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的时代，学习新的历史，看庐山会议 -- 真离

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是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是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国家卫生和计划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成员包括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部、环境保护部、中央宣传部等32个单位。

1952年3月，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

1957年9月，全国兴起“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振奋精神，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爱国卫生运动。不久，中央防疫委员会改称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十年动乱期间，爱国卫生运动遭遇了挫折。

1978年4月，重新成立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1998年3月，成立国家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

2013年3月，成立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4年9月后称国务院）总理期间，曾先后兼任多项领导职务，其中一项就是兼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领导全国的卫生防疫工作。

1952年3月14日，中央防疫委员会成立，周恩来为主任，郭沫若、聂荣臻为副主任。12月31日，“政务院发布关于一九五三年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指示，并决定将中央防疫委员会改为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周恩来兼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在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中，周恩来十分强调领导的作用，1952年他曾对北京市卫生局一位负责同志说：“爱国卫生运动搞得好不好，关键在领导，领导搞不好要批评。你们可以来检查政务院的爱国卫生运动，如果搞得不好，就点我的名登报批评”。

　　1962年10月30日，罗瑞卿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成立加强对原子能工业领导的中央十五人委员会的建议》，《建议》提出“最好是总理抓总”。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准后，周恩来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承上启下的历史时期担负起了又一个艰巨的历史任务。

　　11月1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根据中央关于加强原子能事业领导的决定，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正式成立中央专委会。以周恩来为主任，由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共十五人组成。在它的组成人员中，有共和国的一位总理，七位副总理，七位政府部长。如此强有力的领导阵容，显示了专委会极大的重要性和权威性。专委会的主要任务是加强我国原子能工业建设和加速核武器研制、试验工作以及核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此后，到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这段时间里，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过九次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和若干次专委小会，及时解决了生产、科研和建设中的一百多个重大问题。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后，至周恩来去世，他又主持召开了若干次中央专委会会议，这期间，专委会的职能、任务和人员进一步扩大。

　　中央专门委员会成立两个星期后的11月2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第二次会议。针对我国核工业的薄弱环节，会议决定加强具体组织领导核工业建设和发展工作的二机部的科技力量及其党政领导力量。限令各有关部门、部队和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于12月底前，为二机部选调各方面优秀人才500名。在选调的这些人员中，许多领导干部和科技专家是经周恩来亲自提名或审定的。这批力量和二机部原有队伍一道，不久便投入了研制第一颗原子弹和建设核工业的工作。

　　12月４日，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了中央专门委员会的第三次会议。会议听取刘杰关于两年计划的汇报和朱光亚对原子武器理论设计的介绍后，原则同意两年计划。周恩来在会上要求努力争取实现1964年目标。并提出：要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质量第一，安全第一，认真抓紧，踏踏实实地努力工作。他还要求大家尊重并掌握科学规律，要不怕失败，争取多次实验求得成功。

1951年1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1954年9月，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撤销。），周恩来兼任主任，聂荣臻、李富春为副主任。

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军委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军委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军委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等9人为委员，雷英夫为秘书长。

发掘长陵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最先提出的。

1955年10月4日，吴晗提请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张苏等人联名提交《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给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报告转给主管文化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并呈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得知后认为条件不成熟，强烈反对贸然发掘，高层形成了一场争论。

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点头后，周恩来批下“原则同意”四字。

庐山会议后林彪接见黄吴李邱称：你们没错 我不会检讨

2016年06月05日 10:56

来源：同舟共进 作者：于运深 舒云

原题为：《林彪秘书亲述“九一三”事》，本文系节选

1971年4月15日，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开始。4月20日，周恩来将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文件及毛主席有关批示送林彪阅，并示意林彪到会并讲话。4月24日，我给林彪报周恩来关于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情况报告，其中有：“会议希望主席、林副主席能见大家一次，如能给大家讲几句话更好。”林彪听了我的报告后，没有表态。以后林彪解释说：“一个人在捣鬼，还是没捣鬼，自己说了不算数，要别人说了才算数。我不出门，不说话，不找人谈话，不是有什么顾虑，而是少让别人制造紧张空气和给人以话柄。”

有一次李根清给叶群送文件，叶群正在打电话，说：“林彪同志最近身体不好，情绪也不好，晚上吃两次安眠药还睡不着……历史上都是站在他一边的，支持他的，把他捧得那么高，现在又整他……”这是叶群的心里话。

