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Sylvester James Gates, Jr：论基于证据的决策 -- 万年看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6CTMs37rs&list=PL4i9YSoIJiPfAq5TCk7xdVrJlxRAMbay-&index=4&t=2692s
2009年的某一天，我正在赶赴印度的途中。当时我身在阿姆斯特丹机场，突然接到一封邮件，发件人是哈罗德.瓦尔姆斯（Harold Varmus）。邮件内容是“吉姆，我要和你谈谈。”我回信说：“我正要去印度，十来天之后就会回国。到时候咱们再详谈。”十来天后我回到美国，结果哈罗德却没再联系我。我原以为他要说的不是什么大事，不成想四五天后我又收到一封邮件：“吉姆，咱们还是需要谈一谈。你什么时候有空？”我回复道：“哈罗德，你的生活比我复杂得多。你什么时候有空尽管联系我，我尽量配合你。”然后又是一连几天没有消息。这时我开始考虑哈罗德到底打得什么算盘。于是到了三月底四月初，我去盖恩斯维尔的佛罗里达大学参加物理学研讨会。我来到机场正要登机，手机响了。电话那头是哈罗德。一听出他的声音我就按捺不住了：“哈罗德你这是什么毛病？三番两次你说要跟我谈谈，可是一次都没有跟进。”他说：“吉姆，我有问题要问你：假如有人邀请你参加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你会怎么回答？”我首先注意到了这则提问的措辞——他甚至没有说：“我们想邀请你，你来不来？”而是说“如果我们想邀请你，你会作何反应？”我心想这有点意思。显然对方不希望让任何人日后能出去夸口：“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邀请过我，不过我懒得去。”如果你推三阻四，那么他们可以声称从一开始就没有正式邀请过你。
但是我说句实话，一听到这个问题我的膝盖真有点发软。因为我很熟悉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或者说PCAST的历史由来。当时我不得不倚靠在墙边以免摔倒。我很清楚这份邀请意味着无与伦比的殊荣与挑战。用年轻听众们的话来说，我并不是谢尔顿.库珀那样的天才，但是自从成人以来我一直在钻研弦理论的相关数学原理。不过这也意味着我并不特别精通政治决策的门道。但是我知道，这份邀请意味着有人希望我至少尝试着参与一下国家政策的制定。我父亲在美国陆军服役二十七年，为国效力是我们家的家族传统。因此我感到自己别无选择，必须奋起响应号召。因为我从未有过参军经历，对此我一直耿耿于怀，觉得对不起我父亲。现在为国家做贡献的机会突然摆在了我眼前。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为了保障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质量做了太多太多。当然它并不完美，还有很大改进空间。但是除非我们群策群力各尽所能，否则任何改善都不会成真。因此向总统建言的机会在我看来是决不能推卸的责任。于是我接受了邀请。这一年的四月底，奥巴马总统与国家科学院见面时向全世界介绍了他的顾问团。当时在场的顾问算上我共有二十人，其中包括最近刚刚卸任的前能源部长欧内斯特.莫尼兹（Ernest Moniz）。我从1977年就认识了欧内斯特，因为他是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一员。雪莉.杰克逊（Shirley Jackson）是伦斯勒理工大学校长。我自从1969年夏天就认识了雪莉，因为她是我的第一位物理学大学老师。总之顾问团里全都是在各自领域扬名立万之辈，然后还有我。我心说我是怎么跟这帮人打成一片的？
