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小日本排核这个事，对中国来说可大可小。 -- 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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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希特勒从西部闪电般地侵入波兰的时候，斯大林则小心翼翼地从东部悄悄地进入波兰。当希特勒摧残了两千三百万波兰人的自由，从而提出结束这场“无益”的战争的时候，斯大林则通过他的外交和他的共产国际对这种和平优势啧啧称羡。当斯大林在波罗的海沿岸占据了战略位置后，希特勒则乖乖儿地从那里撤走了自己的军队。当斯大林进攻芬兰的时候，希特勒的报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报刊——则向克里姆林宫表示了它的全力声援。希特勒和斯大林的行动方向好象被一种内在的关系所维系。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有多久了呢？

　　双星有“光学双星”和“物理双星”之分：前者是假双星，后者则是真双星，它们成对组合，一个围绕另一个旋转。希特勒和斯大林在当今世界政治的血色天球上是一对真双星呢，还是假双星？如果是真双星，那么到底谁围绕着谁旋转呢？

　　希特勒本人倒是谈起过牢固而“现实的”公约。斯大林则认为最好还是一声不响地吸烟斗。敌对阵营的政治家和新闻记者出于挑拨朋友不和的目的，把斯大林说成主星，而把希特勒说成伴星。当我们试图探究这个不同寻常的问题时，切不可忘记，世界政治的发展道路并不像天体的运行轨道那样，划分得如此确切。

　　资本主义的德国要远比它的西方邻国出现得晚，可是它却在欧洲大陆上建立了最先进的动力工业，因而它感到自己在世界的原始划分中得到的东西太少了。“我们要重新划分世界，”1914年德国帝国主义者们这样郑重宣布道。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世界各国的贵族们联合起来反对他们，并取得了胜利。现在，希特勒想在更大的范围内重复1914年的尝试。他不得不这么做：爆炸性的德国资本主义在旧有的国境线内正憋得喘不过气来。然而，希特勒的野心是难以得逞的。即便他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他也无法在合乎德国利益的基础上重新瓜分世界。德国来得太晚了。资本主义在所有的国家里都遇到了麻烦。殖民地不愿再成为殖民地。新的世界大战将成为被压迫人民争取独立运动的新的巨大推动力。德国的确来得太晚了。

　　希特勒正在改换自己的“友谊”，改变自己对民族和国家的评价，违反和约和义务，欺骗敌人和朋友，——所有这一切服从于一个完整的目的：重新瓜分世界。

　　“德国在现阶段还不是一个世界强国，”希特勒在自己的书中写道。“德国定要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否则它将一钱不值。”

　　把统一的德国变成统治欧洲的柱石；把统一的欧洲变成争夺世界统治权的柱石，从而也就变成排挤、削弱和凌辱美洲的柱石，——希特勒的这一野心是不会改变的。他的野心正被以铁镣压制德国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的极权制度所证实。

　　苏联的特点与此截然相反。沙皇俄国留下的是贫穷和落后。苏维埃制度的使命不是为生产力寻找新的领土，而是为旧有的领土创造生产力。苏联的经济任务不需要扩充疆界。生产力的状况不允许发动大规模的战争。苏联的进攻力量也不强大。防御力量仍像从前一样，仅仅限于自己的国土。

　　自从克里姆林宫取得了近来的“成功”后，把现在的莫斯科政策与过去的大不列颠政策相提并论便成为一种时髦，后者在尽可能严守中立的同时，保持了欧洲的平衡，而且还把打破这种平衡的钥匙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根据这种类推法，克里姆林宫站到了较弱的德国这一边，并准备着一旦德国取得了太大的成功，便跳到另一边去。这里的一切都被颠倒了。伦敦过去的政策之所以可行，是因为大不列颠在所有欧洲国家中具有巨大的经济优势。苏联则恰恰相反，在经济实力方面是各大国中最弱的一个。今年三月，在官方的自吹自擂沉寂了多年之后，斯大林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首次谈到了苏联劳动生产率与西方劳动生产率的比较。他汲汲于世界经济统计的目的在于解释苏联人民仍然生活在赤贫之中的原因。为了在人均生铁产量方面超过德国，苏联必需把目前年产一千五百万吨的数量增加到年产四千五百万吨，而为了超过美国，则必需使年冶炼量达到六千万吨，也就是提高四倍。苏联经济的其它领域同样面临这样的难题，甚至比这更糟。不错，斯大林表示了这么一种希望：在十至十五年的时间里，苏联要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个期限自然令人难以置信！而在这个期限结束之前，苏联如果参加一场大战，无论如何也意味着将以悬殊的武器作战。

　　近年来，与物质因素相比并非不重要的道德因素，每况日下。革命所唤起的社会平等的倾向，遭到践踏和漫骂。群众的希望受到愚弄。在苏联，有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五百万享有特权的人，他们的手里集中了约有一半的国民收入，并把这种制度称之为“社会主义”。除此之外，国内则有一亿六千万遭受官僚压制的人，他们至今尚未走出贫困的境地。

　　希特勒和斯大林对待战争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说恰好相反。希特勒的极权制度产生于德国有产阶级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恐惧。希特勒从私有者那里得到了委任状，无论用任何代价也要使他们的财产免遭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而且还要为他们打开通往世界舞台的道路。斯大林的极权制度则产生于革命暴发户新阶层对受他们压制的革命人民的恐惧。对他们两人来说，战争是危险的。可是，希特勒要想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只有胜利的进攻战争才能确保德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未来和国家社会主义制度。

　　斯大林则是另外一回事。他无法发动能取胜的进攻战争。况且他也不需要这么做。一旦苏联卷入会带来无数牺牲与困苦的世界大战，那么一切的欺侮和压制，以及官方制度的全部谎言将不可避免地引起曾在本世纪中进行了三次革命的人民的反对。没有谁比斯大林更清楚地知道这点了。他的对外政策的基本思想就是要避免大战的发生。

　　令墨守成规的外交界人士和头脑简单的和平主义者们惊讶的是，斯大林与希特勒结盟竟是出于这么一个简单的原因：大战的危险只能来自于希特勒；德国在克里姆林宫的眼里，要比它现在的敌人强大得多。莫斯科与英、法军事代表团旷日持久的会谈不仅成为了它与希特勒谈判的掩饰，而且也成为了一种军事侦察。莫斯科司令部确信，它的盟国并未做好大战的准备。完全军事化了的德国是一个可怕的敌人。只有通过参与其计划的方法才能换取它的好感。这便是斯大林下此决心的所在。

