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东哥留下的四个大礼包，至少对应四百年国运》 -- Ace

河里最近看到的难得的好文章，立论正，逻辑清晰，道理透彻。😄

我国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

土地改革后，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个人所有。随着农业集体化，农民的土地是作为股份带给集体的，所有权自然转移到集体。这点非常清楚。所以在农村要征地，都是和村民集体交涉，而不是和农民个人交涉。

现在的人类社会，缺少的就是大家对共同信念的认可。信念是不断被打破，再不断被重构的。个人尊崇厚黑学，其实也是一种共同信念，对应社会就是近代中国晚清明国的状态。当时的胡适博士，即使没有什么能拿出来什么具体理论，更无论措施，也知道应该有个“好政府”。

重庆搞过均贫富？还运动式的?能不能具体讲讲

这句话咋理解，这到底是想扮红呢，还是扮黑呢？

托派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继续革命论”

而主席的文化大革命，也属于继续革命吧。似乎主席说过，文革应该每隔几年来一次。

那么托派的继续革命，跟文革到底有没有关系？是不是一回事？

听听毛主席是怎么说的：

他说的很多话，和黑帮分子说的很相像，区别只在于意图区别。

然而，意图是个很难证明的东西。

托派理论不是“继续革命”而是“不断革命”，和毛主席的“继续革命”是有本质区别的，二者根本不是一回事。要讲清楚这个问题至少得写一篇长文，但是这很累人，有空抽时间说一下。😂

层主的文字和毛主席的话说的是一个意思。毛主席说的是姚文元的文章不足，没有提到 “罢官”。层主解释为什么“罢官”这样重要。因为“官”是封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表现。

托派的问题是极左，还在毛主席的左边，是脱离历史和现实而没有成功的可能。毛主席的成功是有实用主义的妥协因素在内的。因为一个人做事情，做成功是第一位的。托洛茨基则差远了。四人帮也是。

先简单地批判一下，如果看完这一部分还想深入了解也就是说仍然有兴趣那就往下读吧，分割线以后讲的要深入得多。

1.托洛茨基说：

但是相反，毛主席认为它经历了决定性的环节，所以革命是不间断的，这些环节不能跨越，也不能在完成前一环节的任务之前就开始这一环节。

从整体上看，我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包括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第二个过程只能在第一个过程完成之后才能进行。新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前提，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结果。

毛主席强调要理解两个阶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托洛斯基主义者们看到的是

联系不是差别，而中国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则只看到差别，忽视联系。

在毛主席和我党的领导下，我国人民以持续的激进的方式完成了民主环节

的任务，确保革命向社会主义阶段的不间断过渡（列宁所说的相互渗透）。

2.主要矛盾的转移是区分阶段的客观依据

阶级同盟的不同集团和他们当中的每一个阶级相对应。民主革命期间，

无产阶级政党在党的领导与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下，把一切可以团结起来的

力量，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重新组织并团结起来，

完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官僚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斗争。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者中，这一阶段跨过了我国解放（1949年）直到

土地改革（1952年）才完成。在贫下中农中，革命已经迈入社会主义阶段。

在托洛茨基看来，主要矛盾同样保留在一整个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的阶段：雇佣劳动和资本矛盾。因此对他来说，资产阶级在相对工人时，总是且到处都被视作反动的群众。

我党能够区分在我国的资产阶级中的两个集团，一个由官僚资产阶级（控制国家机器的四大家族蒋宋孔陈）和充当国际市场与我国市场中的买办资产阶级组成的两个集团。这一集团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也是地主的盟友。其他的则组成一面扮演革命的角色，另一面又表现出与敌人妥协倾向的部分中间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对于中间阶级来说是毁灭性的和令人窒息的。中间阶级的最重要的利益便是为了扩大市场并在国家独立自主的情况下，摆脱帝国主义者的倾销，从而消灭农村中的半封建关系。因此在某些时候，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能够参加革命的。在其他方面，因他们与帝国主义保持联系，并以一个剥削阶级而存在，而且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很脆弱，所以特别是经过一段成功的人民斗争之后，他有可能走向反革命一方（1927-1931年）。当他们作为无产阶级的盟友时仍然是迟疑与摇摆不定的，因此，有必要对他们采取团结和斗争的政策即批评他们，以便促使其在反帝斗争中表现得更为出色。

