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程朱理学、东林党的认识 -- ziyun2015

关于宋代的程朱理学和东林党，因为有了对明代东林党的探讨和分析，所以对于宋代，我们可以很快找到几个问题：

1、秦桧是不是宋代东林党？

2、岳飞被冤杀，是不是宋代东林党干的？

3、两宋的岁币与东林党的利益关系？

4、靖康之变是不是明代东林党类似袁崇焕搞的己巳之变？

有个叫“专解明朝疑难杂症”的视频主，据说是电工，他对于靖康之变的解读，值得思考，特别是关于宋徽宗（蔡京）各种变法措施，造成与士大夫阶级的严重对立。这些是以前“汗牛充栋”的文人历史中所忽略不提的。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L4y1V7mp?mid=34179949&p=1&share_from=ugc&share_medium=iphone&share_plat=ios&share_session_id=0652731A-6E80-4A22-8561-9296ECBA85C2&share_source=WEIXIN&share_tag=s_i&timestamp=1659031054&unique_k=XpdrzTf

关于秦桧上学时期的资料，在宋史中基本上是空白。现在能找到的，是秦桧少时，曾安徽祁门读书，彼时汪伯彦在同一书院，而汪1103年进士及第，那年秦桧刚刚12岁。秦桧自己是1115年进士，东林书院是1111年在无锡建立，因此秦桧从时空上，是有条件到东林书院“学习”的。

秦桧同一届进士，状元何㮚是后来靖康之变，出卖宋徽宗、宋钦宗给金兵的宰相。何状元也是派神棍郭英打开开封城门、放金兵进入外城的。何大宰相为了不让禁卫军保护皇帝撤走，特别将参与此事的军队官兵”逮捕并处死“。何大宰相的据说是绝食饿死在金营，不过这个是秦桧传回来的消息——“建炎四年，秦桧回国，陈述了何栗死时的壮烈，于是朝廷赠何栗大学士”。因此他和明代史可法一样，实际是没有其死的确切消息，隐形埋名潜逃的可能性完全存在。

最可耻的是，在历史虚无主义肆虐下，“何栗第二十七代孙何荣佳先生，为表追思，于1998年捐资在开封铁塔湖中心兴建了一座何公轩，曲栏通幽，亭阁相向，它不仅是对北宋名臣何栗的一种最好的纪念，也为开封旅游增添了一道美丽的风景”。

秦桧在南宋起初曾被高宗罢官，有点儿永不录用的意思，但是后来秦桧还是当上了宰相，控制朝政19年。以我们今天的、甚至就是这半年的经历，没有一大票官员士大夫学者商人支持秦桧，显然是不可能的。而这种支持只能是来自阶级阶层利益，看看东林党创始人杨龟山在高宗刚即位就要求废除盐法茶法（赤裸裸的东林党路线），秦桧只有获得江南士大夫/学者/大商人阶级的充分信任，才能19年坐稳相位。要获得充分信任，曾经出身东林，是一个充分条件。

宋高宗后来禅位给宋宪宗，宪宗一登基就给岳飞平反，并夺去秦桧生前死后的各种封爵。到了史弥远掌权，又同时为朱熹恢复名誉，树立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还特别恢复了秦桧被宋宪宗夺去的各种爵位。这也是秦桧是程朱理学之徒的铁证。

这里求教河友，是否知道前些年发现的秦桧墓，是否有关于秦桧早年求学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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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之变三 卖掉赵宋 东林掌权_哔哩哔哩_bilib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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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国在绍兴11年第二次和议中加入”不可无罪去宰相“，明摆着保护带路党秦桧。

秦桧不仅害死岳飞，还迫害有限主和派赵鼎（同意议和但反对称臣）。主战派李纲被绍兴和议给气死了。

理学大家杨龟山（杨时）依附李纲，东林书院就建在李纲的老家无锡。

朱熹是杨时再传弟子。朱熹评价秦桧：“秦桧之罪所以上通于天，万死而不足以赎买。”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秦桧贪得无厌，喜用贪宫污吏，排挤廉洁之士；群臣为了媚事秦桧，便以刻剥百姓为急务，有因此贪赃枉法而被检举的，秦桧也都尽力保护。 在拜相专权的十八年间，秦桧卖官鬻爵、开门纳贿，向各级府衙索要珍宝，每年腊月生日时，各州县送的寿礼达数十万，秦桧家的府库财富，超过了南宋朝廷的"左藏数倍"。当时凡是南宋宫廷所稀缺的物品，秦桧的相府都应有尽有，一人就富可敌国。

