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下半场开踢 -- 方平

For many, this post-service journey leads to a grim destinatio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One in three of the nation’s 19 million veterans report having been arrested and jailed at least once, and more than 181,000 are behind bars. Former service members make up nearly 8% of those in state prisons and 5% of the federal prison population.

受好友许寿裳推荐，蔡元培聘请鲁迅为临时政府的教育部部员，这个官不大，相当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央官署中的中级官员——佥事。以前官场环境比较恶劣，在那个时期，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各军团之间互相倾轧，矛盾重重，人事变化频繁，光是教育部总长就在十四年间换了38次，司长也换了24次。当官不好当，好在鲁迅被分配到管理文教一类事务，所以鲁迅刚开始对做官还是蛮感兴趣的。尽管鲁迅未做官之前，从日本回来后在绍兴府中学堂教书，有时嘲笑别人当官，但当他真正被聘请时，还是很高兴的，并且很努力地工作。

1902年，科举制还未被废除，它仍为家境稍微殷实的富家子弟提供进入官场的正途。但鲁迅当年并不是没有考过科举，而且还在会稽县考试中表现不错，但因家道中落，鲁迅便来到南京，走一条非寻常子弟所走的道路。这在当时被乡邻被看不起，因为这是把灵魂卖给洋鬼子。得益于洋务运动，江南水师学堂、江南矿路学堂等等的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在当时它们相当于职业教育，学出来是做工人的，鲁迅就是走了这样的一条路，从而走向了世界。

从南京毕业，再留学日本，当时与鲁迅交往甚密的有两类人，一类是像他一样，被挤到社会边缘的贫寒子弟。一类则是革命进步人士，比如蔡元培、黄兴、孙中山、章太炎这些兴中会成员。光复会浙江籍颇多，鲁迅与秋瑾、陶成章亦来往颇多。后来兴中会和光复会结合组成同盟会，成为辛亥革命的核心团体。其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国，蔡元培被任命做教育总长，这为鲁迅进入公务员序列提供契机。

浙江有记载，有些国民党党员仅仅因为口袋上插了根钢笔就遭杀害。

浙江等地抓人的标准就是戴眼镜或者胸袋插钢笔、像个知识分子……

30万人被杀这是共产党说的，可能有夸大。但按照《大公报》，也有十几万人被杀。

周作人愤怒地写下《哑巴礼赞》，说我们干脆当哑巴。

其中记载

湖南有十六岁女学生读郭沫若《落叶》被枪毙，真是不可思议。

《落叶》只是一本郭沫若的爱情小说，毫无政治色彩，一个女生读爱情小说，有何罪过？

无非是当时不知道谁是共产党，看你读郭沫若的书，便认为你就是共产分子。

女作家谢冰莹在日本告诉郭沫若，有意思的是郭沫若听了难以置信，连声高问：这是真的吗？完全超出了郭沫若的想象。

1928年4月10日，《中央日报》载《在下层工作同志的伤心惨绝的呼声》写到：

本党不幸，为实际需要所迫而有清党运动之发生，致予贪污豪劣及投机腐化分子以乘机崛起，向革命势力反攻之机会，凡属忠实同志，受其诬陷摧残，几至与共产党同归于尽！而敝县（天台）党务情形，尤其是黑暗反动、层出不穷，言之痛心、闻之发指！现在同志等均在腐化分子一网打尽之中，被殴辱者有之，被劫掠者有之，被杀害者有之，被诬告者有之，被缉拿者有之，被系狱者有之……

窃敝县——天台——党务，向来积极进行，和平发展，便在军阀及其爪牙贪污豪劣极端嫉视之下，即已有多少同志，……在最下层埋下一点本党之潜势力。及至革命军底定浙江之后，……迄今二周岁，诸同志莫不抱绝对牺牲精神，非但未领取分文生活费，而且垫款数千，为党故，竟至债台高筑，在当时毫不计利害，不顾毁誉，如醉如狂为之，及今思之，转觉愚不可及！可怜将身提供于党国，艰难险阻，俱备尝之，几至于父母不得以为子，妻不得以为夫，弟妹不得以为兄，实逼处此，既不肯临阵脱逃，更何说投机而取巧？……

