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平视这个世界-10 -- 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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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是《资本的财富大同》中的内容，为了回答河友西电鲁丁关于周期律的疑问，而提前放出来。

翻阅史料，我们会发现，至少在西周时期，农耕区域还局限在城邦的附近，这些带农耕区的城邦往往是离散分布的。

再往上追溯，也就是三皇五帝阶段，甚至夏商也是如此。在城邦的农耕区之外，就是游牧区、狩猎区以及采摘区。不同区域的民众，在各自栖息的区域内各取所需而彼此相安无事。彼时，还没有少数民族的概念，大家都是同一种群，只是有人从事农业耕作，有人从事采摘打猎，有人从事放牧。

因为农业收成较为稳定，配合以家畜的饲养，生活很容易实现无所缺。这种生产模式一旦被大家所认可，农耕区域必然要不断地扩张。农耕区的扩大，就意味着不断开垦新的农田。

农耕区的扩展，必然就挤占游牧区和狩猎区，最后导致游牧的种群不断向北退却。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由于铁器的出现，农业耕作的工具得到强化，生产力就大幅提高，农耕区自然就加速扩张，游牧群体在中原地区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而难以为继。

游牧民族的出现并不会很早，游牧产生的前提就是驯化家畜。人类驯化了家畜，有了饲养和繁育的经验之后，才有可能诞生畜牧业。

家畜能带来稳定的肉食供应，对比采摘和栽种的收获物，肉类是高能食品，所以，肉类在种群内的分配是和等级挂钩的。肉食，天生就和统治圈有着重大关系。

夏朝亡国后，夏桀的儿子獯粥带领着一群同样不怎么喜欢吃素的女人，一路北上，去做游牧大爷了。甚至说，夏朝和放牧可能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可能就是因为游牧的原因，所以夏朝才没有定所，所以，夏朝的都城一致得不到确认。

太康就是因为“游畋失位”，后世对这个典故的理解很可能是曲解的。如果夏王朝就是以游牧为主要生产模式，那么，太康带领牧群远足，就容易理解了，毕竟，牧群要随着季节逐草而动。太康的爷爷大禹，他所谓的治水，很可能是考察各大水系的不同区域是否适合放牧。在大禹时代，还是以石器为主的时代，农业耕作并非食物的主要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大禹治水的传统理解或许是有误的。

也就是说，早期从事放牧的群体，天生非显即贵。对比采摘、农耕和狩猎，游牧就非常简单了。农耕和采摘，对于节气和物候的把握要非常精准，否则，也不一定能有稳定的收成。而游牧就不同，只要有足够的耐心来保护着牧群，那就意味着付出较少的劳动就能获得较大的收获。

《圣经》中的上帝，应该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可是，这个上帝却偏爱烧化祭时的香气缭绕。据此，我们大致能判断犹太人起源于何时。而且，这个上帝很显然就根本不是神，很可能是一个喜欢撸串的馋嘴女人。为什么是个女人？上帝在《圣经》中，一直对亚舍拉女神充满自始至终的嫉妒，同性排斥可能是说地过去的理由。当然，对于性采取谨慎态度，这是东方文明的一大特色。中世纪的欧洲，倒是想改变自己的习惯，禁欲了一段时间，就催生了追求自由的文艺复兴。

有了吃肉习惯的人，要彻底改掉相关的生活习性，通常很困难。从满清的经历看，要让一个吃肉的种群柔和下来，至少需要三个世纪吧。

被迫北移的游牧群体，没有固定居所，也就没有手工业的生产能力，因此，就需要和农耕区交换所需的生活必需品。

农耕区域获得游牧群体的交换物，例如牛、羊、马匹等，既是生产资料，也可以作为肉食来源。有了牛马的辅助，生产效率会显著提高。自然就会有更多的人，从农田里解放出来，自然会促进农耕区手工业进一步的发展。

