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大唐惊变（9.13更新） -- 扶楠
第二章 从范阳到长安
安禄山
水是生命之源。因为要参与各种化学反应及身体内的物质运输，因此你可以几天不吃饭，但却不能几天不喝水。
貌似跑题了。好吧，进入正题。
任何文明都以可依靠的水源为摇篮。因此，尼罗河孕育了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以两河流域为依托，印度视恒河为神圣之河，长江、黄河更是中国的母亲河。
汉朝时，大月氏在惨败给匈奴之后，被迫从河西昭武西迁，辗转来到中亚的索格底亚纳(Sogdiana），在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绿洲上，形成了九大城邦，即康、安、曹、石、米、何、史、穆、毕九国。进入中原之后，中国人称他们为昭武九姓。而西文则称为“粟特”（Sogdians）。
粟特人信奉祆教，从敦煌的文书典籍中，我们得知每一个粟特聚落中，都会有一个祆庙。而从他们的丧葬习俗来看，虽然受到了中原汉文化的影响，但仍然明显表现出来了祆教的特征。正是由于粟特人有着一种宗教信仰，因此后来在安史之乱中，这种信仰为扩大安禄山在他们民族中的号召力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里插一句，祆教的“祆”字，很容易搞混，因为字形相近的一共是三个，祆、袄、殿。第二个字是棉袄的袄，音ao，第三个字则是殿，音yao，只有第一个字才是这个宗教的名称。祆教也称拜火教，也许大家一下子就想起金庸笔下那个“明教”来，事实上明教应是受摩尼教的影响，尊明尊，尚光明，而小说中加进的拜火情结则确实来源于祆教。
安禄山，“营州柳城胡也”，母亲是突厥人阿史德。安禄山本来姓康，后来随继父姓安，都是“九姓胡”。史载，安禄山的母亲“祷子于轧荦山”，后来“以神所命，遂字轧荦山”。后来改叫禄山。
荣新江先生在《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中分析了安禄山在粟特人中的“宗教领袖”地位，他的说法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纪录片《考古中国》中“发现虞弘墓”一篇即采用荣新江先生的观点。他认为，安禄山的名字“禄山”无疑与轧荦山即“光明之神”有关，他把自己装扮成祆神，取得了自己民族对自己的崇拜与信任，故尔具有很大的号召力。我很信服这种说法，不过却也稍有疑问，那就是崇尚光明是摩尼教的特点，祆教重点在火而不在日；而祆神据说最初写为天神，天即日，那么安禄山的禄山究竟确切意思是什么呢？是光明之神，还是唐书所写的斗战神者，抑或另有人研究出来的“亚历山大”？不管怎么说，由宗教带来的号召力对安禄山的成功反叛是有一定正面影响的。
安禄山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肥胖的肚子，据说更衣时需有人扶着肚子才能把腰带系上。而且，他的肚子与他的年龄一起增加，“晚益肥”。但圆滚滚的安禄山却可称为一个舞蹈家。当时跳胡旋舞最好的，一是杨贵妃，一是安禄山。佳人翩翩起舞就不说什么了，肯定美不胜收，而安禄山偌大个肚子，能够起舞已经十分了得，居然还旋转如风――不过想想也有道理，他的质量大，转动惯量就大，因此这倒有利于他旋转，前提是，他在舞跳完之前没有因转晕，不至于一头栽倒在地――这还得看他有没有高血压了……
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里吕布被人蔑称为“三姓家奴”，因为他除了自己的父亲之外，还认了两个干爹。安禄山要严格来算的话，得说是“四姓家奴”了，张守??认他做养子，后来安禄山拜杨贵妃为养母――那皇帝自然就是养父了。
安禄山很会讨人喜欢，他给皇帝派来的人送重礼，于是传到皇帝耳朵里的关于安禄山的话自然都是好话、夸他的话，而李林甫又不想让像张九龄那样的文士掌权，所以在他的努力下，玄宗后期开始大量任用蕃将，而文士用的就少了。比如我们都知道杜甫进京赶考，结果那次考试一个人都没录取，李林甫向皇帝恭喜说“野无遗贤”。估计玄宗当时真的以为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但这实在是个真实的谎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安禄山作为蕃将也得到重用，而且在短时间内由平卢兵马使快速升为平卢节度使，不久又兼任范阳节度使。
安禄山的升迁速度之快，实在惊人，几乎可以说是平步青云。他不可能借助什么家族身分上的根基，更不像杨国忠那样凭借皇亲国戚的身份列入贵族，但这在另一方面却为他的提升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因为对于皇帝、权臣来说，任用一个自己一手提拔的小人物，比任用一个家族显赫、闻名天下的人要保险一些。安禄山的善于讨好别人，不仅为自己打通了通向朝廷的道路，也是他赢得皇帝喜欢的一个极重要的条件。比如，玄宗有一次让他拜见太子，但安禄山见到太子却不肯拜，还问太子是什么官，玄宗给他解释说是将来接替他的人。这句话正是安禄山想要玄宗说出来的，于是向皇帝一拜，说：“我只知有皇帝，不知有太子。”这是极高妙却又极危险的向皇帝表示忠心的方法，因为他把太子都得罪了，就等于是断了自己的后路。只要皇帝不迟钝，就一定会感动。
事实上开始安禄山并没有做什么大的坏事。只是他为了满足玄宗的好大喜功，数次征讨奚、契丹等族，用欺诈手段杀了很多很多的人，算是个战争罪犯，但开边在那个时期又是很没办法的事情，因为有时即使节度使不想去打也得打，所以崔希逸才会在打败吐蕃之后为失信于人郁郁而终。然而，更多的时候，的确是节度使们主动进攻。除了开边，安禄山倒是做了几件“好事”。比如他有一次揭露了科举录取作弊案，结果玄宗当场就查出状元郎根本不会写字――曳白。气得玄宗立刻就把那些相关人员贬了官。这在天宝年间也算是一件少有的大快人心的事了。还有一次，安禄山向玄宗奏报说他梦见了李靖等人向他讨食，于是玄宗命人为这些人建庙，也算是厚待这些有功之臣了。安禄山多半并没做这个梦，只不过是这么说而已，但当初这些有功于国家的大臣们的后人确实很惨，就拿李靖来说，他的家庙后来成了杨氏的马厩，所以如果真有鬼的话，李靖只怕真会挨饿。无论目的如何，安禄山这样做客观上的作用毕竟是好的。
于是玄宗越发的信任安禄山，封他为东平郡王，给后来唐朝的将帅封王开了一个头。事实上玄宗给唐朝开了好几个弊病的先例，首先就是给宦官过高的地位，这成为唐朝中后期宦官之祸的起源；玄宗时期设节度使，而节度使们后来搞成的藩镇又使唐朝皇帝们大为头疼。但玄宗的这些做法又都貌似有一定的理由，譬如高力士确实是十分忠于玄宗的，而且为人还不坏；而封安禄山为郡王，玄宗好歹有个名正言顺的理由，那就是安禄山认杨贵妃为养母，也算是玄宗的半个儿子了。
安禄山潜有异志，最早是王忠嗣提出的，那时还是天宝六年(公元747年)，正是在安禄山最得宠的时候，也是他“反迹”不明显之时，当然玄宗听不进去。
安禄山有没有异志呢？当然有。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安禄山请求兼任河东节度使，这或许就是个信号，安禄山因何要扩大自己的控制地盘？只怕这不是一个简单纯洁的要求，至少说明了安禄山是有扩大自己势利范围的野心。玄宗倒是有求必应，把原先的节度使韩休珉降为左羽林将军，然后将河东拱手送给安禄山。
促成安禄山野心的原因有多个，首先，随着势力的增加，尤其是得到节度河东的权力后，安禄山就是身兼三个节度使了，同时还有若干兼职。职权方面暂且不提，他手中握有三镇的十几万精兵，几乎占了唐朝军队的三分之一，加之不久之前南召的兵败，以及唐朝这时武备上的松弛，安禄山自然而然会产生轻视朝廷之心。而当初不拜太子的事情，安禄山担心会受到太子的报复，毕竟玄宗年事已高，谁也说不好突然间会出怎样的事。另外，安禄山麾下的人也以图谶来劝他起兵叛乱。但安禄山这时还是沉住了气，他的计划是，在玄宗死后夺权。
如果分析一下的话，一旦玄宗驾崩，太子即位，对于北方这么一个不掉的大尾，新皇帝肯定要派人去一趟，其任务至少是监视。那么安禄山大可以夸大其辞，对外宣称新皇帝要加害于他，为求自保，也只有起兵自卫。虽然封建时期怎么起兵反叛都是不对，但总算有个可以引起别人同情的理由。比如唐初秦王李世民就是想要后发制人，等敌人先下手，自己便有了反击的理由。然而时势不同，当时李世民完全处于劣势，一旦敌人先发制人，他根本不可能再有反抗的机会。从后来的玄武门事变来看，即使秦王集团采取了主动，也仍然赢的相当艰难。安禄山的情况却是不同，一是他不在长安之中，而是在外，“申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安”，安禄山在自己的地盘上还是十分安全的；二是他的实力事实上是强于朝廷的，因此他无须害怕朝廷武力上的先发制人。但如果是玄宗要治裁他的话，则有些麻烦，因为名义上他是玄宗的养子，从忠孝两方面他都不该反叛，而且玄宗是当了几十年的皇帝，威信是不好轻易动摇的，但从力量上安禄山绝对是强者。那么安禄山最初不想在玄宗有生之年起兵，有没有一点感恩之心在其中呢？不好说，或许有一点，也只是一点而已，从后面的表现来看，还是很决绝的。只是玄宗没有落在安禄山的手中，我们不知道安禄山会怎样处置这位自己的养父。也许是直接杀掉万事大吉，也许像侯景对梁武帝那样“人道”的杀掉，又或者囚禁。如果是前两种可能的话我们也不觉得奇怪；而第三种则是为了显示自己的“仁”，既然安禄山能想到在玄宗死后找理由起兵，那么这样做也不是没有可能。至于太子等人，那就绝对是杀无赦了。
然而，我们知道，安禄山最终还是在玄宗时期就起兵了。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二、激变
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十一月，李林甫去世。