　　与希特勒结盟不仅延缓了苏联卷入大战的直接危险，而且还为谋取直接的战略利益创造了条件。当时，斯大林在远东地区为了避免战争，几年中一退再退，而在西线情况则是另一种样子，他俨然已能避免战争——一直向前挺进，也就是说非但不放弃已有的土地，反而夺取新的地盘。同盟国的报刊这样形容此事，说希特勒仿佛变成了斯大林的俘虏，同时，同盟国的报刊还指出莫斯科依赖德国的帮助取得了巨大的利益：半个波兰（如按人口计算，实际上只有三分之一），再加上波罗的海东岸地区的统治权和直到巴尔干的通路，等等。毫无疑问，莫斯科得到的好处是巨大的。可是，最终结果尚未出来呢。希特勒开始进行世界性的战斗。这一战斗的结局不外两种：要么德国成为欧洲和它所有殖民地的主人，要么它就灭亡。能否在这一战斗的前夕确保自己东部边境的安全，这对希特勒来说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他为此向克里姆林宫支付了沙皇帝国过去的部分土地。难道这不是一种昂贵的代价吗？

　　有这么一种说法，说什么斯大林入侵波兰和攻占巴尔干国家是为了“蒙骗”希特勒，这纯粹是无稽之谈。极有可能，恰恰是希特勒启发了斯大林，使他萌生了侵占波兰东部地区和攫取波罗的海沿岸的念头。鉴于国家社会主义是在鼓吹发动反苏战争的情况下产生的，斯大林自然无法相信希特勒的肺腑之言。谈判是在“现实的”色彩中进行的。

　　“你害怕我？”希特勒问斯大林道。“你想得到保证？拿去吧。”

　　于是，斯大林拿到了保证。

　　如果以为苏联新的西部边界永远隔断了希特勒前往东方的通路，那便大错特错了。希特勒是分阶段实现自己的野心的。眼下列人日程的是击毁大不列颠帝国。为了这一目的，可以做出某种让步。打开前往东方的通路，必将以德苏之间爆发一场新的大战为前提。一旦事情到了这种地步，那么，究竟会在哪段边界上首先发生冲突，便是无关紧要的了。

　　进攻芬兰似乎是与斯大林对战争的恐惧相矛盾的。其实，情况并非如此。进攻自有其进攻的道理。斯大林一边逃避战争，一边却又与希特勒结盟。他为了确保自己免遭希特勒的威胁，便想在波罗的海沿岸占据一些根据地。然而，芬兰的反抗有使所有的战略利益化为乌有、甚至还会走向反面的危险。如果赫尔辛福斯[1]不把莫斯科当回事儿，那么谁还会把它放在眼里呢？斯大林今天一套，明天一套，后天还会有另一套。即便斯大林想躲避战争，那也并不意味着战争会饶过他。

　　柏林公开推动莫斯科反对芬兰。莫斯科在西方每迈一步，便把苏联往战争中更拖近了一步。这个目的一旦实现，世界局势便会大变。近东和中东便会成为战场。印度的问题便会被径直提出。希特勒便会轻松地缓一口气，而且还会一见情况有所不妙，便能在苏联的帮助下缔结和约。莫斯科在阅读德国报刊就红军进攻芬兰所发表的友好文章时，肯定气得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不过，咯咯作响的咬牙声并不能代替铁一般的事实。苏德条约依然具有效力。斯大林也依然是希特勒的仆从。

　　对莫斯科来说，条约带来的直接利益是毋庸置疑的。当德国在西线无法脱身的时候，苏联在远东便感到十分自由。这并不意味着它将在那里发动进攻性的战役。不错，日本的寡头政治较之莫斯科的寡头政治，还要弱小一些，无法进行大的战争。不过，当莫斯科不得不面对西方的现实时，它一时还不会有深入亚洲的动机。至于日本，则不得不考虑这么一个事实：一旦挑起战争，将受到苏联的沉重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反击。在这种情况下，东京有理由认为它的海上圈计划更为可行，这就是说不是向西方进攻，而是向南，进攻菲律宾、荷属印度、婆罗洲、法属印度支那、英属缅甸……莫斯科和东京这方面的协议好象是对莫斯科和柏林条约的一种对称的补充。至于这种形势会对美国产生什么影响，这个问题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

　　世界报刊总爱以苏联原料不足为借口，不知疲倦地反复强调斯大林能给予希特勒的经济帮助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并非完全如此。苏联的原料不足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官僚们制定的工业发展速度太快，未能保持各经济门类间的平衡。如果在一两年间把某些工业部门的增长速度从百分之十五降至百分之十、百分之五，或者仅仅保持上一年的水平，那么便会一下剩余出相当数量的原料来。另一方面，德国的海上外贸封锁也必定使它把相当数量的德国商品源源不断地运往俄罗斯，以换取苏联的原料。

　　还有一点不应忘记，苏联出于国防的需要，储备了而且还在继续储备大量的原料和粮食。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提供给德国以充实它那潜力很大的后备资源。莫斯科还能够向希特勒供应黄金，尽管经济孤立政策十分严厉，黄金依然是引发战争的主要动力之一。最后，莫斯科友好的“中立”政策大大方便了德国对波罗的海沿岸、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巴尔干的资源的利用。

　　“我们和苏维埃俄罗斯一道，”11月2日[2]希特勒的《民族观察家》不无根据地写道。“主宰着整个东方的原料和粮食产地。”

　　在莫斯科和柏林缔结条约前几个月的时候，伦敦的人们对苏联能够给予德国的经济帮助的意义的认识，远比现在清醒得多。皇家对外关系研究所的一部半官方的关于“联合王国的政治和战略利益”的著作中（序言中注明的日期是1939年3月），就苏德接近一事写道。

　　“对于大不列颠来说，这种联合的威胁是异常之大的。”

　　“我们不得不问一声，”参与合作著书的作者们继续写道，“如果德国东部边境不被从陆地上封锁的话，大不列颠在与德国的作战中将以什么样的措施赢得决定性的胜利呢？”

　　这一看法十分耐人寻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德国与苏联结盟后，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的封锁压力，也许还要更多一些。

　　除了物质上的支持，还应当添加上——不知这个词用在这里是否贴切——精神上的支持。8月底以前，共产国际要求解放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和阿比西尼亚，而对英属殖民地则绝口不提。现在，共产国际却对捷克绝口不提，对肢解波兰表示支持，而且还提出了解放印度的要求。莫斯科的《真理报》对加拿大扼杀自由针砭，而对希特勒血腥镇压捷克人和残酷折磨华沙犹太人却只字不提。所有这一切都在说明，克里姆林宫是高度评价德国的力量的。

