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集成电路具体技术也不懂，就着黄令仪那个帖子说点个人意见吧。 -- yg1993

中国大陆是自主经济，站着的人的经济。

“文革”结束后，我们又经历了1977年和1978年两年的“洋跃进”，国民经济再次陷入失衡和比例失调，不得不进行新的调整。对此，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指出：“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弄虚作假，不能空喊口号，要有一套科学的办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6页。]他强调国民经济的调整是必要的，是为了创造条件，使得在调整过程中、特别是调整后，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又比较快的发展速度。

在规划20世纪最后二十年的发展时，他指出要以历史经验为戒，不要过分追求高速度，要增强发展后劲，前十年要为后十年打好基础；后十年的发展速度可以更高一些。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他又再次强调，我们的经济发展“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与实现稳步协调发展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要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好”与“快”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两者互为条件和基础，片面强调某一方面都是不对的。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邓小平还高度概括地提出了“波浪式”前进的发展理论。他指出：“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8页。]“波浪式”前进的发展理论，将发展的阶段性、周期性和连续性结合起来，符合事物矛盾发展的辩证法，符合事物发展前进的客观规律。“波浪式”前进的发展理论，是邓小平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探索中国发展道路所取得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

　“文革”十年，我国经济濒临崩溃，人民温饱都成问题，国家各项建设百业待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对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作出了深刻回答。

　　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怎样认识中国的现实？邓小平以巨大的勇气，坦承当时中国的落后，揭开了蒙在事实真相上的面纱。1977年9月，他在会见到京参加28周年国庆庆祝活动的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旅行团部分成员时强调：我们要承认落后，不要怕丑。最近我跟外国人谈话都是讲这些话，有些外国朋友觉得惊奇。这有什么惊奇？承认落后就有希望，道理很简单，起码有个好的愿望，就是要干，想出好方针、政策和办法来干。在同法国客人会谈时他说：人们都说中国是个大国，其实只有两点大，一是人口多，二是地方大。就发展水平来说，是个小国，顶多是个中小国家，连中等国家都算不上。

　　1978年3月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他列举了一系列数据并再次疾呼：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的科学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还很大，科学技术力量还很薄弱，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1978年9月，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更加尖锐地指出：“现在在世界上我们算贫困的国家，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属于比较不发达的那部分。”在会见联邦德国客人时，他同样坦率地承认：“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10年了，可能是20年、30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50年。”他严厉批评那些不能正确认识国情的人说：他们吹嘘自己长得很漂亮，怕丢丑。我们这么落后，面孔本来就不漂亮，你吹嘘干什么。

　　如实地指明这种落后状况，可能会让少部分人因此垂头丧气、惶惶不可终日，但是绝大多数党员干部、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是能够理解和正确认识的，实事求是正是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把事实说出来，大家一起认真地去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才能够正确制定今后的战略规划，合理分配各项资源；才能够更加激励全国人民奋发图强，尽快改变这种落后状况。认识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

　　承认落后，必然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与世界的差距那么大，还能不能赶上？中华民族还有没有一个光明的未来？邓小平认为，中国尽管落后，但“现在中国遇到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不要丧失这个机遇。许多人不懂得这是中华民族的机遇，是炎黄子孙几百年难得遇到的机遇”。关键是要能够采取正确的政策来抓住这个机遇，要对全党、全国人民今后主要抓什么、干什么有明确清醒的认识。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中国就没有光明的未来。当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政治问题。邓小平振聋发聩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由于“文革”的耽误，要缩短中国当时同世界发达国家之间已经拉大的差距，就要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此，我国改革开放拉开了大幕。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