总之我们很快就开始了工作。显然总统需要顾问团超越PCAST的传统职能，在远远更广泛的范围内为他献计献策。奥巴马总统与他的首席科学顾问约翰.霍尔德伦（John Holdren）都向我表达过以下愿景：PCAST应当利用科学方法与手段为国家造福，为科学领域之外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传统上PCAST主要关心科学界的健康发展，以及政府应当采取哪些措施报保障科学的健康发展与研究机会，从而为未来的技术进步撒下种子。我要提醒一下各位听众，如今的世界首富之所以能成为首富，根源在于美国政府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斥资成立了DARPA，即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这个机构开发的技术为我们带来了电子邮件与互联网，如今成为了世界各国的财富来源。这就是政府应当起到的作用。在科技领域，政府是基础投资者，商业界与企业则负责跟进开发，从而创造大量财富并且改进人们的生活质量。但是现在这位总统与他的首席顾问却表示：“不，我们希望科学技术发挥更大的作用。”
奥巴马总统一直自诩是个未曾出柜的科技宅。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他一直对科学抱有某种亲近感。这一现象非常罕见，我一直在思考是怎么回事。对此我有个理论——不是身为科学家提出的学术理论，而是个人的一点猜想。奥巴马总统当年在法学院实习的时候跟的是劳伦斯.特莱布（Laurence Tribe），此人写过一篇论文，题目是《法律的曲线》。这篇论文的题材非常有趣。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物理学迎来了一场革命，其中包括量子力学以及广义与狭义相对论。特莱布的论文提问道，科学界的经历能否为我们理解法律运作提供借鉴。当然我并不认识特莱布，不过很多人都告诉我他非常聪明，像这样的聪明人早晚会想到这样的问题。这篇论文存在我的电脑里，看一看脚注就会发现实习生巴拉克.H.奥巴马的名字。我猜正是因为这段经历，奥巴马总统才倾向于打破固有藩篱来思考科学的作用，不仅仅将科学视为技术发展的驱动力。科学还可以成为杠杆，用来抬升基于证据的政治决策。
以上是我的个人经历的一点背景。在讲座末尾我们还要举几个具体例子来说明PCAST怎样影响了国家决策。你们肯定不知道这些影响，但是我敢说这些影响将会带来一个显著不同的未来。
屏幕上的架构图就是美国政府的基本构成。政府的地基是美国宪法，往上是三权分立的三大分支，再往上是各个执行部门，例如国防部、农业部、商务部等等。这些部门也是今天某些人号称要颠覆的对象。在行政分支当中包括总统与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国土安全部部长，还有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简称OSTP。OSTP的一把手是总统的首席科学顾问，奥巴马总统时期也就是约翰.霍尔德伦。你们可能注意到了，现任总统并未指派首席科学顾问。这还是二战以来的第一次。小布什总统执政时期这一职位也曾空缺过一段时间，但是他最终还是任命了著名物理学家杰克.马伯格（Jack Marburger）。目前我国并没有首席科学顾问。我曾经供职的PCAST顾问团曾经可以直接向美国总统献言献策。既然没有首席科学顾问，自然也没有PCAST。换言之现任总统在科学、技术与工程学方面得不到任何建议。我们都希望这一情况尽快转变，因为无论我们对于现任总统抱有怎样的个人观感，这个国家的发展都与我们利害攸关。我们需要确保这个国家在通向正义与自由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就像它在过去二百年一直努力追求的那样。我们希望首席科学顾问尽快就任。当然有一位人选大家肯定不用考虑，就是鄙人。因为我确实无法忍受这份工作的压力。但是我希望能有比我更加优秀杰出的人们尽快肩负起这一沉重挑战，因为这份工作的挑战如今必定格外沉重。
在上一届PCAST履职期间的全部七年里，我们每年都会与总统会面。会面时长最短一个小时。我在这间会议室里与奥巴马总统一起度过了超过二十小时的时间。刚才我说过，OSTP是双头管理。OSTP主管既是PCAST负责人也是总统的首席科学顾问。这个职位需要国会任命。要在国会投票通过。这就是今天的讨论所要涉及的政府结构。
