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读书笔记之《全球通史：从史前到二十一世纪》 -- 俺是老胡

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著。言辞流畅，直入核心，不玩弄概念，不装。对于大众容易产生较大的影响。

1 科学体系发端的要害：劳心者与劳力者的结合，在本来是最强调这个内容的新中国，反而有些时段这个说法提到的少了（个人观感）

只有在西方，哲学家-科学家与匠人才实现联合，互相促进。······这种科学与社会的联合、科学家与匠人的联合，大大促进了科学在西方世界的空前繁荣。

直到近代以前，发展趋势始终是朝着分离——朝着思想家与劳动者相分离——的方向进行。西方的伟大成就是使者两者结合起来。掌握实际知识与了解潜在原因的结合，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推进了科学的发展，使科学成为今日的支配力量。 （在今天还有人在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时候，那些曾经的治人者早已被坚船利炮给修理了。）

2 达尔文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诞生

“任何生物如果能以任何方式发生纵然微小但有利于自己的变异，······它就会获得较好的生存机会，因而它就自然地被选择了。由于强有力的遗传原理，任何被选择的变种，将会繁殖它的新的和变异了的类型。 ”该思想对最适者生存和生存斗争的强调极妙地与时代倾向相吻合。

3 西方国家对马克思的研究与利用

马克思认为革命将先在各工业化国家中爆发，随后才是诸殖民地。

马克思预期由于资本家将剩余资金投向殖民地（今天应该是指原料和劳动力的供应国和具有一定消费能力的国家来替代，也就是新殖民化），殖民地将实现工业化和变得繁荣昌盛，原西方的制造中心将会因此衰落，并造成工人失业。这反过来最终会迫使西方工人起来反抗，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因此， 马克思断定：革命将首先在西方爆发。然而一个多世纪后并非如此。一个原因是，西方的工人赢得了选举权和组织工会权，增加了工资，组建福利国家。因此西方工人成为改良者而不是革命者。另一个原因是，殖民地并没有实现工业化。 （如果研究了马克思的理论，那么可以采取的措施是有意识地在西方国家对工人让步，同时尽力阻止殖民地的工业化）

西方做为原来的制造业中心消亡了，但仍然可以用金融等手段从殖民地抽水，历史积淀的财富也可以让本国人民日子不错

英国没有本土汽车品牌了，马上陆军都不要坦克了（何况坦克生产能力），除了美加澳也没见哪个英国前殖民地制造业厉害

控制经济命脉控制股份够了

1、

近代不是分离，而是从个人走向了集体。真正的劳心者和劳力者都不存在，或者从个体上无法接近这个模型的定义。

因为劳心对应价值，劳力对应事实。它们的关系是：价值指导实践，发展事实。实践发展事实，校证价值。或者说：价值有事实基础才能实现，事实有价值指导才能发展。

如果以此为标准，没几个人能符合。剩下的不是全才，就是领袖、楷模。

怎样从个体推动变成集体推动？其中也少不了个体的作用，就像科学史上涌现的一个又一个明星。可是劳力者的明星是有了，劳心者的却没多少。现代唯毛主席一人而已。

劳心者当然是关键，但从人类历史以来就没几个。其他的不过是知识工人。

2、

达尔文主义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是因为“达尔文主义”，或者达尔文主义者往往采用模糊的定义，即以达尔文为基础的研究成果的总合。那么社达将自然学说扩展到社会领域自然是包含在内的。在二战之前，人们也不对这两个词作区分，因为没有社会达尔文之说。

其实我的意思是说，问题是如何理解科学，内容与此无关。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科学不能给意识形态背书。

3、

可能有过高的估计，苏联的对抗比起马克思理论更重要。之前发过的桥图也说明了这一点。

而且自由主义从源头来说，和社会主义有太多重合，导向这样的结果并不例外。所以有人说，现代左派无法回避自身位置的缺失，因为资本可以改良，不断在自己的尸体上前进，是所谓的人类进步的方向。

不过这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没有冲击，因为冲击资本主义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实践和以此为名争夺世界，原始论证没那么重要。看看苏联灭亡之后的劳工待遇就知道了。因为向无产阶级让利，根本不需要复杂的理论就能知道。

