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说说邓和毛的一个小故事 -- 史文恭

“省委主要领导人（狸井泉）主观臆断，独断专行，搞瞎指挥。举的例子就是破坏了几千年来行之有效的冬水田制度。他不管水利条件如何，硬性规定必须放多少冬水田种小麦。结果水放不干，造成小麦播种时积水歉收。第二年小麦收后马上要栽秧，天不下雨，田中无水秧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减产，两头失着。为了表面好看，他还在铁路、公路、交通沿线搞“高产路”，把远离公路地方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集中在“高产路”沿线，只图表面好看，造成新的“一平二调”。同时还大搞“一个样”，规定拉绳插秧搞密植，无论山上山下、平坝丘陵，都要同时栽种收割。”

有个霍邱县的例子：

“我采访了1959年的县委常委、1960年的县委副书记张德新，

张德新向我介绍了县里的情况。1962年初，中央召开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县长代表本县参加。为了上报死亡人数问题，县委常委开了两晚上会，最后决定了7万人的上报数。这里顺便交代一句，后来我终于从县志第三章“农业”中找到一句话：“1959年至1960年两年，全县非正常死亡农业人口七万多人”。显然这个“七万多人”来自县常委会议决定的上报数。“七千人大会”期间，省委给县委打电话，要求如实上报死亡人数，这次报了十二三万。这位当年的副县长十分肯定地说，实际上死亡的人要多，估计在十六七万，至少不会少于15万。”

“六安行署计划委员会1980年编写的六安地区《国民经济统计资料（1949－1978年）》（上册），霍邱县1959年死亡人数为9670，1960年为41360人，两年相加为51030人，资料上的死亡人口总数只相当于这两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一。”

邓小平为何向毛泽东承诺永不翻案

作者：李恒昌

来源：潇湘韬略

1、低头的勇气

林彪事件后，身在江西的邓小平感到了复出的希望。他曾写信给汪东兴，委婉地表达了希望毛泽东主席能给他回京工作的机会。信发出后，他静静地等待了4个月，依然没有得到让他重新工作的消息。他知道，有些问题，必须直接书面向主席做出说明和保证。因为，主席对他的复出毕竟有一定的顾虑。

于是，他于1972年8月，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他坚持向主席的心坎上写，对毛主席的疑虑一一破解。

首先，他表明了对林彪事件的立场。他表示自己反对林彪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只提老三篇的问题。他认为更多的毛泽东思想值得人们学习和运用。这一方面表明和对林彪的态度，同时还给主席戴了一个“高帽”。

第二，他说，林彪和陈伯达想整死他。感谢主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自己的保护。意思是，我虽然被整，我不怨您，也不会记恨于您。都是林彪陈伯达干的。

第三，他再次对自己参加革命工作以来的错误进行了深刻检讨。包括当年在广西离开红七军，建国后没有消除资本主义思想，也包括有些工作不向主席请示的问题。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邓小平表示，自己绝不会对文化大革命“翻案”。

这句话，非常管用。他解开了毛主席的心结，最终得以重新回到北京。

大家知道，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从另一个角度讲是“翻了案”的。但是，不能据此说邓小平言而无信，或者说当年故意欺骗毛主席。

要知道，邓小平之所以向主席承诺“永不翻案”，其实是在巨大勇气鼓舞下的智慧和策略。

低头需要勇气，抬头需要底气。人生需要低头的时候，不能硬要把头抬起。这不是屈服，而是为了长远和大局。

西班牙诗人洛尔迦说，我的头低着，灵魂在飞翔。当年，身在江西给毛主席写信的邓小平，大概就是这种境界吧！

2、并不绝对的一分为二

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在由美国总统举行的国宴上，麦克雷恩对邓小平说，你们国家有一位文革时期下放到农村的知识分子，他说非常感激当年从种蔬菜中学到的知识。麦克雷恩这段话是想表达在有些人看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一无是处，它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面对麦克雷恩的说辞，邓小平直截了当地指出：“他撒谎！”一语既出，掷地有声。随后，邓小平向麦克雷恩讲述了文化大革命有多么可怕，给中国人民带来多么大的灾难。言谈之中，对文革全盘否定，没有丝毫肯定。

邓小平是深谙唯物辩证法，特别是一分为二的大师。对很多事情，他都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譬如对自己的功过，自我评价为三七开。可是，对有些事情，他却不按照传统说法，进行所谓一分为二地解释。譬如文革，他全盘否定。譬如江青，他给她打零分。

