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话说清朝的文字狱 -- 翼德

近来看河里的帖子，阴霾信仰提出清朝文字狱现象是民族压迫的一个表现形式，被几种观点连消带打。一是说文字狱西方也有，西方的宗教裁判所就是；一是说文字狱高潮期间清的国力最强盛；还有一个更可笑，说文字狱的受害者都是文人，与平民百姓无关，他不关心。这几种观点都主动回避了问题：清朝文字狱现象是不是民族压迫的一个表现形式？在他们看来，提清朝的民族压迫，是与外国试图分裂中国的意识形态的疑似同路人。这个观点在学术界人士胖大叔那里最明显。

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

文字狱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现象，是与中文模糊性的特点相关的。谳者利用对方的文字，做出与作者本人未必想的解释，利用皇权将对方打击甚至肉体消灭。文字狱的构成有三要素。首先是文字的多义。其次是告发者。最后主导的是独裁的封建皇权。我们看一下宋朝文豪苏轼的乌台诗案即可了解这三要素。

苏轼因为疲于应付新旧党争，主动要求外放。在湖州知州任上给皇帝《湖州谢表》中，他公然写到“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篇文章是祸患之始。御史台的新党官员查阅东坡文字，想找出把柄，结果在东坡六年前的诗《次韵答章傅道见赠》找到：

马融既依梁，班固亦事窦。效颦岂不欲？顽质谢镌镂。

这首诗所表达的意思与《湖州谢表》是一致的。东坡以为自己不求上进，躺平即可。御史台官员指责东坡借诗句影射当今皇帝和首相，是“大不恭”，“讪上”。定案后东坡自料必死。因为太皇太后曹氏对神宗说，当日苏轼兄弟中式，仁宗皇帝在后宫喜，说“朕又为子孙得两个太平宰相”，神宗才有所触动。连王安石本人都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东坡终于逃过一劫，被贬官于黄州，与他相善的旧党人士如曾巩，黄庭坚，司马光等都受到牵连。此案中，东坡的文字，御史台的新党，和皇帝及其皇奶的个人意愿，构成了文字狱三要素。

我们再看清朝文字狱的特点。首先说数量。史家邓之诚先生《中华二千年史》卷五《清代文字狱简表》不完全統計，順治6宗，康熙朝約10宗，雍正朝20多，乾隆朝130多，之后嘉庆朝和光绪朝各1宗，远超以前历代皇朝。近代史家柳詒徵论为“前代文人受祸之烈，殆未有若清代者。故雍乾以来，志节之士，荡然无存。……稍一不慎，祸且不测。”

我们了解文字狱是各级官员通过最高皇权的意志实现的。清朝最高权力有个显著特点是外族入主。因此清朝前期的统治者对提及华夷之辩的文字极为敏感，到了神经过敏的程度。谳者利用这个特点，对政治敌人进行打击，如查嗣庭试题案。甚至在民间的水平，也有因个人恩怨挟私报复，如著名的明史案和一柱楼诗案。

文字狱的后果，如两位清朝学者所言：

【今之文人，一涉笔惟恐触碍于天下国家，……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于世道人心，实有关系。”】

【行事之间，动遭蹇难；议论所及，娄丛谗讥。故人旧友，或相告绝。幸为太平之人，不撄罗网之累。然身心若桎梏，名字若黥劓】

顺治四年（1647年），发生清朝第一起文字狱“函可案”。一位法号函可的和尚因藏有“逆书”《再变记》（记述顺治二年－三年清军入关后惨烈事）而遭逮捕，严刑拷掠后也无牵连他人。多尔衮不欲多事，将函可流放。