1978年9月邓小平在视察黑龙江时提出了如何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说，我国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建设，总的来说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需求。我们必须懂得这一点。懂得这一点，就有希望。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左”的错误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长期追求高速度，“大跃进”就是典型的例子。邓小平早在1961年就总结过其深刻、沉痛的教训：“实事求是的精神受了损害。为什么不实事求是？就是方法出了问题。实事求是，就是对实际情况真正了解。真正了解实际情况，就要调查研究。过去几年调查研究很少，搞了许多虚假现象。”“四人帮”被粉碎后，当时一度延续了过去“左”的指导思想，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新的大跃进”，要求1985年粮食和钢的产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和6000万吨，还要建十大钢铁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等。邓小平总结说：“过去10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有摆脱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而没有按比例发展就不可能有稳定的、确实可靠的高速度。”在邓小平、陈云等领导人的努力下，这次“洋跃进”持续的时间很短，没有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左”的错误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长期追求平均主义、大锅饭，束缚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影响了经济效率。1977年10月29日，中央政治局听取煤炭部时任部长肖寒汇报工作。当肖寒介绍开滦煤矿5年间累计多产煤炭2000多万吨，平均每年400万吨，劳动效率高于全国平均效率一倍时，邓小平问：“为什么这么好？”有同志介绍，是因为开滦矿实行按劳分配，不吃大锅饭，邓小平当即表态：大庆经验要学，开滦经验也要学。开滦生产翻番、效率比全国高一倍，肯定是好经验。开滦经验要总结，包括按劳分配，包括岗位责任制。有了邓小平的肯定，不仅开滦矿的思想负担解除了，1978年5月，国务院也发出《关于实行奖励和计件工资制的通知》，正式恢复了已经停止实行十多年之久的奖励制度和计件工资制度，并通过试点逐步扩大。

　　所有经验总结为一条，就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从粉碎“四人帮”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短短两年多，邓小平20多次阐述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道理。针对“两个凡是”，邓小平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他说：要从问题堆里找长远的、根本解决问题的东西。实事求是是毛主席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懂得这一条就有希望。他讲党的历史传统：“我们讲要继承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培育的优良传统，第一个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所谓作风，第一就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态度。”他讲怎样面对未来：“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

1977年2月至5月，中央先后召开了整顿铁路、冶金等会议，新的领导层仍然坚持“两个凡是”，不顾当时中国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的实际情况，在中国重搞“新的跃进”，而且，企图通过大量引进外国的技术设备，在短期内实现国家工业的现代化。

在“新的跃进”指导思想之下，各部门、各地区都在酝酿实现“新的跃进”的规划。煤炭工业部于1977年10月提出到1987年煤炭产量突破10亿吨，赶上美国，到本世纪末进一步达到20亿吨。同年11月冶金工业部向党中央汇报钢铁工业规划，提出钢产量到1980年达到3500万吨，到本世纪末建成20几个鞍钢，钢产量达到1.6亿吨以上，超过美国。

1977年，我国的外汇储备还有9亿多美元，出口额为79.5亿美元，进口额为72.1亿美元，进出口规模很小，贸易顺差更小。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支付迅速扩大的到货的设备款，中国银行不得不用吸收海外存款和从欧洲金融市场筹措贷款的办法来弥补。

当时共筹集到51亿美元，其中欧洲金融市场的贷款年利达15%～16%。而且，按引进1美元国内配套建设4～5元人民币计算，这些项目建设全部投资需500多亿元。

1978年，我国的财政收入为1132亿元，然而，光一个上海宝钢项目就需投资300亿元，可见，如此巨大的引进规模大大超过了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而且从1978年确定的22个引进项目来看，这些项目仍然集中在重化工业领域，这也反映了当时的领导层依然遵循着早年形成的工业化战略。

尽管1978年引进的这些项目，是一批我国经济建设中急需的特大型项目,引进的技术和成套设备也是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批项目建成后都已成为我国的大型骨干企业，对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由于过分看重重化工业，也使得汽车、电子、航空等战略性产业的发展被忽视了，或者说发生了“挤出效应”。像上海的运10飞机，由于得不到应有的资金支持，在研制了15年之后最终流产了，北京电子管厂想上马液晶项目也因缺乏国家投资而不得不停顿下来。

　1977-1978年，掀起了出国考察的高潮。主要去的有日本，南斯拉夫，港澳，法德瑞等，先后去了50多个国家。回来后都写报告，建议充分利用大胆引进外资。恰好当时西方出现大规模滞胀，资本过剩急需找出路。谷牧在《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中建议，“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资本过剩，急于找出路，建议立即与西欧几个国家进行正式谈判……”

