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这位名媛有了解的吗？ -- 燕人

一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的香港特区生活的、拥有中国国籍的香港人，说自己是中国人不是本分吗？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黎枫 我经历过的那场战争

有一种情怀，无论何时触摸，都会令人肃然起敬；有一种赞歌，无论何时唱起，都会使人情不自禁。英雄的名字，是不会被忘记的，任何民族或国家都会将他镌刻于丰碑，铭记于青史。2000年10月25日，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50周年的日子，又将我们带回了英雄的岁月。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拿到了一本影集，那里面真实地记录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保家卫国的英雄壮举。当这些被凝固了的历史瞬间映入眼帘，我们并不会因为它的久远感到陌生，甚至无动于衷，因为当我们试图去寻访照片中的故事和人物时，得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离去。由此，我们感到了这些照片的珍贵。于是，我们走访了照片的拍摄者、当年的战地摄影记者黎枫老人。

黎枫简历

河北博野县人。1945年16岁参军，入抗大二分校学习。后进摄影培训班学习摄影，毕业后留在冀中军区政治部作摄影员。1946年调独七旅任摄影干事。1949年，任68军摄影股长。1951年入朝任战地摄影记者、摄影组长。回国后调任新华社，先后任职甘肃、广东分社，1965年调海南岛任副社长。1972年至1984年在新华社摄影部工作，后调《瞭望》周刊任副总编辑。曾任中国老摄影家协会常务副主席、《摄影文史》主编。

被访者：黎枫

采访者：丁人人

何平平

摄 影：李艳明

记者（以下简称记）：当年，在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中，大多数人都是扛着枪的，而您则是拿着照相机，那您当时的身份是什么？您在朝鲜战场上的经历又是怎样的？

黎枫（以下简称黎）：我是1951年入朝的，也就是志愿军赴朝作战的第二年。当时我是68军的摄影股长。1953年，调到志愿军西海岸指挥部作摄影记者，1954年到志愿军政治部任摄影组长。在朝鲜呆了将近5年。我所在的68军就是朝鲜战场最后一个战役——金城反击战中，那支赫赫有名的奇袭白虎团的部队。

记：您参加了几个战役？还记得第一仗吗？

黎：整个朝鲜战争基本上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第一次战役到第五次战役，为战略进攻阶段，把敌人从鸭绿江一直打到“三八线”。第二阶段是相持阶段，转入了阵地战，在“三八线”南北拉踞了两年零一个月。我去的时候，正是将要进入第二个阶段的时候，第五次战役刚刚打过，双方刚刚坐到了板门店的谈判桌前。

当时的形势是，美国人想把我们赶回鸭绿江是不可能的，而我们想把美国人赶下海也是不容易的。正所谓棋逢对手，僵持不下。所以，刚坐在谈判桌前时，美国人依仗着他在海军、空军方面的优势，提出要把军事分界线向我军阵地身后以北推进1.2平方公里。我们当然是不能答应的。于是，美国人就发动了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我入朝后赶上的第一仗便是粉碎敌人的秋季攻势。

我们部队是在东线，而那里正好是美国人攻击的重点，因为那段战线原是由朝鲜人民军把守的，相对比较薄弱。所以，我所在的部队奉命接防。战役是在文登川那个地方打响的。美军使用了40多辆坦克企图直插我军身后，号称所谓“坦克劈入战”。但是，他们在半山坡就遭到我军的阻击，毕竟，那时他的坦克也不行，川里走走还行，爬山就很困难。而且我军还有反坦克部队，基本上是在山腿就被我军的火箭炮给绊住了。一仗下来，他们损失了近20辆坦克。在敌人的秋季攻势中，我们部队在东线阵地上整整守了13个月，防线始终未被突破。敌人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失败后，他们被迫又回到谈判桌上。但这次谈判破裂后，他们便以重点进攻的方式向我施加压力，大举进攻上甘岭。

记：这一仗打了多长时间？

黎：整整43天。就在两个山头上打来打去。他们一度占了，最后又被我们夺了回来。等于是上甘岭战役美国人没占着什么便宜，又被我们逼回了谈判桌。这时，艾森豪威尔上台，向美国人民许愿，尽快结束朝鲜战争。他采用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要搞“两栖登陆”。首先打起了朝鲜东海岸元山的主意。因为在朝鲜战争初期，朝鲜人民军吃过美军仁川登陆的亏。所以，针对美军准备故伎重演，我们部队也进行了调动。那时，我军在朝鲜的人数有135万，加上朝鲜人民军，总数达到了180万人。对方是120万人。我所在的部队就开到了元山南面的黄隆山。那张《一把炒面，一把雪》就是在那儿拍的。

