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温故而知新：到底啥样叫社会主义？ -- 给我打钱87405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宣传部制发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纲》指出：实现党在过渡时间的总路线，就是要充分地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并且把现有的非社会主义工业变为社会主义工业，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为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的领导力量。实现党在过渡时间的总路线，就是要扩大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把农民和手工业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人所有制改造为合作社社员的集体所有制，把以剥削剩余劳动为基础为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改造成为全民所有制。《提纲》强调：“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毛泽东在这里加写了一段话：“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 只有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有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

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国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工业化，是近代中国仁人志士共同的追求和理想……只是到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才获得在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基础上建设国家工业化的基本条件。毛泽东在新中国前夕指出：我们的国家在政治上已经独立，但要做到完全独立，还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新中国成立后，随着1952年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基本结束，中国人民久已期盼的这个历史机遇终于到来了。

中国实现工业 化，在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只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不可能走靠压榨本国人民和掠夺海外殖民地获得原始积累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旧中国受外国垄断资本的压迫和本国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始终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独立以后的中国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主要依靠内部积累，使国家有强大的重工业可以制造各种必要的工业装备，使现代工业能够完成领导整个国民经济而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占绝对优势，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为全部工业的主要基础，才能加快推进国家工业化，真正赢得经济上的独立。因此，中国作为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工业化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至于建设国家工业化应该采取怎样的发展战略，则需要根据中国实际和历史条件作出选择。

工业革命以后，世界上有几种不同的工业发展模式：十七八世纪英国、美国等早期工业化国家，以发展轻工业起步，待积累了大量资本后，再发展重工业。这种工业化模式经历了相当漫长的过程。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日本，在继承早期工业化发展所创造的科学技术成果的基础上，由政府投资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由民间投资发展轻工业，政府与民间并重，很快成为后起工业化国家。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打破帝国主义的包围，捍卫国家安全，在沙俄时代军事工业初步发展的基础上，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在短期内建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欧洲第一强国，并为战胜德国法西斯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尽管在工业过程中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相对缓慢，但苏联实现工业化的高速度和建设成就为全世界所瞩目，尤其对处于落后状态但正在走向社会主义的中国有着更切近的示范作用。抗日战争后期，国民政府财经部门在讨论战后国家重建问题时，就有不少人主张学习苏联经验，实行国家统制经济，“先图强，后致富”，以防外敌入侵使国内经济建设毁于一旦。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开始考虑国家工业化战略问题。基于我国经济基础薄弱、资金匮乏等情况，曾设想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以供给工业足够的原料和粮食，并为工业的发展扩大市场和积累资金，同时把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一步，然后才有可能集中最大的资金和力量去建设重工业的一切基础。然而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同美国在朝鲜战争上进行力量悬殊的较量，凸显了工业实力不强、武器装备落后给稳定战局带来的制约和影响。这种强烈对比，使得加快实现中国工业化、国防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更为紧迫……面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西 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和禁运，中国领导人不能不考虑尽快建立重工业基础，以增强综合国力，抵御外敌的侵略威胁。一方面，有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快速实现工业化的经验可资借鉴；另一方面，中国的轻工业相对来说有一定的基础，有很大的后备力量，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可发挥相当的增产潜力。同时，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农业生产的经验表明，把农民组织起来搞互助合作，平均产量可以提高15%到30%，在农业合作化后，各种增产措施更容易见效。因此，国家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是有客观可能的。综合分析各方面因素，经验权衡利弊，中共中央作出了优先发展重工的战略决策。

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毛泽东有个言简意赅的概括：“重点是用一切方法挤出钱来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

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党中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和教育工作。首先在党内迅速统一了认识，并在全国人民中取得广泛的理解和拥护，使党和国家的工作全面转向动员一切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新阶段。

1953年6月至8月，党中央举行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会议听取和讨论了高岗、李富春分别作的关于经济建设计划的报告，李维汉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的报告。周恩来在会上传达了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指出：我们 在各个方面执行任务、检查工作和批判错误的时候，都必须以党的总路线为指针。毛泽东到会作了团结全党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而奋斗的讲话。这次为期两个月的会议，成为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和贯彻总路线的一次动员大会。

