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关于政治人物的能力 -- 自以为是

　　探照灯、岗楼、哨兵、瞭望孔、射击孔，尖锐的警铃，惨无人道的酷刑……，这阴森恐怖的地方既不是日本人的炮楼，也不是国民党的渣滓洞集中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居然是20世纪60年代北京的一所学校-----北京六中。

　　当时这是全北京红五类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后来“联动”最重要的据点。借着文革初期的混乱，他们将日常学习读书的地方改造为关押“黑五类”的“劳改所”。十五、六岁正是青春期萌动的时刻，如果这萌动一旦被名、利误导，立刻会滋生出可怕的魔鬼。“保爹”的愿望促使着红五类们不断探讨先辈的战绩，在他们灵魂深处，或许真的有“沿着前辈的足迹走”的良好愿望，可一到具体问题上，他们不自觉地沿着敌人的足迹走起来。六中的大门早就被封死，要想进去只能从他们规定的窗口跳进。一进门，这几个血淋淋的大字就扑面而来----红色恐怖万岁！-----这真的是用人血写成的。

　　在这里，专政对象被无限扩大了，先是“黑五类”，后是“黑七类”，东、西、海纠的成立使他们的气焰更加嚣张，专政对象逐渐扩大到一切不同意“对联”观点的人。他们轻辄打骂同学老师，强索钱财，重则草菅人命，而且手段极其残忍。老工人徐沛田、高二学生王光华先后被西纠成员活活打死，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东西海纠一下子臭遍了街。

　　今天，我们应该回过头来思索这段历史：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未成年的孩子犯下如此滔天大罪？法律精英会脱口而出“目无法纪”，右派精英会大声呼吁“缺乏民主”，他们会各自掉几滴鄂鱼的眼泪表示同情，然后兜售自已的私货。我们已经被他们骗了几十年，不能再上当了。用阶级分析的办法来看，我们会发现事情的真相----阶级斗争！

　　“联动”成立后，更加疯狂地抄家打人制造混乱，甚至有人昼伏夜出杀害对立面的人，引起了社会治安的严重动荡。本来抄家这一行径是有严格组织程序的，一般说只抄书籍日记等文字性东西，而且还要打借条。这是基于“四清”运动中从地主家抄出“子孙万代要报仇”等反动诗而采取的一种强制检查措施。后来检查扩展到“四旧”等生活实物，抄家者也还算守规矩，文革结束后有人从堆积如山的仓库中拣出自家物品就是实例。可这些好的做法到了“联动”这里就统统废除了，他们不但把抄家当成赤裸裸的抢劫，还中饱私囊，尽一切可能搜集自已需要的东西。他们在向“黑五类”们勒索钱财的同时，发现这些人家里有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书籍，不由分说拿了回去，可他们当时没有时间看----都忙着夺权呢！

1966年10月9日，周恩来否定了谭力夫提出的“黑七类”的说法，说“谭力夫讲话是典型的形'左’实右得很”。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对谭力夫的观点大加挞伐。10月24日，毛主席亲自出面了。他说：“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都出身好吗？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

　　犹如三记重拳，一次比一次狠，红五类们顶不住了。

　　1966年11月的一天晚上，一个电话打到谭力夫家，中央文革的关锋、戚本禹约他中南海谈一谈。谭力夫又惊又喜：终于有了一个为血统论辩解的机会了。他要在中央领导面前“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系统阐述血统论的正确性。可当他那滔滔不绝的辩解没进行几分钟，戚本禹就厉声喝问他同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的子女有无瓜葛，关锋则在一旁敲边鼓，不断地追问他们家同林枫、李雪峰的关系。自已的老爹干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能同这些人无关吗！谭力夫终于明白，对方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谈话当然是不欢而散。事隔不久，谭力夫被逮捕投入监狱，中央文革成立了”谭力夫专案小组“，不断追问谭力夫的后台问题，想以此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借以除掉政治对手。可谭力夫毕竟不是普通人，他在狱中清醒地认识到中央文革“打孩子是为了整老子”的企图，学着革命先辈的样，咬紧牙关硬是一句不话，非常投入地表演了一翻。为了证明“血统论”的正确，他还在狱中写下了一首《铁窗歌》：“铁窗孤影对，深夜寒风吹。生当共产党，死作革命鬼。纵死亦含笑，问心无大愧。敬爱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自从被中央文革盯上后，“联动”的日子一直过得很郁闷。先是“中日青年大联欢”筹备工作的领导权被剥夺，继而平民红卫兵崛起，处处抢他们风头。1966年夏季，老对头北航红旗战斗队发出了制造“红海洋”号召，就是以美化市容为名，用红油漆将街道、单位大幅墙体涂成红色，以彰显“革命化”的环境赤风潮。这让“联动”成员们心里很失落：这本应该是他们提出来的才对！可人家先走一步，已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没办法，只好跟在后面吃点浮食。除了到处泼油漆刷街道外，他们还将自已的红袖章进行了精心改良设计：双层绸面，外面红色，里面白色，寓意是：红色恐怖压倒白色恐怖。可惜这个顺风屁还没接热乎，人家北航忽然改口，大加挞伐起“红海洋”来。原因是制造“红海洋”浪费了大量红油漆，引起了毛主席的反感。真是：人要倒楣，连喝口凉水都塞牙！

　　随着“联动”重要据点北京六中劳教所等陆续被爆光，他们在北京市民心目中一下子臭起来，老百姓都拿他们当小流氓，各校新崛起的平民红卫兵也渐渐不买他们的帐。“联动”正式成立后，他们组织了几次对“红三司”的冲击。可人家蒯大富一个电话就召来几千人，吓得哥几个面如土色。不过，此时“红三司”对“联动”还基本处于防御状态，基本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毕竟人家头顶上戴着红帽子呢！

　　谭力夫被逮捕后，整个形势对“联动”越来越不利了，可个别脑子不大灵光的还不知死活，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表现自已，比较典型的是：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章，一手拉住军车窗，另一手挥舞军刺招摇过市。行人侧目，避之唯恐不及，警察可睁大眼看着呢，带着闹事的不容分说被关了进去。

　　这下“联动”没招了。讲理吧，理论权威正在监狱里待着呢；讲打吧，人家蒯大富的“红三司”可是以大学生为主，个个膀大腰圆，还真不是个。“反了，反了，这年头流行儿子打老子”，同阿Q一样，他们也急需一场“精神胜利法”。

　　1825年12月，一群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的俄国贵族军官悍然发动政变，目的是反对沙皇的农奴统治。可惜活没干利索，指挥官临阵脱逃，三千多人还在广场上傻等呢，沙皇的大炮轰来了。围观的百姓和士兵们顿时血流成河，政变就此破产。可贵族毕竟是贵族，碍着朝中老臣的面子，参加政变的军官们除首犯被杀外，大部分只是被罚去西伯利亚做苦力。沙皇本想借西伯利亚的狗熊之口除掉政敌，可万没想到这帮公子哥生命力还挺顽强，愣是在那冰天雪地里活了下来。他们美丽的妻子也拒绝了沙皇要她们改嫁的要求，宁可放弃贵族生活而去西伯利亚与丈夫厮守，真是浪漫的刑期啊！这个故事一向为“联动”的红色贵族成员们所熟悉，同样是贵族，同样是十二月，同样是挑战当局的危险活计，他们很自然地将二者联合起来，自称为“十二月党人”。

　　面对蒯大富、聂元梓代表的平民红卫兵的挑战，红色贵族们出奇地愤怒了。从1966年11月27日起，他们就在北大附中教学楼的一间会议室秘密集会，商讨对付“红三司”的办法，12月5日发表宣言，正式出现了我们在开篇中提出的那份誓词。这篇宣言以诗歌般语调强烈指责当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在保卫“十六条”、保卫毛主席的口号下号召“拉起队伍自已干！”干什么呢？当天夜里，“联动”成员倾巢出动，四处张贴标语和《“联动”宣言》。北京工业大学附中邹建平等人竟爬上了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成了一条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发出了向中央文革进攻的信号弹。

　　仅仅贴标语、发传单当然满足不了“联动”的愿望，他们发动了对“红三司”一系列的攻势。12月6日，十几个“联动”成员在首领牛皖平的带领下，主动到蒯大富控制的“红三司”司令部，点名要求辩论揪斗老干部的问题。结果还没进大门口就遭到围攻，只得落荒而逃。12月7日，“联动”再次从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农业大学附中等处调集大批红卫兵来到“红三司”所在地寻衅，结果被团团围住，最后是周恩来派秘书周荣鑫来解围才把他们救走。的确，无论从人数还是从体能上比，他们和人家蒯大富都不是一个等级的，更不用说蒯大富后面还有个中央文革呢。