1970年庐山会议前，林彪就很少批文件了，一些文件都是叶群让李根清模仿批的。叶群愿意批就批，大多数是“同意主席批示”。林彪从庐山上下来，除了听我讲点中央传阅件外，几乎不听任何其它文件了。那时三天两头文件都报不上去，只能压着，一些重要传阅件在叶群那里也压好多天回不来，大多数文件只能原封不动退回去。

李文普说庐山会议后林彪写过一个检讨，这件事我不知道，不知道李文普是怎么知道的。实际上，有一份署名林彪的检讨书是叶群的口授。

1971年春天，叶群在毛家湾的院子里边晒太阳，边口授林彪的信，由秘书王焕礼记录。

信的大意是：我（林彪）对部队要求不严，脾气不好，今后应该加强对部队的约束，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叶群说是林彪的意思，但到底是不是林彪的意思，并没有得到证实。

不过叶群口授的林彪这封检讨信，没有送给毛主席，被压了下来。也就是说，林彪从来没有写过检讨信。

林彪在4月中旬接见黄吴李邱时，明确说：“根据我的看法，你们没错。你们检讨，我不怪你们，也不会生气。但我不会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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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三事件”前：林彪的两个奇怪举动

南方网讯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对林彪和他手下的大将采取了保批两种政策。

在严厉批评黄、李、吴、邱四大将时，毛泽东始终没有公开或私下指责过林彪，总是善意地安排许多台阶让他下，希望他能认错。但从1970年9月到1971年4月，林彪对他在庐山会议上带头搞起来的这场风波，没有作过任何检讨，甚至友善的姿态也没有。一股怨毒之气充溢在他胸中，他抱着死硬到底的态度与毛泽东顶上了。

毛泽东与他的“亲密战友”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裂隙。杜修贤是老资格的新华社摄影记者，庐山会议后他目睹了两件奇怪的事情：

一件发生在1971年“五一”节天安门观礼台上。

“五一”节这天晚上，天安门广场火树银花，歌舞翩跹。城楼上，摆放着许多圆桌，正中的圆桌是专门为毛泽东和林彪安排的。

华灯初上，毛泽东健步走上天安门城楼，在台中央的圆桌东首坐下，西哈努克亲王和董必武依次坐下，毛泽东对面的位置始终空着。这是林彪的座位。过去他有一个习惯，凡是与毛泽东共同出席晚会，总是提前五分钟在电梯边等候着，竭力表现他作为“学生”对老师的恭敬。这次他却一反常态，迟迟不到。

毛泽东与西哈努克谈话，不时朝对面的位置瞥上一眼。周恩来十分着急，不停地看表，还派秘书去打听林彪的下落。终于，林彪慢条斯理地走上了城楼。已经是五月天了，他还披着一件军呢大衣，身上散发出一阵浓浓的烟味，一副萎靡不振的沮丧模样。他冷僻地落座，一句话没说，与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既没有握手，也不搭话，甚至没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着脑袋。

杜修贤十分为难，他的任务是拍摄毛泽东和林彪亲切交谈的照片，可是现在两人隔着桌子，互不搭腔，根本没法拍。杜修贤随意地拍了一张全景照后，便放下相机，等待机会。过了一会，等他再回到圆桌时，禁不住目瞪口呆：林彪的位置空着，人不见了。周恩来也感到不妙，目光频频望着那个空荡荡的座位，喉结上下滚动，想说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下了，他招手将警卫员叫来，低声吩咐了两句，警卫员飞快地跑向城楼大厅。不一会，警卫员回来了，跟周恩来耳语几句，周恩来神色异常严峻。杜修贤跑过去一问，原来林彪早就回家了。

毛泽东对林彪的不辞而别，表现出毫不介意的大度。西哈努克询问林彪哪里去了。董必武解释道：“身体不好，先回去了。”这件事引起记者们的种种议论。

一个月后，杜修贤（令人作呕的老干部）又目睹了另一件怪事，是在中国领导人接见罗马尼亚客人时发生的。

他自己有一段回忆: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抵达118号房间不久，罗马尼亚客人也到了。我忙着拍摄宾主握手的镜头，待宾主落座后，又赶快拍摄会议的场景。我见会谈的气氛已进入正常的轨道，就退出来到门外的大厅里等会谈结束时再进去拍摄。

我刚转了一圈，找了个新华社记者，叫他把先拍的胶卷送到社里冲洗。回到大厅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林彪坐在大厅的西北角，没有坐在沙发上而是坐在一张椅子上。我以为会谈结束了。再看看，主席、总理的警卫员都还在大厅里，他们也和我一样愣愣地瞅着莫名其妙的林彪。