　　当时中央决策层也是大干快干的想法。总设计师听了另一位考察人员的报告后说，“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明天就开始，搞几百个项目，从煤矿、有色、石油、电站、电子、军工、交通运输一直到饲料加工工厂，明年就开工。分期付款不干了，搞贸易补偿，银行贷款。”

　　出国考察极大震动了各级领导干部，外国能搞的，我们为什么不能搞？这是之后引进外资和设立经济特区的思想准备和早期尝试。

　　同期，计委副主任段云考察港澳后汇报，认为香港和澳门发展快主要有五点：一是充裕的资金来源。对外汇没有管制，各国游资大量进入。二是拥有较为廉价的劳动力。三是购进原材料和技术设备比较方便。四是大力发展对外加工工业，利用外资和本地廉价劳动力，进口设备、原料和半成品，加工出口。五是产品适应性强。

　　报告提到一个叫做宝安县的地方，认为这里紧邻港澳，发展出口生产很有利。这个宝安县，就是现在深圳的宝安区，一度是中国农民工最聚集的地方。这里直到现在为止，主要工厂还实行6*12小时工作制，也就是每周至少上六天，每天至少十二小时（8点对8点）。

　　报告还提出，要利用港澳大力发展对外加工业务。由于港澳成本提升，不少资本家已经提出把产品转到内地加工。报告呼吁，“现在许多西方国家都在利用港澳，工厂、房子、银行、商店越开越多。我们有那么多有利条件，为什么不能干呢？”并且报告还说，过去我们怕这是“资本主义经营”，现在解放思想了，要放手大干。

　　1978年，国务院颁布《开展对外加工装备业务试行办法》，到年底，沿海多省市与外商签订加工装备和补偿贸易合同698项。这时的实验还是比较谨慎的，订单原料和预付资金可以进，外资和外企不能进。1978年社科院经济所还指出，“我们既不允许外国资本家同我们办合资企业，更不允许把领土领海主权租让给外国。” 1978年下半年起了变化，对外开放逐步在决策层达成一致。12月外贸部部长宣布，取消不许外商在中国投资的禁区。

由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中国作家集团主办的《作家文摘》报第1167期（2008年9月2日版）头版刊出了徐庆全的《华国锋：斯人逝去》一文。该文不顾史实，以否定华的经济路线间接否定毛主席。更把“洋跃进”的错误无耻的推向毛主席，说“洋跃进”“秉承的是毛泽东晚年的模式”。

徐在文中先肯定了华国锋对倒向元老派抓捕“四人帮”的行动：

“在元老派依然靠边站的情况下，华国锋遭到了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挑战。此时的华国锋，表现了惊人的沉着。他把目光投向了元老派，谋求支持。”

徐接着又肯定了华国锋的上台后提出的“抓纲治国”口号：

“华国锋非常明白，他接手的国家已是风雨飘摇面临崩溃的危局。…意识到只有经济搞上去，才能扭转危局。他提出‘抓纲治国’的口号，虽没有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体系，但把重点已放在后面的‘治国’上确实无疑的。他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描绘出一系列经济发展的宏伟蓝图。”

然后，徐笔锋一转：

“但是，这种勾划，仍然秉承的是毛泽东晚年的模式，不少经济指标不切实际，大规模地进口外国设备更是不顾国力，以致于被后来的史学家称之为‘洋跃进’。”

好个“惊人的沉着”，徐笔下的华国锋成了挽狂澜于既倒的古希腊神话诗里的英雄。只可惜“已靠边”的元老派中的一位实际还控制着军队，难免使人容易把英雄误解为“墙头草”；更可惜英雄的对手只是一个无军权、无政权、不会阴谋、被叶元帅称为“造反三年不成”的“秀才”，否则英雄的形象会更加丰满。

而且，徐为表明江青已是人神共愤、不得人心，把毛主席逝世后的三派势力中的政治“新贵”——吴德、纪登奎等“与江青等人拉开了距离”，说他们与元老派有着“感情的亲近”。只是不知如何解释元老派得势后为什么要把“感情亲近”的吴德、纪登奎、陈永贵等一干“新贵”全部挤下台？而且从纪登奎、陈永贵等人后来的访谈录来看，和徐的说法恰恰相反。而且，陈永贵还对江青廉洁高尚的品德赞赏有加——江和“元老派”得势后的表现简直是鲜明的对比。陈还说“没看出人家有什么毛病”。

