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聊聊曹聚仁 -- 燕人

我是从鲁迅的文章中看到曹聚仁的名字，知道他们之间有书信往来。偶然的机会买到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对他的学问这才有点了解。简单给同学们聊聊。

曹聚仁是浙江兰溪地方的人，1900年出身于一个儒士之家。父亲是宗程朱理学的，曾考中清朝最后一届的秀才，平时做事身体力行朱熹的教导。曹聚仁从３岁开始，就被父亲强迫背诵《大学》，《中庸》等理学所认可的“四书”。作为一个理学家，曹父只读程朱派的书，连《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这类基础史书都没有读过。曹聚仁的中学老师却是王夫之（船山）的崇拜者，上课时讲解王夫之的《读通鉴论》。这让他大开眼界。后来他去著名的浙江第一师范读书，遇到许多知名的文化人，如首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出家前的李叔同（弘一法师），但接触最多的是理学家，也是朴学学者单不庵，教授他桐城派古文义法和朴学考据工夫。他曾说过，单师四大弟子中三人，俞秀松，施存统，周伯棣，都跟随老师实践躬行理学。只有他自己虽然有一个理学家的父亲，反倒成为老庄的信徒。上述三人在五四运动前夕变得激进，先后加入共产主义运动。施存统的家乡与曹聚仁的较近。有一次两人回乡度假，曹见施手中的《新青年》便做不屑之笑谈，结果被施严词批评。曹这才明白他与其他同学已经拉开距离。这三人中只有俞秀松后来以身殉道，施存统和周伯棣先后脱离中共，成为专业人士。

曹聚仁从浙江一师毕业后在上海一个盐商家作私塾，同时在报纸上做自由撰稿人。１９２２年４月章太炎在上海举办国学讲演。主办者派去的记者国学基础不行，在报纸上错误百出。但是曹聚仁的笔记几乎一字不差。国民党元老邵力子在上海的《民国日报》连载了他做的笔录。这引起章太炎的注意。通过章太炎弟子钱玄同，他被叫去做章的入室弟子。他的这份笔录成为章太炎《国学概论》的出版文本，被许多学校作为教材使用。此后曹聚仁先后在上海多所大学任教，为报纸写文章。

国共反目后，曹聚仁因国共两边都有朋友，被夹在中间，因此停止写作，沉默了几乎５年，到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与朋友创办《涛声》周刊，号称不替任何主义做宣传，对现实采取批判态度，自称“乌鸦主义”。鲁迅曾用笔名罗抚发表在《涛声》上一篇文字。曹聚仁不知道是鲁迅本人所写，和同事评论道，不要说没有好手笔，就看罗抚的文字，就了不得。这是他和鲁迅交往之始。１９３５年他与徐懋庸开办《芒种》半月刊，成为左翼文化的干将。曹聚仁说《芒种》的采编内容主要三种

【一是鲁迅所惯写的杂文，以批判现实剖解时事为主，我们在《涛声》时期所写的，都是这一类的文字；二是我们所写的历史小品，有着借古喻今的讽时意味……三是报告文学，见之于报章的特写。此外，还有周建人、贾祖璋诸兄的科学小品。大体说来，我们所写的题材，都和现实生活有关的。】

曹聚仁，徐懋庸和鲁迅的关系，还可以多说几句。这是曹聚仁的回忆中所记。大革命失败后，徐懋庸避难来到上海，用“余致力”这个笔名考取了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等开办的劳动大学。这个笔名来自于孙中山的《总理遗嘱》第一句话。这个笔名显出徐懋庸才高胆壮的本色。他在学校里先后逼走了几位国文教师，靠的是自己的学问和才气。曹聚仁说，那些教师给徐作学生怕都不够格。徐懋庸的英文法文都很好，译笔流畅，在曹看来与著名翻译家李青崖在伯仲之间。曹聚仁拥有一栋三层小楼，徐懋庸住在隔壁楼上，经常从阳台过来与曹畅谈。后来全家搬入曹家三楼。徐靠译稿谋生，稿费时有时无，交房租全无准信。但朋友之义胜过一切。《芒种》半月刊即是在这里诞生的。曹说两人可算管鲍之交。徐信奉共产主义。曹是自由派，教授学生从不提不谈自己的政治主张，让学生们去自我选择。徐批评他：你这样是不行的。你必须完成一个思想体系，引导青年们去走。结果两个君子相安无事。徐请曹在报纸上发表假信息，曹都照办。但是共产党内部的事务，徐不说，曹绝不插话。