9月7日，毛泽东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向他们解释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毛泽东说：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这一点无论在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方面都应该明确起来。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根据毛泽东的建议，9月8日至11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召开第四十九次党委扩大会议，邀请部分工商界代表人物参加。周恩来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和总结讲话。针对工商界对社会主义改造的疑虑，周恩来系统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和步骤。他指出：国家资本主义并没有取消资本主义所有制。工商业者只要遵守国家政策法令，不投机不垄断，以企业产品用于满足人民的需要，他们的任务就是光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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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第一届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开幕。根据毛泽东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的精神，大会主席陈叔通在开幕词中号召全国工商界人士要为实行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正确地发挥私营工商业的积极作用而奋斗。李维汉到会发表讲话，阐述了党对私营工商业的有关政策，尤其对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作了具体说明。……大会于11月12日通过决议，郑重宣告接受和拥护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对私营工商业所采取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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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3年底开始，在工矿企业和全国农村普遍开展了对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活动。11月25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下发《关于学习、宣传与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示》，要求务必使每一个职工和家属懂得，只有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才能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国，才能满足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日益增长 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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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间，《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必须大张旗鼓地向农民宣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领导农民走大家富裕的道路》等多篇 社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了国家为什么要实现 工业化，工业化与农业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有什么关系等道理，使广大农民群众懂得了支援国家搞工业化，就要多卖粮食给国家，而要多打粮食，必须组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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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和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党、全体人民中间普及社会主义观念的一次空前规模的学习活动。……总的来看，这次学习和宣传活动最重要的是在党员干部、人民群众的广大范围内，切实地解决了由新民主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转变问题……

制定一部切实可行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中期计划，是完成过渡时期总路线规定的工业化主任任务的重要步骤。早在1951年春，中央财经委员会即根据“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部署，着手试编第一个五年计划，1952年7月形成第二稿，即《1953年至1957年计划轮廓（草案）》。经中央政治局讨论，以该轮廓草案作为向苏联提出援助要求的基本依据。

1952年八九月间，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为代表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苏联，主要任务是就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同苏方交换意见，争取苏联政府的援助。斯大林在同周恩来等的会见中，对中国的五年计划提出一些原则性建议，并表示苏联愿意对中国的五年计划建设在资源勘探、企业设计、设备供应、提供技术资料、派遣专家及提供贷款等方面尽力给予帮助。

周恩来、陈云先期回国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经讨论，中央确实了必须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集中有限的资金和建设力量，首先保证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基本建设，特别是确保那些对国家起决定作用，能迅速增强国家工业基础与国防力量的主要工程的完成等指导思想。根据中央的指示，1953年初，中财委对五年计划进行了第三次编制。同年6月，改由国家计划委员会进行第四次编制。

尚留在苏联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在中财委副主任李富春的领导下，同苏联政府有关部门进行广泛接触，征询意见，商谈苏联援助的具体项目。苏联政府对中国的“一五”计划给予高度重视，对中国五年计划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经济发展速度，重工业和基本建设的规模以及具体落实援建项目等进行了具体研究。1953年4月，苏方正式向中方通报了对中国“一五”计划轮廓草案的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经研究后，赞成苏联对我国五年计划提出的建议和设计项目清单，表示中国政府愿尽一切力量来完成协定文件 中所规定的义务 和责任。