　　12月16日，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北京市中学红卫兵联合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对“联动”的理论和路线进行了严厉批判，并决定解散各种红卫兵纠察队。这等于斩断了“联动”的各种触角，形势已经将红色贵族们逼到了墙角。

　　12月26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在这次大会里，他们不但高呼“打倒‘红三司’、“反对乱揪老前辈”等口号，还有人胆大包天地喊出“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刚喊出这句时，台下一片寂静，几千人同时愣住了，继而掌声大作，“联动”红卫兵们发疯似的蹦起来，跳到桌子上、椅子上，拼命鼓掌，大声叫好，鞋子、帽子、头巾、传单等物件抛向空中，在圆形屋顶下飘舞着。不知谁弄来了鞭炮，噼哩啪拉，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在剧场中炸开了。此时他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中央文革才是“红三司”的总后台。

　　“联动”老红卫兵的血液像火一样燃烧着。会后放映苏联电影《区委书记》，当游击队员们举枪宣誓“以血还血、以命抵命”时，全场的联动立即响应，齐声高呼：‘以血还血！以命抵命！’帽子乱飞，口哨乱响，一片疯狂。电影放完已是凌晨四点，大群的联动趁着热血还没凉，一队队蹬着自行车前往公安部去解救落难弟兄。这就是有名的‘联动六冲公安部’的第一冲。

　　在文革期间，各级党政组织包括军警等暴力专政机构，对红卫兵都是相当地忌惮。这当然同毛泽东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但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支持绝不仅是以新代旧那么简单。要知道，几千年来，国家暴力机构同民众的关系一直是尖锐对立的，它几乎就是群众头顶的一层天。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改天换地的大事，这层天当然也在改革的范畴内，而且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毛泽东改革的办法就是把对立关系倒过来，暴力机构的活动要始终置于群众的监督下，为此他不惜让“群众运动具在天然合理性”的思潮泛滥。其实任何人都有可能犯错误，但毛泽东相信群众会在运动中“自已解放自已，自已教育自已。”比较起历史上暴力机构对民众的压迫来，他们在群众运动中所受的委屈其实算不了什么，当时中国社会出现的“老猫怕鼠”现象，其实正是我们曾经拥有的大民主。不过，对“联动”这样的组织来说，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可没他们的份。“别说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也不给，半点也不给！”

　　12月26日，就是“联动”开大会的当天，两名“联动”分子在偷摩托车时被老对头“北航红旗”的人逮个正着，他们不但不认错，还动手打人。可这时“联动”成员都在开会呢，寡不敌众下，被扭送公安部，这就是“联动”一冲公安部所要解救的“落难兄弟”。当晚，他们不但打伤了公安部的工作人员，连一位赶来调解的副部长都挨了打。无奈，公安部只好把闹得最凶的几个人抓起来，但学习过几段语录后立即就放了。可这几个人出来后却反咬一口，大骂公安部乱抓人----一冲。

　　12月28日到29日，“联动”调来几百名暴徒，强占公安部接待室，不断殴打工作人员，并高呼“打倒公安部！”“公安部权力下放”，不但成功地将两名“落难兄弟”抢走，而且将三名公安人员绑到礼堂围攻谩骂，直到周围有群众赶来声援才撤退---二冲；

　　12月31日到1月1日，调集百人再次冲击公安部，打伤二人-----三冲；

　　1967年1月6日到7日，纠集100人公然从公安部大门冲入，撒传单、贴标语，砸烂礼堂，闹腾饿了，就跑进公安部食堂，将那里的四五十斤粉肠和熟猪肉一扫而光，还恬不知耻地到处宣扬“公安部的猪肉真他妈好吃！”。但公安部此次将他们的暴行广播了出去，大批群众前来声援，“联动”一看形势不好，夺路而逃---四冲；，

　　一天以后，他们纠集五六百人带着菜刀、匕首等凶器，一路高呼“打倒‘红三司’！”“打倒江青！”再冲公安部，用装上铁钉的“二踢脚”攻击负责守卫的解放军，造成多人受伤----五冲；

　　1967年1月11日，“联动”再次纠集五六百名暴徒第六次冲击公安部。由于这次自动前来保卫公安部的群众达十万之众，他们没有冲成，只好气势汹汹地向公安部提出了所谓权力下放的“最后通牒”，并高喊“油煎江青！”、“打倒陈伯达！“打倒谢富治！”，最后甚至喊出“打倒周恩来！”的口号。别人倒也罢了，周恩来可是一直在护着他们，只不过不满意他们胡乱打人杀人最近没有明确表示支持而已。“上帝要使人灭亡，必先使人疯狂”，“联动”越疯狂也就越接近死亡。

　　“六冲公安部”非但没有改变他们即将灭亡的命运，反倒火上浇油，惹恼了文革中一位重量级人物-----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并由起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1月17日，谢富治讲话指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

　　1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指出：“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对于反革命分子，要毫不迟疑地实行法律制裁！”

　　同时，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给“三司”红卫兵负责人打电话：“在‘联动’问题上，你们是不是手太软了？连个‘联动’都对付不了，今后还想当左派？”

　　铰杀令一下，“联动”的未日也就到了。

　　先是以首都中学红卫兵为主，在北京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号召广大中学生同“联动”划清界线，从内部瓦解“联动”组织。接着，由公安局的人领队，“红三司”的人动手，几万人在全市进行了犁庭扫穴式的大围剿。在中学里，新的平民红卫兵组织不断涌现，对他们发动了“中心开花”式的进攻；在大学里，“联动”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在社会上，浪迹街头的“联动”小流氓更是无处藏身。一天之内，“联动”各个据点纷纷被摧毁，大部分头头被抓。“联动”心里这个憋屈呀！想当年在大兴县灭“四类分子”时是警察给他们带队，怎么一转眼全变过来了！他们想骂、想打、想闹，可人家“红三司”跟他们耍的根本就不是一路拳，三四个对一个，像拎小鸡仔一样抓过来丢进囚车。此时他们倒真有几分“十二月党人”的血性：在冰凉的囚车里，稀稀落落地响起了《国际歌》声。

十九、将军们“绑子上殿”

　　当大多数监牢里的“联动”还在做“十二月党人”的美梦时，他们并不知道，此时在他们曾经的老巢里正在举行着揭发他们罪行的展览。展览地点虽各不相同，但主题却是一样的，都把“联动”罪行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系在一起，主题是“让我们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砸烂！”

　　之所以这样联系，是因为从种种揭发材料来看，这些人之所以在文革初期带头造反，同他们老爹的特殊身份是分不开的，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依靠近水楼台的优势，较早摸清了中央高层的意图，于是这些毫无造反动机的人率先造起反来，他们是希望尽早获得“左派”头衔，以便从中渔利。他们成功了。他们中最早的红卫兵组织几乎是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组织前后脚成立的，巨大的历史惯性迅速把他们推向风口浪尖，着实风光了一把，但渣滓终究是渣滓，还不到一年，一个个就原形毕露了。

　　北京六中森严恐怖的“劳教所”；

　　惨无人道的各种法西斯刑法；

　　杀人灭迹，血债累累的暴行；

　　敲诈勒索，无所不为的流氓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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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桩桩一件件，让参观者不由自主地回想起黑暗的旧社会。人们很难理解，怎么解放翻身这么多年，在中国的土地上还会出现这种罪恶。无产阶级既然已经取得了政权，按照某些人的说法，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了，阶级斗争不存在了，国内的主要矛盾也变了，按说该太平了吧，可怎么一转眼旧中国的东西又回潮了？看来他们的生命力还很顽强，顽强到超乎我们的想象。

　　展览获得空前的成功，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参观，这中间包括共和国的一些开国功臣们。当他们看到自已家宝贝在外面干的这些事后，从心底生出阵阵凉气：这不就是国民党吗！这不就是法西斯吗！自已把脑袋别在裤脚带上干了大半辈子革命，不就是为了推翻这些吗？怎么这些东西又从自已儿子身上出现了？大半辈子的辛苦，无数战友流血牺牲换来的红色江山，难道要由这群小兔崽子来执掌？过去是国民党祸害老百姓，难道以后要换成他们来祸害？那自已革命还有什么意义！并不是每个功臣都没有觉悟，更不是谁都护犊子。“爱孩子，是老母鸡都会做的事，可要懂得教育他们，那就是国家大事了。”经过深思熟虑，他们终于做出了正确的决策。在陈士榘将军的带动下，一些将军们纷纷带着自已孩子去自首。

