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孙机先生去世 -- 桥上
孙先生的文章，我受益良多，特在此悼念。
下面是孙先生的一篇采访，其中关于战车的论述也是孙先生的重要贡献之一：
孙机《中国古战车并非外来_青铜爵也非酒器》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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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战车并非外来_青铜爵也非酒器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研究上享有盛誉的孙机先生做客海上博雅讲坛，举行了一场简短的读者见面会，内容都涉及中外物质文化交流史。
下面是孙机先生，图片出自孙机《中国古战车并非外来_青铜爵也非酒器》澎湃新闻：
中国古车并非外来
中国和西方在古代车制方面有很明显的区别。中国古代不仅有战车，而且有车战，就是车与车之间打仗。西方当然也有战车，但是没有车战。西方的战车主要是运载工具，所以轮子直径一般不超过90厘米，因为轮子矮，所以人上下车很方便。
中国有车战，在《左传》里记载很多，而且中国古代讲“千乘之国”，就是一个国有一千辆四匹马拉的车，它已经成为衡量国家国力的标准。
西方为什么没有车战?当然原因很复杂，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人和我们的系驾法不一样，就是怎么把马系到车上，让马拉车。过去因为我们资料缺乏，所以对于先秦时期的系驾方式不太清楚。其实此前商代的战车也有出土，但有些部件、绳子腐烂，所以还是无法确认系驾方式。后来始皇陵出土了两辆铜车，其实还有好几辆，但文物局希望剩下的这几辆能被更好地保护，所以暂不发掘。
下面是秦陵铜车马一号车，图片出自孙机《中国古战车并非外来_青铜爵也非酒器》澎湃新闻：
这两辆铜车可不得了，虽然是50%的模型，但是做工非常细致，连马脖子底下那一缕一缕的缨都能表现出来，所以系驾方式也表现得清清楚楚。后来学者证明秦始皇铜车的系驾方式与先秦时期的是一样的，现在这种系驾方式在考古学上被叫做“轭靷式系驾法”。
西方的系驾法是什么样呢?他们是直接把绳子拴到马脖子上，但马脖子上有气管，这么一拉，马就喘不上气了。所以我们看古埃及壁画、希腊瓶画，还有古罗马雕刻，用的都是这种拉车方法，因此无法进行车战。
如今我们掌握最早的牲畜拉车模型，是在印度河流域出土的，他们是用牛来拉车，方式更奇怪，是把绳子系在牛犄角上拉，因为古印度人认为牛犄角是最有劲的，但其实牛也很费力，不科学。
下面是秦陵铜车马二号车，图片出自孙机《中国古战车并非外来_青铜爵也非酒器》澎湃新闻：
现在有很多人认为中国古车是西方来的，甚至有人说中国古车是埃及来的，论文也发表在重要期刊上，而且还找例证——有一件“轭”都有一个椭圆孔和一个长方孔，形制上极为相似。但问题是商代人的地理知识根本就不知道埃及，更不可能有埃及的工匠跑到中国来教授工艺。这在逻辑上根本说不通。
后来又有人用岩画上的图像来证明，说岩画上的车与商代文字中的象形的车很相近。可是岩画断代是非常困难的，很多岩画没有断代依据，很难用作史料。所以我认为目前无法证实中国古车是西方来的。
还有，中国古代车战是有“游戏规则”的，不能乱来。首先能够威风凛凛地站在车上的都起码是最低级的贵族，普通的庶民只能当“徒”，就是跟着车跑的步兵。一般车上坐两人的话，左边的人赶车，右边的人拿武器。如果是三个人，中间的是将领，左边的人赶车，右边的人拿武器战斗，所以战车在近距离打仗的时候都要“左旋”，往左边拐。
“爵”不是喝酒的饮器
现在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往往集中于谁最早，谁影响谁，谁更先进等问题，而一些西方学者往往认为中国古代有很多东西来源于西方。比如说中国的爵源于西方。
下面是二里头-夏代乳钉纹铜爵，图片出自孙机《中国古战车并非外来_青铜爵也非酒器》澎湃新闻：
中国的爵一般是三条腿，前面一个流(倾酒的流槽)，后面一个尾，以前大家都认为爵是喝酒的饮器，其实它是没法用来喝酒的。时间越早的爵，前面的流越长，比如在二里头出土的爵，前面的流差不多有三四寸长，而且很窄，我们想想看，的确是不太好喝酒的。
下面是二里头文化青铜管流爵，图片出自孙机《中国古战车并非外来_青铜爵也非酒器》澎湃新闻：
有些早期的爵容积很浅，下部还有一个假腹，上面有出烟孔，在它底下点上一根柴，几分钟就烧开了。不过即使酒烧开后，古人也不会喝，因为古人喝的是凉酒，这有很多证据，比如《楚辞•大招》里说“清馨冻饮”，就是酒怎么凉怎么好喝，后来曾侯乙墓里也出土过青铜冰鉴，就是铜的“冰箱”。