不知林彪什么时候从118房间里出来的。

我们光着头还热得直冒汗，他却萎缩成一团，帽檐压得低低的，最叫人惊骇的是他那张没有一丝血色的脸，虽然看不见他整个脸庞，但露出的部分足以使人相信那是一张陈列的蜡人的脸。我当时还以为他生了什么急病，奇怪他的警卫员怎么也和别人一样在旁边张望，不叫车送他们的首长上医院？……我回到118房间，毛泽东旁边的沙发空着，和“五一”晚上那个椅子几乎如出一辙。毛泽东泰然处之，兴致勃勃地舞动着手臂和客人热烈地交谈。

房间里不断传来毛泽东朗朗的笑声。周恩来平静地微笑着，时时插上一两句话。康生话不多，镜片后面的目光很深，不容易看清。会谈结束了，林彪还没有进来。待毛泽东他们都走了，我收拾完摄影箱，才离开118房间。到大厅里我看了一眼西北角。林彪不死不活地还坐在那，我真想过去问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这模样怪叫人心惊肉跳的。我略略地迟疑了一下，立即失去了上前询问的勇气，脑子深处出现了天安门城楼的夜晚，那五光十色下的空椅子。

林彪两次不告而辞，表示他决不认错的强硬态度。

　　怎么办?林彪还需要一段时间“隐其形”。他决定在羽翼丰满之前，继续表面上维持“主席划圈我划圈”的“紧跟”姿态。但是他已经留出了自己的底线，那就是绝不公开认错!他认为江青、张春桥一伙现在正苦于找不到废黜他的借口，如果一旦公开认错，那就正好落入圈套。林彪干脆采用了缄默其口的方法，三十六计走为上，离开北京，避开风头。

　　同林彪心思相反的是周恩来。

　　周认为，只要林彪向毛泽东低头认个错，服个软，事情也许就了结了。而这种硬顶的做法只会使情况更糟。但由于林彪是党内的二把手，性子又很倔。周恩来不便直言明示，只好尽可能地从旁缓和僵局。

　　毛泽东似乎很有耐心地等待着林彪表态，这一等就是半年之久。这半年里，毛泽东对陈伯达和林彪及其同伙们是区别对待的。尽管林彪始终不公开作自我批评，根本不参加“批陈整风”汇报会，但是毛泽东却不能因为林彪“不表态、不参加和不讲话”而把他拉下“副统帅”的交椅。

　　毛泽东的耐心与威望受到空前的挑战与考验!

　　失望一天天地加码。

　　失望与希望交替中，毛泽东还在用各种方法促使林彪回到正确的道路上。从下面一组日程安排可以看出毛泽东期待“浪子回头”的良苦用心。

　　——3月23日毛泽东通过江青转告：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先商量一下，给黄永胜等人创造一次机会，让他们在一定范围内作检讨，不要再失去机会了。

　　——23日下午，周恩来与康生、江青商定再召开一次中央批陈整风会议，进一步批陈，并联系自我教育。汇报给毛泽东后，毛泽东提出，此事应向林彪汇报。

　——24日，毛泽东对黄永胜等三人检讨作批示，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

　　——24日下午，毛泽东约周恩来、康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李德生和汪东兴谈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检讨问题，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次事情(指1970年的庐山会议)就出在没有调查。同时提出，吴法宪、叶群二人也需要重新写检讨。(注3)

　　——2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谈话内容。同日，约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开会，商量按毛泽东意见修改黄永胜等三人的检讨问题。

　　有了毛泽东的明确态度，周恩来从中周旋，协调关系，修复裂缝就显得比较从容。

　　——26日，周恩来派专人将黄、李、邱三人检讨送到了北戴河林彪住处。

　　中央准备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其实就是一个划清界限会，一个表态是否与党中央毛主席保持一致的会。这个会议暗含的几个方面的内容都关乎每一个在任领导的党性大节。一直在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协调关系的周恩来决定亲自前往北戴河，与林彪好好沟通一下，请他在春暖花开时回北京参会，给他一个正本清源，扶正形象，修复与毛泽东的关系的机缘。

　　眼看僵局可能打破，有了再次“团结起来”的希望，偏偏这个时候，事情发生了令人意外的变化。

　　周恩来在北戴河碰了林彪一个“钉子”，由此也标志着毛泽东对林彪一伙的容忍达到了极限

　　北京方面紧锣密鼓张罗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而躲在北戴河的林彪却依然沉默不语。

　　林彪始终像一块飘浮不定的云，谁也琢磨不透云朵里包藏的是春雨还是冰雹。对此，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都要搞个明白。