　　克里姆林宫并未弄错。德国的确不能以“闪电”战的方式一举摧毁法国和大不列颠；而且，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相信它的这种能力。然而，有一些国际宣传人士却急于把希特勒描绘成一个被赶入绝境而又筋疲力尽的躁狂者，这未免过于轻率了。希特勒还远未到这种地步呢。动力工业、技术天才、纪律观念，——这一切一样不少；德国那庞大的战争机器依然在跃武扬威。事关国家和政权的兴亡。波兰政府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半个政府目前正流亡法国。谁知道法国政府会不会和比利时、荷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政府一起到大不列颠寻求庇护呢？……我已说过，我绝不相信希特勒的德国统治下的和平[3]和称霸世界的野心能够得逞。总会有一些新的国家，而且不仅仅是欧洲国家，出来挡住它的去路。德国帝国主义来得太晚了。它的疯狂的军国主义必将以极其悲惨的结局收场。不过，在它的丧钟敲响以前，欧洲大陆上将有许多人和事物被荡涤干净。斯大林是不愿添在其列的。他最善于提防他人，因而知道现在便与希特勒决裂，还为时尚早。

　　同盟国的报界贪婪地捕捉这对新朋友之间的“冷淡”征兆，不断地预言他们将出现破裂。当然，不可否认，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4]拥抱的时候，他心里的滋味是不会好受多少的。许多年以来，苏联国内的任何反对派都被冠以纳粹代理人的美名加以痛斥、迫害和消灭。这一工作完成之后，斯大林开始与希特勒结成亲密的联盟。苏联国内有数百万人与被以莫须有的勾结纳粹的罪名枪杀和关进集中营的人有关系，——这数百万人眼下十分谨慎，但却是真正的鼓动反斯大林的人。这里还应当添加上共产国际的暗中抱怨：做克里姆林宫的外国代理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呢。斯大林毫无疑问也想把另一种可能公之于众。11月7日，李维诺夫[5]突然出现在列宁墓观礼台上；游行的队伍里举着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和德国共产党领袖台尔曼的画像。这些不过是斯大林政策的外表装饰物，并不代表它的实质。李维诺夫，还有作装饰用的那两张画像，首先是用来安慰苏联的工人和共产国际的。斯大林仅仅想以此暗示各同盟国：在某种条件下，他会改弦更张的。不过，只有好作幻想的人才会相信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的转变是指日可待的事。只要希特勒还强大——它确实很强大，斯大林便会永远是他的仆从。

　　细心的读者也许要问：这一切可能是正确的，可是你怎么只字未提革命呢？难道克里姆林宫没有考虑到发生革命的有利时机，它的可能性和必然性？难道斯人林的对外政策一点儿也没有反映对革命的估计？这样的见解是合乎情理的。莫斯科毫不怀疑，大战是能引起革命的。不过，战争并非由革命而起，而是由它结束。当德国十一月革命（1918年）爆发之前，德国军队已经给予沙皇政权以毁灭性打击。目前的大战也会在某个资产阶级国家发生革命之前好久，便把克里姆林宫官僚制度推翻掉。我们所以对克里姆林宫对外政策的评价不依革命前景为转移，自有其本身的道理。

　　然而，为了正确判定莫斯科今后的策略，以及它与柏林关系的进化，必须回答这么一个问题：克里姆林宫是否想利用战争来发展国际革命，如果是，那么究竟想如何行动？11月9日，斯大林认为有必要以异常坚硬的方式驳斥这样一则消息，消息说他仿佛有这么一种想法：

　　“……战争应当尽可能长地持续下去，以便参战国被完全拖垮。”

　　斯大林这次倒是说了实话。他不希望进行持续性的战争，其原因有两条：第一，它不可避免地会把苏联卷入战争的漩涡，第二，它也同样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欧洲革命。克里姆林宫具有充分的理由惧怕前者和后者。

　　“俄罗斯国内的发展，”在伦敦皇家研究所的研究著作的摘录中写道。“趋向于建立一个经理和官员们的‘资产阶级’，他们享有足够的特权，能够居于十分满意的地位。从各种各样的清洗中，可以发现一种手段，所有那些想改变社会现状的人都在这种手段下丧生。这样的解释加重了这种观点的份量：在俄罗斯，革命时期已经结束，现在的统治者竭力追求的只是如何保持住革命给他们带来的那份好处。”

　　说得妙极了！两年前，我在发表这部著作的摘录的同一家杂志上写道：

　　“希特勒反对法俄联盟并非出于对共产主义的原则上的仇恨（任何一个稍有良知的人都不再相信斯大林的革命作用！)，而是由于他想把莫斯科拉过来，以便两国一致反对巴黎……”

　　当时，这些话被认作是有偏见的东西。然而事实作出了回答。

　　在莫斯科，人们清楚地意识到，大规模的战争将开辟一个政治和社会动荡的时代。如果那里果真能信心十足地掌握革命运动并使它听命于自己，斯大林自然早就向它伸出欢迎的双手了。不过，斯大林知道，革命和官僚制度是誓不两立的，它会无情地对待保守的特权集团。克里姆林宫在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和l931——1939年的西班牙革命中的官僚主义庇护遭到了多么可悲的失败啊！在新的革命浪潮中，必将出现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它将把共产国际抛掷一边，并给苏联官僚们在苏联国内的政策的威信以毁灭性的打击。

　　斯大林集团是在与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中壮大起来的。后来又打着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号，进行了那些清洗活动、演戏般的审判和大肆屠杀。在莫斯科被称作“托洛茨基主义”之事，实际上反映了新的寡头政治对人民群众的恐惧。这一纯属杜撰的名称已经带有了国际性质。我不得不在这里举出三个印象很深的例子，因为它们对于战争所引发的那些政治进程颇具征兆性，而且也充分地揭示了克里姆林宫惧怕革命的根源。

　　1939年8月31日巴黎的《巴黎晚报》的每周副刊上登载了8月25日法德断交之际法国大使库伦德尔与希特勒的一段谈话。希特勒唾沫四溅，洋洋得意地吹嘘自己与斯大林缔结的条约：“现实的条约”。

　　“可是，”库伦德尔反驳道。“斯大林表现得十分虚伪。真正的胜利者（一旦发生战争）将是托洛茨基。你想过这点吗？"