临终前，李林甫拉着杨国忠的手说：“将来代替我当宰相的人一定是你，后事就拜托你了。”杨国忠不知道李林甫这么说究竟是什么意思，吓了一跳，以为是李林甫试探他，汗流浃面，连说不敢当。其实李林甫这么说倒的确出于真心，因为他眼见就撒手人寰了，而杨国忠又很得玄宗青睐，下一任宰相非他莫属。李林甫是想要杨国忠好好善待他的家人。但杨国忠并不因李林甫之将死其言也善而放过他，就在第二年的春天，杨国忠联合安禄山一起诬告李林甫与阿布思谋反，这导致了横行数载的李林甫集团彻底覆灭，就连未下葬的李林甫本人，都受到了削官的处分，并且由一个大棺材躺到了一个小棺材中，嘴里的玉含及身上的金紫衣服也都不准许再用，只以一个普通百姓的礼节安葬了他。
我们当然对李皇叔不会有太多的同情，毕竟这属于官场上的倾轧而无谁对谁错的问题，或者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想当初他本人制造的冤案比这惨的有的是，而今也轮到他来品尝这个滋味了。但这却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仅有的一次大合作，不久后两人即开始闹矛盾。原因是，安禄山瞧不起杨国忠，对他非常轻蔑。轻蔑到什么程度呢？反正是惹得杨国忠从此就一直说安禄山要谋反。古时谋反乃是十恶之首，因此杨国忠这么说无疑是想置安禄山于死地，可见积怨甚深。
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正月，杨国忠向玄宗进言安禄山必定会谋反，让玄宗试着召安禄山入朝，说他肯定不会来。玄宗照办，结果出乎杨国忠的意料，安禄山竟然闻命即至。安禄山很可能是得知了杨国忠的话，另外此时时机尚不成熟，他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加之他本人的阴谋并没有暴露，他也的确没理由害怕，只要乖乖入朝大表一番忠心就可以了。见到玄宗，安禄山十分委屈的说：“臣本胡人，陛下宠擢至此，为国忠所疾，臣死无日矣！”这等于是给玄宗打了一针预防针，使他以后不至于轻信别人对他的“诬陷”。果然以后杨国忠再说安禄山的什么话，玄宗全都不听，即使太子李亨也报告说安禄山要谋反，玄宗也仍然无动于衷。这一次进京，安禄山又要求兼任很多官职，玄宗一一满足，临别时还解御衣给安禄山穿上。安禄山怕杨国忠奏请把他留下，所以赶忙回去，一溜烟回到了范阳。
从这以后，朝中凡是有说安禄山要谋反的人，玄宗都把他们绑起来交给安禄山，以示信任。但不能不说这样做是个失策，一来，连与皇帝最亲最近的太子和杨国忠的话皇帝都不听，又何况别人呢？所以大家即使知道安禄山要反叛，也不敢再说出来；二来，当一个一个说自己要谋反的人被捆到眼前，随着数量的增加，安禄山只有更加害怕，绝不会因为玄宗把他们交出来就会放心。皇帝面前有这么多人说自己要谋反，如果不担心害怕才怪。而后，安禄山的行动越来越可疑，可是我们的明皇帝仍然一百个不相信安禄山真会谋反，把用人不疑的劲头发挥到了极致。
但渐渐的也有转变。转变就发生在第二年，即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奏请用蕃将三十二人代替汉将，遭到杨国忠和韦见素的联合反对。本来两人约好前赴后继轮番劝阻玄宗，但韦见素说完之后，玄宗发起火来，杨国忠便不敢再多说什么了，就这样玄宗又答应了安禄山的过分要求。可两人还不甘心，合计好之后，第二天又和玄宗提起此事，建议任命安禄山为平章事并且要他入朝，将他的三个节度使的职位分别交给现在的三个副节度使。这次玄宗没有反对，但仍心存疑惑，虽然诏书写好了，但在发出去之前，派宦官辅?G琳去安禄山那里打探情况。辅?G琳接受了安禄山的贿赂，回来说安禄山根本没有反心，于是玄宗又一次错过了机会。杨国忠、韦见素二人的用意，是想以朝廷的力量来牵制安禄山，让他脱离自己的势力。但由于朝廷实力并不强于安禄山，所以玄宗即使真的发下去诏书，只怕也未必达到目的。安禄山自然明白入朝是很危险的，所以很可能就此提前反叛。
七月，又发生了几件事、先是安禄山上表请求进献三千匹马，每匹马配备两个马夫，另外还有蕃将二十二人护送。一旦得到允准，届时将有六千多将士入朝，非同小可，在达奚??的提醒之下，终于引起玄宗的警觉，驳回了安禄山的请求。差不多同时辅?G琳受贿的事情也被揭发出来，玄宗将他处死。还有，杨国忠一直在搜寻安禄山谋反的证据，又抓了几个安禄山的人，这些皆由长安中的安庆宗派人报告给了安禄山。
一连串的事情引起了安禄山的疑虑，他不得不考虑自己失势的后果，自然而然会与玄宗产生裂痕，因此这一年玄宗要他入朝，安禄山果然不敢来了。玄宗又派冯神策去对安禄山宣诏，说“朕新为卿作一汤，十月于华清宫待卿”。安禄山接到诏书没有拜伏，只是略一欠身，问了一声皇上可安好，然后又阴恻的说：“马不献亦可，十月灼然诣京师。”推想安禄山的心语大概是这样――长安，我一定会去的，但不再是诸侯对于皇帝的觐见，而是要将皇帝宝座抢到自己的手中。
安禄山已经下定决心要起兵叛乱了。
三、范阳兵来
决心一下，起兵只是时间的问题。
十月，玄宗似乎忘了再召安禄山来朝的事，带着杨贵妃等人再次来到华清宫优哉游哉――然而他此时尚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在这里这样欢畅了。
十一月甲子(初九)，安禄山在范阳起兵，率领十五万精兵，号称二十万众，杀奔东都洛阳。“夜半行，平明食，日六十里”。日行六十里的速度，不是特别的快，却也勉强算是急行军了。
安禄山所采取的策略，也就是他举起的大旗，是说皇帝让他入朝征讨杨国忠，这个理由其实就是“清君侧”，安禄山没有直接打出这个旗号，不知是不是因为对汉文化还不是非常熟悉。最早打出“清君侧”旗号的是汉朝七国之乱中的吴楚，“诛晁错，清君侧”；明朝燕王朱棣靖难之役也是以此为借口。何谓“君侧”呢？就是指皇帝身边的小人，“清君侧”就是替皇帝把这个小人除掉。景帝满足了七王的要求，但晁错的死并没有阻止七国的军队继续做乱；朱棣靖难是靖难，连皇帝都一块清了，那个“侧”字实在是多余；也只有杨国忠，还真是小人一名，但安禄山比他也好不了多少，似乎资格不够。说到底，清君侧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实实在在的目的，是要取得皇位。
久不闻干戈的百姓们忽然听说范阳兵来，仓皇不安，安禄山所过州县，望风而降。就这样安禄山到达了太原，劫走了太原出迎的副留守。太原方面自然会上报，同时受降城也奏报说安禄山谋反。玄宗虽然这一年已有疑心，但仍然不相信安禄山居然说反就反，还以为是他的对手编造的谎言。其实谋反往往是皇帝敏感的事情，即使没有人告状，仍然会担心大臣们动机不纯，更有甚者，风声鹤唳，一有风吹草动便大动干戈，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掉一个。而玄宗在众人相继报告说安禄山谋反之后，仍然有如泰山一般岿然不动，他在这方面的迟钝实令人惊讶。但若以为玄宗不在乎有人谋反那就错了，玄宗对他的兄弟们可没这么信任，虽然玄宗素有友爱兄弟的令名，但他曾下诏不允许诸王与大臣结交，便透露出来这个信息。担心别人谋反只怕是一种变象的不自信，而人一般年龄越老越会出现这种情况，玄宗却是相反，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他年轻时即位，是由于有功劳才得立为太子，并非按照立嫡以长的制度，这就有了一定的不合理因素(古时就是立嫡以长，而不支持立嫡以贤，所以凭后者得位的人倒成了不合理)，所以他才会担心有人反对自己，因之也就多加提防。但他后来当了四十多年皇帝，又是天下升平，所以这种自信就加强了，从玄宗一再的自以为是也可以看出来，他的确认为自己是圣明天子，别人没理由反他，又何况他对安禄山这么好，安禄山又怎么会谋反呢？
不知杨国忠等人花了什么样的力气，几天后玄宗终于相信，原来安禄山真的起兵谋反了。于是玄宗找杨国忠商议，杨国忠得意洋洋，意思是：看，怎么样，我没说错吧，安禄山果然谋反了。他对玄宗说：“今反者独禄山耳，将士皆不欲也。不过旬日，必传首诣行在。”玄宗听了点点头，认可他的这个看法。其他大臣听后则是相顾失色。无疑杨国忠把眼前的形势估计的太乐观了，他没有想到安禄山会有这么大的号召力，从后面的情形来看，远远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因安禄山的行为是谋反而众叛亲离，当然更不会几天就能“传首行在”。安禄山以诛杀杨国忠为理由，再加上他十几年在范阳地区的经营，经济、军事实力都非常之强，兵士们令出即行服从调谴，战斗力又强，一路上的顺利无疑又鼓舞了士气，种种情况都有利于安禄山，他此时没有必败的理由。杨国忠没有看到这些，他只想到了唐朝的强大，认为没有什么不可以解决，因此他才会大胆的逼安禄山谋反，否则如果知道是那样的结果，他也不会做这么蠢的事情了。
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是缘于自信，而这种自信又貌似是有理由的，但是却是建立在一个虚像之上――人们都被唐朝此时的虚像所欺骗。物理上，虚像往往比原像要大。本来，唐朝几乎无往不胜的神话，使人们都忘记了经过十几年的挥霍，它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就好像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却几天没有吃饱，根本经受不起这样的折磨。因此对南诏的战争中，唐朝冒出了虚汗，与阿拉伯帝中怛罗斯之战也以失败告终。后者情况有些复杂，在说到高仙芝的时候会提一下。那么这时很多人持乐观态度，玄宗本人也是如此，虽然朝中有惊讶失色的大臣，但乐观的看法可以说是有相当市场的，例如封常清就是一位。
辛未，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入朝，上问以讨贼方略，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积久，故人望风惮贼。然事有逆顺，势有奇变，臣请走马诣东京，开府库，募骁勇，挑马棰渡河，计日取逆胡之首献阙下！”