徐胡诌华国锋上台后才把重点放在“治国”——经济上，并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以阶级斗争为纲”错了吗？现在不提了，只认“钱”了——“以经济建设为纲”，政治、思想、文化阵地全都放弃。结果怎样呢？民族产业都姓了“外”，“和平演变”就要成功了。除了一群“大国心态”、“全球思维”的主流精英在那营营着歌功颂德外，有多少工人农民学生承认呢？

毛主席不知道要把经济搞上去吗？唱了三十年的“要把社会主义建设好”是谁给中断的？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建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在二十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毛主席在1974年多次强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精英们是不记得的，那时他们正在咬牙切齿，韬光养晦。

徐先生文中所谓的“毛泽东晚年的模式，不少经济指标不切实际”说法由来已久。改革三十年，一提起毛主席“超英赶美”的口号，焉知“鸿鹄之志”的无脊洋奴们便发出一片“燕雀”般的嘲笑。难道只有“让少数人带动大多数人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才切实际吗？难道只有“让外资控股银行、掌握行业主导权、产品定价权，我们只配给洋人打工挣血汗钱”的目标才切实际吗？

徐先生说“华国锋大规模地进口外国设备更是不顾国力”，“秉承的是毛泽东晚年的模式”。既然“大规模地进口外国设备”是毛主席晚年的模式，那么没有“意识到要把经济搞上去”的毛主席进口外国设备干什么用呢？况且，被精英们骂了三十年的“闭关锁国”又如何解释呢？据精英们的可靠统计：文革结束时中国的外汇还不够一个官员出国的费用。用这么点可怜的外汇“大规模”地进口外国设备的确“不顾国力”，简直自不量力。当然，按照改革三十年“一下岗就发”、“一股就活”、“一包就扭亏”、“一卖利润就翻”的经验，华国锋一喊“抓纲治国”，国库里的外汇立马就成几何倍数的翻番也未可知。但还是想在这里给精英们提个建议：造谣之前先统一一下口径，因为“流弹”最容易“误伤”自己人：今天赵精英用手扇了钱精英的嘴巴，后来孙大师用予刺了李大师的盾。

谁是洋跃进的始作俑者？邓小平。　　

1977年11月，邓和访华的新日本制铁公司的董事长稻山嘉宽商谈时初步谈了中共建政以来最大的投资项目——宝钢。78年10月邓访问日本时，参观了现代化的君津钢铁厂，最后签了合同。正是在邓的带动下，华国锋制定了《十年规划纲要》，提出从七八年到八五年，要新建和续建一百二十个大项目，包括十大钢铁基地、十大油田、三十个大电站等。按照规划，从七八年到八五年，八年的全国基建投资竟相当于过去二十八年的总和。虽然华国锋是主席，但他不管经济也不懂经济，这实际上是邓的主张。

一九七八年五月邓小平同胡乔木谈话时说：“现在的国际条件对我们很有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它们自身的利益出发，他们有很多困难，资金没有出路，可是他们借钱给我们，我们又不干，非常蠢。”　　

邓的“洋跃进”，在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期间实际上就开始了。从1976年3月2日江青在打招呼会议期间召集的十二省区会议上的讲话就可以看出：

“邓ＸＸ完全是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出口原料和外国资本家订长期合同。”“目前各大工矿企业，省、市，燃料吃紧，有的已经停产，包括北京。有的地方已经停产，形成混乱。”　　

“电气设备他要下马百分之四十以上，那么下马是不需要了或者怎么样了，并不是！而是不要中国自己造的，去进口外国洋人的。还有一个最近我才听说一台美国的设备装在大庆，我说那可不行，大庆是主席树立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先进单位，可不能这样，要拿走。后来知道有两台美国货。同志们，这是个什么事？我不反对进口一点东西，但装在大庆丢中国人的脸，外国人去参观，装着美国人的设备，我说要拆掉，如果它有某些先进之处，那你先仿制，最好是迎头赶上。我们现在是有一些，我推荐科教片给同志们看，有一些我们都是先进水平啊。混到党内的这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当权派邓ＸＸ，他不看。”　　