1 月兄所说的极少数劳心者的概念，这个完全同意。只是在现实生活中，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普遍存在和运用就有深刻的利益动机）、读书人、士大夫会被人们普遍看成劳心者。这些大数量群体把大众对月兄所说的那种极少数劳心者的尊敬给盗取了，哈哈

从书中看到的这一段，最核心的是关于劳心和劳力者结合的重要性。相比很多常规意义上的劳心者们把科学没发展起来简单归结到皇帝不好，要更有思考意义。

2 苏联等国的存在，促使对无产阶级让利，其作用是比通史作者所说的要大，这在河里有过很多讨论。资本家会卖出吊死自己的绞索，需要有其他力量来阻止资本家卖出这个绞索，哈哈

殖民地的非工业化这个事情：发达国家的条件禀赋是否自然会导致资本、技术体系、关键原料和重要人才（在穷国培养人才的成本谁会愿意付呢）等都留在发达国家呢？殖民地的非工业化可能未必是资本家阶层理性地选择不卖出绞索也有其他机缘的促成。

但是殖民地自发的工业化努力（比如努力自己积累资本、技术体系等而不是依赖外来资本），则关系到发达国家的根本利益。因此发达国家要尽力阻止。

是国际贸易，或者说资本主义的国际化全球化市场，怎样成就了世界历史。

说句最俗的话，这个世界是钱推动的。

世界上多数人是肤浅的。

想想毛主席是怎么评价群众的。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毛泽东的相关论述“拜人民群众为师”“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但是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老百姓是历史的领导者呀。所以，不要用老百姓来掩饰自己的肤浅。

我本肤浅。看我在河里发帖的内容就知，一个普通人的日常，没有家国大事。

谈不上鼓励肤浅。毛主席是时代强人。他不在了，顺其自然比较好过些。

你如果还要辩论“顺其自然”的内涵，建议你另开一个贴。

英文版1981年出版，中文版1988年出版但是删去了中国1966年后的部分。2017年中文再版，不知是否补上了，在被删掉的内容里有以下这个内容：

1 中苏分裂给两国带来了极大的负担，常见的讲述基本上是苏联人的大国沙文主义、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心理缺少了解、在是否可以通过和平竞争胜出上的分歧、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和主权上的不妥协等等，但是在本书中提到了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当苏联希望缓和美苏关系时，美国一方面对中国强硬施压，一方面要求苏联只能在缓和和背弃中苏联盟中二选一。（这个巨大的外部因素往常似乎从来不提。）

中文版中有的内容：

2 第三世界的定义：第三世界不是一组国家也不是统计标准而是一组关系，被宗主国支配，过去是殖民地现在是新殖民地式的独立国。（这自然是一个很有趣的视角）即所谓的外缘国家，最早发源于东欧（西欧工业品与东欧谷物之间的国际贸易分工，使东欧丧失了独立发展机会），随着强国对外的军事征服，非洲内陆和东亚被纳入第三世界。19世纪最后25年，第二次工业革命使竞争的工业资本主义让位于垄断资本主义，导致全球性殖民主义。

第三次工业革命使垄断资本主义采取守势，即防卫性垄断资本主义，让位于新殖民主义，即容忍殖民地政治上独立但是保持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控制（选票政治就是这种名义上的政治独立而易于操纵；新殖民主义的出现是由于成本更低和收益更高。由于宗主国和外缘国各自的经济现实和意识形态的转变，强权比运用巧实力成本上升，而收益则不如，巧实力是指大棒加名义上的给予主权，从而在运用强权和巧实力方面达成转变）。新殖民主义的典型代表是跨国公司的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

3 社会变异说 social mutation： 罗马帝国衰落后没有反复地出现复兴，而是反复第长期发生蛮族入侵。摧毁了古典帝国的单一结构和旧要素，为多元体质开辟了道路，即发展商业资本主义和海外扩张所必需的动力，从而为社会变异即资本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海外扩张产生的全球市场经济虽然是西方资本主义超越亚非文明的基本条件，却不是所谓历史必然性。

