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金秋盛会 -- 神仙驴

意思是自己嗨皮了，大家就嗨皮了，这个逻辑是通不过的。

无数的基层医护支撑，亿万的百姓相互自救，中国人民真的挺好的，所以都会结束

这段时间对各种社会精英的表演，大家应该习以为常了吧，你们说说，这有谁能靠得住的？所以只好相信人民，所以我觉得所谓相信人民不是什么英明睿智，而是看透了，知道某些人不能指望了，只有相信人民，没有其他的选择

不到一个月武大测绘遥感信息学科，也就是《老武测》接连走了十四位

教授:谢宝康，冯功质，陆国胜，刘基余，张正禄，李羽葆、郑儒根，梁幕中，

田景敏 李裕忠、张元坤，黄世德，胡毓钜、王昆杰等”。黄世德教授。胡毓钜教

授，王昆杰敏授都是武测建院元勋，都走了!

就不能“实事求是”？好像没有私心，替天行道似的？不就是争权夺利嘛！深化改革就得一家独大？

四川那边这条线是明盘的，毕竟杨和那两位关系好

不知道这个单位多少人。

那些机场等明星的男女粉丝儿，花钱花时间等在机场，求得流氓男破鞋女落地后喊两声我爱你；在职场上，替资方压榨普通的劳动者，处处替资本家算计工人；在行业会议上，凑上去与学阀或者大享蹭个合影，等等，无一例外，都是一种心理活动的行为化。

这些活动，给了他们一种阶级置换的虚幻小学境，在那么一会儿甚至是一段时间，好像让他们终朝每日梦想的阶级晋升一下实现了。七天兄弟你琢磨有道理没有？

我们公司的人力在我打工的这十几年里换了n茬，台湾人香港人大陆人，被资本家开掉时连条狗的待遇尊严都不见，可她们每个人在职时服务资本家及其走狗的姿势，比舔屁眼儿还不堪！外？因为那些欺淩工人阶级的时刻让她们有了阶级上升的快感！

36年张学良在西安抓了蒋，延安上下都认为能为死在江西和长征中的战友和百姓们报仇了，结果上面竟然同意把蒋放了，这时怎么向大家解释呢。到了37年，竟然要接受蒋的整编和KMT反动派合作抗日了，这时怎么向那么多死在反动派手里的革命者，战士和他们的家属们，还有万千冤死的老百姓们交代呢？

来一次访问台湾，就可以再试一次底裤了。

近来，在诸多平台看到了如“雪山后裔”、“草地集团”、“两万五千里子孙”的戏语……包括“老奴”“主子”“少爷”这样的咲言......

说实话，挺让人破防的。

其实，类似的事情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从卡塔尔小王子开通抖音即增粉千万，到汪小菲评论底下屡见不鲜渴望嫁入“汪门”的梦女。

都是一个有着有钱人人设的人出现在互联网，于是收获了数量惊人的喜爱、追捧，舆论争议开始进场，吵架，舆论退场，下一个再开始，好像一直都没有谁真的有讲清，这么奇怪的事情为什么会一次次复制般的上演。

其实这是一种对于一个虚幻的陌生人进行美德泛化——他有钱，便什么都好。

这种泛化，其实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它本质上就是一种“畸形”的追星，都是一个人满足了一个群体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幻想。

在满足幻想以后，他们自发性地开始追逐，而在追逐的过程里，为了让自己无法触及的罗马愈加完美，他们会将自我不可触及的幻想都投射在这个“虚幻的人”身上。

但与追星不同的地方，其实就在于“有钱人滤镜”吸引人的底色，是金钱与权力。所以在追逐“有钱人”的过程中，他们其实是在满足一种更广义上的“性幻想”。

他们崇拜的并非一个具体的有着闪光点的人，他们所崇拜的，其实是一种在社会中被塑造出的巨大的权力符号。在这个符号之下，具体的人往往是隐身的。也正是因为如此，追逐的人才会在这个过程里不断地为所谓的“有钱人”找补，将不可跨越的财富鸿沟，美化为一个拥有美好品德的人应得的权力。

在这次的“万柳书院”事件讨论里，吵的最凶的就是，很多人都在呼吁“警惕自我奴化”，而当事网友则都认为“我们都是在玩梗，你们认真什么呀？”