秦桧及其党羽为了媚事敌国和一己私欲，大肆收刮民脂民膏，还不断增加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导致人民生活重困、饿殍遍野，朝廷财政陷入全面窘困，"府库无旬刀之储"。

高宗对秦桧尤为忌惮，甚至每次朝见都贴身暗藏匕首，以备不测。绍兴25年（1155年）十月秦桧死，十一月高宗在郊外祭天，宣布大赦，赦免过去和秦桧对立的人，其后又肃清秦桧余党。

很明显秦桧是金国带路党，和你创造的”宋代东林党“有何关系？

如果不是，他为什么要用非法的手段逼迫皇帝给杨时“升官”？

这厮的“政绩”，就是在金兵南下时，先是到太原，要太原军民把城市交给金兵。其次是任南京留守（地方长官）时，不战而降将南京交给了金军。

采信了正史的观点，有些遗憾。徽宗的禅让，肯定不是正史中说得那么简单。别看这位胖兄描述得绘声绘色，就好像他在旁边看着一样，实际上，我到目前还没有查到靖康之变的每一个重要日期，这和明史还不太一样。

最近关注了“生民无疆”的微博/网络文章，这个公众号特点是主张“西方伪史论”，近期又增加了“耶稣会搞垮明朝”这样一个观点（有点儿类似河友北大张老兄的那楼观点）。

在今年四月的头条文章《耶稣会士是如何搞垮明朝的》的文章里，有个观点引起我的兴趣：说首辅叶向高是天主教徒——叶是公认的东林党，但是说他还是天主教徒，这还是第一次听说：“晚明政坛上有泰山北斗地位的叶向高，正式身份是万历、天启两朝的宰相，江湖身份是东林党成员，而真实身份却是耶稣党成员。在他彻底退休回到老家后，他才公开自己和家人的天主教徒身份，担当起了耶稣会士的吹鼓手和守护神，在《三山论学记》中他宣称：天主之教，如日月中天，照人心目”。

于是我搜索《三山论学记》，又发现了一篇文章《早期天主教与明清多元社会文化》，作者李天纲。在这篇文章中，李告诉了我们另外一个惊人的事实：东林书院北京分院，名叫首善书院，是与北京第一座天主教堂南堂，紧紧挨在一起，并且在明清交替之际，两块地盘合在了一起：

“1605年，利玛窦在宣武门内迤东顺城街，用五百两购置房地产，建“南堂”，首善书院（1620年邹元标设立）就在隔壁。叶向高、徐光启、李之藻等京官经常到教堂去。当时东林党把首善书院建在宣武门内东街，恐非偶然。

首善书院碑文是叶向高撰，董其昌书。其中提到：“书院在大时雍坊十四铺，贸易自民间，为资一百八十两，皆五厅十三道所输。经纪其事者，司务吕君克孝，御使周君宗建。以天启二年月日开讲。”徐光启对首善书院很熟悉。书院废除后，他“请改为西洋历局，后屡请复，不报”。崇祯二年被允准。书院是用南方民间捐来的钱买的，徐光启参与财产的善后处理，可能是他们有产权在其中。到清代时，首善书院成为“南堂”的一部分。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故明首善书院，今为西洋天主堂矣。””

为什么东林党和天主教传教士/耶稣会斗士们走的近？李天纲给予了这样的解释：“东林党，笼统的讲是整个东林运动，和传教士接近是因为尊重同样的伦理道德。大家赞扬的勇敢精神、在不幸和苦难中的坚强性以及伦理道德严格性，这些既是东林党人所希望的善行，又是优秀基督徒们的行为。但我们还应进一步说，把东林党人与传教士联系起来的似乎是他们观点和利益的一致性。他们都与宦官、佛僧及其盟友们为敌。他们对于佛教一直向文人界发展而感到恼火，都反对与事实没有任何关系的空头哲学讨论（心学？），支持与他们有关绅士们的社会责任观相吻合的实用儒家，关心帝国的防务及其财政状况等。东林党人只会感到与传教士们意气相投。”

