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程朱理学、东林党的认识 -- ziyun2015

关于天启、崇祯两位青年皇帝，为什么会对东林党有相似的信任波动？过去乾隆、阎崇年、查良镛们的解释说“明朝的皇帝都是坏蛋”。在和任爱杰兄讨论明代法定货币问题时，任兄也不加质疑地取了这一立场。可见黄宗羲们的影响有多么广泛。

在天启、崇祯两位青年皇帝在位期间，每天他们清早一醒，面对的就是“没钱”和“打仗”两件极其闹心的烦恼事。（天启皇帝只面对努尔哈赤一方，崇祯皇帝要面对皇太极和李自成张献忠两面的战事。）为了解决钱的问题，就开始向农民加税，仅仅几年，就让西北地区出现了大规模民变。

黄宗羲们在历史书中，都不提这两件烦心事的历史大脉络，不提东林党对这两件烦心事做了哪些决断。

所以我们就先来拾遗补缺，整体说说这两件烦心事的大脉络，以及东林党的相关决断。

一、天启即位后，东林党人因为”拥戴之功“，被大量升官、启用，”众正盈朝“，青年皇帝对东林党也是非常信任：要钱给钱，推谁用谁——辽东熊廷弻原来是楚党，专门弹劾东林党，所以要换掉，换上东林党袁应泰。

然后没几个月，沈阳、辽阳就被努尔哈赤攻占了、辽东半岛全丢了。

二、不得已，天启皇帝又把熊廷弻请回来。而东林党继续执掌内阁、六部大权。

又几个月，努尔哈赤又来了，广宁兵败，辽西也丢了——明朝至此丢失了从山海关、到黑龙江流域（包括库页岛）整个东北地区。

三、天启皇帝再派孙承宗去山海关，解决国防部长王在晋和六品小官袁崇焕的“分歧”。最终东林党孙承宗肯定了小官袁崇焕、赶走了部长王在晋，启动了“塔攻”路线。

此后三四年，努尔哈赤倒是没有来攻，主要是被汉人反抗、毛文龙游击战缠住了。

因为花钱太多，三年多没有战果，孙承宗被逼无奈，让部下出击一次，结果被打得大败。于是乎只好辞职回家。

四、努尔哈赤因为抢杀了汉人所有的粮食还不够吃，（朝鲜的走私渠道又被毛文龙袁可立堵死），终于被饿得来抢孙承宗贮存的粮食了。看结果的确抢了不少东西，在宁远试着攻了一下城，因为没有火炮，打不下来，就撤了。这场杀敌269（首级）、仅在觉华岛一地就损失7000多兵民+2000余船只+超过8万石粮食的一战，就被吹成了“宁远大捷”。

五、几个月后，努尔哈赤挂了，袁崇焕擅自派蒙古喇嘛去“吊唁”，建立和谈渠道。

六、第二年，黄台吉又带兵来打了一次锦州，这次袁军的表现更差劲：不仅被抢走大量粮食，最终连几个首级都没有。黄台吉撤兵，一是抢了些东西，二是毛文龙在背后搞游击战。

天启皇帝忍无可忍，将袁崇焕“退休”。

七、天启皇帝在21岁突然死亡，其16岁的弟弟即位。他违背哥哥的遗嘱，干掉了魏忠贤，被东林党捧上了天，于是乎，东林党人再次“众正盈朝”。崇祯皇帝也再次对东林党人要钱（挤出）给钱，推谁用谁。东林党人极力推荐袁崇焕再次出山，拿到了前所未有的辽东军政大权。

结果一年后，黄台吉就打到了北京城下！

书接上贴：

黄台吉打到北京，还造成了一个《明史》不提的后果，就是让大明的税收被各省截流，说是用于勤王军军费，北京朝廷中央能收到的税款几乎被腰斩。

从崇祯继位至北京陷落于满清之手，士大夫阶级的意识，基本明确都是要与满清议和+对农民起义军坚决镇压。史可法的主张，是东林党组织的共识。之所以有波折拖延，是因为要把议和的锅，让崇祯皇帝来背。

