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有关内藤湖南的讨论 -- 真离
楼上几位对内藤湖南很是愤怒，认为他是支持军国主义的，这事从何说起，有法西斯份子利用了内藤的一些说法，为侵略中国做了解释，这事就等于内藤湖南支持军国主义法西斯了？
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看到一个清朝满族人，认真学习中华文化，引以为自己的文化，并且心向往之，同时支持中华文化个性，如果有这样的满族学者，哪位请告诉我，我也学习学习。
在我看来，几十年看来，满族都是瞧不起中华文化，而且以汉族人为奴。这个结果就是清末的宁与外族不予国人，呵呵呵，这是一种极端的表现吧，但是也是确实的结果，就是说满族虽然继承了中华文化，也大大的压抑贬低了中华文化，严重的降低了中国人的发展进步，即我说的奴性和落后愚昧的那一面。
作为清末，作为民国，中国人确实就是这样一种表现，直到共产主义进入了中国，直到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呵呵。
内藤湖南是建国初确立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呵呵，不是改开设定的这类，他们大概有着本质的区别，忽视这点是令人遗憾的！
其次我理解内藤湖南的话，也许是善意理解，就是说军国主义的冲击也可以从一些正面的思想看，就像毛主席说感谢日本侵略者让中国人团结到了一起。
内藤湖南应该是为中国好的，而不是歌颂军国主义，如果除此外，我们能够确认他歌颂支持军国主义，那么可以指责他是坏人，据我看过的资料，他是和平主义者，并不支持军国主义也不支持日本侵略，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就像鲁迅先生的老师，藤野严九郎反战和在家乡为老百姓治病。
也就是如此。他一直在和白鸟库吉的中国取消论干仗，论战，认为中国古代历史就是属于中国的历史，不是中日共有的，也更不可能是日本自己独有的。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有文化的民族，日本不好征服中国。
当然，他认为这种外来的冲击（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可以使得中国文化自己强化自己，并未提及日本帮助中国文化换血，我不知道某些河友从哪里看来的他支持军国主义为中国文化换血。
希望能够看到你们的资料来源。
满清，蒙元或者军国主义法西斯日本就是要把中国人作为下等人管理的，和内藤湖南这种区别不大么？怎么叫我倾向于支持日本人呢？
几十万大军消失了，去哪里了，你说奇怪，怎么解释这个奇怪呢？
然后你说也先带着朱祁镇叫门北京城，只有2000人，是真心归还皇帝。
也先带着朱祁镇归还朱祁镇皇帝，你来给大家解释解释，这是什么意思？也先要做雷锋么？表达诚意？还是朱祁镇感动了也先，叫也先护送？那么土木堡之变是个什么啊？遇见飞碟了？张辅他们是死还是没死？这么说，你是要为王振平反了？
就算明史糊里糊涂，这些总是可以看清楚的吧？几十万大军总没了吧？你用一个迷思就算揭过啦？不妥吧？
都打到首都了，还不改正，你看蒋介石不是吗？他们的行为，很奇怪么？中国人文人不就是这样吗？
在明末的抗清过程中少发生过了吗？还不知道，你也是算了吧。
儒家卖不卖皇帝，和皇帝自己做的对不对有啥关系？朱祁镇作为一个皇帝在山海关叫关口开门引蒙古兵入城，合适吗？
敢情土木堡之前蒙古兵不杀中国人吗？
到了北京，是不是也先带着2000兵叫门北京城我不知道，但是这样真的合适么，不觉得奇怪么？于谦不开门，有问题吗？你能保证后面没人吗？
我的个去，于谦黑化，我还真没想到。
后来，于谦掌握几十万大军没有反抗，直接束手就擒总是真的吧？是，都是没有的事情，那么啥是存在的事情呢？呵呵。
@乱翻帖
文人大多不是好东西，我也知道，但是于谦、海瑞，恐怕还是要另眼看吧。