　　“我知道的，”德国元首回答道。“可是法国和英国为什么给波兰充分的行动自由呢？”

　　诸如此类的话还有一些。这里提到的我的名字自然是有所指的。不过，一个民主国家的外交官和一个极权主义的独裁者一同使用一个被克里姆林宫认为是自己的头号敌人的名字来说明革命，并不是偶然的。这两位交谈者在下面这点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即一旦发生革命，必将打出敌视克里姆林宫的旗号。

　　法国半官方报纸《时报》前驻柏林、现驻哥本哈根记者9月24日在一篇报道中说，革命人士以眼下柏林灯火管制时街道上的黑暗作掩护，在工人街区张贴这样的标语：“打倒希特勒和斯大林！托洛茨基万岁！”极其勇敢的柏林工人们就是以这种方法表达他们对条约的态度。未来革命的领导者将是〔一些完全另外的人。〕幸好斯大林未对莫斯科实行灯火管制。不然，苏联首都的街道上也会贴满同样的标语。

　　10月28日，捷克独立纪念日前夕，庇护者牛赖特男爵[6]和捷克政府对示威游行的组织者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布拉格的工人宣传鼓动，尤其是罢工，是一种托洛茨基共产主义活动，政府对此严加谴责。”

　　(《纽约时报》10月28日）

　　我全然无意在此夸大“托洛茨基分子”在布拉格示威游行中的作用。不过，政府方面夸大其辞的做法倒是说明了为什么克里姆林宫的主子们对革命的恐惧决不下于库伦德尔、希特勒和牛赖特男爵之流的原因。

　　可是，对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波兰东部）实行的苏维埃化，以及目前对芬兰实行的苏维埃化，难道不是社会革命的事实吗？回答既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否定大大多于肯定。每当红军占领一块新的土地，莫斯科官僚们便在那里建立一种能确保其统治的制度。居民们仅被允许通过极权主义的公民投票方法对所实行的改革表示赞同。这类改革只有在被占领的土地上才能完成，参加者是少数十分落后的居民。芬兰“苏维埃政府”的新首脑奥托·库西宁不是革命群众的领袖，而是斯大林手下的一名老官吏，是一个头脑迟钝、一味唯唯诺诺的共产国际书记。这样的“革命”自然是克里姆林宫所能接受的。这样的“革命”希特勒是不害怕的。

　　由库西宁和布劳德罗夫——两个只知向上爬的官吏——组成的共产国际领导机关，根本不适于领导群众的革命运动。不过，它却是一个能有效掩饰斯大林和希特勒条约的漂亮的革命词藻，也就是说能有效的欺骗苏联和外国的工人们。今后，它将成为对帝国主义民主进行讹诈的有用工具。

　　令人惊讶的是，西班牙事件的教训怎么很少被人记取！斯大林一面提防企图利用西班牙内战来建立反布尔什维克四国联盟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面给自己提出任务，这就是向伦敦和巴黎证明，他有能力使西班牙和欧洲免受无产阶级革命的冲击，而且他取得的成功会让佛朗哥[7]和他的靠山们望尘莫及。没有谁像斯大林那样残酷地镇压西班牙的社会主义运动，在那些日子里他俨然以一个真正的民主宪兵自居。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既有丧心病狂的造谣欺骗，又有按莫斯科审判的式样如法炮制的虚假审讯，还有有组织有步骤地暗杀革命领袖。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号下，他们发动了反对农民和工人占领土地和工厂的斗争。

　　西班牙内战引起了人们的极大注意，因为它在很多方面都是未来世界大战的一次预演。无论如何，斯大林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要在世界范围内重复他的西班牙经验，并想取得更大的成功，——这就是说为了博得未来的战胜者们的好感，他以行动表明，除他之外，再没有第二个人能有效地对付红色幽灵，而为了便于定名称，这一红色幽灵将被重新冠以“托洛茨基主义”的美名。

　　五年来，克里姆林宫领导了一些有益于民主同盟的活动，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在最后关头把它对“集休安全制”和和平的那份儿爱再好不过地奉献给希特勒。共产国际的官员们接到“从左向后转”的命令，于是立即从档案馆里找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旧公式。应当想到，新的“革命”曲线要比“民主的”曲线短一些，因为战争的气氛大大加快了事态的发展速度。而且，斯大林的战术仍是那一套：他把共产国际变成对对手进行革命恫吓的工具，其目的不过是为了让它在关键时刻转换成一种有利可图的外交手腕。这里根本用不着担心布劳德罗夫之流会表示反对：这些老虎受过专门训练，它们害怕鞭子，习惯于在指定的时间进食自己的那份肉。

　　斯大林通过驯服的记者散布流言说，假如意大利或日本有一方与英国和法国联合，俄罗斯便站在希特勒一边参战，并且还将顺便把德国苏维埃化。（参见11月12日的《纽约时报》）。不打自招！克里姆林宫以“征服德国”为名，现在已把锁链紧紧地拴在德国帝国主义的战车上，这样一来，那些有可能成为希特勒的敌人的人自然便成为了斯大林的敌人。斯大林事先许诺要把德国苏维埃化，并以此掩饰他有可能站在第三帝国一边参战的居心。那么，这一“苏维埃化”是否按加里西亚[8]的方式进行呢？不是的，因为如果这样，红军必须得预先占领德国。是否通过德国工人起义的方式进行呢？也不是的，因为克里姆林宫如果有这种能力，那它为什么还要非等意大利或日本参战不可呢？这种新闻报道出笼的目的十分显然：一方面是为了吓唬意大利和日本，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吓唬英国和法国，并想以此来躲避战争。

　　“不要惹我发火，”斯大林威胁说。“不然我会做出可怕的事来。”

　　在斯大林的这番话里，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成分是虚张声势，另外的百分之五大概就是这么一种渺茫的希望：一旦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革命便是救星。

　　按克里姆林宫外交当局的指令出笼的把德国苏维埃化的设想是十分荒谬的，其程度决不下于张伯伦在德国复辟温和的保守帝制的梦想。德国的军事力量，以及纳粹制度的抵抗能力是不容低估的！只有新的世界同盟运用空前规模的战争才能摧毁德国的军队。也只有德国工人的强有力的反抗才能推翻希特勒极权制度。他们进行革命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让威廉二世或斯大林来替代希特勒。人民群众对纳粹暴政的胜利将是世界历史上最震撼人心的事件之一，它将立刻改变欧洲的面目。激动、希望和兴奋的浪潮定会在密闭的苏联境内涌起。苏联人民仇视贪婪而残忍的统治阶层。他们的仇恨情绪一直受到这么一种思想的抑制：帝国主义在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我们。西方的革命将使克里姆林宫的寡头政治失去其唯一的政治生存权力。斯大林即便能比他的盟友希特勒活得长久，那也是暂时的。这对双星必将从天幕上消逝。

