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八一起义为何没选在九江举行？ -- 忘情

作者：忘情

我党于1927年8月1日凌晨发动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一天也成为人民军队的建军节。

熟悉军史的朋友们都知道，参加南昌起义的队伍，都是从九江地区开赴南昌的。哪怕是起义成功后，才动身赶往南昌与主力会合的25师主力，也是从九江县西南的马回岭车站出发的。不知道有谁想过没有，为啥我党不在九江地区就近起义，而偏偏要集中队伍赶往南昌呢？

要解答这个问题，还得从当时的政治、军事态势和军略地理说起。

1927年7月15日，在武汉的汪精卫集团撕去了“左派”的面纱，开始“清党”，史称“7.15政变”。一时间，曾经的“革命中心”武汉，以及农运基础甚好的两湖地区，陷入了血雨腥风之中。各级农运、工运组织遭到摧残，共产党人、左翼人士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革命转入低潮。在这种情况下，将自己掌握和影响的武装力量从国民党阵营中拉出来，举行武装斗争，是挽救中国革命的唯一办法，也是中国共产党绝境求生的唯一选择。

此时的武汉“国民政府”，在“清党”的同时，还由唐生智任总指挥，指挥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东征讨蒋”。从7月中旬开始，第二方面军以第11军、第4军、第20军的次序，由武汉、黄石顺江而下，准备在九江地区集结完毕后，再会同第五方面军，分别向皖南攻击前进。由于我党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基本集中在第二方面军中，因此党一面将暴露的党员及尚存的工农力量撤出武汉，夹杂在行军队列里向九江方向集结，一方面也在积极争取张发奎参加起义。

之所以要做张发奎的工作，是因为此前我党受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影响，没充分意识到抓牢“枪杆子”的重要性，更没有像后来“三湾改编”那样，“将支部建在连上”。因此党对国民党军队的掌握和影响程度，基本要看部队主官的态度和政治倾向。所以如能争取到张发奎，则第二方面军都会站到共产党一边。如此一来力量就大不一样了。打回潮汕地区，接受共产国际援助，重建革命根据地，再次誓师北伐的成功希望也就更大了。

可惜事不如人愿。张发奎不仅没倒向革命阵营，反而和汪精卫密谋，准备在第二方面军里“清党”。这就意味着，刚刚脱离武汉这个险地的共产党人，又被逼入了绝境。何去何从，决策稍有差池或延误，都意味着灭顶之灾。

7月20日，谭平山，邓中夏，李立三，聂荣臻，叶挺等人在九江开会研究对策时，所面临的形势相当严重复杂。在军事态势方面，第二方面军所属的第4军、第11军驻扎在马回岭、涂家埠一带。第20军贺龙部正从黄石向九江开来。第五方面军第3军已移至樟树、吉安一线；第9军主力移驻抚州；程潜的第6军，经江西的萍乡、武宁，分道向南昌集结。南京政府方面的何应钦，李宗仁，叶开鑫等部，正从南京沿长江两岸向安庆移动，准备讨伐武汉“国民政府”。

到7月20日时，九江地区完全在我党掌握中的部队，实际上只有叶挺任师长的第11军第24师。第11军第10师中虽有一些中共党员，但师长蔡廷锴却态度暧昧。同属第11军的吴仲禧第26师中，我党几无力量。在第4军中，我党对缪培南任师长的第12师、由奉军改编而来的第21师，并无影响力。由叶挺独立团扩编而来的第25师倒是深受我党影响，但师长李汉魂却系张发奎亲信。我党完全有把握拉出来的队伍，只有由副师长周士第兼任团长的第73团。至于第20军贺龙部，名为1个军，但当时实际上只编有贺锦斋任师长的第1师，秦光远任师长的第2师，总计约5000人，仅比叶挺第24师人数还少些。而且我党此前在第20师内的基础极为薄弱，军长贺龙当时也并非中共党员。能否争取到他参加起义，事先谁也吃不准。

在军略地理方面，三面环山、一面临江的江西省，交通相当落后。可供大部队机动的路线，大体呈一个“天”字形。上面这一横是沿江通道。下面这一横是横贯赣北丘陵地带的一条东西向走廊，也就是今天浙赣铁路途经之地。一撇是指由南向北注入长江的赣江及其沿岸。一捺是指抚河及其沿岸。九江和南昌，分别位于上、下两横与一撇的交汇处。

所以，如果在九江地区举行起义，由于没能争取到在第二方面军中颇有掌控力的张发奎，届时我党真正有把握控制的武装力量，实际上只有叶挺的第24师及25师73团。这两支部队战斗力虽强，但要对付战斗力同样强悍的第10师、第12师，以及战斗力虽弱，但人数不少、装备不差的第21师、第26师，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成功的把握并不大。况且九江临江，大部队猬集于此，并无回旋空间，只能迎面对撞死拼。这对兵力居于绝对弱势的我党来说极为不利。