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本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今日本秋田县人，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的重要学者，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
内藤湖南在中国学方面，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从对中国稀见古籍史料的搜求、考证、编辑、出版，到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时代划分，对中国文化发展趋势的论证，对中国近代史重大事件的分析、评论，以及在中国史学史、美术史、目录学史、敦煌学、满蒙史地等领域，也都卓有建树。
内藤湖南早年在东京、大阪主要的报纸、杂志任执笔人，以其酣畅而富有气势的 文笔和对 中国时事的精通，成为新闻界有名的评论家。他对19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两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如 甲午战争、 戊戌变法、 日俄战争、 辛亥革命、 五四运动都有过作为同时代人的敏锐评说和作为 历史学家的深刻洞察。他的一些观点，对当时 日本人的中国观、对日本对华外交政策都产生过实际影响。年近40，他从新闻界转入新成立的 京都大学，以一名没有大学文凭的非科班出身人员，而俨然担当起建立甫始的京大东洋史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从而与狩野直喜等人创建了名震遐迩的京都学派。“内藤史学”所提出的中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如中国近世始于宋代说、文化中心移动说等理论，和注重材料批判、原典阅读、考辨实证等方法，以及史学研究要注重 经世致用的治学态度等等，开启了京都学派的学术特征，形成了一代学风，其影响甚至超出了日本，也超出了当世。所以，他的思想与学术，既有与近代日本社会政治、 中日关系密切相关的一面，又由于他深厚的学养和天才的识力，使得他的“内藤史学”足以让后人一叶知秋地了解日本中国学之概貌及其精深程度。他具有深厚的汉学修养和对现实中国的考察兴趣，一生曾九次来中国，先后与中国当时的社会名流、著名学者、报界人士如 罗振玉、王国维、 严复、郑孝肯、 张元济、方药雨等人有过许多接触和交流。他们讨论时事，切磋学术，唱酬诗文，有些甚至结下了终生的真挚情谊，反映了两国文化人之间的友好交流，也促进了中日学术的互动与发展。
1893年，内藤辞别政教社，跟随高桥健三离开东京，来到大阪，入大阪朝日新闻社，成为大阪 《朝日新闻》的重要撰稿人。
内藤在大阪朝日新闻社期间发生了日中甲午战争。此时，日本知识层面就已经开始意识到，日本应如何看待曾经十分尊敬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看待中国国民性？中国今后将往哪里去？ 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由于甲午战争的触发，越来越不容忽视地摆在了探求日本出路的知识分子面前。甲午战争期间，内藤受到甲午战争的刺激与鼓励，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试图从文化学术的角度来探索日本的天职与前途以及日中关系转型等问题的结晶。正是从本民族的前途与利益出发，从天职的责任感出发，使他越来越集中地去思考和展开论述关于 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变迁等问题，从而形成“文化中心移动说”，初步显示以文化史观念为本位的内藤史学的基本特色。