4 某种社会制度趋于腐朽和被淘汰之时，率先转变的多半不是中心地区（宗主国）的富裕、传统和板结的社会而是在外缘地区的较贫困原始和适应性强的社会。

没有建立好沟通机制，如果确立，以后可以一并解决社共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那就好了。

批判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太过分剧烈，也许对大家都好。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斗而不破，脸皮厚一些，那就更好了。

太绝对了，实在很遗憾吧。

19世纪西方对中华帝国残余的省份的控制比对奥斯曼帝国参与省份的控制要直接和广泛得多。欧洲人虽然在奥斯曼帝国中享有治外法权等特权，但是他们对土耳其宗主权的侵犯从未达到他们在中国各个租界，特别是在上海的公共租界中，对中国主权侵犯的程度，西方传教士在奥斯曼帝国也从未享有他们在中国那样自由行动的权利，第313页。

中华文明能够成为没有间断的最古老文明原因之一，是中国与人类其他文明的空前的隔绝程度，主要是地理因素。这些差别表现在建筑风格独特的宗教体系和宗教态度，表意文字，使用筷子不吃牛奶及奶制品等方面，（这里的宗教体系和宗教态度大概应该是说中国对宗教有实用主义的态度，没有宗教狂热，没有决定论、没有历史线性发展的假定，没有彼岸和此岸的截然两分，表义文字呢是对于西方来讲很难接受的一种表述体系，不吃牛奶和奶制品，实际上是降低了中国人生存对能源输入的高需求。）由于中国人的文化特点，使得他对于外部资源、外部能量的输入需求比较低，所以中国有可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这种人口的优势使得能够同化或驱逐入侵者。

另一个有助于文明持久性的因素是独一无二的书面语言，这种书面语言是使国家保持统一和历史连续不断的重要力量，即使是各个地方的方言不相同，但是各个地区的中国人都能够理解书面语言（所以如果要打倒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独有文明特征，可以首先从中国的语言的消亡入手）第316页。

科举制度由于向所有的才智之士敞开，虽然是对那些拥有财富的阶级更加有好处，但是它也吸收了那些穷苦而聪明的子弟进入所谓的上层社会，这样就吸收掉了平民中最精英和优秀的人群进入统治阶层，而不是成为一个对立阶层的领导者，在士大夫文化为中国提供一个有效率且稳定的政府方面，赢得了欧洲人的尊重和赞赏，但是这也是一个抑制独创性培养顺从性的制度，（由于要保持士大夫的特权，因此必然要维护虚伪的神圣的东西。实际上如果把现在的西方统治阶层当成中国原来的贵族，那么如果能平等吸收中国的精英加入，就会成为全球规模下的中国式士大夫社会，即实际上的文化精英和资本精英统治的社会，在没有外星文明进入的情况下，是否可以长久地复制中国式的稳定体系呢？这里关键在于自我约束与西方精英的文化不相容，这也是地球文明得以继续繁衍的唯一希望）

孔子之所以具有影响，是因为他建立了遵循儒家伦理而非法治来实现社会治理治理有成本和收益两方面的衡量。地主，儒生和官吏三位一体的权威和特权使士绅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地主能够让其子弟上学中举，从而成为官员，一旦成为官员，他们就设法增进地主阶级的利益，特别是利用灌溉工程来提高土地的价值，根据欧文拉铁摩尔的研究，在每项帝国工程背后都有一个有势力的大臣，而在每个大臣背后又有一批有势力的地主。由于缺乏一个能像居于统治地位的士绅的优越全市进行挑战的独立的中产阶级，也使中国文明的稳定性得到加强（中国至今的商人依然是依附于官员而存在，他们感到不稳定不安全，自己的财富随时可以被冻结。因所依附的某个官员的倒台而失去，或者因为新的政治格局的变化而失去经商上的特权或者优势。）政府官员严格约束商人的方法，还有控制其行会，管制其贸易活动并征税，中国的商人根本不可能像伦敦的商人那样当上市长，商人是官员的附属品。

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以后，才打破了这个传统的社会，从而也打断了传统的有造反而无革命的过程。第1次失败是1839到1842年被英国人打败，第2次是1856~1858年被英法联军打败，第3次是在1895年被日本人打败。