这一番话使得玄宗听了十二分的舒服，龙颜大悦，几天后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其实是张空头支票，不过这是剥夺安禄山合法地位的表态，是必须的。
二十一日，玄宗回到长安后，做出了一系列相应措施，首先，他立即斩了娶宗室女的安禄山的儿子安庆宗，同时把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任命为户部尚书，以郭子仪为新任朔方节度使，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新置河南节度使，领陈留等十三郡，以卫尉卿猗氏张介然为之。以程千里为潞州长史”。第二天，又任命荣王李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征讨安禄山。
十二月初七，玄宗决定要御驾亲征。看来玄宗这次是真的生气了，一把老骨头了还要亲自去战场。玄宗这可不是说说而已，他让朔方、河西、陇右等节度使亲自带领本部军队，二十日内到齐。十六日，下诏要太子监国。杨国忠十分害怕太子会报复他，因此拉着自己的三个姐妹，一起劝阻皇帝不要去出征，更不要太子监国。于是这件事就罢休了。考虑到玄宗当时已经是七十岁的老人，就算后来没有人阻止他，也确实不宜上战场去，而且玄宗本人战略方面相对要好于战术方面，留在后方控制大局就可以了，我不认为他亲征就一定会有什么效果，万一到前线再来个胡乱指挥，岂不是添乱？玄宗有亲征的思就已经算是不错了。这件事也不能说是失误，也不必过分责怪杨国忠在这件事上的私心，试想，太子留在后方，如果趁监国之机杀掉杨国忠，也必是小乱一场，如果后方不稳，玄宗在前方也很难安心。当然这也只是可能，如果玄宗亲征的话，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这将是玄宗亲自带军打的第一战，此前没有参考，此后更无印证，完全凭猜测――我多半不看好。
既然如此，那么玄宗等人在长安里能做的事情，也就是等待了。可惜他们没有等来安禄山的首级，也没等来捷报，却不得不去逃难了。可是，责任在谁呢？
郁闷三人组
曾写过一篇《郁闷三人组》，是讨论李治、李旦和李显的，而下面要介绍的三位将军，高仙芝、封常清和哥舒翰，除了郁闷之外，也是非常的悲惨、非常的倒霉。巧了，无论在《新唐书》还是《旧唐书》中，这三位将军都是在同一个列传里，看来古人也是认同这个组合，只是那时没有这种词汇罢了。
1、封常清
最先上场的是封常清，他在十一月十七日被任命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当天即到东京洛阳募兵，十天募得六万人。募兵的情况不错，至少说明唐朝此时影响力、号召力都还很大，然而从素质上来说，这支临时拉起来的队伍却远远不是安禄山叛军的对手，封常清也许此时才发现，他所说的话，的确太大了。这支军队，说是乌合之众也不为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封常清只好带着这些乌合之众与敌人血拼，战了几个回合后只好退出洛阳城。
败退的过程也满周折，先是从武牢败退下来，再到葵园，然后从城东的上东门进城，又由都亭驿退守宣仁门，最后，“乃自苑西坏墙西走”，基本上是个屡战屡败的过程。
一员大将仗打成这个样子，非常之惨，却又是无奈的事。事实上，洛阳四战之地，无险可依，本身根本就没有可依靠的地理优势，无法作为进攻的跳板，从唐初王世充两次死守洛阳的战例来看，以当时守卫之坚固，尚不能保平安，更何况封常清带的是一队没经过训练的人呢。洛阳的地形决定，它只能自己死守，而无法去进攻别人。如果连防守都失去了条件，基本上在这里就不要有什么指望了。要说有“险”的话，唯一的“险”也就只有洛阳城东的虎牢关了，这里也称武牢关，改为武牢是为了避李渊祖父李虎的名讳。虎牢之险，自春秋时期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易守难攻——以虎牢之险也还是得守，可见洛阳四战之地并非虚言——既然虎牢关都守不住，那么进到洛阳更是没指望了。
洛阳一战，打的十分悲惨，实力不济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否是主帅封常清的指挥失误呢？说到这个，就涉及到封常清以往的战绩了。那么封常清以往的战绩如何呢？
封常清，蒲州猗氏人也。就是这个很像是个古少数民族族名的地名“猗氏”，害我险些把他认作是蕃将。不过也的确有些人认为封常清是蕃将，但又没有可依据的证据，推测他们误判断的原因，大概是同一列传中的高仙芝和哥舒翰两人都是蕃将，所以认为封常清也是蕃将。那么他是不是蕃将呢？我也不知道，或者说，不是。
封常清家贫，本来是属于报国无门的那种人，但他却凭着死缠烂打的功夫，终于找到了机会。
这就得说到高仙芝了，和封常清疑似蕃将或者根本就是汉将的身份相比，高仙芝是很明确的蕃将。可是又有问题了，什么呢？两唐书上都写高仙芝是“高丽”人，而近年来考证出高丽和高句丽并不是一回事。关于此事，来龙去脉太复杂，简单来说，就是高句丽基本在中国境内，是东北古代边疆少数民族政权，而高丽则在境外；前者是高氏高丽，后者是王氏高丽；前者被唐朝灭亡，而后者在唐朝灭亡后兴起。二者除了名字上的相似，其他几乎没有共同之处，之所以被我们搞混，是由于古时战乱损失很多资料，再加上两个王朝很相似的名称，甚至高句丽有时就被写成是高丽，所以从宋代开始，人们就常把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王朝弄混。从姓氏及时间上看，高仙芝当属于高句丽灭亡后迁到中国内地的人的后裔。
高仙芝出门的时候，常常带着三十多个随从，全都穿着鲜艳明亮的衣服，那自然是十分威风的。封常清也很想成为其中一员，所以就毛遂自荐，主动去找高仙芝，请求当他的随从。有人主动请求追随自己，岂非好事一件？然而高仙芝一看封常清的长相——“细瘦颣目，一足偏短”，这副尊容实在是惨点，令高仙芝怎么也接受不了。但封常清十分执着，怎么也不肯放弃，一连等了数十天，最后还把高仙芝批评了一顿：“常清慕公高义，愿事鞭辔，所以无媒而前，何见拒之深乎？公若方圆取人，则士大夫所望；若以貌取人，恐失之子羽矣!”可能是高仙芝将他拒绝收留的理由说了出来，所以封常清才会解释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这是一个典故，说的是孔子的学生澹台子羽，就是因为长相难看，孔子差点没有收他，后来发现子羽确是一个人才，因此感慨自己以貌取人是个失误。其实高仙芝带领的这些侍从们，是有些仪仗队的意思，其作用估计主要就是拿来壮门面的，因此高仙芝才会格外注意相貌，另外，封常清的相貌大概也是太难看了——忽然想到小说《说唐》当中写尉迟敬德对阵单雄信时，单雄信高声喝道：“丑鬼通名!”尉迟敬德也不含糊，说：“我是丑的，你的尊容也整齐得有限!”当然这是小说里的虚构，事实上人家可能没长这么丑，但这透露出一点来，那就是说别人丑，自己得有说的资本才行。高仙芝确实有这个资本，史载仙芝“美姿容，善骑射，勇决骁果”，绝对是一等一的人才。最后，说的好听点，就是高仙芝终于被封常清的执着所打动，说的不好听点，那就是被他烦的不行了，这才无奈的把封常清收留下来。
封常清刚成为高仙芝的部下时，主要做些什么工作，详细情况只怕已经不好说了，但从他首次立功的情况来看，估计干的是类似于参谋这样的工作，负责写向上级汇报的报告。这一次高仙芝征讨达奚部落，封常清写的工作汇报十分对高仙芝的胃口，他想要说什么，封常清这里便写了什么，把战斗的详细情况述说的十分精准。高仙芝对此很惊异，因为一个军事家对于战争的想法，普通的人是无法融会贯通的。而封常清能写的这么准确，说明他于此也是了如指掌。从这件事高仙芝看出了封常清的军事才能，也算是很有识人之明了。封常清就是从这里一步一个脚印，慢慢的发挥出自己的才能，累以军功授若干官职。不过，总体来说，封常清常常作为高仙芝的副手，直到天宝十一年(公元751年)，“以安西行军司马封常清为安西四镇节度使”，封常清才算真正的独当一面。
然而，封常清的军功似乎也有疑点，那就是两唐书和通鉴上记载封常清的事迹，主要都是作为文职或者留守后方的后勤部长，比如高仙芝出征，“常令常清知留后事”。记载的一件比较详细的事，还是说明封常清执法严格，似也没体现他有多能打。就在我都要怀疑起封常清是否真的带兵打过仗时，忽然间想到了唐诗中，岑参有好几首送给封常清的诗，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首》、《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挑出来的这八首(其中六首算是一组)都有“征”或“破”字样，其他的有“封大夫”的诗的题目都看似与战争无关，就不一一罗列了。于是一下子兴奋起来。可是再去仔细查看一下资料，发现高兴的太早了，刘开扬《岑参年谱》中这样写道：“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九月，封常清又西征，岑参作二诗送之。冬，封常清破播仙回，岑参作《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章》。”如果说封常清西征的就是播仙，而岑参又是“作二诗送之”，那么带有“西征”字样的这二首是否就是那两首诗呢？如果是，那么这八首诗全都是为这一次西征所写。不过在这次西征之前，显然封常清还去出征过一次回纥，只不过这一次回纥很可能是自己主动投降了，因为岑参的诗题目是：《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至此难免有些垂头丧气——忙了半天，似乎还是没找到封常清十分会打仗的证据。不过好在有岑参这位大诗人做封常清的判官，有了他的诗这才留下一些线索，因此我们千百年之下也要感谢岑参。只可惜他是从天宝十三年才开始到封常清的幕中，如果他能早一些与封常清合作，也许我们今天知道的关于封常清的战绩会更多一些。