　　列·托洛茨基　1939年12月4日　科约阿坎

那这个出来说事毫无意义，就是纯粹比烂。更何况就是比烂苏联也不占优势，英美绥靖政策到了波兰开打了就破产了，苏联可是在开打后很积极地一起联手一击——联手的说法是苏联领导人的原话。

在国际政治中，意图根本无关紧要。毛泽东对斯诺谈话时就相信小罗斯福是反法西斯的。这能改变美国当时的孤立主义表现吗？同理，用意图给苏联开脱毫无用处。事实就是，二战前苏联和英美（主要是英，美是鼓励主义不干涉）都和德三勾搭过，二战中为了战胜德三各自努力过，也各自希望把祸水引向对方，并没有什么高低之分。至于德三要屠灭苏联，那是因为苏联是德国设想中的生存空间。

美国是纳粹的继承人？那中国很长时间就和这个继承人一起反对苏联，而且还是从苏联船上跳过去的，这很意大利，是不是。

其实越战也是美国对自己制度优势缺乏信心的表现。实际上按遏制政策设计者凯南的判断，只要让苏联无法染指西欧和日本，限制苏联的扩张，就可以让苏联制度由于自身劣势自爆。实际历史进程也就是如此。实际上美国越战的认输撤军就表明美国的纠错能力，纳粹可没这个能力。

万一排放的真实情况证明了中国表现出的态度是不必要的，那不是太尴尬了。

所以不去才能继续表现出态度。

大是大非面前不需要事实。

IAEA说的是参与检测的是多国实验室。其中IAEA下属有三个，剩下的是第三方。但是IAEA可没说其下属实验室还参与了采样。按照我前面引用的报告原文所述，采样是在IAEA人员观察下（witness/observe)由东电实施的。所以采样是采样，检测是检测，不要混在一起说。

至于韩国的态度则十分有趣。一方面韩国民众强烈反对，示威游行。另一方面，尹锡悦为首的部分韩国官员则大力弱化，宣称无害。亲身跑去海产市场吃饭。黑脸红脸全唱一遍。

另外，我没有找到你说的韩国设置了19个检测点的新闻。只找到一些IAEA跟韩国达成协议，定期向韩国通报监测结果，韩国方面认为必要时可派人前往IAEA驻福岛核电站的办公处。可没说韩国方面可以采样和检测。IAEA在自己的报告里也只是说会有人员 on site 以保障排污按计划实施，并没有提及IAEA未来会做采样和检测。

IAEA报告的大多数篇幅都是谈论按照东电跟日本核能管理机构提交的数据和计划，排污方案排出的污水的核污染合乎IAEA的要求，而已。

IAEA的总干事在报告的序言部分还说了，核污水排海方案，是日本政府的自主决断跟行为，IAEA只是应邀做方案跟计划审核及检测工作。对该方案不推荐不支持。详见原文如下

三藩主要是粤语里旧金山的名字，现在大陆政府和台湾当局都使用旧金山，但是香港的代表处叫香港驻三藩市经济贸易办事处。

确实存在不同国名的翻译，但是正式场合都会使用一个译名。科特迪瓦和加纳是正式国名，象牙海岸和黄金海岸不会用在正式场合。

在韩国提出首尔名称之后，除中国大陆以外，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港台也都改了。之前韩国首都没有正式中文名字，上述各地都沿用原来的名字，这和大陆的做法一样。我实在不理解，大陆应韩国要求改汉城为首尔，新马港台也这样做，怎么单单大陆就是冷战失败国了。

一个国家的首都有特殊地位，具体到朝韩更是重要。尤其是首尔含首都的意思，如果建交前把它译作首埃尔，首窝尔或首尔，都是变相承认韩国，不符合中国的外交利益。

就拿你标题中说的尼日尔来说吧

抽空看看新闻不好吗？

的事，把你拧巴成这样，一个劲地杠。

甚至无限上纲上线到什么韩国是冷战胜利国，中国是战败国，韩国是为了去中国化，所以中国听韩国的话改称汉城叫首尔。

这么多人给你普及韩国城市名的基本常识，你就是视而不见，总用自己的一知半解的解读去抬杠。你以为你是在认真地黑中国，其实在别人看来笑料十足了。

一个基本事实，韩国的首都서울是2005年之前唯一没有官方中文名称的韩国城市。汉城、京城、汉阳都是它以前的名字，在韩国成立前就从京城改名叫서울市了。

英文叫Seoul。但因为서울是朝语的彦文，并没有对应的汉字，所以对它的汉语名称中文圈国家有不同的叫法，中国、新加坡、台湾省叫汉城、朝鲜日本叫京城。

1950年10月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和外相朴宪永，联名给毛主席写了一封求援信，信里把汉城直接就叫京城。包括仁川登陆后联合国军于9月28日重新占领汉城，信里也写成了敌人于9月28日重新占领了京城。日本的报纸上也是称京城。

到了05年，韩国因为跟中国建交后交流密切了，才给自己的首都서울市起了个中文名叫首尔，补上了韩国首都没有中文名的缺憾。至此，韩国所有的城市都有了中文名。这根本不是你所说的去汉化，而是趋汉化才对。

如果是为了去汉化，那应该是把韩国所有的城市中文名都取消，禁止使用，官方民间所有的文件媒体上称呼韩国城市时都要用韩语才对，城市的中文名都用音译的方式。比如釜山，朝语发音是“布三”，可以改名音译不三市。哪有为了去汉化，官方给从来没有中文名的首都新取个中文名的？

正常人能理解的，非中文圈的人给自己起个中文名，通常的理解都是为了仰慕中国，比如美国演员Jonathan Kos-Read 乔纳森·考斯瑞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叫曹操；英国女星 Rosamund Pike罗莎曼德·派克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裴淳华。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只有你会把专门给自己起个中文名理解为排华去汉化。

再给你举个例子，全世界对韩国最为反感对立的就是朝鲜了，而且是以金正日为甚。但即使是朝鲜的党报中文版，也把韩国的首都서울市在改名后叫首尔。要知道서울在韩语里就是首都的意思。