“邓ＸＸ把咱们的原油，咱们的石油，连煤炭，棉布统统压价出售。这些都是去年冬天干的。如果给了第三世界缺油的国家，那还情有可原，他是卖给那些大资本主义国家呀。……我们最近还发现了高产的油田啊，都拿走了，都拿给外国人去了。煤炭，棉布压价出售，我们八亿人口啊，这不是出卖，不是汉奸行为？所以我说他连一个起码的爱国主义者都不是。”　　

“邓ＸＸ这种买办资产阶级破坏生产是历来的。他进口了好多外国设备，不晓得为什么都挤到今年上马。有的设备根本没有处理三废，现在毒害人啊。……，他对第三世界是一点兴趣也没有，就是对美国，西德，第二世界有兴趣。”

“洋跃进”是彻头彻尾的邓的“原油换外汇，买进一个现代化”的模式，怎么又成了毛主席晚年的模式？

胡耀邦：洋跃进的错误不都在华国锋

3月13日，步子再快一点”，邓小平很肯定150亿美元的引进计划，投信任票，提出在65亿美元的基础上， 核心提示： 胡耀邦事后的评论比较公道：“经济问题。

现在看不够了，华国锋赞成，叶剑英说：我们要在二十三年内完成四个现代化，慢腾腾也不行，邓甚至提出，可以一起谈，再加快。

小平同志1975年说这是一个大政策，我已经说了多次。

政治局再次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引进新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的汇报，想办法，再过两三年，得到的比付出的利息要多。

再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单机和技术专利，当时面临的局面相当严峻，我同意小平、先念同志的意见，除抓紧“四三方案”(指1973年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和新技术的方案，换取外汇，这里就有一个引进的问题，至少要有八年的打算，还说：步子要快一些，是划得来的，早投产一年半载，胆子再大一点，)后来的“思想再解放一点，政治局听取国家计委汇报，”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叶剑英当即赞成，气势不可怕，放手一点，也许可以再多些， ，1977年7月，为解决这方面的困难，政治局听取国家计委等五部委关于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汇报，)邓小平说：引进这件事肯定要做，这里只讨论最高层关于引进的决策层面的事实问题，邓小平认为：引进技术的谈判，一个是高指标，要把我们的建设速度加快，)与邓小平一样，政策上大胆一点，太急了不行，认为没有什么危险，政治局今天可以下这个决心，李先念同意邓的意见，思想解放了，(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第一分册，到底还有什么障碍，第298页。

争速度，也可能是200亿美元，不断变化。

华国锋也强调了解放思想的问题：我们要经过二十三年实现四个现代化，”华国锋、李先念也都表示赞成，) 4月19日，就把钱赚回来了，2004年11月初稿，政治局三次听取国家计委的汇报，(《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突出的问题是燃料、动力和原材料紧张。

由于批评者将之比作1950年代的“大跃进”，华说：八年引进规模180亿美元，第279页，大家都举了手的，国家计委提出，试一试，我也是有错误的。

) 会后，我觉得，从目前的解释看，是加快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再增加一些引进项目，7月26日。

) 1978年2月9日。

要先把今年60亿美元的引进方案定下来。

可以拿资本主义国家行之有效的办法为我们所用，说：180亿元的进口，)按照华的主张，第90页，一个是大轰大嗡，不行也不要紧，(《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九九七)》(上)，肯定了计委修订后的方案，譬如搞100亿美元也是可以的，重要的是争取时间，主要是一九七八年，指1970年代末伴随大规模技术和设备引进的经济高速增长，邓小平提议引进还可以加一点，(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政府工作报告(草稿)》经济部分时的谈话(1978年2月9日)，说“不算多，他的想法是，第34～36页，但是不定死，不过，故称“四三方案”，对“洋跃进”，邓小平明显流露出不满：扩大进出口贸易问题，“跃进”自1980年代以后是个贬词，更有些挖苦的意味，思想要解放一点。