无论是上游的武汉汪精卫集团，还是下游的南京蒋介石集团，彼此虽有矛盾，但在反共问题上却是高度一致的。如果我党在九江发动武装起义，武汉和南京方面都会利用长江水道快速机动兵力，合击起义部队。位于九江以南的第五方面军部队也必然快速向南昌收缩兵力，堵住起义军南下的必经通道。由此，起义部队即便能在九江地区战胜兵力占优的张发奎部，也将陷入背靠长江，三面迎敌的窘境，很难冲破敌军的重重合围，实现南下潮汕接受共产国际物资援助的既定计划。

综上所述，挥师南下，移兵南昌是共产党人唯一的选择。当时南昌城中的敌军，只有王均第3军第8师第23、24团；程潜第6军第19师第27团；金汉鼎第9军第27师第79、80团。第五方面军警卫团，共计6个团，约6000兵力。敌军数量既少，又互不统属，最近的援军也要1、2天才能赶来，因此在南昌举行起义，成功的把握很大。起义后敌军虽必然沿“天”字形通道向南昌汇集，但起义军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在合围形成之前逆赣江通道，或是逆抚河通道南下。

事实上，预定参加南昌起义的队伍移师南昌之际，张发奎在庐山上召开高级军官会议，着手部署在第二方面军中“清党”。张发奎、蔡廷楷与叶挺既是广东老乡，又是多年战友，彼此私交甚厚。因此张发奎对叶挺还抱着争取的态度。蔡廷楷在上庐山开会前，还放心地将自己的第10师托付给叶挺代管。叶挺部在移师南昌时，顺理成章地将第10师部分“拐带”到了南昌。第10师是否在南昌起义中实际参战，目前史学界尚有争议，但至少暂时解除了这支战斗力颇强的队伍对起义军的现实威胁。

至于驻马回岭的第4军所属第25师，有师长李汉魂在，副师长周士弟便只能实际掌握由他兼任团长的第73团。而74团除了参谋长王尔琢是共产党员，其他人几乎全是国民党的人，中共在该团的影响力最弱。75团团长李江不是共产党员，参加起义的可能性不大。该团1营副营长孙一中是黄埔一期生，倾向于共产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策动第25师全体参加起义是不现实的。提前将自己掌握的力量拉往南昌集中，毫无疑问将打草惊蛇。所以，25师的起事，只能等南昌起义成功后才能进行。事后证明，这个估计和部署是正确的。我党经过周密准备，最终也只争取到了第73团整团、第75团3个营及第74团的重机枪连、侦察连参加起义队伍。

周派共产党是想复制布尔什维克模式，即以布党挟持苏维埃党 ，进而挟持社会党，进而束缚资产阶级党，这个模式在苏联偶然胜利了，但是在北洋民国时期很难复制。

因为，第一，工人阶级力量太小；第二，中国城市作用不如西方、苏联。第三，中共组织太弱。第四，这群人能力太差。

所谓说他们能力是事后的追认和歌颂，除了秋收起义，南昌、广州都有极强的投机性和组织混乱性，就宣传而言，周总是成功的，因为第一次和次数多压过了毛主席。可以这样说，当年起义时合理的，但是数量控制是失策的，绝大部分是盲目的起义，是苏联十月革命的无脑复制，也是失败的。由于组织混乱，几乎接近历史以来的农民起义。

苏联十月革命起义之际，比较注重统一战线，而在我国的起义中，则出现了农民暴乱运动模式，这导致了历史以来的农民起义中乱杀大量出现，这是当年起义的值得考虑的地方。

在今天，我们第一不再迷信苏联，可以审慎的理解和解释十月革命，第二合理化认识当年的极左操作，第三也不再迷信对当年起义的歌功颂德了。

说到底，虽然有经验不足，能力不足，但是确实也应该考虑的更完善一些。这就涉及到了当时的背景和操作了。

南昌起义最借重的是苏联胁迫下的武汉第二方面军的起义问题，这里面涉及到了共党亲国党派，共党本身，国民党左派和逍遥派的合作。作为起义的最高指挥机构，主席团成员，宋庆龄不能参加起义，地位却很高，这是利用孙中山和我们党的合作，但是，其实孙中山也是对我党很有警惕的，这是蒋介石412的心理基础，也是大革命大屠杀的思想基础。而宋庆龄先生确实由于可能是苏共党员（秘密党员？特工？），确实亲近却不能参加，大家推举的共主是谭平山先生，一个亲近国民党但是更类似第三党的中共党员（没办法，那时的这部分党员确实不够纯洁，他们虽然参与了中共建党，却保持了所谓人格独立性，结果就是因为一些不大的原因而离开中共，这当然是错误的，谭平山和苏联的关系资料确实不足，不像宋庆龄经常试图武装解救牛兰等被捕的共产党员），好像一个吉祥物，但是似乎又不止如此。