记：是那幅获全军摄影一等奖的作品吗？

黎：是的。

记：除此之外，您还拍了哪些作品？

黎：当时，部队在那儿开始了反登陆准备，在“三八线”南北构筑了30公里纵深的防御体系。全军共构筑坑道1250公里，被称为地下长城。相当于从连云港到西安挖了一条石质的大隧道，还有堑壕交通壕大概有6000多公里。挖的土石方能绕地球一周半，非常壮观。我当时也拍了不少照片。比如：你们现在看到的《又一条坑道竣工了》、《修筑地下长城》。

记：我们注意到，在您拍的作品中，反映战斗场面的照片大部分时间都是在1953年。这是为什么？

黎：我前面讲了，我入朝的时间刚好是在战争进入第二个阶段，也就是相持阶段。这个阶段的最大特点就是打打谈谈，谈谈打打。这在中外军事史上也是罕见的。我们在“三八线”一带与美军周旋、相持了两年多的时间。到了1953年，在挫败了美国人的“两栖登陆”计划后，在经过了充分的准备之后，我军决定展开大规模进攻，以战促和。这就是于1953年5月开始的夏季反击战。这个战役打了两个半月，进行了有准备的三次大进攻。第三次反攻，就是著名的“金城反击战”。金城在“三八线”位置上是一个突出的弓形，大约有200多平方公里。我们打它的目的是想把我们的防线与“三八线”基本拉平。我所在的部队有一个202师，我就是在这个师长大的。这个师的大部分人就像电影里的李向阳，游击队出身，连班长都是武工队员，连长就是县大队长。但他们个个都很厉害，特别善于打穿插。因为当时我们要突破的是敌人4个师、正面25公里的防御。

记：这4个师都是李承晚的部队？

黎：也有美国人，但主要是李承晚的部队，因为他当时要单干嘛！整个夏季战役下来，我们消灭了他们12.3万余人，收复土地240平方公里。金城反击战充分表现了我军的作战能力，不单是部队越战越勇，装备能力也越来越强。光炮弹我们就打了1万9千吨，相当于前面五次战役总和的两倍。20分钟的火力急射，打了1900吨。正是这场战役，大大挫伤了敌军的元气，无可奈何之下，乖乖地在谈判桌上签了字。

记：整个战役您从头至尾都参加了吗？那时您在什么位置？

黎：第二、第三个阶段我都参加了。当时就是在68军202师。这个师在打529.3高地时很艰苦，一个小山头反复争夺七天。打第三战役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正在下面采访，被通知回军部开会。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任务。回去的路上还一边走一边拍片子。到了军部，李政委找我谈话。他上来就说：“以后的机会不多了。希望你这回多拍点东西。”一听我就明白了，要打最后一仗了。为什么这么说？我先说点儿题外话。当年，68军还是独立师的时候，我就在这支部队。国内解放战争中，每次打仗，我的位置都是在突击队。今天是这个连进攻，我就跟这个连，连营部都没呆过，所以老首长对我非常了解。但是到了朝鲜就不一样了，火力非常密集，危险比在国内大了许多。来朝鲜的第一仗，就赶上“坦克劈人战”，我哪里知道它的危险性。当时，政治部主任就把我叫去说：“你带上一个参谋两个干事去后勤搞调研。”实际上就是不让我去前线，把我保护了起来。可当时并不知道，还以为这就是任务，是以后才明白的。因为他们知道，只要让我上前线，肯定就得去最前沿。那种情况下去了最前沿，就肯定回不来。这也就是为什么那次战役，我拍的片子尽是抬石头、修公路（笑）。

后来，我每次下部队，都是这样，人还没到，电话已经追过去了，直接下命令限制我去最前沿。

可这一次就不同了。明明白白给我机会。我也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所以，金城战役我是拍片子最多的一次。从誓师大会开始，到进入坦克、炮兵阵地、跟着穿插部队夺取高地。奇袭白虎团那天，夜里打完的仗，一大早，我就到了那里。

记：拍到照片了吗？

黎：拍了好多。在当时，作为战地记者，哪里枪响，人就到哪儿成了一件很自然的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职业习惯。而且，一跑出去就是十多天，连人影都不见。经常是领导想起来了满世界找。有一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停战协议签字后，我随部队往回撤。一路上遇到文工团的夹道欢迎。老远就听见路边的人群中有人喊：“黎记者，黎记者，你是不是戴的绿表带呀？”