鉴于我国是一个落后国家，故必须在革命胜利后，在经济上有必要维持

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在人民民主专政建立起来时，这一阶级便成为

人民的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持续表现为剥削，此外，表现为对抗性的成分与一个非对抗性的成分。

这意味着在我国的具体情况下，这一矛盾可以通过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

和平解决，事实上这就是我党所做的。民族资产阶级经过相当长的过渡时期

在 1966 年不复存在了。没有必要指出托洛茨基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无论具体条件怎样，任何资产阶级的一小部分联盟（像人民民主专政的准则那样）是一次原则上的恶劣背叛。托洛茨基从列宁那里学到了通过在日常工作中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本质，而非通过政治力量来区分革命阶段。在苏联，民主阶段从 1917 年 2 月持续至 1918 年 7 月，托洛斯基他本人自己都承认，从 1917 年 11 月至 1918 年 7 月这一时期是民主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今天已经将这忘掉了。这些人无法理解我国的民主阶段会持续到 1952 年，尽管在 1949 年中国建立的政权从本质上讲是无产阶级专政。

3.托洛茨基说

也就是说托洛茨基相信，如果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在得不到一个或几个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胜利的援助下，它很快会被国外的干涉与国内的反革命粉碎。

这么多年来，历史每天都与托洛茨基对未来的预测相矛盾😅，而且，他们既没有解释“怎么样”也没有解释“为什么”，他们总是以“就是这样”的模

式回答。毛主义者对他们的革命与世界革命之间的团结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

①当我们还处于民主与民族解放的阶段时，就深刻的认识到十月革命后，“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的理论真

理：因为二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因为我党的领导是民主革命彻底胜利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保证。因为要实现经济独立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就需要同社会主义阵营建立互助与团结的关系。

②世界上的革命斗争是对帝国主义后方的破坏，也是使社会主义国家免

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因素之一，更是导致帝国主义战败的原因之一。我

党指出当代世界矛盾的交汇节点就在广大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阔地

区，自从 1945 年以来，处于革命风暴中心的革命群众获得巨大的胜利，我军深深扎根于群众，并变得越来越强。人民战争拥有绝佳的胜利机会。就像斯大林在 1925 年说过的话：

包括林彪的——世界的农村（被帝国主义控制）包围世界的城市（帝国主义国家）的理论也是这个意思。

③托洛茨基的国际主义是建立在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基础之上的。他据此推断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霸权地位。如果他承认帝国主义的链条会在它最薄弱的一环上被打破。那么这只发生在遭受痛苦的打击下。这样便成为所期待的较发达国家革命的直接序幕。并且革命一般是在它的坏的一方面进行的。

因此他有着联系十分紧密的理论。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个虔诚的愿

望，希望革命在这些国家很快地取得胜利，否则一切都将失败的。

但是我们并不认为，如果革命来得太晚，一切就都完了。与此同时，我们知道，历史并没有要求在全球范围内通过政治阶级斗争，来使他们的国际主义建立在国际关系系统的结构上。他们表明在那里有四个同等重要的基本矛盾，这四个基本矛盾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其中任何一个都与其他三者相互依存，互为条件）。这些对抗性矛盾分别是：被压迫民族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反抗；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帝国主义与社会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

在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理论中，他给予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过分的特权。他既不了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规律，也不承认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以走在革命斗争的前列。

毛主席知道，对帝国主义进行最后打击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也知道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只会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进行。但不能接受这种构想——"无产阶级革命在国家体制内的维持只能是一种暂时的状态……他的出路只在于发达国家无产阶级的胜利"。托主义者甚至想要颠倒这个准则：发达国家无产阶级的安全依靠受帝国主义控制下的人民的胜利来实现。马克思早已实现了这一转变：