徐懋庸和鲁迅之间的文字之交，信件都是曹聚仁转交的。１９３６年徐在上海左联领导人安排下写信给鲁迅，批评鲁迅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意见，事先并没有与曹聚仁沟通。这封信被鲁迅认为是“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愤怒地对徐懋庸进行公开批判。曹聚仁知道徐信内容后，对徐懋庸提出异议。徐表示他个人没有办法。不久后鲁迅去世。徐懋庸托曹聚仁送去一副挽联，上有“知我罪我，公已无言！”

全国抗战开始后，曹聚仁成为战地记者，最先发表了台儿庄大捷的消息。１９３９年受蒋经国邀请，曹聚仁来到江西赣州，创办《正气日报》，与蒋经国有深度交往。曹聚仁有一篇回忆文字《蒋经国的前半夜》，对蒋经国在赣南实行的新政，做了客观的评价。上海解放前夕，曹聚仁有机会全家去台湾，但是他选择留下来。１９５０年他迁居香港。

他去香港的动机，我还没有看到。他自己的文字说是因为个人而不是政治原因。但是他到港后发表一篇文章，声称“我从光明中来”，引起右派文人的攻击。他把新中国与蒋经国的新赣南相比，还评论朝鲜战争，又挨了左派的骂。陈毅说他用心是好的，只是偶发怪论。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５９年之间，他先后六次回到北京，受到毛主席，周总理，陈毅等领导人的接见，为预想中的第三次国共合作，台湾和平回归贡献了个人的力量。

１９５６年７月周总理在颐和园夜宴曹聚仁。曹聚仁问周总理，你的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谈话，究竟有多少实际价值。周恩来答称：“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价值完全相符。“曹聚仁在他任职的《南洋商报》上传递了这个信息。１９５７年６月曹聚仁受蒋家父子委托，回大陆看视庐山旧迹与溪口祖坟，全程由中共统战部高级官员徐淡庐陪同并摄影。徐在日记中回忆：

【客人注意寺庙在解放前后的对比，对新闻事业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盈亏津津乐道。他对报纸所载批判章伯钧、储安平等人的反动言行不愿发表意见，但又表示对整风问题将作若干万字的报道。我观他不读《人民日报》社论，写通讯十分粗浅，抵庐山当晚买了几张风景照片寄给《南洋商报》也算交卷。下午游著名的含鄱口，居高临下，鄱阳湖尽收眼底，堪誉气象万千。6月20日离轱岭返九江，6月21日上午到海会寺、星子县。客人姑妄言之，我则姑妄听之，他说，这是反动统治时代的著名地方，将来老草头（指蒋介石）可居南山，盖牯岭群众多，恐有未便，兼南麓临鄱阳湖，还别具妙处。实在不知其妙在何处！】