顺治十八年浙江乌程（今吴兴）盲人庄廷鑨的明史案，是满清第一起重大文字狱，牵连极广。他欲效法左丘明，苦无学力，遂从前明大学士朱国桢后人家购得明史遗稿，再广邀学者润色整理，以为自己作品，同时刊登知名文人名字二百多于卷首，实际这些人中多数并未参与编纂。书中所用年号是明朝年号，以明政府立场称满清为”建夷“，是清所忌讳事。书成后被县级官员吴之荣索贿不成，越级告发到中枢大臣鳌拜那里，遂成大案。因此案涉及的文人，书商，印刷工人，受庄家贿赂企图大事化小从杭州将军以下的各级官员，总计千余，死者七十多人，官员和文人妻子被发配宁古塔为奴的也有七百多人。金庸小说《鹿鼎记》即以此案为开端。

明史案发时康熙还是个孩子。在他晚年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发生了第二起重大文字狱，南山集案。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在著作《南山集》中引用旧书，其中有南明永历政权年号等犯讳文字。被政敌都御史赵申乔参奏”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逞一时之私见，为不经之乱道。“刑部原定将戴名世斩首，处死家族中十六岁以上男子，而将女眷等没收为奴婢。康熙以牵连太广，“覽奏惻然”，原定处死者皆改流放，“得旨而全活者，三百馀人”。

雍正四年（1726年），查嗣庭任江西乡试正考官，考題第一題是「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第二題「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第三題「其旨遠其辭文」；第四題「百室盈止婦子寧止」，试题中先有“正”，后有“止”字，如同汪景祺《历代年号论》“一止之象”的說法。後又有人查出查嗣庭的文集《维止錄》，有許多「狂妄悖逆」之語，有人說标题“维止”，是「雍正」兩字，少掉上端，意思是要斩首雍正皇帝。查嗣庭因此入狱，在狱中服毒自尽。这是朋党政治的后果。此案反响很大，但具体史实缺乏。

雍正六年（1728年）湖南人曾靜在阅读明末清初大儒呂留良关于华夷之辩的著作之后受到激励，派遣门徒張熙遊說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被告发下狱，酿成了轰动一时的呂留良案。此时吕留良已死。雍正十年（1733年）十二月十二日，下詔吕留良和其子吕葆中剖棺戮尸，子吕毅中斩立決，孙辈流放宁古塔为奴。

乾隆是史上少有的大奸大恶的皇帝，对中华文化的荼毒超过任何人。乾隆六年“谢济世著书案”中，乾隆谕称“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但自乾隆十六年（1751年）波及全国的“伪孙嘉淦疏稿”事件开始，文字狱开始重现。尤其到乾隆中后期，文字狱达到高峰，而且非常严酷。乾隆年间共发生文字狱案件一百多起，大大超过前朝。知名案件有胡中藻诗案、蔡显案、字贯案、尹嘉铨案、沈德潜反诗案，徐述夔一柱楼诗案。徐述夔一柱楼诗案尤其表现乾隆非我族类的自卑心理：

江苏东台县举人徐述夔做一柱楼诗，其中多有词义可自由发挥处。如写他去往北京前的心情，“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写他看到正德年烧制的瓷杯的喜悦，“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这里”明朝”，“去清都”，“大明天子”，“壶儿（双关“胡儿”）”，都是忌讳的词语。还有一句最著名的貌似反诗，“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乾隆四十年（1775年）四月，江苏省东台县监生蔡嘉树与徐述夔之孙徐食田因土地争讼，原來徐怀祖生前向蔡嘉树堂弟蔡耘買田地数顷，價值二千四百两白銀，徐怀祖去世后的第二年，蔡嘉树因地内葬有伊祖坟墓，欲用九百六十两赎回。徐怀祖之子徐食田自然不允，雙方進行訴訟。乾隆四十三年，蔡嘉树唆使如臯縣民童志璘向江蘇學政劉墉告发集中多有怀念明朝、藐视清朝的诗句。案发，徐述夔父子都被开棺戮尸，孙子被处斩。徐述夔的学生徐首发、沈成濯因“列名校对”和“听其命取逆名”被斩首。江宁藩司陶易以“有心袒护，故纵大逆”入狱，患腹泻之症，死于狱中。并牵连蔡显、沈德潜等。