朝鲜劳动党党报《劳动新闻》中文版截图

当然了，因为没文化，首尔这个词可谓不伦不类，音义上均不符合汉语造词规律，更说不上汉语译音的信雅达。其实还不如叫赛欧更好，只不过涉及侵权了

这个谁干都一样。

至于韩国设检测点的我给出的截图信息来源是韩国的报纸。

至于IAEA所言不支持不推荐，等等 这没有问题，因为IAEA如果要做支持推荐的话需要做更多的研究调查，进行各种方案的优劣的综合判断，这本身也不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职能（如果要做到以上几点，报告绝对要上千页）。

国际原子能机构能够做的是把数据呈现出来，将数据和国际标准进行对比，至于每个国家对日本排海的政策这是每个主权国家自己的事，原子能机构只是提供数据，我认为他们的立场没问题。

IAEA说他们不是在推荐和支持，他们更没有说他们反对，只是表明了自己在这个过程的角色，这一点不要过分解读。

再谈苏联的阶级性质[1]

托洛茨基

（1939年10月18日）

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

　　面对最新的国际巨变，某些同志（或布鲁诺之类的原同志）把第四国际关于苏联国家性质的决议——及相关论战——抛到一边，老调重弹起来。这次，怀疑论者搬出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以老托跟十月革命的渊源，他实难否定所谓苏联是‘工人国家’的判断，这无异放弃自己一生的事业」。目光敏锐的弗老头听见这号高论，铁定甩过去几耳光 [2]。我虽不愿下此重手，倒也奉劝批评家们一句话：主观主义和顾影自怜属于他们而非在下。

　　近两年莫斯科的叛卖程度似乎漫无止境，让每个觉悟的无产者怒火满腔。宣泄暴怒情绪的需要，使大家急不可耐地呼号「迎头痛击」云云。从历史上看，由于无力直接反击，急躁的革命者往往人为炮制——比如采取个人恐怖——某些「大快人心」的结果。更常见的选择，是痛骂诅咒过一番嘴瘾了事。目前有关苏联社会性质的论战中，部分同志很喜欢「术语行刺」俄国官僚；可惜从打击效果的角度说，称呼官僚为「阶级」并无用处。假如波拿巴独裁的混账们等于独立阶级，就意味着苏俄的现状绝非阶级斗争进程的偶然事故 [3]，而是有长久生命力的历史产物；假如克里姆林宫的趁火打劫和政治寄生行为等于科学意义的「剥削」，就意味着官僚层——作为必要的统治阶级——在经济系统内有独立的历史未来。客观上说，由于烦躁情绪而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思想纪律的某些同志，正滑向上述凄惨的逻辑推论。

　　打个比方：一位修理工检查汽车。开车的强盗于糟糕的路面飙车多时，以逃过警察追捕，结果把车折腾得七零八落（车厢撞烂轮胎变形、发动机毛病丛生）。显然，工人师傅有理由骂一声「这哪儿是车，分明一堆垃圾！」；类似的呵斥表达了工人师傅对司机的愤慨，但与科学分析无关。一旦开始修车，维修者必须从基本事实出发——「垃圾」的本质是一辆破损汽车。他会区分损坏与完好的零件，以决定从何着手。这便是觉悟工人对苏联的应有态度：他有权斥骂当权集团把工人国家变成「一堆垃圾」。一旦开始解决政治难题，冷静下来的无产者只能被迫承认自己面对一个「破损严重」的工人国家；后者的经济马达故障频繁却仍在运转，换掉一批零件会彻底复原。以上仅是比喻，但却是——毫无疑义！——值得思考的比喻。

「反革命的工人国家」？

　　针对苏联的社会性质，我们的队伍里还有一种声音：「如果坚持承认苏联是工人国家，就得确立新的政治范畴：‘反革命的工人国家’」。这个说法试图把正确的纲领标准与糟糕乃至丑恶的政治现实加以对比，期望大家震惊之余表示折服。我反问一句：难道自1923年起，先进工人没察觉到苏联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日益明显的反革命角色？难道我们已把中国革命、1926年英国总罢工和新近的西班牙革命的惨败忘个精光？时至今日，先后出现并存在着两个充满反革命气息的工人国际（即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李星注），批评家们似乎忘记了它们的「范畴」何在。

　　长期以来，法、英、美和其它国家的主流工会一直追随本国老板的反革命政策，这并未妨碍我们承认它们的工会本质，支持它们对工人日常利益有进步意义的每一步行动，并保卫工会组织免遭有产者摧残。那么，为何我们拒绝同等看待具备若干反革命特征的工人国家呢？归根到底，从一定意义上说，工人国家是掌握了政权的工人组织。对两者迥然不同的态度，在于工会已有悠久历史，无产者视它为阶级现实的组成部分，并习惯于考虑它的力量存在（而非仅作为政治纲领的某个抽象「范畴」）；与此相比，我们——直到现在——仍未学会把地球诞生的头一个工人国家当作历史现实因素，这一客观因素不受工人先锋组织的纲领任意摆布。

「帝国主义」？

　　又有人问道：能否把当前莫斯科的扩张称作帝国主义行为？回答这个疑问，首先得明确我们把何种社会内涵放到「帝国主义」的名词里。从古至今，人类史了解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古罗马「帝国主义」，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帝国主义」，商业与工业资本的「帝国主义」，沙俄皇权的「帝国主义」等等。驱使苏联当权者扩张的利益动机，显然是增加自身权力、威慑力和收入的欲望。可以说，所有皇权、寡头、统治集团、统治阶层或阶级的「帝国主义」——从最广泛含义来讲——行为都包含着类似欲望。

　　然而，现代政治文献（至少马克思主义文献）里，帝国主义的含义是金融资本——受限于异常严密的经济定义——的扩张。以武力扩张为由，给克里姆林宫插上「帝国主义」标签却不深入解释，把苏联波拿巴官僚层与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各自对外政策划上等号，这种粗糙手段只会加剧左翼工人的头脑混乱。制造思想乱麻是小资民主派的看家本事，却不值得先锋工人效仿。

沙俄政策的延续？[4]

　　参与瓜分波兰之余，莫斯科把手伸进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还对巴尔干、波斯和阿富汗探头探脑。换句话说，克里姆林宫——至少形式上——延续着帝俄外交的出击路线。局势走到这一步，难道我们无权称呼今日苏联为帝国主义国家？——有人问道。