　　毛主席听说这件事后，当即下令：把被抓的“联动”全放了。

二十、政治上彻底清醒了

　　1967年4月22日，关押“联动“的红卫兵监狱中涌动起一阵小小的骚动。几辆大轿车开过来了，一百多名“小政治犯”排队上车，在车上，他们仍在心里猜测未卜的前程。“不会拉出去枪毙吧？”“不会，最多是开批判会！”他们这样互相打着气。

　　没想到汽车却直开人民大会堂，在东大厅的会议室里，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鱼贯走出。“联动”们一下子愣住了，悔恨、愤怒、恐慌、内疚各种感情交织在一起，他们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曾经天天盼望同中央首长见面，可万没想到是在这种情形下，更没想到一下子见这么多。“你们受委屈了”，江青一语出口，下面立起波澜。先是小声抽泣，接着是放声大哭，会场乱做一团。接下来的谈话就不那么顺利了。只要江青一开口，他们就齐声高诵“我失骄杨君失柳……”

　　五十年代，毛主席前妻杨开慧闺中密友李淑一来信索取主席年青时赠送杨开慧的一首词，毛主席说当年那首写得不好，提笔挥就这首《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宵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服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这里的“骄杨”指杨开慧，“柳”指李淑一爱人柳直荀，革命烈士。在这首词里，毛主席对前妻的怀念是无疑的，可并没有对江青否定的内容。有些人总拿这个说事，用意纯在诗词之外，否则的话，为什么他们不编排贺子珍呢？还不是因为当时贺子珍健在，有些谎话容易被戳穿。事实上，毛主席也给江青写过一道：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题为“为李进同志题庐山仙人洞”，“李进”是江青曾用名，“李”指江青原名李云鹤，“进”是进步的意思，加起来表示“李云鹤进步了”）

　　“联动”们人小鬼大，当众这么做无疑是在指着江青鼻子骂：“你是小老婆！”这简直就是面对面的人身攻击。

　　当中央文革其他人讲话时，他们就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毛泽东干吗？直到此时，他们每个人还在做着这样的政治梦：自已遭受的种种“迫害”都是中央文革背着毛主席干的，毛主席早晚有一天会翻然醒悟，将他们和他们老爹的罪行一起赦免……

　　被放出来的“联动”非但没有丝毫悔改，反倒变本加厉起来。毛主席对上海“一月风暴”的支持彻底砸碎了他们的“救爹”梦，此时他们在政治上彻底清醒了。他们成群结队地骑着自行车在天安门狂奔，并高呼“油煎江青！”“刘少奇万岁！”“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后再见！”鉴于没有枪杆就没有一切的教训，他们不但四处搜罗枪枝弹药，还利用大串联时在全国各地撒下的“火种”号召成立“铁血队”“红旗队”“红旗军”等武装力量做他们的保皇派。他们尚未被打倒的叔叔阿姨们更是别有用心地提出“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口号。

　　可历史规律决定了，这一切不过是螳臂当车。经过新一轮的抓、关、放后，他们残存的力量也被消灭殚尽，“联动”做为一个组织正式灭亡了。

这是网上流行的一幅控诉文革血泪的照片，它给我们的直观印象是什么？愚昧、狂热、武斗？可是又有谁真正看懂了它。

　　请大家注意看墙上的标语：“欢呼毛主席关于派军队支持革命左派的伟大号召！”“‘红旗’《铁血队》死保‘联动’反动透顶！”

　　“联动”做为一个组织已经被消灭了，但他的指导思想还在，在党内、军内仍有大批支持者。在“二月逆流”时就有某位党内大佬叫嚣：“‘联动’怎么会是反动组织，十五、六的孩子，能惹什么事！”与此相呼应，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各式各样的保皇组织，名称五花八门，以“铁血队”“红旗军”等最为著名，这当然不是完全响应“联动”的号召，更多的是受冲击的各级党政负责人组织的宪兵队。于是，1967年成为文革史上最为混乱的一年，全国武斗成风。我们今天见到的“红卫兵公墓群”大半形成于那个时期。然而当我细细考证这些公墓群时就会发现：他们大多数是当年的保皇派。怀着对党的忠诚，他们把青春奉献给了他们心目中的“党代表”。可这些人有朝一日翻过身后，却异口同声地指责起两派的无知与狂热，躺在冰凉墓穴中的逝者哟，倘使有来生，你们还是否愿意为他们流尽最后一滴血！

　　一颗嫩芽破土而出，只有雄才大略的人才能及早分清它是鲜花还是毒草，大多数人还只是盲从。毛泽东----文革----动乱，用武断的木桩将似是而非的逻辑串联在一起，把毛泽东敌人的罪恶硬安在他头上，多年来，中国人民就这样被诱骗着一步步走上资本主义这条贼船。

上面的支持和鼓励不是出于荒唐，而是出于发动群众的需要。支持破‘四旧’可以使‘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得到发扬，可以使社会震惊，发动群众的效果远非几篇文章可比”。

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8月22日，公安部转发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其中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很快，“破四旧”就从思想文化批判，从改商店、街道、工厂、学校的名称，放大并简化为“破除”一切物化形态的“封资修”，一切物化形态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各地红卫兵竞相抄、砸、烧……

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迅速升级的严重暴力行为在9月初开始受到抑制，下旬，全国性的“破四旧”运动逐渐平息。但此后直至“文革”结束，各地仍有“破四旧”的提法和行为。造成的财产、文物的损毁，至今无法全面精确地统计，更难以计算的，是隐形的损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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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23日，闻名遐迩的北京东安市场被革命群众改名为“东风市场”。资料图片

如何“破四旧”——以北京为例

改名：8月24日，首都红卫兵组织了40万人的大会，将苏联驻华大使馆前的“扬威路”，改名为“反修路“。北京协和医院改名为“反帝医院”，北京“全聚德”改名为“北京烤鸭店”。不只是“改名”，还包括：剪长发，剪长辫子，剪烫过的头发，剪小裤脚管，剪漂亮的裙子，改警服。

烧戏装、道具：8月23日，北京市一些红卫兵将市文化局集中收存的戏装、道具，堆积到国子监（孔庙）大院中心，纵火焚烧。

打人：1966年8、9月，北京市打死1000多人。其中最为骇人听闻的是大兴县。自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被杀绝。

砸文物：8月23日，北京体育学院“八·一八”红卫兵、教职工和家属273人，到颐和园佛香阁砸碎了佛像。几天之内圣安寺、昌平汉城遗址、延寿寺铜佛被毁殆尽。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有4，922处在文革期间被毁，大多数毁于1966年8－9月即破四旧期间。另据不完全统计，北京仅从各个炼铜厂就抢救出各类金属文物117吨，从造纸厂抢救出图书数据320多万吨，古旧图书235.7万册，其它各类杂项文物53.8万件。

打击爱国民主人士和摧残民主党派：除民主建国会外，民主党派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约有100人先后被红卫兵斗争或抄家，占总数的36.5%。全国工商联8月24日下午有13人被斗。8月23日夜到24日晨，个别红卫兵散发到各民主党派的《最后通牒》，限令72小时内解散并登报声明。从8月25日起，各民主党派机关停止办公，贴出了内容大致如下的《通告》：我们坚决接受红卫兵的意见，自即日起停止办公，报请中央处理。

抄家：所谓“牛鬼蛇神”，普遍遭到打骂、凌辱和抄家。1966年8、9月，北京被轰回原籍的85198人，被抄家的33695户。各地抄出的财物，大量的是生活用品，有家具、衣服、被褥、化妆品、鞋袜、毛巾、电视机、钢琴、手风琴等等。一般存放在公共场合，堆积如山，后来廉价处理。一堆堆图书被七手八脚地投入冲天的烈火中，不管是莎士比亚还是托尔斯泰的名著，也不管是司马迁还是王实甫的传世之作，都在滚滚的浓烟中化为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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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四旧”展览记

1966年10月的一个下午，丁大华突然接到命令：啥都别干了，准备行李，去北京！那一年他27岁，是解放军第66军驻天津某部宣传干事。抵京后，被送到北京展览馆。

张国义和高玉森也来了。他俩当时均为18岁，在汇文中学念书，一个班，“老在一块玩”，一个多月前，又一并加入了红卫兵。

不止是他们，200多个来自解放军、北京各院校红卫兵组织、公安部及市公安局、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的 “骨干”，也陆续来展览馆报到。新的“革命工作”，是筹办一场大型展览。

展览的名称，丁大华回忆，最初叫“首都红卫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抄家战果展览会”，“抄家”，是“破四旧”的方式之一。而张国义和高玉森却记得，筹办时的名称是“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成果展览会”，展览“破四旧”的东西。