1897年是作为记者的内藤在学问上丰收的一年，他最早的三部著作出版了。这三部著作分别为1月出版的《近世文学史论》，6月出版的《诸葛武侯》、《泪珠唾珠》。《近世文学史论》是综论日本 江户时代包括儒学、国学、小说、戏剧、美术、宗教等诸方面的 文化变迁的历史的著作。《诸葛武侯》是内藤发表的第一种关于 中国历史的专著。首先，这并不是一部单纯的个人传记，作者的笔墨显然更多地落在对三国时代的总体论述上，作者关注的是世运的变迁。如他说，“世运之转移，治平之日，大抵每三、五十年为一变化期，动荡忧乱之际，则十年、十五年就面目全非，以致旧物 荡然无存。”其次，他指出:魏、蜀、吴三国力量强弱之对比，是年龄之对比，如 赤壁之战吴、蜀胜利的原因，就在于孔明、 周瑜、鲁肃三少年与老者曹操之力量对比。他认为在一切动荡忧乱之世，只有少者能洞察时事，把握时机，而老者难以适应，处于劣势。暗示了作者作为年轻人对日本未来的自负，以及作为年轻的日本对亚洲未来的自负。《泪珠唾珠》是作者1887——1897年间在报纸、杂志上所发表文章的自选集，大抵为短小精悍的学术小品文，如读书偶得、旅行杂感、书林掌故、人物品评、隽语警句等，“由此大致可窥得作者早年的智慧、思想和文藻之一斑”。三书的出版，虽然只是内藤个人事业发展阶段上的自然结晶，但从对学术界的影响来说，却是他学者形象的一次集中亮相，由此，也引起更多学界识者的注目。特别是《近世文化史论》，“此书一出，著者之名声一时扬起，被当成当时的名著。” 1899年年末，内藤湖南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国土。中国是他精神上向往已久的文化故乡，有他往昔在汉籍上久已熟悉了的地理人文、名胜古迹。同时，中国也是现实中与日本有着重大关系的亚洲最大邻邦，是日本正欲在此尽己之“天职”的国土。到中国旅行不正是内藤所提倡的“亚细亚大陆探险”吗？在这首次中国行的三个月中，内藤走访了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州、武汉、杭州等地，广泛考察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 文化教育、地理、风俗、学术学风等。他曾在中秋节于北京古城墙上观月，又骑马 八达岭远眺长城内外，也曾西湖泛舟、苏州踏青，所到之处，赞美风光景物，考证古迹名胜，评论风土人情，并时而抒发一些今昔对比、日中比较的议论感叹。当时正值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他经天津报界日本同人介绍，与天津、上海等地的维新人士、学者进行了亲切交谈。这些人中有严复、文廷式、张元济、罗振玉、 王修植等，他们交换了对中国时局的看法。内藤是同情和支持中国的 维新变法的，他举出 日本维新以来的经验、教训，希望中国能吸取有益之处，并记取前车之鉴。内藤还与罗振玉、文廷式等人结下了学术友谊。他们互赠书籍，交流学术信息。这次旅行之所见所感，曾在《万朝报》上连载，后来整理成《燕山楚水》（别名《禹域鸿爪记》)出版。此书以对中国历史、地理、文化的深厚学养和对现实中国广泛的反映面以及敏锐的观察力、批判力，增进了内藤中国学专家地位的确立。许多年后，大学东洋学专业的学生来中国 修学旅行，都必须事先读读这部中国历史文化指南。
明治20年代，即1887-1897年这十年，正是 日本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新生国家逐渐确立并走向强大之际，与此相应，在思想界，专制皇权主义思潮与 民族主义、 国粹主义思潮交织高涨，出现从政府到民间普遍的向外扩张、争取霸权的野心。内藤史学正是以这十年为社会背景而孕育成长起来的，又由于他十几年新闻工作的职业经历，使他对社会政治始终怀有相当的热情，甚至可以说，他对于中国历史的文化史立场的研究和他对于当时日中社会政治的关怀互为表里，成为他作为 一个中国学专家的不可分离的两翼。这造成了内藤史学的复杂性，导致了他与那些以学问为目的的纯粹的学问专家的不同。这也正是内藤史学所以能具有时代魅力，并产生重大社会历史影响的原因。
