临，同时也意味着这个党在继江长者的“三个代表”之后，进一步淡化其作为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党色彩，将自身塑造成“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政治意愿。而“两个三十年不能互否”的论断，则是为了在表面上弥合前后两个三十年在政治理念和发展模式上存在的巨大裂痕和遮去二共给一共留下的一道血痕及三共给二共造成的一条伤疤，两者都体现了中央新领导层希望可以化解危机的政治努力；再联系到2017年为修宪做准备的19大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原来的落后生产力与人民群众要求不相适应的矛盾改为“发展不均衡”的矛盾，可以看出这个党当时对改开近40年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化”的强烈意向。

18大之后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自由派公知的“政治失宠”，逐渐由主流滑向边缘，其中一些代表人物受到了严厉的打压，而一直被视为自由派大本营的《南方周末》和新老右派阵地的《炎黄春秋》，也先后遭到改组或改版，新民族主义取代新自由主义，成为了“新时代”的主流话语。与此同时，一份以前名声不显的《环球时报》抓住机会填补了《南方周末》腾出来的舆论真空，成为了“新时代”舆论界的一面耀眼旗帜，《环球时标》主编胡锡进更是在舆论场上“出尽风头”。

其实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新民族主义并非横空出世，一夜间降临的，而是在二共就经过了较长的蛰伏或生长期，只不过畸形的二共早逝让它得以及时和二共剥离在三共能够大展拳脚。

所以，18大之后的政治文化蜕变，可以说为新民族主义提供了从边缘走向中心、从另类走向主流的机会。但自由派公知并没有退出舞台，而是由原来的主角退居其次，同新民族主义和“新左派”，进入了一个三足鼎立的政治文化相持的“新时代”。

所以我说18大给17大提出的问题给了自己的解释——“中国的何处是什么”，才说18大是把17大没有开完的会开完了。

在昔日主角的自由派发出“启蒙失败”的矫揉哀声、在小圈子里唱着《致失去的青春》聊以自慰之后，迎来了建党100周年、迎来了20大，更迎来了青年一代在地铁上读《毛选》，以各种方式向“教员”及创造了历史的那一代“新青年”学习、致敬，和尽可能地去追寻那段被人为掩盖的文革历史。

不敢说这是一种觉醒，但这必是一种呼唤。

现代中国的历史在经历了“第一个一百年”之后，似乎面临着又一个新的起点——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看到网上有人问中国下一步会怎么走，其实应该说中国下一步将不走向何处，但这谁也无法预言，但我相信新的历史和中国的未来，必将掌握在青年一代手中；我相信在经过一系列的国内外残酷斗争之后，光明终将洒满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有人可能认为我是在打鸡血，随便怎么想都行，我相信、有人相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