至此，不得不遗憾的说一句，封常清的军事才能好像更多的在于“文”的方面上，他自己就是由幕府走出来的将军，封常清领兵出征固然也不错，但明显不如高仙芝以及后面将要提到的哥舒翰，当然也比不了安禄山。之所以他此前一直很顺利，也要考虑到大唐当时实力尚存，还有，安西经过高仙芝的那几年镇守，兵士由他训练的战斗力很强，所以到封常清手中的那支安西军队，有着天然的优势，这个时候主帅指挥的情况得不到很好的体现。而当他带领着未经训练，形同一盘散沙的几万人去面对范阳的十几万精兵，即使是高仙芝和哥舒翰也都无法对抗，那么就更不能要求封常清有什么优秀的表现了。因此说封常清和高、哥舒二人同传，原因的确是他们三人命运相似，不一定就说明封常清和另两人一样都是很强劲的名将。建立在这个观点上，再加上唐军实力不济和洛阳无险可依，那么封常清在洛阳的屡战屡败也就没有什么可稀奇了。
二、高仙芝
封常清失败之后，紧接着出场的便是高仙芝。
和封常清相比，高仙芝更当得起大将之称，他此前指挥了若干战役，绝对的实力派人物。比如，高仙芝一生中最可夸耀的对小勃律国的战争——
1、小勃律之战
当时吐蕃与小勃律国联姻，把公主嫁给了小勃律国的国王，这件事的后果是唐朝西北的二十余国“皆为吐蕃所制，贡献不通”。问题是这两个国家联姻，与那二十个国家被制无法进贡又有何关系？这就得把小勃律国的情况简要说明一下了。史载，“小勃律去京师九千里而赢，东少南三千里距吐蕃赞普牙，东八百里属乌苌，东南三百里大勃律，南五百里箇失蜜，北五百里当护密之娑勒城”，古时的尺寸测量准确度我一向并不深信，估计也就是大致上的距离。可见小勃律国离唐十分遥远，几乎是万里之遥。分析它的地理位置，是在吐蕃的西侧偏北，就像是吐蕃西面的一道小门，确实是丝绸之路上的要道。按今天来讲，小勃律国就是在克什米尔的西北部，到今天仍然可以算是“要地”，那里的冲突一直就没停过，不过这是后话了，与我们要说的内容相去甚远，不提也罢。了解了小勃律国的地理位置，也就清楚吐蕃把它拉拢到手所占有的优势，确实可以起到阻挡二十余国进贡的作用。如果放到某些朝代，不向其他国家进贡就已经不错了，自然也就不会指望其他国家来进贡。但这岂是唐朝“天可汗”所能容忍的？于是玄宗命令若干位将军累次讨伐，但是都失败了。最后玄宗于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命高仙芝带领一万骑兵前去征讨，于是在安西，高仙芝开始了他这一次的万里长征。
不错，万里长征。“九千里而赢”，其实和万里有什么区别呢？这是中国古代最远的一次出征。通鉴上略去了征途，只说历经百余日才到达，而《旧唐书》上则写的很清楚：“自安西行十五日至拨换城，又十余日至握瑟德，又十余日至疏勒，又二十余日至葱岭守捉，又行二十余日至播密川，又二十余日至特勒满川，即五识匿国也。”一堆稀奇古怪的地名，一听就知道那里不在汉文化范围之内。路上只有不停的奔波，然而在它终结的时候，为远途奔波的人准备的不是可口的饭菜，没有可供洗澡洗去途中沙尘的热水，没有可以承载着自己一觉睡到天亮的舒服的床——这不是旅途，这是征途。在长途跋涉之后，他们必须打点万般精神，无比冷静的面对眼前的血与真正的“沙场”，否则，就真要为之付出长眠的代价了。忽然觉得这一万零一个骑兵——10000(骑兵)+1(高仙芝)=10001，当然，这是开句玩笑了，事实上万骑也只是一个大概，应该不会那么准确的就是一位主帅带领着整一万骑兵——十分可怜，但他们去的十分悲壮，于是脑海中又闪现若干诗句，“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也许，在这些骑兵才真正可以说是去执行“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任务，小勃律现在的作用恰恰和汉朝阻碍丝绸之路畅通的楼兰十分相似。对了，这时还要提一句，参与了这次出征的还有宦官边令诚。玄宗不放心边将，因此用宦官监军，从这点来看，边令诚也实属不易了。
到了特勒满川，高仙芝兵分三路继续前进，约定七月十三日在吐蕃连云堡会面。事实上吐蕃在连云堡共有一万守军，其中一千在堡内，在城南因山为栅又有八九千人守在那里。从道理上讲，唐军远道而来，又是“客场”作战，是有着劣势的，但唐军却化劣势为优势，正因为他们远道而来，远得超乎吐蕃守军的想象，因此他们没有做好防范的准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战斗的过程，通鉴略去了渡河，但这实在不该略去，因为它太重要，如果唐军渡河不成功，就很可能全军覆没了。连云堡城下有婆勒川，“水涨不可渡”，但唐军理应速战速决，显然拖的越久对他们越不利，高仙芝是一位十分勇敢的将军，这一条小河没有阻止住他作为战士勇往直前的天职。他手下的兵士虽然都觉得渡河很难，都以为高仙芝发疯了，但军令如山倒，也只得硬着头皮过河。出乎意料，过河十分的顺利，没有遇到半渡而击的危险，而且“人不湿旗，马不湿鞯”，唐军轻轻松松就排列成阵了。这时高仙芝对边令诚的一番话也许透露出来他此前的担忧：“向吾半渡贼来，吾属败矣，今既济成列，是天以此贼赐我也。”
后面不容分说，就是一场血战了。通鉴记载吐蕃守军依山拒战，“炮如雨”，而在两唐书中均不见此记载。火药用于军事，固然以前就曾出现过，但火炮系统使用则是上推到唐末，中国火药的使用比其他国家要早，推测吐蕃此时能用炮的可能性并不大。而且，如果吐蕃是用炮，那么是不是有可能射击到渡河中的唐军呢？另外，吐蕃依山拒战，掌握着制高点，如果有火炮的威力，只怕高仙芝并不容易战胜他们。司马光在这里记下这么一笔，也许与他所处时代有关，宋代时用火炮已经是见怪不怪了，故尔司马光才会“信手”写来，但信手又不是司马光的作风，不知司马公据何所言呢？至于《新唐书》虽也是在宋代成书，但它是依据《旧唐书》所写，因此没有出现“炮”的问题。不管怎么样，高仙芝此仗打的很漂亮，“不及日中，决须破虏。”至巳时，唐军就已经战胜了，斩首五千级，捕虏千余人，余皆逃溃。吐蕃兵损失一半，死亡率几乎是50%，无疑对其士气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此一战高仙芝还获得不少马匹和军械物资，收获颇丰。
这时边令诚由于害怕不敢再前进，因此高仙芝让他带着病弱士兵守在这里。边令诚是在玄宗命令之下随军出征，但这对于一个宦官来说已经算是不容易了，他不想再前进，这种胆小固然不值得表扬，但唐军远来，确实也要有个根据地才是，即便唐军前线失败，在败退的时候也好有个缓冲，因此，假如高仙芝前方作战不利，边令诚还可以接应一下——尽管对他的接应不报什么希望，但有总比没有强。
三日后到达坦驹岭，下峻岭四十余里，前面是阿弩越城。高仙芝怕兵士们不敢下去，就派人化妆成胡人“谎报军情”，说是阿弩越的士兵都愿意投降，于是骗得大伙跟着他高高兴兴的前进。结果城里还真有叛徒(对高仙芝来说，就是好人了)来迎接他们。紧接着高仙芝让席元庆带一千骑兵作为先锋，他交待席元庆对小勃律王要声称是借路去大勃律，并且告诉他小勃律的国王及大臣会逃到山洞中，这时要“取缯帛称敕赐之”，趁机把人抓住，等待他来处理。席元庆用这个方法抓到了很多大臣，但唯独跑了国王夫妻——想必是心急，没等国王出来就抓人了。猜测国王派大臣出来是试探，如果真没有危险的话才会出来，所谓“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唐军不该在此心急，引蛇出洞就是了，而不必打草惊蛇。那小勃律国王会不会在拿到东西之后仍然不出来呢？不是没有可能，但正常情况下，胡人的军事思想似乎还是比不上中原王朝的军队。
高仙芝到后，立即让席元庆领人去砍断吐蕃通往此处的藤桥。如果吐蕃大军先一步而至，那唐军肯定是非常之背动，甚至有可能覆灭，但上天倾向的是唐，于是吐蕃的人马只好望断桥而兴叹了，他们后来花了一年的时间才把它修好。断绝了小勃律与吐蕃的往来要道，小勃律王不再有什么幻想，不久便投降了。
高仙芝带着俘虏回到了唐的国土。然而在安西，节度使夫蒙灵察不但不慰问，反而大骂高仙芝，十分之不雅，“啖狗屎高丽奴”，放在中国所有古文当中他这是唯一的一个，可见是十分的气急败坏。他责问高仙芝为什么不等他处理就擅自向皇帝报捷。这话听着太好笑了，人家出征直接受命于皇帝，报捷自然也向皇帝报。夫蒙灵察其实是嫉妒高仙芝的战功，由于他本人也曾在小勃律国的征讨中失败过，因而才会如此。最后还是边令诚解了围，他向玄宗上奏说高仙芝立有奇功，但现在却害怕被杀掉。不久玄宗即任命高仙芝为安西四镇节度使，代替了夫蒙灵察的位置。
高仙芝上任后，对老上司依然很恭敬，不过却责问当初说他坏话的几人。相信那几个人也是吓的不轻，但高仙芝最后告诉他们，把原来的旧帐翻出来是为了让他们不再为之担心。我们不得不佩服高仙芝的坦率以及手法的高妙——其实做到这些也并不难，只要坦荡就可以了。往往事情挑明之后才会解决，从这点来说高仙芝可称得上是一位古代的“心理医生”。
2、怛逻斯之战
小勃律之战后，高仙芝在天宝九年(公元750年)击败了朅师，不久又击败了石国。击败石国用的手法和崔希逸破吐蕃是一样的，先约和，再趁人不备突然袭击。不过崔希逸是无奈之举，他是真的想和，而高仙芝就是以此作为诱敌手段了。这件事的详细经过见于唐书西域传中，而高仙芝本传中却没有仔细写，原因多半是怕破坏将军的好形象。想来也是为了顺应玄宗所倡导的开边之风，高仙芝主动请求讨伐石国，石国当然抵挡不住，便求和，“仙芝遣使者护送至开远门，俘以献，斩阙下”，虽然话也不多，但我们总算得知高仙芝是派人在护送石国国王的时候把他抓住并斩首。
此战，高仙芝轻松获胜，“虏其王及部众以归，悉杀其老弱”，并且把石国的很多宝物都收入了他自己家的金库中，从而向他的父亲证明了父亲眼中“懦缓”的他足以“自存”。高仙芝拥有这许多家财，“颇能散施，人有所求，言无不应”。史书上说高仙芝是“性贪”，从这件事来看的确是有点，不过一来为自己家里获得更多的财产算是普遍心理，二来真正贪的人很多都是守财奴，除非有目的的破财，否则一般情况下都是为富不仁，像高仙芝这么大方倒的确不多。打败敌人后把敌人的财产据为己有，这并非是高仙芝首创，似乎称为“传统”也不为过，唐初李世民东征洛阳，战后很多东西并没有进入国库，而是进入了秦王府；还有李靖破突厥之后，也有人弹劾他纵容手下抢掠珍宝。高仙芝这么做当然也不对，不过其他将军也不见得就比他清廉，只不过高仙芝拿回家的多了一点。唉，忽然想起一句话；天下乌鸦一般黑。按说皇帝如果知道后，理应发火才是，不过边将在外，玄宗就算知道，也是没办法。何况，相对于黄金这些东西，敌国的君主大臣们更有意义上的价值，更能满足玄宗一种虚荣的心理。当然，边将入朝时自会给皇帝带来一些见面礼，两手空空怎么也说不过去。我们不知道高仙芝分出来多少东西给玄宗，但俘虏则是一个不少全部上交，玄宗无疑已然十分满足，加高仙芝开府仪同三司。这属于文散官，从一品，从品秩来说在唐朝是十分高了，不过基本上是没什么用，是一种荣誉头衔。此后又曾想让他代替安思顺为河西节度使，但安思顺托人向皇帝说好话，仍然留在了河西。于是玄宗加高仙芝为右羽林大将军。