第1次鸦片战争的起源具有深远的意义，它是所谓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典型案例。印度公司在与中国做贸易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筹措支付从中国进口货物的款项，英国人很不愿意输出金条，而中国人对西方的产品又不感兴趣。在18世纪东印度公司是用三种商品来支付向中国购买的商品的款项的：英国白银、英国货物和印度货物。东印度公司的发言人认为，如果不把印度的鸦片出口到中国，英国就得用白银偿付，但这实际上是一种狡辩，因为英国和印度体系对中国可以出口大量的印度棉花，以抵偿中国向英国出口货物的价值。（几乎从来没有中国的某位官方历史学家讲到这一点）东印度公司为毒品贸易所做的掩护极为虚伪，将一箱箱鸦片公然伪装成带有硝石标志的普通货物。毒品贸易为东印度公司带来了巨大的直接利益，并且通过刺激英国对印度的纺织品出口还增加了间接利润，因此当中国政府禁止鸦片进口时，就引起了曼彻斯特工业家的恐慌，这些工业家热心的支持了此后的鸦片战争。

北京政府曾于1729年和1799年明令禁止鸦片进口，但非法的走私活动在19世纪又迅速增多，这说明在清朝南方存在庞大的走私网络。这不仅导致清帝国的财力耗竭，私下和走私者互相勾结的官员们也进一步腐化。

在根据战后的南京条约，英国剥夺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控制了中国的国家税务，将关税统一固定为进口货物价值的5%，只有经过双方同意才能改变。在第2年所缔结的补充条约中，许可英国人享有治外法权，但是由于条约所承诺的开放，并没有给英国人带来他们所预期的贸易大发展，他们认为补救的办法就是从中国取得更多的让权。

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开放了更多的通商口岸，重新规定并扩大了治外法权的范围许可在北京设立外国使馆，并在全国建立基督教教堂宣传教育。与此同一个时段，日本人始终能使西方的技术适应他们的需要并建立了一支很有战斗力的军队。

这些屈辱和灾难削弱了满族朝廷的地位。在过去这样的一种史无前例的民族危机必须有人负责，很可能各种民众的起义将推翻满族的朝廷，但是这一次由于各个外部大国的介入，延续了满族朝廷的寿命。

1851到1868年，中国北方的捻军造反，1855年到1873年的西北和西南的穆斯林叛乱，1855到1872年的南方苗族暴动都缺少思想觉悟和政治组织，但是1850到1864年间的太平军起义，在其范围和特点上都与以前的判断有区别，确立了许多政治和社会改革目标，这种改革运动遇到了强有力的西方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如果对旧秩序进行实质性的改造，他们的既得利益必然会丧失很多，因此一时几乎要胜过满清的太平军起义，最终却被镇压了下去。部分原因是清朝受到了西方强有力的支持。

太平军的思想代表了古代中国思想中的乌托邦，力求实现平均主义社会废除，士大夫家家有田，但又不独占土地，多余的粮食归入公仓，同时要求推翻满清，禁止鸦片，禁止烟酒，反对设祖宗牌位和儒释道三教偶像，最惊人的是提倡男女平等，反对纳妾缠足，一夫多妻，卖淫以及包办婚姻，坚持妇女有和男人同等的权利，担任领导职务。最初西方人赞成太平军，认为洪秀全的基督教方针将引导他与基督教国家建立更密切的外交和商务关系。1853年5月，海军准将佩里报告，说太平军象摩门教徒一样很守纪律，并赞扬太平军是一只有组织的革命军队，为争取更自由更开明的宗教和政治地位而勇猛战斗。