邓演达是第三党，主要是反蒋。也没有参加起义。

重点是张发奎，这事很奇怪，我们起义依靠的主要力量是张发奎的武汉政府国民党第二方面军，但是，他是中间派，因为共产党的激烈农民起义和土改，出现了各方面都对共产党警惕甚至仇视的问题了，历史以来，农民起义杀大户倒是也一直存在，农民军和官军也都干这事，但是通过一个政策和规划来解读这件事情的只有当时的共产党，这就很不好办，你要依靠张发奎，你就不能太狠了，可以慢慢处理，起码不那么决然，这样多少有利于团结。毕竟张发奎不像贺老总，贺老总是历史造反者，土匪出身，而且家人长期献身于土匪事业，没有解决土匪招安化的问题。

因此贺老总比张发奎有天然的，更较为坚决的革命性。而且，周总有话，不听话就干了他，这个事就很神奇，似乎张发奎还知道了这个事情，这就导致了李汉魂部和蔡廷锴部的反对，因为他俩听张发奎的。

虽然是不那么受到汪精卫待见的国民党真左派，也是有点犹豫不决，但是毕竟以造反者的名义还是以下野国民党左派的名义，差距还是很大的。

作为一个正常的中国人，虽然说组织能力不行，判断苏联的支持导致如何如何，绝大部分人都是极为犹豫的。

张发奎就是那个放弃了历史的人，当然，这也是当年绝大部分人，包括谭平山这类原中共党员的选择。

实际上就能力判断来说，反面人物张国焘当时反对立刻起义确实也是合理的。张国焘是能力在线的。只是，当时也确实有不得不起义的原因，出了楼主所说，主要也是起义风声也是传出去了，大家的态度和汪精卫的分歧也是明显了。汪精卫自然也是因为不那么信任苏联的支援反蒋进而选择和蒋介石同流合污，况且汪精卫还有因为亲日而反苏的心理基础。

就当时各种因素来说，国民党因为共产党（中、苏）的凌厉（还有清洗）而选择放弃苏联和美英日等西方合作，其实是很正常的，谁能想到突然出现了一个毛主席呢。所谓国民党右派的立党基础就是这样，也没办法。

共产党这边就不说了，周总的军事能力和做事能力在当时其实不怎么样，本来凝合的就是一个缝合怪，起义准备也严重不足，所以南昌起义自然而然的就是走向了失败了，苏联竟然没有军事援助汕头。应该是苏联自身犹豫不决，其实当时苏联也在统一思想，不好确认到底是援共还是援国，或者全都要，如果是两方面都援助，如何把握度又不是当时的苏共可以权衡合理的。

虽然说当时确实有鲍罗廷还不想放弃蒋介石的原因，但是苏联的愚蠢也是没法说，虎头蛇尾，结果就是彻底打击了周总等等。

好在朱总坚持下来了，有了井冈山会师，历史终于倾向了中国人民，总结历史经验不是说谁好谁坏，毕竟苏联给中国带来的这个组织是很好的，尽管有很多的缺点，但是毕竟挽救了中国的历史命运，终于使得中国历史不再沉沦了。走毛主席的道路，没错的。

这个师原来属于贵州部队第九军。

对于黔军，大家的刻板印象就是双枪兵缴枪兵，其实北伐前期黔军的战绩十分辉煌，只不过国共双方都没怎么宣传。

黔军几个月之内，就从湖南西部的常德打到湖北西部的宜昌，消灭了吴佩孚的主力。

在官方的军史上可以看到，北伐军第四军等等势如破竹，而吴佩孚只能在这个桥那个桥据险固守，很明显是兵力不足。而兵力为啥会不足呢？因为吴的部下卢金山的几万人被黔军包了饺子。

后来，唐生智枪毙了黔军总指挥，抓了第九军军长。

第九军然后被拆分，其中第一师发展成贺龙部，第二师就是26师。

吴仲禧应该没有当过师长，仅仅是副师长代师长（师长是原来第九军第二师师长贵州人杨其昌，公开说法是他生病不能履行职务，需要代理）。

27年6 月 15 日, 武汉政府成立第二方面军, 总指挥为张发奎, 吴仲禧当了副官长, 最迟到这个时候，26师师就是许志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