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侦探小说看社会系列（福尔摩斯专辑06） -- 中山熊

伦敦又称雾都，自然是因为时不时出现的大雾，而雾又常被人作为浪漫的象征，因此有人顺带把伦敦视为一个浪漫的所在。国外甚至有个服装品牌以伦敦雾（London fog）命名，主打浅灰、灰黄、绿黄等色调的服装。

不过在柯南道尔的笔下，伦敦的雾更显诡异和压抑，并无一丝浪漫之意，更像是隐藏罪案的面纱，侦探与罪犯的对抗如同雾中抓与被抓的游戏。而从大雾的成因来看，伦敦的雾确实更多是祸害而不是浪漫。

常年起雾的城市首先与其所处地形和气候有关，伦敦位于泰晤士河谷之中，又是温带海洋性气候，海风带来大量的水汽，与各种污染物质混杂在一起，难以消散，就形成了浓重的大雾。早在13世纪时，伦敦人就经常抱怨城市肮脏的大气。当时主要是由于燃烧木材或煤炭带来的空气污染，到19世纪初，工业革命带来城市人口暴增，各种燃料，特别是煤炭的使用量呈几何级数上升，加剧了雾的严重程度。

伦敦的雾在每年的11月份最为严重，当然不仅限于此，整个秋冬季节都很常见，甚至延续到早春,柯南道尔对此的描写严格与季节相符.《铜山毛榉案》的开头就写道：“这是一个寒冷的初春的早晨。我们吃过早餐后，两人相对坐在贝克街老房子里熊熊的炉火旁边。一阵浓雾滚滚而来，弥漫于成排的暗褐色的房子之间。对面的窗户在这深黄色的团团浓雾中，隐隐约约成为阴暗的、不成形状的一片模糊不清的东西。”《布鲁斯帕廷顿计划》的开头写道：“一八九五年十一月的第三个星期，伦敦浓雾迷漫。我真怀疑在星期一到星期四期间，我们是否能从贝克街我们的窗口望到对面房屋的轮廓。”

以上描述中，伦敦的雾不仅浓，颜色还很奇怪，这是烟囱排放的二氧化硫和烟尘与泰晤士河谷的自然蒸汽混合，形成的一层油腻、辛辣的浓雾，比街道要高出75米，笼罩着这座城市。伦敦雾最常见的颜色是黄绿色，当地人俗称为“pea soup”，即豌豆汤的颜色，但也可能是棕色、黑色、橙色或灰色。这种浓雾的遮盖下，能见度十分糟糕，最严重的情况下会阻断交通，并要求整天靠路灯照明。

浓雾之中的危险是多样的，走路也会让人步步惊心，1873年伦敦就有19个人由于雾天而掉入运河、泰晤士河或者掉下码头而死。大雾也掩盖了伦敦街头的盗窃、强奸和袭击等犯罪。福尔摩斯就给华生抱怨道：“华生，你看窗外，人影隐隐约约地出现，又溶入浓雾之中。在这样的天气，盗贼和杀人犯可以在伦敦随意游逛，就象老虎在丛林里一样，谁也看不见，除非他向受害者猛扑过去。当然只有受害者才能看清楚。”兵工厂职员卡迪根正是在雾里跟踪间谍的过程中被杀的。按照警方的统计，大雾天气下的犯罪率大大高于正常天气。

即使不考虑罪案，仅仅大雾这个因素就对人体的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威胁，特别是有呼吸道疾病的人，遇到严重大雾时，死亡率会远超平时水平。比如1873年的大雾就使伦敦700多人死亡，1880年年初的浓雾造成大约2000人死亡，死亡率达到千分之48.1，而同期其他英国城市的平均死亡率是千分之26.3。所以黄绿色的大雾除了叫豌豆汤，还被称为杀手雾（killer fog）。迄今伦敦大雾最著名的一次屠杀是1952年12月初，严重的污染性浓雾导致4000人死亡（有的报纸估算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还有6000人死亡），10万人致病。