让皇帝背议和的锅，除了袁崇焕企图迫使18岁的崇祯签下城下之盟，还有就是著名的陈新甲泄密事件：陈新甲是国防部长，议和文件是最高密级的文件，鬼才会相信这种文件是因为错放案头才被传出去。分明就是官僚们谈得差不多了，要提前把锅架到崇祯背上。——如果崇祯迫于压力承认他知道此事，那么在朝官员会立马鸦雀无声，这样“崇祯主持议和”就定论了。

看看万历年间东林党人李三才偷看王锡爵给皇帝的密信，并加以泄露，导致王锡爵不能做首辅、而由顾宪成选中的叶向高做首辅。东林党做这种事是有前科的。

据《孙公行状》、《孙承宗年谱》、《边事小记》等记载，祖大寿叛逃又被孙承宗追回来后，“其门下有一个降虏叫做银定，原本是奉后金书信，来和袁崇焕议款的，当时只谈到一半，还留在大寿营中。后来后金又派来三个人，在黄旗上写了“讲和”两个大字前来，祖大寿询问孙承宗的意见，孙承宗明面上说：“听大将军处分。”而私下里则指示他：“毁其旗及书，焚之军前，其人惟所置之。”祖大寿于是斩其使者。”（知乎：曹天元）

孙承宗这样做的原因，不能说是忠于皇帝，因为揭露袁崇焕与黄台吉议和，是明代大臣的责任，不揭露就是不忠+违法。况且从孙承宗各方面的记载看，他个人也不同意袁崇焕的议和。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隐瞒此事既不忠又违法，且与孙自己个人的观点不同，那么孙承宗为什么还要杀人灭口呢？

合理的推论就是：隐瞒此事，就是保护了东林党团体，保护了隐藏在袁崇焕个人背后的”组织“及其意图。

正如《窃明》中金、赵争论的那样，袁崇焕“谋款斩帅”，对袁个人其实没有什么好处。如果在袁崇焕背后，加上了东南官+商+学之严密组织——东林党，一切看起来就会合情合理。

黄宗羲和乾隆配合默契，极力让后人不将袁崇焕和东林党联系起来，奥秘就在这里。

不过，因为天启和崇祯两位少年皇帝都对东林党发生了从信任、到不信任的转变。所以东林党的议和目标，也没有顺利实现。

还要注意：东林党这个时代的议和，并不是东林党士大夫阶级认可满清可以替代朱家血统做朝廷的皇帝。

在某些文人那，干什么都可以在经典上找到理由。就算没有，也能造一个出来。😄 Z兄总觉得某个人可能是思想导致了问题，但实际情况可能反过来，是他有问题才选择了某一个思想，不管是理解有问题，还是作为包装。

甚至可能是因为这一定义（思想）才让他出现的，从而忽略了更多的人或者原因。

明朝从刚建立的时候，从根子上就是与士大夫阶层有隔阂的，朱元璋来自社会底层，得天下主要靠的是他那些亲戚朋友和起义军将领，也都是些村汉土豪。这些人在明朝建立以后，就形成了所谓勋贵，成为朱氏王朝的支柱。这些人，包括朱氏皇族，都与士大夫们在很多方面格格不入。

朱元璋在世的时候，一再颁布大诰，制约对象就是充当官僚的士大夫；屡屡兴起大案，屠戮的也是同气连声的士大夫；最有意思的是，朱家女儿招驸马都不找当官的，只许嫁平民，可见防范之深。

深查明朝的朝堂各种风波，各种表象背后，无非就是皇家与士大夫的权力争夺史，从太祖到思宗，始终不缀。太祖把贪官剥皮填草，思宗手书文臣个个可杀，恩怨之深叹为观止。

再细究这背后的渊源，则是整个国家精英阶层的因循守旧和腐朽不堪，思想上固执程朱理学，肉体上放纵荒唐。好不容易出了个异数王守仁，也被压制得动弹不得。

“我命虽在天，造命却由我”，这已经无限接近于我们今天认识的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性关系了。王艮盐丁出身，学生也大多是农夫、樵夫、陶匠、盐丁，安定书院简直就是明朝版的农民讲习所，一生致力于讲学启蒙，可惜心学最终也没能发扬光大。