1907年，41岁的内藤湖南迎来了他生命中的重要转折点，他以一名没有大学文凭的非科班人员，破例受聘于新成立的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担当起建立甫始的京大东洋史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东洋史第一讲座”，从此，开始了他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者生涯。在京大，他先后主讲过东洋史概论、中国上古史、中国近世史、清朝史专题、中国史学史、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绘画史、中国中古的文化等课程。在这期间，他与京都大学文学部的狩野直喜、小川琢治、桑原骘藏、滨田耕作、富冈谦藏等人，一起创建了闻名遐迩的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京都学派的学风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注重 实证主义的治学精神，强调实地考察、原典解读、文献收集和考辨等具体实在的 治学方法；一是在态度上接近中国、了解中国，保持与中国同行学者的接触交流，尽量真实地、中国式地理解和研究中国的治学志趣。在创建和奠定京都学派的学术方向和治学风格上，内藤湖南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京都学派所建立的学术成果，其影响超出了日本，也超出了当世。内藤湖南在中国学方面，可谓是博通型的大师级人物，其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从对中国稀见古籍史料的搜求、考证、编辑、出版，到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时代划分，对中国文化发展趋势的论证，对中国近代史重大事件的分析、评论，以及在中国史学史、美术史、目录学史、敦煌学、满蒙史地等领域，也都卓有建树。在中国学之外，他的学问还广泛涉及中日关系史、中日韩关系史以及日本史诸领域，对于 邪马台国的论争、对于江户时代町人思想文化的研究等方面，也有独到的见解。1926年，60岁的内藤湖南从京都大学退休，筑室隐居于京都郊外 相乐郡的瓶原村，自题室名为“恭仁山庄”，直至1934年因胃癌病故。
内藤湖南一生曾分别于1899年、1902年、1905年、1907年、1908年、1910年、1912年、1917年、1933年9次来中国旅行、考察，足迹遍及华北、东北、 长江流域的所有主要大城市，北京、天津、沈阳、上海、南京、苏州等地，则是屡次游历。他游览名胜古迹，调查、收集珍贵史籍，还先后与中国当时的社会名流、著名学者、报界人士如罗振玉、王国维、严复、张元济、文廷式、 沈曾植、方药雨、郑孝胥等人有过访谈或较多接触，他们讨论中国改革的成败得失，比较中日历史文化的异同，切磋学术，唱酬诗文。他与上述的有些人甚至结下终生的真挚情谊。这增进了两国文化人之间的友好交流，也促进了中日近代学术的交流与发展。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以前小的时候年轻不能太深刻理解这种口号的意义，现在看来还真是一个问题，以至于扯到了满清蒙元中国说了。
觉得要提出这种口号干吗呢？尤其是渐渐大了以后，有几个满族好友，还有一个是锡伯族，以至于，身边的汉族好友不如少数民族的，就此想到，都已经是咱们自己人了，这个口号不那么好吧。
直到今天，这个问题层次很深啊，以至于似乎是对立面了。
作为少数民族入中国，成了中国人，接受了中国文化，甚至提供了自己的而民族的文化作为了中国人的文化的营养，那我想是OK的，至于之前祖先的错误甚至罪责也就算了。而直到今天还搞某种辫子戏，混淆历史，那就是很有问题了，即便是好友，也不行。