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化剧烈的世界。如今知识正在越来越直接地与财富的形成联系在一起。这是人类历史上的新现象。知识从来都与财富有关，比方说战争当中技术水平较高的一方通常会胜利。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知识与财富之间的联系要远比以往更加紧密。因此我们必须考虑教育问题。屏幕上的图表来自经合组织，选取了1995年到2005年这十年间各国的教育情况，或者说达到国际教育标准分类第三级（ISCED3）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1995年，韩国在被考察国家当中的排名是第二十五名，到了2005年则跃居第一，成为了第一个全民接受大学教育的国家。因此韩国做好了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的准备。同一时期，日本从第十一名上升到了第四名，芬兰从第十四名上升到了第十名，智利原地踏步一直是二十六名，阿根廷从二十八名跌到了三十三名，墨西哥从三十六名跌到了四十一名。最后是美国，1995年准备好用知识创造财富的美国人占人口比例排名第一，到了2005年已经跌到了第五。
这个世界的改变还不止于此。两年前全球挑战基金组织总结了人类这一物种面临的最严峻挑战。排名第一的是气候变化，尽管我国国民与政府当中都有人认为气候变化未必会构成切实威胁。如果你要问：“美国政府当中的哪一部分对于气候变化的准备最周全？”答案是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在过去十年里一直在为气候变化做准备，也是美国政府当中应对气候变化态度最积极的部门。其他挑战包括超级火山，还有合成生物学或者说基因编辑——重写染色体的CRISPR技术问世之后，原本需要大量昂贵器材才能搞出来的生物威胁如今只需一个车库就能问世。纳米技术的好处与坏处都很明显。我的朋友查德.米尔金（Chad Mirkin）就是纳米技术的从业人员，他最近拿到了塞克勒奖，成立了好几家公司。他还是西北大学的化学教授。他旗下的一家公司研发了一种名为球状核酸的物质，将核酸分子排列成空心球状。这是自然界永远无法自行产生的物质，而且这种物质还能渗透细胞膜，因此为细胞疗法提供了新思路。
还有其他变化。从前我们做了坏事，导致坏结果，只要停止做坏事事态就会好转，我们的作为与后果之间大致遵从正态分布关系。但是像这样关于坏事与坏结果之间的直觉理解正在变得越发站不住脚，所谓的肥尾分布正在变得越发常见。根据肥尾分布，就算你立刻停止做坏事，坏结果还是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这一现象如今在自然界与经济领域都很常见。比方说经济衰退，二战以来的经济衰退大致都类似上下倒转的钟形曲线，先是一路恶化，然后我们采取正确的经济政策，局面开始扭转，经济开始愈合。但是2001年衰退并不在此列，因为衰退开始三十二个月之后经济才开始愈合。
还有其他变化。我们全都热爱数字技术，从手机到脸书等等。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人会用一个词来形容年轻人，即数字原住民，因为你们出生时数字技术与通信就已经发展完善了，伴随你们度过了成长期。作为一名教师——我从1972年以来每年都会坚持授课——如今的教室与十到十五年之前相比感觉很不一样。我认为这种变化源自你们从小与数字产品以及社交媒体的互动。
变化本身的速率也在变化。我们可以看看一项技术达到一亿五千万用户的时间。电话于1870年问世，在1865年达到这个门槛，用了八十九年；电视从1928年到1966年用了三十八年，手机从1983年到1997年用了十四年，iTune从2001年到2008年用了七年。人们接受现代科技的速度正在显著提升。脸书从2004年的零用户到2009年达到一亿五千万用户只用了五年。
我们的世界还面临许多其他问题，例如恐怖主义、大数据与隐私。我跟大家说一则关于奥巴马总统与大数据隐私的轶事。2012年斯诺登泄密事件之后，顾问团向总统汇报了关于大数据与隐私的情况。令我意外的是，总统并没有询问我们泄密之后如何补救，而是想知道在数据瞬间传输的新环境里，有哪些我们视为天经地义的公民权利将会无法得到保障？大多数人都以为只要设个密码就能保障自己的信息安全，并非如此……大多数人都不理解，其实隐私早已不存在了。只不过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公开讨论而已。