5月15日，李富春受中共中央委托，代表中国政府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等文件，规定苏联援助中国新建和改建91个工业项目。加上1950年已确定援建的50个项目，共有141个项目。这些项目包括钢铁、有色治金、煤矿、石油炼油企业、重型机器、汽车、拖拉机制造厂、动力机器及电力机器制造厂、化工厂、火力发电站等，还有若干 国防工业企业。到1954年10月，苏联政府又增加了15个援助项目，由此形成我国“一五”时期苏联援助建设的156项重点工程。这些项目的建设，构成20世纪50年代中国工业建设的核心和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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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以陈云为主持人的八人工作小组，对“一五”计划纲要草案进行第五次编制。由于旧中国留下的统计资料很不齐全，国内资源状况不明，难以掌握原有企业的生产能力，同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部门都缺乏编制经济建设计划的经验，因此，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只能采取边制定、边执行的办法，不断进行修订、调整、补充，前后历时四年，五易其稿，终于形成了我国初期工业化建设的蓝图。1955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原则通过了五年计划草案。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主持拟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会议认为，这个计划“是全国人民为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而奋斗的带有决定意义的纲领，是和平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的指导方针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的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按照上述指导方针，“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五年中将新建一批规模巨大、技术先进的新兴工业部门，同时要用现代先进技术扩大和改造原有的工业部门；要合理利用和改建东北、上海 和其它沿海地区城市已有的工业基础，同时要开始在内地建设一批新的工业基地。五年内国家用于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的投资总额达766.4亿元，折合黄金7亿多两。这样巨大的建设投资，是自孙中同提出建国方略以来，旧中国历届政府都无法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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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既借鉴了苏联的建设经验，又结合了中国的实际情况。虽然制定的过程长了一些，但经过多方面 的反复论证，总体是一个比较好的中期发展计划，在我国工业化建设的起步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如下决定：一是减少行政层次，取消大区一级的政府职能，将大行政区人民政府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作为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在各该地区进行领导与监督地方政府的机关。二是调整省区建制，加强省、市级人民政府的组织，加重省、市级领导的责任。三是加强中央人民政府机构，增设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体育运动委员会、高等教育委员会、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四个部门。这是适应即将开始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新形势和新任务而采取的重要措施。

新增设的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由高岗任主席，邓子恢任副主席，陈云等15人为委员。为切实加强计划工作，保证国家计划的执行，1953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关于建立计划机构的通知》，要求中央一级各国民经济部门和文教部门，必须迅速加强计划工作，其有关计划业务，应受国家计划委员会指导；综合编制各行业长期和年度计划，并检查计划执行情况，积极推动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壮大，保证各社会经济成分逐步按比例发展。

由于 国家正在进入工业化建设时期，各方面的工作都要求中央的领导更加集中。但实际情况是，党中央的负责同志过少，工作却十分繁重；另外，党中央的办事机构也不能适应这样的要求。从1952年下半年起，中共中央决定将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各中央局的书记抽调回中央，以加强中央的领导，同时加强中央现有各部、委、办的组织及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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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历来重视正确 地组织党的干部力量来完成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在毛泽东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后，党就预见到工业干部、特别是领导骨干必须早一步准备，以便原来不熟悉或者根本不懂得工业的干部，能够在计划经济建设开始以前有一二年的时间在新的工作岗位上进行学习，才能与工业化建设密切配合起来。为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到来，中共中央在1951年10月便决定抽调3000名县处级和县处级以上的干部到国营工业部门工作。1952年下半年，中央先后三次从地方抽调5000多名干部到中央各部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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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中共中央于1953年9月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会议着重研究了干部工作面临的新情况，认为必须为苏联援助的新建、改建与扩建的100多个重点项目的厂矿企业，配备足够数量和一定质量的干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鲜明地提出，必须如同战争时期选派大批干部到军队中去一样，下决心抽调大批地委级以上的优秀干部到工业战线上去，派他们去掌握新建和改建的工厂和矿山，把他们锻炼成为工业建设方面胜任的领导骨干。除解决领导骨干外，还要根据统一调整、重点配备、大胆提拔的原则，对厂矿企业十分缺乏的大量管理干部给予合理的解决。另外，还要解决今后五年内所需要20万技术干部的问题，必须以最大努力和最快速度从工人和知识分子中大量培养新的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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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自1952年至1954年三年中，全国抽调到工业部门工作的干部共有16万多名，其中为苏联援助的重点厂矿选调的领导干部就有3000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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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工业化建设带动了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工业战线以外的其它部门也迫切需要配备相当数量的干部……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干部文化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要大量培养和提拔工农干部，有计划地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和业务水平，特别使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逐步提高到相当于高小以至初中毕业程度，以便有效地学习政治理论，掌握业务知识，把他们培养成为各项建设事业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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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中央和地方党的组织部门和政府有关部门通力合作，密切配合，经过统一调整、重点配备、大胆提拔、加快培养等一系列工作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上满足了我国工业化建设初期对各方面干部的迫切需要，为顺利完成“一五”计划建设任务提供了组织上的重要保证。

1953年是我国由恢复经济到进行计划经济建设的第一年，全国经济情况基本是稳定的……但另一方面，经济工作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

