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另一个角度看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国庆节快乐 -- 真离

在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上的讲话（节录）

林彪

1970年8月23日

　　昨天下午，主席召集了常委会，对这次会议作了重要指示。我完全拥护主席的指示。这几个月来，主席对于这个宪法的问题和人代会的问题都是很关心的。这个宪法的修改、人代会的召开问题，都是主席提出的。我认为这很必要，很合时宜。在这次国内外大好的形势下开这个人代会和提出修改宪法，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对反帝反修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会有深远的影响。

　　这次全会的三个题目，即宪法问题，计划问题，战备问题，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间的三件大事。我同意恩来同志刚才所讲的关于这次会议的议程的安排。

　　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无产阶级专政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间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条反映出我国革命经验中间最根本的经验。毛主席，大家所知道的，是我们党、军队、国家的缔造者和领导者。毛主席的领导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因素总是多种的，不会是平均的，必然有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客观的条件当然很重要，但是很多国家也有很好的革命形势，但无很好的领导，就不能成功。我们是既有这种客观条件，又有这种正确的领导。这种正确领导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使得我们成为胜利的国家，成为胜利以后继续前进的国家，继续革命的国家，而不是中途停顿的国家。没有被世界上修正主义的逆流所同流合污，成为中流砥柱，这是很不容易的。挡住这一个逆流，很不容易。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地位是斗争中间形成的，是几十年的斗争中间形成的，是在党内两条路线的较量中间比较出来的。

　　所以，这个领导地位，在国内、国外除少数极端反动分子以外也都承认。中国革命半个世纪的历史都证明，只有毛主席代表了最正确的方向，代表历史发展的要求，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什么陈独秀哪，什么李立三哪，瞿秋白哪，王明哪，刘少奇哪，中间还有个张国焘，还有什么张闻天这些，照着他们的领导走下去就只会把革命引向失败，就会要造成革命的重大损失。我们是很幸运的，在各个严重的历史关头，靠着毛主席扭转了这种形势，使它转危为安，转弱为强，转败为胜。这是大量的、长时期的、重大的、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的。差不多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工作是前进还是后退，是胜利还是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巩固还是不巩固。在过去，有的时候是巩固的，但有的时候是不巩固的，有些时候很不巩固，而有些时候是被排斥的。凡是碰到毛主席的思想不能贯彻的时候，就使革命受到挫折、失败；得到贯彻的时候，就蓬勃地发展。可以说，这已是我们看惯了的事情，例子是不胜列举的。而这些经验，我们同志们必须记住，必须把关于这方面的迷迷糊糊的思想变成自觉的思想。特别是年老同志，必须把这些思想向下传播，传下去，讲清楚。使年青的同志们知道来之不易。就是：胜利绝非偶然。不是那么简单的、自流的，就可以成功的；这个问题解决不好，革命也可以失败的。很多国家，象欧洲那些国家，都进行过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但没有成功，损失很大。力量很大的，都失败了嘛，有很好的客观形势，也都失败了。很好的形势没有搞起来，或者搞起来失败了。

　　我们革命胜利以后的二十年，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时期以来，继续和更加证明毛主席思想的伟大作用。我的看法是这样子，老实讲，不管什么地方，不管什么部门，什么单位，毛主席的威信高的地方，对毛主席著作肯学、肯用的地方，人的精神面貌就改变。跟之而来的，就是物质的这种力量发生巨大的变化。不是小小的变化，而是一种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原来认为做不到的事情，能做到了。这就是毛主席的革命的精神和实际的精神，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毛主席的具体政策，具体指示，具体做法，一旦深入群众的时候，一旦群众领会的时候，那就是以排山倒海的力量，发生变化。主观世界的变化引起客观世界的变化。各个地方，各个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认识是可能不太一样的，这也是很自然的，一切事物总是不平衡的，总是有差别的。敌人当然是反对了，不消说的了，就是党内也是不平还衡的。我虽然不能经常到基层去跑，但是我也有我的办法，就是派些人下去问，下去调查研究。所碰见都是这么一种情况，凡是工作搞得好的，不是别的原因，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教育群众，运用毛主席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斗私批修，提高阶级觉悟和路线觉悟。同时开展阶级斗争，狠批资产阶级思想，走资派的思想，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思想，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军事思想和他在各个领域里面的思想，以及各种具体政策，这一切对动员群众，都起极其重要的作用。我觉得“老三篇”还是很起作用的。