　　周恩来将此行告知毛泽东：他准备在3月30日和31日两天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纪登奎前往北戴河林彪处汇报工作。

　　毛泽东点头同意了。他批示“此事应向林彪汇报”，目的就是想打探林彪的动静。

　　周恩来这次去海边探访林彪，成为毛泽东非常关注与期待的焦点。可以说，这是他等待林彪“幡然醒悟”的最后一道心理底线。

　　周恩来和黄永胜等六人在北戴河林彪处谈话，主要汇报了批陈整风几次会议的情况、毛泽东对批陈问题的多次批示和谈话，以及拟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安排等。同时，周也介绍了叶剑英带领专案组在广东调查陈伯达的情况和陈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严重问题。林彪阴沉着脸听罢汇报后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自庐山会议以来的一系列指示和工作部署，对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很高兴”，并要求吴法宪、叶群“重写一次书面检讨”。他还很震惊地表示：绝没想到陈伯达问题那样严重，这次把陈揪出来，是“很大胜利”，“完全同意”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把批陈引向深入。谈话中，林彪对自己的问题避重就轻作了一点自我批评，承认自己也“犯错误”，是个“炮筒子”，“讲话有气，脱口而出，放了炮”，被陈伯达“利用”了。林彪还为其在庐山会议上讲话作了辩解。(注4)

　　谈话到最后，林彪一脸苦相，诉说自己身体诸多不适，不能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

　　周恩来感到很意外，许久没有说出话来。

　　林彪拒不出席会议。周恩来既焦急又无奈。

　　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由此转向，结束了“等待”。

　——4月1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与林彪谈话情况，汇报时他尽量为林彪说些好话 ，但是林彪不回京参加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事实却无法回避，尽管周恩来小心翼翼地选词择句说明林彪不来参会的理由。

　　周恩来汇报一结束，毛泽东一改先前对林彪下属所持比较温和的态度，横眉冷对在场一同听汇报的黄、吴、李、邱：“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 所有在场人都倒吸一口凉气，惊惧不已。(注5)

　　——4月11日，毛泽东又把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书与吴法宪、叶群重新写的自我批评材料一同批给政治局，建议政治局“作适当处理 ”。

　　毛泽东的容忍达到了极限。

　　——4月14日，毛泽东决定在1971年1月改组被林彪一伙控制的北京军区之后，再派人参加军委办事组。打破了由林彪亲信把持军委办事组的局面。并且决定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时，把黄永胜、吴法宪、叶群、邱会作、李作鹏的检讨及毛泽东相关的全部批语在会上散发给大家。

　　毛泽东的举措，陡然升高了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召开前的紧张气氛;那几个被毛泽东点名批评的同伙，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向林彪频频告急。

　　林彪依然躺在日光浴中迎着刺目的日光与窗外灿然的春意，苦思冥想.....想到最后，终于横下一条心——硬顶到底，以求绝境逢生!

　　他一方面给黄永胜、吴法宪等人吃定心丸，要他们稳住;另一方面又不加掩饰地对调子越来越高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公开表示不满。在毛泽东对周恩来就这次会议安排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后，林彪一改以往毕恭毕敬的姿态，只是让秘书写上“完全同意主席批示和会议安排”，并公然注明“遵嘱代写”的字样。

毛泽东1971年试图让林彪“浪子回头”良苦用心

2016-03-11 14:51:46 来源：人民网 作者：顾保孜

八月十八日，庐山的会议没有结束，林彪就给北京的军委留守大员们打招呼，要开一个规模庞大的军委扩大会议，大军区领导除了留一人看家外，必须全部参加，省军区、野战军、军一级的全部参加，西藏、新疆正在防御敌人，不过也要派一个部队的一把手参加，至少政委要来。这样会议组织到最后有了508人参加，是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军委扩大会议(也是目前为止绝后的)，林彪给贺龙、萧华、罗瑞卿等人传达的口信就是：“彻底批臭彭德怀、完全肃清彭在军队的影响。”这一指示和毛泽东此前的交待是基本符合的。

军委扩大会议从8.18日到9.12日结束，几乎开了一个月，先是十四个组，后来编成两个组，集中批斗，语言和手脚并用，九月五日开始揪出了洪学智、万毅、钟伟、邓华，林彪在庐山讲话说：“我反复想了一晚上，睡不着，邓华留在军队我不放心。”邓华因为受了这个关照，结局自然好不了，钟伟因为300两黄金和处死叛徒的事情和吴法宪、罗瑞卿几乎骂了起来，罗瑞卿不承认自己当初说的话，钟伟就骂他“孬种”，被组织会议的萧华等人暂时给“请”了出去。洪学智表态说不能一概而论，话音未落，就受到围攻，说他是彭的黑干将。