但是这种态度转变了，原因是欧洲商人和外交家断定维护清朝镇压太平军的起义更符合他们的利益，这是因为太平军禁止鸦片，又疏远了英国人。作者提出另一个重大原因是旷日持久的内战使贸易额急剧减少（如果能够尽快推翻满清，贸易将会很快恢复，因此这并非一个有力的西方支持清朝朝廷的理由。）西方各国政府转变了态度之后，使得清帝国政府有海关的税收可用，又向它提供武器轮船和技术人员。在对太平军作战的雇佣兵的人员和武器均由外国大使馆提供。在这个过程里面，从民间崛起的湘淮私军获得的收入并不上缴国库，而是用来向西方购买武器，维持他们的私人军队，帝国政府向地方首领发生了基本的政治和军事力量的转移。因此西方列强能够比过去更加干涉中国的事物。美国历史学家小steven乌哈利指出，对太平军的解释上西方存在明显的偏见和否定的态度，他说这是因为太平军事实上没有受到认真而公平的对待，历史学家所信赖的主要是伪造的、或者是容易使人误解的太平军的文献，信赖的是清政府的密探的报告以及由支持清政府的外国人编撰的反太平军的宣传资料。太平军主要是在西方的纵容下被扼杀了，因为太平军威胁了有利可图的鸦片贸易，还因为清政府已经表明在1860年的北京条约中，他很愿意恭顺从命。戈登在中国服役将近4年，充分认识到双方都是同样的腐败，但是应该承认在太平军这一边至少还有些改革，蔑视清朝的很多繁琐无聊和崇拜偶像的习俗，具有很多帝制派从未显示过的，富有希望的特点。

3.33亿美元的庚子赔款要求按年度分期付款，几乎吸进了清朝政府的全部收入。西方公司不仅在企业中剥削中国工人，还从事恶毒的猪仔贸易，与早期的非洲奴隶贸易非常相似。

关税的限制的确妨碍了清朝政府的税收，未能保护处于萌芽阶段的中国工业，但是中国高度发达的生产和销售系统一直颇有抵抗能力，使西方用机器制造的产品无法像在阿根廷，埃及，印度尼西亚，印度和第三世界大部分其他地区那样完全占领市场。

在17和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文明非常尊崇，因为它有儒家伦理道德，它有选拔政府官员的科举制度，他推崇学问而不是崇尚武力，他生产的手工艺品十分精巧，等到了19世纪中国人军事上失败以后，又不愿接受西方的产品和西方的基督教，西方人的态度就由尊崇变为蔑视。

1892年的时候，Herbert斯宾塞致日本驻美公使金子坚太郎男爵说：“日本向外国人和外国资本开放是一个致命的政策，如果希望知道可能会产生什么后果就看看印度的历史”

日本在经过黑船事件最初几年的震动和分裂之后，废除不平等条约，以促进经济独立发展为目标引导对外贸易。如果追随第三世界通常的发展路线，它就会出口原料，进口上层享用的奢侈品和廉价消费品，就会导致经济上的增长，而不是经济上的发展，永远不能独立自主，而必然会遭受别人剥削的局面。（也就是说比较优势的理论其后果是非常明显的。能够运用比较优势理论是需要在一个公正的、合理的国际秩序下才有可能，但现实中的国际秩序并非如此）

赫伯特斯宾塞说：“在更加强大的种族面前，日本是经常处于危险的地位，你们应采取一切预防措施，尽可能少的给外国人以立足点，你们只能允许对你们有利的对交换商品、物质和精神产品的进口与出口所必不可少的那些交流形式，……不应让其他种族的人获得更多的特权。”日本确实没有给予西方人太多特权，其最终结果是经济上的独立自主。1913年日本几乎2/3的进口货物是原料占49%和半成品占17%，成品的进口只占总进口的17%。在出口方面1913年日本出口半成品达到总出口的52%，成品达29%，原料只占总出口的8%。同一年的印度的出口总额中，50%是原材料，仅仅23%是成品。1896~1900年期间日本人均工业产值不到印度的4倍，但在1936~1938年间，日本人均工业产量只是印度的13倍多（65美元vs4.3美元)。但是到现在技术变得无比复杂，费用异常高昂，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强烈反对输入廉价制造品。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1973年7月由戴维·洛克菲勒倡议下成立，成员包括日本，西欧和北美三个地区的企业界，政界，科学界和出版界人士，250名基本成员是这些国家的跨国公司的董事长和董事）和比尔德贝格集团Bilderberg