这是我的看法，外来冲击，友好还是可以的，当然，在这里我承认一种观点，恶劣的冲击，也是一种影响，甚至导致本民族自身提高，但是作为汉族人，我肯定不欢迎用狼牙棒带来的文明，而且并不先进。
在这里，对于内藤湖南，他作为一个日本友人，居然出现了一些看法分歧，也是感到很奇怪，甚至，呵呵，断章取义，混淆视听，就令人感到不解了。
我本来只是表达一件事情的看法，表达了对一位日本友人的善意的评价，居然就会被认为奇怪，确实也是奇怪的。
内藤认为：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同属于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一个古老文化，日本文化是在这个古老文化的刺激下派生、成长起来的子系统。他甚至说，从文化的关系上看，日本可以说就是中国的一个省。这是内藤湖南在解释中日文化历史关系时的“中日文化同一论”。既然“日本文化是东洋文化、中国文化的延长，是和中国古代文化一脉相承的，所以，要想知道日本文化的根源，就必须先了解中国文化”。这也可以说是内藤湖南一生从事 中国研究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关于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问题，他提出“文化中心移动说”，并在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中，逐渐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其基本理论如下：所谓“文化中心”是指中国文化在特定时代、特定地域内形成的“文化集合”。每一个时代都会因“地势”和“时势”的关系产生一个文化荟萃的“中心”，这就是文化中心之所在。文化中心一旦形成，并不是永固不变的，而是发展变迁，向前移动的。如中国文明最早发源于 九州之冀、豫二州，即形成以洛阳为中心的早期文明。到战国末，洛阳“地气尽、人力衰”，于是，在西汉后，长安文明代之而兴起，直至唐末，形成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长安繁荣”。而“唐来之衰残”昭示了长安之地“王气将歇”。长安之后中国的文明中心是燕京，但燕京与洛阳、长安有所不同：它是靠了东北之地气形胜而形成的政治中心，至于文化中心，从长安衰落后，就越来越聚集于以虎踞龙盘的六朝故都南京为中心的江南，江南是宋以后中国人文之 渊薮。这样就形成了宋以后中国“政治中心在北，文化中心在南”的两股势力。他预言：东洋文化的发展，有时还会越出本民族、本国的界限，形成一个“东洋 文化圈”。今后，中国文化的中心将移至日本，将由日本来代替中国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这就是近代日本的国家使命、文化天职。
网上的很多文字，不知道是不是钓鱼，就当作你是讨论问题吧。
我说几句。
1 背景
朱棣死于讨伐蒙古回程的路途，死于1424年，此时的大明，军事能力处于巅峰期。
土木堡发生在1449年，与朱棣死只有25年。
我个人觉得，25年的时间，不足以毁灭这支军队。
死于土木堡事件中的朱勇，是勋贵之后，死的时候58岁，作为一个统帅，应该是巅峰期。朱棣死的时候，朱勇24岁，如果加上家学渊源，大多数该学的东西，应该是学到了。
反过来，蒙古在大明的反复打击之下，基本退回原始部落状态，蒙古人与大明贸易，最想要的，是茶叶、铁锅等日常用品。
这些，我想说的是，英宗的这支军队，应该是当时最强的军队。那个时代的蒙古，尚未从朱棣的连番打击中走出来。
英宗讨伐蒙古，更大的可能是，给勋贵发礼包，准备提拔勋贵。
这是基本背景，我个人认为是出入不大。
2 土木堡失败与肥水之战
在确认大明是以强击弱之后，再去看土木堡。
首先土木堡败于后勤，而掌管后勤的，恰恰是于谦。
其次，朱勇的死迷雾重重，从常理判断，朱勇这样的人，带领数万骑兵，很难死，哪怕败了，也可以逃回来。