记：什么意思？

黎：是啊，当时我也是这种反应，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我戴的是一块罗马表，表带是白尼龙丝和绿尼龙丝混合编织的。首长十几天不见我的人影，急得到处找，甚至想到了我有可能“光荣”了，于是命令传达到所有的救护站，让人家查一查，有没有一个戴绿表带的人，伤要见人，死要见尸。这件事让我感动极了。

记：您在前线拍片子有没有遇到过危险？

黎：危险太多了。在朝鲜战场上，我们摄影股就一亡一伤。

记：那您负过伤吗？

黎：没有。这么些年，死里逃生有过，还就是没有负过伤。也真邪门！我开玩笑说是马克思保佑我。讲两件事：金城战役时，我随潜伏部队在距敌阵地只有几百米的坦克阵地拍照。当时是夜里，光照度不够，我就打开了相机的B门，利用坦克开炮的火光照明拍照。可在火光亮起来的瞬间我自己也就被暴露在了火光之中，敌人的火力马上就压了过来，四周全是火花飞溅，我只顾埋头拍片，开炮声、爆炸声响成一片，震耳欲聋，我什么都没理会。等第二天一早才发现，我衣服上有弹片穿的大小6个眼儿，居然就没伤着肉。

紧接着，我就跟着穿插部队奔了白虎团的团部。一到沟口，美国人的飞机就黑压压地盖在了头顶。因为，白虎团被端后，它的团部里还留有大量的军事资料。美国人肯定不想让这些军事秘密落入我们的手里，所以就派了飞机轰炸。当时，在距团部不到一公里的地方就是美军555炮兵营，刚好就在我们经过的那个沟口。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两颗炸弹已经落了地。一颗炸弹就在我的前方炸了，我当即趴在了地上。幸好，地形十分有利，是个慢坡。弹片斜着飞了出去，气浪把我的帽子掀了。另一颗炸弹在我的右上方，翻起来的土整个把我埋了。当时的一瞬间，以为自己完了，等从土里爬出来，才发现什么事也没有。

在朝鲜战场，美国人的空军是非常厉害的，有绝对的优势。据美国自己的资料透露，他们在朝鲜战场出动的飞机是104万架次，平均每天800架次，最多一天2000多架次，投下的炸弹有69万吨。

记：在这种情况下，您的身边每天都可能有战友倒下，您有没有拍过这样的照片？

黎：坦率地说，一张也没拍过。

记：为什么？

黎：那种场面，那种形象，不忍拍，手按不下快门。

记：可是，作为对战争残酷的记录，著名摄影记者卡帕在西班牙战争中拍摄的那张一名战士中弹倒下的照片是震撼世界的。

黎：不一样。在我们那个时代有一个情感的问题。也许，你们现在不大能理解。当战友倒下去的时候，拍那种血淋淋的场面，很不忍心。假如让我去拍的话，我得先给他洗洗脸。就是那么一种心情。金城战役时，我遇到一个战士，在往前方送弹药的路上被美军的炮弹炸伤了腿，不管我怎么劝，就是不肯回去包扎伤口。当时天很热，伤口极容易感染、腐烂。果不其然，等战斗结束后，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牺牲了。身体因为腐烂，头涨得变了形。真的让人惨不忍睹。天天和那些战士在一起，就像你的亲人一样，你很难做到置身度外，成为冷静的旁观者。而且，战争的那种残酷性，你们是很难想象的，有时候，人倒下去，就像割麦子一样，一倒就是一片。我拍过一张攻打529.3高地的照片。这个高地是金城川和北汉江的一个交汇点。为什么要打这个山包呢？实际上是为金城战役作掩护。首先，给敌人一个假象，其次是为将来打金城川，抢一个制高点。头一天，这个山是绿绿的，一夜打下来，第二天早上一看，整个山全部是秃的。后来，战士们在山上筑工事，一锹下去，土全是松的，挖下两米多，还有埋在底下的尸体。你想，就这么一个小山包，你打过来，我打过去，翻了几个过，连山都打松了，更何况人呢？我们被卷入朝鲜战争是被迫的。我们是抱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信念跨过鸭绿江的。有许多好兄弟、好姐妹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我现在想起这些还是激动。

记：在金城反击战那十几天里，您一共拍了多少张照片？

黎：135毫米的胶片3卷多。

记：那么少！

黎：的确，那时与今天是没法比的。而且远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解放战争那会儿，一场战斗下来，顶多拍三五张片子。到了朝鲜，说是可以放开拍了，一场仗下来也就是三五卷。我当时用的是莱卡B型相机，已经算是不错的了，但胶卷很紧张，因为那里我们自己还不能生产胶卷，都是用宝贵的外汇从国外进口的。长期的战争环境，使大家养成了节俭的习惯。

北京晨报访谈（2000年10月28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