邓小平为何这样做？难道他对不同人不同事物持不同衡量标准？非也。时间、地点，尤其是主要矛盾不同之故也。当时，我们党的主要任务是停止文化大革命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引导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如果在那个时候，依然按一分为二的观点，说文化大革命也有积极意义，岂不是使反劲吗？

这正如，“左倾”和右倾都是不好的“倾”。只是因为它们在某一阶段表现是否突出有所差异，于是便有了，我们既要反对右，也要防止“左”，当前主要是反对“左”。

邓小平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包括一分为二，也包括这句话本身。

3、突破合围

邓小平当年之所以下定决心打越南，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苏联和越南勾结在一起，对中国形成合围之势，压得中国有点喘不过气来，必须采取一定的反制措施；二是他们先是让越南悍然入侵老挝，随后在中越边境不断骚扰中国，同时做好入侵柬埔寨的准备，必须给他们一点教训才能阻止他们进一步扩张的野心。

虽然战争的理由相对比较充分，但真正下打的决心，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因为，打越南容易，防止苏联介入难。为此，邓小平做出果断判断，苏联大部分军队集结在欧洲，要想介入没有一个月的时间调动军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基于这一判断，邓小平决定，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歼灭战，时间为一个月。

个人形成成熟的想法后，邓小平围绕这场战争，做了三个方面的准备。首先，在领导层，特别是在军队高层统一思想。毕竟，当时不少领导同志对这场战争的理由，以及战争会打到什么程度，特别是苏联究竟会不会介入有不同的看法。邓小平用自己的睿智说服了大家。

高层形成统一意志后，邓小平紧接着让军队做好战斗准备，准备时间一个月。

随后，邓小平开始寻求国际上的支持。他借出访之机，向美国总统卡特、日本首相和新加坡总理说明中国准备打越南，以及打越南是为了阻止苏联和越南在东南亚进一步扩张的目的，寻求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这些工作做完后，邓小平才指挥部队开始动手。在这场速战速决的战争中，有三个细节格外引人注意。

在时间选择上，选在2月份。此时，越南进入旱季，而中国军队不太适合在雨季作战，有利于我方；同时，此时中苏边境的乌苏里江上的冰层开始融化，苏联真要介入，也无法利用冰面越过中苏边境。

在动用兵种上，邓小平并没有让陆海空全上，而是只选择了陆军，没有动用海军和空军。这样虽然战争代价大一些，但可以避免苏联用同样的军种介入。因为，咱们一旦动用海军和空军，苏联的军舰和飞机也许就会立即出动。要知道，空军和海军的调动和集结要比陆军容易得多。

在范围控制上，邓小平只要求军队攻占他们的五个省会城市——谅山、高平、老街、河江和老山，军队打到接近首都河内时，便立刻收兵，达到告诉越南我可以打到你首都的目的就撤回。这样既可以避免越战时期美国深陷泥潭拔不出腿的尴尬，有有效避免苏联利用充分时间从西北调兵介入。

后人对越战的功过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中国的所谓胜利，以损失惨重为代价。也有人认为，自卫还击战不久就和越南和好，那场战争实在没有意义。这些看法，其实并没有道理。因为，对越自卫还击战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在异常艰难的形势面前，有效地打破了苏联和越南对我国的合围，为我国建设和发展提供了较好国际环境。

这方面，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得非常到位。他说，西方媒体认为中国的惩罚行动是失败的。但我相信它改变了东亚的历史。越南人知道了如果他们越过柬埔寨再进攻泰国，中国就会发动攻击。苏联人也不想在亚洲一个遥远的角落里陷入长期战争。

总结邓小平领导对越自卫还击战胜利的经验，可以概括为三条：

一是胆大，不怕事。不相信大国的讹诈。表面上他们气势汹汹，一旦真打起来，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二是眼宽，不局限。有大局观，做好多方面准备，包括寻求国际上的支持，尤其是另一个大国的支持。

三是心细，不空想。无论是战局整体考虑，还是具体细节，都非常细致，绝不纸上谈兵。

当今时代我们面临的形势和当年的形势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当年，苏联联合越南等国家，在周边作乱，目的是包围中国。如今，美国重返亚太，联合日本、越南、印度和菲律宾等国形成对中国的合围之势，也有同样的意图。