筹办

此时，北京的 “破四旧”运动已经接近尾声。但筹办展览，必先调查研究“辉煌战果”。展览会的牵头单位是“林彪办公室”，丁大华等人身穿军装，配有军车，随意出入各个“抄家”仓库。

在北京大学等高校，在中国文联，丁大华看到大量古籍线装书和文物古董，以及所谓“封资修”的私人用品，封条上贴着冯友兰、翦伯赞、尚钺等人的名字；尚钺收藏使用的几十把扇子，也成了“修正主义罪证”；从田汉、老舍、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等著名作家里，以及马连良、荀慧生、白芸生等著名京剧演员家里，也抄出成堆的字画和艺术品。

有一天，张国义在街上走，突然被一个老太太拦着，交给他一个瓷罐：你拿走吧。“因为我胳膊上戴着红卫兵袖章。”张国义说，“当时觉得，这个人还真主动。现在想来，她可能是害怕。”

事实上，在筹备展览的过程中，丁大华们发现，不少所谓的“抄家”大案要案是捕风捉影。有一项“战果”是，参与杀害李大钊的一名凶手被揭发并抄了家。赶过去一看，所谓的证据，只是有“造反派”听说某人解放前曾在北京第一监狱当过伪警察。“但我粗略估算，李大钊遇难时此人只有七、八岁，他怎么可能在监狱工作？”丁大华说。

筹备工作中的一项，是观看“破四旧”的原始记录片。丁大华记得，画面几乎都是红卫兵直接破门而入，任意翻找，屋主小心翼翼地站在角落。“连续看了一个星期，千篇一律，看得人头昏脑涨的。”

在“抄家”的高潮中，北京也发生了几起“反抗”事件。崇文区揽杆市的一个市民，用菜刀砍伤了来抄家并暴力批斗他和家人的红卫兵。这个市民是丁大华一个朋友的父亲。

展览

经过8个多月的漫长筹办，1967年6月2日，“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才开幕。展览名称里，将“成果”两个字抹掉了。张国义和高玉森回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刚开始说‘成果’，大家主要关注破四旧抄来的物品，后来说，这造反要讲什么政治意义，做了很大的调整”。

北京大学教授印红标的研究印证了张、高两个人的说法。印红标调查发现：1966年就开始筹备的红卫兵破四旧展览会，后来因为造反派的兴起而被搁置，到1967年6月开幕时索性改为革命造反展览会，以造反派斗争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主线。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首都中等学校红代会1967年主办的《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一书，清晰地介绍了四个展馆的主题，分别是：第一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第二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第三馆，横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第四馆，伟大的红卫兵运动震动了全世界。

聂元梓等人所写的那张大字报，毛主席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和《海端罢官》的材料，介绍清华附中等大中院校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的文字……都放在展厅的显著位置。

“这些司空见惯的泛泛宣传并没有什么新鲜内容，也引不起观众多大兴趣，展览会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第三馆。”丁大华回忆说。

而第三馆，展出的恰好是“破四旧”的成果。

第一部分，介绍的是“大破剥削阶级‘四旧’大立无产阶级‘四新’”。《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称，“在英雄的红八月里，首都红卫兵高举革命造反大旗，天不怕，地不怕，向旧世界猛烈开火……砸烂旧招牌，大改旧路名，铲除封建迷信，横扫妖风邪气，在苏修使馆前大造修正主义的反，和山东曲阜革命群众一起火烧‘孔家店’，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把毛泽东思想传播到每个角落，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北京城里尽朝晖。”

“在苏修使馆前大造修正主义的反”，指的是“改名”浪潮。红卫兵认为“北京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大街上怎能容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留下的臭名字！”于是倡议把苏联大使馆门前的“扬威路”改为“反修路”，把 “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 “王府井百货大楼”的“王府井”三个字被革除，“东安市场”被改为“东风市场”。一些红卫兵还更改了自己学校的名称，如清华附中改为”红卫兵战校“。

第二部分介绍，首都红卫兵在大破“四旧”的基础上，“乘胜前进，从各个阴暗角落，揪出时刻妄想变天的牛鬼蛇神，阶级敌人贼心不死，磨刀霍霍。他们把地契、反动证件当成‘命根子’……首都红卫兵……摧毁进行间谍活动的反动修女会，揪出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资本家，缴获大量武器及发动罪证……”

展览的《首都红卫兵横扫牛鬼蛇神主要缴获品统计》表（据1966年8月至10月的不完全统计）显示，“战果”包括枪支268支；弹药11，056发；凶器19，676件；地契、变天帐41，294件；反动旗子1，048面；反动日记、诗文6，820本（篇）；反动证章、证件14，398件；反动官服902件；黄金103，131两；白银345，212两；现金55，459，919元；文物、玉器613，618件。

展览印制了门票，免费派发到各个单位和学校。一直持续到1968年底才结束。

　　三部官史虽在个别问题上存在出入，但基本延续了以下逻辑：破四旧是林彪等人煽动的，主要做法就是打砸抢，联动、西纠虽存在过火行为但这些都不能怪他们，要怪中央文革。同时三部官史因完成于不同历史时期也存在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成书最早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直接将矛头指向西纠，而中央文革则被看作与西纠沆瀣一气。到了王年一这里，西纠摇身一变，成为了当时秩序的守护者，而它的支持者也变成了以周恩来为首的老干部。《“文化大革命”简史》则各打五十大板，承认西纠存在过火行为，但过火行为是被林彪等人煽动的，西纠很快反应过来并掀起了反中央文革的斗争。显然这些叙述都是结论先行，如果西纠被否定那么其背后一定是坏人操纵，如果它被肯定那么支持它的也一定是好人。

　　对于西纠、联动的主要成员官史没有丝毫回避，他们就是最著名的“血统论”红卫兵。遇罗克的《出身论》即指向他们，此外遇罗克的《“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也有助于理解当时的情形，迫害遇罗克的绝不可能是中央文革。[3]联动的一些情况可参考本条脚注，[4]顺便一提，官史叙述的转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984年官方对联动平反，[5]这一叙述基调确立以来学界为洗刷联动的罪行算得上不遗余力。[6]今天，不少亲历者也努力为这群纨绔子弟开脱，如吴德回忆“那时，已经产生了‘西纠’，说‘破四旧’是他们发起的，我怀疑。我估计是中央文革小组发动的，北京市委并不清楚，我问过李雪峰，李雪峰说他不知道。”[7]又是“怀疑”又是“估计”又是“不清楚”，尽管毫无根据还是要强行辩解，相比之下，戚本禹的回忆显然可信度更高一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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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所藏7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

　　这里正式切入正题，当时对文物的破坏情况究竟怎样?

　　在“文革”期间，虽然红卫兵“破四旧”等行为给文物保护造成了不小的伤害，但实际上时间很短，很快他们就去“夺权”、搞政治斗争去了。更重要的是周总理力挽狂澜，对制止文物的破坏行为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记得，1966年“造反派”刚一上街，周总理就立即下命令，调集了一个营的军队来保护故宫，所以整个“文革”期间，故宫没有受到任何破坏。因此，“文革”对文物的破坏其实并不像许多人所想象的那样大。不仅如此，在那一段时期内，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还取得了不少成就，如长沙马王堆、银雀山竹简、金缕玉衣和西安兵马俑这样的重大考古发现都是在那个时期。

　　“文革”期间，破坏厉害的是抄家，字画什么的，主要是在城里。还有庙里的菩萨、建筑上的砖雕，红卫兵看到了也给砸了，但没有把庙给连锅端了的，他们也没那个本事。

　　“文革”一开始，总理就派了一个营的解放军部队进驻故宫，不让红卫兵冲击。各地的红卫兵也有些要保护文物的，他们没办法就打电报给中央、给总理，总理就回电报，哪个哪个文物不能拆。像杭州灵隐寺、成都宝光寺、山东泰山和曲阜“三孔”，等等，都是周总理下令保的。红卫兵不都是铁板一块，他们也分成两派，两派之间有分歧，搞不到一块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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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辰生先生画像

　　谢先生是当时文物保护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也是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的起草人，相比于很多文革后发明出来的材料[10]他的回忆是更加可信的。对当时的文物破坏情况这里仅举两例，第一例是曲阜破四旧的情况。据戚本禹回忆“我当然是积极拥护清理的，我提议，不妨由国家派出考古人员和他们一起去，这样既可以满足群众挖坟的愿望，又可以进行考古发掘。最后，总理综合各方面看法，拿出了意见：与考古所相结合，作科学的清理。”“在我和关锋被打倒后，曲阜市里的一些人自己又起来造孔子的反了，叫做彻底反孔。他们批判我们包庇孔子，还不准砸康熙、雍正和乾隆的东西。他们要重新砸，于是有一块很大的康熙时修的碑被砸出了一条裂纹。文革结束后，有人说这些事情都是谭厚兰他们干的，其实不是，是曲阜市第二次大造孔子反的人干的。”[11]第二例是著名的清华二校门，以下是刘冰的回忆：