实际上，在19世纪晚期，由于工业活动和家庭用火的集中，伦敦全年任何时候都有污染和烟雾弥漫的可能。1854年伦敦的煤炭消耗量为350万吨，到1880年达到每年1000万吨，烟雾之多，使“the big smoke”成为伦敦的绰号，从维多利亚时代一直叫到20世纪中期。伦敦此后一直背着雾都的招牌，伦敦的烟雾也成为文学家们经常描绘的对象。

在查尔斯·狄更斯的《荒凉之家》（1852年）第3章中，当埃丝特到达伦敦时，她问她遇到的人：“哪里起火了吗？这街上到处都是浓密的棕色烟雾，几乎什么也看不见。 “哦，亲爱的小姐，”他说，“这是伦敦的特色，一团雾，小姐”。年轻的先生说。

英国讽刺杂志《笨拙》在1860年的一篇文章里提出了一些风险投资计划：“除了刚刚制定了用黄瓜制造香槟的计划外，还制定了从伦敦雾中提取豌豆汤的计划。…… 雾将每天提供大量的原料，英国人的聪明才智将很快煮成汤。 ”

柯南道尔也当仁不让地加入描写雾的队伍。他在《血字的研究》里把雾描述为“从屋顶上挂下来的深色面纱”，在《四签名》里，他让福尔摩斯自言自语：“看看黄色的雾是如何沿着街道旋转，飘过深色的房子的……这一天过得真沉闷，一层湿漉漉的浓雾笼罩在这伟大的城市之上，泥泞的街道上乌云密布。”他对伦敦雾的这种描述倒是与侦探小说所需要的悬疑惊悚氛围很相称。

我们把伦敦的这种空气状况称为“雾”其实已经是一种美化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应该称为雾霾——其实雾霾一词“smog”就是伦敦医生武科斯在1905年创造的，或者说重度的空气污染，其严重程度让人难以想象。街头能见度差到让公共交通停止，救护车也无法上路，病人只能自己去医院；烟雾可以渗入戏院和音乐厅，舞台和银幕都无法看清；户外体育比赛当然只能取消，因为没人能看清对手发出的球在哪里；马克吐温1895年到伦敦演讲时，正值大雾，只有几个观众摸索着来到演讲厅，而且观众几乎看不清讲台上的马克吐温，他只好缩短演讲，草草收场。

在这种烟雾天气里，人们上街走一趟回来，皮肤和衣服都会搞脏，家里的家具也无法幸免于难，需要长时间的清洗。皇家公园的草地常年呈现出一种烟尘色，某些品种的花在伦敦无法开花，能抵挡这种环境的一种树是伦敦悬铃木，靠的是定期脱掉树皮来抵抗足以杀死树木的烟雾；砖块和石头被烟雾熏黑，使伦敦的建筑颜色普遍比较昏暗，这都拜烟雾中沉积的酸性物质所赐，能加快砖石和金属建材的老化；所以到了1890年代，陶土和瓷砖成为流行的建筑物外墙饰面，因为它们能抵挡烟尘和潮湿。

伦敦的雾仅仅是一个环保问题或者燃料技术问题吗？非也，这一切都离不开当时的生产方式和社会体制。1272年，英王爱德华一世就下令禁止烧“海煤”（sea-coal）——一种从受海水腐蚀的海滨煤矿产区开采的煤；到17世纪后期，查尔斯二世国王的顾问伊夫林指责海煤是产生有毒蒸汽的燃料，要求把工业迁出城市。然而以上主张都没有什么用。因为工厂要开工，资本要牟利，特别是到18世纪晚期，煤炭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血液，不要说禁止烧煤，连减少都不可能了。