面对美日等国的包围，我们感到巨大压力。我们能否也像当年邓小平通过打越南突破苏越合围一样，通过给日本或越南一坚决教训，让他们放弃损人利己的图谋呢？值得深思和考虑。

同时，一旦中日围绕钓鱼岛问题开战，我们是否会像当年邓小平同志那样，胆大眼宽心细，既速战速决，又防止美国过度介入，同时还能达到教训对手的目的呢？这考验我们的智慧和能力。

邓小平：向真实低头的勇气

王育琨 2020-01-24 投诉阅读数：88069

弄权的把戏玩惯了，不屑于向真实低头，结果导致武汉疫情的空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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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真实低头的勇气

武汉疫情爆发开始，一度调动一切手段来瞒天过海，拿百姓生命当儿戏。说到底，弄权的把戏玩惯了，不屑于向真实低头，结果导致疫情的空前发展。

邓小平是个接地气的俗人，他最大的长处是勇于向真实低头。他从来不端着，也没有面子去回护，更没有瞒天过海的自以为是，他敬畏真理，敬畏人民，敬畏实事求是，他勇于向真实低头。比如中美关系，邓小平的逻辑看上去很俗，却透露着真：

问：为啥特别重视中美关系？

邓小平：凡是和美国关系好的国家都发展得不错！

向真实低头可不容易。接地气的俗人会向真实低头。俗人懂得敬畏至人：至真，至善，至美，至诚。而弄权者却不懂。他们幻想“指鹿为马”，常常睁着眼睛说瞎话。但愿武汉这场深刻的危机，可以唤醒人们：千万别跟真实作对！要敬畏真实，要勇于向真实低头。

王育琨

2020.1.24

你这个是安徽的，也有点符合事实，但是和四川啥关系呢？

（1）事先带有偏见的调查组

据李坚的回忆：1960年春以来，中监委不断收到下边干部群众的来信，反映安徽省一些地方有得肿病死亡和饿死人的问题。中监委对这些反映非常重视，当年曾先后三次派员和工作组到安徽调查了解情况。三次工作组下去之后，都查出有些地方确有来信中所反映的严重问题，但是却都“无法查实饿死人的具体数字。”这里解析：一个地区死人的数字，当时包括因肿病而死的人和因患各种疾病而死的人，以及事故和正常年老而死的人与饿死的人，这是几种不同性质的问题，而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要正确地把这些情况区别开来，都是一个十分复杂、困难的问题。在这种无法科学确认的情况下，当时中监委三次工作组都没有确定安徽全省饿死的人数，不能不说是一种负责任、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相对于那种轻率、武断下结论的做法，要老实、慎重得多。然而当时中监委领导却不满意于这种调查，他们一定要得出安徽饿死多少人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中监委又派出当时的农村处处长李坚任调查组组长，再次前往安徽，即是说一定要查出安徽饿死多少人的具体数字。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李坚调查组想出了一些招数，如事先商量好，提前下车，对安徽的干部来个“措手不及”、突然出击等。可见其是抱着势在必得的心志，一定要拿出一个令领导满意的数字为战绩。

（2）所谓饿死人的数字主要是来自一部分干部的汇报

李坚在回忆中极力说明，安徽饿死人的数字是根据其亲自“听到”、“看到”的第一手材料得到的，因而是真实的。那么就看看他究竟听到什么、看到什么吧。在全省饿死350万人的数字中，仅蚌埠、阜阳地区就各有100万之多。李坚在回忆中明确说，这100多万分别是根据蚌埠地区监委的一位同志和阜阳地委书记汇报的。他说：“之后我乘安二飞机到了阜阳，在阜阳，据地委书记魏超云汇报，当地饿死人数是100万左右。”解析：查历史资料，1959年阜阳全地区总人口是800万，其中农村人口不足700万。按照魏超云的汇报，当时全区饿死人口就占总人口的七分之一。这么大的数量几乎平均每户就有一人，那么必然到处看到尸骨横陈的状况。又由于各县的灾情是不会均衡的，对于部分重灾的县、社来说，必然会有一些村人口灭绝的情况，否则绝对凑不出饿死100万的数字。然而，无论当时的李坚还是任何人，有谁看到过阜阳有尸体横陈的状况吗？有任何一个大队、公社人口灭绝的例子吗？既然从没有人看到过这种情况，那么对于正常人来说，谁会相信全地区饿死100万人是真的？而当时的蚌埠地区，总人口不过300万，而其中饿死100万，更是不可设想。如果那样，必然有大量人口灭绝的无人区。这种事实谁见证过？然而它却存在于中央调查组之口！这里人们不免还会想：那位地委书记魏超云所谓“饿死100万人左右”的数字又是从何而来？在当时那种上级需要什么数字下级就会提供什么数字的风气下，这“100万左右”之数岂不是脱口可出吗？而且下面越是把灾情说得严重，就可以得到上级更多的救济，何苦而不为呢！当初一些干部曾吹嘘过亩产万斤，当形势一变，焉知他们不会虚报饿死上万人的数字？问题是，作为中央大员的李坚，竟把这种哄骗上级的把戏信以为真，如获至宝，而且还美其名曰是“来自实际调查”！