在农耕和游牧两大区域的商品交换中，相对于游牧群体的粗犷朴实，农耕区知识分子成为奸商的可能性更大。贸易的不对等或者草原上频繁的自然灾害，会迫使处于困难中的游牧群体，选择掠夺这种极端方式来获取自己的所需。

不友好的掠夺，会把双方的信任度消耗干净。互相对峙，就容易引发草原和农耕区的长期战争。

一旦中原击溃草原部落，那么这些部落只能向北和向西发展来躲避打击。这些部落不断征服向西途中的土著部落，慢慢地就发展到中亚，而后扩展到欧亚交界的东欧平原，最后，不少游牧部落进入欧洲。

就是因为历史上这种千丝万缕的关系，导致了这些出走的部落对于中原手工艺品有着特殊的怀念和依赖。除了故土，没有其它地区能供应他们看得上的精美产品，所以，一带一路就成为一个永恒的历史传奇。这也证明了，这些游牧民族所经过的区域，其手工业并不发达，和中原地区的制造水平相比，必然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现在，有些人天天絮叨中华文明西来说和丝绸之路西来说，这都是无稽之谈。假设这些说法成立，那么，就是东方国家要千里迢迢地从欧洲或者西亚，运回“故乡”的特色产品来慰寄自己远在东方而产生的思“乡”之情。

事实上，我们运出去的，是瓷器、茶叶和丝绸等，换回来的是西方的奇珍异宝。什么是瓷器？不就是泥巴经过烧制而成的吗？也就是说，中国人玩玩泥巴就能换回珍宝。就像今天，美国用可口可乐满世界的赚钱一样，什么是可口可乐？不就是水吗？

一带一路的存在，就催生出能够左右游牧群体所需供应的商贾群体，也就是资本的前身。历史上，他们和东方政权的更迭有着非常隐秘的关系。

综上所述，秦汉以前，在中国境内，农耕民族和非农耕民族一直杂处的，属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很方便地交换彼此之所需，这种模式在中国存在了至少两千年。

对于游牧群体而言，既有稳定的肉食来源，又不缺生活必需品，这是他们最幸福的阶段。

秦朝把秦、赵、燕所修筑的长城连成一线，把农耕区和游牧区进行了物理隔离，统治者试图用长城把游牧民族给自己带来的烦恼彻底隔离在长城之外。

事与愿违，当长城把游牧区和农耕区供需的传统交流途径堵死后，由此造成的供需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是战争问题。

秦朝大将蒙恬统领30万大军戌边，防范游牧民族。30万驻军，这绝不是一个小数字，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匈奴等少数民族给中原带来的威胁，已经不是边境的骚扰那么简单。不加防范，游牧民族的机动力量随时可以威胁王朝的首都，咸阳。

草原地区依赖中原地区的物资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盐、谷物、纺织品、工具等。没有这些物资，草原种群的生活质量就难以提高。

草原还需要中原地区的高档物品，丝绸、茶叶、瓷器等，这些物品是草原贵族的生活所需。这些高端商品，也为西域、中亚、南亚乃至欧洲地区所喜爱的。

长城的物理隔离，只是限制了游牧民族的出入点，限制了他们进出的自由度，这并不代表游牧区和农耕区的彻底隔绝。双方可以通过边境贸易，来获取所需。边贸的存在，就会催生出商人群体。

山西境内，不但有明长城，还有战国、北齐、北周、隋、宋等长城。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晋商的历史其实非常久远的。

自己的所需得不到稳定的供应，只会迫使匈奴等游牧部落积聚力量，通过升级武力来追求掠夺的功效和质量。逐步增强的军事力量，经常能迫使中原地区的汉族政权通过提供物资来换取边境和平，这就是朝贡体系的由来。

从这个角度，中原地区汉族政权的合法性，只是内部优胜劣汰之后的自我确认。游牧区的军事力量，就不在意农耕区的天命论。在外部军事力量面前，中原汉族政权往往很容易摆正自己的位置。