换句话说，如果放弃蒸汽机、放弃燃煤锅炉，就可以大幅减少煤的使用量，但这显然不可能。因为那个时代大英帝国乃至全世界工业国的GDP就是从数以万计的锅炉和烟囱里烧出来的，放弃与煤相关的生产技术，等于经济自杀，从首相到工厂主，谁都会跟你急，所以这煤，捏着鼻子也得烧。从1800年到1900年，英国的煤炭消耗量增长了16倍。

烧就烧吧，换点好煤行不行？当时英国用于工业生产的煤绝大部分都是烟煤、褐煤等杂质很多的煤，煤烟浓重、有毒气体很多，如果能换成好煤，比如威尔士无烟煤，情况就会好很多。但是对不起，还是不行。烂煤虽然污染大，但是储量大，矿层浅，好开采，好运输。这些因素加起来就三个字：成本低。对于资本家来说，这就等于利润高，而利润是资本家的生命，要他采用高成本的煤，等于要他的命。而英国的社会机制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自然也不可能对此进行什么控制。于是大家只好继续在烟雾里咳嗽着，吐着发黑的痰。

尽管在19世纪中期，英国已经成立了一些防治煤烟污染的民间组织，开展相关的研究和宣传活动，但一百年间没有产生实际作用，直到1952年的伦敦烟雾事件之后，政府才正式开始雾霾治理。此后又花了三十多年，综合采用立法、税收、补贴、炉灶改造、减排、引入新能源等措施，终于使伦敦的雾霾现象极大改善。

如果追究治霾经验，可能根本性的还是去工业化过程缩减了传统工业在英国经济中的比重，极大减少了对煤炭的需求量；北海发现的大量天然气提供了廉价的替代能源；以及民众政治参与度的增长这三个方面。而这些因素在福尔摩斯的时代根本不存在，就算你有环保意识、就算你很讨厌煤烟、甚至就算是国王也受不了，但雾霾仍然在街道上空肆虐。伦敦雾霾的历史也提醒我们，生产力水平和社会机制永远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两条腿，缺一不可。

就是《四签名》最后，福尔摩斯和华生在夜间浓雾中在泰晤士河上追击抢走珠宝箱的逃犯。

伦敦的雾秋天就已出现，四签名的侦破过程发生在九月份，正如文中所写福尔摩斯与华生陪摩斯坦小姐去见小舒尔托的情景：“这一天是九月的傍晚，还不到七点钟，天气阴沉，浓浓的迷雾笼罩了这个大城。”不过最后的追击时的小说场景貌似还比较晴，倒是电视剧版本里的追击是在雾里，当然雾中追击更有紧张的氛围，更刺激一些。

不足处在于对社会机制和伦敦雾关系的评价说服力不够。与历史也不符。

另外雾不是浪漫的象征。霭会更贴切。雾是罪犯的掩盖。美国电影“纽约黑帮”里两场雾，在黑帮火并的时候发生，特别应景。

我家小时候烧煤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

煤只有在高温的情况下才能充分燃烧。点煤炉子的办法是先用柴草把火引着，然后一点点的放煤，让它温度越来越高。

但有时候着急，比如做饭，就需要一个人在旁边拉风箱 （我小时候就经常负责拉风箱）。

但是有时候比如点火着急了，开始放的煤的质量很差（那时候都是用煤灰加黄土混合的砖），就可能导致燃烧不充分。几乎不到几分钟就满屋子的烟，呛的直流泪那种。有时候甚至随着烟囱出去的烟把邻居都可以熏的够呛。 这种事情可能每十天半个月就会出现一次。 总之，点炉子是个技术活，真的得老人把关才行。

前几年回国又去农村，发现几乎没人烧煤了。有几家烧煤用的也是现代化的锅炉，几乎完全没有任何烟（屋子里面完全感觉不到）。这个防污染主要还是得靠技术。

开头说到，雾经常被某些人认为象征着浪漫，但现实中更多是祸害。至于相关的社会机制，我主要针对的是当时自由放任的经济体系，以及资本牟利性的决定性影响，当然从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看，根本上还是个生产力水平的问题，煤就是当时必须要用的燃料，当时的技术水平无法解决污染，与之匹配的生产关系决定了污染就是个无可避免的后果。这个大体是符合史实的，老兄如有别的历史素材，可以提供一些，帮助论证。