　　毛主席领导我们革命几十年了，他对各种问题都接触了，都做了深刻的调查研究，都有重要指示。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毛主席几十年前写的东西，我们都觉得是比我们现在的水平高。世界上是有创造的，不但是社会科学的发展方面，是有创造的，自然科学万面，你看那个时期没有创造？毛主席的学说就是科学，解放人类的科学，解放无产阶级的科学。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是有创造的。他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然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新的发展。怎么能够说没有发展？

　　没有发展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说事物是不发展的，思想也是不发展的，只要旧的就行了，这是过去古老的思想，是不正确的思想。在历史上有很多人常常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看法，想把思想的发展停下来，认为是已经完成。在自然研究方面，社会历史研究方面，都有这种人不承认发展。可是事物总是在发展。这个地球原来就是一团火，然后慢慢地又有空气又有水，然后慢慢地有低级的生物，然后慢慢地有动物和高级动物，进入人类社会有低级的社会，高级的社会。现在我们是处在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全面崩溃的时代。同一百年前的马克思时代相比，我们这个时代是前进了很多。比列宁所处的时代也前进很多了。我们所遇到的重大事变跟当时他们所遇到的重大事变相比也多得多，大得多，快得多。如何能说是没有发展呢？毛主席不是都是回答了这些问题吗？不是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回答了这些问题吗？毛主席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现在的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相合。毛主席的天才，他的学问，他的实际经验，不断地发展出新的东西来。毛主席的著作中间所发挥的，所具体化的，所增加的新的东西，你们翻开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他们没有，而且是不可能有的。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那时候没有那个客观条件，不能对于现在的新问题做出预先的答复和解决。所以，不能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

　　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事物是凝固的，僵死的，而不是活生生的，可变化的，随着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这种观念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起码原则，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的。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需要慎重。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上层一些同志的一股风吹下去，就可能把下面的事情改变面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值得把脑筋静下来想一想。是不是这回事情。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敢于这样勇敢地向敌人进攻，发动革命，狠狠地打击那些叛徒、反革命分子、走资派和各种阶级敌人，很广泛地动员工农兵群众，同毛主席的高瞻远瞩和革命魄力，他的马列主义的最高水平，历史的广阔眼界，是分不开的。

　　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这个党、国家、军队，今天能够在国内取得这种地位，在国际上取得这样崇高的威望，同毛主席领导几十年来的斗争，是分不开的。这次宪法里面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领导思想。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

　　第二点，就是宪法里面突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也是体现了毛主席对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

　有人说，毛泽东于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在南方巡视期间，想推动林彪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所犯错误的解决，以加强党内的团结。毛泽东多次指出：对林彪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好吧。回北京以后，或者一个一个地，或者三个四个地，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江青给林彪拍摄这幅照片并刊登在两本画报上，是毛泽东有意吩咐江青做的，其目的是为了安抚林彪，暗示毛泽东还没有抛弃他，希望他改正错误，做个检讨了事。

　　还有人说，那次林彪主动到钓鱼台，是想请江青搭桥求见毛泽东，谈谈话，做个检讨，以请毛泽东原谅他，并没有照相的思想准备，所以连胡子都没有刮就去了。

江青为林彪照相，既不是林彪叫她从中搭桥，也不是毛泽东授意

　　江青爱好摄影和照相，并有一定的技术。在“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她精气神儿特足，大小会议都积极参加，显得十分活跃。会前会后，邀请了不少高层领导人到她的住地钓鱼台10号楼、17号楼照相，然后放大成16寸的彩照送给他们，以显示她的摄影技术。从那时起，她照相的兴趣一发而不可收。有人说：“那个时候她照相都照疯了!”

　　1971年6月8日下午，叶群带着她从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窃取的鸡血石等宝物到钓鱼台10号楼给江青看。江青则拿出她拍摄的得意之作请叶群欣赏。当叶群大捧江青的摄影水平之后，江青对叶群说：“你回去代我问候林副主席。明天如果林副主席身体好、精神好，请林副主席到我这里来，我想给林副主席也照一张相。”叶群听了以后，满面笑容地说：“我先替林彪同志谢谢江青同志。林彪同志知道江青同志要给他照相以后，一定会很高兴。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我一定动员林彪同志来这里照相。”江青高兴地说：“那好，我热情欢迎林副主席来这里照相。”