为什么游牧民族往往军事能力不弱？一个根本原因就是马匹。马匹是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冷兵器时代最强的机动力量。只要游牧民族获取了金属兵器，那么，游牧民族本身就是准军事武装了。

到了近代，游牧民族的后裔，发明了机械传动的车辆和航空器。车辆和航空器取代了马匹，汉民族依然承受着游牧后裔军事力量强机动性的威胁。

游牧民族虽然是天然的准军事集团，但是在长期的你争我夺中，他们也发现，他们没有能力和兴趣深入中原地区来管理农耕经济。农耕和游牧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社会构成形式，几千年以来，不少游牧民族，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试图入主中原，最终都宣告失败。鲜卑和满族，获取了成功，最后了，勉强地融入了中原地区。

游牧民族似乎也明白，如果自己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供给能得到保障，那么久没有必要对中原地区进行过渡的打击和掠夺，那样地话，很可能导致杀鸡取卵。

也就是说，只要中原地区稳定，能稳定地向游牧区供应其所需，游牧民族就会得到满足，而惬意地享受自己的草原生活。

在草原部落中，谁能给大家提供稳定的生活所需，谁就有资格成为草原的盟主，而统治整个草原。

同样是今天，当中国开始供给美国阵营的所需，美国就不应该得了便宜还卖乖。美国并不清楚，过去引发农耕区和游牧区失衡的导火索，已经被自己全部集齐，这就注定了美国会不得安生，除非放弃自己的剥削机制。

在农耕区和游牧区混杂的时候，双方的供求很简单，以物易物。游牧有皮毛和肉食，可以直接换取自己所需的一切。货币这个媒介物，并不是必须的。

当长城出现后，商人就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开始往来于农耕区和游牧区之间。过去以物易物的方式，可操作性就大大降低。对于商人而言，更喜欢借助于货币这个媒介物。

由于农耕区是小农式的生产方式，其生产效率是落后的，当农耕区和游牧区都处于人口增长期的时候，生产终究会在某个时刻达到顶峰，而无法满足更多的需求。

同时，商人和中原的统治群体，为了获利的需要，人为地在两大地区的商品交易中，设置了很多障碍，这进一步加剧了本就紧张的供需矛盾。

黄炎培老先生曾经提出一个周期律的问题，在他看来：

中国历朝历代兴旺更替的本质是什么？最表面的一个现象，就是极端的不公平导致社会不再稳定而崩溃，社会经过大动荡，重新进入新的相对公平，然后周而复始。这个表象，是一部中国历史最真实的写照。

那么，曾经的极端不公平是怎么产生的？所谓的不公平，不就是财富的不公平？东方国家手工业生产所带来的产品，在数量上是有限的。域外要获取这些产品，要么通过朝贡来获取，要么通过商业交换来获取。由于东方国家的经济是自给自足，那么，对外的商业就会出现不平衡的格局。对应着商品的少进多出，必然是金银等货币的多进少出。

商人为了获取更大的商业自由度，往往会用金银交换政府官员手中的权力。官员为了自己的仕途，也需要用金银来达到其政治目的。由此，金银在政治圈内隐性流动是东方国家政治的一大特色。

这些金银在中国内部流动，会不断寻找寄生物进行寄生。通常，金银格外喜欢猎取可持续增值的土地和产业。

社会金银的保有量不断增加，社会产出每年是基本不变的，那么，就容易出现通货膨胀而引发物价的攀升。生活在底层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就会逐步感受到生活的难以为继。尤其是土地和产业被不断猎取后，农民和手工业者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外加不断加重的通货膨胀，民不聊生就是必然的结果。

很多时候，东方国家一边倒的对外贸易方式，往往也会造成周边少数民族的供给恐慌，对于这些游牧部落而言，要生存下去唯一的方式就是武装起来，对农耕区进行掠夺。

因此，绝对失衡之下，中原王朝就要面对揭竿而起和境外入侵。内忧和外患共同作用，也就是达官显贵们的末日，就必然带来朝代的更迭。

在这种更迭的过程中，对于社会财富会造成巨大的破坏，最终引起生产力的极大倒退。

曾经，中国独居在亚洲东端，西有高原、山脉和沙漠的隔绝，在大航海时代之前，中国朝代更迭的模式虽然落后，但是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不会带来致命地影响。