退一万步说，就算是真的在玩梗，难道就不应该认真的去想背后问题，比如——大家为什么越来越爱在有钱人面前，玩这种梗了？

以及，前几年马云、王思聪的事情里，不管是叫爸爸，还是叫老公，都还算家里人称谓，但怎么到了今年，一样的事情里，就满口少爷，成了奴才了？

我们去看这几年的主要变化，其实就能明白了——过去这几年，似乎无数普通人都愈来愈认识到阶层是不可跨越的，而大环境之下的经济下行、阶层固化，使得仰望生来就在罗马的人的风气开始愈来愈盛行。

“自称老奴”的背后，是一种绝望，更一种戏谑，一种用玩梗和自嘲去消解这种我们在当下，愈感无力以后，意识到阶层无法跨越的痛苦的无奈之举。

我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那种家里非常有钱的朋友，你明明很羡慕、甚至有些嫉妒，不明白为什么一样的努力差距会这么大，但每次见面你不会直接把这些情绪表露出来，而是开玩笑一样的说一些梗和自嘲。

本质上就是一样的，我们没有别的什么能宣泄的了。

这也是为什么从爸爸，老公，会降级到叫少爷的原因，因为差距就是在越来越大。

被很多人诟病的“给少爷直播打赏”现象，无非也是另一种类似的情绪出口。

我们知道打赏可能会让这些有钱人更有钱，但其实大众已经不在意这件事情了，因为差距已经大到，他有没有收到打赏，对我们来说毫无区别的程度。

给有钱人打赏同样不是一种个别现象，它反而是一种常态。在过去，秦奋和王思聪开播后，也同样在短时间内收到了数额可观的礼物。而在那些剪辑过的礼物集锦视频下，一定会有网友跳出来认领，说“我也是给王思聪刷过礼物的人了。”

这种“我也是给有钱人刷过礼物的人”的参与感的本质，其实是一种靠近的情绪。

万柳书院的“天价房价”与“101书院”所代表的阶层符号，是一座的望不到顶的高峰。而“我”在给他们消费的那个时刻，是许多网友作为一个普通人，唯一一个在现实里可能给有钱人“打赏”与“消费”他们的时刻。

所以，打赏的本质，其实是一种情绪的献祭。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书里聊消费主义的时候，提到过一个词，叫

它在德文中被称为Angstaffekt，Angstaffekt的含义，其实并不只是指向中文语境里简单的恐惧、惧怕，它更是一种感觉，是当整个社会的阶层固化到了一定程度，我们开始认清阶层之间巨大的鸿沟的时候，意识到自己永远无法靠自己到达罗马的群体的慕富的情绪，将会在这个时期到达一个极端点。

而走向极端点以后产生的情绪，即是分化后的恐惧。

普通人们面对着社交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有钱人”们所展现出的财力，呈现出一种恐慌，我们震惊于一些有着富豪人设的人随手展示出来的上亿钻戒与天价豪宅，面对这些可望而不及的消费品，人们的情绪开始涌动。

——有人因为“有钱人滤镜”开始真正崇拜一部分有钱人，有人玩梗老奴戏谑自己，有人给有钱人打赏。

但在内外因所导致的慕富情绪之外，我们真正应该警惕的，其实是一种精明的权力，一种利用普通人的情绪，转换为流量，并以此二度敛财的友好型权力。当整个社会都开始习惯“慕富”情绪的存在，当我们习惯“钱都流向了不缺钱的人”的叙事时，它背后真正所蕴含的意义，其实是我们已经习惯了自己的情绪被消费和交际，我们已然习惯了一种精明的傲慢，一种屈从于环境威力法则的垄断。

社会流动可以被理解为个人或社会对象或价值从一个位置到另一个位置的任何转变。

如果将个人社会位置的起点定义为个人的初始位置，将终点定义为个人的当前位置，比较先赋因素的影响和自致因素的影响，这种研究称为代内流动研究；如果关注的是父代的社会地位与子女的社会地位间的关系，这种研究称为代际流动研究。