　　6月9日下午，林彪、叶群践约来到了江青住地钓鱼台10号楼。

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10/05/21/004706135.shtml

林彪《孜孜不倦》照片背后的故事

https://www.hebtv.com/0/0rmhlm/qy/jswh/jmjjzehjc/1153205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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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孟良崮战役后，粟裕一直想打大歼灭战。打大歼灭战，必须在兵力上首先占有优势，然而国民党军在中原集中了六个机动兵团，仅靠华野或三路大军中的任何一家，都难以单独取胜。

粟裕觉得，这一切急需改变。

当时毛泽东主张不要后方的战略跃进，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即缘自于此，粟裕的想法是，还是得有后方，否则难以在大兵团作战中占得先机。

战役规模上，因认为中原无大仗可打，中央军委主要强调打中小规模歼灭战，（哈哈哈哈哈）粟裕则认为，应该依托根据地，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这样才能确保解放军在数量和技术上迅速取得优势。

显然，粟裕的所思所想，跟中央的战略决策大不相同。为慎重起见，在起草好相关电报后，他又继续观察思考了40多天，最终才把这份分量极重的电报发出。

1948年1月22日，粟裕以“斗胆直陈”的措辞，向中央发出了电文，按照电报日期上的惯例称呼，该电被称为“子养电”。

中央收到“子养电”的时候，陈毅也在陕北杨家沟。

毛泽东电召陈毅到陕北，是因为继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后，他正在考虑第二步战略跃进。

毛泽东预计，五年内可以解放全中国。1948年是第三年，战略重点就放在跃进江南的行动上。

中央决定以华野为主，组建东南野战军，陈、粟分任正副司令员。毛泽东与陈毅还共同商定，先由粟裕率三个纵队于1948年夏季或秋季渡江南进。

陈毅兴致勃勃，赋诗一首：“五年胜利今可卜，稳渡长江遣粟郎。”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子养电”来了。

围绕“子养电”，中央军委进行了复议，复议的结果，决定维持原议不变。五天以后，中央将“跃进江南行动”电传粟裕。

渡江南进，还是无后方作战，而且比刘邓跃进大别山走得更远。当收到中央命令的时候，粟裕又想到了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北上抗日先遣队。

当年那支本来很能打仗的部队，也是在做无后方挺进，行程二万五千多公里，到达皖南时已减员了一半，它后来的覆灭，几乎是可以预见到的。

这次渡江南进，华野要走的路程，比抗日先遣队还多一倍，估计减员也不会少于一半，沿途又得不到补充，前途如何，粟裕心里实在一点儿底也没有。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粟裕加紧完成渡江南进的准备，但他并没有放弃过个人的独立思考。

自此以后，粟裕经常手拿中央军委的电报默默沉思，他时而站在地图前比来画去，时而征询众人的意见，翻来覆去地对自己的思路进行推敲。

粟裕两次向陈毅谈及自己的设想，陈毅大感意外，迟疑地说了一句：“中央要你过江，你不过江？”见粟裕仍然坚持己见，陈毅遂同意他将意见直接报告中央。

1948年4月18日，粟裕再次“斗胆直陈”，向中央军委建议，华野暂缓渡江，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规模歼灭战。

三天后，粟裕忽然接到中央电报，要他和陈毅一起动身北上。

1948年4月25日，毛泽东提议在阜平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陈粟兵团的行动问题”是会上要讨论的首要议题。4月30日，陈、粟到达阜平。

毛泽东有个习惯，会见党内同志从不迎出门外，但获知粟裕前来时，他破例走出门外，并同粟裕长时间握手。经过中央集体讨论，粟裕的建议最终以军委命令的形式确定下来。

毛泽东不是一个轻易能被说服的人，而敢于对毛泽东反复提出意见并为他所接受的，在解放战争的历史上，粟裕是比较突出的一个。

会议结束，毛泽东突然告诉粟裕，陈毅将不回华野，今后华野全部交给粟裕一个人来搞。粟裕听后感到非常意外，再三请求让陈毅仍回华野。

毛泽东表示，中央已经做出决定，陈毅去中原局，华野完全交给粟裕。

中央决议无法更改，粟裕只好提出了自己最后的请求：继续保留陈毅的华野司令员兼政委一职。

毛泽东沉思片刻，点头同意了，但是强调陈毅必须马上去中原局，不能再回华野。

1948年五月中旬，中央军委接连发出命令，任命陈毅为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即原刘邓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及政委，陈毅不在华野期间，其在华野的职务由粟裕代理。这就是有口皆碑的粟裕“二让司令”。