击败石国后，两次胜利使高仙芝名声大噪，尤其第一次，高仙芝还被大食、吐蕃誉为“山地之王”，或者“山地作战之神”——说到这里难免有些气急败坏，因为既然要做到精确，就要去查找出处，于是查了一整天，拜托了所有能拜托的人，直到半夜两点仍然没找到。无奈何，躺在床上独自郁闷，在想了若干遍“这样找值得吗”之后进入了梦乡。就在快绝望时终于找到了王小甫先生的《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中相关内容，找到了原文“Sāhib jibāl al-Sīn”，确切的意思是“中国山岭之主(看了几遍，都是主字，不是王)”，当时差点喜极而泣。至此总算尘埃落定，不管怎么说，既然找到了，总还是值得高兴的。
高仙芝在击败石国之后的处理方法，历来有两种声音，一是说高仙芝贪狠，胜利之后滥杀无辜处理不当，另一种则是针对前一种说法的驳论，指出无信义是因为“兵不厌诈”，而屠杀则是战争惯用手段，至于贪财则是“使贪使愚”的活学活用。不讲信义在和约后又进攻别人，道义上的确有其短处，但单纯从军事角度来看则没有错；贪财之说我在上面也谈了一下，不过我没觉得高仙芝的做法达到兵法说的“使贪使愚”那样的高度，因为史书着重记的是他把财宝弄回他自己的家里了，并非用到军队中；至于屠杀，古时战争后多半的确是会这么做，但这里并不能用“法不罚众”的原则来看待，屠杀无论如何到什么时候都是不好的。
高仙芝的做法带来了一个后果，那就是石国的王子到处求援，并把唐军的行为大肆渲染了一番，于是各部落联合大食想要进攻唐的安西四镇。这件事直接导致了怛逻斯(Taraz)之战。薛宗正先生认为这不能单纯责怪高仙芝的屠杀行为，因为这是唐与大食争夺中亚必然会有的一战。不错，唐既然要扩张，早晚都会与大食开战，但不能否认高仙芝的行为是这场战争的直接导火索，同时唐军杀掠的行为必然引起敌军的愤忾，从士气来讲，纵然唐军不低，但无疑“哀兵”的敌军士气更振奋一些。唐与大食早晚要打，但大可以以另一种形式开战而不是以这种原因引发战争。
怛逻斯之战在中国的史料中似乎记载的并不多，作为这一战的主将高仙芝，其传记中要么就是只字未提，要么就是只写了一句“其王子走大食，乞兵攻仙芝于怛逻斯城，以直其冤”。《新唐书》西域传中也有一句：“攻怛逻斯城，败仙芝军”。通鉴中相对记的就多的多了：
仙芝闻之，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深入七百余里，至恒罗斯城，与大食遇。相持五日，葛罗禄(有时作“逻”)部众叛，与大食夹攻唐军，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数千人。右威卫将军李嗣业劝仙芝宵遁。道路阻隘，拔汗那部众在前，人畜塞路；嗣业前驱，奋大梃击之，人马俱毙，仙芝乃得过。
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战争，显然讳疾忌医似的几个字用处不大，而单凭通鉴中这么一段来研究似乎也显单薄，不过虽然简略，却但好歹可以大致清楚其过程了：高仙芝听说大食要来攻击安西四镇，于是带蕃汉三万兵马深入大食七百里作战。在怛逻斯与敌人相持五日后，由于葛罗禄的背叛并与大食夹攻唐军，致使唐军大败，伤亡惨重，最后幸好有了李嗣业，高仙芝本人才得已脱险。
似乎事情很简单，只要讨论它的意义就可以了。几分漫不经心的找了一下另一个当事人李嗣业的传，却发现有意外收获：
仙芝率兵二万深入，为大食所败，残卒数千。事急，嗣业谋曰：“将军深履贼境，后援既绝，而大食乘胜，诸胡锐于斗，我与将军俱前死，尚谁报朝廷者？不如守白石岭以为后计。”仙芝曰：“吾方收合余尽，明日复战。”嗣业曰：“事去矣，不可坐须菹醢。”即驰守白石，路既隘，步骑鱼贯而前。会拔汗那还兵，辎饷塞道不可骋，嗣业惧追及，手梃鏖击，人马毙仆者数十百，虏骇走，仙芝乃得还。——《新唐书》李嗣业传
仙芝惧，领兵二万深入胡地，与大食战，仙芝大败。会夜，两军解，仙芝众为大食所杀，存者不过数千。事窘，嗣业白仙芝曰：“将军深入胡地，后绝救兵。今大食战胜，诸胡知，必乘胜而并力事汉。若全军没，嗣业与将军俱为贼所虏，则何人归报主？不如驰守白石岭，早图奔逸之计。”仙芝曰：“尔，战将也。吾欲收合余烬，明日复战，期一胜耳。”嗣业曰：“愚者千虑，或有一得，势危若此，不可胶柱。”固请行，乃从之。路隘，人马鱼贯而奔。会跋汗那兵众先奔，人及驼马塞路，不克过。嗣业持大棒前驱击之，人马应手俱毙。胡等遁，路开，仙芝获免。——《旧唐书》李嗣业传
其实有时一些人物的事情不见于本传，却在别人的传中看到，这也是常有的。比如前文举的张说救李亨一命，就是在后妃传中找到的。
这两处记载补充了高仙芝败退的过程，在失败之后，高仙芝本想集合剩余的士兵再战，“期一胜也”，哪怕胜一场也行啊，总比现在这个大败要强。但实际上人马整齐之时都未胜，败过一次之后更没法取胜了，何况又是异地作战，一旦失败士兵心里多半会没底，因此再战几乎是必败，高大将军本人只怕也要马革裹尺而还了——只怕还都没法还了，因为他一死就更是有全军覆没的危险。高仙芝并非不明白这个道理，但这时距他被封为右羽林大将军不远，就这么退败无疑太伤面子，所以想拼死一搏，只怕也是报着必死之心了。李嗣业坚持劝他离开，最后高仙芝终于答应。由李嗣业开道，最后总算平安归来。有时在想，假如高仙芝不听，而是坚持再打，那结果很可能是成为中国在中亚战场上的一名烈士，或者成为俘虏，但也就不会有后面安史之乱中的冤案了。
虽然李嗣业的传中为撤退补充了具体内容，但高仙芝是如何败的仍然不是非常清楚，就好像晴天一声霹雳，突然间就败了。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高仙芝带领的人数，通鉴写是三万，两唐书均为二万，那相差的一万人哪里去了？正在发愁这一万人的去处，又看到有说高仙芝带领的人数是六万或七万，人数一下子猛涨到了几倍，不过还有说高仙芝是带着十万人去的，据说那个是出自阿拉伯人的史书，如果我们的史书是压低人数，那阿拉伯史就是抬高人数。事实上究竟是多少只怕现在谁也无法说清楚，大致范围放到最宽也就是二万到十万之间，六七万倒的确是个折中的数字。推测一下，估计问题出在“蕃、汉”上面。《旧唐书》里说“安西都护府治所，在龟兹国城内，管戍兵二万四千人，马二千七百疋，衣赐六十二万疋段”，二万四千恰在二万、三万之间。如果仅有这么多，留守将士再占去一部分，高仙芝所能带走的就是二万人左右。再假设蕃兵是几万的话，那也的确有可能到六、七万。不过人数上存在差异只怕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高仙芝的谎报，事实上这也极有可能，唐时边将若有战败多会少报人数，高仙芝怕也不能免俗。另外还有一种假设，会不会记载下来的两三万，是指唐军中的汉族士兵呢？如果是这样，那就是高仙芝在上报的时候耍了花样，只报上了汉族士兵的数目，而没报蕃兵人数。一般史书上要写唐朝用少数民族的军队，都会用“借”字，由这个字就可以看出来，虽然唐朝号称是最开放的朝代，在胡汉问题上最为宽容，“合同为一家”，但根本的民族还是要分的，否则又何必分汉将、蕃将呢？既然是“借”，那么说明这些人不属于大唐皇帝，或者说是不直接属于，但汉兵则是唐朝皇帝正式辖内的子民，因此有可能高仙芝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如此上报，既可以把人数降低以挽回面子，又可以找到足以说出口的理由，两全齐美。这么猜想也有个前提，就是那两万四千戍兵为汉族士兵，这其实也是可以说通的，因为平日戍守的应该就是他们，至于蕃兵应该是当有战事的时候才“应邀”参战。但是，我们都知道玄宗后期“开边意未已”，因而徭役也有所增多，从安史之乱中唐朝一下子就能招募来几万人马来看，推算如果玄宗为了开边而募兵很可能也会是几万，那么安西的戍军也有可能超过二万四千人。因此无论怎么看，人数问题都实在难以下清楚和结论，除非考古上又能找出来确凿的证据，否则也只能天马行空的猜测。
唐军人数记载有异，大食军的人数也有差异，一般来讲认为是十万人，最多的说法是二十万，总之，从人数上讲大食有着一定的优势，这与主场作战当然有关系，人家本土作战，战事不利就地拉兵，而高仙芝则只能用带去的人马来打仗，死一个就少一个，没有后备力量。
但高仙芝失败的直接原因呢？唐军是在哪方面有了失误才会失败呢？抑或是大食军用了什么妙计取胜呢？不知道，一点具体的过程都没有，只知道双方相持了五天，然后葛罗禄突然背叛，唐军便败了。也许双方就是肉搏似的直来直去的打斗，但唐军战斗力绝不弱，这种战斗模式下败的可能性并不大。因此很可能是中了敌军的埋伏。想想也是，别人的地盘，大食所占的优势不言自明。如果说唐军短时间内无法摸透地理无法用计，那么土生土长的他们依据地形弄出什么伏兵计来再正常不过。但最关键的似乎还是突厥葛罗禄的背叛。他们为什么要背叛唐军呢？可见五天来唐军当是渐渐处于劣势，另外，大食也很有可能派出来使者动之以情晓以厉害，他们所拿出来的理由也许就是高仙芝屠杀大石老弱的事件，还有从这个民族擅长的商业来看，很可能是进行了某种交易。另一方面，大食不是小勃律，不是朅师，不是石国，而是全盛的阿拔斯王朝，其实力又哪里是高仙芝此前对手所能比的呢？