（3）全省被饿死350万人的数字是如何得出来的

李坚说：“从生产队到公社，再到每个县，统计数字逐级汇总，最后，得出安徽全省饿死人350万的数字。”俨然是一副认真负责、胸有成竹而又充满自信的工作方式。然而，读者在其叙述中既没有看到调查小组对全省各基层生产队、公社逐一调查访问的经过，又没有看到提及的各县、公社饿死人的详细报表、名单，以及统计和核查的情况，那么所谓“逐级汇总”怎么可能存在？岂不整个是以偏概全、以个别代替整体方式的主观臆测和估计吗？如果李坚等人手里真有那种所谓“逐级汇总”的统计材料，那是最有说服力的实据，那么何不爽快拿出来，公示于众，让人们一看究竟，何需发如此漏洞百出、令人存疑的文章？这个“逐级汇总”的材料纯属子虚乌有，而有的只是李坚的编造和臆估！读者从安徽省公开出版的《张恺帆回忆录》中看到这样的报道：“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参加安徽组讨论，追问安徽饿死了多少人，第一次报40万，后来追问紧了，报到400万。”而按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的估计，大概为500万人。（根据《张恺帆回忆录》，安徽全省1959年至1961年实际死亡人数是548万，除去正常死亡数、逃亡及失踪数等，安徽饿死约500万人。）——从这里看出，在关于安徽饿死人这样重大问题上，在高层官员中竟有如此多种数字：40万、400万、500万，还有中监委李坚调查组的300万、350万。而且相互间差别如此之大！读者相信，如果再有官员出面追问，定还会有其他不同的数字出现。饿死人的多少，完全成了官场中的一种政治需要、否定前人的一种手段。这里充分证明了这些数字的荒诞不经，毫无客观真实性可言。当官员们杜撰如此庞大的死人数字时，是否想到当时安徽全省的农村人口才只有2997万，假如其中有上百万、四五百万人被饿死，那就是说平均每六人中就有一人，家家都有人被饿死，并必然会有大量人口灭绝的情况。如此涂抹事实、违背常理的行径岂能欺骗得了广大百姓吗？尽管有人提供出多少个别凄惨、逼真的具体事例，但也改变不了总体的客观事实吧！

本文是自《澄清史实——对新中国前三十年若干历史问题的研讨》中摘取的一篇文章。该书是由燕凌斯小组撰写的。今日转载于此，希望更多人能看见这篇文章，若侵犯了创作者的权益，请联系我删除。

神奇的一千万整数　　

柳鲲鹏

2010-6-13

关键字：反毛先锋 李成瑞 一千万

简介：李成瑞在1984年《统计年鉴》编造了一个神奇的“一千万整数”，给所有的反毛（特色和右派、洋奴学霸贪官奸商）提供了最厉害的大杀器。而另外一伙反毛大将则编造了另外四川饿死一千万的整数。吾忍不住要问李成瑞、杨尚昆、廖伯康，当年饿死几千万的时候，尔等在干什么？

　　前一段时间吾写了一篇《给硬盘分个整数大小的区》文章。为了给硬盘分一个整数大小的区，吾从构思开始，倒数据、实验、重装系统真是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这么点事情，出一个整数都如此困难，更何况其他？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一个整数，真是难如登天。比如钞票无数，汝发现了几个万级的整数号？

　　众所周知，现在反毛最大的利器就是饿死三千万。这个数据从哪里来？就是从前国家统计局长李成瑞那里来。据说李成瑞现在经常宣扬毛主席。那人家要问了，汝宣扬毛主席什么啊？总不会是死人好吧？从这一点说，李成瑞是最早的反毛先锋毫不为过，而且是总先锋。