下面是曾侯乙墓出土的国宝青铜冰鉴，图片出自孙机《中国古战车并非外来_青铜爵也非酒器》澎湃新闻：
古人说神不饮食，不吃不喝，但喜欢闻味。所以爵里面盛的其实是香酒，烧开后冒出的香气是给神闻的，是敬神用的礼器。烧完之后剩下的残余就倒在地面的白茅草上，酒经过白茅草，就能够“深入渊泉”，天上、地下的神都能享受，所谓“上下交泰”，大家都高兴。这些观念都纯粹是中国的，而且作为礼器也要和其他青铜器搭配使用，不可能单独生产，这些都表明爵不可能是外来的。
唐朝粟特人来华的负面意义
我们现在一说唐代，就是开放社会，比如当时以粟特人为主的很多外国人都到中国来，并且带来一些器物，这些都不假。但是唐代的政治制度，比如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均田制和行政系统，都跟西方没有什么联系。
下面是入华-粟特人葬具中所见粟特人，图片出自孙机《中国古战车并非外来_青铜爵也非酒器》澎湃新闻：
当然我们说唐诗要讲音韵，一讲音韵就和古印度的梵文有关，因为我们原来对音韵分得不清，梵文对音韵分得更清，但我们不能说唐诗的成就要归功于外来因素。
一般来说，当时从西方传入的都是一些高级的奢侈品，包括像“来通杯”(兽首杯)这类器物，对中国文化发展起的作用还是相当有限。真正对中国帮助很大的其实是农作物的传入。比如十五世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有一批农作物传入中国，像白薯、玉米、向日葵等等。
1970年在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的唐代玛瑙兽首杯。希腊人称此种兽首角杯为“来通”(rhyton)。
下面是镶金兽首玛瑙杯，图片出自孙机《中国古战车并非外来_青铜爵也非酒器》澎湃新闻：
白薯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中国西汉统计全国人口最高数字是七千万，到了明末也才一亿人，乾隆时就是两亿人，等到抗战时期是四亿人，解放后七亿人，现在十三亿。这其中的关键因素不是说生育率低，而是穷人养不起孩子。白薯传入后，最先种在福建，泉州地方志上就记载不仅乞丐能吃饱，就连猫狗都吃饱了，后来北大的张政烺先生特别强调这一点，有人就和他开玩笑说你这是“唯薯史观”。
总之唐朝的粟特人没有带来过非常重要的东西，其次粟特人的生活伦理习惯也与唐朝人无法融合。比如粟特人的亲妈和亲儿子结婚，亲哥哥和亲妹妹结婚。而且他们是天葬，人死了后喂给狗吃，狗在粟特人的心目中非常神圣。《旧唐书•李暠传》里记载，李暠到太原去做官，有个地方叫“黄坑”，那里有很多粟特移民，狗整天吃死人，后来看见活人也咬。李暠到任之后，命令把那里的狗都给杀了。
唐朝的外国移民中最主要的就是粟特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并未与唐朝融合无间。相反，大量的粟特勇士到中国，后来都当了雇佣兵，集中在安禄山麾下，安史之乱的基本成员就是他们，结果导致唐朝由盛转衰。
我们讨论这段历史时，应该注意到，中国从来对外来移民都是友好的，没有迫害过他们，但我们对他们起到的作用，也要有一个客观的估计。
桥：图都挂了，凑合看吧。
头一次听说粟特人移民的故事。
总体印象外来移民只能起边角作用，毕竟中国本体人数太庞大了。
要说文化融合，南北朝时期最是值得研究。
因此他们不太可能被同化，因为他们本族在别处会受到不同的同化压力。
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过程就是一部文化融合的过程。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和史思明就是粟特人。之后河北主要藩镇，比如魏博节度使长期由粟特人担任。如史宪诚，何进滔等。
李世民自己是什么族不说，在用人上，特别是独当一面的人事任命上，是比较信重胡人的。唐初汉族当个刺史还行，做节度使比较难，比在清朝当个总督难多了。
唐初就没有节度使这个职务，李世民拿一个不存在职务封胡人不封汉人？
主席评李世民军事能力封建帝王第一，这个能力就包括用人。
在他手下吃香的，就是能打的，跟这个人民族没太大关系。
汉族能打的如李靖李绩，一个是铁杆隋朝拥护者，大佬韩擒虎的外甥。
一个是瓦岗军旧部，理论上都不算唐王朝的原始股，但能打，就能在李世民的手下出头。
东突厥那一堆阿史那贵族，只要投降后忠诚，照样提拔重用。
但不能说他只信任那一群阿史那，打到阿史那投降的还是汉族在隋末大乱中冒头的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