流动性越高，社会结构越开放；反之，社会结构越封闭，即阶级固化格局越稳定。

阶层固化必然是一种畸形的社会阶层结构定型化，它是指社会流动竞争中，先赋因素相对于自致因素占据明显优势、社会流动通道阻塞、社会跨阶层流动趋缓甚至停滞的一种趋势。

正常的社会阶层结构，理应表现为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通道相互开放，各个社会群体之间形成一种成熟而稳定的秩序。

但阶层固化则明显偏离了这一轨道，社会发展进程日渐被相对“优垫”群体或强垫阶层所控盘，并出现代际传承之垫，而强热阶层则逐渐陷入边缘化、底层化，贫困和劣势地位也因之世袭。

在“洋葱头”一般的社会阶层结构下，阶层固化潜滋暗长，使各阶层之间流动缓慢甚至停滞，呈现“出碎片化、断裂化、层理化的特征。

碎片化，是指分化了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不再扭结，以无序状态促成原本凝聚为一体的族群主体产生思想和形体的割裂；断裂化，指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两极化的群体不再有共同利益；层理化，指社会群体横向流动的通道相对畅通，但上下流动的通道阻滞，阶层之间形成了分明的界限并且难以实现利益交流和身位置换。

美国管理学家彼得曾提出过一个“木桶原理”，认为：

所以才说两千年前陈胜吴广起义喊出的那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要让两千年后的今天多少跪舔权贵的精神奴才们为之汗颜。

2018年，某国内知名教育机构公布了对当时全国近十年来的40位高考状元的家庭背景调查。

结果显示：高考状元85%出自城市家庭。

根据清华大学招生办公布的相关信息，2019年内地3400余名的本科新生中，农村以及贫困地区的学生占总人数的19.3%——也就是说农村以及贫困地区今年只有656人被清华录取。

这些农村生源中，还包括大部分“特殊照顾的学生”，比如国家专项、自强计划、专项领域特长生等。

据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布的相关信息，2019年内地普通本科新生共2872人，其中农村以及贫困地区的学生占总人数的16.3%，这些生源中同样包括大量国家政策照顾的学生。

2016年，香港科技大学公布了对北京市高校的一轮“首都大学生追踪调查”，初步发现：教育的社会分层机制，可能早在高考前已经启动。

香港科技大学的研究者对于家庭背景在这一分层过程中的影响展开了详细的分析，其受访者为在北京读大学的 06、08 级共4771位本科生，他们的学校被划分为精英大学（北大、清华和人大）、211大学（除上述三所）和非211大学三类。

为期五年的调查（2009-2013）包含了详细的学生家庭情况与入学前后经历。

从数据本身就已能够看到家庭背景的重要影响，比如精英大学的学生中，30%自评来由中上或上等经济地位的家庭，而该比例在211大学和非211大学分别只有18.6%和14.6%。

但精英大学里来自农村或乡镇的学生比例仅为19.2%，而在另外两种类型的大学里该比例则分别为31%和32.8%。

高中类型上的分野更明显，精英大学里近80%的学生来自省级或全国重点中学，16%来自市县级重点中学；而在非211大学里，来自上述两种重点中学的比例分别只有39.4%和38.5%。

数据还进一步显示，来自省级或全国重点中学的学生比非重点中学的学生进入精英大学的几率高10.1倍、进入211大学的几率高5.7倍；县市级重点中学学生进入两类大学的几率则比非重点中学学生分别高2.4倍和2.1倍。

同时，加分优惠政策的影响也十分明显，享受了优惠政策的学生进入精英大学和211大学的几率比没有优惠的学生分别高7倍和1.5倍。

至于家庭背景对于高考分数和优惠政策的获得有没有影响，这个答案显然无需多议，来自收入中上及上等家庭的学生高考成绩明显高于收入中等及以下家庭的学生，前者获得优惠政策的几率也比后者高47.2%。

另外，“家庭居住地”在县级市、地级市、省会城市和北京的学生，获得优惠政策的几率相比农村或小城镇的学生分别要高出35.8%、123.4%和151.6%。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也曾有统计1978~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结果发现：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2010年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2010级王斯敏等几位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也有显示：农村生源只占总人数的17%（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

即便是在（改革开放背景下）相对公平的高考制度下，正如布迪厄的经典分析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