徐述夔作《紫牡丹诗》，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亦称王”之句。蔡显在《闲渔闲闲录》中摘引此句。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三月《闲渔闲闲录》刻成后，分送其门人和亲朋。被人告发后被处以极刑。

江苏人沈德潜是著名诗人，但仕途不利，乾隆三年（1738年）以六十六岁高龄与徐述夔同年中举。他对徐述夔的为人很赏识，为其做传。徐述夔一柱楼诗案发后，在沈德潜生前对其极为友善和赏识，称其“朕的老诗友”，“江南大诗翁”的乾隆不顾脸面，下令“夺德潜赠官，罢祠削谥，仆其墓碑”。

江西人王錫侯做《字贯》，意图对《康熙字典》做出补足，称“字犹散钱，义以贯之，贯非有加于钱，钱实不妨用贯，因名之曰《字贯》”，本是学术著作。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為一個仇家告发。《字貫》凡例写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之名讳（玄燁、胤禛、弘曆），仅缺笔避讳沒有改字法、空字法而已，被乾隆帝指为大不敬。王錫侯被監送京城問斬，子孫七人都被判斬，其他人“充发黑龙江，与披甲人为奴”。

要说文字狱的最高潮，还应该是乾隆御制《四库全书》。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来自民间收藏，反映金及满清历史，不合满清心思的书籍被毁,被删,被改。学者任松如在《四库全书答问》序说：“删改之横，制作之滥，挑剔之刻，播弄之毒，诱惑之巧，搜索之严，焚毁之繁多，为所欲为。诛戮之惨酷，铲毁凿仆之殆遍，摧残文献，皆振古所绝无。虽其工程之大，著录之富，足与长城运河方驾，迄不能偿其罪也。”

客观的史实事实我认为都可以谈，也应该谈。观点不同可以辩。

但是借民族矛盾来分裂民族和国家，没得谈。

民族矛盾，是外来阶级要强占另外的一个或一个以上具有同种民族属性的阶级生产资料所有权、使用、分配权所产生的矛盾，说到底它也是阶级矛盾。

如果真有一个仁义之师，真心改善其它国家的阶级压迫，我觉得也可以谈。

如果真能无产阶级大联合，果然革了国家和民族的命，消灭剥削和压迫，我举双手赞成。

从来河友说不能脱离阶级叙事。

真的有一天，要消灭其他民族，那就种族叙事呗，倒了不是肯定会顺利发展到无产阶级级大联合。说到底，就是看需要。

例如，我们和平解放了西藏，进行了民主改革。对于藏族奴隶主来说，他们可以把这个过程描绘为民族冲突和压迫，事实上这也是他们一直在作的。但对于广大藏族奴隶来说，这就是解放。

如果不用阶级叙事，只是笼统得谈什么民族冲突和压迫就很容易陷入别人的语言陷阱，混淆是非，进而搞乱自己的认知。

什么“清风不识字，无故乱翻书”之句，是民国时期的伪造。名气确实大，不过嘛，把徐述夔都包装成抗清义士了，他敢认吗？

关于“一柱楼”诗案的原委，我在其它贴子里说过，先不说了。

关于清朝文字狱为什么不能说是以“民族矛盾”“民族压迫”为主。这里稍微提一下。

所谓“民族矛盾”“民族压迫”，是以民族为单位，对另一个民族实行压迫，剥削。从阶级史观的角度来说，这种压迫是本民族内部阶级压迫的延伸。

后一句我们先不要管，就看前一句，首先要明确一点：民族压迫是以民族为单位，举个例子，比如日本侵华战争，就是日本以民族为单位，对中国进行侵略掠夺和压迫，这不仅是日本统治阶级一个集团的意愿，而是得到了日本国内大多数集团的认可和配合。