首先是在修正税制方面出现偏差。鉴于几年来社会经济不断改组，经营方式和流通环节发生变化，国家税收有下降趋势，中财委对1950年税法进行了若干修正，经政务院批准于1953年1月1日开始施行。由于没有充分估计到税制的变动将牵涉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新税制有些条文修改得不适当，主要是变更纳税环节，将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缴纳，实际上对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加收一道税，而私营大批发商却不纳税，在宣传上则不适当地强调“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在新税制公布后很短的时间里，引起物价波动、思想混乱现象。各地纷纷向中央反映，毛泽东就此事进行查究并提出批评。

另外，由于缺乏经验，对我国现有国力和经济建设可能达到的规模了解不够，中财委在编制1953年国家预算时，为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增加基本建设投资，不适当地把上年结余的30亿元列国家预算收入，使预算收入的底子铺大了，发生预算支出膨胀现象。由于预算收支一开始就失去平衡，当年8月即出现21亿元赤字，银行信贷资金紧张，商业部门不得不压缩库存，影响了正常的商品流通。同时，后备力量留少了，也不足以应付意外之外的需要，使国民经济发展发生了一定的困难。

中央及时发现这些问题，在1953年夏季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着重检查了前一时期在税收、商业、财政、银行工作中发生的偏差和问题。8月11日，周恩来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作结论报告，深刻总结了经济建设工作的经济教训，提出应极大地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发展生产，保证需要，提高计划性，防止盲目性。要求在生产实际基础上，区别轻重缓急，逐步解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要。（二）重点建设，稳步前进。要求一切计划必须建立在可靠 的基础上，国家财力必须集中使用在建设的主要方面，提倡节约，反对百废俱兴；必须有足够的后备力量，以保证有决定意义的基本建设的完成，并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意外需要。（三）既要加强集中统一，又要发挥地方与群众的积极性。在原则上，集中统一必须加强，但这并不取消因地制宜的灵活性，尤其不应妨碍而应发扬群众搞好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四）必须加强和服从党的统一领导，各级党委必须抓紧政府工作，尤其是财经工作，党的部分组织必须统一服从中央，以减少或避免可能发生的错误。（五）为了减少盲目性和少犯错误，必须向一切有经验和知识的人们学习。

9月14日，陈云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作报告，着重分析了财政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问题。他指出，修正税制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说法，从表面上看是公平的，但因国营商业的全部利润要上缴国家，还要承担着维持生产、稳定市场的责任，实际上对国营商业是不公平的。问题发生后，中央采取补救措施，对私营大批发商恢复一道税，给予一定限制。关于商业工作中的问题，主要是对市场需要量估计不足，对物资积压估计太高，一度采取“泻肚子”措施，减少加工订货，减少对国营工厂产品的收购，导致市场出现脱销现象。在财政预算方面，主要是列支去年节余的数额没有那么多，产生预备费不够用等问题。

针对财经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中央在1953年下半年采取紧急措施，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所有这些措施，都得到严格的贯彻执行，很快扭转了经济工作的被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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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国家财政预算的编制，坚持了“收入打足，支出打紧，留有余地”的方针，避免了收入科目的虚假性。当年国家预算执行的结果，不仅没有动用上年的结合，而且收支相抵，结合16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五年来财政工作日子最好过的一年。1954年，我国长江中游、淮河流域和华北平原地区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在抗洪抢险、战胜严重自然灾害的困难条件下，各项建设事业仍较好地完成了国家计划。1955年，我国工业因上年农业歉收而受到影响，但经过努力，基本建设任务完成了计划的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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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来说，“一五”计划头三年工业化建设取得很大成绩。1953年12月26日，鞍山钢铁公司新建的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七号炼铁炉三大工程举行开工生产典礼。这是新中国重工业 建设中首批竣工投入生产的重要工程，大大加强了以鞍钢为中心的东北钢铁基地建设，为全国钢铁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到1955年，基本建设投资已经完成五年计划投资总额的51%；计划要求五年内建成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455个，已有253个建成投产或部分投产；苏联帮助设计的156个重点建设项目，有106年正式施工，已经投产的29个；工业增长 速度三年平均为17.4%，高于计划要求年平均14.7%的水平。许多新建工业企业或工业生产单位采用了苏联先进的技术装备，如机械工业中的哈尔滨量具刃具厂、沈阳第一机床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电力工业中已建成的富拉尔基热电站、抚顺火电站、丰满水电站，以及新建的煤矿矿井等。