　　八公寓门前有几个乘凉的人问道: 二校门是咋回事?那几个人停住车说:“嗬!是一些大学生押着大批校系领导和机关干部，强迫他们拆二校门，不拆就用棍子打，已经拆了一半了。”那几个乘凉的人说: “这叫什么?”骑车人回答:“破四旧呗。”乘凉人问:“这也叫‘四旧’?”骑车人说: “瞎胡闹呗。”[12]

　　拆除清华二校门的指挥者叫贺鹏飞，看到他的姓很多人大概就猜到他的身份了，[13]这一事件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到底是哪些人在破坏文物。

　　有人破坏就会有人保护，而破坏和保护的双方往往就是派系不同的红卫兵，因此笼统地使用“红卫兵”的称呼是很有问题的。[14]“四旧”所指涉的内容是“旧思想、旧习惯、旧风俗、旧文化”，从没有人明确将“四旧”与“文物”绑定在一起。由于官方从未为“四旧”作出更明确的定义，保守派红卫兵得以随意解释。文革时期大部分概念官方从未给出过明确定义，也许是为了贯彻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原则，这些概念不能由官方框定死，而且具体应该怎么做必须在实践中摸索，官方也难以事先就有明确定义，但就是这种含混性为旧特权阶层大开了方便之门。

　　从民间史料来看，对文物的破坏只是“破四旧”中非常小的一环，[15]它的内容非常丰富。“破四旧”至少应该包括破除迷信、破除陋习等，以下是1974年1月8日武汉市妇女联合会《破“四旧”，立新风，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给全市妇女的一封信》内容节录：

　　一九七四年的春节即将来到了，在春节期间，我们要警惕“四旧”抬头，发扬革命的反潮流精神，破“四旧”，立新风，向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开展新的进攻，当移风易俗的促进派，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做到：

　　一、……反对“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同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彻底决裂。

　　二、……不请客，不送礼，不拜年，不搞封建迷信，不大吃大喝，保持劳动人民的政治本色。

　　三、加强对子女的教育。教育子女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山下乡，扎根农村，建设农村。狠批“父母在，不远游”、“养儿防老”、“望子成龙”等孔孟思想，树立“教子务农”、“养儿防修”的社会主义新思想，与轻视农村、轻视农业劳动的旧思想、旧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坚决揭发和打击阶级敌人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行。

　　四、婚事新办。坚决反对包办婚姻和变相买卖婚姻;坚决反对在婚姻嫁娶中讲排场、摆阔气、铺张浪费甚至搞封建礼仪等恶习。

　　五、为革命坚持晚婚，搞好计划生育。狠批“早生儿子早享福”、“多子多福”和“重男轻女”等腐朽思想，树立生育有计划，养儿为革命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以计划生育为荣的社会新风尚。

　　六、积极开展革命的文娱体育活动。反对赌博、反对看坏书、讲坏故事、唱坏歌。

　　在农村，“破四旧”的措施的确使不少人受益，如提倡晚婚、反对收彩礼。[16]婚姻登记制度的确立本身就是为了取代传统的仪式婚姻，在没有婚姻制度之前，仪式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只有完成婚礼才算真正成为夫妻。婚姻登记制度则越过了这一流程，只要登记后领取结婚证就算正式夫妻了，在这一制度下婚礼并无太大必要，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也多次用集体婚礼这一形式移风易俗。彩礼、婚礼对不少人来说绝对是负担，对“礼”的执念本身是旧思想作祟的结果。

　　在工厂，“破四旧”则表现为对传统管理模式的反抗，[17]如1967年1月16日上纤一厂革命生产筹备委员会《破四旧，立四新，打破旧框框，建立新世界》：

接踵而至的红卫兵“破四旧”，正值学校工作组撤离并被清算、文革运动重回毛泽东矛头向上、重点整党内走资派的轨道的时候。如此巧合，绝非偶然。当年红卫兵“破四旧”，矛头向下，对准的是广大基层群众，这就完全背离了文革的方向。

所以，我始终认为：红卫兵“破四旧”不是文革运动，而是对文革的反动。

　　武汉地区红卫兵8月中下旬成立后的第一个大行动就是“破四旧”，“破四旧”结束于当年10月初，历时一个多月。

　　当时，各大中学校的少数派正在就工作组的方向路线问题与多数派激烈辩论，同时要求工作组在做检查、向错整的师生赔礼道歉后才能撤离。

　　8月20日，北京红卫兵上街“破四旧”。22日新华社予以报道。报道说，红卫兵主要是宣传、帮助带有封、资、修色彩的商店字号更换名称，倡议改掉一些毫无政治意义的学校名称，向服务行业职工倡议，不理怪发型、不做奇装异服、不出售和出租黄色书刊。

　　8月22日，省委常委开会决定坚决支持红卫兵革命 。武汉“市委常委会传达省委领导同志的指示，重点讨论‘红卫兵’的建立问题。常委认为，‘对建立红卫兵组织要主动’；贯彻《十六条》不能怕乱，要准备乱它一、 两个月。”

　　22日、23日，张体学两次来到华农附中，“亲手将一面绣着‘红卫兵’三个大字的红旗，授给了‘红卫兵’。他亲切赞扬了小将们的革命首创精神和敢想、敢干、敢闯、敢革命、敢造反的精神”。

　　武汉市的红卫兵“破四旧”是8月23日开始的。

　　就在这一天，华工少数派反对院文革委员会筹备大会主席团强行选举院文革临时委员会，退出会场，数百人徒步游行到省委抗议。

　　就在这一天，省委召开武汉地区红卫兵代表会，表示“省委对‘红卫兵’组织十分关怀”。一千八百名红卫兵代表“佩戴着鲜红的袖章，穿着当年父辈打江山的军装，英姿飒爽、气宇轩昂地进入会场”。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文革小组组长许道琦主持会议，省委、省人委负责人张体学、李衍授、王树成、韩宁夫、史子荣、陈扶生等出席，他们都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张体学讲话说“支持你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1966年7月底以来中央一系列纠正文革方向的举措，使得各级当权派在与少数派的对峙中稍处下风，这也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各级当权派第一次在人民群众面前遭受挫折。建立红卫兵、由红卫兵去“破四旧”这一风潮，在中央报刊的大力宣介下突如其来，各级当权派大感兴奋，立即对此实施领导，大力支持。因为建立左派队伍，依靠左派矛头向下整群众，反复整社会上的“五类分子”，破除群众身上的“四旧”，是新中国建立十七年以来包括文革“五十天”中当权派的一贯行为模式。当下又得以通过多数派红卫兵来继续这一模式。王光照回忆：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传到武汉锅炉厂，多数派“做了一篇篇文章，竭力鼓吹，矛头指向少数派，顽固地维护工作队所推行的那套错误路线，耸人听闻地编造厂里‘五类分子的孝子贤孙们’乘运动之机反攻倒算，声称必须迎头痛击，呼吁人们警惕一小撮坏人闹事”。

　　王力在他的回忆录里列举大量例子证实“破四旧不是毛主席的思想” 。

戚本禹说：红卫兵刚上街“破四旧”时，中央文革小组是支持的。“破四旧”演变为打人、杀人、抄家、没收私人财产、驱离“黑六类”(地、富、反、坏、右、资本家)，是叶剑英领头的“首都工作组”控制的，王任重也起了不小的作用，而与中央文革无关，“毛主席更是不知道”。

　　少数派其时当然不可能知道这些情况。他们不明白的是，在学校工作组撤离并被清算、少数派开始抬头并建立队伍、文革运动正在回到毛泽东既定方向之际，为什么会突然出现“破四旧”运动？工作组还要不要批判？“右派”学生还要不要平反？那个被红卫兵当作思想武器的“血统论”, 本身就是封建主义的“四旧”，连资产阶级都不会赞成 , 为什么得以大肆宣传?为什么很多当权派把谭力夫的讲话及他的大字报《从对联谈起》视同中央首长指示传达贯彻?