清朝也一样，比如说清初三恶政是比较明确的具有民族压迫的特征。这里的政策划线是以民族为单位。获益的是满人，而遭受压迫的是其它各民族，包括汉人。

但是文字狱不同。首先文字狱的出现和取消，是以君主的意志为转移，而不是以民族为单位，文字狱的对象不仅是汉人，而且也包括满人。

其次，整个满人集团并不是都一致认同文字狱，相反各级满族官员在文字狱上有大量的推诿和柔性不配合情况的出现。

第三，文字狱的政策不存在连贯性，不同的君主有不同的政策取向和宽严标准。

第四，绝大部分文字狱都是政治斗争的结果，简单点说，不是因为文字而获罪，而是因为先获罪，再以文字加重罪行。

以上可以看出，文字狱的出现和泛滥都是封建社会皇权专制的结果。皇权的扩张是文字狱的根本原因。

这可是你说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他如果是抗清义士，那清廷以文字狱对付也他无错。

他如果不是，而只写那几句诗，那就是文字狱，无意义的迫害，还是因为满清君主的民族自卑情结发生的文字狱。

懒得再重复。

怎么说呢，以后要抄书的话，还是要选择一下，找本稍微靠谱的。你引的“一柱楼诗案”资料中，除了第一句，其它都是民国时人伪造的，当然伪造的还不止这些，你这本书抄伪造的都没抄全，太懒了。

知道你专业人士。我等草民确实只知抄书。

你连民国期间的伪作都考证出来了。你索性考证一柱楼案是伪作，是革命党诬陷乾隆，岂不干净。

你去把这些著名文字狱都一一考证其伪，才显出你专业人士真功夫那。

本文引自中国档案出版社的纸文《清朝档案揭秘》,关于徐述夔一柱楼诗诗案的来龙去脉.

刘墉与文字狱

哈恩忠

在我们印象中，电视剧中的刘墉，清正廉明，刚直不阿，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在翻阅现存清代档案史料时发现，刘墉参与制造了一起文字狱案。

　　这个文字狱案，就是在清史上著名的“一柱楼诗”案。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八月，时任江苏学政的刘墉接到该省如皋县民童志夔呈缴的《一柱楼小题诗》和《徐述夔传》。经过查阅，刘墉认为诗中“语多激愤”，“或者因愤生逆，亦未可定，其所著述如有悖逆，即当严办；如无逆迹，亦当核销”，再查徐述夔是乾隆三年（1738年）举子，此时已故，当即向乾隆皇帝奏报，同时移文该省督抚查办。究竟诗中如何“语多激愤”而从生逆言，刘墉显然不十分清楚，只好把最后裁定权交给乾隆皇帝。

　　其实，早在刘墉接到呈控之前，已有人举报徐述夔诗文。乾隆四十三年四月六日，徐述夔之孙徐食田因与同县监生蔡嘉树争吵生嫌，恐蔡嘉树借机报复，首告徐述夔诗文违禁，遂向东台县报书自首，只是由于当地官员，包括督、抚、道、府、县各级没有认真究办，耽搁下来。

　　乾隆皇帝接到刘墉奏报后，龙颜大怒，谕令严办，并严斥当地官员办事不力，“查明该管之县、府、司、道各官，一并参处”。眼看大祸临头的当地官员，为保住乌纱帽，纷纷追查徐述夔诗文一案；抄没徐氏家产，将其家属及刊印徐诗有关人员押解赴京，徐述夔所写诗文俱查缴赴京。十一月，经过刑部会审，对徐述夔诗做出结论，认为“一柱楼诗”中“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一句，借朝字双音，用朝夕之“朝”代明朝之“朝”，暗指明朝；不用“到清都”，而用“去清都”，“显寓欲复兴明朝之意”，实在是十恶不赦，应按大逆律治罪：徐述夔及其子刊写逆诗，俱已死，故剖棺戮尸，其孙徐食田等人藏匿逆书，被判了斩监候，秋后处决，其余徐氏家人等，俱各治罪，或流放，或为奴，人人自危的当地各级官员十三人亦被严办，或革职，或流放，或处决。至此，上上下下牵连数十人的这起著名的文字狱审结。