这些新的工业企业陆续投入生产后，工业 的生产能力迅速提高。从1952年到1955年，现代 工业在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26.7%到33.6%，全国工业（包括手工业）中生产资料生产所占比重比35.6%上升到42.5%。尤其是机械制造工业 有了长足的发展，初步形成了40个制造系统，能制造1900多种比较重要的产品，在数量上能满足国内建设的一半需要。国家已经能够生产火车机车、大型机床、电机、现代采煤机械、地质钻探机械等大型设备，并试制成功初教5教练机。“一五”计划规定我国发电量平均每年增长17%，而1953年至1955年，实际发电量平均每年增长17%，而1953年至1955年，实际发电量平均每年增长19%，使我国成为同期世界上电力增长最快的国家。交通运输方面，第一座横跨长江天堑的武汉长江大桥已正式动工兴建，全长2255公里的康藏公路建成通车，兰新铁路黄河大桥建成通车。到1955年底，全国公路建设已经提前完成“一五”计划的任务。

……“一五”计划实施的情况表明，经济建设要继续高速发展，面临的困难还是相当大的。最突出的问题是农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工业发展的需要……1953年、1954年农业生产因受灾而歉收，致使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由1953年的30.3%下降到1954年的16.3%，1955年再降至5.6%，这说明农业收成的好坏，直接影响工业 生产增长的快慢。

能源、交通运输、原材料工业产品的生产，也赶不上工业建设发展的需要……这种产业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不是靠短期突击所能解决的……

怎样把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需要探索并正确解决的大问题。1953年2月，党中央将1951年12月下发试行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作了个别修改，作为正式决议发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委施行。这个决议要求在条件比较成熟的地区，有领导、有重点地发展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土地入股为特点，其性质，一方面是在私有财产基础上，农民有土地私有权和其他生产手段的私有权，农民按入投的土地分配一定的收获量，并按入股的工具及牲畜取得合理的代价；另一方面是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又有部分社会主义因素，如实行计工取酬，按劳分红，并有某些公共的财产等。中央认为，“这种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形式又正是富有生命的有前途的形式。”

……毛泽东在约见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时指出，农村工作部的任务，是把四万万农民组织起来，在工业化帮助下，逐步走向集体化。这是党在农村的基本任务。这个问题很复杂，在某种意义讲，比工业化更困难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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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春，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总体上健康的，但在华北、东北、华东等局部地区出现了急躁冒进现象，在农民群众中引起了思想混乱，并直接影响了备耕工作和春耕生产。3月8日，邓子恢将这些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当天就发出《对各大区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发展的五年计划数字的指示》，16日又发出《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17日发出《关于布置农村工作应照顾小农经济特点的指示》，19日发出《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在这些指示中，中央深刻分析了农村各项工作中产生急躁冒进、强迫命令的错误和屡纠屡犯的原因，指出不顾小农经济的私有性、分散性这些本质特点，强求经营条件的整齐划一，未经群众自己亲身的体察和经验就急于推广生产改革，必为群众所难接受，带来损失并引起农民的怨恨，将好事变成坏事。因此，各地在向农村布置和进行工作，领导农业生产的时候，要时刻记住并照顾到小农经济的特点，不可自上而下地强求一致完成；即使在农业互助合作组织普遍发达的农村，也要考虑到目前这些组织还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之上的，对一些行之有效的先进技术和耕作方法，应深入农民中总结与提高一步，并逐渐推广，不能命令群众一下子执行。中央强调，切不可将行之于集体农庄及生产合作社的办法，机械地用之于个体农民；这一个原则如不掌握好，则所有的好事都会变成坏事。