公安三袁的文章我是极喜欢的，可惜不能救时，这大概是那个时代士大夫们的痼疾吧，王守仁这样的天才毕竟是不世出的。哪怕有幸出世，也施展不开，终被埋没。只待数百年后，三千年大变局，一代哲学王出世了。

关于明代的税赋，还要提两个史书普遍没有说清楚的地方：

一、经过张居正改革，明代的财政收入达到了500万两白银；在万历末至天启、崇祯，增加了三饷（针对辽东战事的辽饷，针对农民起义的剿饷，练兵增加的练饷），一般认为这些加起来达到了2100万两白银。结果是“贼”越剿越多，最后李自成进了北京。

另一方面，康熙年间清王朝的岁入超过了3000万两（奇葩的是满清继续向汉人收‘辽饷’）。康熙年间汉民族人口/耕地，应该与崇祯年间差不太多。因此理论上基层平均赋税负担应该与崇祯年间相近。但是为什么一个少一点的，不仅“外战外行”，且激起大范围的农民起义。而多一点的，不仅支付了平三藩、平台湾、初步平定西北疆、阻击俄罗斯，等等战争费用。而且还没有激起大规模民变，这其中的原因何在呢？

二、作为一个大一统农业国，应对天灾和北方游牧民族南侵的2000年的经验，总该从学术上总结一下国库与岁入的正常比例关系，比如国库（包括地方库存）应该有几年的存粮？几倍于岁入的货币？老百姓也好、士大夫也好，都知道“齐家”也要家里必须要有一定的钱粮储蓄，才能应对灾荒和战乱。为什么程朱理学家掌握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垄断权力之后，总是回避这个问题，让国家储备少得不像话，简直和今天米国那些拿不出400米元的44%家庭一样。

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对上述两个问题都没有述及。无意？有意？

前一个问题，尽管没有专业的考证研究，但是大体上问题应该出在税收体系的‘廉洁’上：明代名义上的农业税、商税税率都很低，几近2000年大一统时代的底限。但是税率低，并不意味着底层百姓的负担低，因为官绅都要从底层吸血，即多收。此外，洪武皇帝时代对于士大夫，基本没有免税。之后士大夫们不断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扩大自己阶级的免税/打折限额，而原本他们要交的税就增加其他百姓头上。且当因为战争需要增加三饷时，官绅恶吏还会借机多几倍向百姓收钱收粮。再加上天灾，结果造成底层百姓卖地也交不起税+国家国库也没有收到多少税的情况。

而满清定都北京，拿着明朝同样的土地“鱼鳞册”，收取同样税率（包括辽饷）的税赋，可能就因为士大夫的免税额少了。且满清的屠刀，比魏忠贤的昭狱，对士大夫们的制约力大。因此康熙年间百姓交得少了、国库进得多了。

有关上述两个问题以及推论，还需要历史+经济专业人士再加以详细研究。

魏忠贤问题也涉及到收税——经过几年的讨论，至今还没有见到充分的论证，证明魏忠贤“致于增加税收”工作。说他和东林党的矛盾是由于收税所引起，就更是“脚踩棉花”了。

那么，魏忠贤和东林党的冲突，问题到底在哪里呢？

其实造命由我，在先秦已经完成，在汉晋已经精确。

但问题在于

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从思想出现，到精确表述，再到普遍接受，用了两千多年。也就是说，真正的影响是，敢于说出一个大家都知道，却因为各种原因不愿意公开说的东西。

其实我只是想说，王女干政的例子太多了，平民也有这点考量。或者说，平民官员、清流也可以选择，为什么不选？皇子、太子选妃有同样的标准吗？哪怕有对皇亲的制约？再回到王女呢？