中央（这个中央用的很有意思）同意了粟裕留在中原打大歼灭战的建议，不过给他的指标难度不小———要在四至八个月内，歼灭五万至十万敌军，当时华野在中原的主力部队总共才十万，也就是说歼敌数要达到自身体量的一半甚至全部。

粟裕接下的，是一份沉甸甸的军令状，从这个时候起，他在战场上就只能胜，而且必须是大胜。

粟裕有此勇气，是因为他坚定地相信，打大仗、取大胜的时机已经到来。

打大仗，先打谁？朱德在视察华野部队驻地时，要求华野“钓大鱼”，尤其要“钓”到一两条像邱清泉兵团（以整五师为主）这样的“大鱼”。

这实际上是当时中央的要求，即首战要以歼灭盘踞在鲁西南的邱兵团为主要目标。（摘自《战神粟裕》，现代出版社出版）来源：文汇网

1945年8月26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去重庆谈判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苏美英三国都不愿中国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的独裁统治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和必须去的，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作城下之盟的可能性，但签字之手在我。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达到妥协。我们让步的第一批是广东至河南的根据地，第二批是江南的根据地，第三批是江北的根据地，要看谈判的情况。在有利条件下是可以考虑让步的。陇海路以北迄外蒙一定要由我们占优势。东北也要占优势，行政大员由国民党派，我们去干部，一定有文章可做。如果这些还不行，那末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我去了重庆，领导核心还在延安。延安不要轻易搬家。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这篇发言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四卷。

同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党内通知。通知指出：在谈判中我方准备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出必要的让步，以便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关于谈判结果可能出现的两种局面，通知指出：如果出现和平发展的局面，我党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我党就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来犯者。通知告诫全党，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必须依靠自己手中的力量和行动指导上的正确，必须坚决依靠人民。这个通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中共中央政治局接连召开会议进行讨论。

为了国内和平、民主、团结的实现，毛泽东毅然决定，接受蒋介石的邀请，深入虎穴！他认为“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字之手在我。”“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做了最坏的打算，那就是如果做出最大让步还不行，就“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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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谈边打 ——大型文献电视片《重庆谈判》解说词（第三集）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www.qstheory.cn 2019年07月31日 15:48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

讲一讲目前的时局问题。这是同志们所关心的问题。这一次，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谈了四十三天。谈判的结果，已经在报上公布了⑴。现在两党的代表，还在继续谈判。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这是达成了协议的。还有没有达成协议的。解放区的问题没有解决，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