　　李成瑞这个数据从哪里来？想当年人都饿死了，整县整县的都饿死了（反毛大将罗永浩语），谁去统计啊？更神奇的是，李成瑞提供的1984年《统计年鉴》中，有一个神奇的“67207/66207”，即1959、1960年两年人口分别是67207、66207，整整一千万！怎么就这么巧呢？这个《统计年鉴》发表后，霉国随即有人计算饿死了多少人，怎么看都是内外勾结起来的结果。反毛先锋李成瑞随后还有重量级文章《“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装模作样的修正饿死了多少人呢。

　　据右派说，共产党不是好东西，都是谎言造假。李成瑞的千万整数，不仅是共产党员提供的，而且是以特色旗号提供的，那么是相信呢还是不相信呢？哪个右派正面回答一下？

　　有意思的是，近来看《疑似“被老混混”的廖伯康》才知道，这个1千万还无独有偶呢。一篇《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大饥荒四川饿死1000万人》中说，1962年6月，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声称“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廖伯康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竟然有中央不掌握的绝密资料：“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注释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注意这个宝贝）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

　　真巧啊，“正好约为一千万”！神奇吗？现在还有更加神奇的两个细节呢：

　　而杨尚昆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汝这个数字！”更神奇的是，杨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折叠账本式本子，打开看了一下，又说了一句：“就是汝这个数字！”杨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

　　上网一查，《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是1988年10月创刊的！这位廖伯康何以如此神奇，竟然于1962年看到了1988年的书？

　　最后吾忍不住要问，当年饿死几千万的时候，尔等在干什么？

　　为了研究，吾特别列出这个统计年鉴1958-1961年的一些数据。象这样一个全面数据的造假，是非常复杂的，一定有各种各样的蛛丝马迹。在看数字之前，先提出以下疑问：

　　看到粮食产量这几年的数字了吧？整齐得没有天理了！就是这样统计数据的？

　　关于人口增长率，1958年之前的数字明显低于1962年，1971年开始恢复，为什么？有什么玄机？明显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把以前减少的数字补上。

　　第95页的部分预期寿命也很有意思。1953年北京市区61.2/60.5，1964年上海市区69.3/72.3，北京上海不会有太大差别，可以认为一样。10年怎么提高的？不是大批死人了吗？

孙经先关于我国历史上户籍人口大量漏报或虚报问题的揭示

在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我国人口数据中，可以看出有许多年份出现人口异常增多与异常减少的现象。这些统计数字所依据的是公安系统历年的户籍登记。通过研究发现，由于在50年代至60年代初，我国户籍管理制度并未建立起来，尤其是广大农村，户籍管理很不严格，新生儿出生漏报户籍、死亡人口不消户籍的现象大量存在。虽然国家在1958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但真正落实却在1960年之后。这样就造成当时的人口统计数字与实际人口偏离较大。尤其是在1956年至1964年间我国出现的大量人口迁移中产生的户籍重报、虚报、漏报等问题更为突出。主要表现为：（一）在1956年至1959年期间由于工业化发展需要，“大跃进”运动的出现，全国有3010万农村劳动力被招工进城，全部加入城镇户籍（包括部分家属），成为工业战线上的职工。相关资料显示，其中有1144万人以上虽然在城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但却没有在农村原籍办理户籍迁出手续，造成了1144万人的户籍重报、虚报。这成为1956年、1957年、1958年三年统计人口呈现连续高增长态势的一个重要原因。（二）在1960年至1964年间，为了克服当时的经济困难，从1960年9月起，我国决定大规模精简工业职工和城镇人口。仅从1961年至1963年全国共减少城镇户籍2600万人。办理城镇户籍迁出手续的人口合计2325万人。但其中1377万人却没有在农村办理迁入手续。再算上1960年和1964年的同样情况的数字，期间漏报户籍约1510万人。1960年之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在1956年至1959年期间产生的农村户籍重报的1144万人被逐步销除，这两项因素，造成这一时期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减少2654万人。尤其是1960年、1961年出现连续比上年减少的现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实际人口的减少，与人口死亡没有任何关系。在新中国历史上人口异常变动最引人注目的是1960年。按照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数据，这一年比上年减少1000万人。这样大的人口异常减少，其真实性令人置疑。经查有关人口资料，当年因户籍迁移造成的漏报约695万人。根据全国第四、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当年存在严重的出生漏报现象，初步估计为420万。考察50年代由于户籍管理制度没有建立起来，死亡人口不消户籍的现象大量存在。这成为在1958年前显示死亡率较低的重要原因。而这些死亡漏报的户籍在1960年前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中被逐步注销，因此在当年户籍中呈现出死亡人口偏高的问题，按照相关数据可估算出约多出了500万。这三项数据加起来，当年的实际人口应多出1615万。由此清楚地看出，1960年我国实际人口不仅没有比1959年减少1000万，而且还增长了600多万。当然，比之1958年前的人口数据，1960年的增长率显然降低了，按照调整的人口死亡率达到17.85‰，比上年增多了3.2‰，即多死了约219万多人。综合1959年至1961年三年期间超线性死亡约400万人。但这些死亡人口并不意味着都是非正常死亡，更不意味着都是饿死的。即使其中有饿死的，也不会有数百万以上的数字。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写的《中国灾情报告》曾指出：我国1959年至1961年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04万人，其中1959年是1.8万人，1960年是37.5万人，1961年是64.7万人。书中还说明：“非正常死亡”，主要包括因冻、饿、水肿病死亡以及工程伤亡、自杀等死亡。（摘编自孙经先2013年5月16日《彻底揭露“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谣言》）这种说法大体切合实际，值得参考。