　　文字狱作为清朝统治集团桎梏人民思想，强压民族矛盾的特殊手段，在乾隆时期达到高潮，刘墉作为统治集团成员，涉及参与文字狱，有其历史必然性，但正如史书中所载，刘墉官居高位，政绩平平，在这起文字狱案中，只不过时机巧合，刘墉以奏报人身份出现，摆脱了受牵连的干系，如若不然，刘墉很可能亦受到查处。

近代历史学家萧一山先生（1902年5月7日－1978年7月4日）著《清代通史》（1923年），其中对乾隆朝文字狱有如下记载：

【弘历对于汉人即以压制为政策，故缘指摘诽谤，以兴大狱者，乃层出不穷。杭世骏以时务策而被斥，胡中藻、鄂昌以影响附会之辞而遭显戮；即曾邀特赦之曾静，亦不惜翻先朝之旧案而诛杀之，是皆雷霆之先声也。乾隆二十二年又有彭家屏、段昌绪之狱：家屏、昌绪皆河南夏邑人。家屏为李卫之党，曾官河南布政使，昌绪为县邑生员。是年弘历南巡，家屏于接驾召见时，面奏夏邑等四县被灾积歉情形，诏令同巡抚图尔炳阿往查给赈。弘历发自徐州，有夏邑民张钦遮道陈诉，谓地方官所办不实。及过邹县，复有刘元德陈诉夏邑散赈不实。高宗以二人引类越疆，连日渎诉，询系昌绪指使，令侍卫往查，即于昌绪室中，搜出吴三桂檄文，昌绪为之浓圈密点，加评赞赏。弘历以该处既有此檄，则传钞所及，恐家屏家亦难保其无有，因遣使查办，并召家屏入京面询。家屏供藏有明末野史《潞河记闻》、《日本乞师》、《豫变纪略》、《酌中志》、《南迁录》并钞本天启崇祯年间政事等书。而家屏子传笏闻风概行烧毁。昌绪之檄，钞自司存存、司淑信，司则得自郭芳寻家。家屏之书，则得自昆山徐乾学家。狱具，家屏论斩，昌绪立决，除郭徐已故不究，淑信、存存及传笏皆应斩。乾隆三十二年，又有齐周华之狱。周华名赤若，天台人，与叔召南齐名。后为道士。年三十五，因吕留良案发生，上书为之抗辩。疏略云：“吕留良生于有明之季，延至我朝，著书立说，广播四方，其胸中胶于前代，敢妄为记撰，偏见甘效顽民，世论共推义士。又以其书能阐发圣贤精蕴，尊为理学者有之。夫曾静现在叛逆之徒，尚邀赦宥之典，岂吕留良以死后之空言，早为圣祖所赦宥者，独不可贷其一门之罪乎?”浙吏威胁言诱，令其中止，周华不允，遂下狱。濒死者数，而矢志不移。部议永远监禁。乾隆元年始得释放，修道于武当山琼台观。乾隆三十二年，因年老回家省母，往访召南，召南以礼部侍郎休致家居，写“僧道不许滥入齐府”字揭于门首。周华以为召南有意拒绝，遂作呈词自诉，浙抚熊学鹏奏闻。诏磔周华，以召南循隐近族逆词革职。周华自以为东方木星，木不斫，不成器，所以为吕晚村鸣冤，即准备受刑。此次自诉，书门联一副云：“恶劫难逃，早知不得其死；斯文未丧，庶几无忝所生。”其苦衷，盖欲激励读书人之气节，始甘就刀锯鼎镬而不辞，真异人也。