正如前面提到的，唐与阿拉伯帝国要争夺中亚，早晚都会打这一仗，结果是，唐朝败了。但敌人也并没有追击，想来是唐朝名声在外，他们既然已经取胜，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利益，也就没必要来触犯唐朝。假如他们真的追至唐朝国境的话，玄宗决不会容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势必会触怒他，因此会派很多精兵来应战，大食军队的情况就不妙了，如果他们失败，唐军很可能会乘胜追击，所以形势就会发生逆转。不追击说明大食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不过又有一个需要考虑的人，那就是安禄山。当时安禄山未反，他的态度究竟会是如何？从天宝十年的记载来看，还没有安禄山有反心的明确记载，当时李林甫尚在，对安禄山的震摄力还是很大的。也许此时安禄山会想尽力保住现有局势，一旦真会发生大食来攻的事情，安禄山有可能会引范阳兵前来救援，以表示对唐的绝对忠心，从而彻底打消朝廷内部对他的疑虑。这与他想在玄宗死后谋反并不冲突，因为如果他有救国功劳的话，就会树威，到时拿起“太子谋害大功臣”的理由来更会引人同情，无疑对他将来的谋反是十分有利的。但也有可能，就是见唐朝西部乱了，安禄山趁机在东边造反——这种情况是最糟糕的，因为唐朝内忧外患下覆灭的可能性极大，而谋反的安禄山失去了唐朝这个靠山，以自己的实力能否对付的了大食，实在没底。一旦阿拉伯帝国统治中原，只怕我们的古老文明也会和四大文明中其他文明一样中断，最好的情况是中原人民奋起反抗，终于又建立了中原王朝；最糟的情况则是中原文明一蹶不振，那么我今天写这篇文章或许就会用阿拉伯文了……总之，太复杂，每一步产生的后果都会不相同，因此唐与大食战后还算相安无事，也不是件坏事。
无疑阿拉伯对于这场胜利欣喜若狂，甚至据说阿拉伯的史书中还说唐朝因此而称臣。这个只怕很难让人接受，起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当时唐朝是根本不可能这么做的。玄宗素来自诩英明神武，不会轻易低头，而且高仙芝是异地而败，唐朝本土又没有什么危险，又没有被迫屈服，根本没有称臣的必要。因此玄宗因在别国的一场失败而称臣，无法想象。
但毕竟唐军败了，而且败的很惨，有很多将士被俘虏，唐朝第一次因战败而有大批俘虏被带到外国去，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还是觉得很心痛的，不过这些俘虏把中国的先进文明也带了出去，最显著的是造纸术，这也算为世界文明的前进做出了贡献吧——只是这实在是很被动的。几十年后，当初的一位被俘将军杜环，把自己在国外溜达了一圈之后的所见所闻写了下来，也就是《经行记》这本书，虽然原书失传，但由其族叔杜佑写的《通典》中摘引了其中一些部分，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这些大概算是此战失败的一些影响，若说到意义，那就是唐朝经此一战，确实退出了在中亚的竞争，势力被限制在了葱岭以内，而中亚地区则被阿拉伯帝国所控制。
高仙芝虽然没有取胜，但这一次深入大食内地作战，已是相当不易。前一次西征，有英国学者将此与汉尼拔、拿破仑、苏沃洛夫越过阿尔卑斯山的远征相比，认为后几者就好像是假日的出行。或许正因为有了前一次的胜利，高仙芝才敢于深入敌国，这也就是“艺高人胆大”的道理。《旧唐书》中的三个字“仙芝惧”似乎易被人忽视，正是因为“仙芝惧”大食攻打安西，所以才要带兵去攻打大食，这似乎有些不合逻辑，正常情况下理应做好防御的准备才是，但高仙芝却是带着人冲了出去——难道，高仙芝或者说是唐朝所奉行的防御策略，竟然是“以攻为守”吗？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实在应该更宽容一些，因为中原王朝中，又有几个是有着这样进取精神的呢？无论如何，主动的防守都比被动的防守要强，就以高仙芝这一次的出击为例，战争的前线是在敌方境内，无论胜负都不影响唐朝的安全；而被动的防守，前线离后防线很近，一旦失败整个国家都会有危险。高仙芝的主动出击毕竟避免了安西四镇遭大食围困的尴尬场面。
高仙芝失败后，玄宗对他是怎样处理的不得而知，很可能并没有受到什么处分，而李嗣业则是由高仙芝的表功而升了官。经此一战，高仙芝的英名无疑受损，是很没面子的。此后直到安史之乱爆发的几年里，高仙芝都仿佛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可能是玄宗认为他大败了一次，不怎么再重用他了吧，但玄宗没因一战之败而责备高仙芝，也算是宽大了。
怛逻斯之败没有阻止唐向外扩张的欲望。两年后，也就是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攻打吐蕃，“拔洪济、大漠门等城，悉收九曲部落”；北庭都护程千里追击叛逃后又攻击唐朝的阿布思，约葛罗禄接应，葛罗禄最科将阿布思抓起来交给了唐军；同一年，新任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大破大勃律，受降而回。这些也算是报仇了，而且说明，唐朝仍是有实力的，只要慢慢恢复，将来的中亚之主，未必不会由唐朝皇帝来当。
那么，前面不是说唐朝因为玄宗在天宝年间的懈怠，已经有衰落的征兆了吗？不错，是这样，但往往有一个规律，就是无论什么事物，在它极大发展的时候，并不是它的最盛时期，而它极盛时期，就会产生很多导致以后衰落的问题。譬如细菌的生长，其中对数期是极大的发展，细菌数量呈对数规律上升，而稳定期则是细菌群整个生长过程当中曲线最高的一段，可说是全盛期，但细菌的芽孢(细菌在不利环境时形成芽孢处于休眠状态)也是产生在这个时候。唐朝此前的发展犹如是对数期，而开元盛世到天宝年间则像是稳定期，既强盛又存在很多问题，那么天宝末年无疑唐的稳定期也将要到头了。如果以我的理解，就是发展的时候尽力的发展，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尽力的挥霍，而发展的脚步则慢慢在停止，后面就单纯是挥霍原有的基础了，直到有一个时间把它挥霍殆尽，于是就衰落下来。衰落的时间从表面来看，或许比它停止发展要延迟很多，但实际上离开了发展，衰落是早晚的事情。天宝中朝廷存在很多问题，在达到了唐朝的极盛之时，它必然会衰落下来，只不过它有着很好的积蓄，尚足以支持唐朝的对外扩张。
然而安史之乱爆发了，唐朝再也没有机会向大食报一箭之仇。如果说唐朝即使胜利，但由于它渐渐衰弱下来，也必将失去原有的胜利果实，那么安史之乱的爆发，就是把这点希望也彻底的摧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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怛罗斯之战的阿拉伯部队的出发地点应该是在阿富汗的喀布尔地带，怛罗斯处于这个地区的边缘。而整个帝国的东部区域的中心则位于中亚的木鹿，距离怛罗斯就更远了。尽管这场战役获得了胜利，但是怛罗斯一带的割据势力并没有象中亚那一带那样被阿拉伯化，怛罗斯的割据势力是阿拉伯人的同盟而不是藩属。因此阿拉伯人不可能象征服西班牙那样，依靠摩尔人的支持进行长距离的征服。所以怛罗斯之战尽管阿拉伯人获得了胜利，但是他们的势力影响也基本达到了极限，再继续扩张他们也无力管理。正如罗马最强大的安东尼王朝时期在西亚的扩张也是有边界的一样。这个时候他们的最重要的任务是消化和同化被征服地区的文化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此时的阿拔斯王朝刚刚取代倭马亚王朝不久，西亚和北非的不少被征服地区的忠诚度还需要重新巩固）。这个过程对于他们来说极为必要。对于阿拉伯人来说，他们的这个大帝国几乎是从无到有完全用武力征服建立的，但是，马上得之，却不能马上治之，阿拉伯帝国可以说是从原始社会末期一下飞跃到封建社会，中间没有过渡，而且被征服地区的政治制度多种多样，从小亚西亚和波斯的封建社会早期到北非的原始社会，不同的社会形态需要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去管理，而如何依靠在人数和文化水平上并不占优势的阿拉伯民族对其他民族进行统治管理，这一点，穆罕默德留下的《古兰经》并没有给出也不可能给出答案，他们只能借鉴已经征服地区的管理经验逐步摸索，但倭马亚王朝的前期可以说都是同数不清的同民族内部的反对派打仗，没有时间考虑这个问题。到马立克哈里发时期这个任务基本完成了。之后的几代哈里发一直企图在加强中央集权方面作出努力，他们企图在坚持本民族的特色的同时适当吸收其他民族的管理经验。但是他们的吸收并不是非常成功，由于这个王朝距离游牧时期还比较近，中央集权的传统还不是很浓厚，哈里发对于地方各势力的管束能力还不够强，再加上他们本身的继承权的紊乱以及政府的腐败堕落终于导致了他们败给了阿拔斯王朝。继承他们的阿拔斯王朝建立开始也面临这个问题，他们采用的办法是完全借鉴昔日波斯帝国的若干管理经验，为此他们将首都从库法迁到两河流域的巴格达，在整个阿拔斯王朝的前期，政府不仅在机构上大量模仿波斯王朝的结构，而且众多的高级管理人员都是其他民族的人才，突出的例子就是煊赫一时的巴尔麦克家族。这个长期担任王朝二把手的家族就是波斯血统。事实上阿拔斯王朝前期朝中占优势的就是波斯的新穆斯林，阿拉伯地区的原有穆斯林尽管经济上受到压迫没有增强，但是在倭马亚王朝时期的那种政治特权地位一去不复返。后来关于第六代哈里发的争夺，受阿拉伯人支持的艾敏和受波斯人支持的麦蒙还进行了一场内战。通过吸收波斯等的管理经验，阿拔斯王朝终于建立了成熟的中央集权制度，哈里发凭借帝王的权术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和自身的大权独揽，因此才出现了一百多年的黄金时期。从这点上来看，阿拉伯帝国非常类似中国的汉王朝，两者都为后世的类似同一文化背景的大帝国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治理经验。但是在早期他们同样都经历了寻找如何建立一个稳定统治的方法的艰难过程，在中国这个过程是通过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完成，通过使用各式各样的儒家经典来解释王朝所实施的各种政策。在阿拉伯帝国，则是通过吸收其他民族的管理经验，并使用古兰经对其进行合理化的诠释完成的（从这点上来看，儒家的教义类似于国外的那些宗教），这些经验，后来为这个地区的继任国家所继承。