　　以上「苏联帝国主义」的历史-地理论据，并不比其余论据更具说服力。发生于帝俄境内的无产阶级革命，很早就努力夺取波罗的海三国的政权，并一度成功。内战中的苏俄试图渗透波斯和罗马尼亚，红军也曾兵临华沙城下（1920年）。客观上，工人革命的扩张战线与沙俄将领的远征图基本吻合，因为革命没法改变地理条件。20年前，孟什维克流亡力量提出「布尔什维帝国主义」的概念，把我们斥为沙文主义传统的继承者；20年后，小资民主派接过了这面旗帜。我辈马列信徒——重申一遍——没有模仿小资人士的政治必要。

帝国主义的代理？

　　不管如何评价苏联的扩张国策，莫斯科对纳粹德国的外交协助属于必须单独讨论的课题。首先指出一点：只要我们打算——哪怕仅有片刻——逃脱世界帝国主义罗网的窒息，只要苏维埃与资本主义世界打交道，即便健康的工人国家也会给予某个帝国主义国家——一定条件和程度的——客观支持，这一事实无可回避。试举一例：1918年的布列斯特和约一度加强了德帝国主义打击英法的实力与地位。孤立的工人国家只得周旋于各帝国主义阵营之间；周旋，意味着客观上暂且拉拢一方反对另一方。在具体时刻，支持两大对立帝国主义阵营的哪一方更有利或更少害处，这个选择不涉及原则，而属于实践考虑和预测的范畴。客观上说，被迫支持某资产阶级国家固然带来一定害处，但它会被工人国家得以延长寿命这一巨大利益所弥补，且回报远多于损失。

　　然而，各种战术周旋不能一概而论。1918年布列斯特和约谈判期间，苏维埃政权以乌克兰民族独立为牺牲品，避免了工人国家的立即灭亡。这与出卖乌克兰（工农）无关，各国觉悟工人也都理解这一牺牲带有的强制性质。1939年的瓜分波兰是另一回事：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莫斯科的头脑们从未说明牺牲波兰的原因在于——并仅在于——敌我力量的悬殊；相反，它无耻地炫耀自家密谋交易伎俩的高明。这种无耻的炫耀，侮辱着各国被压迫阶级与殖民地民众的起码民主情感，极大地削弱了苏联的国际地位。从波兰土地攫取的经济好处，无法弥补上述政治损失，十分之一都弥补不了！

　　克里姆林宫的外交大厦，从头到脚建基于对——走马灯似的——「友好」帝国主义阵营的欺骗性粉饰；当权集团随时准备牺牲世界工运的根本利益，换取一点不稳定及次要的蝇头小利。叫喊了五年「保卫民主」的愚民口号之后，莫斯科忙于粉饰新勾搭上的「友好」阵营——纳粹德国。毫无疑问，这些勾当本身并没把苏联变成帝国主义国家，但现阶段的莫斯科与共产国际确实充当着帝国主义（于工人阶级内部）的首席代理。

　　简约地说，莫斯科外交路线的准确定义，是帝国主义包围下的、蜕化工人国家的波拿巴官僚集团的政策。这一定义不似「帝国主义外交」那么精练爽口，但较符合实情。

「取小恶而避大恶」？[5]

　　与纳粹占领相比，红军攻取波兰东部无疑是「更小的恶」。但「小恶」的出现替希特勒占领波兰西部的「大恶」创造了条件。让我们设想一下：纵火者的助手从火场救出一半居民，以便奴役他们；与纵火者相比，帮凶的行径尚属「小恶」，授予他奖章却未免过头。假设颁奖已是既成事实，则需依照雨果《九三年》的类似场景办理——授勋后立即枪决 [6]。

「以武力传播信仰」？

　　罗伯斯庇尔说过，民众讨厌挺着刺刀的布道者。就是说，最好别强行向其它国家的人民传播革命理想和制度。不过，上述原则正确的提法不等于完全不应借助武力协助国际革命。作为前提，（苏俄）革命国际路线的要素——军事干涉应获得国际无产者的理解，应合乎受干涉地区工人群众的愿望。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废物理论，没法培养积极的国际阶级团结精神。而只有昂扬的阶级意志，才能很好地为革命性军事干涉打基础，使类似行动不失价值。在干涉问题上——正如自身政策的其他方面一样——莫斯科根本无视国际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由此，它最近的外交「成就」不可救药地丑化了苏联并使世界无产者内部弥漫着极端张皇的情绪。

两线起义？

　　既然如此，另一批同志接过话茬说道：还有必要谈论保卫苏联及红军新占领土吗？或许，号召波兰工农同时反抗纳粹和斯大林更正确些？不错，这主意很吸引人。假设革命同时在德国和苏联——包括新占领土——爆发，必然起到快刀斩乱麻的效果。但先锋工人不能以对我方最有利、最幸运的假设为行动前提。现实询问我们：怎么办，一旦纳粹于工人推翻它以前打进苏联西部？类似形势下，第四国际的支持者是否会抗击纳粹，就像他们加入西班牙共和军抗击弗朗哥一样？我们无疑、彻底地拥护苏维埃乌克兰的独立（既独立于纳粹，也独立于莫斯科），但如何行事，当德军试图占领苏共官僚奴役的乌克兰？

　　第四国际的回答如下：我们将保卫斯大林奴役的乌克兰反对希特勒，也就是说，我们将无条件地保卫苏联。

「无条件地保卫苏联」

　　何为无条件地保卫苏联？这意味着先锋工人组织不会向莫斯科提出任何先决条件。这意味着不管战争的借口和原因如何，我们将保卫苏联社会关系的基础免遭帝国主义阵营摧毁的威胁。

　　有些同志问：假设爆发卫苏战争，红军因故进军印度并镇压当地的革命运动，难道我们还得支持红军不成？这一假设并无坚实基础。首先，何必扯上印度？让我们问得爽快些：当红军枪杀反抗官僚的国内罢工及农民骚乱的时候，我们是否仍得支持红军？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红军也必然把国内规则带到境外。我们从未许诺支持红军的所有内外行动，因为它已沦为波拿巴专断集团的工具；但不管怎样，我们支持苏联作为工人国家的存在，支持——并仅支持——它身上尚存的那部分工人国家因素。

　　或许，高明的烦琐哲学辩论士仍不死心：卫苏战争期间，假如印度的起义民众击溃了——不管后者执行何种特征的「任务」——入印红军，这难道不会削弱苏联么？那时我们如何自处呢？我们回答：（假想的）印度起义在红军的配合下遭到瓦解，必定极端危险地动摇苏联的社会基础；这一（假想的）失败远比红军在印度战场遭遇几次挫折可怕得多。无论如何，第四国际有能力分辨何时红军在充当莫斯科的盲目工具，何时它在保护苏联的社会基础。