4.矛盾是历史的推动力

就像毛主席说的：

正如列宁在批评布哈林的一份笔记中所指出的那样。不能混淆矛盾与对

抗，前者将存在于共产主义社会。毛主席认为这些矛盾的发展与解决会引起突然的质变——革命。革命进程将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历史进程永远不会终结。托洛茨基完全没有意识到从现实的辩证本质出发的不断的革命理论的这一方面。

由于托主义的根本错误——与群众隔离——其支持者通过无意识地运用唯一革命的学说（他们自己的信条），来解释别人的胜利，以此安慰自己。自己不发动革命，却很喜欢散布赞扬和指责。当他们赞同马列主义时，那是因为其在不知不觉中实践了托主义。

推荐这本书，里面有各位导师对“不断革命”的批判：

想说的重点是，相比把托洛茨基主义以及被托洛茨基主义激发的共产主义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加以忽视，还不如把它理解为一条理论上的死胡同。在历史的长河中总会出现很多死路和死胡同，我认为托洛茨基主义终究只是一块理论活化石，没有能力走向革命；它缺少在革命运动中将意识形态与实践相结合所必需的理论工具。

因此，在本文中，将揭示托洛茨基主义在这一方面的失败。将对准以下三点：(1)托洛茨基主义的要点：“不断革命”论 ;(2)托洛茨基主义对“斯大林主义”和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失败的控诉; (3)托洛茨基主义在实际发起革命时只能是一条死胡同。

当然值得称赞的是，"不断革命论"实际上是托洛茨基所提出的一个正确的问题的结果：怎样在还没有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维持和进行革命——社会主义在世界外围应当如何建设，在那里，缺乏产生资产阶级革命所必需的政治环境和生产力。托洛茨基能问这一问题，显然是因为他在俄国革命当中的经验。因为，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后那一段时间，俄国似乎确实缺乏社会主义的必要因素：顽固的农民群众分化为不同阶层，并在数量上压倒了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工人阶级；缺乏使得工人阶级占主导地位所需的生产力和社会化的基础，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因而被迫制定众多的经济计划；然后，也许对于不断革命论的形成最重要的是，缺乏防止社会主义的堕落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因为它总是受到经济更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攻击。此外，因为托洛茨基是俄国革命中的重要角色，他也希望证明，与那一时代强大的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潮流相反，欠发达国家（比如俄国）的革命者并不需要等待完善的资产阶级的出现以及由资产阶级先进行他们自己的革命。托洛茨基借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术语“不断革命”，试图弄清楚俄国革命面临的问题，并以以下方式总结了他的理解：

到目前为止还不错：一些托洛茨基主义者会惊讶地发现毛主义者同意这一说法的大部分观点。然而，其不同之处在于托洛茨基如何将他对不断革命的观点完全理论化，这个问题包含在这一段落的最后一句话中：社会主义胜利的最终责任归于世界资本主义中心的无产阶级（在托洛茨基的时代，“西方”的意思是“俄罗斯以西”——中欧，主要是英国和德国）。稍后再谈这个问题。此外，托洛茨基在外围国家环境下的革命战略的主要部分对农民的分析非常僵化，这使其有别于毛主义的理解。如上所述，托洛茨基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依靠农民，但他的意思不是外围国家的农民可能成为一个革命阶级，而是他们必须从属于更先进但属于少数的无产阶级。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论》当中指控列宁“高估了农民的独立角色”，列宁则批评他“低估了农民的革命性”。因此，他才会说农民如何如何不具有革命意识，并且最终会成为反革命（遵循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当中对于法国农民的分析），而且无产阶级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时必定会和农民发生“冲突”。由此，托洛茨基宣称的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依赖农民看起来就很虚幻；他对农民及其在半封建环境下的革命中的地位感到相当困惑。一方面，他尝试超越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粗糙的“阶段论”（后世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们都以此指控所有尝试回答同一问题的革命理论，当然，“不断革命论”是例外），这一理论强调必须首先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他却还是摆脱不了实证主义的阶级分析。通过对马克思的非常教条式的解读，他认为无产阶级就必须和西欧的无产阶级一样，而农民就一定得和《雾月十八日》中的法国农民一样。在托洛茨基试图摆脱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式应用的愿望和坚持“纯粹马克思主义”的安全领域的本能反应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最终，托洛茨基对马克思主义正统的承诺压制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创造力的渴望，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压倒了它的方法论本质。也就是说，托洛茨基证明了他没有能力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具体化：他明白农民在半封建国家中有多么重要，但通过将他们最终看作反革命力量，而信赖这些国家的新生的工人阶级，正如将在下文看到的那样，要保持革命的不断性，就得管教极有可能转为反动的农民。