注意，朱勇死于境内。按照常理，境内有主场优势，出问题的话有援兵支援。数万人的战争，应该可以支撑到援兵的来临。
朱勇死了，援兵呢？
第三，明军不是败于蒙古，而是后勤出问题了，自乱了。
问题是，朱棣死了刚刚25年，你说明军的后勤就废了，我是不信的。
张辅也参战了，74岁，久经战阵，英宗带来上张辅，不会是送张辅死吧？
土木堡之前，之后，明军的大战小战，没听说后勤导致兵败的。难道土木堡那一刻，后勤人员邪神附体？
历史上，以强伐弱成功的很多，隋炀帝是著名的败家子，讨伐陈国也没出问题。
历史上，最著名的反例是肥水之战。
苻坚败于前线的朱序，还有后线的慕容垂、姚苌。
现在的问题是，土木堡之战，朱序应该是没有，那么，谁是慕容垂、谁是姚苌？
3 军事问题
如果可能的话，你可以请军事专家看看明军的军事路线是怎么回事。
我不懂军事。但是，在其他地方看到，明军的行军路线极为怪异。
军事路线，本身在说，这支军队准备攻击谁，在防备什么，专家应该能看出名堂，我不懂。
4 也先的问题
很简单，以那个时候蒙古人的实力，根本没有参与明朝内斗的资格。皇帝在手，纯粹是累赘。万一英宗死在也先手中，后面的皇帝报复，也先愿意看到发生这样的事？所以，礼送回京事最佳选择。
而最佳佐证，是礼送的军队只有2000人。
土木堡离朱棣最后一次讨伐蒙古，只有短短25年，你要说蒙古人25年就能恢复元气，对大明发动大规模的攻击，我就什么都不说了。
你说“朱祁镇作为一个皇帝在山海关叫关口开门引蒙古兵入城”，是不是指大同叩关？山海关在大东边，太远。
我的观点很简单，也先叩关，是谁主导。如果是英宗主导，蒙古人算是雇佣兵。如果是也先主导，英宗就是人质。
也先叩关，史书没说有什么杀人放火的事件吧？这与后金入关抢劫不一样吧？
还有，2000人，能抢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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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个人观点，明军败于内乱，而不是蒙古，那个时代的蒙古，远远没有从朱棣的打击下恢复过来。
2 史书没有写清楚谁是明军的慕容垂和姚苌。
3 把罪责推在王振头上，属于扯淡。英宗是一个智力正常的人，带上张辅、朱勇这样的人上阵，就是要他们保驾护航的。整个明军，只怕不少人是张辅的徒子徒孙，王振对明军的影响不可能比张辅强。
4 也先对英宗好吃好喝供奉上，然后送回北京，是也先的最佳选择。我不知道，英宗后面有没有给也先好处，正常判断，应该是给了。也先后来自称“大元田盛大可汗”，也是有一定底气的，不知道是不是英宗给的底气。——这些，可以查史料。
5 儒家独大之后，史书很奇怪，吹的越厉害的，问题越大。比如司马光，一直吹的很厉害，但是，后来知道司马光要割让河湟一带给西夏，只是因为这片土地是新党的功劳，所以一定要毁掉。
同样，史可法也是，完全没有军事能力。《国榷》中，写史可法在督师扬州是被人当壮丁给抓了——真是很神奇的经历，问题是这样的人，怎么带兵打仗？
于谦的光辉太亮了，我个人本能地怀疑他。
北伐的韩侂胄被列入奸臣传，而暗杀韩侂胄把人头送给金国、纳贡求和的史弥远。倒不是奸臣。
史料证明明英宗确实有1、首创司礼监掌印太监职位，牵制文官内阁，2、重新造船准备下西洋、3、重新从官学绕过科举入仕、4、清查杨士奇时期士兵战马数量、军备仓库等举措。也确实有锦衣卫记载的土木堡袭击英宗大营的军队是“明盔明甲”。土木堡之便后，洪武/永乐时期武将功勋子弟作为牵制科举士大夫文官的一支力量就从此消失了。
最后，英宗不仅给王振塑像立庙，也给也先立庙，就在北京西四路口。
英宗的失误，是再不能用王振等非士大夫的人来教育子女，导致死后就被儿子翻了案。
作为京都学派的创始人，他是有方向指导的。不是个体孤立的。
2你可以看看小川琢治，贝冢茂树，小川环树父子两代人和京都学派的主旨。
你也应该看看东京学派怎么说中国的，这样也好多方面了解评价。
日本侵华用的是东京学派的说法，并不是京都学派。
这是常识。