在溪口，曹聚仁得知邵力子等人曾经以视察名义来过，引起群众顾虑，谣传”蒋光头要回来“。蒋家祖屋和坟茔保持状态良好。曹聚仁写了长信带照片寄给蒋经国。

然而事情并非他所料想。

1972年1月12日，曹聚仁给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的信中写道

【弟老病迁延，已经五个半月，每天到了酸痛不可耐时，非吞两粒镇痛片不可，因此仍不敢乐观。酸痛正在五年前开刀结合处，如痛楚转剧，那就得重新开刀了。医生说，再开刀便是一件严重的事，希望不至于如此。在弟的职责上，有如海外哨兵，义无反顾，决不作个人打算，总希望在生前能完成这件不小不大的事。弟在蒋家，只能算是亲而不信的人。在老人眼中，弟只是他的子侄辈，肯和我畅谈，已经是纡尊了。弟要想成为张岳军（指张群），已经不可能了。老人目前已经表示在他生前，要他做李后主是不可能的了。且看最近这一幕如何演下去。昨晨，弟听得陈仲宏（陈毅）先生逝世的电讯，惘然久之。因为，弟第一回返京，和陈先生谈得最久最多。当时，预定方案，是让经国和陈先生在福州口外川石岛作初步接触的。于今陈先生已逝世，经国身体也不好，弟又这么病废。一切当然会有别人来挑肩仔，在弟总觉得有些歉然的!】

他在给胞弟和前妻的信中也透露了类似信息，即他是分别受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委托，在中间尽力促成谈判。他的同时代人夏衍回忆，周总理说曹聚仁真是书生，竟想说服蒋经国学张学良奉天易帜，把政治问题看的太简单了。我看曹聚仁是一位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的自由派书生。

１９７２年７月，曹聚仁病逝于澳门。在周总理指示下，他的骨灰被送回南京雨花台安葬。我想，这可能说明曹确实是为中共工作的海外知识分子。

在1936年前后，鲁迅态度基本共产党化了。

这是先生在向组织做最后的致敬。

在三十年代初期，在左的路线指引下，要求绝对性决裂，为此激进派要求鲁迅承担激进任务，而鲁迅基于自己的地位，半公开的半地下党，拥有苏联左翼身份，但是基于中国民族主义，他选择了柔和隐蔽路线。

当然，蒋介石等右翼出于地位和对苏联的畏惧，和租界特色，没有足够的冲击鲁迅。

同时，蒋介石实际上是布置了一些暗杀的，如果，得逞了，鲁迅也就牺牲了。

随着1936年的到来，实际上，蒋介石也有求于苏联。

所以，这时是合作的氛围，由于鲁迅和宋庆龄有来往，所以也知道蒋介石在向苏联请求合作。

这时基于苏联的指示，这时是温和的合作路线，但是鲁迅是有独立意识的，也有公开身份的倚仗，所以，他和苏联路线有区分，可以说是正确的理解，既合作又有区别，而不是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在这时，激进派的领导者郭沫若是给予了缓冲的，只是内部的意见不同。

所以，鲁迅并不是背叛社共组织。

在这里多谈一下中国大儒的失误，就是创造了一种话语体系把自己这个小范围或者说传统中国精英范围的话语体系和人民大众隔离开，这是儒家大师的一个巨大的问题！！！

而鲁迅郭沫若的白话文则是冲击和打破这个精英儒家话语表述体系的！！这是他们的伟大之处！

不说大家都有自保意识，就说要搞死也是可控主动性更多才好。

所以说，蒋介石留着部分红军能拿来说事是好的，比起现在的不可控，蒋介石要不满意的多。也就是说红军的危险性是理所当然的存在的，而且是巨大的，所以，毛主席的四渡赤水绝对不是开玩笑，轻松易得的，有一些先生利用蒋介石的祸水入川来削弱毛主席的军事技术难度，这是不成立的。

同理，用此来忽略鲁迅先生在上海生存的难度，同样是不成立的。

要说共党左派的确在上海有相对容易的时期，那就是临时中央去苏区之前。

这标志着苏联对土共的不得不放弃或者更暗层次的沟通，也就意味着，更大的危险。

如果不打死鲁迅，当然也还是可以的，但是打死了，也还是可以接受的，除非鲁迅先生很机灵，作为一个成熟的理性的经验者，鲁迅恰恰保护好了自己。

在这个时候，实际上，蒋介石等于和西方在上海软禁了宋庆龄先生，也就是鲁迅先生最大的助力之一。

革命是要掉脑袋的，鲁迅先生也不是例外，所以官方在这里评价鲁迅先生是革命家，名符其实！完全正确！！

大家注意到了身为文化人，文学家的鲁迅，甚至对他的思想家名号也颇多关注，然而，他真是一个革命者。上海租界虽然西方做主，但是并不意味着在上海的革命没有了风险，而且还很大。