下一个问题是自动化、人工智能、信息技术与机器人化带来的挑战。如今我们的社会生产力全靠这些技术。屏幕上是优步公司开发的全世界第一辆自动驾驶汽车。我还记得当初我第一眼看到这张图片时的想法是“我才不要开一辆顶着垃圾桶上街的汽车。”但是现在的自动驾驶汽车一辆比一辆养眼。我生于1950年，是个车迷。一看到特斯拉新近出品的无人驾驶汽车我就开始心跳加速。但是另一方面，如今我们也有了无人驾驶的十八轮卡车，这个问题同样没有得到媒体的应有关注。画面上的卡车是奔驰公司的产品，如今已经问世五年，并且在内华达州获得了上路许可。最近科罗拉多州也出现了相关新闻：百威公司开始利用无人驾驶卡车将啤酒从工厂直接送到零售商门前。你可能觉得这条新闻无足轻重，但是别忘了约有240万到320万美国人要依靠长途货运行业讨生活。无人驾驶卡车可以日夜兼程地不停行驶，远比人类更加高效。假如你是一家卡车货运公司的老板，你觉得你的业务未来将要如何发展？恐怕不会保留太多司机。类似这样的技术将会严重冲击现有社会秩序。
我国的财富分布正在经历奇怪的变化。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前，美国中产阶级的平均收入一直在随着生产力的提升而提升。但是现在美国的生产力依然在上升，而中产阶级的平均收入说得好听点却陷入了停滞。
这就是我们目前身处的世界。各大院校的许多教授都受到号召，要为美国总统献计献策，力图解决一部分上述问题。但是我们这些人平时的工作内容无非是在黑板上书写公式，要怎么才能得到献计献策的资格？首先必须非常走运——例如像我这样。PCAST不是政府的下设机构，我们的头衔是政府特别雇员，工资非常可观——每小时零美元。不过另一方面，尽管政府不给我们发钱，但却会规范我们的行为举止。为了获得向政府进言的特权，首先你要签署保密协议从而获得安全权限。PCAST成立于二战时期，由麻省理工校长万尼瓦尔.布什教授发起。他在战争期间为罗斯福总统提供了许多科学建议，其中自然也包括制造核武器的建议。科学家直接向总统汇报的传统就始于这一时期。这些年来PCAST改过名字，还中断过一段时间。那是尼克松执政时期，PCAST奉命要就超音速交通技术以及这项技术对于环境的影响向尼克松总统提意见。顾问团最后认定，大量超音速客机很可能将会严重损害自然环境，以至于得不偿失，因此建议美国政府不要继续推进这一技术的发展。法国倒是在这条路上继续前进，推出了协和式客机。事实证明超音速客机的运营很不经济，因此现在协和式客机已经消失了。但是尼克松非常不喜欢这条建议，于是下令解散了顾问团。直到老布什总统上台之前顾问团都未曾再次组建。老布什总统上台后，PCAST正式成为了总统顾问体系的一部分。此后PCAST一直在为历任总统提供建议。
画面上的照片是我们与总统会面的场景。PCAST总共由二十人组成，来自各个学科。我是物理学家，其他人当中有经济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谷歌前任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微软首席战略官克瑞格.蒙迪、耶鲁大学校长里克.莱文、伦斯勒理工学院校长雪莉.杰克逊——总之我们这帮人并不都是只会做学问的书呆子，而是汇聚了各行各业的能人。照片上这场会议发生在2012年，这次会议上我直接向总统作了汇报。可见那时候我的头发要比现在长得多也黑得多。一般来说工作岗位越是贴近总统的人就越容易显现这个趋势：黑发入职，白发离职。
这次会议的议题是STEM教育。PCAST当初之所以选中我，正是因为我的专业背景在这方面能有所发挥。每当我们讨论SETM教育的相关话题，大家都会指望我成为主要撰稿人。我们一共向总统提交了四份关于STEM教育的报告，第一篇关注十二年级之前的幼小初阶段教育，标题是《准备激励》（Prepare to Inspire），旨在让美国公民做好应对新时期知识挑战的准备。第二篇名叫《矢志卓越》（Engage to Excel），关注高中教育的最初两年。很多人都说上一届政府的目标是将所有人都送进大学，此言差矣。上一届政府的目标是让所有人都获得高中以上程度的教育。这两者不是一回事。从社区大学到认证教育项目都可以提供高中以上教育，但是要点在于接受高中以上的培训，因为仅凭高中教育不足以应对新经济形势。第三份报告的主题是例如慕课这样的在线教育，有人认为这种教育形式将会摧毁传统大学，我们则认为这种说法言之过早。第四份报告关注在职工人的再培训，政府可以采用哪些机制来激励非政府组织与团体，使其为立足于技术的行业当中遭到替代的工人们营造一套再就业体系。三年前《纽约时报》有一篇精彩报道，说的是一名女性原本是社工，后来接受再培训成为了医疗技师以及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她的丈夫原本是一名汽车机修工，但是工作机会越来越少，于是他想效仿妻子的先例，去社区大学接受两年再教育，但是没能入学。她的妻子哀叹道：“上头那帮人把他给坑了。”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心酸的理由。千百万美国人都在经受这样的境遇。当然在座各位当中没有这种人，能进到这个报告厅的人们都出身于一定程度的特权阶层，但是还有上千万出身不如你我的美国人，他们的人生境遇因为不会做代数题——或者说无法采用代数教给人们的思考方式——而举步维艰，这是我国面临的一大问题。