为了更有效地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偏差，需要对中央的决议和方针政策作公开的正确 的解释。为此，《人民日报》于3月26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和《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同时发表题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的社论。这篇社论经毛泽东审阅修改，把中央指示的精神概括为必须首先解决两个关键问题：第一，各级领导机关要“切实将生产任务当作当前农村中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反对工作上的平均主义和分散主义”；第二，要“从小农经济的生产现状出发改进对农业生产运动的领导方法，使之符合于现在农村经济的现实状况，反对工作上的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4月1日，中共中央将上述两个条件和《人民日报》社论汇编成《当前农村工作指南》一书。毛泽东在为该书写的按语中指出，这三个文件“揭示了党在当前阶段指导农村工作时所必须掌握的理论认识和重要政策原则，以及群众路线工作方法”，要求一切从事农村工作的人员“来一次认真的学习”，将思想水平在整体规模上提高一步。这对于纠正当时农业互助合作工作中的急躁冒进倾向，又防止放任自流现象，起了重要作用。

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后，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并由此带来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全国粮食严重紧缺。新中国成立之初，粮食的产需矛盾、供求矛盾就很尖锐。1953年我国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长83.7%，工业总产值增长30%。这样的快速发展，带动城市人口和就业人数大幅度增加。1953年全国城镇人口达到7826万，比1952年增加663万人，增长9.3%，居民消费水平比1952年提高15%，其中最重要的消费品是粮食。一方面，工业、外贸、城市消费用粮数量大增；另一方面，为工业所需的经济作物和种植面积扩大，粮食的种植面积相应减少；当地农民也需要消费商品粮，使国家在农村的粮食返销量大增，比1952年增加1.3倍。此外，经过几年的经济恢复，一般农民的粮食消费量也增加了，不仅要求吃饱，还望家有余粮。这些情况，导致粮食供求紧张的矛盾更为加剧。

在制定1953年年年度计划时，中央考虑到我国的粮食需求量将比1952年有较大增长，为与工业发展速度相匹配，农业总产值计划比1952增长6.4%，其中粮食产量计划增长7.2%。但由于农业尚未摆脱靠天吃饭的状况，资金投入不足，农业增产计划未能实现。1953年粮食产量仅比上年增长1.8%。据粮食部报告，在1952年7月1日至1953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里，国家共收入粮食547亿斤，支出587亿斤，收支相抵，赤字40亿斤。1953年一些地区小麦受灾，预计减产70亿斤，形势相当严峻。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需要的粮食，除了公粮（农业税）有保证以外，其余都要从粮食市场上购买，而粮食的供求关系是由市场调节的。供方是非常 分散的上亿农户，购方是国营公司，还有供销合作社和私人粮商。国家通过制定牌价在粮食市场上控制和保持粮价的稳定。可是，1953年粮食市场的需求明显大于供给，一方面 粮价看涨，农民普通有惜售心理，国家无法按合理价格大量收购到粮食，以平抑粮价；另一方面，粮食市价高于牌价较多（在主要产粮区高出牌价30%-50%），私营粮商见有利可图，大肆抢购、囤积，有些地区的稻谷几乎全部被 私商买走。部分城市居民见粮食供应紧张，价格看涨，也参与抢购增加储存。这些因素汇集起来，致使1953年夏收后国营公司的粮食销售量远远高于收购量。尽管国家动用了大量库存，仍然供不应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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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三大改造任务之一。由于我国工业基础薄弱，手工业历来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国手工业的行业和品种很多，如陶瓷器、度量衡器具、小五金、竹木漆器、农具、制糖、酿酒、面粉、毛皮、针织、刺绣、文具、民族乐器、雕刻等，几乎包括人民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广大农村，农民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大部分是由手工业生产的，约占所需量的60%-80%左右，而由大机器生产的只是少部分。我国手工业技术源远流长，不少产品不仅驰名国内，而且在国外也很有市场。在工业化建设初期，轻工业还远不能满足人民生产日益增长的需要，手工业的重要性尤其明显。据国家统计局1952年的初步统计，全国城乡手工业工人和手工业独立劳动者达1930余万人，手工业产值由1949年的32.37亿元增加到73.12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20.6%。

手工业是地方工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支援农业生产，满足城乡人民生活需要，弥补大工业产品的不足以及特种工艺品出口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但是，就其生产方式及发展现状而言，它又是分散的，生产条件十分落后，不能使用新的技术。如果不通过经济改组，将古老的生产方式改造为近现代生产方式，我国的手工业将在生产和销售上遇到许多困难。个体手工业作为小商品经济，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很弱，基础是不稳固的。如果听其自然地发展，会走少数人发财、大多数人破产失业的道路。因此，改造个体手工业的任务，就 是逐步引导手工业劳动者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