因此，对于后世来说，西汉对于匈奴的赫赫战功以及阿拉伯帝国的征服伟业，都不如这个文治化过程的成果来得重要。此外，帝国本身内部的颠覆因素也仍然存在，远的不说逃脱的倭马亚王子阿布杜拉·拉赫曼在西班牙建立的绿衣大食对于马格里布地区的威胁以及近在咫尺的拜占庭对于小亚细亚地区的渴求，就是国内哈里发的叔父阿布杜拉也对于哈里发的位置虎视耽耽，阿拔斯王朝的统治是到第二代哈里发曼苏尔统治时期才巩固的。因此怛罗斯之战后阿拔斯王朝默许了葛罗禄在阿姆河与锡尔河流域附近的扩张。他们自立了一国家，并一直维持至九世纪末被后来建立Kara-Khanid Khanate的入侵者消灭。最后我想可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阿拔斯的哈里发对于地方总督权力的担心。由于阿拔斯王朝的建立是从地方崛起采用暴力手段获得的，因此其合法性并不像倭马亚王朝那么可靠，更重要的是，阿拔斯王朝时期的地方总督不再像倭马亚王朝时期那样是纯种的阿拉伯人，而是更多的是其他民族的将领或者奴隶，这些总督对于中央的忠诚仅仅只维持在第一代，对于哈里发的继任者就未必那么可靠。因此阿拔斯王朝中后期的地方割据层出不穷。即使是早期，哈里发对于呼罗珊总督的权力也是非常担心的，呼罗珊的骑兵是一支劲旅，倭马亚王朝的覆灭就是起因于呼罗珊的叛乱，而呼罗珊此时的总督阿布·穆斯林又是一个桀骜不逊的将领，在推翻倭马亚王朝的运动中，他更像是哈里发的同盟者而不是手下。而哈里发这个时候手上还没有足够可靠的中央部队控制地方。一个突出的例证是，当艾布·阿拔斯打算立自己的弟弟为继承人时，阿布·穆斯林竟然敢对此指手画脚，可见其气焰有多嚣张。这种情况下让这样的将领不断的向东征服，将来是否会尾大不掉谁也说不清楚。而阿布·穆斯林则肯定担心自己一旦带兵远离自己的根据地呼罗珊，就如同鱼儿离水，自己的根据地会被哈里发趁机夺去，就像他的前辈古太白那样。出于这个考虑，两方都没有深入西域的打算。双方的矛盾最终的结果是，怛罗斯之战7年后哈里发用计暗杀了阿布·穆斯林。之后的哈里发对于这个地区的总督的权力就严格限制了。根据以上种种原因，阿拉伯的统治者迫切的任务是先巩固已有的帝国疆域，否则阿拔斯王朝很有可能成为短命的王朝。顺便附上纳忠的《阿拉伯通史》中的阿拉伯形势描写，可见阿拔斯王朝建立时国内形势实在不是很乐观：
艾布·阿拔斯在位期间，把主要精力用于在叙利亚肃清倭马亚残敌。这方面的军事行动是由叙利亚总督、王叔大阿卜杜拉主持的。此人性极残暴，他屠杀了81员倭马亚家族成员还不满足，又派兵到叙利亚各地搜杀与倭马亚王朝有联系的一切臣民，大有斩尽杀绝之势。遂引起叙利亚军民的仇恨，使他们感到，除誓死自卫外，别无出路。阿卜杜拉的军队处处遭到伏击和抵抗，仅瓦西特城的对抗就持续了11个月。后调去重兵，才将抵抗力量镇压下去。
与此同时，艾布·阿拔斯在伊拉克地区，还须对付倒戈相向的同盟军什叶派人。什叶派人曾与阿拔斯人结盟，共同反对倭马亚王朝。他们信赖阿拔斯人，相信推翻倭马亚王朝后，阿拔斯人必将政权归还他们。岂料“革命”成功后，阿拔斯人抢先在倭马亚王朝未亡之前，建立了阿拔斯王朝，艾布·阿拔斯登上了哈里发宝座。阿拔斯人不但把什叶派人排斥于政权之外，还到处加以迫害，甚至诱杀。于是，巴勒斯坦、叙利亚、哲齐赖以及伊拉克的什叶派人纷纷举起什叶派的绿旗，与阿拔斯人的黑旗对抗。最后，绿旗军大部被黑旗军消灭，其残余逃往北非，养精蓄锐，重组力量，终于成功地先后在北非和埃及建立了法蒂玛王朝。
艾布·阿拔斯用了两年时间平息了西部内乱。可是，在艾布·阿拔斯忙于对付倭马亚残余和什叶派动乱之际，北方拜占廷人乘机进犯叙利亚北部地区。754年，王叔阿卜杜拉。阿里奉命率军北上，迎击拜占廷军。就在这个时候，艾布·阿拔斯逝世。立下遗嘱，指定他的弟弟艾布·加法尔·曼苏尔继位。阿卜杜拉·阿里闻讯后，立即勒马回师，准备位用武力同新哈里发争位。在他看来，他既是族长。又立下了丰功伟绩，他执掌江山，乃天经地义之事，这是新哈里发曼苏尔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
至于在波斯东部、呼罗珊以及中亚河外等地区的局势，表面平静，实际危机四伏。主要是波斯人的领袖、东方总督艾布·穆斯林的巍然存在。艾布。穆斯林的军队于751年在河外塔什干、怛逻斯地区，打败了以高仙芝为首的中国唐朝军队，在中亚的声名大振。他为阿拔斯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呼罗珊人已经把他当作伟大的民族英雄，东方事务惟他的马首是瞻。因此，他气焰冲天，骄纵无比。他反对艾布·阿拔斯将哈里发大位传给自己的弟弟曼苏尔，实际上是反对阿拔斯家族政权。他企图为什叶派夺取江山，为他自己夺取天下。因此，曼苏尔在做王储期间，就深深感到只要艾布·穆斯林在世一天，阿拔斯人便不能高枕无忧。他曾建议哈里发相机将他除掉。但是，艾布·阿拔斯不敢贸然行事，怕引起东部半壁江山的混乱。他只能对艾布·穆斯林虚以委蛇，不让其心怀二意。753年，艾布·穆斯林前往麦加朝圣，率卫队万人护行，自任“朝圣长官”（艾米尔·哈吉）。艾布·阿拔斯深恐两圣地发生意外，乃正式委派他的弟弟、王储曼苏尔为“朝圣长官”，兼程前往圣地。艾布。穆斯林对此耿耿于怀。然而艾布·阿拔斯在位的时期，对艾布·穆斯林尚能隐忍不发，曼苏尔继位后。对这位“功高盖世”的开国元勋的威胁便坐立不安了。
曼苏尔即位后所面临的最大隐患，首先是他的叔父阿布杜拉·阿里（大阿布杜拉）的倔强不服。这位叙利亚总督在大马士革拥兵自重，宣称他是阿拔斯家族的族长，又是萨卜河上夺取最后胜利、消灭倭马亚王朝、建立新王朝的莫基人。他认为“哈里发”职位本来应当归他，而被艾布·阿拔斯捷足先登。如今艾布·阿拔斯已死，理所当然地应该由他继任。他本来正在率师北上、迎战拜占廷的途中，闻讯后，立即回师南下，准备兵伐伊拉克，夺取哈里发大位。他声称：当他进军埃及，追击倭马亚末王麦尔旺二世之际，艾布·阿拔斯曾指定他为哈里发的继承人。新哈里发曼苏尔对此早有警觉，并已成竹在胸。原来在王叔军中，有不少呼罗珊军，曼苏尔便派人策反、引诱这批呼罗珊军起来反戈，并直接委派呼罗珊人的领袖艾布·穆斯林前往叙利亚督师。其实二人各有心计：曼苏尔打算借艾布·穆斯林的利剑，除掉他的叔父；艾布·穆斯林则打算先除掉阿拔斯家族的族长，削弱新哈里发的右臂，再转而对付曼苏尔。于是，艾布·穆斯林响应号召，率领呼罗珊军进入叙利亚，于754 年11月夺取北方重镇奈绥宾。王叔阿布杜拉眼看艾布·穆斯林军咄咄逼人，形势危急，乃下令围杀其军中的呼罗珊士兵。这样，他的阵营，不战自乱，不到6 个月就全军覆灭。阿布杜拉本人、只身逃往巴士拉，托庇于当地长官。后被捕入狱，囚禁7载，于764 年暖昧死去。
王叔入狱后，曼苏尔和艾布·穆所林，已成短兵相接之势。首先，二人为争夺叙利亚战场上的战利品而发生争执。艾布·穆斯林为此忿忿不平。同时，他看到阿布杜拉的悲惨下场，不免有免死狐悲之感。他从叙利亚返回呼罗珊时，依照惯例，应取道南路巴士拉，可是，他却绕道伊拉克北方，避免与曼苏尔见面。他独立之念已昭然若揭。对此，曼苏尔也是十分清楚的。并早有应付之策。他软硬兼施，双管齐下。一方面准备兵戎相见，一方面又笑脸相迎。他委任艾布·穆斯林为叙利亚兼埃及总督，请他离开呼罗珊，坐镇叙利亚，遥控埃及。这是调虎离山之计，艾布·穆斯林岂能上钩。况且，叙利亚人仇恨呼罗珊人，他岂不知。所以他的答复是：愿接任叙利亚兼埃及总督之职，但不放弃呼罗珊的地盘。最后曼苏尔摆出“鸿门宴”，邀请艾布·穆斯林前往泰西封。从长计议。“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艾布·穆斯林终于上钩，而且是趾高气扬地前去参加泰西封的“鸿门宴”。这位叱咤风云的开国元勋，终于被害（758 年）。曼苏尔见劲敌已死，乃笑逐颜开地说：“他死了，世上没有比他再顽强的人了，从今以后，我才算是真正的哈里发。”曼苏尔对艾布·穆斯林的部下，恩威并施，安定了人心。
曼苏尔认为阿里后裔什叶派人仍然是阿拔斯家族的劲敌，他平息了伊朗地区的叛乱，又追剿各地的什叶派人：先消灭了麦地那什叶派人的叛乱，处死了他们的首领、阿里的五世孙“纯洁的灵魂”穆罕默德，并把他的尸体挂在麦地那城墙上示众（762 年12月），后又围攻库法城的什叶派人，把阿里的另一个五世孙伊卜拉欣斩首（763 年2 月）。从此，阿拔斯王朝成为什叶派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们从来不承认阿拔斯政权、在帝国东、西一直与王朝为敌。然而，曼苏尔终于把除西班牙和北非西部以外的阿拉伯帝国统一起来。
这一段萧让JJ也给我提出来欠妥之处，GG所说的很详细，这段正在修改中……
网上很多关于这场战争的帖子更多的是根据唐史的记录，事实上这场战争对于阿拉伯方面来说更多的是被动的防御性的战争，目的不过是遏制唐帝国向西的扩张。事实上阿拉伯帝国当时尽管还处于全盛时期，但是扩张已经达到极点了。阿拉伯帝国的东方疆界基本上就稳定在倭马亚王朝的阿卜杜勒·麦立克和韦立德时期，虽说帝国扩张停止的标志是732年的普瓦提埃战役。但是东方扩张的终止比这个还要早。帝国东部的扩张依赖的将领主要是哈查只和他的部将古太白等。古太白的最远征服仅到达河外地区。714年哈查只病死，古太白失去支柱，第二年哈里发韦立德去世，古太白等哈查只的部下因曾威胁过新哈里发苏莱曼的继承权因而被他忌恨(苏莱曼是前任哈里发的弟弟，前任哈里发曾想将哈里发的位置传给自己的儿子，但因为只有哈查只等少数支持而作罢），在受到哈里发排挤后被部下杀害。此外征服信德的功臣穆罕默德·伊本·卡西姆也被调回处死。帝国向东扩张的势头随即减缓。而且由于被征服地区的强烈反抗，也迫使东征不得不停止。这个停止的时间大致是在8世纪20年代初。后来古太白的继任者还不得不重新征服古太白已经征服过的地区。这是因为中亚地区不同于小亚细亚和波斯，小亚细亚地区不仅长期受到一神教的熏陶，而且拜占庭的暴政又给阿拉伯人提供了正义者的形象，波斯地区则是因为长期同拜占庭的战争已经大伤元气，而且内乱频繁，使得阿拉伯得以乘虚而入。