1959年阜阳全地区总人口是800万，其中农村人口不足700万。按照魏超云的汇报，当时全区饿死人口就占总人口的七分之一。

李坚调查组想出了一些招数，如事先商量好，提前下车，对安徽的干部来个“措手不及”、突然出击等。可见其是抱着势在必得的心志，一定要拿出一个令领导满意的数字为战绩。

本文摘自《南方都市报》(2012年2月15日 AA28版) 作者：韩福东 原题为《亲历七千人大会：1962年前后，漩涡中的安徽》

50年前，去北京开会时，冯希仁40岁，是安徽第一纺织印染厂党委书记。这是一家有七八千职工的大企业，冯希仁因此有机会成为七千人大会的亲历者。冯希仁记得，合肥市共派出六名代表与会，其中厂矿代表4人，市委代表2人。其他五人现均已去世。（注1）那是1962年1月，他们与安徽省其他代表一道，搭乘火车北上，住在北京友谊宾馆内，经历了人生中一段不同寻常的旅程。

在全国范围内，安徽算是“大跃进”的重灾区。“有天灾，有人祸，有的地方风调雨顺，天气不错。”马维民说，就安徽而言，皖南灾情少些，江淮与淮北死人最多。凤阳位于淮河中游南岸，以花鼓著称，是安徽生产落后地区，灾情比较严重。十余年后，正是这里率先开始了“大包干”的民间尝试。马维民说，彼时安徽省内口号繁多，诸如“拿起巢湖当水瓢，哪里干旱往哪浇”之类，“人定胜天”思想风行一时，各地纷纷造假“放卫星”，“你亩产一万，我一万五，他两万，一个比一个多，几亩地的稻子堆到一亩，小孩可以坐在上面不动。”

“如果初级社的时候稳住，不再往高级社、人民公社上搞，就好多了。”马维民一直在安徽从政，他当年也曾觉得农民集体吃公共食堂不要钱是对的，这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必须。不过，在他去凤阳就职时，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中央开始纠正“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也在全省推广“责任田”。 “搞责任田之前，曾希圣曾在广州问过毛主席，毛主席开始同意，但后来又批他。”马维民记得，当时在安徽省内，关于责任田也有不同意见，“有人愿意，有人不愿意。因为邻省都没搞，所以很多人不赞成，说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单干风’、‘平反风’。”不过，责任田1961年还是在安徽推广开了。（注7）

1958年秋天的时候，他带着安徽第一纺织印染厂两个劳模去巢湖参观卫星田，在那里吃了顿饭。“我当时就有怀疑，他们怎么可以在稻子顶上走？其实是把快熟的稻子都堆放在这一块空地上了。稻子站不住，就在下面搭木架架起来。我仔细看，看出了这一点，就问村干部搭木架干什么？他们说太密了，为了搞通风。我当时想，也有道理。就是有点怀疑。” 冯希仁工作在工业，对农业并不了解。但在去个人家粮仓参观时，他发现仅仅上面一层稻米，下面全部是稻糠。此时，虽然还没有饿死人，但已埋下了伏笔。待到饥荒严重时，冯希仁曾带着八九个纺织印染厂员工去肥东县参与救灾，他兼任该县陈集乡党委委员，目睹了大面积的非正常死亡。“刚开始还可以，后来我们连续三天没东西吃。我住在大队部里面，受不了了，去村里都走不动，要拄棍。全村没有冒烟（生火做饭）的地方，家里不让做，食堂也停了。其他瓜菜什么的都没有，一人一天只发2两粮食，又保持不住，领一次吃三天。没粮了再去运，农民要排队领粮，吃三天，饿三天，水肿，很快就死了。”