东林党在雏形阶段，党争主要是和浙党、齐党、楚党等斗。在天启、崇祯年，东林党的党争对象变了，变成了“阉党”。

前几天和任爱杰兄讨论大明宝钞为什么被废掉，任兄“一针见血”地指责我“立场很阉党”，理由就是我不肯取“明代的皇帝都是坏蛋，他们通过大明宝钞搜刮掠夺民财”这样的“历史定论”。其实，任兄在不经意之间道出了“阉党”的本质——帝党。

魏忠贤最为东林党史家费笔墨的，就是“东林六君子”、”东林七贤“被昭狱统统打死。

所谓”东林六君子“——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所谓“东林七贤”——高攀龙、周顺昌、周起元、缪昌期、李应昇、周宗建、黄尊素。大陆的中学课本《左忠毅公逸事》是讲左光斗的；《五人墓碑记》是讲周顺昌的。因此很多网友对东林党“正人君子”的印象，多来自中学语文。（是否港台的中学课本也是这样？有知道的网友请指教）

即便是《明史》也没有记载上述这十几个“正人君子”，对当时朝廷面临的“打仗”、“没钱”做过什么贡献。只是说他们“正直”又“廉洁”。

天启皇帝则指责东林党主政期间，有2000多万两白银（国库、内帑）去向不明。上述十几个“君子、贤人”都是被以贪腐罪抓捕的。CCTV社会与法节目播出《大明魔咒魏忠贤》，主讲是西南政法大学的刘教授，他也说六君子都供认了贪腐。有关杨涟、左光斗等人的供词编入了《三朝要典》。崇祯初东林党翻案，《三朝要典》就被禁；等满清占据了北京，这本资料继续被禁，乾隆还将能找到的印本都毁掉。所以，今天的很多史家根本没有看过有关杨涟、左光斗等人的供词。流传的只有一些小作文：什么狱卒传信、燕大侠、史可法探监什么的。

从资料看，打死这些东林党贪污犯，是天启皇帝自己的、明确的、有书面记载的旨意。不存在魏忠贤“矫旨”：

“杨涟被逮是因为汪文言下诏狱后“招出”了其受贿后营救熊廷弼、移宫及结党等事，杨涟在天启五年六月二十七被移入北镇抚司，二十八日被拷问，三十日，熹宗派文书房宦官到内阁口传圣谕，要求其票拟一份让镇抚司逐日严比脏私，五日一回奏，追完脏私再送刑部拟罪的圣旨。大学士魏广微看了之后非常震惊，认为如此实属太过，在遵旨票拟该道圣旨后，另外拟了一道处罚稍轻的圣旨，结果熹宗不听。七月初一，大学士顾秉谦也上奏认为熹宗此举太过，请求从宽处理，熹宗仍然不听。根据刘若愚所说，最后拟这道五日一追比圣旨的还是顾养谦等人。七月初二圣旨下达严刑追比，七月初七，北镇抚司许显纯怕杨涟等身死狱中，上疏请求将其移入刑部，被熹宗拒绝，仍命五日一严比。七月十三、十六、二十一，熹宗三次严责镇抚司追比杨涟，二十四日，杨涟死于锁头叶文仲之手。八月十二，熹宗面谕阁臣，虽然杨涟已死，但还得继续追赃。”（知乎，天天向上的老魏）

王恭厂大爆炸之后，群臣纷纷让皇帝“停工、减税、免刑、崇养士大夫“，天启皇帝下诏说：”皇祖刑不上于冠绅、崇餋士节，柰士不自爱，争为奸宄，如周宗建首保熊廷弼于亡辽，之后陶朗先靡帑赂遗以众挠法，以巡城御史赋敛多官银两创建书院，自甘督工翼戴奸邪抗旨倡乱碑文见在，丧尽良心，又恐郭巩力攻廷弼，遂诬巩交结内侍，凶锋狡语远伏后案，欺朕幼冲，敢以代卫制楚之术玩弄要挟，及朕密访博询都无影响，正合祖宗设立红牌说谎面欺之律，朕慎重诛夷，姑行提问不敢失皇祖隆士盛心，郤又以薪俸作赃认奠须有之罪郡县扶同，并以侮朕，周顺昌始则逗挠诏狱，以孙女婚魏大中，继则奉旨逮问紏党称乱，蔑旨欺君虽遣役贪狠半繇自取，而故婚重犯显倡不臣；黄尊素为李若星居间分赃自肥，引座师破例贿入吏部，搅乱朝政，仅仅削爵归里，又认司房宗族暴豪乡井，非复人理可谓士乎？“