国民党一方面同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又在积极进攻解放区。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不算，直接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有八十万人。现在一切有解放区的地方，都在打仗，或者在准备打仗。《双十协定》上第一条就是“和平建国”，写在纸上的话和事实岂不矛盾？是的，是矛盾的。所以说，要把纸上的东西变成实际，还要靠我们的努力。为什么国民党要动员那么多的军队向我们进攻呢？因为它的主意老早定了，就是要消灭人民的力量，消灭我们。最好是很快消灭；纵然不能很快消灭，也要使我们的形势更不利，它的形势更有利一些。和平这一条写在协定上面，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实现。现在有些地方的仗打得相当大，例如在山西的上党区。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他们的三万八千被消灭了三万五千，逃掉两千，散掉一千⑵。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我们解放区的地方，他们要拚命来争。这个问题好像不可解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地争呢？在我们手里，在人民手里，不是很好吗？这是我们的想法，人民的想法。要是他们也是这样想，那就统一了，都是“同志”了。可是，他们不会这样想，他们要坚决反对我们。不反对我们，他们想不开。他们来进攻，是很自然的。我们解放区的地方让他们抢了去，我们也想不开。我们反击，也是很自然的。两个想不开，合在一块，就要打仗。既然是两个想不开，为什么又谈判，又成立《双十协定》呢？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在重庆，有些人认为，蒋介石是靠不住的，是骗人的，要同他谈判出什么结果是不可能的。我遇到许多人都给我这样说过，其中也有国民党员。我向他们说，你们说的是有理由的，有根据的，积十八年之经验⑶，深知是这么一回事。国共两党一定谈判不好，一定要打仗，一定要破裂，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还有另外一个方面，还有许多因素，使得蒋介石还不能不有很多顾忌。这里主要有三个因素：解放区的强大，大后方⑷人民的反对内战和国际形势。我们解放区有一万万人民、一百万军队、两百万民兵，这个力量，任何人也不敢小视。我们党在国内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已经不是一九二七年时候的情况了，也不是一九三七年时候的情况了。国民党从来不肯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现在也只好承认了。我们解放区的工作，已经影响到全中国、全世界了。大后方的人民都希望和平，需要民主。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同情。广大的外国人民不满意中国的反动势力，同情中国人民的力量。他们也不赞成蒋介石的政策。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反对中国内战，主张和平、民主的，不只是我们解放区的人民，还有大后方的广大人民和全世界的广大人民。蒋介石的主观愿望是要坚持独裁和消灭共产党，但是要实现他的愿望，客观上有很多困难。这样，使他不能不讲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我们也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来邀请，我们讲现实主义去谈判。我们八月二十八日到达重庆，二十九日晚上，我就向国民党的代表说：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就产生了和平团结的需要。我们要求了，但是没有实现。到西安事变以后、“七七”抗战以前，才实现了。抗战八年，大家一致打日本。但是内战是没有断的，不断的大大小小的磨擦。要说没有内战，是欺骗，是不符合实际的。八年中，我们一再表示愿意谈判。我们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上也这样声明：只要国民党当局“一旦愿意放弃其错误的现行政策，同意民主改革，我们是愿意和他们恢复谈判的”⑸。在谈判中间，我们提出，第一条中国要和平，第二条中国要民主，蒋介石没有理由反对，只好赞成。《会谈纪要》上所发表的和平方针和若干民主协议，一方面是写在纸上的，还不是现实的东西；另一方面也是由各方面力量决定的。解放区人民的力量，大后方人民的力量，国际形势，大势所趋，使得国民党不得不承认这些东西。

“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从前不去是对的，这次去也是对的，都是针锋相对。这一次我们去得好，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他们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我们，我们去了，可是他们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要由我们提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成立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

有些同志问，为什么要让出八个解放区⑹？让出这八块地方非常可惜，但是以让出为好。为什么可惜？因为这是人民用血汗创造出来的、艰苦地建设起来的解放区。所以在让出的地方，必须和当地的人民解释清楚，要作妥善的处置。为什么要让出呢？因为国民党不安心。人家要回南京，南方的一些解放区，在他的床旁边，或者在他的过道上，我们在那里，人家就是不能安心睡觉，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争。在这一点上我们采取让步，就有利于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现在全国所有的宣传机关，除了新华社，都控制在国民党手里。它们都是谣言制造厂。这一次谈判，它们造谣说：共产党就是要地盘，不肯让步。我们的方针是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容许作一些让步，用这些让步去换得全国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我们过去和蒋介石办交涉，也作过让步，并且比现在的还大。在一九三七年，为了实现全国抗战，我们自动取消了工农革命政府的名称，红军也改名为国民革命军，还把没收地主土地改为减租减息。这一次，我们在南方让出若干地区，就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使国民党的谣言完全破产。军队的问题也是这样。国民党宣传说，共产党就是争枪杆子。我们说，准备让步。我们先提出把我们的军队由现在的数目缩编成四十八个师。国民党的军队是二百六十三个师，我们占六分之一。后来我们又提出缩编到四十三个师，占七分之一。国民党说，他们的军队要缩编到一百二十个师。我们说，照比例减下来，我们的军队可以缩编到二十四个师，还可以少到二十个师，还是占七分之一。国民党军队官多兵少，一个师不到六千人。照他们的编法，我们一百二十万人的军队，就可以编二百个师。但是我们不这样做。这样一来，他们无话可说，一切谣言都破产了。是不是要把我们的枪交给他们呢？那也不是。交给他们，他们岂不又多了！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上面就是我向同志们讲的时局问题。目前时局的发展，有许多矛盾现象。为什么国共谈判中有些问题可以达成协议，有些问题又不能达成协议？为什么《会谈纪要》上说要和平团结，而实际上又在打仗？这种矛盾现象，有些同志想不开。我的讲话就是答复这些问题。有的同志不能了解，蒋介石历来反共反人民，为什么我们又愿意同他谈判呢？我党七次代表大会决定，只要国民党的政策有所转变，我们就愿意同他们谈判，这对不对呢？这是完全对的。中国的革命是长期的，胜利的取得是逐步的。中国的前途如何，靠我们大家的努力如何来决定。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局势还会是动荡不定的。我们要加倍地努力，争取局势的发展有利于全国人民。