冯希仁说，“大跃进”导致日常生活困难，他所在的安徽第一纺织印染厂，也开始大炼钢铁，甚至把竹篱笆组成的围墙都拆了炼钢，但生产还算一直正常，虽然也放虚假的卫星，但并不如农业战线那么夸张。冯希仁是安徽第一纺织印染厂建厂元老。该厂成立于1954年，最初有上海荣毅仁的投资，后公私合营，转为国有。该厂原归纺织部直管，后管理权下放到安徽省，又下放到合肥市。这种管理权下放，在七千人大会之初，被认为是“分散主义”的重要内容，而受到批判。（注8） “大跃进”期间，合肥的工业受到负面影响。“很多项目上得过快，摊子铺得过大，战线拉得过长，以致不少项目都因资金和技术严重不足，原材料供应紧缺等诸多问题影响，被迫半途搁浅；有些企业虽勉强上马，但不久也都相继下马，造成人、财、物的巨大损失和浪费。”“1959年统计，合肥市工业盈利企业利润总额为4965万元，亏损企业亏损总额为1338万元。到‘二五’期末，即1962年，盈利企业利润总额降至1802万元，比1959年下降63.7%.相反，亏损企业亏损总额却上升至2301万元，比1959年增加了71.97%.”（注9） 1962年初，冯希仁接到合肥市委通知去北京开会，他当时并不了解开会内容，也不知道要去北京待几天。他回忆，合肥市与他同去的还有合肥市委第一书记刘征田、一位市委副书记及合肥钢铁厂、矿山机械厂、重型机械厂的领导。在凤阳县，与马维民同去的是县委副书记张秉尧。

非正常死亡人数：

1958年：3366＊（12.3－9.55）‰＝9.26（万人）

1959年：3410＊（16.7－9.55）‰＝24.38（万人）

1960年：3235＊（68.6－9.55）‰＝191.03 （万人）

1961年实际死亡率低于正常死亡率。可以说没有饿死人。

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24.67万人。

正常出生率＝[(27.7+33.2+29.7)/3+(39.9+41.8+41.1)/3]/2=35.55(‰)

1958年：3366＊（35.55－23.8）‰＝39.55 （万人）

1959年：3410＊（35.55－19.9）‰＝53.37 （万人）

1960年：3235＊（35.55－11.4）‰＝78.13 （万人）

1961年：3016＊（35.55－12.3）‰＝70.12 （万人）

4年少出生人数为241.17万人。

安徽这个数据本身就有很大的争议，我们引用的安徽统计年鉴是死亡人数最少的证据。

1961年5月，中央监委调组李坚写了一份报告：《安徽省肿病人、封锁消息、大批惩办干部的情况报告》，这个报告称，安徽饿死了300万人。

曹树基教授计算的结果是，从1959年到1961年，安徽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630．6万，占饥荒前人口总数的18．3％

户籍管理部门的分县市死亡人口统计显示，仅1960年一年，安徽省就有192万人非正常死亡。

根据安徽地方史资料，解放前民国死亡率统计过三次，三次都是千分之二十，建国后除了60年死亡率超过千分之六十外，另外两年死亡率比建国前还低。

1958年撤销驻马店市，原驻马店市改设为镇，并入确山县。信阳专区辖1市、17县。

1960年撤销信阳县，并入信阳市；撤销淮滨县，并入息县、固始2县。信阳专区辖1市、15县。

1961年恢复信阳县（驻平桥）。信阳专区辖1市、16县。

1962年恢复淮滨县（驻淮滨镇，即原乌龙镇）。信阳专区辖1市、17县。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4MDExNzg3Nw==&mid=2659142574&idx=1&sn=de416881f0aed12a5d4a55253ac25e91&chksm=f036bcb4c74135a25290e3ecdf3f5cdb42e81e53470c8214bcc5319938a9a3d4b25c6c54295f&scene=27