陈乔年等就是血淋淋的先例！！！

“浙江同乡会”的组织者，被苏联内务部抓捕，并于1938年左右吧（具体年限我记不清了），在莫斯科内务部大楼前，和十几个被判死刑的前苏联部长级官员一起被枪决了。

俞秀松的夫人（盛世才的小妹盛世同(盛世才逮捕俞秀松后，盛世同改名为安志洁，表示与盛世才分道扬镳)结婚）后来一辈子一直在为俞秀松的冤案奔走（他夫人后来和俞秀松的弟弟结婚了）。好像俞秀松一直到80年代才公开平反。

死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人真的很多。

据夏衍说是周夏两人之间的私话，但也是对“书生（儒生）无用”的最冷酷的注脚。曹聚仁自称跟随五四新文化，从孔夫子的门内跳了出来，然而还是用最大的热情去拥抱“天下归一”。我想“天下归一”这话，儒家和法家都能从各自的立场声称所有权吧。周总理本人在文革后期也被指“党内大儒”而受到批判。一个人受教育越多，越难于与历史文化遗产分割呢。

如今西西河批判周总理的声音越来越多。批判远比建设容易。

有老思想的人讲人死后，“入土为安”。这是儒家，道家还是哪家的说法？周总理安排曹聚仁的骨灰回归，是他做事无微不至的一贯作风。他自己的骨灰被撒到大海里去了。我印象中有位文化人说周总理，“骨灰都没有留下”，意指周被迫害。当时看了很感诧异。

据说毛主席生前也要求骨灰被撒到水中喂鱼。作为唯物主义者大师，他说这话极有可能。可惜这没有实现，说是“劳动人民”的意愿想看到他老人家躺在那里。实际上毛主席纪念堂确实瞻仰者不断。对此现象该如何判断，毛主席地下有知，我想他大概会说，不能压制人民的愿望。这符合他追求民主的政治理想和实践。

我死后，骨灰埋在花园里。骨灰是上好的肥料。

只能这末说了。

周总理和蒋经国在外海小岛上见过。

曹聚仁的书读过几本，记得抗战的时候到浙江内地，投宿的时候睡人家的小姑娘，还很得意。

伤人品啊老同志。

吴军长说的，我是不敢的。

不会是吴法宪？我浅陋的很。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吴军长，吴法宪那是吴司令。

我怎么记得是他自己说的。大致是抗战时期曹聚仁做战地记者四处奔波，有一晚投宿旅店和一对母女共处一室，半夜母亲主动要求女儿睡到他床上去。天亮了才知道是她们欠了旅店6块钱无力偿还，出此下策。当然曹聚仁后来解释说战争年代，道德是放假的。

和蒋经国谈台湾回归的事情。好像还有张治中陪同。坐海军的军舰去的。

时间是1962年左右吧，记不太清了。

这是大陆的报纸90年代公开报道过的。

国共还有很多秘密，我们老百姓不知道的。现在呢，就没有了吗？

台湾现在还有多少我方的人？ 你们猜

我对祖国统一，绝对充满信心！ 台湾迟早会要回归祖国！

比较可靠的说法是罗青长说的见了可以沟通两蒋和陈诚的人。

60年代初期和台湾秘密沟通的渠道大多是陈诚那边。到了64年陈诚身体不行了，要加强和小蒋的直接沟通，此行由张治中作陪，所以国方出席的大约仍以资深的国民党高层可能性较大。

见面的地方是大陆岛屿，国方单舰前来，小蒋未必有此胆识，也未必有此必要。

有说法说国方代表回去转交了给小蒋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