“天主教徒掌握了“西学”。东林党人对天主教“西学”中的科学技术不感兴趣，但对其道德伦理和热衷。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阴兄、月兄也可以关注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就比较准确了。在中国社会，底层大众对儒家的理解，与士大夫们的说与做，一直也没有融合在一起。

拿明朝来说，从朱元璋起，一直到天启、崇祯两位最后的十几位皇帝，虽然都有请宰辅翰林等“讲经”，但是显然皇帝们对儒家的理解，和东林党、程朱理学的讲述，是有区别的。

说几乎，因为那地方那时候不叫满洲

其他一切细节都严丝合缝

不清楚“满洲候选人”含义的，请自查

第一是统治阶层的儒不同于被统治阶层的儒。

第二是统治阶层内部，明朝天子之儒不同于东林，程朱这些在明末堕落为天主教儒之类的儒。

如果兄台有时间，希望讲一讲这些不同。

1、道释发展是必然的。因为儒家太过在意实际运作，而很少涉及价值问题。这样的儒家只能说是技术官僚，而不是所谓士人。

2、佛道在明清政治中的地位一直有限，问题在于儒教试图成为垄断文化权威，同时后宫、宦官等一直利用佛道干政，所以敌对。

3、早期传教的策略是援引四书五经，所以就算真信，其实质也需要重新考量……毕竟天主教也是空谈大师。

4、科学技术的关键是能用来干什么，反映出什么样的价值趋向。因此道德伦理和科学技术实际上是一回事。

5、宗教问题可参考崇祯的选择。

1、东林党北京分部与天主教堂紧挨、且后来合并为一体，是否是证明两者有很多隐秘的联系的铁证？因为挨在一起，就可以在后门彼此出入，避免锦衣卫等耳目机构监视。

2、由此引发第二个问题：东林党和耶稣会交流联系，为什么要在京城采取如此隐秘的方式？目的是什么？他们都交流了什么？

3、东林党特别是核心人员，虽然固执，但并不傻，他们应该看得出耶稣会传教士是利用“四书五经”来达到他们传教的目的。是不是这样？

4、据说东林党刘宗周为首，极力反对朝廷采用西方的军事技术/人员合作，这与东林党与耶稣会传教士在北京的“亲密联系”，形成了强烈反差，这是不是值得研究、注意？

另外请教月兄、阴兄，是否了解东林党有像指斥佛教类似的指斥天主教传播？还是一直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不言不语’？

1、实际上“不用”这么隐秘，人家交往就是公开的。猜想避免锦衣卫之类纯属想多了，这么明显的“联系”，你知道，锦衣卫不知道？

2、同上。这只是侧面证据，用来证明动机很困难。

3、读书人都看得出来。问题在于是否尊重或者说兼容原有的信仰传统，“教”是什么并不重要。佛教进来也有这个过程。

4、没有形成反差，假如你按照你的说法，也就是道德伦理层面而非科学技术层面的话，这是正常现象。

其实问题在于西方的军事技术并未先进多少。枪炮领先，但有限。组织方面，人西方刚学会集体操练。作战方面和中国差距也大，不管是地形、规模还是城防。总之，学习的意义不大，假如你说的是纯军事领域的话（主流看法是军事大分流发生在十八世纪后期）。而且这涉及军政内情，合作并不是那么简单。

当然，如果把技术合作扩宽到所有领域，问题相当明显。但当时的技术并不能带来多大进步，反而会削弱自己的地位。前者阴霾兄的帖子里有很多讨论，后者则侧重于行政方面的权威。

5、佛教和天主教的问题不是一回事。佛教主要是内宫、宦官等势力的问题，前文已经说过。天主教可以视作借力打力或者另起炉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