　　在美国，反动分子领导的主流工会有时罢工反对老板雇佣黑人。我们能支持这类可耻的罢工吗？不会。但设想一下，如果老板以此为借口粉碎工会，完全禁止无产者的自我保护，先锋工人该怎么办？显然，我们会支持和鼓励工会会员们抵抗，尽管它的领导层依旧反动透顶。为什么不能对苏联采取类似立场呢？

基本指导思想

　　相关决议中*，第四国际坚定不移地指出：战争期间，所有帝国主义国家——无论它们与苏联结盟或敌对——的无产阶级政党应继续开展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阶级斗争。与此同时，各国无产者不应遗忘支援苏联（或殖民地革命）的任务；确有需要的前提下，先锋工人必须采取最坚决行动（比如罢工、怠工及其它手段）予以配合。自那以后，列强之间的合纵连横发生了剧烈变化，但上述决议的政治内涵并未过时。假设明天英法联军将威胁莫斯科或列宁格勒，英法工人应采取最坚决手段妨碍本国士兵和弹药的运输。相反，如果希特勒出于利益逻辑被迫援苏对抗英法入侵，德国工人没有任何理由——在这一具体事件中——采取罢工或怠工阻挠援助的进行。对此，我希望没人会异想天开地以为存在其它选择。

　　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究竟如何 [7]？对此，我曾表示「官僚集体主义」的理论假设也有存在的权利。某些同志吃惊之余，认为我企图修正马克思主义。这是天大的误会。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必要性的理解与宿命论无关。社会主义的实现并非「自然而然」的预设过程，而取决于各阶级及政党有生力量的角逐战果。无产者代表历史进步，故而具有决定性优势；当代资产阶级却已是退化踟躇与历史反动的化身，这就是我们在搏斗中的信心来源。但无人预知战斗的结果，假如历史反动竟然获胜，那会是怎样一个未来？

　　近20年来，马克思主义者无数次地警告——要么社会主义，要么等待野蛮时代的降临。饱尝意大利法西斯运动的「经验」后，我们的警告更加具体——要么法西斯主义，要么共产主义。众所周知，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实践比简明的历史图谱复杂、矛盾与多样化得多。马克思谈过无产阶级专政及其消亡，但从未涉及专政的官僚蜕化危险。身为第一代有机会实地观察上述蜕化及从事分析的革命者，我们无外是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诠释一种新的历史现象。难道这算修正主义？

　　阶级斗争的每个新动向都证明，社会革命的延误繁衍着穷凶极恶的社会野蛮：长期失业，小资阶层的破落；法西斯主义；毫无出路而吞噬千万人的国际战争。假如人类的社会主义之路归于失败，「社会野蛮」会以何种社会与政治形式统治世界？当代革命者比马克思有更多机会研究这个话题。这头是法西斯主义，那头是蜕化败坏的苏联国家，共同勾画着新黑暗之门背后的社会与政治形式。归根到底，我们所处时代的历史抉择可用下列口号概括——要么社会主义，要么极权奴役。这个口号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蕴涵巨大的宣传价值：无边的野蛮背景下，社会革命的必要性醒目无比。

　　那么，到底谁在修正马克思主义？正是一口咬定苏联已是「非工人非资产阶级国家」的那班同志。上面我已把他们的理论发明推演到逻辑尽头，得出的结论着实让他们吓了一跳。惊吓之余，他们又嚷嚷了些什么，我只有当笑话听了。

我们是革命乐观主义者[8]

　　「战争中的苏联」一文中，我曾证明「非工人非资产阶级的剥削国家」或「官僚集体主义」的前途构想，是国际无产者彻底退化没落的前途，是极端历史悲观主义的前途。再问一遍：类似的凄惨推论是否有实在的基础？让我们看看阶级敌人的评估。

　　1939年8月31日巴黎周报《Paris-Soir》刊登了一则深具意味的报导。8月25日，法国驻德大使库龙德尔与希特勒举行了断交的最后会谈（消息来源显然就是大使本人），元首口水四溅地炫耀刚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现实主义的条约」），并对德法即将开战「深表惋惜」。「可是」，大使反驳说：「斯大林已极大地暴露了自己的两面性。（开战后）真正的获胜者会是托洛茨基。您想过后果吗？」「我知道」，元首答道：「可为什么英法非得给波兰充分的行动自由？」。

　　这段戏剧性对话的关键不在某个名字——有产先生们惯于把工人革命的幽灵与个人联系起来。「要知道战争一定引起革命！」，帝国主义民主阵营的代表恐吓道（自己已吓得骨头酥软），「我知道」，帝国主义铁血秩序的代表报以简短的回答，似乎早有答案。

　　库龙德尔也好，希特勒也好，都来自那股虎视欧洲的资本主义野蛮力量。与此同时，他们并不怀疑社会革命将战胜自己的黑暗。这便是世界统治者的自我感觉，而有产者的士气低落是阶级力量对比的一个极重要因素。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还很年轻单薄，资产阶级的政治领袖却已腐烂入骨；老板们开始了新一轮无法自控的战争，并深信自身崩溃的必然到来。单凭这个事实，就令我们充满不可衰竭的革命乐观主义！

1939年10月18日（1940年1月《反对派日志》81期）

　　*原编者按：1934年托洛茨基撰写《战争与第四国际》，被国际共产主义联盟各支部采纳为关于国际帝国主义战争的纲领性文件。

这些人的言论及立场就截然不同了。

到时候，绝对是各种痛心疾首的愤慨跃然于键盘上。。。

否则就无法限制污染排放。

确实可能影响不显著，但也不是可以排放的理由，否则还谈什么限制污染，对于地球而言，现在的污染大多没有显著影响。

另外，氚是低半衰期元素，不是污染的重点，日本政府刻意把氚放在前头，也是唬人的花招。如果只考虑氚，放个一百多年应该就基本没事了，那就放着，一百年以后再排放。

而且实际上游泳池是定期换谁的，大海即使循环，地球上总的水量却是基本不变的。

现在诸如四月网、乌有之乡等媒体都说苏修甚至大林子是大国沙文主义者。

据说苏联计划咱们出兵越南时他们从北边用装甲部队入侵咱们，结果他们的装甲部队被咱们的原子弹消灭了，然后他们就没继续入侵咱们有这事吗？

想起之前那个联合国第三世界多数国家选择不支持的新闻

据说不过几百人上街，而最近为自杀教师情愿的，据说有上万人规模地散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