上一任总统致力于实现许多目标，例如推进住房建设，促进竞争市场从而刺激创新，催化重大领域的科技突破。从历史上来看，曾经任职于上一届政府的高级科学家的数量超过了任何一届美国政府，他们当中有五位诺贝尔奖得主——朱棣文、卡尔.韦曼、哈罗德.瓦尔姆斯、马里奥.莫利纳以及艾哈迈德.泽维尔。瓦尔姆斯在离开PCAST之后担任了国家癌症研究所所长，马里奥.莫利纳以及艾哈迈德.泽维尔都曾在PCAST与我共事。莫利纳没什么名气，不过他是当年率先发现臭氧空洞与喷雾罐之间的关系的化学家之一，并且凭借这一成就获得了诺奖。艾哈迈德.泽维尔则是史上唯一一位出生于埃及的获奖者，不幸的是去年他在PCAST任职期间去世了。此外上一届政府还干过其他几件新鲜事，例如指派了一名首席信息官，直接负责政府的信息利用事宜，而且当时他们居然还会让一名科学家来掌管环境部。
这张合影是我那一届PCAST的全体成员。我就不一一指明其中都有谁了。这些人如今在我心里就像兄弟姐妹一样亲密，我对他们每一位都有深入了解。我就指出一个人：这位是约翰.霍尔德伦，奥巴马总统的首席科学顾问；欧内斯特.莫尼兹刚刚卸任能源部长一职；马里奥.莫利纳我刚刚提到过；里克.莱文（Rick Levin）是前任耶鲁校长；无与伦比的威廉.普莱斯（William Press）来自得州大学，身兼数学、物理与整合生物学三重教授头衔，我国的顶尖人才，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前任副主管；查德.米尔金，球状核酸分子的研发人员。由此可见，上一届总统与科技界的羁绊多么深厚。一般来说我们与总统每年要会面三到四次，地点一定是白宫。有时副总统也会参加。顺便说一句，我知道拜登副总统的公众形象是个单薄无力的老朽，但是只要你与他亲自打几回交道就会发现这个印象错得多么离谱。事实上，当初他决定不与奥巴马总统竞争就已经充分彰显了他的人格。在这张照片当中我坐在了总统旁边，这种情况并不经常发生。PCAST会议就像抢椅子游戏，每次会议时都会有不同成员轮流坐在总统身边。我认为这样安排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每个人日后都能跟外人夸口：“我曾坐在总统身边。”我们每个人都至少曾在总统身边坐过一次。
我们的职责是什么？我们是总统的智囊。在我任职于PCAST的七年间我们提交了三十九份报告，总统为我们安排了繁重的工作任务。我挑几份报告跟大家分析一下。我们向总统提交的第一份报告是关于H1N1流感疫情的评估。2009年的时候我们一度非常担心这种流感病毒将会毁掉成千上万美国人的生活。总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妥当？这份报告的主笔人是埃里克.兰德（Eric Lander），剑桥博德基因研究所所长。接下来一篇报告的主题是纳米技术，再接下来第三篇报告又回到了流感这个题目。我们发现，说到应对H1N1病毒之类病原体的准备工作，美国直到现在制取疫苗时都要使用生鸡蛋。这项技术已经问世了一百多年，我们理应做得更好一点。如今我们早就掌握了重组DNA技术，因此顾问团在报告当中指出，鸡蛋不应当继续成为疫苗制备周期的一部分，唯此才能提升疫苗的生产规模，替代旧技术的新技术已经出现了。总之这份报告的主题是抛弃百年前的过时技术，从而加快应对病原体的速度。这样做有两重好处，首先自然是提升了应对传染病的能力，其次也提升了应对生物恐怖主义的能力。如果生物恐怖袭击爆发，我们同样需要快速接种大量人群的能力。因此新技术能帮助我们同时应对自然与人为两方面的威胁。