乾隆四十三年，又有徐述夔之狱。述夔字赓雅，江苏举人。所著《一柱楼诗》，多诋淇清人语。如《咏正德杯》云：“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取胡字之音搁半边。”又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之句。弘历以其显有兴明灭清之意，诏与其子徐怀祖并戮尸。其孙食田、食书及校对者徐首发、沈成濯等俱坐死。前礼部尚书沈德潜字确士，号归愚，谥文悫，江苏长州人，以诗名曾为作传，称其品行文章可法，命毁其御赐祭葬碑文，革去官爵，撤出贤良祠。野史谓德潜以诗学致卿贰，告归时，弘历以己所著诗集，委之改订，颇多删润。德潜死，调其诗集进呈，则平时为之点窜及捉刀之作，咸录焉。弘历大恚，始有革爵撤祀之令．又阅其《咏黑牡丹》诗，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指为逆词，令剖棺锉尸。四十四年又有冯王孙之狱，沈大绶之狱，石卓槐之狱，祝庭铮之狱。王孙所著《五经简咏》中有“飞龙大人见，亢悔更何年”二语，谓其有复明削清之意，凌迟处死，传首本籍示众。其子生梧、生桐斩决，生棣发遣。妻及二媳二孙，俱付给功臣之家为奴。大绶、湖南临湘人，刻《硕果录》、《介寿辞》二书，故后其子荣英呈首，谓有悖逆语，高宗以非出实情，不能轻纵，诏闻棺戮尸，荣英及作序刊刻陈湄、江苏斩决。大绶之兄弟子侄九人一并坐斩。妻媳孙俱为奴。收藏书板之庄老满亦坐斩。分送定书之人均杖流有差。卓槐著《芥圃诗钞》内有“大道日以没，谁与相维持?”“厮养功名何足异?衣冠都作金银气”之句，诏凌迟处死。妻妾及子均付给功臣之家为奴。列名校订之蒋业晋、曹麟开发往乌鲁木齐。祝廷铮《续三字经》内有“发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等语，诏开棺挫尸，其孙祝浃等五人坐斩。又查办其祠宇碑记，闻风磨去其父祖名字者，祝潆等六人杖流有差。知府朱遐龄知县萧立选俱革职。四十五年又有戴移孝之狱，移孝所著《碧落后人诗集》有违碍语。其子昆《约亭遗诗》内又有“长明宁易得”、“短发支长恨”、“且从卜太平”等句，移孝、昆皆戮尸。曾孙世道斩决，孙用霖、曾孙世德、世法斩监候。孙媳等发为奴。作序之人皆革职。四十六年又有卓长龄之狱。长龄《高樟阁诗集》内有“可知草莽偷垂泪，尽是诗书未死心!”“楚衽乃知原尚左，剃头轻卸一层毡”等句，其子敏慎、征孙、轶群诗集俱有违碍语，被人控告，俱开棺挫尸，孙及曾孙等五人并坐斩。乾隆四十七年，又有方国泰之狱。国泰安徽歙县生员，其五祖方芬，著有《易经补义涛浣亭诗》；其七世祖有《陛辞疏草》一本，国泰将《补义疏草》两书，上之学政，请匾奖励。当经查出《涛浣亭诗》内有“征衣泪积燕云恨，林泉不共马蹄新”、“乱剩有身随俗隐，问谁壮志足澄清”及“蒹葭欲白露华清，梦里哀鸿听转明”等句。巡抚谭尚忠奏称语意狂悖，请锉芬尸，国泰立斩。弘历以言辞隐约，不过书生遭遇兵火，流离转徙，为不平之鸣，并无公然毁谤之处，不比于徐述夔之“一举去清都”也。诏刑部查明定拟。旋议国泰不将诗呈出，系有心藏匿，照律量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四十八年又有李一、乔廷英之狱。李一《糊涂词》内有“天糊涂，地糊涂，帝王师相，无非糊涂”等语，被乔廷英呈首。而乔作诗稿内，亦有“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及“志士终当营大业”等句，二人皆凌迟处死。两家子孙五人并坐斩，妻媳俱付给功臣之家为奴。凡此皆对于汉人恢复思想，而加以摧抑压制之者也。至若明末遗老之著述，有关于前朝遗事之记载，或微吟深讽，以寄其蛮夷猾华之痛者，悉搜剔之不遗余力。如钱谦益之《初学集有学集》，屈大均之《翁山诗文集》，金堡之《遍行堂集》，谢济世之《梅庄杂著》，陈建之《喜逢春传奇》等，皆于是毁板禁行，而禁书之令所罗得者，乃不下万余种《国粹丛书》所刻《奏缴咨》《禁书目》内载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上谕，据江西巡抚海成奏：将各属续获应毁书籍，前后共有八千余部之多。看来查办遗书一事，惟海成最为认真，故前后购获应毁禁书籍，较江浙两省尤多。江西一省如此，合十八省当近二万矣，检摘字句，稍有不当，即指罪而刑诛之，一时文网密布，告讦纷起。 】