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1）期间，全国有多少人因困难非正常死亡一直争论不休，或者说是个屁股决定脑袋的问题。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廖盖隆在《炎黄春秋》杂志第2000年第3期发文：在大跃进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达4000万人（茆家升《曾希圣的功过是非要分清---读后》。

国防大学教授丛进：“据测算，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丛进：《曲折的岁月》）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推算，1959-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3250万（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

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墓碑》“当年中国饿死了3600万人”。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发生饿死三千多万人的大饥荒”（茅于轼：建国六十年的经验教训和对世界的贡献）

美国人口学家科尔在1984年出版的《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中国在1958到1963年超线性死亡（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680万。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大约2000万到3000万人由于缺乏营养的灾荒而丧生”（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353页）

2008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非正常死亡人数约2144万。

《大英百科全书》认为：饥荒死亡人数2000万。

原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推算饿死1697万。《中国出生率与死亡率的校正》)

中科院的报告：“三年困难时期，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足而死亡约1500万人。”。（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生存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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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师范大学教授孙经先：“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仅有250万人“营养性死亡”“（，《中国社会科学报》）

《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我国1959－1961 年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04 万，其中1959 年1.8 万人，1960 年37.5 万，1961 年64.7 万”。

涪陵

1953年长寿、垫江二县划入。

1958年酆都县改名丰都县，长寿县划入重庆市。

1959年长寿县划归重庆市；石砫县改名石柱县。

四川荥经，三年饿死三万四千多人，人口减少53.15%以上，为四川之冠，称“荥经惨案”。

1962年四川省委工作会议，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有一个村死得一个不剩，连埋人的人都没了，只得派另外一个村的人来埋人

...◆◆@樊建川

1960年，大饥荒，荥经县，处理违法干部，例如，李XX，男，27岁，副队长，他殴打38人，打死4人。如：＂刘修全，男11岁因拿厚皮菜被拳打脚踢，吊打前无病，打后二天死去＂。哎，奉命执纪，下手过重，民怨沸腾，不得不捕。然，高举轻放，李副队长仅仅劳教3年。

噫，四条人命三年刑，一条人命不值一年徒刑。

作者：netsys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5812463/answer/138293668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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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的大饥荒年代

作者:晏乐斌　　

1960年12月至1961年5月，我随刘世杰同志到六盘水地区的水城县参加整风整社工作。先是在该县的尖山坝公社，我在工作队队部工作。尖山坝公社地势平坦，是水城县的产粮区，“大跃进”以来，“五风”严重，干部瞎折腾，违法乱纪的也多，秋收过后就出现饿饭，反瞒产私分运动中搞得农村鸡飞狗跳，浮肿病人多，妇女普遍出现停经、不孕、子宫下垂三种病症，1959年至1960年全社饿死一万多人。

我们省政法机关来的100多工作人员全部被派到全社各管理区、生产大队。我们没有按照省委的部署来“夺坏人的权”，而是采取“团结、依靠、信任”绝大多数基层干部，靠生产自救，救治浮肿病人，清理、整顿公共食堂，经过3个多月的工作，生产在恢复，浮肿病得到初步遏制，食堂恢复了生机。

在这里我们除对几个违法乱纪致死人命的干部搜集、整理材料，上报水城县去处理外，其他人我们一个也未动。

1961年3月12日工作队全部撤离该社。我与另外两位同志留下来作巩固工作，直到3月20日我们三人经由县城到该县南开公社继续参加该县的整风整社工作。我们三人在去南开公社的途中，翻越了一座高山，坐下来休息时，便到路边一社员家讨水喝，发现一位40来岁的妇女正在她家堂屋用菜刀砍一具小孩的尸体，这个小孩尸体的手脚被肢解，头部已砍下放在一边，尸体发出腥臭，我们询问她为什么杀孩子，她回答：“不，不，不，不是我杀的，是孩子今天早上饿死的，全家人饿饭，没有办法，为了救命，不得不拿来吃啊！”又说：“哪个人狠心吃自己的孩子啊！”经她这一说，我们也无心讨水喝了，立刻退了出来。

第二天我们赶到南开公社工作队所在地，将这一情况向工作队作了报告，工作队队部的同志说，全社吃死人的情况还有几起，后来经过工作队搜集了解，从1959年至1961年5月我们撤离，该社饿死几千人，全水城县饿死8万多人。

后来县委书记刘福臣被逮捕法办，判刑劳改。

423乘1.2（二普人数为一普的1.2倍）等于507，减372等于135。我说光涪陵专区就死了不下百万人并非毫无依据。