接下来这篇报告是我担任主笔的第一篇报告，题目是K12教育。再下一篇报告我们关注了能源科技，发现美国电网存在许多隐患。你可能以为美国电网质量很棒，其实并非如此。我们希望敦促电力行业提升自身效能。再下一篇的主题是医疗信息科技。目前在各个发达国家当中，美国的医疗服务交付能力最为低下。有研究表明美国医疗体系每年要浪费七亿美元。我们希望能通过技术手段改善这一局面，切入点则是与退伍军人事务部合作，因为政府医疗开支的一大部分都花在了退伍军人身上。我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努力失败了。尽管我们发现了不少有用的技术，但是这些技术直到今天都还没得到广泛应用。这就是政治游戏的玩法，仅仅因为你向政府官员提出了建议，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一定要听从。别忘了，政府一分钱都没有付给我们，因此就算他们将我们的报告抛到一边看都不看也没有账面上的损失，更何况很多官员的既得利益都会遭到新技术的威胁。在我们的政治体系当中，这一点造成了抵制改革的极大阻力。
……
正如我刚才所说，顾问团的工作非常繁忙，因为上一届总统与首席科学顾问都希望PCAST承担以前从未承担过的责任。在奥巴马总统之前，例如说老布什执政时期（？），四年间总共提交了六份报告。相比之下我们在奥巴马总统执政八年期间提交了三十九份报告，每年平均提交的报告数量是前者的三倍。这其中区别何在？致使顾问团责任加重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就是约翰.霍尔德伦与奥巴马总统彼此信任，两人对于进步抱有共同的愿景，因此惯于相互依赖，这种密切关系造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如果你想探查我国的重大经济政策从何而来——我们都还记得2008年的经济崩溃，为了今后应对类似局面，需要事先规划一片帐篷区以备不测——通常这种问题都要由国家经济委员会来回答。但是在我担任科学顾问期间，我们这些人则担负起了支帐篷的责任。具体来说我们要推进先进制造业。这一决策来自科学家与技术专家的意见。为什么是我们首先提出了这个意见？因为总统向我们提出了问题。其他总统遇到这种问题首先会去咨询经济委员会。如果你将同样的问题抛给科学家，往往会得到传统咨询路径给不出的回答。先进制造业就是个好例子。最早提出这个回答的其实是伦斯勒理工大学校长雪莉.杰克逊。伦斯勒理工大学位于纽约州特洛伊市，这里与斯卡奈塔第以及奥尔巴尼共同组成了纽约州北部的三城经济区。这一区域的经济大户多年以来一直是通用电气。换言之这一地区的经济活力长年以来一直与技术紧密相连。如今通用电气在这一地区几乎已经不存在了，这一点对于当地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作为当地的重要机构，伦斯勒理工大学认为自己需要担负起探索新经济增长路径的责任。杰克逊博士意识到新技术意味着两件事：首先我们可以借助新技术以更高效的方式生产旧产品；其次我们可以依靠新技术来生产以前生产不了的新产品。三城地区的实践表明这项产业政策确实有效。
我们的另一项任务是促进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比方说在医疗领域有一套评价量规名叫基于证据的药物。这套量规已经存在了十年多，遵循的理念很简单：在测试疗法时，要根据证据来决定哪些疗法有效，哪些是死胡同。你可能觉得这不是什么高深的科学原理，就该这么干。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医学领域并不会这么干。直到今天，基于证据来研发疗法的做法仍有许多值得改进之处。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也应当以证据为基础，因此PCAST才会在政府内部占据一席之地。科学奉行经验主义，科学与信仰的区别就在于我们这边通过证据来达成共识。如果你认为基于证据的决策能制定出更有效的政策，那么你自然会说：“我要根据证据而不是任何我之前固有的理念来制定政策。”你或许会说：“我是个保守派，我相信X。”那么基于证据的决策就要问：“X的证据是什么？”你或许又会说：“我是个自由派，我相信Y。”那么基于证据的决策还是要问：“Y的证据又是什么？”这样一来，无论别人关于你在政治光谱上的定位做出怎样的先验决定，都不必回避你给出的决策建议。