一般来说，托洛茨基认为农民会支持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但因为他们的封建意识，将不会支持随后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也是他在《不断革命论》中假想农民和工人阶级之间可能发生“内战”的原因。他还认为，只有

在发生世界资本主义的较发达地区的工人阶级领导的国际革命的情况下，这一内战才能避免——我们又被引导到了托洛茨基所强调的，“西方无产阶级的胜利”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必要条件上。但是在探讨这一理论的国际性方面之前，得先审视一下，托洛茨基的农民观，在诞生了毛主义的半封建环境——中国革命中，是如何表现出来的。在1925年，刚起步的我党内部出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托洛茨基主义倾向，他们反对毛主席根据缜密的社会调查提出的论点，即党应该植根于已参与到革命行动的农民当中。陈独秀不觉得党应该扎根农民，因为他觉得，按照托洛茨基的路线，农民在之后的社会主义斗争中将成为反动力量；与之相反地，他提倡我党留在国民党中，尝试争取工人阶级，从而获得足够的阶级力量以领导已开始起义的农民。在这里，有意思的一件事是，斯大林在早期中共内部的代表李立三，也支持和陈独秀一样的做法，虽然原因不一样（李立三错误地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就这样，最后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意识形态路线走进了同一条死胡同：毛主席从我党的这种状态中分离出去，在革命的农民中间重新启动了我党，而忠于陈独秀和李立三的政治路线的人则在1927年遭受了蒋介石的国

民党的清算。

另外，你只要找一个正统托洛茨基主义者（也就是真正的托派），和他（或她）谈谈发达帝国主义中心以外的革命，就知道对“不断革命论”的近乎宗教般的坚持意味着对农民的一种怎么样的成见。他（或她）会告诉你农民要么有反动意识，要么有“小资产阶级”意识，因为他们完全根植于封建主义之中。任何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即使他们是最广大的阶级——都不是真正

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工人阶级是唯一一个可以成为革命的脊梁的阶级，如果它不存在——或者有时也不能作为革命阶级存在于帝国主义压迫下仍然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形态中——那么除了不断推迟革命，等待资本主义中心更先进的工人阶级领导世界革命以外，做什么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这是因为，在某些方面与列宁一致的托洛茨基明白，尽管革命运动发生在世界帝国主义中的最薄弱的环节，但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仍然拥有粉碎这些外围的革命的经济力量，这一事实需要被理解。不幸的是，托洛茨基并没有试图理解中心与外围之间的辩证法，而是将革命的责任放在世界资本主义中心的无产阶级肩上。毕竟他们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应该具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意识。正如他在《总结与前瞻》中所指出的那样：

事实上，托洛茨基继续赞许地引用了考茨基的观点“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不能人为地跳过某些发展阶段，但是社会的某些组成部分可能通过模仿先进国家来加快落后的发展，这样作它们甚至可以站到发展的前列，因为它们没有一大堆过时的文明累赘。”托洛茨基对“阶段论”的回避也就到此为止了：与其说在世界外围有可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还不如说充其量只有“人为地”社会主义制度，只能起推动更先进的国家起来带头创造真正的世界社会主义的作用。令人疑惑的是，为什么社会主义之间会有“人为地”和“真正的”的区别。按照列宁的说法，社会主义本应该是一个过程，一个对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所以就应该像商业资本主义阶段那样有着多种多样的形式，当时资产阶级将贵族置于资产阶级专政下的尝试也是非常多样的。我们此后会回到托洛茨基对于社会主义的这点理解上。托洛茨基的“综合与不平衡发展”（即英文的combined and uneven development）理论是他理解“不断革命论”的国际意义的基础。在这里，看到这样一个理论，似乎暗示资本主