如果一个项目能缩短半年，粉碎“四人帮”以后，要抢时间；对共同市场，政治局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第55～62页，“跃进”再戴个“洋”的帽子，华国锋说：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装备，统筹考虑，作者：韩刚，(《在风浪中前进》第一分册，几百亿的长远合同要考虑；要进口大电站、大化工设备，)的在建项目的投产外，。

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左右各派为争夺权力，展开了激烈较量，经济领域是主要战场之一。1977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还有9亿多美元，7月份国家计委提出，今后八年花费65亿美元从国外进口技术设备，重点发展石油化学工业，其中只有一个陕西咸阳显像管厂是电子项目。政治局讨论时，(凳)提出可以花100亿美元进口设备，提高中国石油、煤炭和轻工业产量，以赚取更多外汇。8月，国家计委将进口项目提高到150亿美元规模，再次得到(凳)等人的肯定。

　　1978年2月9日，政治局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在叶的鼓动下，华将进口规模提高到180亿美元。3月份再次讨论时，华又将进口额度提高到200亿美元。要知道197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可见当时(凳)、华等人的决策是如何荒唐。到6月份，政治局再次听取报告，(凳)说得更干脆：同国外做生意，搞买卖，搞大一点，什么150亿，搞它500亿。500亿美元的规模，是3月份拟定的200亿美元的二点五倍。

　　受(凳)的影响，6月30日听取谷牧出访汇报时，华再次强调步子要大一些。国家计委讨论后，提出了花费1000亿美元引进技术的设想。7月上旬，国家计委初步整理，汇总了一个850亿美元的方案，其中400亿引进外资。(凳)也同意这个方案。9月9日，李现鲶在国务院务虚会结束时宣布：今后十年的引进规模可以考虑增加到800亿美元。李还称，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

　　从65亿美元到后来的800亿美元，这帮人完全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如同儿戏一般，将气球越吹越大。其实，1958年大跃进时期，搞浮夸风、亩产万斤的，也是(凳)、李、叶这帮老狐狸。当时他们把主席架在火上烤，以赶他下台。1959年毛下台，换了刘上台。1978年大搞洋跃进，同样是为了将华赶下台。洋跃进号称要建设“十个鞍钢、十个大庆”，其中就包括(凳)力主拿出50亿美元，从日本新日铁进口设备，建设上海宝钢。而上海长江边的烂泥地，根本不适合建设大型钢厂。

　1978年中国的财政收入为1132亿元，光是一个上海宝钢项目就要投资300亿元，根本不是中国国力所能负担的。没钱怎么办?开动印钞机!1979年中国人民银行增加了50亿元人民币的供应量。同时期，为了体现改革开放的好处，中央开始给工人涨工资、提高粮食收购价、给文革时期打倒的牛鬼蛇神们平反，补发工资。给老革命家们盖别墅、换进口小轿车，提高福利待遇。1980年，在(凳)、叶等人的联手打击下，华终于被赶下了台。换了胡担任种书计，赵担任总里。但是经济形势已经开始恶化。

　　1979年全国在建的大中型项目有1100多个，财政赤字170.6亿元。1980年又新增了1100多项，财政赤字127亿元。上述项目全部建成，还需要投资1300亿元。为了弥补财政亏空，1980年央行又增印了78.5亿元钞票。从此，印钞票如同吸毒上瘾一般，成为中国经济毒瘤。1978年中国全社会的流通现金仅有229.59亿元，到1985年已经暴增至839亿元。光是1984年的钞票供应增幅，就高达惊人的39%。连年狂印钞票引发恶性通货膨胀。许多物价都至少翻番，高档烟酒等民用消费品价格，甚至直接上涨10倍，以致一些城市出现了“抢购囤积风潮”。

　　为了控制宏观经济的严重混乱局面，压缩投资金额。1980年中央一下子停建缓建了400多个大中型项目，1981年又停缓建了22个大型项目。其中就包括上海宝钢、十堰二汽、大庆30万吨乙烯等战略工程。盲目贪大求洋给中国经济带来严重危害，导致汽车、电子、航空等战略产业难以发展。像上海的运10飞机，在研制15年后最终流产。北京电子管厂(现在的京东方)，想上马液晶项目，也因为缺乏国家投资而流产。更严重的危机还在后面。

总盘子范围是他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