白鸟库吉是日本侵华文化战略总设计师，也是起源，白鸟敏夫是因为宣传这个理论而被评为甲级战犯的文化宣传者。
所以，我听到你们说内藤湖南是这个位置的人，感到很吃惊，因为这不是事实。
内藤湖南从未支持进攻侵略中国，他只是认为外来冲击也会有有益的作用，武力侵略的确是一种文化改善的一种方式。
当然，大家肯定是不欢迎，这是对的，所以，抵抗是天然正确的。
尽管如此，强势文化必然会冲击落后文化。
而且，外来侵略的确不全是先进文化，但是，本身文化也一定有了问题。需要改善。
这就是蒙元，满清的胜利的原因吧。
朱叫门智力正常吗？王振的行为合适吗？如果是内乱，为何和王振有关，谁家的土地在行军路线上呢？
然后几十万军队没了，大量将领死亡，就剩朱叫门几个人，这正常吗？
这能解释也先对朱叫门好？也先是活雷锋吗？我是不能理解你的思维，九曲连环不是不可以，不是不正常，但是你这么九曲连环也太夸张了吧。
也先在战前不杀明朝老百姓吗？
你这是歌颂也先对朱叫门好么？还是觉得朱叫门自带光环啊，你这能自我解释得通？
说于谦，因为于谦太光辉了，所以你不相信于谦是真事？这叫什么逻辑，靠谱吗？你们大学真事这个思路？我是真的无法理解啊。
其实我也觉得于谦未必高大全，朱祁钰也未必完美无缺。但是起码的，朱叫门全军覆没，于谦和朱祁钰的逻辑和恶行为不变形，很正常。
你也无法解释朱叫门即使按大军的去向，如果没有消失，你总得给个思路吧，就因为也先带来了两千人，你就判断也先是善意的？你多大岁数了，还这么幼稚啊？不靠谱吧！
为了自己的逻辑路子就这么瞎说，也太荒唐了啊，也先和明朝在之前没有杀红眼啊，你也应该是看了不少资料的吧，那时的也先是啥状态啊，以为两国友好的吗？
就引脚为也先带了两千人回北京就此认为也先是善意的？小绵羊啊？我的天啊，你是怎么让这种逻辑走下来的啊。
回
@狂草舞茅
河友：
政治技巧和做事能力都具备，那自然是好的，但是如果不同时具备，就要看，是以德治国还是其他了。
呵呵呵。
邓的政治技巧是很好的，所谓政客能力。但是，做事的能力真的不如华国锋，军事能力也不如汪东兴吧。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看不上尬吹邓的做法。
至于避免了所谓军阀内斗的说法，也很难说，我也承认有这种可能性，许世友就不是好东西。但是也未必就必然发生，不能就此说邓避免了。
放开生产力，涉及方面很多。看怎么看，要什么吧。
门阀政治不用看，就在那里，谁都知道。
概念是日本提出，只有中国才有实力主导。
豫东战役和军令状。
当年粟裕打豫东战役，和中央军委立了军令状，意思是歼敌多少人，主要是打击邱清泉部队，这个兵团确实太嚣张了。
当时各个位置，网上说的很多，最初，粟裕设计的是在鲁西南抽离邱清泉，打他一家伙，结果大家都不动。于是粟裕便捉摸了一个办法，计划调动邱清泉部。
大概构想是请陈唐兵团打开封，开封是当年的河南的省会，引起震动，调动周围兵力，国军都往开封救援，粟裕让一些部队在西面拦住孙元良，一些部队在背面拦住刘汝明，放邱清泉进入开封，然后随着陈唐的撤退进攻陈唐。
请山东部队拦住黄伯韬，请刘邓部队拦住张轸，拦住胡琏，吴绍周，大概是这个思路。
结果自然是有一些不同，不同在于，来的不只有邱清泉，还有欧寿年兵团，邱清泉比欧寿年部要强得多。速度也快。邱清泉基本应了粟裕的推断，成功的追赶了邱清泉，这个时候，粟裕及时的调整了战争计划，由于邱清泉绕了开封，速度快，和欧寿年产生了40公里的距离，由于这个距离，粟裕就插入了两只部队中间，派陈士榘部队3、8、10纵队拦截邱清泉兵团。
请陈谢拦截张轸，刘邓拦截胡琏。1、4、6打击区兵团，区兵团打了一半，抓了欧寿年，结果黄伯韬来了。
黄伯韬本意是粟裕请山东兵团在兖州吸引到黄伯韬兵团北上的，但是由于许世友痛快的干掉了兖州，导致计划出现变动。
但是欧兵团只打了一半，黄伯韬就迫近了，于是粟裕只好重新制定了计划，改歼灭区兵团残余为围歼黄伯韬，当然，黄伯韬力量也不算小，歼灭不容易，但是粟裕打的很疯狂，由于区兵团残余被围困了，虽然知道有人在救，但是也不敢出兵冲击包围圈。
这是国军的通病，就是黄伯韬力量很大，到来之后，因为粟裕的围攻，也采取了收缩防守的阵型，给粟裕带来了机会，粟裕也打掉了黄兵团的一部分兵力。
