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革命回忆录漫谈之七：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彭德怀（二） -- 孤星
五九年所有人任满两届。
头等大事是什么？人人都心里有数。
彭就一点也不知道，从来就一点没考虑过？身为正国级、军队日常负责人，这事一点也没考虑过，合格么？在那个位置上合适么？
林为什么批伪君子？这个就是关键。
八七年、九二年九七年、0二年、一二年，如果换届之前，负责军队的政局委员军委副主，给邓江胡习写信大谈当前路线问题不足缺点偏差乃至失误。那是什么意思？邓江胡习要怎么处理才合适？
总之，时机不对，身份不对。
事情公开后，几个大佬实际上都不约而同地点明了这件事严重干扰了本在众人心头重中之重的人事换届。
为什么要说，我死后大家都不放心你？
邓江胡习要是在准备召开十X大之前，突然接到军委副主写的这样性质的一封信，恐怕也会产生类似的想法:你究竟想干什么？
文官统治比军阀统治更于有利于社会。若没有这一“菩萨”认知，他断然不会任由彭总林总被逐个清洗——话说这些“文官”不要也罢。
个人魅力型和事务官员型领导人的区别。
据曾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外交部部长助理、人事司司长的张闻天夫人刘英(1905-2002)透露，张闻天反对周恩来大搞吃喝外交。刘英说：“闻天反对大吃大喝，说宴请要简单些，这就同周总理有矛盾。周总理觉得中国是大国，要吃得好，要吃鱼翅海参，每次宴会都要上茅台，表示中国的气派。在这个问题上，闻天和周总理两个人不合拍。
总理就是好排场，这同他的官僚出身有关。当年他就要我带头穿绸缎。闻天说：吃东西不一定要吃得太好，外交工作主要靠政策，不讲吃，吃得再好，要反对你还是要反对。不一定要用茅台，茅台那么贵。闻天是节省惯了的，也是太节约了。
例如张闻天就一直认为总理有事务主义的毛病，事情管得太具体，对下面不放手。特别是他认为，总理对形势政策研究不够，也不太重视基本业务如规章制度等的建设；可以花很长时间接见个别记者或中外人士，却没时间及时审批一些重要文件；有时参加使节会议或外事会议的代表等候总理接见，得等上一两个月，一次等了两个多月，最后宣布总理没时间，不见了，让大家回去。张闻天对这些都很有意见，我也听见他在部务会议上正式提过。但是反过来，周总理却认为张闻天有点偏重研究和务虚，对具体工作抓得不够，特别是对交际工作没兴趣，会见外宾不积极。1957年初周总理还在外宾接待问题上没有指名地对张闻天当众发了一顿脾气。
说实话，周总理作为首任总理，又兼外交部长，千头万绪，没时间做外交部基本规章制度的建设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张闻天作为常务副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对此有意见也是正常的。
也没让他自己订啊，关心不关心啊，过问不过问啊。
在1950年代并没有两届任期的限制。60年代中期刘还在等接班。
和后来任何时期相比，50年代的领导人都更加年富力强，从建国起就在一线负责任的刘周到59年庐山会议时也不过才61岁，人事安排在八大一次二次会议（56，58年）已经完成，并不存在庐山会议换届换人的问题。
作为未来接班人考虑，五十出头的林邓，陈云已经进入中央常委。和刘周同龄，而只是政治局委员的彭已经步入二线轨道，彭也有二线的打算.
有人会说彭有怨望，这多少会有的，但说彭企图抢班，完全是诛心之论。
中共是枪杆子打天下，胡服要接班，彭林都如芒刺在背，这就是对强者的恐惧，怀璧其罪。
胡服对粟裕的拉拢是彭粟矛盾背后的因素之一。后来胡服对罗瑞卿的拉拢，是林罗矛盾的重要因素，也是文革的一个触发点，这都不是秘密。
都是围绕着接班人问题，都是换届时间节点上出现。
国之大事，唯祀与戎。
庐山会议有些人大概是这样想的，高饶时没能解决掉彭，机会又来了。
它不以太祖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胡服和大将军的意志为转移，更不以李锐的意志为转移。究其根本，这是一个自七大后十几年战无不胜的党在达到一个历史性的高度后必然产生的历史性的下坠，当一个集体无法从外部获得足够的收益时，比对外开拓时期更残酷的内卷就来了。从这一点看，就会知道太祖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有多重要。
所谓路线斗争，其实是王明之流的遗产
当然，实际上基本可以说是“必然会发生”。
人事问题，组织问题，最终都表现为路线问题。反过来看也一样。
她编造的几本书，把人品败了。
常规性的局部缺粮，年年都有，59春也有（见电文，报告等）。
三年困难的苗头，先露于59秋冬。家父的记忆是59国庆后，学校食堂伙食就逐渐变差了，国庆前是饭菜随便吃，比家里好太多。
至于中央层面发现问题，是60年夏的事。
路线斗争，归根到底其实是王明之流引进来的遗产。
是个极方便极容易扩大化诛连、主观化随意并恶性循环的权力斗争工具。
说起来高大上逼格满满，义正辞严大义凛然，搞起来没有一次不是荒谬绝伦、全是假大空、彻底释放各种人性之非理性、恶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