义是一种全球生产方式，以综合而不平衡的方式发展，而不是（正如那些受毛主义者主张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资本主义的中

心，通过帝国主义强加/控制世界资本主义和在经济上仍被定义为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外围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如果世界真的是一个单一生产方式的话，那么由那些处于正确的国际生产点（英文是point of production）的人，即帝国主义中心的工业无产阶级，最终决定一场单一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是有意义的。如果资本主义真是全球生产方式的话，那么它的生产点必然也是全球性的，从而应当谈论一个世界无产阶级，而非处于不同社会环境当中的多种多样的无产阶级，这些阶级在意识形态上可能没有一个国家，但在物质上仍然存在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内。在这种背景下，经济“落后”地区的新兴工业工人阶级不仅要将极有可能反革命的农民置于他们的先进纪律之下，还因为不能在没有世界革命的情况下在特定地区建设社会主义，因而必须推迟革命，等待全球生产方式中经济“先进”地区更为先进的同胞的支援——就像小镇里的小厂工人必须等待大城市里的大厂工人带头进行总罢工和发动起义一样。此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际化也导致了托洛茨基主义诸派欲使革命党国际化。毛主义者同意托洛茨基主义同事对国际主义的必要性的认识，但认为，建立一个国际共产党是一种错误的国际主义。毛主义者认为每个国家都有它独特的阶级构成，这是一种普遍的生产方式的特定版本，因而不能把在西欧或者美国发展起来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套用到巴基斯坦或越南等地区。这种形式的“国际主义”一般来说最后会变成帝国沙文主义，国际党的“先进”部分（比如美国或英国）将垄断理论分析和对第三世界支部的行动部署，而不会意识到在那些地区，革命运动必须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开始，而非从其他地方强加的外来分析开始。正因为这种观点，托洛茨基主义政党从来都没能开始过一场哪怕处于起步阶段的革命，特别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外围：即使在他们拥有大量成员的罕见情况下（胡志明的政党崛起前的越南），他们也无法启动革命进程，并很快被那些在这些特定环境下有机发展的运动（无论这些运动的理论可能存在多少缺陷）所埋没。这样，如果说共产主义运动最终要导向革命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质疑这样一种在任何地方都不能成功发动革命斗争的理论。尽管托洛茨基主义者们宣称，其他革命斗争失败的原因是没有考虑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但事实是，这些最终失败的革命仍然比托洛茨基主义指导的任何革命运动都更成功；“不断革命论”从一开始就失败了——它已经

证明自己甚至连开始一场革命都做不到……

之所以花不少笔墨来试图描述“不断革命论”的来龙去脉，是因为毛主义者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核心理论的回应需要充分的总结。此外，如前所述，托洛茨基主义对毛主义的理解可以追溯到托洛茨基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上；因此，我认为，托洛茨基主义中任何与毛主义理论相抵触的东西都必须被视为托洛茨基主义理论最重要的方面。

当然，在这里指的是新民主主义理论，这是对“不断革命论”尝试回答的问题的另一种回答。由于我国革命发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环境中，毛主席领导下的我党对如何建立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感兴趣。因此，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不断革命论”，至少在这个意义上，会有交集的时刻。但是，它们之间的分歧不仅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是主要的——因为我党与任何托洛茨基主义组织都不同，它实际上成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并在中国成功的建成了社会主义。

新民主主义理论通常是关于如何创造社会主义的建立所必需的生产力（即通常在资本主义下出现但在半封建社会形态中往往基本上没有的工业基础设施）的，因为生产力的集中化是社会主义的标志，但这只有在这些生产