……1950年7月，中华全国合作工作者第一次代表会议召开，刘少奇、朱德到会讲话。刘少奇强调，手工业合作应从生产中最困难的代销环节入手，主要是供给原料，推销成品，“尽量不采取开设工厂的方式”。朱德也强调先不要急于改变所有形式。会议明确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目的是，联合起来，凑集股金，建立自己的供销机构，去推销自己的产品，购买原料和其他生产资料，避免商人的中间剥削，提高产品的数量和质量。1951年和1952年，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先后两次召开全国手工业生产工作会议，初步确定了组织手工业合作社的方针、步骤和方法。经过重点试办，截至1953年底，全国组织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4806个，社员达30万人，并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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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尤其是对主要农产品和某些工业品实行统购统销、统购包销，手工业的原料供应遇到了困难，个体手工业者困难尤大。对于手工业合作社生产的发展，陈云主张要加以管理和控制，同私营工业的生产统筹安排；要防止产量超过需要，并注意原料是否有保证；要防止新的手工业基础排挤老的基地，组织起来的工人排挤未组织起来的工人。为此，陈云强调：“手工业合作化宁可慢一点，使天下不乱。如果搞得太快了，就会出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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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的要求，各地进一步加强对手工业工作的领导，经常地进行监督和检查，及时地予以工作上的指导和帮助，并相应地建立和健全手工业管理机构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调配与充实各级手工业部门的干部，特别是领导骨干，对手工业的经营管理普遍地进行了一次整顿。……整个来说，这一时期手工业合作化的发展是积极的，也是稳步、健康的。同时，发展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在供产销方面不平衡；社与社会之间、新社与老社之间、组织起来与未组织起来的个体手工业之间的不协调现象；手工业部门与农村手工副业、轻工业等部门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不相衔接，未能对原材料供应、产品销售等问题做好统筹兼顾、全面安排。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体布局的重要一翼。根据中央确定的方针，就是要在一定的时期内，有步骤地把一切对国计民生有利而又为国家所需要的资本主义企业，基本上改造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并使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向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然后在条件成熟时，逐步地变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

1953年以前，以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为主的初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在私营工业中已有较大发展。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后，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新的阶段。特别是国家对粮食、油料、棉花、棉布相继实行统购统销之后，以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私营轻纺工业，在原料供应和销售市场两头都受到国家政策的严格限制，资本家的生产经营不得不接受国家的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由于在私营工业的总产值中，轻纺工业的产值约占2/3，私营工业从产值上看，已大部分被 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从组织形式上看，私营工业中占主要地位的仍是加工订货，实行公私合营的企业很少。按照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要求，国民经济中的计划管理日益加强，这就需要将对私营工业的改造工作向前推进一步，以适应国家工业化建设发展的需要。

1954年1月，中财委召开会议，讨论扩展公私合营工业的计划问题。会议认为：对私营工业实行加工订货，主要是国家和资本家在企业外部的合作，企业基本上仍由资本家管理，劳资矛盾、公私矛盾及由此引起的其他矛盾，难以获得有效的处理。公私合营是社会主义成分同资本主义成分在企业内部的合作，生产关系发生重要变化，企业由私有变为公私共有，公方和工人群众结合在一起掌握企业的领导，资本家不再处于支配地位。这样，劳资矛盾、公私矛盾能够朝着有利于公方和劳方的方向 解决，有利于改进生产，纳入国家计划。因此，需要有步骤地将私营企业改造为高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公私合营企业。会议确定：1954年是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工业的第一年，应以“巩固阵地，重点扩展，做出榜样，加强准备”为工作方针……

扩展公私合营工业的工作，一般是有选择地从规模较大的企业入手，一户一户进行。企业的户数虽不多，但大部分是规模较大、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企业；企业的所有者多 是较大的资本家，有些人是有政治影响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些较大型的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后，剩下十几万户基本上是生产落后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机器简陋，工序不全，加 上原有经济内部的联系被 打乱，生产上处境更加困难。而国家又不可能 分散力量向这么多中小企业投入资金和干部。这样，扩展公私合营的工作就遇到了新的矛盾和问题。