　　红卫兵热火朝天地“破四旧”，少数派依然在批判工作组，发展队伍。在武汉锅炉厂，当时就有少数派指出多数派热衷的“破四旧”是“转移文革斗争大方向”。王光照回忆：“工作队、厂党委的一些铁血卫士们也没置身事外，他们也‘革命行动’了一回。在破四旧的高潮中，他们忙得满头大汗，把厂接待室的沙发、茶几、茶具、地毯搬到厂前广场示众了一番，煞有介事地严正指出：这是党委修正主义生活方式的表现，必须集中力量批判。这种小骂大帮忙的‘小儿科’，理所当然地遭到厂里少数派的讥评：放横炮，转移斗争大方向，是新花样的献媚。你们如果真的要革命，就认真揭一揭划左、中、右，整群众黑材料的内幕。少数派用大字报劝告李岩等宣传部的那些刀笔师爷：革命的欢迎，不革命的滚蛋!”

　　改换带有“封、资、修”色彩的街道名、店铺名这一类“破四旧”活动，少数派也希望参加，但活动由

三字兵、大专兵

主导，带着“右派”帽子的、出身不好的学生是不允许参加的，被允许参加的也只能给红卫兵的行为助威壮声势。

　　武汉地区中学红卫兵得到北京传来的消息，23日清晨上街“破四旧”，主要是更换一些店铺名称。据湖北日报社《内部参考》1966年第 471期报道：“红卫兵们在八月二十三日—清早出发，就在街上大扫‘四旧’，把一些商店的老招牌改掉，什么冠生园、老通城、汪玉霞、新香港……都重新改换了新招牌。到了下午一时许，武汉革命群众在裕华大厦(裕华大厦是解放前大资本家建的七层大楼，现在二楼以上为湖北日报、武汉晚报租用，走侧门；—楼是公私合营的裕华纱厂用，正门被原几个资本家盘踞着。)贴出了赶走资本家霸占裕华大厦的大字报。有的大字报上写着打倒狗资本 家，让省市党报走正门。”

　　这一段文字记述的是23日汉口“破四旧”的情况。汉口“破四旧”以武汉一中红卫兵为主，武昌和汉阳分别以省实验中学和武汉三中的红卫兵带头。

　　《内部参考》这篇报道还详细介绍了一中红卫兵带领数百学生到裕华大厦“破四旧”的过程。参与其事的一中学生目睹的一些情节，《内部参考》没有报道：裕华大厦正门外有一道网状钢筋门，被几十名红卫兵摇垮，冲进大厅后一顿乱砸，一盏巨大的豪华吊灯用木棍打得粉碎;几位裕华纱厂董事被戴上高帽，押到大门前台阶上批斗。当时传说是湖北日报社的人打电话请一中红卫兵去的。

　　当天一中红卫兵将裕华大厦改名“红旗大楼”，此后武汉文革中的很多重大事件都发生在红旗大楼。

　　8月25日武汉晚报刊登报道《“红卫兵”革命小将和广大革命职工并肩战斗汇成锐不可挡的革命洪流 发扬革命造反精神 大破“四旧”大立“四新”》。从这篇报道可以看出，武汉红卫兵首日“破四旧”的方式似乎一样，先是给店铺送大字报，再与职工商量易名，最后换上新的招牌。许多店铺易名都是单位职工自发进行的，“谦祥益绸布店”、“汪玉霞食品厂”就是本单位职工自己改名为“工农兵百货商店”和“向阳食品厂”的。

　　23日这一天，刚开始的“破四旧”中出现一件影响颇大的暴烈行动 , 不是出自红卫兵之手。长江航运管理局机关104名干部、群众被戴上高帽，挂上黑牌游街示众。长航职工沙云乐说：这个举动是长航党委书记贺崇陞、政治部主任李震宇为首的当权派亲自策划的。沙云乐认为，“破四旧”中武汉搞“牛鬼蛇神游街”，就是长航带头搞起来的。

　　武汉工艺雕刻厂工人胡国基正好在六渡桥看到长航的这次游街：

　　见三民路铜人像那边过来一队人马，扯着白布黑字的横幅，上写“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群青年男女押着一些老头子、老太婆，中间也夹有俊男靓女，每人胸前挂一个大黑牌，黑牌上的名字都打上叉叉，其中还有不少人挂的是用铁板做的大黑牌，这种铁制的大黑牌都是用铁丝串着的，挂在颈脖上如同受斩刑一样。受虐者有的扮着白无常，有的扮着黑无常，有的拿着引路幡、招魂棒，有的反穿皮袄，有的颈脖上还加挂着高跟皮鞋。大多数人，不分男女老少打着赤脚，手里拿着破锣破鼓，边敲打边高喊：我是牛鬼蛇神。受虐害者们光着脚丫，艰难地走在下午两点钟左右被太阳晒得滚烫已近融化的柏油马路上。

　　武汉市委对“破四旧”反应极快，大力支持。25日湖北日报报道，“中共武汉市委、市人委对‘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表示最热烈、最坚决的支持”，决定“将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殖民主义色彩的街道、学校、工厂和商店名称，改换为有政治意义、革命意义的名称”，包括一批街道，学校28 所，工厂53个，一商业局所属商店118个。25日，正在进行的武汉市委全委扩大会“因为‘文革’运动的猛烈发展决定休会。市委负责人指出：‘这两天新高潮确实出现了’，‘要教育干部认识这是正常秩序’，‘根本问题还是敢字当头，打破常规’”。

　　25日武汉市委召开全市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宋侃夫在会上说：“武汉市剥削阶级留下来的‘四旧’，这几天都在烧，我们‘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同志一起，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这就是我们的革命造反精神，这个精神好得很。”

　　据当时的湖北日报、武汉晚报报道，“破四旧”开始后，省市领导人频繁地到大中学校“参加文化革命委员会成立、红卫兵集会、座谈等活动”，“表示坚决支持红卫兵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行动”，张体学23日一天内去了水院、湖北艺术学院、华农附中三所学校，武汉市委将正在举行的全委扩大会停了下来，这是文革开始以来没有的现象。

　　8月26日，省委发出《誓做革命学生的强大后盾——致武汉地区大中学校“红卫兵”、革命学生的一封信》。

　　改了店铺、学校、街道名后，红卫兵开始对街头行人“破四旧”。他们用体操棒、竹竿拦下穿着喇叭裤、瘦腿裤，发型为大背头、电烫头、长辫子的行人，将裤腿剪破，头发剪乱。王光照目睹：“有一天，我在汉口闹市区工艺大楼也看到一幕破四旧的活剧。走着走着，忽然一群英姿飒爽的红卫兵来了，男同学用长长的竹篙拦截路人，女学生手握剪刀，见过路的女同胞发型属‘资产阶级情调’，不容分说，上去一剪刀，保准让人家‘焕然一新’。女同胞的服装稍不合红卫兵小将的意，又是一剪刀，搞得你怪模怪样，只有赶紧逃之夭夭。”

　　街头“破四旧”的另一个成果是“红海洋”。当时在市委机关工作的魏绳武回忆：“宋侃夫亲自指示各区、各战线、各部门大搞‘红海洋’，……全市街头巷尾到处用红油漆涂墻，刷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类的大标语”。9月29日武汉晚报以《我市面貌焕然一新喜迎国庆》为题报道：武汉“到处是红色海洋”，“横扫‘四旧’的烈火，燃遍了三镇的每一个角落，那些散发着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臭气的招牌、字号、街道名称，统统都化成了灰烬。广大革命群众挥动红笔，写上了富有强烈时代精神的新招牌和新街名、革命标语和毛主席语录。”

　　武汉地区“破四旧”中，文革开始以来第一次出现大规模、有组织的打、砸、抢、抄、抓，这是从北京红卫兵那里学来的。时任中央文革副组长的王任重，是北京红卫兵“破四旧”的幕后推动者之一。“王任重还把北京西城区纠察队的一些通告、通令等宣传品寄回武汉来，要省市委翻印张贴，但又嘱咐‘不要落下款’‘不要注明是怎样来的’”

　　“破四旧”从街头随之进入市民家庭，除了红卫兵外，各单位的“左派”、“积极分子”也投入抄家活动，“查抄地、富、反、坏、右和所谓资产阶级分子及‘学术权威’的家，随后又把查抄的对象扩展到工商业者、民主党派、社会知名人士、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文化艺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抄家后，在其家门口开批斗会。抄家对象，有红卫兵自己知晓的，有通过派出所、街道办、居委会了解的，有派出所、街道办、居委会主动提供的，有“革命群众”向红卫兵举报的。