​佩里舰队1853年7月8日进入江户湾，日本后来却成为唯一的以平等的条件进入19世纪世界市场的民族。所有其他由非西方的土著居民居住的海外地区，都落入欧洲列强的直接或间接统治之下，只有日本人逃脱了被征服的命运。原因是什么呢？第1个因素是日本岛屿距离西方出工业国家都很遥远，这就给日本以更好的机会来抉择，适合本国传统的自己的经济命运，如果日本与其他工业国的距离比较近，日本就必然会用他们的煤、生丝、海产业换取，西方的工业制造品，那么他们早就会下降到依附性的第三世界的地位。当佩里的船只停泊于江户时几星期之内日本都知道了这件事情，与中国的内地省份幅员辽阔，人口稠密相比较，中国长期以来西方势力难以进入和渗透，是传统观念和传统势力的储藏库，这对西方势力的突入起了阻碍作用。

​日本全国具有罕见的相当高度的文化同一性，人民都受过异常好的教育并习惯于服从统治阶层的领导，促使日本成功地适应西方的另一因素是她具有吸取伟大的中国文化的悠久传统，这是他同样从西方世界中汲取东西时，并不感到格格不入和痛苦，日本人的口号是和魂汉才，当向西方学习的时候口号是东洋道德，西洋技术。甚至在日本与世隔绝的期间，日本领导者也想尽办法了解欧洲的发展，当中国皇帝轻蔑地告知英王乔治三世来自野蛮东方的任何东西对中国来说都毫无用处时，日本人却很赏识西方的技术成就。

​日本也很幸运（对比上述第一点这个幸运才是主要原因，地理遥远的说服力不强。当然日本很幸运，那时列强顾不上搞日本给了明治维新的时间窗口。后来又有为了制约俄国和法国同盟达成的英日同盟。）…在19世纪50和60年代，欧洲列强碰巧操心于其他地方，不可能集中力量控制西北太平洋上一串贫穷而遥远的岛屿，当时中国比欧洲人提供了有利得多的争夺目标，1854~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和1857~1859年的印度兵变吸引了最强大最有侵略性的西方人的全部注意力。

​日本成为唯一的平等，登上世界舞台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在日本数百年的闭关锁国之后，社会很不稳定。德川幕府的目的是为了永葆自己的政权，使日本与世隔绝并永恒不变，然而发展终于发生，改变了日本国内的权势均衡。

1603年以来的德川幕府的权力基础是它的无数领地，这些领地分散于全国各地占全国领土总面积的1/5~1/4，政府最高职位均由德川家族的成员或亲藩所担任。德川幕府试图使严格的世袭等级体制永世不变，这套体制的最上层是毫无实权的天皇和事实上的统治者幕府将军，幕府将军假借天皇精神上的权威。但是天皇深居于京都皇宫与世隔绝，没有权利。幕府统治中心设在江户，封建领主及所谓大明每隔一段时间必须住在江户，返回各自领地时，需要把妻子和子嗣留作人质。

幕府将军以下是封建贵族，约占总人口的6%，其中包括宫廷贵族有社会地位，但无权利无资产，需要依靠幕府。大名在1868年明治维新前夕，有266名。他们在许多武士侍从的拥戴下，住在自己的城堡里，统治各自领地。贵族之下是农民，包括无地的佃农，也包括占有土地1.25英亩乃至多达85英亩的地主，但是无论占地多少都没有政治权利，他们要拿出很大一部分农产品缴纳养活贵族和宫廷的各种地租和赋税，因此德川幕府时代的农民起义增多，社会动荡不安，最终发展为明治维新。

再往下的两个等级是手工业工人和商人。他们所从事的商品交换刺激了货币经济发展，甚至连贵族都可能要依赖这些人所提供的资金。明治维新前夕，90%以上的国家财富落入了中间商之手。（非常奇特的结构。幕府将军和贵族们垄断政治权利，但是经济权利却被商人和金融家所操纵，如何能够实现呢？）

当日本人与西方列强交往时，他们利用了中国人蔑视的那些改进和发明。当中国的统治阶级包括知识界，对于西方军事技术一无所知并非常轻视，而日本的各方首领由于其军人的历史背景和利害关系，开始向野蛮人学习，以便更好的抵御他们。1868年，德川幕府的军队被赶出京都，江户被宣布为国家首都重新命名为东京新政府，剥夺了德川幕府的权力和封地，其地位由萨摩常州等番的方式代替这些家族以新天皇明治的名义掌管政府，为这些家族服务的年轻武士们显示出非凡的领导才能，使日本例外成为可能。武士们在政治方面的成就是建立了既能对付外国威胁又能应付国内紧张局势的国家机器。谋划新的政治制度的常州官员伊藤博文考察可供借鉴的各种政体，他于1882年8月写信回国，声称反对接受英美法三国极端自由的激进派的著作，转而求教于普鲁士学者的教诲。