彭德怀被逼不过，气愤的说：“把我拉出去枪毙好了，你们哪一个是俱乐部的成员，自己报名来。”萧华、张宗逊揭发彭德怀和赫鲁晓夫的勾结问题，在庐山已经被毛泽东点名了，这次再度提出，彭德怀在阿尔巴尼亚确实和赫鲁晓夫见过面，时间是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九日、三十日下午和晚上，不过当时不仅彭在场，几乎所有的军事代表团成员都在场，还有翻译，彭德怀申辩说自己根本不懂外语，怎么和赫鲁晓夫内外勾结，但是没有人回应。

九月十二日，彭德怀被迫写出了正式的检讨，毛泽东“高度”赞扬了这个检讨，他说：我热烈的欢迎彭德怀这封信，他的态度是诚恳的。

八月二十二日，黄克诚在妻子唐棣华以“离婚”相要挟的情况之下也写出了检讨，然而这次军委会议上黄没有受到比庐山更为严厉的批判。

九月十二日，在毛泽东欢迎彭德怀信的同时，中央通过决议，正式称呼彭德怀为“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三个副词之前一律加上十足的字眼，这是林彪在庐山给彭戴的帽子，除了冯玉祥一词外，其他的完全引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给彭德怀做的决议直到八十年代才被推翻。（此段文字尤其有趣，意思很简单，毛主席两面派，一方面赞成检讨，一方面狠搞彭老总，毛主席是个阴险的人！！）

批判彭德怀最厉害的几个人林彪、贺龙、罗瑞卿、萧华、谭政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表扬，九月二十六日，中央改组军委组成人员，林彪为第一副主席，主持全面工作。贺龙任第二副主席(常务副主席)，谭政、罗瑞卿再度被选为常委。而洪学智、钟伟、邓华、万毅四人都被下放，他们被称之为小“彭黄张周”。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对建国以来十二年的工作特别是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１月３０日毛泽东在会上就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并作了自我批评，对几年来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承担了责任。

１月３１日至２月６日，各大组对省委、中央局、国家机关及有关负责同志提出批评意见。

２月６日下午全体会议上，邓小平讲了党的工作问题，代表中央书记处，对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

周恩来讲了国内经济问题，从国务院工作的角度作了自我批评，对几年来的问题承担了责任。

所谓综合平衡，一般是指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包括财政平衡、信贷平衡、物资平衡，考虑对外经济往来时，再加上国际收支平衡。综合平衡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但是，更多地是在借鉴苏联计划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前提下，结合中国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而发展起来的。综合平衡的核心是“按比例”，包括经济和财政、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生产和流通、积累和消费等各方面都要按照一定的比例来加以全面安排。具体的比例是多少，不同的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都是不尽相同的，“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陈云在1954年讲的这句话，点出了综合平衡的关键所在。

　　1956年12月，马寅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联系中国实际来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一文。文章认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是密切联系的，为使国民经济有计划高速度地发展，必须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实施综合平衡，保持一定的比例。正是在这篇文章中，马寅初提出了他的“团团转理论”：“由于计划经济包括了许多部门和许多环节，我研究的方法，是挑选几个主要环节，然后再一个接着一个地全面地综合地说清楚各个环节的平衡环节，以物价政策开始，最后仍以物价政策终结。换句话说，我是用团团转的方法来说明全部综合平衡理论的。”

在随后的“大跃进”期间，马寅初的“团团转理论”遭到了批判。有些批评比较温和，认为团团转并不能说明综合平衡理论；综合平衡不是团团转，不能任意从某一点开始，也不能没有中心。有些批判则比较尖锐，认为团团转是一种“使先进迁就落后，而不是使落后赶上先进”的“消极的平衡方法”。有些批判进一步上纲上线，认为马寅初的团团转综合平衡论“是一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货色”，“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恶毒攻击，集中地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度”。

所谓综合平衡，一般是指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包括财政平衡、信贷平衡、物资平衡，考虑对外经济往来时，再加上国际收支平衡。综合平衡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但是，更多地是在借鉴苏联计划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前提下，结合中国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而发展起来的。综合平衡的核心是“按比例”，包括经济和财政、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生产和流通、积累和消费等各方面都要按照一定的比例来加以全面安排。具体的比例是多少，不同的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都是不尽相同的，“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陈云在1954年讲的这句话，点出了综合平衡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