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业大发展在创造巨量财富的同时，也推动着早期信息产业的发展，报纸行业就是其中的佼佼者。1695年印刷法规 (The Printing Act) 被废除以后, 英国的报纸业有了较快的发展, 尤其是地方性报纸发展极为迅速。在1695年以前, 英国还没有地方性报纸, 到1712年, 伦敦大约有12种报纸，1811年则达到52种，诺里奇、布里斯托尔和埃克塞特就分别出现了报纸。在1695-1780年间, 英国报纸年发行量从不足100万份增长到1400万份，到1801年则达到1640万份:其中伦敦700万份, 地方性报纸940万份。

在大众报纸迅速发展的推动中,报纸逐渐呈现出平民化办报方向,1888年到1890年康纳(Connor)出版的《星报》以半便士晚报的形式，在报道以及版面设计中都体现了彻底的平民化办报宗旨。英国第一份成功的廉价报纸是《每日电讯报》 (The Daily Telegragh) , 该报1855年6月29日创刊, 售价两便士。《每日电讯报》创刊3年后销量已超过伦敦当时所有早报的总和。1871日发行量达20万份, 1888年达30万份, 超过《泰晤士报》到19世纪末，一直是英国乃至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日报。

除了报纸价格的下降，现代邮政体系的改革也是报纸得以普及的一大原因。1840年之前，英国的信件是由收件人支付，邮费按照投递距离和重量来计算，没有全国统一的邮资费率。罗兰德•希尔爵士在1839年提出改革建议，主张采用全国统一的低邮费，并有投递者付费，还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枚邮票“黑便士”。邮政改革之后，英国的邮件投递量出现激增，也给报纸刊物在大范围的发行推广打开了道路，使越来越多的国民能够方便的获取报纸。

可以说，到19世纪，伦敦已经成为一个报纸之城，每天的报纸发行量已经超过城市人口数。伦敦城里只要识字的人，每天都会看看各种各样的报纸，不识字的人也会听别人念报纸。社会上的各种信息以报纸为载体，得以在极短时间内传播到整个城市，这实际上就是传媒时代的早期形式：报纸时代。而福尔摩斯也成为最早利用传媒技术的侦探。

每天读报纸是福尔摩斯和华生的习惯，他们订阅了很多报纸，餐前、餐后、闲聊、甚至坐火车时都会看报。应该说这很好呈现了当时的英国人了解社会信息的主要渠道。

对于福尔摩斯的工作来说，报纸有如下作用：

1、了解社会上的各种有关违法犯罪活动的信息，从中选择有价值的案件进行侦查或者搜索已接手案件的相关信息。对于福尔摩斯来说，所谓有价值就是案情奇特，能够发挥他的脑力，从中能获得探案的成就感。

在《博斯科姆比溪谷秘案》中，福尔摩斯邀约华生一起去赫里福德郡，带着一堆报纸上火车，还在报纸上做笔记，并根据各种报纸的报道给华生介绍了案情。报纸对案件的介绍涉及了案情、验尸报告、庭审记录，基本上提供了该案的整体情况，在破案之前给了福尔摩斯不少细节材料。贵族单身汉案里，福尔摩斯叫华生翻阅报纸来了解圣西门勋爵的婚事相关情况，他自己说除了犯罪的消息和寻人广告栏之外，别的一概不看。

《硬纸盒子》里，报纸登载了库辛小姐收到寄来装有人耳朵的盒子的事件，引起福尔摩斯的注意。最终发现了一起复仇杀人的案件。在《布鲁斯帕廷顿计划》里，当福尔摩斯收到他哥哥将来贝克街商讨关于卡迪根一事时，华生首先在报纸上找到了相关报道。《银色马》里，福尔摩斯也是通过报纸和新闻报道，了解了银色马失踪以及驯马师死亡的案情。而在《五个桔核》里，福尔摩斯通过报纸得知自己的委托人在风雨之夜遇害的消息，激起他奋起反击，为被害者报仇的斗志。