　　一中很多学生目睹：该校红卫兵根据户籍民警和居委会介绍，将学校附近永康里的一女性资本家拉出游街、批斗后殴打致死，并在其家门口开批判会，强迫其未成年的女儿发言批判刚被打死的母亲。二十中一位“女红卫兵，在批斗一位中年反革命家属时，其邻居揭发她想变天确凿证词后，义愤填膺，将火炉上一大锅她看起来温度不很高——因为天太热，其实是将要开的烫水，当头倾泼，致其死亡。这是武汉市文革批斗中的第一死者，当晚，武汉市委管文教的邓小平的弟弟邓垦副市长来学校，在肯定红卫兵大方向的同时，示意我们就此打住，且尽量不传消息”。武钢职工彭绍鹏回忆：“厂前肖家塆街上和记饭店的老板，在蒋家墩游街时，在烈日的暴晒下，死在青山新华书店门前的大马路上，尸首抛在铁路边无人敢收。修建部的罗工程师被批斗、抄家后，夜晚在蒋家墩火车站卧轨自杀，死后还扎一个标上他姓名的稻草人进行批斗。一些出身不好、跟随子女生活的老人，被勒令赶出家门。”胡国基在他的回忆录《幸存者说》里记述了“破四旧”中三个人的自杀：胡国基的邻居、著名汉剧演员胡桂林在遭受批斗、抄家后，从江汉桥上跳入汉江身亡，不久其妻王霞君去世。胡国基在六渡桥百货公司三楼，亲眼看到一中年男子从工作组办公室冲出来跳楼自杀，在他的尸体旁，工作组的人说他是“反革命分子”。胡国基的老师、市美术设计公司高级设计师陈冠真不能忍受批斗，深夜用剪刀剪断气管自杀，遗书说自己“没有反革命，是拥护革命的”。一中六七届初中生冯世礼回忆：他的叔爷爷个人成分是“独立劳动者”，有人举报他家藏有大量银元，叔爷爷所在工厂和居委会一帮人前来抄家，撬开地板也没挖出来，却把楼上冯世礼家值钱的物品抄走，还将65岁的叔爷爷架到高凳上批斗。

　　胡国基在江汉区满春卫生院看到：一些医生胸前别着长方形黑色符号，黑布上写着白字：我是牛鬼蛇神、地主分子(右派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贪污犯)×××。从卫生院出来，沿途看到很多店铺里都有人戴着这种黑色符号。回到厂里，他发现也有人戴上了黑色符号。

　　武汉地区的宗教场所及宗教职业人员也遭受剧烈冲击（这些还是对的，只是过于暴力不可取）：

　　武汉地区著名道教寺院长春观、始建于南齐的洪山宝通寺、被誉为全国佛教最高学府的莲花(溪)寺、国内闻名仿缅甸“阿难陀”的古德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卓刀泉大殿、上海路天主教堂、基督教荣光堂、汉口救世堂、武汉生命堂、汉阳显正街天主堂、武昌花园山天主堂等或遭破坏或被占用，各殿宇神像神龛被砸碎，古迹古址被损毁，经典古书被焚烧。宗教职业人员被当作“牛鬼蛇神”或勒令还俗，或集中“改造”;政府宗教工作机构被视为“牛鬼蛇神”的保护伞而撤销，全市七大宗教团体工作全部停顿，宗教活动全部停止。在这场灾难中，仅汉阳归元寺因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部队保护才得以幸免。

　　吴恒春回忆：莲溪寺是武汉大学九一二红卫兵去砸的。武汉体育学院六三级学生赵子强回忆：黎元洪墓碑是体院红卫兵砸毁的。武汉大学九一二红卫兵“大闹武昌花园山天主堂”，“冲开铁门”，“把反动的经书等搬出来，丢在街头”;同时“还向反革命的‘宝通禅寺’发动猛攻，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首先冲进上海路天主教堂的是二十中红卫兵，黄启栋回忆：红卫兵“推倒神座，扯下帷幕，砸毁用于礼拜的器物。抓来神父修士，驱逐他们到烈日暴晒的广场下跪，在他们面前点起火堆，焚烧圣经及与之相关的所有文案，其中还有新近加入教会的人员名单”。

　　在学校里，教师遭受了继文革“五十天”后的第二次冲击。这一次冲击，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肉体上给他们带来极大的痛苦。在武汉一中，红卫兵将个人历史有污点的、出身特别不好的教师集中关押，手执体操棒日夜看守。被关押的教师被勒令给自己改名字，如“刘有罪”“杨坏蛋”之类，很多人被剪成“阴阳头”。早上集合要唱“牛鬼蛇神歌”，然后监督劳动。一位叶姓女教师被揭发有“生活作风问题”，愤而撞电车自杀(未遂)。

　　武汉二十八中六七届高中生刘中秋回忆：

　　八月二十三号下午，……有些班的学生把那些被工作组判定有问题的老师押着在校内游走，边走边喊口号。……初三(三)班的一群学生拎着一个女老师的四肢，吆喝着把她抬进本班教室。我问那些师弟师妹，这个女的怎么了。师弟妹们气呼呼地七嘴八舌：“看样子，她是昏过去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我看，她那是装死！”“等她醒了，再游！”

　　高二(二)班的学生把正在教室里做清洁的彭老师推出来，按着跪下，还把一个又破又脏的字纸篓扣在他头上。彭老师不声不响，高举双手做投降的样子。有几个本班和外班的学生冲上去就是一顿老拳，打头打背打胸脯。彭老师躲避不了，只能发出哼哼声。

　　我班是高二(一)班，自然“不甘落后”，准备把舒先生拉出去游街。第二天一大早，同学们到齐了。八点钟左右，郑某把正在劳动的舒先生叫来，庄严地向他宣告：鉴于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罪行，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和高二(一)班文化革命小组决定把他拉到社会上进行批判。舒先生脸色惨白，浑身颤抖，看了看周围面若冰霜的学生，一言未发，就低下了头。有人拿来一个字纸篓扣在舒先生头上，又用一根麻绳系住字纸篓，接着把绳子两头交叉从面部到耳下绕到脑后，系了一个结，又绕到脖子前面，打了个结，绳子多余部分由押解的人牵着。

　　队伍出了校门，四个同学拿着木棒分走两旁。一路上，张某领喊口号，同学们尽力跟着喊，行人或看或跟着走，有人还询问游街的是什么人、犯了什么事，还有个别人冲进队伍里给舒先生一巴掌。押解的人有时制止，有时又没制止。

　　很快就到了舒先生的家。邻居们和其他人都来围观，指指点点、唧唧喳喳。舒先生站在一张条凳上。有同学向围观的人们揭发他的“罪行”。…… 郑某、张某带一些同学进到他家去，有人把他妈押解出来，也推到一张条凳上站着。他母子二人被勒令脱掉袜子，但不许抬头。他母子顺从地照办。有的同学把舒先生的一些有问题的书——线装书和页面发黄的书——搬出来堆在马路上，张某划着火柴把书烧掉。然后，赵某、张某带着队伍走了。

　　这时，已经是中午了。那天也真怪，热得出奇，太阳光像毒蛇信子一样狂舔着人们，舔得人皮肤阵阵生疼；空气滚烫，热得人汗流浃背，挥汗如雨；柏油地面被晒得几乎要冒火，穿着胶底凉鞋也能感觉得到那股难以忍受的灼热。舒先生光着脚板走路，却毫无感觉似的。我想他一定很疼，因为他一直紧咬着下嘴唇。

　　在江汉路亨达利钟表店附近，马路边围观者当中有一个人递给郑某一件金黄色衣服。郑某抖开一看，原来是道士穿的长袍，大笑起来，又绷着脸叫舒先生穿上。舒先生犹豫了一下，但是看见周围的人们都在呵斥他，就顺从地接过道袍，急忙穿在身上。围观者笑声一片，郑某、张某和同学们都大笑不止。我笑得直拍手、直跺脚。

　　下午一、两点钟，这次“游街”才结束。

　　在武汉一中，有的班级的红卫兵挥舞着铜头皮带，强迫“黑五类”同学承认自己是“狗崽子”，要他们成立“家庭出身背叛小组”，集中学习，不准参加活动。

　　“破四旧”高潮时，大中学校学生中兴起“改名字”风。时任武汉一中文革委员会副主任的阎顺利2016年说：“现在六七十岁的人中，凡名为卫红、卫东、向红、向东、红兵、红卫、继红、爱军的，十有八九是那个时候改的名字。”改名是自愿的事，很多学生没有改。但红卫兵觉得“黑五类”同学的名字有“反动意义”，就会强迫他们改。一中一位同学名“传后”，一红卫兵头头对他说：你剥削阶级家庭出身，你老子还想传给后代？那位同学只得改名。