不料清党运动发生以后，贪污豪劣及投机腐化分子，遂得乘机崛起，企图将忠实同志，一概抹杀。而曹国材、金星、王槐、许杰、范守润、叶海琛同志等，遂无可悻免。试问同志等何罪：革命其罪；唤起民众其罪；始终站在党的立场，不肯苟且拆烂污，向反动势力和腐化势力妥协趋承其罪。若提起共产确证，咄咄怪事，只有县党部柱上“打打打，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一切军阀官僚，一切土豪买办，同志莫忘打”，之“打倒……买办”字样；“平平平，达到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之“达到经济地位平等”字样；及“洪水猛兽都不怕，乱臣贼子也可做，但是千万不要为总理之罪人”之起首二句，便可为豪劣所割取，作为告发材料，成为通缉根原，此诚人世见所未见之怪事，海外闻所未闻之奇谈！况曹国材同志等，言论行动具在，有目共睹，有耳共闻，皆足为非共产之反证，而可不顾一切，任意构陷，一个红顶帽，持之在手，看待时机可加辄加，无可回避，天下事之滑稽、糊涂、莫须有，岂更有甚与此者，实逼处此，亡无日矣！

回溯年来家乡党务情形，倍加痛恨！因诸腐化分子，本是地方上著名豪劣之一二等走狗，向来横行乡曲，为群众所切齿侧目，人人欲德而甘心者，既然以一网打尽忠实同志后，便可挂牌营私，为所欲为，出入衙门，包揽词讼，公开贿赂，鱼肉平民，无罪恶不作，无烂污不拆。党员入党，或想做某种委员者，业缘报酬之费不等；而各乡流氓土棍，素来有胁力，能听指挥者，阿狗阿猫，莫不广为收拢，而以闯祸无妨，有官司代为包打作附带条件，贻笑父老，乡里哗然！以致倚势横行，欺凌弱小。前来质问“党义难道是如此，何不设法制止”者，无时无之。尤以人言之不易取信者，堂皇神圣之县党部内，居然烟具横陈，雀声四起，卖笑临门，极青天白日下之怪现象！致使地方上有“国民党三民主义，业已改作三卯主义（烟赌嫖也）”滑稽新闻，“而梁山派扩充为梁山党”，国民党其名也，梁山党其实也，种种冷嘲热骂之口语，百出而无已时，好事者引为笑谈，有心人思之痛哭！

1928年江苏省党部举办国民党员总登记时，“党员对党灰心，不来登记者占十之三四；存观望登记者十之四五；因受反宣传不登记者十之二三。”[11]同样，广州市登记的国民党员不及全市原有党员的10％。广东全省申请登记者亦不过原有党员总数的35％[12]。在汉口，清党前有党员3万多人，登记时仅5000人[13]。在长沙，清党前号称有党员19万，清党后仅剩下“合格党员”1526人。这1500多名“合格党员”中，“农工两界寥寥无几”[14]。清党前夕，国民党员总数号称100万，清党后，据1929年10月统计，减至65万。[15]

被清除和自动脱党者可能还不止30万。因为在大批农工党员脱党和左派青年被清洗的同时，又有数以万计的“投机分子”涌入国民党内。例如在成都，清党前原有党员仅3000余人，清党后申请登记者多达1万余人。四川全省清党后登记党员数愈10万，是清党前该省党员人数的数倍[16]。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清党工作报告中亦指出，各县“或党员甚多而登记极少，或党员极少而登记太多”。并称后者大半为“投机分子”。另据1929年北平《民国日报》报道：河北“各县市指委中十分之九没入过党，有的是小土劣，有的当过税吏，有的曾做土匪，有的患神经病，其余确系不明白党义的盲从青年。……这次河北党员的数量，竟以不过六千同志的数目而拉到二万七千之多。”[17]

当时国民党内有人评曰：国民党“军事上虽得胜利，政治上却糟得不堪，土豪劣绅、投机分子潜形混入本党，冒充党员藉词诬害忠实同志比比皆是。武汉赤化，固属事实，而宁方腐化亦无可为讳。”“民众对于本党的信仰，在这时间，可算剥蚀尽净！”[18]

清华十校通电如下：“奠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有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九一八’事变，三日失地万里，吾民岂不知负责者为谁！特以外患当前，不愿与政府歧趋，然政府则利用此种心理，借口划一国策，熬煎逼迫，无所不至，昔可以赤化为口实，今复可以妨碍邦交为罪名，而吾民则一举一动，均有犯罪之机会矣。……北大学生组织反帝国主义座谈会，清华学生组织现代座谈会，此约法所许之权利，而政府则解散之，逮捕之。著作乃人民之自由，而北平一隅，民国二十三年焚毁书籍竟达千余种以上，……焚书坑儒之现象，不图复现今日。

写的比较虚，充满了“既要”，“也要”和“还要”这种官样文章。但是又没有明确的指标，考核等KPI挂钩原则。应该就是抛出一个意向性的东西看一看。

各地可以在这个阶段各取所需，像你说的，是要出钱化解一下烂尾楼；还是出地化解一下卖不出去的地；还是出项目缓解一下上下游压力，工人有活干。目前还看不出来。但是大概意思是政策已经给你了，自己用吧，用的好升官，用出了篓子和中央无关，是没有认真领会精神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