这一段文言文，提到了黄尊素、周顺昌、魏大中、周宗建，河友应该看起来没问题，就不翻译白话文了。看得出来天启对这几个“贤士君子”非常痛恨就行了。

说完了天启，再说崇祯。既然我们可以看明白“阉党”就是“帝党”，那么崇祯时期，东林党的斗争对象就没有变化。崇祯皇帝不仅杀了50多个尚书及以上级别高官、杀了两个内阁首辅、还在殿陛上对吴昌时行刑，临死留话：文官皆可杀！

时至今日，如果史家们大大方方把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说成是东林党与专制皇帝皇权的斗争，那么岂不是比说东林党被打死或者没有被打死的主要人物都“正直”、“清廉”要更高大尚吗？

在这么激烈的对抗中，天启皇帝死于谋杀，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不过，“黑洞”的活动，应该还远不止谋杀一个皇帝。

我觉得底层百姓，应该不是像士大夫们说得那样对历史无知无识，而是有群体性的记忆和意识。朱元璋在中原流浪那些年，可能和很多底层交流过对于南宋灭亡的历史掌故，既形成了底层的中华伦理价值观，也有士大夫阶层对宋亡负有责任的观念。

因此才有明王朝建立后，农业税、商税税率极低+不准县官随便下乡扰民、增加劳役+给官吏的工资很低、还要要求他们清廉，否则就剥皮填草。

万历皇帝的被吴晗掘坟后，证实了明代的皇后贵妃都是天足。这就不仅是“朱家女儿招驸马都不找当官的”，而且皇帝选太太，都不遵从士大夫、程朱理学派搞的以裹小脚为美的审美价值观。

从《老残游记》知道了个太谷学派，是泰州学派在清代的余脉，老残也是太谷学派中人。太谷学派有一支在清军剿捻时，被彻底屠杀，男女老少一个不留。我总觉得泰州学派在明清，是遭到了类似的剿杀，才会“可惜心学最终也没能发扬光大”。虽然至今没有什么研究和资料，但是看看曾国藩对太平军的凶残，这种猜测不是没有理由的。

看看明末，清末这帮士大夫地主们的所作所为，无一点都不是在说明了阶级矛盾远比民族矛盾要严重的多。明末士大夫们引寇灭李自成。清末放着洋人不打，干死太平军。他们都心里明镜的狠。

人民，包括所有人也没少处理。

以前我不相信官军会这么狠，看了很多资料才知道解放军真历史少见。

满清政权/武力，已经变成了士大夫、商人、地主阶级的保护者，因此与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南明永历政权之所以能和这两支农民起义军合作，是因为追随永历士大夫们已经很少很少。王夫之抛弃南明，不管他用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就是反对永历政权和农民起义军合作，这也是士大夫的“阶级立场坚定”的表现。

另一方面，钱谦益的弟子郑成功集团，以及奉为招牌的唐王、鲁王什么的，倒是没有和农民起义军合作，这些东南沿海的“反清复明”集团与满清的斗争，倒是缺乏阶级斗争的性质。这也应该是为什么郑成功集团一直不能与永历政权配合合作的深层原因。顾诚先生似乎没有在《南明史》中分析到这一点，只是从郑成功个人比较私心重来解释，看起来是不够的。

明清交替时代所谓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他们仨在民族矛盾上最后其实都是投降派，根本原因就在于阶级矛盾大于民族矛盾。看清了这点，才能看清楚他们三个的底裤。

小孟买的新东林党（政+商+学）还在企图以国人的生命安全为代价，进口辉瑞的“特效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