新的民治政府从1867~1868年，推翻德川幕府到1889年颁布宪法，历时20多年。首先他们镇压了曾经对推翻幕府统治起过重要作用的农民起义。第2步是面对来自大名和武士们的封建势力的反对改革的威胁，大名们在政府的武力威慑和慷慨的财政补偿下被争取了过去，缴出了封地。过去依靠农民获得收入的封建土地权贵变成金融权贵老的封建地主势力和新出现的企业寡头融合为精英阶层，从此以后统治日本。

武士也与其封建领主一同被政府吸收过来。1871年12月通过法律许可武士，除传统军事行业外可以从事其他职业，在行政机关和商业方面给他们提供从业机会。

军队被授予可以否决内阁对陆军大臣任命的权利，其目的是不让选举产生的议会掌握任何核心权力。德国军事使团协助改组陆军，英国使团帮助改组海军，在这些预防性措施以后，寡头政治的执政者们认为在引进议会作为装饰品就万无一失了。以微不足道的选举权为基础的下议院，不能控制内阁，贵族院不是由选举产生且不能解散，天皇根据超乎现实政府所能控制的，而军队对全体内阁阁员都可行使否决权，总之日本宪法提供了民主的外衣，同时保留着寡头统治和对天皇的崇拜。

1894年，日本说服英国和美国在5年后终止他们的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同年由于中日甲午海战，日本取得意外胜利，日本不再被视为次等国家其他强国也仿效英美放弃了他们的特权。

通过补贴和购买股票的方式，政府直接或间接地建立起金融机构，商品，交易所，传播公司，铁路和电报线路，并转向开矿，钢铁，造船等重工业这些企业，最终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被转卖给各种受到优惠的私人行业，这些被称为财阀的少数富有的家族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直到今天。在日本进行资本积累的过程之中，雇主在整个国家机器的支持下，成功的把工人的工资压得很低。

在20世纪初英国面临崛起的德国和俄国，欢迎在远东有盟国能够牵制俄国，1902年1月30日，英日签署同盟条约，承认中国和朝鲜的独立，承认英国在华中的特权和日本在朝鲜的特权。

孙中山对于辛亥革命的爆发和结局都只起到了很次要的作用，清王朝垮台主要是由于其正统性受到侵蚀，决定1911年革命最终结局的并不是在军事上毫无力量的共和派，而是确实掌握权力的两种人及军队的领导人和各省市身，日本战胜沙俄帝国以后，相形之下，中国的虚弱无能和屡战屡败，更加令人难以容忍。清王朝试图通过为时已晚的改革挽救自己，但是这种努力使形势变得更糟，这个过程中激起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使民众对异族的满人更加反感。1906年废除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就是科举。中国的留日学生从1898年的18名增加到1899年的200名，1903年1000名，1904年1300名，1906年增加到13,000名，留学生们变成了革命派。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地方领袖在各省组织起私人军队，效忠于地方，而非效忠于中央政府，袁世凯在中国组织起了纪律严明的北洋军，但是只是为了个人的政治目的，而不是维持满洲政权，宪政改革没有赢得士绅对王朝的支持，反而以省为中心，造就了与朝廷相抗衡的士绅的力量。1911年宣布地方铁路国有化（其背景是清王朝要创建由中央统一掌握的铁路网，但是各省士绅大量地投资建设地方铁路）时护路运动就在全国蔓延开来，其目的是维护地方统治阶级的利益，在言论和行动上都强烈的反对清王朝。

人们把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满人，并认为以共和制取代就能解决问题，孙中山的共和派追随者天真的相信立宪制度和西方其他体制的效率，对占中国人口压倒多数的农民的疾苦一无所知，对富有意义的改革，社会结构没有任何认真的计划，甚至没有这种意图。