大航海之后，时代发生了巨变，不同国家比拼的是综合国力，任何造成社会财富巨大破坏的变革活动，都可能给外敌入侵提供机会。所以，曾经的朝代更迭方式，已经是完全不可取了。

综合起来，东方周期律的产生，源于东方国家存在三个根本性的矛盾：手工生产造成的供不应求，商人和政府官员对既得利益不恰当的占有，一边倒贸易下周边种群的生存。

为什么北半球亚欧草原带上的民族，对中华物产如此依赖甚至有点痴迷？

从这个角度看，所谓的其它文明，或许都是过于夸大了。所谓的文明，本质就在于生产，而不在于有多少神话和传说。如果一个文明系统的供需长期无法摆脱对外界的依赖，这样的文明就根本不能称之为文明。

大明王朝时，日本有两批朝贡使团在宁波闹事，明朝于1547年革除了日本的朝贡资格。获取中华物产的正常渠道没有了，海盗和走私就更加猖獗了。

这些民族得不到中华物产的供应，给他们的感受，估计类似《瓦森纳协定》带给中国的感受。

两千年过去了，在二十世纪初，缺怕了的欧洲，终于为这个世界贡献了现代工业化大生产，让全人类看到生活品供需矛盾得以解决的曙光。过去的两千年，是充满酸甜苦辣的两千年，为此引发的战争和战争带来的苦难，都无法进行精确的统计。

资本掌握了现代工业大生产之后，迅速收获重大利好，全球的白银和黄金也被自己尽收囊中。

不过，当金银集中在资本的手中之后，金银由于缺乏而无法充当全球交易媒介之后，资本掌握的大生产就因为购买力的不足而无法维持下去。从这一点来看，资本对于大生产的管理根本就是一窍不通。

更严重地是，在大生产的舞台上玩了几个回合之后，游牧民族的后代就彻底被工业大生产所收获的糖衣炮弹彻底击败了。这个糖衣炮弹是什么？就是财富寄生之下的物质享受。

全球财富系统是自己搭建的，依靠着这个系统的剥削机制，资本阵营认为自己可以把相关的统治永恒地延续下去。鬼使神差，工业化大生产的历史重任，又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夺回去了，又回到了曾经担此重任几千年的中华民族身上。

作为当代的读者，我们看到这一点，会想到什么？那就是，中国必须有高度的责任感，只有这个世界的供需平衡了，中国才有好日子过。也就是说，不是中国想不想领导这个世界的问题，而是世界无法承受中国不存在的后果。

资本阵营为什么无法驾驭现代化大生产？根本原因在于种群的修为能力，所以才把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大生产体系交给了中国。中国必须掌握和掌管好大生产这个利器，只有如此，由供需不平衡所造成的延续了几千年的东西方恩怨，才可能会一去不复返。只有如此，人类共命运下的大同，才可能真正实现。

你邮过来的全文，每天读一点，越读越觉得精彩，但还不能理解到位，恐怕要多读几遍。

你帮我做一下，这样可以方便更多人。

我忘了从哪里看到的，就是说，气候周期性变化，导致寒冷周期来到的时候，游牧地区的牧群大量死亡，游牧部落为了生存只好到农业地区抢夺，导致了王朝周期性的外部原因。可以参考竺可桢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这方面的书籍不少，这方面确实也有潜力可挖。

我挖掘游牧民族和中原的关系，是说明，这种供需关系的纽带，是历史上形成的。也就是说，东方国家和北温草原带的供需关系，尤其特殊的历史渊源。

我在主贴了，只是把物候的影响一笔带过。竺老的那篇文章，一直是我的最爱。

再次谢谢你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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