有时候这些信息不是福尔摩斯自己找的，而是当事人提供的，比如《红发会》里导致杰贝兹先生上当的那个红发会招聘广告。《三个同姓人》里的伪钞犯伊文思拿着自己登的假广告给福尔摩斯看，露出了马脚。在大多数故事里，福尔摩斯只要想了解案件的情况，第一选择就是翻找报纸上的有关报道，他还保留着很多旧报纸的合订本，以便随时查阅历史信息。例如当摩斯坦小姐陈述了父亲失踪的案情之后，福尔摩斯在旧的《泰晤士报》上查到了十年前舒尔托少校的讣告，建立起了案件细节的时间线。

2、利用报纸的传媒功能，带动案情发展

在当时报纸日发行量已经达到几十万份的情况下，报纸已经不只是一种时事登载工具，也是一种信息交流的公告板，伦敦城里几百万素不相识的人可以通过报纸相互沟通。登启事登广告就是最常见最省事的方式。

在《蓝宝石案》里，福尔摩斯为了找到丢失鹅的贝克先生，不是靠人力寻找，而是在各大晚报上登载领取失物的启事，贝克先生自然找上门来，福尔摩斯也顺利地从贝克口中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在《四签名》里，为了找到凶手斯茂逃走时乘坐的船，福尔摩斯除了派出流浪儿组成的队伍，还在报纸上登载寻人启事，寻找船主茂迪凯•斯密司及其长子吉姆乘坐的汽船'曙光'号

和简单的登载广告相比，利用报纸发布引诱或迷惑罪犯的消息属于报纸的高阶用法，福尔摩斯显然注意到了报纸的信息可以误导罪犯。在《显贵的主顾》里，格鲁纳男爵雇佣的暴徒袭击了福尔摩斯，尽管伤势不重，但福尔摩斯将计就计，请华生在报纸上登载自己伤重难治的消息，麻痹对手。

《血字的研究》里，为了引出凶手，福尔摩斯利用凶手失落的戒指，在报上登载寻物启事，最终使凶手自投罗网。在《六座拿破仑半身像》里，第三座半身像的主人哈克先生本人就是中央报刊辛迪加的记者，为了迷惑凶手，福尔摩斯让哈克先生写出报道，强调警方认为这是疯子杀人。使凶手不加防备，继续作案，最终落网。这种用法显然已经把报纸变成了侦探的武器，可以看作是今天传媒战的雏形。所以福尔摩斯给华生直言：“只要你懂得怎样使用报纸，华生，报纸便是非常宝贵的工具”

在这些探案故事里，我们还能看到当时传媒行业已经高度发达，我们今天熟悉的商业化传媒的各种运作手段都已经非常成熟，说明在传媒时代，信息已经成为很有价值的商品。各家报刊杂志不仅要传播信息，还要赋予信息以吸引力，提升信息的附加值，从而实现盈利。

为此，尽快发布社会新闻是媒体的看家本事，谁能最快提供信息，谁就能占据制高点。《诺伍德的建筑师》里被陷害的麦克法兰由于案发当晚没有立即返回伦敦，而是在伦敦郊外的诺伍德住了一晚，第二天在回伦敦的火车上才看到自己已经成为嫌疑犯的报道，说明当时报纸捕捉社会事件的速度很快，新闻报道居然在当事人知道之前刊发出来，在那个时代已经属于神速了。

关于蓝宝石的失窃案，报纸有连续的报道，所以福尔摩斯才会说：“因为我最近每天都看《泰晤士报》有关这颗宝石的奇事，我应该知道它的大小和形状。”这也是当时报纸吸引读者眼球的一种办法，即抓住某个热点话题，进行报道连载，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事件热度，自然也会提升报纸销量。