　　大学红卫兵的“破四旧”基本在校内进行。

　　武汉医学院的红卫兵一成立，就“锐利迅速地投入捣毁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们的老巢的战斗中去”。所谓“老巢”, 是指学院老教授们居住的“六区”。“全院一千余名红卫兵，对准目标，有组织，有计划地分别来到一些反动学术权威的家中”。抄家后，红卫兵“办起了‘横扫四旧’辉煌战绩展览馆，把从反动学术权威们家中抄出的部分实物展出示众”。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红卫兵在院文革领导下，于8月27日至29 日，在学校内“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进行了大规模的抄家和揪斗活动”。红卫兵押着一位教授游街，强迫他一边打锣一边喊“我是反动学术权威，我是草包黑帮教授”。给他的妻子身上泼浆糊，贴上标语，挂上“地主婆”牌子，一起游街。“抄来的物品，堆放在行政大楼三楼会议室办展览，组织参观，一方面让大家受教育，另一方面展示他们破四旧的成果。”

　　8月底开始直到9月，“破四旧”还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在北京南下武汉的学生发动下，武汉地区少数派喊着“炮轰省委”的口号，与省市委直接交锋，就“血统论”、“怀疑一切”、“炮轰省委”等问题，与多数派展开了同样轰轰烈烈的辩论。

　　省市委在遭到少数派猛烈“炮轰”、忙于应对的情势下，还不愿意停止“破四旧”。“9月20日武汉市中等以上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红卫兵负责人举行联席会议，中共武汉市委主要负责人在讲话中提出：‘各校革命师生，当前应把主要精力用于搞好本校的斗批改;社会上的破四旧，还要深入发展’”。

　　9月25日，大专院校红卫兵总指挥部发出《关于继续彻底横扫“四旧” 的通令》。“通令”命令：“掀起横扫‘四旧’的新高潮，把‘四旧’坚决、彻底、全部横扫干净。”“把一切大大小小的寺院、教堂、庙宇、修女院重新来一个大扫荡，大清洗。”“一切牛鬼蛇神巢穴里的‘四旧’必须彻底清除干净。”“重新检查全市各街、各巷，把一切旧的封建余孽，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东西进行彻底清洗。”

　　“通令”还说：“不属于牛鬼蛇神之类的民主人士应保证他们的安全。”“不许抄国家机关、机密机关、军事机关、外国驻华机构、华侨机构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商店、餐馆。不干涉外宾、华侨的衣着、风俗习惯以及爱好。不许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烈士、革命军人、 革命干部的家。”“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利益。”

　　大专兵的这个“通令”表明其“破四旧”行动的暴烈程度有所收敛，这与9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直接相关。

社论说：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这样。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其灵魂。

中学红卫兵汉口分部总指挥、一中六六届高中生李克明回忆：“那时我在德明饭店见到邓垦、谢滋群、辛甫等市领导，他们对我说，要讲政策。”

　　但这个“通令”没有说：“属于牛鬼蛇神之类”的人，他们的人身安全能不能保证，他们的家可不可以抄;不是外宾、华侨的民众，其“衣着、风俗习惯以及爱好”可不可以干涉。

　　8月底9月初，大专兵、三字兵在省市委领导下，开始承担“抓南下一小撮”以“保卫省委”的重大任务，9月底，“破四旧”大潮已在消退。10月15日，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举行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10月26日，在少数派学生的全市性组织二司成立的同一天，武汉市中等学校红卫兵筹备总部所属三千多名红卫兵，在汉口合作路体育场举行“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不整走资派整群众，“破四旧”的主力三字兵开始批判资反路线，说明矛头向下的“破四旧”运动正式终结。

　　1983年7月28日，中共武汉市委办公室、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出《关于处理“文化大革命”中查抄财物遗留工作的通知》。“通知”说：文化大革命初期，武汉市有20100 户被抄家或被迫交出财物，价值2200多万元 ( 包括金银、存款、图书、文物、字画和珠宝等 )。在此之前，根据中央处理查抄财物的有关规定，已清退价值2000多万元。本年底以前完成全部清退任务。

　　这个“通知”所言“完成全部清退任务”是一个至今没有完成的任务。据笔者收集到的材料，很多人的很多被抄财物至今未能清退，比如上文提到的冯世礼家的金耳环，二十八中舒老师被抄走的名贵字画，还有水院张如屏院长被抄走的猎枪，理由都是“找不到了”。

　　官方公布的武汉地区红卫兵抄家、揪斗“成果”如下：

　　据事后不完全统计，红卫兵在武汉共查抄21000 家，抄出黄金 1110斤，白银1800斤，银元267000余块，现金与存款440万元。乱查抄、乱揪斗中计发生自杀案件112起，死亡62人，游斗折磨致死的32人。

　　“破四旧”中被打死的人是否得到抚恤，公开的资料里查不到;打人致死的老红卫兵无一被追究，则是可以肯定的。

　　红卫兵“破四旧”还有一项为上述官方统计所遗漏的重大“成果”，就是大量居民私有的自用房、经租房被逼“交公”，致使文革后当局花费巨额人力财力来解决这个所谓“文革产”问题。官方资料显示，全市在文革期间无偿接管的私房达1.77万户。

　　“破四旧”高潮中，武昌区房地局的职工“红卫兵”发出一个“通令”：

　　武昌房地红卫兵通令

　　我们是红卫兵，我们察觉你们——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反动政权的军政要员在土地、房产问题上采取各种手段，把土地、房产掠为己有，拒不交公。你们利用种种手段，占据大量房屋，你们这些牛鬼蛇神，在旧社会骑在人民头上，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人民。解放后，你们的反动气焰虽有收敛，但是你们的反动本质丝毫没有改变，朝思暮想复辟资本主义。今天，我们全体红卫兵要造你们的反，要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为此，我们通令：

　　1. 城市所有的土地立即收归国有，限期3天内你们要老老实实向当地政府交出土地所有证。另外，凡不属于以上7类人员的土地所有者也应积极主动地将土地交归国有。

　　2. 私房改造业主：你们过去利用房产剥削人民，现在还继续拿定息剥削人民，这是人民的血汗，我们决不允许你们再继续剥削人民，限定你们在9月5日以前向当地房地部门交出领息证。

　　3. 私房改造业主的留用房和凡出租面积在100平米以上私房应立即交还人民，你们这种剥削行为再不允许继续下去。

　　4. 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反动政权的军政要员，你们现在住的房子很宽，你们过去剥削、压迫人民享乐腐化，现在还想享受住宽房、住好房，我们要革你们的命，你们要老老实实地请求劳动人民去审查你们的住房，把多余的住房立即退出，听候我们处理，否则我们要强制执行。你们还有的自己住公房，非法把私房高价出租.限定在9月10日前退出公房，否则严加惩办。

　　以上4点通令，只准照办不准违抗。

　　我们呼吁全市红卫兵同志们和革命的人民配合我们向这些牛鬼蛇神进行无情的斗争，监督他们执行。让我们高举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这些牛鬼蛇神统统埋葬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最后让我们振臂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 万岁 !

　　万万岁 !

　　武昌房地红兵

　　1966年9月3日

　　曹承义家“在旧社会做了一栋私房用来自住和依赖房租为生”，他回忆：这个“通令”发出后，“武昌区武珞路房管所和所在的居民委员会的‘革命群众’开展联合行动，到我家将我母亲揪斗，站高条凳，戴高帽，挂黑牌，然后沿街游斗。我祖母受到惊吓、羞辱，当即中风瘫倒在地，从此就永远瘫痪在床。这年9月，我家房屋被武昌房地红卫兵抢占，挂上房管所的牌子。民房成了‘政府’办公楼。强占我家院内菜地，不准种菜，建成二层楼房， 卖给市外一矿山。”

　　市民拥有私房土地的所有权，获得经租房的月息，是当时法律赋予的权利。“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是1982年宪法才有的规定。曹承义说：一个群众组织以自己的“通令”行使国家宪法才具有的权力，这才是真正的“无法无天”。

　　武汉无线电元件厂工人、武汉工造总司头头吴焱金2015年这样评价 “破四旧”：

　　红卫兵“破四旧”之所以造成那么多社会悲剧的深层原因，还是得从当时的路线斗争中找。1966年7月下旬，文革派与反文革派斗争的这一个回合，以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刘邓承担派工作组责任而结束。接踵而至的红卫兵“破四旧”，正值学校工作组撤离并被清算、文革运动重回毛泽东矛头向上、重点整党内走资派的轨道的时候。如此巧合，绝非偶然。当年红卫兵“破四旧”，矛头向下，对准的是广大基层群众，这就完全背离了文革的方向。所以，我始终认为：红卫兵“破四旧”不是文革运动，而是对文革的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