力首先存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然而，新民主主义理论认为，与其等待资产阶级革命为社会主义奠定资本主义的基础，不如说：①在一个被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家，这样的革命一般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全球资本主义意味着每个国家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资本主义形态；②社会主义所需的经济基础结构将在我党的指导下建成，因此生产力将从属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政治将会挂帅；③在我党的领导下，在这一时期“革命阶级”之间可以有一个联盟，这一联盟是实现②所必需的，它由工农联盟和在一定程度上仍在我党的指导下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痴迷地关注③点，而将其他两个论点批判为“阶段论”（讽刺的是，“不断革命论”同样也分“阶段”——首先是外围的人为地社会主义制度，然后是中心的无产阶级领导的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因为他们认为③点等于“阶级合作”，而这比其他任何东西都证明了毛主义（他们把毛主义只归结为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扛着红旗的资产阶级革命”。他们经常会引用与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无关的例子（虽然毛主义者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来证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阶级合作方面。托洛茨基主义者经常引用1960代初期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的例子，来证明新民主主义（以及由此而来的“毛主义”）的失败，尽管苏加诺的“指导下民主”理论并不等同于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而且无论如何，当苏加诺在1957年提出革命民族主义道路时，产生毛主义理论的理论核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发生。印尼共产党也没有按照新民主主义理论行动：与毛主席的理论相反，印尼共产党把自己置于民族资产阶级结构的框架之内，围绕着民族资产阶级的指挥棒转，而非相反。因此，只有在共产党领导并完成革命的情况下，新民主主义才是可能的：共产主义政治必须挂帅；社会主义在政治上所必需的生产关系必须指导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所必需的生产力的发展。此外，新民主主义理论之所以认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环境下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革命阶级”（但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且始终需要在党的指导下），是因为这一阶级不同于买办资产阶级（也就是代表帝国主义利益的资产阶级），它往往有着摆脱帝国主义压迫与半封建意识形态的意愿。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环境下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框架内，这一意识在客观上是革命的。“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

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性”。毛主席在这里用“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来限定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实际上，他只在几段之后就规定了这种革命性的限度，这说明了为什么新民主主义理论与阶级合作和当民族资产阶级的尾巴之间毫无关联：“但同时，也即是由于他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他们又保存了另一种性质，即对于革命敌人的妥协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

这听起来不像是阶级合作。事实上，毛主席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环境下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他认为，这是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中心的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有点类似于托洛茨基对农民的认识：在革命的某个阶段是一种有用的力量，但在之后的革命中却是一块绊脚石。因此，新民主主义时期把民族资产阶级置于我党的指挥之下，某些反动历史学家甚至在今天还在抱怨“这些可怜的资产阶级朋友如何被诱使与共产主义勾搭，结果却被剥夺了他们的资产阶级权利”。

还应该注意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新民主主义阶段在大跃进结束时就已经结束了。毛主席等公开宣布了此阶段的结束，社会主义终于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不再是如何建成无产阶级专政所需的条件，而是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产生共产主义所需的社会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党内当时有一条以刘邓路线为首的不愿超越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路线，它将新民主主义阶段与社会主义混同起来，不愿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展开斗争。因此，在文革中，展开了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这一理论主张只应集中力量发展社会主义所需的生产力，而不是解决生产关系中出现的的政治问题，因此只需延续新民主主义阶段，并将其错误理解为社会主义。

因此，重要的是要注意到，新民主主义理论，即使在正确的理解下，根据毛主义，也仅仅是只适用于世界资本主义外围的革命的理论。在世界资本主义中心的革命运动——也就是在完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运动——并不会追求新民主主义，因为新民主主义所要解决的问题在那里并不存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经济基础设施已经存在。这就是为什么作为革命共产主义的新理论阶段的毛主义，并非主要由新民主主义理论来定义，因为共产主义的新理论阶段应该具有适用于每一特定环境的普遍方面。马列毛主义的理论关键点在上面已经提到，这一关键点与党应该如何运作、上层建筑如何在历史发展的特定时刻阻碍经济基础、群众如何监督党、如何对待人民等一系列不仅考虑到第三世界革命的重要性的概念——并且同意列宁的观点，这些革命之所以往往在第三世界中更频繁地发生，是因为这些地方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薄弱环节”——还有更多的观点相连接。