《血字的研究》开头发生的布瑞克斯顿路凶杀案第二天开始就在报纸上连续报道，不仅写了详细的案情，还加上了报社自己的社论，对可能的凶手进行了某些推论，并随各个报纸的喜好给案件定性，有的说可能是政治性案件，有的归咎于民心动乱和政府权力丧失，有的怀疑是政治犯和革命党干的，不一而足。总之，报纸给出的各种揣测也无需与实情吻合，只要能吸引读者就行。

为了使自己的报道显得权威可信，报社还经常与警方合作报道。在《四签名》里，警探琼斯和记者就自以为是的把案情登到报纸上，以警方授权，记者报道的方式吹嘘警方的能力，其他各大报纸也根据这些报道来攻击被视为嫌疑人的小舒尔托。随着案情发展，报纸接着又说小舒尔托是无辜的。 当然不论怎么报道，报纸都立于不败之地，发行量涨得蹭蹭的。

3、结合报纸本身的特征进行查案。

既然报纸已经在社会上普及，罪犯也会想到利用报纸来作案，此时报纸也成为侦探调查的对象。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巴斯克维尔猎犬》中的嫌犯为了不让亨利爵士回来继承遗产，给他发了一封恐吓信，而信件内容是嫌犯用报纸上剪下的铅字粘贴而成的，以免暴露自己的笔迹。这里说明报纸由于廉价和量大，已经成为任何人都能随意拿到的一个印刷字体库，在印刷业和传媒业不发达的古代社会，这种情况是不可想象的。而大规模生产与传播的文字信息成为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的一大区别。

这封恐吓信也给福尔摩斯提供了丰富的侦破信息，一个是暴露了嫌犯是亨利爵士熟悉的人，所以才有隐藏笔迹的重要性；其次，福尔摩斯一眼就看出这是从《泰晤士报》上剪下来的字，对他来说，辨别各种报纸的字体就像华生分辨黑人和爱斯基摩人的头骨一样一目了然，是犯罪学家的基本知识之一。同时他还推断出写信者受过相当的教育，因为《泰晤士报》针对的读者是深受教育的阶层。这也体现出传媒业发达的一面，已经有很细分的客户市场，会对不同读者提供不同的报道内容和写作风格。

在《红圈会》里，逃避帮派追杀的一对夫妇为了不被发现，利用报纸的寻人广告栏进行信息沟通，而福尔摩斯正好有收集报纸上寻人广告的习惯，他根据神秘房客只看《每日新闻》这个线索，找到了房客登载的广告，通过破解这些信息，找到了双方使用的密码。与之类似的，《布鲁斯帕廷顿计划》里偷窃情报的国际特务和政府官员为了掩人耳目，也是靠《每日电讯报》的寻人广告栏进行交流，福尔摩斯根据从间谍家里发现的广告栏剪报发现了蛛丝马迹，并模仿特务发出信息，结果顺利抓住了出卖国家情报的兵工厂官员。

当然，福尔摩斯能够娴熟利用报纸来进行案件追踪，与他重视报纸的传播功能有关。他很清楚，在传媒发达的时代，侦探必须充分获取社会上的各种信息，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实际上就是各种事件的组成部分，只要有足够多的信息，就能发现事件的真相。对于五百万人的伦敦城来说，每天数百万份报纸的发行量等于提供了关于这个城市方方面面的一个数据库，社会百态无疑都在其中纤毫毕现，对于一个侦探来说，还有什么数据库比这个更好呢？

柯南道尔是借助传媒产业成为畅销作家的，他显然也认识到在那个时代，传媒已经成为人们了解社会的主要渠道。他对福尔摩斯利用报纸的描述展示的是信息技术在探案中的作用，其实是今天信息社会的一种雏形和预演。尽管维多利亚时代的信息技术不可能和今天相提并论，但其中的很多内在机制是一致的。