中国革命党既没有同群众发生联系，也没有得到任何军事力量的支持。袁世凯很快成为大总统。1913年4月26日列强向原贷款2,500万英镑，条件是中国只净得其中的2,100万英镑，并且必须在1960年以前偿付本金和5%的利息，总共6789.3 597万英镑。

为了得到俄国对政府的承认，袁世凯同意外蒙自治。为得到英国承认，许可西藏自治，虽然日本对中国的21条从未得到中国国会批准，日本却把这个协议作为日后向大陆扩张的依据。

中国知识分子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程度，在第三世界其他地区比较罕见。清王朝覆灭后，在中国再也找不到各种民族灾难负有责任的替罪羊，不得不重新估价中国的传统文化，并几乎一致得出结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不适应现代世界，与现代世界格格不入。（如何定义传统文化？是哪些人在坚守什么？）其原因在于一，苏维埃模式提供了更加有战斗力的党的组织形式，提供了夺取和掌握政权的手段，提供了迅速工业化和全面现代化的战略。二，为中国屈辱和落后找到了新的替罪羊，西方帝国主义。三，马克思主义对信徒提出了纪律和生活的目标提供了因西方帝国主义必然灭亡而产生的乐观主义和自信心，以及连接全中国以至全世界的志同道合者的同志情谊。（他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内在的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契合之处）

中国政府在一战初期宣布中立，但并不能使他免遭外国的入侵。在日本向袁世凯提出21条后，袁世凯透露这个消息，期待某个列强能够援助他，但是没有任何列强给予帮助。中国于1917年8月参战目的是为了防止日本在山东问题上做文章，但日本同英法意大利已经达成协议，承认日本对德国在山东权益的继承。中国赴巴黎和会的代表团发现威尔逊总统的自觉原则并不适用于远东。此事引发1919年的五四运动，远比1911年的清朝垮台更有重要的意义，陈独秀对儒家社会的根基进行了挑战：“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呜呼，巴比伦人亡矣，其文明，尚有何等之效用耶？”从54到二战的20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坚定左转向马克思主义，一向笃信西方思想的自由主义者胡适看到：“既然孔子和朱熹的信徒们日渐减少，那么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的信徒们将会取而代之。”

毛泽东曾提醒党内知识分子，“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什么好看，也没有什么神秘，他只是很有用。”为告诫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宗教宗教教条的人，他补充道：“你们的教条，实在比屎还没有用。”（科学、宗教、理论都是如此）

孙文岳飞1923年1月26日达成协议，岳飞认为由于不具备合适的客观条件，苏维埃制度不能在中国推行。俄国人派出鲍罗婷前往广州，为孙中山的国民党作出了几大贡献，一组建有战斗力的现代军队，2，在1924年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3,完善了国民党的组织机构，4把中国共产党作为团体人质交付给了国民党，即要求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遵守国民党的纪律，同时保留共产党的组织。此举符合苏联的既定政策，即使各国共产党的利益服从于苏维埃国家的利益，孙中山认为共产党人在组织工人和农民方面。作用巨大，但又在人数上处于少数，便于控制。（这是后面60年代中苏论战的一个背景）第三国际认为加强村的势力是钳制在东亚的帝国主义势力，并由此促进苏联利益的方式。他的说法是唯有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具有可行性，社会革命要等到资产阶级阶段完成使命后才能进行。但是在中共一大的会议上，毛泽东愤怒的质问：“这将意味着人类的2/3将继续遭受帝国主义列强整整一个世纪的残酷无情的剥削。”但中国人的反对遭到了共产国际的否决。

1925年5月30日，五卅运动，使中共党员人数由1925年春的1000人激增到1926年7月的3万人，1927年春的5.8万人，中共在城市中赢得更多支持，在农村也迅速的组织起农民。这种增长引起国民党内三派关系紧张，即将和他手下的军官为首的保守派出身于上层阶级被迫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以及处在两者之间的包括国民党左派在内的一派。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很多希望退出国民党而恢复行动自由，但在1926年11~12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会议上，遭到斯大林的明确反对。

当时中国存在两种革命，蒋所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蒋的背后有军官，地主，商人和银行家，中共有群众力量的支持。双方实力对比并不悬殊，但斯大林的指示使蒋介石能自由行动而不必顾及其对手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