而中亚地区受到突厥汗国的统治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无论是宗教还是文化都已经定型，拜火教和佛教等在这个地区的影响非常深，来自文化不发达地区的伊斯兰教在同它们的竞争中显得非常不利（伊斯兰教在中亚的传播的一个很大的推动力是因为政府对于穆斯林的优待政策的扶持，而不是因为教义和宗教背后的文明，早期的伊斯兰教受到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影响很深，《古兰经》中的很多故事基本上就是《圣经》的阿拉伯版，缺乏自己特色的文化。伊斯兰教的本身的大发展在阿拔斯王朝时期吸收了波斯等其他地区的文明后才形成了有自己地域特色的文明，只有这个时候的伊斯兰教才具备了同其他宗教竞争的文明背景，因此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化并不是在被阿拉伯表面征服后就开始的，这个过程主要是在阿拔斯王朝的中期和后期在这个地区形成的独立的割据王朝后才开始的），这样的信仰不用说是肯定很浅的，而没有伊斯兰教的支撑，阿拉伯文化对于这个地区的渗透就非常困难和缓慢，古太白在中亚的所谓伊斯兰教的传输有时采用的甚至是暴力手段，不但捣毁当地的佛教寺庙和拜火教寺庙，而且对有关信徒还采取屠杀政策，为了让居民坚定伊斯兰教的信念，还派军队进驻居民的家中，可想而知这种宗教政策的效果如何了。同时由于中亚地区的形势是很多小国并立，这些小国在西突厥，吐蕃甚至唐的支持下对阿拉伯的征服激烈反抗。逐个征服这些小国对于阿拉伯非常困难。古太白死后才数年时间，他征服过的锡尔河地区就全部丢失了。因此中亚地区的征服成果经过多次反复才巩固下来。因此阿拉伯帝国对于边疆的很多地区基本上采取的就是和大唐一样的做法，允许那些小国的实质独立，只满足于它们表面的臣服。由此可见，即使在阿拉伯帝国军事的全盛时期它都无法控制达到怛罗斯地区，那么在缺乏可以信赖又有军事才能的将领的阿拔斯王朝时期达到这个就更难了。所以阿拉伯帝国的这次出兵更多的是因为西域诸国的请求而出动的，就像中国西汉时期应西域诸国要求对匈奴用兵，都不过是临时行动，军事行动完成就撤回帝国实际控制地区，并不存在趁势攻入中国的可能。所以这样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后来安史之乱后大食的部队仍然没有用兵西域，无他，强弩之末,其势不能穿鲁缟也。
GG真强啊，再次献花：）
我也想从阿拉伯角度分析一下，可苦于找不着材料，下载的阿拉伯史还没提到……郁闷啊……
拜托GG了，给小妹多讲讲吧：）
就是因为它并不是阿拉伯帝国的主动进攻。希提的《阿拉伯通史》对于那段时期的历史记录的很详细了，也没有记载这场战争，不过这本书还是可以当背景看看。不知道国内纳忠的同名著作是否对此有所记载。其他部分的记录基本上都是网上收集的。这场战争的英文名称是Battle of Talas，有兴趣的网友不妨到国外网站查查看。
国外对这场战争中国兵力估计多有夸大，有认为唐军10-15万的说法。
伊本.阿勒.阿尔西《全史》：“这一年拔汉那统治者与石国君主反目，他请求秦国皇帝的援助。秦国皇帝派给他十万军队包围了石国君主。石国君主向秦国皇帝乞降，因而没有加罪与他和左右的人。并.波悉林得知此讯，立即遣齐雅德.伊本.喀里同他们作战，两军遇于怛罗斯川，穆斯林的军队战胜了他们，杀五万人，俘近两万人，其余逃回本国。这次战役发生于伊斯兰历133年祖.尔.贾月。”这里的十万人是石国一战参战人数，未涉及怛罗斯战。巴尔托里德在《巴尔托里德文集》中引用了阿尔西的这段话，但是据王治来《中亚史》说，巴尔托里德对阿尔西的数字是持不同意见的，认为阿尔西夸大了唐军的数量，其证据如何，不得而知。
第一番较量的失败
玄宗任命荣王李琬为元帅，高仙芝为副元帅。以皇子为主帅，另择一人为副帅，这几乎是唐朝的一个传统，兵权不可旁落给外人，说明唐代的皇帝们很清楚兵权的重要性。不错，他们如此的谨慎，兵权确实没有落在朝中大臣的手中，然而，却不知怎么后来跑到宦官和藩镇的手中去了。藩镇好理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独自执掌一方土地，又是天高皇帝远，何况皇帝后来根本就是想管都管不了。令人费解的是宦官。宦官手中的权力是皇帝赋予的，然后皇帝们又为赋予出去的权力所制约，而且不单是唐朝，东汉、明朝的后期，也都存在宦官之祸。按说，把权力收回来不就行了？但事实证明，这并不是那么好办到的。唐朝后面的皇帝中，有几个很能干，绝不比纸上谈兵的我们差，然而又怎么样呢？宪宗，素有“小太宗”之称，可惜最后死于宦官之手。这倒有些令人怀念起代宗皇帝，铲除了三个宦官的代宗，如果放在后来可谓英雄矣，考其杀掉这些宦官的过程，一个派人暗杀，一个贬官，一个政变杀掉，也不是很难，似乎难的就只在于代宗的决心。如果说代宗时期尚可顺利杀掉宦官，而后来却当真是想杀也不好杀，或者是杀了一个，又蹦出来一个，一个一个的总也杀不完，化用一句诗句，那就是“宦官代有才人出”，任谁不头疼？皇帝自己手中没有兵权，宦官却掌握着禁军；皇帝只有自己一个人，后宫的嫔妃显然派不上用场，而宦官却是一个大的集团，而且围绕在皇帝周围的，就是他们。唐代的宦官最终到了尾大不掉的地步，也非一朝一夕所能办到，后面涉及到时会再细说，这里只简略提一下，不过跑题有些严重，还是回到高仙芝当副元帅这里。高仙芝可以算是唐朝安史之乱中第一任副元帅了，他不知道，在他身后，还会有一连串的副元帅……
由于已经有了去应急的封常清，因此高仙芝可以比较从容的在长安招完兵再去洛阳了。高仙芝招兵的情况也相当不错，当然，这至少有一半要归功于玄宗库房里的钱，“京师募兵十一万，号曰天武军，旬日而集”，效率比洛阳提高了近一倍，但是所招募的兵士质量似乎就更差了，“皆市井子弟也”。最后跟着高仙芝去洛阳的人只有五万，几乎少了一半。在短短的十天内，能招募到十一万人已是不易，更不会有精挑细选的时间，何况，危急时刻重要的是先把军队派过去，就算军队训练素质不高也比没有人来应战要强，因此裁军的可能性不大。那么，那六万人哪里去了呢？从后来潼关被破玄宗立即出逃来看，那六万人不大可能被玄宗拿来守长安。所以说一种可能，是原来招来的人并没有那么多，像两唐书都没有提到招十一万人这么个说法；另一种可能，是高仙芝先带五万人当先锋，其他人等整饬之后再去支援前线。我倾向于后者，一来是唐书写的比较神出鬼没，在高仙芝的传中没有提到招多少人，不定从哪个地方突然蹦出来一句也不好说，不过由于检索的比较认真，漏掉的可能性不大；二来，从后面“兵亦稍集”来看，也当是慢慢集齐的。
五万，加上封常清的六万人，唐军一十一万人马，比安禄山的十五万叛军还是要少。即使是大家都站在沙场上一个对着一个的砍，唐军也还是没有优势，更何况，相对于唐军的未经训练来讲，叛军的确可称为以一当十了。这么算来，当真是为难唐军了。
当高仙芝领兵到达陕郡的时候，遇上了退败的封常清，这两位老搭档如今又碰到了一起，可惜“人是物非”，虽然依旧是当年的大将军，但已不是当年封常清欢迎胜利归来的高仙芝那样的情形，而是高仙芝迎来了节节败退的封常清。封常清的失败，无论如何对于唐军士气来讲都不是件好事，原先认为叛军很容易对付的想法无疑会因这一次失败而矫枉过正，使唐军士兵产生一种“叛军很强大”的想法。从后面的情况来看，唐军溃不成军并不单单是实力的问题，也与这种害怕的心理有关。
封常清对高仙芝说：“常清连日血战，贼锋不可当。且潼关无兵，若贼豕突入关，则长安危矣。陕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据潼关以拒之。”叛军兵锋不可当，潼关没有守军，一旦丢了潼关，那么长安就危险了，因此封常清建议退守潼关。高仙芝听了封常清的话，意识到与叛军是没法硬拼了，如果自己再去打也只能是再败一次。高仙芝没有傻冲上去，而是率领兵马西向潼关，“仙芝急，乃开太原仓，悉以所有赐士卒，焚其余，引兵趋潼关。会贼至，甲仗资粮委于道，弥数百里”。可见高仙芝用的是坚壁清野的策略，由于当时陕郡太守和百姓都逃跑了，所以陕郡的府库的确不该留给叛军。然而在退守潼关的过程中，安禄山率叛军追了上来，唐军狼狈而逃，不成队伍，士兵与战马互相践踏，伤亡很多。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多半是没想到叛军会这么快赶到，仓促之下无法御敌，再加上在高仙芝坚壁清野也就是让士兵们尽情分享仓库的政策下，士兵们都忙于争抢仓库中的东西，心思当然不在御敌上了。比之于第一次封常清的败退，这次败退更惨一些，因为封常清起码是边败边战，还抵抗了一下，而这一次，却是连打都没打，就让人家给赶到了潼关。这大概是高仙芝第二次这么狼狈，可是这也不能责怪高、封两位将军——“天要灭我，岂我之罪？”当年项羽对天一唱三叹的说出这句话来，司马史公尚可批一句“岂不谬哉？”如果这两位将军要是这么对天长叹的话，我们也只有陪着一起感叹。这也奠定了二位将军命运的悲剧色彩。
唐军退到了潼关，整饬防守器械，虽然叛军随后赶到，但仍然被挡住在潼关，无法进入。可见潼关确实是重地，是一道大门，从封常清“潼关无兵，若贼豕突入关，则长安危矣”这句话来看，唐在战略上是有失误的，像潼关这样的地方怎能不派重兵把守呢？将重军放在洛阳这种四面受敌之地，实在是失策。假如，唐从一开始就把重兵放在潼关，只要有潼关这个基础，进可夺洛阳，不利则死守住长安的东大门，还是很可行的。像洛阳这些地方，也只好该放就放了，若说的好听些，就是“欲取先予”，只要关中在手，又何愁东都不下？唐初就是先拿下关中，然后把关中周围的障碍打扫干净之后，最后才去攻打洛阳。而一开始就打开大门向前冲，打不过后才仓促回防，唐朝的这个办法怎么看都有点蠢。
好在，此时犯蠢的不只是唐军，安禄山的脑子也不很清醒。所以说唐与安禄山此番较量倒也势均力敌，只要有一方有出众的谋略，情况都不会是这样。假如安禄山这时趁唐军立足未稳，猛攻潼关，相信以潼关天险也无法抵住他的势头，可能玄宗就要早些逃亡了。然而，苦孩子出身的安禄山，胜利之后开始大做皇帝梦，在洛阳做登基的准备，高高兴兴的放弃了这个绝佳的机会。
如果事情一直是这样，以高仙芝和封常清二人的才能，再有玄宗的鼎力支持，把安西、朔方等都护府的军马都调过来，那么这一次叛乱也就有惊无险。然而玄宗随后的表现不但让人失望，而且令人痛心，他的一连串失误，给我的感觉是：他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