首先是因为有了点钱，买的起了。之前因为一直花家里钱，任何非生命必需品，非学业要求的钱，花起来都有沉重负罪感。

其次还有一点时间，特别是找对象的公交地铁上打发时间。《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等等。

另外那会手机还是笨鸡，起不到现在的丰富的信息交换功能。

北京报业兴旺程度一般。据说那会成都的报业非常发达，和长沙的电视发达一样。

油漆桶做的小炉子，放三块煤。一般来说是不熄火的，通过控制空气来调节火力。我小时候放学回家第一件事是“抽火门”。把炉子下面一个铁皮门开个缝，在升温过程中烧水。家长回家会全部打开，水烧开后做饭。做好饭会换一块煤。一般很少有烟。

如果某一天某种原因导致炉子灭了，重新生火，是要用小木片引火，烧冷煤，如你描述，常常是要冒烟的。

上面再加专门的引火煤，就能基本不冒烟。

另外，我们这里的炉子是铸铁的，内膛加保温层。

传媒时代的改变是巨大的，报纸时代的体验和移动互联网时代差太远，巧的是老兄举的两个报纸也是我读研时经常看的，短短十几年过去，纸媒都成古董一样的东西了，沧海桑田

烧煤的技术也算是我们小时候必备的技能之一，有时候家长不在家，只能自己给煤炉生火，我是用酒精棉球来引燃小木片，然后加小煤块进去，火旺了加大煤块，到上中学时就比较熟练了，只产生少量的烟就能成功生火。当然现在煤炉在城市里几乎绝迹了，农村都不多了。

每期必买。

21世纪好像还是咖啡色（棕色？）的纸，在一众白色报纸里B格甚高。

而且我感觉21世纪的专栏版比经济观察更接地气。

。

我前面半年是所有文章都看，

后来是看标题，

最后就基本只看专栏了。

因为我发现它里面新闻和分析类文章，

要么是互吹，

要么是空谈。

反正打死不会告诉我怎么管企业，怎么和同事打交道，怎么解决问题。

（好吧其实我很多东西根本看不懂，但我毕竟是个文艺青年啊，不喜欢经济很正常）

。

我记得21世纪有个作家，有时会发点情感文。

有一次发的文章叫《时尚女郎》（还是啥来着）

讲的是漂亮妹子为了再见一次邂逅过的富二代，

每年都要花钱去之前见面的度假区一次。

。

我一开始还奇怪为什么这种明显偏情感的文章会出现在21世纪，

后来才想到，其实人家讲的并不是爱情与邂逅，

而是投资和投机。

。

我不在买21和经济观察的时期，

也是我不再买《萌芽》的时期。

看的再多，也比不上自己创业试一试。

一看就是城里人。

我小时候其实要是有柴（从木头块里面批出来的）基本不会失手。很多时候没有柴，都是树枝，枯草。而且要是有好的煤块也基本不会失手。失手的都是煤灰和黄泥混到一起做的煤砖。有的砖好一点，有的砖就是基本是灰，一点就冒烟。

我的感慨就是小时候家里几乎没有垃圾 ，任何东西都有自己的用处。现在一天生产的垃圾比过去几个月都多。

21世纪经济报道是白色的，I总记反了。

经济观察报逼格（装逼能力）高一点，16开报纸里它是最贵的，比南方周末，21世纪要贵，秦晖老婆金雁的苏联专栏开了好长时间，刚开始是纯纯的公知风格（那时公知一词还不流行呢），记得它的一个陈姓记者访印。随谈一副满心向往的味道，结果刚出机场被一个印度小贩强行眉心点红敲了一笔，在文章里唠叨贵或便宜的事，我在网版评论里跟了句被印度小流氓地痞敲诈了还。。。。

好像许知远是经济观察报第一任主编（或某版主编）。

21世纪经济报道和经济观察报的年末专刊非常值得购买，16开的100版，厚厚一大叠，经济大事回顾，各路名人专访专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