1954年12月至1955年1月，国务院第八（对私改造）办公室与地方工业部联合召开第二次全国扩展公私合营计划会议。会议一开始，各地代表纷纷反映中小私营工厂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况。加上国营经济部门在加工订货任务的分配上，只管国营、公私合营，不顾私营，更加深了困难的程度。如果不解决私营工业的生产安排问题，扩展公私合营也难以进行。针对这个情况，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1954年12月31日，陈云在国务院召开的关于私营工商业问题座谈会上提出调整私营工业生产的方针，即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在保证社会主义成分不断稳步增长的条件下，对国营、合作社营、公私合营、私营工业实行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方针，进行合理安排，把四种工业都 纳入国家计划轨道。陈云指出，我们 是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国家，对各种经济成分要统筹安排。只管国营不管其他，是会出毛病的。解决私营工业生产困难，必须正确处理公私之间的矛盾，凡国营能让出一部分原料和生产任务给私营的就让出一部分。这就会减少国营上缴利润，但维持私营生产，可以少出救济费，对财政是一样。对私营工业要大体上一视同仁，因为所有 私营工业迟早都 要变成国家的，私营工业的工人与国营工业的工人一样，都是中国的工人，不能另眼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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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私营商业经营比重占有很大份额。1950年私营商业在批发方面占71.6%，在零售方面高达85.3%，均占绝对多数。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为了掌握主要货源，稳定市场，已开始着手以国营批发商代替私营大批发商的工作。截至1952年，私营商业经营比重在社会商品批发总额中降至36.3%。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着重加强对私营大批发商的改造。一是扩大加工定货和收购、包销，把私营工业的产品更多地掌握在国营批发机构手中。二是对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采购工作实行统一管理，使这些大宗交易脱离私商。三是实行粮、棉、油的统购统销，在主要农产品的批发环节排除私商经营。1954年，国家逐步扩大了对农副产品的统购、派购范围，并逐步对有关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所必需的重要原材料，以及人民生活和出口需要的重要农产品实行派购或统一收购。重要工业原料如煤、铁、钢材、铜、硫酸、烧碱、橡胶等完全由国营商业控制，实行计划供应。同时规定私商不得自营一般商品的进口业务。这样，与此相关的一大批私营大批发商被国营商业所代替。

私营大批发商被代替后，余下的多数是经营次要商品的较小批发商。旧的自由市场的活动范围大大缩小……1954年春夏，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中，有着十余万从业人员的私营批发商因为得不到货源而没有买 卖可做。集镇的私商，因为 主要农产品和农业副产品由国家扩大收购，营业额日益缩小。在城市中，粮食和食油的计划供应，减少了私商的销货量……城乡交流方面，由于农村正在宣传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私商难于下乡，合作社对一般土产一时又无法全部经营，致使某些农副产品的流通出现阻塞现象……

根据中央的指示，从1954年下半年起，各地按照不同情况，对私营批发商采取了“留、转、包”等不同的改造步骤。留，即凡为国营商业所需要者，可以为国营商业代理批发业务；转，即凡有条件转业者，辅导其转业；包，是指对无法继续经营者，其职工和资方代理人可经过训练，由国营商业录用。经上述改造，余下的批发商户数虽然不少，但都是一些经营零星商品的小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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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场关系的变化来看，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1954年超额完成了粮食、油料的统购任务，加强了其他农产品的收购，扩大了工业品的加工订货，国家掌握了主要工农业产品的货源。加上粮食、油脂、布匹统销的措施，在许多商品供不应求的情况下，稳定了市场，基本上满足了广大人民的需要，特别是保证了城市、工矿区供应和出口的需要，支援了国家的工业化，在财经战线上取得了重大成就。这是我国市场关系变化的主要方面。

从另一方面 看，由于 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前进太快，挤掉了大量私商。 在城市，不论批发和零售，私营商业日益萧条，赔累户数占总户数的50%-60%，以至不少私商维于维持生活。农村的形势更紧张，不少地方为了“割断城乡资本主义的联系”，对非统购的农副产品也禁止私商贩运，农民搞副业生产或运销自己的产品被 看成“自发势力”。农村私商多数无法经营，农民要的某些必需品不容易买到，合作社收购农产品的计划也很难完成。对此，农民反映说，“合作社忙死，农民等死，私商闲死”……

针对上述情况，1955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场领导、改造私营商业、改进农村购销工作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