基于证据的决策在你们听来可能很新鲜，我们这里在讨论施政决策时也确实直到最近才开始谈到这种做法。但是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甚至在维基百科上都已经有了页面。我从维基百科上抽了几条目前人们关于基于证据的决策达成的共识。“政策制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极少遵循线性或者逻辑路径。仅仅将信息呈现给政策制定人员并且希望他们采取相应措施往往不能成功。政策制定并非纯粹线性过程，而是分为耗时不同的各个阶段，而且这些阶段还可以同时分头推进。”这一点对于PCAST意味着什么？我们这些人要在政策领域寻找正在创新的人们，然后询问：“你的创新的效能记录如何？这项创新有没有推广的空间？政府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促进推广？”顺便说一句，美国政府能做到的事情已经不如过去那样多了。二战刚结束时的美国政府权力非常大，堪称全世界权力最大的组织。现在情况已经变了，许多美国人都没有意识到当前权力要在政府与大型企业之间分配。作为整体的企业界远比政府更有权力。因此现在要想影响政策制定，仅仅与官僚打交道并不够，还要与商界人士打交道，因为一大部分做实事的潜能都蕴藏在那里，这意味着公共部门要与私营领域合作。我们顾问团的成员在向总统献策时也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政策制定阶段往往得不到基于研究的证据提供的足够信息，原因在于信息沟壑与保密等等。”利益相关方的知识产权确实会显著影响制定政策时可用的信息。接下来我说快一些。“基于研究的证据可以显著提升政策制定水平；需要对于施政环境具有整体性认识；政策制定者需要传统政策制定圈子里不常见的额外技能来影响政策；他们必须有明确的意图。”这就是基于证据的政治决策的基本内容。
最后我想以下面这份报告来收尾。2011年，总统告诉顾问团：“联邦通讯委员会最近跟我反映情况，说是在美国使用无线设备的人数正在上升，而可以传递信息的电磁频段的数量是个固定值。大约在2023年这两个数字就要重叠。那之后无线连接的手机就要失灵。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快去想办法。”于是我们投入工作，这项任务的领头人是我的另一位同事，麻省理工的校董之一马克.格伦伯格（Mark Gorenburg）。我们花了十一个月走访专家——这也是基于政治的政策制定的关键步骤，决不能闭门造车，而是要请教相关领域的知情人士。于是我们开始研究频谱分配图。频谱分配其实是泰坦尼克号事故的产物。当年泰坦尼克号之所以死伤如此惨重，部分原因在于船上的电报员发出的SOS求救信号没能广播出去，因为附近有另一条船也在用同一频段发报。泰坦尼克之后，联邦通讯委员会设置了频段分配规则，用户只能使用自己分配到的信道。这就好比每位用户都分到了一条铁路。但是就效率而言，高速公路其实远远高于铁路。只要为高速公路的交通制定规则并且全部用户都遵守规则，就能畅通无阻。那么应当怎样依靠类似的思路来处理无线电频段？我们想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利用互联网的基础技术来改进频段使用。互联网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技术平台，当我们利用互联网传送信息时，信息会被分割成许多信息报，然后沿着各种不同渠道传播出去。互联网是一个数字系统，因此这些信息包可以在规定地点重新组合起来。如果互联网能够这样操作，那么无线电也应该可以这样操作。于是我在报告里提出应当引入互联网技术来改善频段分配。我们刚刚提出这份报告时最主要的反对者就是大型电信运营商，他们认为这不过是象牙塔里的大学教授自说自话。但是我们的报告有证据支持，而且我们找到的一切证据都表明新做法能让无线频段的信息承载能力至少加强十倍。大约一年之后，电信公司意识到了我们言之有理，也意识到了新方法能让他们赚大钱，于是现在新方法得到了电信公司的大力支持。这就是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能够取得的成果。马克.格伦伯格是撰写这份报告的委员会主席，如今他跟着赫默.温布莱德（Hummer Winblad）去了另一家投资公司。我有幸与威廉.普莱斯、马克斯恩.萨维兹（Maxine Savitz），还有埃里克.施密特一起在委员会任职。不过这份报告不仅是我们几个的成果，我们还咨询了四十个不同领域的专家才得出这个解决方案。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