邱清泉部在蒋介石的催促下攻击得很厉害，一直不能越过陈唐的防守，由此改为了侧击，绕过了没有障碍的我军部队，形势很危险了。
我看了一个资料，在这里粟裕判断的比较准确，在最后阶段打光了所有炮弹，让黄伯韬不敢追击，从容撤退了，虽然大计划最后没有完全实现，尤其是重创邱清泉未得，但是重创了区兵团，打击了黄伯韬部，达到了消灭一定数量国军的战略要求。
所以中央是满意的，主要是毛主席满意，也由此看到了打大仗，歼灭敌人的可能性。只要其他部队配合再充分一些。
因为中野也没有拦截到胡琏，胡琏还是冲破了中野的阻击。这个和黄伯韬是两个比较关键的点。
如果，黄伯韬不来，粟裕及时搞掉区兵团残部，进而和陈唐兵团合击邱清泉兵团，那么结果也许会更好，至于刘汝明和孙元良，还是会继续他们的传统艺能，打酱油吧。
这个豫东战役的逻辑是合理的，也是流畅的，也是成形的，当然，战斗是激烈的，我们损失也不算小，可是这个过程是合乎逻辑的，也是可以重复的，济南战役，淮海战役也是如此。
一样。
在针对黄维兵团围困的时候，打击南部刘汝明李延年，北部徐州集团也是一样。
尤其是北部徐州集团，孙元良感觉很敏锐，发疯似的的南逃，他的判断是对的，我华野用兵是两广纵队对孙元良部，差点崩溃，好在灭了黄伯韬之后，增员部队到了。
没想到孙元良这么聪明，他如果从徐州跑到了黄维旁边，进而到蚌埠，我们是看不住的。
当时的邱清泉倒是不敢动，因为蒋介石还在瞎指挥，压力比较大，孙元良不要脸，不怕蒋介石追究责任。
到了蚌埠，孙元良兵团就和刘李兵团一样的跑了。邱清泉动作不猛，一个是担心蒋介石批评追究责任，一个是担心我们干死军队太多，这就是豫东战役的后遗症。背靠徐州集团总还有点底气，野战就畏难了。
南方刘汝明李延年更是不主动出击，大家都在围困黄维和徐州集团，如果刘李兵团使劲打，类似黄伯韬那样，或者黄维那样主动出击，淮海战役的目标很难实现的。
一带一路是往西的，是经济融合，相对容易实现。
大东亚共荣是立足东亚的经济政治的融合，相对较难。但是一旦成形，必然能够实现对欧美的对抗。
甚至还有2000户的卫所，饿死300多人，让京城的大人们吃惊不已。
20多年已经不短了。从霍去病封狼居胥到李广利全军覆没也就隔了20来年的时间。
根子还在朱瞻基一朝，放任瓦剌崛起，明军自己的卫所制又崩坏，逃亡军士就有几十万，武器装备更是惨得像叫花子。
宣德年间，京师77卫所，编制上43万人，逃亡地只剩25万，在京师的只剩5万多。
朱祁镇登基以后，还发现京营武器有故障不能用的就有3万多件，下旨要求工部补充。
巡抚在正统二年到大同附近巡查，发现大量的士兵居然衣不遮体。地方太监监军彻查后发现军队缺少鞋袜帽子衣服四万多件。这样的军队不好好整顿，怎么去打仗。
在朱祁镇亲征前，明军已经在阳和还有鹞儿岭大败两场了。还有2万多京营和宁夏甘肃的军队去南方打仗了。
朱祁镇短短十天就亲征，估计军队人数不会超过10万。《李朝实录》中的记载是：” 七月十七日, 皇帝领兵八万亲征。
土木堡溃散多，大部分明军还是能逃回来的，后来北京保卫战还能组织20万军队守城。
真论阴谋论的话：
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埜、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曹鼐、刑部右侍郎丁铉、工部右侍郎主永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邓栗、翰林院侍读学士张益、通政司左通政龚全安、太常寺少卿黄养正、戴庆祖、王一居、太仆寺少卿刘容、尚宝少卿凌铸、给事中包良佐、姚铣、鲍辉、中书舍人俞拱、潘澄、钱禺、监察御史张洪、黄裳、魏贞、夏诚、申祐、尹竑、童存德、孙庆、林祥凤、郎中齐汪、冯学明、员外郎王健、程思温、程式、逯端、主事俞鉴、张塘、郑瑄、大理寺副马豫、行人司正尹昌、行人罗如墉、钦天监夏官正刘信、序班李恭、石玉等五十余人
这些文臣的死亡算啥？文官集团啥时候这么有牺牲精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