事实上，在资本主义中心没有具有重要意义的农民或具有某种“革命性”的民族资产阶级，这意味着新民主主义在这些地区的出现是荒谬可笑的。相反，出现的只有建立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动员群众，意味着在共产

党人、无产阶级各阶层、小资产阶级（即学生和知识分子）自觉分子、（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情况下）被压迫民族、甚至是一些可能比特权工会的工人更倾向于革命的小企业主之间可能形成统一战线。这才是应该考虑的。此外，任何可能的社会主义的建立，都将意味着那些想推动社会主义的人和那些想坚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人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一阶级斗争会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

没错，托洛茨基主义确实没有犯任何错误，因为它没有做任何允许它失败或成功的事情。这有点像一个从来没有上过学的人声称自己从来不会考试不及格一样：这是一个荒谬可笑的立场，但最重要的是，它表明了一种唯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在这种观念中，柏拉图式的纯洁的共产主义，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外，所要做的就是正确地反思它的本质，以便产生一场真正完美的革命。但是，毛主义者和马克思一样，认为只有通过实践才有可能认识事物，所以只有通过革命实践，通过革命尝试，有时还会在革命中失败，才有可能认识革命。我们受到历史的教导，但不是在我们自己选定的环境中。正如马克思热衷于提醒他的读者那样，我们只能解决历史呈现给我们的问题。必须指出，托洛茨基主义在实践中甚至没有解决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它只是把这个问题理论化，依靠的是一种把革命投射到遥远未来的理论，从而逃避了建立一场真正的革命运动的艰苦工作。事实上，那种认为毛主义是假共产主义的执着需求似乎更多地是一种与纯洁的马克思主义（即一种独立于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只有通过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话才能发现，好像这些话是神谕）有关的意识形态的产物，以及一种当其他马克思主义与假想的共产主义理论顶峰（托洛茨基主义）不同，实际上成功地建立了能够发动革命的运动时，感到受到威胁的意识形态的产物。因此，托洛茨基主义没有研究为什么这些其他的共产主义是成功的，以及他们的理论实际上说的是什么，更没有质疑自己缺乏革命实践。相反，托洛茨基主义满足于认为这些是假革命，然后，当这些革命失败时（因为没有革命是确定要胜利的，胜利是极其困难的），一些托洛茨基主义者会心一笑，争辩说他们的理论可以解释这种失败。而事实是，这些失败者的理论实际上在理解革命失败的方面做得更好。提到这种以牺牲革命行动来保存历史的正统托洛茨基主义辩护，只是为了表明一些托洛茨基主义者很清楚托洛茨基主义不能产生或领导革命运动。而且，这种正统宗派主义应该告诉毛主义者，同其他共产主义变体进行意识形态路线斗争的唯一原因，不是某些人所说的搞陈腐的宗派主义、僵化的教派主义，而是澄清革命的理论基础。执着于这些理论基础而不试图在革命实践中加以实施——从而无法学习如何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创造性地阐述这些理论基础——这是共产主义的对立面。

• 阶级矛盾仍是当下中国的主要矛盾。

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是尔等的通病。

区块不读书不说，还要发明历史，胡扯什么：

毛主席在1959年4月上海会议上提倡学习海瑞精神，是要党内高级干部为了党的事业敢于讲话，不要怕这怕那。毛主席还指示胡乔木，要“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 。胡乔木找了明史专家吴晗，吴晗接受胡乔木的建议，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后来写了包括《海瑞罢官》在内的一些宣扬海瑞精神的作品。

但几个月之后情况就起了变化。在庐山会议上开展了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反右倾运动展开。毛主席明白地说，他提倡的是“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等到1961年《海瑞罢官》上演时，早已时过境迁了。要命的是《海瑞罢官》的“退田”，“平冤狱”的剧情让人联想起了当时的“单干风”、“翻案风”。而“罢官”更是让人联想起了彭德怀。

到了 1965年11月，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明确指出：

1965年12月毛主席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说明托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香港回归后土地公有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