《清实录》是满洲自己修订的历史记录。从关外开始，直到末代皇帝的《宣统政纪》，是研究清史的资料来源之一。下面是乾隆朝四十三年关于徐述夔一柱楼诗案的批示。文中并未有具体的”悖逆“字句，但是提到徐一篇文章中关于”有云若姓氏物之红色者。是夫物之红。非即姓之红也。红乃朱也等语。显系指称胜国之姓。“。一个”红“字就让他联系到”朱“字，就联想到前朝，他这不是心虚导致神经过敏么。

【谕军机大臣等、据刘墉奏、如皋县民人童志璘、投递呈词。缴出泰州徐述夔诗一本。沈德潜所撰徐述夔传一本。其徐述夔诗内、语多愤激。现移督抚搜查办理等语。徐述夔身系举人。而所作诗词。语多愤激。使其人尚在。必应重治其罪。今徐述夔虽已身故。现据童志璘、呈其所作之一柱楼诗。已有怨愤之语。其未经查出之诗文。悖逆词句。自必尚多。不可不严切查究。搜毁净尽。以正人心而厚风俗。且正当查缴违碍书籍之时。而其子不将伊父诗文呈出。亦当治以应得之罪。至沉德潜、为此等人作传赞扬。亦属非是。念其已经身故。姑免深究。阅其所作传内、有伊弟妄罹大辟。阅十七月而冤雪之语。徐述夔之弟。系属何人。曾犯何罪。作何完结。并著查明原案。详悉覆奏。又另摺奏称、有丹徒生员殷宝山、当堂投递狂悖呈词。并于其家中、搜出诗文二本。语多荒谬等语。殷宝山所呈刍荛之献。深诋士习民风吏弊。竟以为耳闻目见。无一而可。其人必非安分守法之徒。但所言猥琐。转可置之不问。至阅其岫亭草内、记梦一篇。有云若姓氏物之红色者。是夫物之红。非即姓之红也。红乃朱也等语。显系指称胜国之姓。故为翁子徽国之语以混之。尤属狡诡。该犯自高曾以来。即为本朝臣民。食毛践土。乃敢系怀故国。其心实属叛逆。罪不容诛。著将书本、发交萨载。即提该犯到案。就此条严加刑讯。诘其是何肺肠。取具切实供词。勿任展饰。按律从重问拟具奏。其徐述夔诗、并著查明。据实办理。至昨岁因王锡侯大逆之书。曾谕督抚等、饬属实心查察。遇有不法诗文。随时查办。今殷宝山悖逆之词。经刘墉搜查而得。即行具奏。该地方官、平日竟置若罔闻。高晋、萨载、杨魁、所司何事。应得何罪乎。著传谕高晋等、即行明白回奏。并查明该管之县府司道各官。一并参处。并谕刘墉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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