记者问中共发言人，吴国桢氏所提恢复交通办法，你的意见如何？

该发言人答道：这不过是缓兵之计而已。国民党当局正在大举调兵，像洪水一样，想要淹没我整个解放区。他们在九、十两月几个进攻失败之后，正在布置新的更大规模的进攻。而阻碍这种进攻，亦即有效地制止内战的武器之一，就是不许他们在铁路上运兵。我们和旁人一样，主张交通线迅速恢复，但是必须在受降、处置伪军和实行解放区自治三项问题获得解决之后，才能恢复。先解决交通问题，后解决三项问题呢，还是先解决三项问题，后解决交通问题呢？解放区军队艰苦抗日八年，为什么没有受降资格，而劳其他军队从远远的地方开去受降呢？伪军人人得而诛之，为什么一律编为“国军”，并且指挥他们进攻解放区呢？地方自治，《双十协定》⑻上已有明文规定，孙中山先生早主省长民选，为什么还要政府派遣官吏呢？交通问题应该迅速解决，这三大问题尤其应该迅速解决。三大问题不解决而言恢复交通，只是使内战扩大延长，达到内战发动者们淹没解放区的目的。

为着迅速制止已经普及全国的反人民反民主的内战，我们主张：（一）已经进入华北、苏北、皖北、华中各解放区及其附近的政府受降军队和进攻军队，立即撤返原防，由解放区军队去接受敌人投降和驻防各城市与交通线，恢复被侵占的解放区；（二）全部伪军立即缴械遣散，在华北、苏北、皖北者，由解放区负责缴械遣散；（三）承认一切解放区的人民民主自治，中央政府不得委派官吏，实现《双十协定》的规定。发言人说：只有如此，才能制止内战；否则是完全没有保障的。绥远、上党、邯郸三次自卫战斗中所缴获的文件以及大举调兵和大举进攻的实际行动，已充分证明国民党当局所谓恢复交通是为着人民，不是为着内战，乃是毫不足信的。中国人民被欺骗得已经够了，现在再不能被欺骗。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

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七日）

（二）目前战争的规模很大，许多领导同志在前方指挥，不能分心照顾减租和生产。因此，必须实行分工。留在后方的领导同志，除了作直接援助前线的许多工作之外，一定要不失时机，布置减租和生产两件大工作。务使整个解放区，特别是广大的新解放区，在最近几个月内（冬春两季）发动一次大的减租运动，普遍地实行减租，借以发动大多数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同时，在一九四六年内，全解放区的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务使有一个新的发展。不要因为新的大规模战争而疏忽减租和生产；恰好相反，正是为了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要加紧减租和生产。

（三）减租必须是群众斗争的结果，不能是政府恩赐的。这是减租成败的关键。减租斗争中发生过火现象是难免的，只要真正是广大群众的自觉斗争，可以在过火现象发生后，再去改正。只有在那时，才能说服群众，使他们懂得让地主能够活下去，不去帮助国民党，对于农民和全体人民是有利的。目前我党方针，仍然是减租而不是没收土地。在减租中和减租后，必须帮助大多数农民组织在农会中。

1947年6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已经发展到了42万人，在国民党军全面进攻下，保持了强有力的韧性（呵呵呵），但长久作战以来，对我解放区的百姓生存影响较大（就是放弃根据地的委婉说法罢了），更为关键的是，1947年3月国民党军已经由全面进攻转入重点进攻，因此上级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必须转移到外线作战。

6月10日晋冀鲁豫野战军抽调1、2、3、6纵共计12万人挺进大别山。羊山集一战打掉了敌整编66师师部以及两个旅。而在整个鲁西南战役中，晋冀鲁豫野战军以12个旅歼灭刘汝明、王敬久两个兵团4个整编师9个半旅，完成了度过黄河最伟大的一场战役，但这一战也只是挺进大别山的第一步，更加艰难的还在后面。

张家口失守，中共丢失了通过外蒙与苏俄联系的通道，而且晋察冀根据地被从中切开，割裂成数块，国民党军队随时可以以张家口为基地向晋察冀根据地腹地发动攻势，形势极为不利。

因为张凤集战役失利，丢掉了鲁西南所有根据地，晋冀鲁豫根据地变成了晋冀豫根据地，解放区少了很大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